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法第一人
⑴ 我国行政法规定的行政主体是
行政主体是指参加行政法律关系，依法拥有行政职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能独立地为自己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在我国，行政主体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的组织。
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机关在法律上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并立，互相分权制约，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影响或支配立法和司法。中国的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行政管理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分为领导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办公机构、信息机构、咨询机构、派出机构等。
行政法主体包括以下：
1、中央机关及其机构；行使国家行政职权，负责对国家各项行政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监督和指挥的国家机关；
2、行政机构：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因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的，具体处理和承办各项行政事务的内部组织、派出组织和临时组织；
3、非政府组织及个人：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实施行政行为的后果由委托机关承担法律责任。
行政主体有哪些特征
1、行政主体是享有国家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的组织。这是行政主体与其他国家机关、组织的区别所在；
2、行政主体是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这是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内部的组成机构和受行政机关委托执行某些行政管理任务的组织的区别；
3、行政主体是能够独立对外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这是行政主体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具体表现，也是一个组织成为行政主体的必备条件。
“行政主体”这一术语，并不存在于现行的任何一个法律文本当中，但却是行政法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从对它的界定看，其包括如下构成要件：
1、享有并行使公共行政权力
在现实生活中，自然人以及一定组织通过其成员(自然人)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活动。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给予这些活动以适当的分类、定性，才能决定适用不同的规则。以法律主体为参考对象，是其中的一种分类、定性方法。一般而言，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分别适用行政法规则和民法规则，他们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享有并行使公共行政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往往在权力者和权力行使对象之间形成不对等的法律关系。而且，由于行政组织亦有可能从事民事活动，如购买办公设备，所以，以是否享有和行使公共行政权力作为标准，也可以界分作为民事主体的行政组织和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组织。
2、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凡属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从而能够成为权利义务主体的人，即具有权利能力。享有权利能力的首先是自然人。但是，法律也可以将权利能力赋予自然人的联合体或者其他组织。能够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即意味着行政主体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完全的权利能力和地位。
科层制的行政组织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采取层级和网状的结构，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每个具体的机构、从首长到最低职位的公务员，层层完成行政管理的职务。层级和网状结构是由行政管理任务的庞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只有把这些管理任务具体分解为若干个简单的任务，由每一个公职人员担任其中一个小范围内的活动，并且按照上下级的服从关系以及同一层级的分工合作关系，逐级融合成大规模的复杂活动，行政管理才可以得到有效的完成。
实践中，处于科层制中的每一个公务员、机构、机关都可能从外观表现上看从事着行政管理性质的活动。行政主体概念的存在，就是旨在从这样的一个层级、网状结构中，剥离出那些具有独立、完全权利能力的组织，使其对外可以自己名义进行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地对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之责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九十六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九十九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第一百一十二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第一百一十三条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⑵ 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是谁
新中国的第一个法学博士们
姓名
现任职务
获得博士
学位时间
导师
授予学位院校
第一个法理学
博士
郑永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89
北京大学
第一个法制史
学博士
朱勇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
1987
系我国首位法学博士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
第一个民法学
博士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副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1990
佟柔
中国人民大学
第一个宪法学
博士
陈云生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87
张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
第一个行政法
学博士
袁曙宏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1993
北京大学
第一个行政诉
讼法学博士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副校长兼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1993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
第一个刑法学
博士
赵秉志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院长
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1987
高铭暄
中国人民大学
第一个国际私
法学博士
黄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校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国际私法学研究会会长
1988
韩德培
武汉大学
第一个刑事诉
讼法学博士
卞建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 兼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1991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
第一个民事诉
讼法学博士
陈桂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任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
