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法典化

『壹』 历史问题--中华法系的特征是什么

1.奴隶制时代法的特点。中国奴隶制时代，虽有成文法，但不向社会公布，以便于奴隶主贵族临事议制，任意施刑。奴隶主贵族还竭力假借神意，执行天罚，以增加司法镇压的威慑力量。至西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强调“明德慎罚”，以刑、德为二柄，由此而形成的用刑原则，对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奴隶制时代宗法血缘关系还有着深厚的基础，而宗法制度又与等级制度、分封制度密切联系，从而形成了家国相通、亲贵合一的政治体制。此外，奴隶制时代法峻刑残，毁伤肢体的肉刑是其基本的刑罚手段。
2. 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响，而强调遵循礼教，强调维护纲纪伦常。经过汉儒改造，礼融进了诸子中的可取成分， 成为指导立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是“三纲”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和伦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下， 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
3．特权法与等级法。
中国封建制的法，公开确认良贱不平等的法律地位。良贱既异制，同罪又异罚，贵族官僚享有公开的法定特权。同时又为特权等级设定了特殊的程序，以确保其权利不受损害。因此，封建法律的公平实际就是要求社会各阶级、阶层不得逾越法定的权利。
4．法自君出，权高于法。
中国古代社会中，先有强人政治，建立国家，然后产生法律。法律作为治理百姓的工具之一，作为德治的辅助手段而存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历史发展中占着主导地位。它的经济基础是封闭的、不发达的，没有自由竞争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动，归根到底要视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认识甚至兴趣而发展。它没有民主的政治传统，是强权政治的组成成分。
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着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而法律一直是皇帝治理臣民的工具。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死刑案件皆需皇帝裁决与批准。与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过程相适应，司法权越来越受行政权的掣肘。在中央，表现了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在地方，唐以后虽然强化了地方司法职能，但司法活动仍受上级行政长官的左右；省级以下则由府州县行政长官兼理司法， 融司法行政于一体。
5． 家族本位的伦理法治。
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 因此， 以家族为本位， 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在封建的法律体系中，国家制定法居于主导地位，而调整家族关系的家族法规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家法族规以维护伦理关系特别是家长族长的权力为主要任务，在这方面与国家制定法具有一致性。
6．天理、国法、人情的协调统一。
法治是公平文明正义的体现。讲法治的时期，社会就安定、政治就清明、秩序就稳定，但实践中往往不能长久。因为它是统治的附庸、皇帝的侍臣、政治的工具。它的推行依然靠“势”、“术”，没有势无法施行法治，而且法治其实就是一种术，遇到权势往往就驻足不前、甚至“礼崩乐坏”。
汉初经过董仲舒将三纲神秘化，其后宋儒进一步将三纲奉为天理，以论证和鼓吹宗法政治等级制度的永恒性和不可侵犯性。天理通过国家立法而法律化了。与此同时， 封建统治提倡执法原情， 为了防止法与情的矛盾，历代统治者在立法上力图使亲情义务法律化。在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关系上协调统一。
7．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在专制主义统治下， 维护国家利益重于维护私人利益， 加上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古代重公权而轻私权，重刑事而轻民事，历代主要的法典均为刑法典。由于重刑，使得刑法体系严密，刑罚手段残酷。重刑轻民使得人们私权的不发达，也决定了调整私权的法律规范的薄弱，无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
8．注重吏治， 职官管理法自成体系。
官是管理国家的群体，是实现国家职能具有人格的工具，中国古代所说的人治， 实质就是官治。为了发挥官治的作用，就需要治官。为了以法治官，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职官管理法，历***课官吏均有法定的标准， 以督励其尽职尽责。此外，还形成了严密的监察系统和监察法，以保证官僚队伍的整肃，维持必要的吏治。
9．无讼是求，调处息争。
无讼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境界。为了减少诉讼，一方面提倡明德教化， 另一方面推行调处息争。由于中国古代宗法血缘关系的深厚和地缘关系的悠久影响，使得民间发生的诉讼可以经过调处达到息争的目的。 但有些调处特别是族内调处是带有强制性的，漠视了诉讼当事人的权利要求， 也造成了中国人诉讼权利观念的薄弱。
10．法典编纂体例上采用“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形式。
中国从法经开始到清末一直沿袭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法典编纂体例，其原因是和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习惯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实际调整，以及专制制度的严酷统治分不开的。尽管在这个漫长过程中，行政法与民法逐渐趋于法典化，但在代表性的法典中，仍然是以刑法为主，涵盖了民事、行政、经济、司法等各个部门法。
11．制定法与判例法相互为用。
中国古代重视国家制定法， 成文的法典是传统法律的主要形式。 但在司法实践中也适用判例弥补律文的不足。早在先秦时期便适用判例，秦简中“廷行事” 就是一种判例形式。 此后， 如汉代的决事比， 宋朝的编例， 明清的律例并用， 都反映了判例法的重要地位。

