民诉法虚假诉讼法条

⑴ 旧民诉法253条现在改成第几条

被删去了
旧版第二百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决定保全的财产需要监督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负责监督，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这一条属于原二十六章“财产保全”的内容，在新法里被删去了这一章。
此次《民诉法》的修改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公益诉讼列入法条、增加小额诉讼的内容、电子数据被列入证据行列，虚假诉讼可能被追刑责等一系列修改，将改变民事诉讼的程序和面貌。

⑵ 恶意诉讼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目前，我国实体法上尚未对恶意诉讼侵权进行规定。从大的范围来说，恶意诉讼侵权属于一般侵权，但又与一般侵权在构成要件有所区别，它不仅要求侵权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而且要求侵权人的动机是恶意的，即其提起诉讼的动机不正当。故，成立恶意诉讼侵权的构成要件为：第一，主观上明知自己提起的诉讼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第二，提起诉讼的目的在于获得非法利益;第三，实施了伪造事实或提出毫无根据的诉讼的行为;第四，恶意诉讼给被侵权人造成了物质损害。恶意诉讼分为两种情形，单方恶意诉讼和双方恶意诉讼，单方恶意诉讼是一方为了获得非法利益而恶意针对被告方实施的不当诉讼行为;双方恶意诉讼是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规避法律或虚构事实、法律关系损害他人利益的诉讼行为，因此双方恶意诉讼又被称为虚假诉讼。恶意诉讼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一般是损害赔偿和恢复原状，如果恶意诉讼获得了法院不公正裁判，需要通过再审程序撤销裁判后才能提起恶意诉讼侵权诉讼。

⑶ 论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论述题)