1995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
第一个经济法
学博士
时建中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
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98
徐杰
中国政法大学
第一个环境法
学博士
汪劲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1997
北京大学
第一个军事法
学博士
曾志平
南昌理工学院副教授
2006
周健
中国政法大学
⑶ 史尚宽的历史贡献
民国时期，是我国法学发展一个比较独特的时期，它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为各种法律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条件和氛围。民国的法学家们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方向出发，对各种法律思想提出了不同的解说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这些都使得后来人在解决当下问题时受益良多，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被学界誉为“中国民法第一人”的史尚宽先生是这时期突出的代表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执著地进行民法学的研究和立法实践，将世界先进的立法潮流与中国现实情况相结合，使得“社会本位”、“民商合一”、“三民主义”的思想得以重新诠释。史尚宽先生的民法思想仍为链接中国传统民法学与现代民法学的关键性环节，承上启下沟通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史尚宽先生，安徽桐城人，生于1898年农历元旦，故字旦生。自幼聪颖，十一岁能文章，十五岁时留学日本，先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而后进入日本著名的帝国东京大学法律系，接受法学系统训练，先后共9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22年秋，又远赴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研究法律。在德国学习两年后又转赴法国巴黎大学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就这样，史尚宽先后留学日本、德国、法国，共十三四年。
1927年，史尚宽先生学成归国，先后担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以及政治大学教授。1927年4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开始着手立法。同年6月，设立法制局。1928年1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1929年1月，在“立法院”成立“法制委员会”，下设“民法起草五人小组”。史尚宽由于民法学的扎实功底，先后担任“立法委员”、“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民法典起草人”等职。参与编纂《民国民法典》，独立编纂《民法全书》六册卷，被学界誉为“中国民法第一人”。 1970年11月12日，史尚宽先生因胃癌不治逝世，享年七十有三。
史尚宽先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法学家，其研究范围几乎包含了法学的大部分领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等。根据不完全统计，史尚宽先生的著述主要有：《劳动法原论》，《民法总则释义》，《民法原论总则》，《法学概论》，《法制》，《立法程序及立法技术》，《行政法要旨》，《行政法论》，《信托法论》，《土地法原论》，《债法总论》，《物权法论》，《债法各论》，《亲属法论》，《继承法论》，《民法总论》，等等。
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法全书》了。史尚宽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先后完成《债法总论》、《债法各论》、《物权法论》、《亲属法论》、《继承法论》、《民法总论》共6册巨著，共计400余万字，合称《民法全书》。《民法全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式的民法理论完整体系的建立，是后来民法学者学习与研究民法理论时必读的权威学术著作。而史尚宽先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为迄今为止独立完成民法全书的第一人，为后世的每一位法学学子深深敬重，并使其青史留名，芳泽百世。
⑷ 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后）：
1、高铭暄：泰斗加学术（刑法界的祖师爷）
高铭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⑸ 2010年司法考试必备之《行政法》讲义(四)
2010年司法考试必备之《行政法》讲义(四)
第四章 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我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一、初创阶段(1949-1957年)
这是中国行政法制开始生长和发展的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的初级阶段。这个时期，国家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行政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了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职权、工作方式和责任。同时，国家还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了国家机关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事务，以及人、财、物各个领域管理的权限及管理方式。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国家共颁布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829项。这个时期，国家还建立了行政监察制度和公民控告政法英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制度。
二、停滞和遭受摧残阶段(1957-1978年)
这是中国行政法制发展缓慢、徘徊、停滞和倒退的时期。其中“*”十年，行政法制更是历经磨难和备受摧残。
三、重建和反展阶段(1978-1989年)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通过，是中国行政法制重建和走向发展的新巧慧滚时期。这期间，最主要的工作有五项：
(一)恢复原有法制，解决行政领域无法可依的问题
(二)制定新宪法，确定行政法制的宗旨和发展方向
(三)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
(四)确立行政立法制度，健全行政法制
(五)建立行政司法制度，保障公正行政
四、发展和向新模式转化阶段(1989-)
所谓“向新模式转化”，是指行政法由原来主要适应计划经济的模式向现在适应市场经济的模式转化，由过去主要执行管理职能的模式向现在既具管理职能，又具控权职能的模式转化。这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
(一)在行政管理领域确立依法行政原则
(二)制定行政诉讼法，建立行政诉讼制度
(三)制定国家赔偿法，建立行政赔偿制度
(四)制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建立公务员制度
(五)制定《行政监察法》，完善行政法制监督
(六)健全行政程序法制，加强对行政权行使过程的监督和制约
第二节 我国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
一、“史前阶段”(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行政法学在我国学科分类目录上一直处于空白状态，行政法学学科并未建立起来。
二、创建阶段(1978-1985)
1983年出版的、王岷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是我国第一本行政法学统编教材。
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行政法学的教学、科研已在我国全面展开，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在我国正式建立起来。
三、全面发展阶段(1985-1989)
1985年以后，行政法学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就行政法著述来说，已达几十种之多，既有教科书，又有专著;既有研究中国行政法的著作，又有研究外国行政法的著作;既有行政法英杰政法的论著，又有译著，更有大量的论文、译文。
四、深入发展和学术流派逐步形成阶段(1989-)