『贰』 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

中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是《清代方案大全》。该法典于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颁布，内容涉及行政管理、司法制度、财政税收等多个方面。

《清代方案大全》是清朝时期的一部重要法律文献，由官员针对国家治理问题提出的具有参考意义的建议集合而成，共计1869卷。该法典内容囊括广泛，包括行政管理、司法制度、财政税收等多个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法典规定了官吏任职、考核、处分等规定，明确了官吏职责和权利。在司法制度方面，法典规定了赋予官员的裁判权和诉讼程序的规定。在财政税收方面，法典规定了统一的徭役、赋税制度，以及官员奖赏、薪金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该法典对于当时的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该法典并不完善，但其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之一，对于了解清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清代方案大全》是否在后来的法律制度中得到过借鉴和继承？是的。《清代方案大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之一，虽然其体系并不完整，但部分规定与现代行政法制度存在一定的联系。例如官员职责、权利和考核方面的规定，与现代公务员制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该法典在中国法律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对于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之一，《清代方案大全》对于研究清代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以及当时的法律制度演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现代，行政法律制度已经越来越规范化和完善化，为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 本法旨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维护法律统一、保证国家机关和公务员依法行政。

『叁』 阐述为什么我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法典.

长期以来,统一的行政法典一直被许多人视为非分之想。行政权的不断扩张、行政事务的纷繁复杂以及国外鲜有行政法典的现实,使行政法法典化的思路一直难以被立法部门及行政法学界的主流所接受。但随着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及国内外行政法治的发展,克服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已触手可及,在此背景下,中国行政法是否应和其他部门法一样,选择一条法典化的发展道路,这关系着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宏观战略和未来形貌,值探讨。
一、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
迄今为止,认定行政法难以法典化的理由显然出自技术方面的考虑。“行政法之所以不存在统一的法典,其原因有三:第一,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行政关系过于广泛,且多种多样,各种不同的行政关系又在较大的别,很难以统一的规范加以调整;第二,部分行政关系的稳定性低,变动性大,有必要留给法律位阶较低的法规和规章调整,而不宜由统一法典进行规范;第三,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较晚,规范各种行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尚未完全形成,有些基本原则虽已形成,但尚不完全成熟,从而不具备将之编篡成统一法典的条件。”①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将上述三点原因分别概括为行政关系广泛说、行政关系不稳定说、行政法不成熟说。首先,对于行政关系广泛说,笔者认为并不
能服众。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很难说行政法的调
整对象比民法的调整对象更广泛。现代行政权的
触角尽管已延伸至从摇篮到墓地的时空领域和社
会领域,但其基础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及人
身关系,即民事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被
涂上了权力色彩的行政关系如何扩张,其范围都
难以超越作为其基础的民事关系。就渊源而言,
总是先有涉及摇篮和墓地的民事关系,才会有针
对摇篮和墓地的行政关系;总是先有涉及互联网
上的“网财”的民事关系,才会有针对“网财”
的行政关系。作为公法关系的行政关系与作为私
法关系的民事关系之间的这种渊源关系,使行政
关系广泛说失去了赖以立论的历史佐证。而且,
行政活动的种类再多,也多不过民事活动,甚至
不见得多于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而不同的行政
关系之间的差别,也很难说比不同民事关系之间
的差别更大,甚至不好说比不同性质的犯罪间的
差别更大。更何况,行政关系的广泛性是近现代
行政权扩张的结果,在奉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
是最好的政府”的年代,西方国家行政关系的范
围并不算广泛,但行政法的法典化仍然没有实现。
因此,按照行政关系广泛说的逻辑,既解释不通
民法和刑法何以能够法典化的现实,也解释不通
在行政关系简单的年代行政法何以仍然没有实现
法典化的现象,以行政关系广泛说为依据来反对
行政法的法典化,恐怕难以自圆其说。
其次,就行政关系不稳定说而言,其立论的
依据,实际上是担心统一的行政法典会损害行政
机关应对丰富多彩的社会事务的能力,但这种担
心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统一的行政法典并不
会将所有的行政法规范一网打尽———正如民法典