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个引人瞩目之处，是将诚实信用原则明文化、法定化。新民诉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鉴于在民事诉讼实践中，普遍地存在着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形，恶意诉讼、虚假诉讼、诉讼中的虚假陈述、拖延诉讼、伪造证据等时有发生，因此，在应对社会诉求方面，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并非仅仅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层面的意义。因为，整个社会的诚实信用丧失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将诚实信用原则法定化，有助于引导、规范人们的诉讼行为，也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度。人们相信只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诉讼公正、高效、低成本的价值追求都能够充分得以实现。
一、诚实信用原则化的认识基础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许多人认为，只有植入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对传统的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辩论原则）、处分权主义（处分原则）的修正或限制（甚至是诉讼模式的转换——社会性民事诉讼、协动主义的诉讼模式），转变传统的诉讼观念，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和正义，充分实现民事诉讼关于真实、公正、迅速解决纠纷的价值追求。很显然，这种认识的观念基础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相反，是一种国家本位、社会本位、义务本位的观念基础。
随着诚实信用规制逐渐超越私法领域，扩展至公法领域，成为普遍的法律原则，即使不考虑私法权利义务与民事诉讼权利义务的联系，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也将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样一来不仅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诚实信用原则。
基于上述认识，1895年奥地利民事诉讼法、1911年匈牙利民事诉讼法、1933年前南斯拉夫民事诉讼法、1939年德国民事诉讼法、1942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均相继规定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有真实陈述之义务，尤以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最大。1990年修订的韩国民事诉讼法第1条明确规定：“法院应为诉讼程序公正、迅速以及经济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及诉讼关系人应当诚实信用地进行诉讼。” 1996年日本修订民事诉讼法，新增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情形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一般有以下情形：
1．当事人真实陈述的义务。当事人真实陈述的义务略称为“真实义务”。真实义务通常被认为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主要内容。有的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没有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般规定，却有关于真实义务的规定；相反，有的国家虽有诚实信用的一般规定，但却没有明确规定真实义务，仅理论上认为这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的一种法定义务。在外国法理上，一般认为，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仅为主观性义务（正直义务或真诚义务）或主观真实义务，即只要当事人根据本意为真实陈述时，就属于履行了义务。也就是说，即使事后发现和认定当事人的陈述与案件事实不符，也不属于违反真实义务。要求真实义务为当事人陈述的客观真实也是无法做到的。另一方面，如果定义为主观性义务，则真实义务对于发现案件真实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真实义务应当如何界定，在国外依然有较大的争议。
2．促进诉讼的义务。当事人负有促进诉讼的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这一义务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不得实施迟延或拖延诉讼行为，或干扰诉讼的进行，应协助法院有效率地进行诉讼，完成审判。这一义务具体体现在不得迟延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不得故意申请无理由的回避（回避权的滥用）；不得故意拆分诉讼标的，以规避相应的诉讼程序（如通过拆分诉讼标的使之适用于小额诉讼，由此获得小额诉讼程序带来的利益）等。
3.禁止以欺骗方法形成不正当诉讼状态。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不得以欺骗方法形成不正当的诉讼状态，从而获得法规的不当使用或不适用。例如管辖权的滥用，原告通过编造虚假的管辖原因事实，从而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管辖。又如，在票据诉讼中票据持有人向出票人行使权利，但为了让自己所在地的法院获得管辖权，特意将同一所在地的背书人作为被告，提起共同诉讼，从而获得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但在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中又故意撤回对背书人的请求。再如，当事人在诉讼即将开始之前，廉价取得几乎没有价值的自动债权，然后在诉讼中主张抵销的情形。另外，外国当事人为了规避诉讼担保义务而让所在国当事人代为起诉的情形，也属于违反诚信原则。
4.禁反言。民事诉讼上的禁反言，也称之为禁反言原则。该原则源于英美法上estoppel法理。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又将其扩展或概括为禁止矛盾行为。这一原则的具体适用要件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当事人在诉讼中实施了与之前（诉讼中或诉讼外）诉讼行为相矛盾的行为；其二，在对方信赖的前提下，作出了违反承诺的行为；其三，给信赖其先行行为的对方造成了不利。例如，作出自认之后，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形下撤回自认。禁反言原则的法理在实践中也得到了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认可。但在理论上，关于如何适用禁反言原则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同一诉讼中，因为遵守口头辩论一体化的原则，所以，即使当事人的行为是矛盾的，并可能对法官的自由心证的形成有影响，但也不适用禁反言原则。另外，从诉讼行为的性质而言，对于取效性诉讼行为（指该行为的实施不会直接发生程序上的法律效果，仅仅是要求法院实施相应的裁判行为，如诉讼中当事人主张和举证的行为就属于典型的取效性诉讼行为），原则上当事人是可以自由撤回的，也不受禁反言原则的约束。
5.诉讼上权能的滥用。虽然诉讼制度给予了当事人某些权能，但如果没有诚实信用地行使该权能，也就不能予以承认该权能行使的利益。诉讼上权能的滥用，如无正当理由反复要求审理法官回避；期日指定申请权的滥用等。这些权能的滥用可以从有无正当理由来判断，不容易把握的是诉权的滥用问题。由于诉权是一种受宪法保障的基本诉讼权利，因此，在外国民诉的实践中，以诚实信用原则对诉权滥用的处置是相当谨慎的。在承认诚实信用原则的国家，关于诚实信用与诉讼上权能或诉讼权利滥用的规制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至今仍存有争议。实质是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包含对诉讼上权能或权利滥用的规制。
6.诉讼上权能的丧失。因行为人长时期不行使诉讼上的特定权能，使得对方产生一种行为人大概不会行使该权能的期待，一旦达到如此阶段，行为人还可以行使权能的话，就将有损对方的期待，因此，为了维护这种期待，在此情形下权能的行使是不合法的，也就是所谓失权的原则。在规定的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救济的方法，可以适用失权原则，通常认为没有问题。但对于诉权的失效或失权问题与对待诉权滥用的问题一样需要谨慎对待。诉讼上权能的丧失与诉讼上权能因滥用而被禁止的情形不同在于，前者是因消极的不作为而发生的，后者却是因积极的作为而发生的，前者的效果是失权，后者的效果是无效。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实施
在国外民事诉讼中，作为一项抽象的原则或规定，通常是通过判例来实现的。但判例的示范性和规范性要求强有力的司法作保障。与此不同，我国各级法院的司法权相对比较弱，因此，试图通过判例形成具体的适用规范和指南比较困难。在我国，落实法律的原则性规定通常采用的方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司法解释，通过司法解释的细化使抽象的原则规定得以实现。司法解释的难点在于，需要在规范技术上做到抽象化和类型化，如果没有一定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和抽象能力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一旦抽象化，又可能存在一些情形下抽象与具象无法对接适用的问题。诚实信用与正当的概念一样是非常宽泛和抽象的，我们也可以通过指导性案例将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典型事例提升为规范。在这方面，寻找具有说服力的典型案例是关键。由于指导性案例的产生，在程序上相当复杂，因此不可能指望短时期内就会有较多的相关指导性案例产生。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中，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如何正确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而不至于不正当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因为总体而言，诚实信用原则是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是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制约，因此，在没有明确制度规定的情形下，也容易以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为由，发生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不当干预，有损程序正义、诉讼平等，尤其是在以追求实质正义、实质平等的名义下。要使诚实信用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公信力，强化裁判的功能，增强审判中法律理论的解释、说理作用，否则诚实信用原则很容易因为“适用难”搁置起来，成为一条“睡眠”条款。