1989年以后，我国行政法学深入发展，主要体现在质上，体现在深度碧虚上。这主要体现在：专题性研究成果大批涌现;行政诉讼法的研究在行政法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行政法学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若干学术流派出现。
第三节 各国行政法学的主要流派
一、行政法学主要流派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
行政法的最主要、最基本的调整对象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对于行政法应如何调整此种关系，如何配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而构成怎样的法的秩序，行政法学者有不同的主张、观点、理论，逐渐形成了行政法学的各种流派。其中主要的、较有影响的流派有三个，即控权论学派、管理论学派和平衡论学派。
控权论学说主要在英美国家流行。孝余
管理论学说主要在原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流行。
平衡论创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罗豪才教授等提出。之后，平衡论学说在中国一直在不断发展、完善，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行政法学界占主导地位，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平衡论持有异议，有些学者仍然主张新控权论或新管理论。
二、行政法学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
(一)控权论的基本观点
1、行政法的基本目的在于保障私人的权利和自由。
2、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
3、控权论特别强调严格的依法行政原则，主张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4、行政法的主要手段有两个：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
(二)管理论的基本观点
1、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2、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家管理关系、规定国家管理的原则和制度。
3、管理论通常将管理原则视为法的原则，并且以坚持******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作为最重要的管理原则。
4、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命令——服从关系，从而行政法的手段主要是强制和命令性的。
(三)平衡论的基本观点
1、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政法英杰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
2、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
3、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但对依法行政的内涵应予以新的解释。
4、平衡论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即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本章思考题：
1、简述控权论的基本观点。
2、简述管理论的基本观点。
3、简述平衡论的基本观点。
4、试论我国行政法发展的社会背景。
⑹ 我国行政法规定的行政主体是什么
我国行政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管理职能，能依法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一定行政行为的主体。例如能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主体，能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等。
行政法主体，即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指行政法调整的各种行政关系的参加人，包括组织和个人。具体来说，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个人则包括国家公务员以及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行政法主体是指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包括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
行政法主体又称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是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具体包括执掌行政权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即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被管理者)。
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
因此，行政法主体的范围大于行政主体，行政主体只是行政法主体的一种，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占主导地位。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条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条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逐步增加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强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与政务服务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在线办理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批评和建议。
⑺ 应松年的个人轶事
他是著名法学家，却也爱好历史学和文学，他说那是他的精神家园，可以从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心智的启示；他职务多、工作紧，却忙里偷闲，偶尔拉上一会儿二胡，一曲《二泉映月》让人如醉如痴；人到中年后，他创造了中国行政法众多“第一”，从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到培养第一代行政法学研究生，从参与新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的起草到此后众多行政法的出台，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与新中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制同行，成为中国行政法学著名的“领头雁”之一。
“挫折是垫脚石”
磨难对于有志者来说是一块垫脚石，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挫折能造就强者，也能吞噬弱者。
1937年，应松年出生在宁波奉化的一户书香门第。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踏进华东政法学院，在大学的日子里，他很快崭露头角，第二年就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向新生介绍大学生的学习经验。
可是，厄运很快降临，1957年“反右”开始，巨大的政治风浪波及全国众多高校，同许多优秀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被卷了进去。毕业后，他被“发配”去了新疆伊犁。
这里有戈壁胡杨，逆风怒吼，但这里也有葡萄苹果，青山绿水，还有朴实热情的各族人民，伊犁河谷不乏温馨。天涯何处无芳草，边地赋予应松年生活的激情。这里成了他砥砺人生的起点。
远离家乡，远离专业，不免彷徨，但他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没有法学书籍可研读，历史、文艺书籍也足以慰藉，总之是找到什么就看什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读了许多自己喜欢的文学和历史书籍，还写了一些民族文学的评论文章，发表了一组伊犁诗话和有关伊犁的史话。林则徐、左宗棠、细君公主，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故事中，金戈铁马，雪野情长，显示了可歌可泣的边地历史画卷，应松年教授从中也深得历史的启迪。
回首往事，应松年平静地说：挫折对于人来说，未见得全是坏事，它可以磨去身上的稚气和傲气，促使人更加懂得生活的含义和人生的意义，更加懂得珍惜人间美好的东西，尤其是能使人练就敏锐的洞察力和清醒的辨别力。
“困难和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正如契诃夫这句话所言的那样，生活的磨炼和知识面的拓展，为一个未来的行政法学家留下了深厚的储备。