也没有将所有的民事规范一网打尽一样,统一的
行政法典既不会完全取代法律位阶较低的行政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也不会取消行政机
关的自由裁量权及行政立法权,甚至不会影响立
法机关在行政法典之外制定单项行政法律的权力,
因而不会损害行政机关的应急能力,也不会降低
行政机关的回应性。
最后,对于当今各国罕有行政法典的原因,
应当承认,行政法不成熟说提出了一种非常有力的解释。正是由于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不成熟,
才导致支持行政法法典化的主张无论在立法实践
领域还是学术研究领域都难以占据主流地位。但
另一方面,任何法律部门及法律学科都有一个由
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而法典化则是其成
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显然,行政法不成熟说有助
于我们认识行政法在过去为何无法实现法典化,
却不能用来否定行政法法典化的未来趋势。随着
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渐趋成熟,行政法完全可以
紧随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脚步,走上一条
法典化的发展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不
仅在理论上可以克服,在实践中也同样可以跨越。
抛开已成为历史的德国、前苏联等国在此方面的
努力不谈,《荷兰一般行政法》的生效、一些国
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典所呈现出的实体化的倾向
(即,行政程序法中纳入实体性条款)、以及卷帙
浩繁的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编篡,都表明阻碍行
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绝非坚不可摧。
二、行政法法典化的非技术障碍
如果说过去各国行政法难以实现法典化的原
因主要出自技术障碍的话,目前阻碍我国行政法
法典化的深层原因则主要出自非技术障碍。这种
非技术障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行政法法
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二是行政领域的立法
存在路径依存。
(一)对行政法法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
行政法法典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行政法形式
上更加美观,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如下现实意义:
1.减少行政法制中的法律冲突
法典化最明显好处在于它能够减少和避免行
政领域单项立法之间的法律冲突。在法典化之前,
由于在行政领域存在着若干个单项法律,这些法
律尽管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但
由于其侧重点不同、参与起草的部门不同、审议
的人员不同、制定的时间及背景不同,因而在同
一事项上的规定可能会有所不同。同时由于各个
单项立法均属同一个法律位阶,互不隶属,且缺
乏可以统辖这些单项立法的行政法律原则,这样
在同一事项上的不同规定就演变成为法律冲突。
而在法典化之后,行政领域的一些单项立法被并
入行政法典之中,且行政法典确立了统一适用于
行政一般领域的行政法原则,这既有利于避免或
减少在同一事项上存在不同的法律规定,又有利
于解决因这些不同的法律规定而产生的法律冲突。
2.弥补行政法制中的法律空白
尽管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行政法领域的法律空白依然存在,而且还会继
续存在。由于行政领域的单项法律均各管一段,
在这些单项法律间的空白地带行政权就处于无法
可依的状态。在此无法可依的空白地带,无论行
政机关有所做为还是裹足不前,均会均会授人以
柄,受到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责难。而统一的行
政法典通过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可以为行
政机关在法律空白地带行使权力或约束权力提供
法律依据,从而弥补行政法制中的法律空白,使
政府摆脱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3.减少行政法制中的重复条款
在目前单项行政法律中,存在着一些内容完
全雷同或基本相近的条款。例如,无论行政处罚
法、行政许可法,还是起草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法,
均有内容相近的关于行政公开的条款。这些内容
重复的条款,不仅增加了行政法制中的条款数量,
制造了行政法条款的虚假繁荣,而且还为起草、
审议及学习掌握该条款增加了不小的工作量。制
定统一的行政法典可以将这些内容雷同或相近的
条款合并集中,从而消除行政法制中的条款泡沫。
4.避免公法拖累私法
尽管私法公法化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公法
与私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大致清晰的分界线。
但在我国,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却常常为人所忽视,
从而导致私法侵凌公法的现象,即在原本属于私
法体系的法律文件中不适当地吸纳公法条款。而
基于该公法条款而引发的争议,又拖累了该私法
文件的审议通过,由此导致公法拖累私法的现象。
有关行政垄断条款的争议对于反垄断法的影响,
即是公法拖累私法的典型事例。②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法拖累私法的现象的
出现,其原因固然非常复杂。但公法与私法之间
的界线不被国人所尊重,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而行政法典的出台,有助于国人明确公法与私法
的界线,从而有助于消除或减少公法拖累私法的
现象。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行政法法典化的上述现
实意义,无论学界还是立法部门在理解上并不存
在困难,但由于对行政法法典化的现实意义认识
不足,学界和立法部门对行政法的法典化表现得
相当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