⑷ 发现虚假诉讼该怎么办

发现虚假诉讼该打击虚假诉讼，当务之急应建立虚假诉讼案的识破机制和审查程序。

建立虚假诉讼案的识破机制和程序。

1、选定特定案件作为虚假诉讼的“高危”案件。

由于虚假诉讼者追求的非法利益往往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因此他们必以特定的案件为造假对象，也只有在这类案件上造假他们才有利可图。因此通过分析特定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我们可以对虚假诉讼案的类型作出预见。

根据虚假诉讼案的这种可预见性，我们可以罗列出一段时期虚假诉讼的“高危”案件。笔者认为，当前可以将以下几类案件列为“高危”案件：

（1）被告为资不抵债的诉讼主体，尤其是其财产已进入法院执行拍卖程序的案件。

（2）国有、集体企业，尤其是改制中的国有、集体企业为被告的案件。

（3）政府规划拆迁区范围内的公民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买卖案件。

（4）提起离婚诉讼前的某一时期，夫或妻一方经法院裁决债务案件异乎寻常多的离婚案件。

（5）其他可疑的案件。对确定的“高危”案件，可以在立案大厅予以公示，以表明法院已对此类案件引起高度重视。对虚假诉讼者起到预防吓阻作用，尽量促使虚假诉讼者放弃罪恶念头。

(4)民诉法虚假诉讼法条扩展阅读：

虚假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病象，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现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民事活动所遵循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权利自主处分原则及民事审判权的被动性特征客观上为虚假诉讼提供了滋生的条件与生存的空间。民法属于私法，法律对待民事关系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和权利自主处分的原则。

只要虚假诉讼双方当事人互相串通，虚构事实与证据，从表面上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诉辩双方对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法院就不大可能去审查双方证据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真实性。正因为如此，虚假诉讼者往往能轻易得逞。

2、证据制度的不够严密为虚假诉讼的得逞提供了可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7种证据的形式要件，即证据的外在表现形态，而没有规定证据的本质属性。而外在形态只是一种载体或形式，至于这种载体所记载的内容的属性，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3、法律规制力度不够，导致虚假诉讼者所能获得的非法利益或达到的非法目的较之法律风险与代价严重失衡。虚假诉讼的违法性和应受谴责性人所共知。进行虚假诉讼是要冒一定的法律风险的。但是虚假诉讼者在种种非法利益的诱惑面前往往会忘却风险，而选择非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