“填补”出来的行政法学家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
在伊犁20年了，应松年也已经步入中年，但生活的轨迹却面临改变。1980年，西北政法学院和其他政法院校一样，停办多年，这时决定恢复重建，但因法学人才断流，缺乏师资，吁请西北各省支持该院人事处长还专程到新疆觅才。这时，应松年已担任伊犁州教育局的教学研究室负责人。得知应松年想离去，劝留不得，教育局采取了行政手段，扣住人事档案不放。面对领导的信任和挽留，应松年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但他很清醒，也很坚决。20年的生活经历，已使他深刻认识到，民主与法制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怀着对伊犁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深依恋和感激，打点行装，应松年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西北政法学院，重返他热爱的法学领域。
机遇选择了应松年，应松年也抓住了机遇。
由于对历史和哲学的偏爱，应松年对法理学和法制史似乎更感兴趣。可是当时西北政法学院的行政法没有教师，应松年又满腔激情地填补了这块空白。没想到这一“填补”，竟补出一位行政法学家，也使他与其他的行政法学家一起，共同补出了行政法学的一片辉煌。
没有教材，缺乏资料，难以入手，做事有股倔劲的应松年一头扎进了图书馆，详细研读了所有民国的和前苏联的行政法学著作。接着，他又从西北到西南，又到中南，收集资料，还结识了当时也刚刚踏入行政法学门槛的同行。
这时，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的王珉灿先生在厦门主持召开了行政法学教材编写研讨会。应松年得知消息，觉得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便毛遂自荐，要求参加会议。望着这个风尘仆仆、满脸执著的后辈，王珉灿老先生心头一热，心里珍视着来人的这份热情。没想到在研讨会上，应松年侃侃而谈，掌握资料翔实，对行政法学有着独到精辟的见解，众人对他开始刮目相看，王老先生当时就决定把他借调到北京，专门从事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写作和编辑。
王老先生的这一决定成为应松年人生历程上的重要契机，揭开了他的行政法学之路的开端。岁月如流，王老先生已经逝去，应松年始终铭记着老先生的知遇之恩。应松年说，有时深夜伏案，稍有懈怠，想起王老先生，就又笔不辍手，耕耘在行政法教学研究的阵地上，并以王老先生为榜样，视奖掖青年学者为己任。
20多年来，我国行政法制发展迅速，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到《立法法》，一直到刚刚颁布的《行政许可法》，中国行政领域里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被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参与起草，还是参加讨论，或是提供咨询，这些法律都倾注着应松年的一份心血，寄托着他的法治理想，承载着他的人生追求。应松年在治学、立法研究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拥有众多“第一”
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在行政法学领域里，应松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中国行政法治发展历程中，应松年有幸参与了教学、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的开创性工作，成为众多“第一”的拥有者。
1981年，应松年参与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行政法概要》。他回忆此事时说：“我们也是在‘边学边编’，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是我那时去得最多的地方。”边学边编，包含了我国行政法学开创研究的几多辛酸。
1984年，他主编了建国后最早的行政管理学教材之一《行政管理学》，这一著作包含着应松年对于中国行政法治之路最初的思考、体悟，第一次揭示了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内在联系。这本书后来发行达数十万册，获得全国行政管理学论著一等奖。
1985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成立，十多年来，应松年一直担任该学会的副总干事兼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学会会长。学会在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行政法学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6年，著名法学家陶希晋发起了组织行政立法研究组。近20年来，应松年作为研究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在京的一些学者和在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一起，从事了多部行政立法的研究和试拟稿的起草工作。
为促进行政法学的繁荣，应松年一直希望行政法学界有一个可以探讨争鸣的园地。在没有经费，没有专职编辑的条件下，群策群力，白手起家，终于创办起了一份理论刊物。开始用油印，1993年取得一些资助后正式出版，成为我国法学领域里惟一的单科理论期刊，这份杂志就是现在的《行政法学研究》。
挂在嘴边的法言法语有时被遗忘了
在谈到中国行政法体系时，应松年说，法律的制定，某个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也许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法治之路才得以不断向前延伸。
对于他参与已经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应松年如数家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目前他又把期盼投向了《行政程序法》。他说，近几年来，行政程序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个别政府部门在审批过程中的不透明、效率低下和“寻租”行为。除《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作了较完善的程序规定外，其他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比较简略，且不统一。因此，从长远来看，仍然需要制定一部全面的行政程序法。它将更加体现规范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宗旨。应松年指出：“我国过去重实体、轻程序，现在必须重视程序的作用。只有程序公正了，才能更好地促进实体的公正。”“进一步说，程序不光是一个工具，程序本身也具有独立价值”。
但是，应松年同时指出，立法中的缺陷也不容忽视。他说，目前正在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关系到中国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部重要法律，但却遗漏了权利救济问题。该法在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委”关系和司法救济问题。当时立法讨论时，关于“两委”关系还有些争论，但后来还是写下了相互矛盾的法条。对于司法救济，大家却集体“失语”了。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但当一个又一个民选村主任被非法撤换、停职或者无法上岗时，村民们却没有什么救济渠道。告到法院，法院却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未规定，政治权利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拒绝受理。
“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这是法学专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这句话却在立法的关键时刻被遗漏了，无论从中国的民主法治角度来说还是从法学专家角度来说，都教训深刻！”应松年遗憾地说，对此，他自己也没有尽到一个行政法学者的责任。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人们将自我实现视为最大满足，对我来说，最大满足是学生们的成长！
1986年，应松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之后，中国政法大学招收了中国最早一批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应松年先后担任导师组副组长、组长，后又担任博士生导师，承担了培养中国第一代行政法研究生的任务。其间，他还担任师资培训和法制干部培训的组织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行政法学教师和实务工作者。
1997年，时值应松年教授从教35周年暨60华诞庆祝会召开之际，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不管如何辛苦劳顿，应老师总是精神抖擞地登上讲台。他善于用浅显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来解释深刻的法学思想，受到听讲者的普遍欢迎。”
他的另一位学生也饱含深情地说： “每次上课，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很早赶到等着我们，常令我们感动和惭愧。他采用‘讨论式教学’启发和激励我们各抒己见，使我们在讨论中深入，在交流中受益。”
学生们从应松年那里不仅收获了知识，更传承了民主法治信念。一位当法官的学生说：“在跟应老师读书的日子里，不论探讨学问，还是处理事情，他总是很民主，先让你说说看法，最后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解决办法，我们很平等。亲其师，信其道，我们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知识，而且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谈到自己的学生，应松年颇为自得：“硕士上百名了，博士有几十个。许多人都羡慕我这一点，在学生身上，我也学到许多东西。人们将自我实现视为最大满足，对我来说，最大满足是学生们的成长！在他们身上，我感到了人生的延伸，理想的延伸。”
认真履行代表的职责
永远立于大众的立场。
应松年喜欢读小说。他说：“文学即人学，法学也是如此。”关注人，关注人性，这应该是文学和法学的共同之处。文学对于正义的崇尚，对于邪恶的鞭挞，也是和法律精神相通的。文学的感性，法学的理性，殊途同归。只有在深刻参悟人性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才是切合人民意志的。
“人民的利益就是最高的法律”，这是应松年教授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学术宗旨和做人准则。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说：“他经常教育我们，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相对人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在这种情况下，一名法律工作者一定要把正义和公平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尽己所能为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应松年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也写道：“保障人权，体现人性，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这是现代法治理念的核心。在立法、执法领域，坚持人文关怀，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制定法律、实施法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应松年告诉记者，尽管中国行政法制发展很快，但目前基层违法行政、滥用权力的现象仍然很严重。作为人大代表，他每年接到的申诉信都有300封左右。他总是很认真地转给相关部门。他说：“相当一部分群众反映的都是有问题的。”
应松年介绍说，有一次，有一位职工拄着拐杖来找他，主要问题是工伤评定等级过低。应松年教授耐心地听他诉说后，经过一次次电话联系，多方奔走，终于解决了这位职工的问题。还有一次，有两位基层法官找他，诉说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处理。为此事，应松年多次反映，最后取得了高检院的支持，终于使两位法官的问题得到公正的处理。言及此，应松年对高检院重视人大代表反映的问题并认真处理的行为，深为感动。
作为一位行政法学者，应松年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中作出了业绩，同时，在行政法制建设中，在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中，应松年作为一个学者，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与行政法同行，是应松年人生轨迹的写照，我们相信，他将继续精神抖擞地与行政法一起前行。
⑻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
一、中国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法律
好多啊 给楼主说点例子吧 ：
1、《法经》
战国李悝制定，共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亦作《网法》）、《捕法》、《杂法》、《具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以先秦法家“法治”、“重刑”思想为指导，参考、总结、吸收前代各个扒让厅政权的立法经验，取得了空前的最高立法成就。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法经》作为一个开创法制建设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成为秦国商鞅变法制定秦律的直接蓝本，而且也为后世的魏晋南北朝等各代立法所宗。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经》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源，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
2、曹魏《新律》
①改《具律》第六为《刑名》第一，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与地位，并使之名副其实，堪称我国古代法典篇章体例结构的重大创新；
②精简“旁章科令”，增加法典篇目，突出了基本法典的主导地位，也使其篇目分类更为系统、条理、规范，推动了立法技术的进步；
③明令废止旧刑罚体系，确立新五刑制度，不再包括汉代的宫刑和斩右趾滑败刑，标志肉刑已不再作为法定刑罚列入国家法典；缩小了族刑连坐范围。这些规定显然是刑罚制度方面的一种历史进步。
3、西晋《泰始律》
4、北朝《齐律》
确定了十二篇的法典体例。北齐律共计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具有“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立法特点。这一法典篇章体例结构及其律文内容的调整和确定，是立法技术日趋成熟完善的结果，反映了当时立法的最高水平。
5、《唐律》
《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几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春隐贞观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还有唐朝的《唐六典》，中国最早的行政法
6、《宋刑统》
7、明朝就是《大明律》和《明大诰》
8、后来到了近现代，有名的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天坛宪草”与“袁记约法”》这个可是算是反面教材吧，以批判为主等等吧
基本上就这些了 因为最近在复习考研的中国法制史 所以比较清楚
望楼主采纳！ 谢谢啦
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是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始于夏朝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称，是后人为纪念夏的 先祖禹而命名的 ，是后人追述的。一般认为，《禹刑》的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刑法典；《禹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考订。但文献中又有零星的记载。《左传》昭公六年。晋国的叔向在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继夏而起的商朝，在开国之初就制定了刑法，即《汤刑》。这部由汤在都城西亳制定的法律，在祖甲时期，作了修订。它是初具规模的一部奴隶制的刑法法典，是一部成文法典。 《汤刑》在立法思想上是《禹刑》的继承和发展。《汤刑》的罪例有三百条，最重的刑例是不孝。正如《吕氏春秋》所谓的“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重视以“孝”为代表的“礼”与“刑”的相互借鉴。
三、我国法律发展史
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起点，中国法制历史传承四千余年，其总体的发展脉络、相互间渊源继承关系是异常清晰的。
不过，四千多年间，朝代不断更替，政权屡经变更。所以从宏观上观察，各个时期法制的内容、特色也各有不同。
按照发展的阶段及风格特色等粗略的标准来划分，中国法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早期法制、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和近现代法制三个大的部分。一、中国早期法制（奴隶制法制时代）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律制度。
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476年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早期法制的突出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法律是不公开的。
在中国早期法制中，夏、商是奠基时期。自公元前21世纪夏启建立夏代开始，夏王朝前后存在约五百年时间。
在此期间，中国早期的刑罚制度、监狱制度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商取代夏以后也维持了将近五百年。
在继承夏代法制经验的基础上，商代在罪名、刑罚以及司法体制诉讼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20世纪初出土的甲骨文资料证明，商代的刑法及诉讼制度已经比较完备。
中国早期法制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在中国历史上，西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
在西周政权存续的五个多世纪里，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治国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传统文化基石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时发端。从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内容都达到了早期法制的顶峰。
在西周时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老幼犯罪减免刑罚、区分故意和过失等法律原则，以及“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后世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西周法律制度是中国法制史学习的重点之一。
春秋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的前期，此时社会变革的重心在于“破”，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战。在法制方面，以反对“罪刑擅断”、要求“法布于众”为内容的公布成文法运动勃然兴起。
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著“竹刑”及晋国“铸刑鼎”等，都是这一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二、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封建法制时代）战国以后的古代法制，一般是指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这两干余年的法制历史。
自春秋以后，中国开始有了向全社会公布的成文法，从此，中国的法律开始由原来的不公开的状态，过渡到以成文法为主体的状态。在从战国到清代后期这两千多年中，无论是法律理论、立法技术、法制规模，还是法律内容、司法体制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制度”，其主体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根据法制发展状况以及在整个法制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战国时期。
这是由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的重要阶段。战国时期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后半期。
而社会变革的许多重要成果，中国的许多思想文化精华都出自这个时期。与春秋时期相比较，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重心在于“立”。
在法制方面，“立”主要表现为以成文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体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来。其中，战国初年魏国李悝（音亏）制定的《法经》，就是战国时期法制变革运动的代表性成果。
另外，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术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这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2.秦汉时期。
这是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全面确立时期。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这段历史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统一的专制王朝，确立了以后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在指导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贯彻得比较彻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和秦代是法家学派最活跃的时期，而法家理论得到完整的实践，也仅仅是在秦代。所以，从整个中国法制史上看，秦代法制特色是极为鲜明的。
自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秦代法律得以重现于世。从这些珍贵文物资料中可以看出，秦代的法治观念极深，法律制度也很严密。
在两汉（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总体上看，汉代的法律制度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也就是说，汉代法律体制，从风格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主要是“汉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内进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与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别的法律体制；后期则是指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指导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论，使儒学。
四、中国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法律
好多啊 给楼主说点例子吧 ：1、《法经》战国李悝制定，共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亦作《网法》）、《捕法》、《杂法》、《具法》。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以先秦法家“法治”、“重刑”思想为指导，参考、总结、吸收前代各个政权的立法经验，取得了空前的最高立法成就。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法经》作为一个开创法制建设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成为秦国商鞅变法制定秦律的直接蓝本，而且也为后世的魏晋南北朝等各代立法所宗。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经》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源，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2、曹魏《新律》①改《具律》第六为《刑名》第一，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与地位，并使之名副其实，堪称我国古代法典篇章体例结构的重大创新；②精简“旁章科令”，增加法典篇目，突出了基本法典的主导地位，也使其篇目分类更为系统、条理、规范，推动了立法技术的进步；③明令废止旧刑罚体系，确立新五刑制度，不再包括汉代的宫刑和斩右趾刑，标志肉刑已不再作为法定刑罚列入国家法典；缩小了族刑连坐范围。
这些规定显然是刑罚制度方面的一种历史进步。3、西晋《泰始律》4、北朝《齐律》确定了十二篇的法典体例。
北齐律共计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具有“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立法特点。这一法典篇章体例结构及其律文内容的调整和确定，是立法技术日趋成熟完善的结果，反映了当时立法的最高水平。
5、《唐律》《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
作为中国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几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
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还有唐朝的《唐六典》，中国最早的行政法6、《宋刑统》7、明朝就是《大明律》和《明大诰》8、后来到了近现代，有名的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天坛宪草”与“袁记约法”》这个可是算是反面教材吧，以批判为主等等吧 基本上就这些了 因为最近在复习考研的中国法制史 所以比较清楚 望楼主采纳！ 谢谢啦。
五、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是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始于夏朝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名称，是后人为纪念夏的 先祖禹而命名的 ，是后人追述的。
一般认为，《禹刑》的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刑法典；《禹刑》的具体内容已经无法考订。但文献中又有零星的记载。
《左传》昭公六年。晋国的叔向在抨击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提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继夏而起的商朝，在开国之初就制定了刑法，即《汤刑》。这部由汤在都城西亳制定的法律，在祖甲时期，作了修订。
它是初具规模的一部奴隶制的刑法法典，是一部成文法典。 《汤刑》在立法思想上是《禹刑》的继承和发展。
《汤刑》的罪例有三百条，最重的刑例是不孝。正如《吕氏春秋》所谓的“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重视以“孝”为代表的“礼”与“刑”的相互借鉴。
六、古代中国有法学嘛
中国历史上的法学 在中国，法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那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极为辉煌的时期，各学派相继兴起，百家争鸣。法就是各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尤其是儒法两家）争论的问题之一。
这一时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对中国后来的思想家有深远影响。 诸子百家的法学思想 总的来说，儒家的法律思想是 ：强调主要依靠道德、礼仪教化手段并由圣君、贤臣来治理国家，法律（刑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主张“德治”、“礼治”或“人治”，反对“法治”，实行“德主刑辅”。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反对儒家学说，他们从“兼相爱，交相利”，即从人们互爱互利的社会信念出发，主张以“天的意志”作为法的根源，以天为法，顺法而行。
并认为饥寒是犯罪的原因，应重视生产和节约；要求选拔贤才，执法严明公正。墨家所讲的法是很广泛的，包括法律、道德等所有规范。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国家应实行“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们既反对儒家的“人治”，也反对法家的“法治”，提倡以道为核心的自然法则。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法律已从习惯法向成文法、从秘密法向公开法发展。
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到战国时期，魏国执政李悝在各诸侯国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法典《法经》。
这部《法经》虽早已失传，但在一些历史著作中载有其篇目。《法经》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典的基本体系，以后的《秦律》、《九章律》、《曹魏律》、《泰始律》、《开皇律》、《唐律疏议》的体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由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的法家提出的。与儒家相反，他们强调法律及其强制作用，而轻视圣贤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张“法治”。
法家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法律思想，如法作为一种权衡、规矩、尺度，提供一个判断是非的客观准则；法应随时代而变；法由国家制定；法应公开，应平等适用；应严格守法，法与赏罚不可分，等等。那时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严刑峻罚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17~18世纪反封建专制 、反酷刑的法治。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采纳了法家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代替法律，而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来立法。 汉代以后的律学 汉武帝采纳儒家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在思想领域中，儒家学说被奉为正统，儒家的法律思想垄断了长达2000年的法学领域。现在通常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法律思想就是指这2000年的儒家法律思想，事实上是推行政治上、思想上的专制主义，其结果是导致法学在中国的衰落。
在这一时期中，继百家争鸣而起的是依照儒家学说，对以专制君主名义发布的成文法进行文字上、逻辑上解释的律学，即通常所说的注释法学。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等都曾对汉律作章句注解。
晋代张斐和杜预也曾对汉律作注解 。东晋后，私家注解逐渐由官方注解所取代。
唐代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于公元 652 年奉诏编写《唐律疏议》一书，对《唐律》作了权威性的解释，与唐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保存的法律文献 。
它以儒家的“德主刑辅”作为主导思想。《唐律》及其《疏议》集战国至隋各代法律之大成，又成为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典范。
《唐律》对当时中国近邻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法律也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国内外法学著作中，通常将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法律以及其他国家仿照唐律而制定的法律，称为中华法系或中国法系。
《大明律》书影 从三国魏明帝时起，设律博士职，专门传授法学。这一官制一直延续到宋，至元代才被废除。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总结中国历史上法学的发展时曾认为，元明清时法学已日趋衰落。1740年编成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律。
现代法学思想传入中国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领域也发生相应变化。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思想、严复所翻译的许多西方名著，都包括了西方18~19世纪流行的法律思想，既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又有社会学、进化论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严复等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西方法理学方面的思想，那么，以沈家本为代表的 *** 官员则主要传播西方法律制度，特别是基于罗马法的民法法系法律制度的思想。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仿照西方模式改革中国传统法律的工作。
他派遣 *** 官员和学生出国考察和学习西方法律，聘请日本法学家来中国修订法律和讲学，1906年创立第一所近代法律学校；组织翻译了大量外国法律。 在1911 年辛亥革命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继续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
西方。
七、我国古代最早的法律是什么
我国古代最早的法律是《周礼·秋宫·司刑》。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起源与“礼”“刑”之间的关系，即“刑起于兵，法源于礼”。
1，刑起于兵：一方面，“师出以律”，中国古代最初的刑起源于军事战争，最早的法脱胎于军事中产生的军法。另一方面，“兵狱同制”。军事战争需要及时处置敌人、俘虏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某些军法同时就是定罪量刑的刑法。
2，法源于礼：礼产生于祭祀，在祭祀过程中，仪式得到强化和系统化，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等级不同而不同，此时“礼”成为等级的标志。随着阶级的划分，上层阶级演化为统治阶级，他们借助政治势力手段将“礼”上升为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 至此，“礼”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具有了法律的内涵，直至周公之礼，“礼”得到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总称。 礼是中国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法的最初表现形式主要以礼表现出来。
⑼ 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有哪些
芮沐，中国法学“第一翁”
（1908年—）
我国经济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的创始人，以百岁高龄被尊为中国法学“第一翁”。1954年后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执教近70年，亲自指导了12届博士研究生，著有《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等。
韩德培，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
（1911-2009年）
我国国际法学一代宗师，也是中国环境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79年开创建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1年推动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他著作等身，其中《国际私法》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部统编教材，《环境保护法教程》是我国第一本环境保护法的教材。
王铁崖，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1913－2003年）
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创始人，国际法研究院士，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初，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起草；1984年、1990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基本法起草。著有《战争与条约》、《中国旧约章汇编》等，译作《奥本海国际法》。
王名扬，“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之首
（1916—2008年）
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1946年考取最后一批国民党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1958年学成回国。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著有《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等。福布斯网站将其列为“行政法学界四大金刚”之首。
⑽ 我国行政法中行政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的内容是什么
1、内容。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三项：
第一，正当性。即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在客观上必须符合正当的目的。
第二，平衡性。即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第三，情理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2、范围。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适用范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合法行政。即行政合理性原则应在合法的行政行为上体现。换言之，在行政行为合法的前提下，应该也必须贯彻合理性原则。行政行为不具合法性，这一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原则便无从谈起。更不能强调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原则而不顾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是指合法范围内的合理。
2、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行政合理性原则根据其确立的特点，既适用于具体的行政行为，亦适用抽象的行政行为。因为不但特定的行政行为要合理，而且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包括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和命令也要合理。
3、纯行政领域。行政合理性原则仅适用行政领域，即只能在合法的行政行为上体现。并且这一原则只适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以内的行为。合理性原则不适用司法主体的行为。这一点应特别注意。
4、实体与程序。行政法有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之分，它们是行政法律制度的两个方面。行政合理性原则既是一个行政实体法原则，而且更是行政程序法原则。
5、行政、司法审查。从法律救济上说，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要接受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如对造成显失公正结果的行政滥用职权，《行诉法》第54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所谓显失公正的认定，靠的是行政合理性原则。
(10)中国行政法第一人扩展阅读：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包括以下三方面：
1．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凡有悖于法律目的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行为。
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要有正当的动机。行政行为不得违背社会公平观念或法律精神，不得存在法律动机以外的目的或追求。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活动时必须出于公心，平等地对待行政相对方。
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情理。即应符合事情的常规或规律。
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共同构成行政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主要解决行政合法与非法问题，合理性原则解决行政是否适当的问题。
我国行政法学家王周户在《行政法学》中对这一原则的论述为：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政府的行为应当符合法律的意图或精神，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这里的“理”不是指“社会道德”“伦理”而是指法的精神，即法理，其具体内容包括：
1、政府的行政行为应符合法律的立法目的。
2、政府的行政行为应有正当的动机。
3、政府的行政行为应考虑相关因素。
4、政府的行政行为应符合客观规律。
5、政府的行政行为应符合公正法则。
总之，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要客观、适度、合乎理性，要求行政机关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得滥用自由裁量权。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有三种：
1、在法律没有规定限制条件情况下，行政机关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2、法律只规定了模糊的标准，而没有规定明确的范围和方式，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和对法律的合理解释，在不违背常规情况下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3、根据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幅度和方式，由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采用。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行政合理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