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制监督与行政问责

『壹』 行政问责制的起源发展

行政问责制的起源与发展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规，只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改革开放后，为了使问责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地探索新途径的同时，中央也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化的步伐。
(一)中央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2003年5月12日，《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领导、遵循的原则和各项制度和措施，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2月18日，《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有了关于“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4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二)地方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2003年下半年，我国天津、重庆、海南、长沙、大连、湘潭、广州等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针对不同的问责对象的行政问责规章制度。这些规章既对部门行政首长进行问责，也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和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进行责任追究。

『贰』 对于我国社会而言，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难点包括哪些方面为什么如何解决

一、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

当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推行有如下特点：

1、在原有政策法规的基础上，中央和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行政问责的政策和法规。这些法规和政策包括2001年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06年正式实施的《公务员法》等，都已经成为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处分的主要依据，这标志着我国行政问责制正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深入发展。

2、行政问责从中央到地方次第展开。我国的行政问责始于2003年非典期间，从那时开始，相继追究了在重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件等方面失职、渎职或负有重要责任的行政官员。在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和部署下，地方逐步开展了行政问责。例如，在2004年的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厦失火案、浙江海宁特大火灾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毒害婴儿事件及湖南嘉禾滥用行政权力非法拆迁案等案件中，有关事故责任人都纷纷因“问责”而“下课”。

3、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行政问责的办法和规定，使行政问责逐步制度化。2003年8月，长沙市推出的《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是中国第一部行政问责方面的规章，2004年5月，重庆市推出的《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则是中国第一部行政首长问责方面的规章，此后，南京、天津、湘潭、广州、深圳、海南等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专门的行政问责的地方政府规章。
4、从全国范围来看，推行行政问责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虽然，当前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还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发展也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抓的比较早，措施和制度比较完善，也有些地方相对滞后。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推行行政问责制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2006年8月21日《重庆晚报》报道，重庆市自2004年开始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共进行了49次行政问责，涉及到89名官员。同年12月10日据新华社消息，甘肃省自2005年实行行政问责以来，4735名问题官员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39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二、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一）效力上：是中央的政策而不是法律

自从推行行政问责制以来，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及《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等。不可否认，推行问责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政府的理念，中央和国家的政策指导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切实规范政务管理活动中的违法、失职、渎职等行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做支撑，而仅仅寄希望于政府的政策和条令，也许一时会奏效，但不能长远，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完善的立法才是依法治国、依法问责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前提和保障。而目前各方期待的行政问责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恰恰就是：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问责官员需要法制化、制度化，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完善而不是单纯依靠政策和行政命令来实施。

（二）形式上：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

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行政问责的全国性法律，仅有的专门行政问责的立法形式基本上都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从 2003
年下半年开始
,长沙、南京、天津、湘潭、广州等十几个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专门的行政问责的规章，其中《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试行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和《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是中国内地省级专门的行政问责方面的政府规章
,它们推进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制建设。但必须看到，它们仍然属于地方性的政府规章，不具备普遍的约束力，法的效力不高、适用范围不大。［29］（P86）除此之外，这些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在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以及责任形式和惩处力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问责的规定和办法时照抄照搬，内容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往往流于形式。

（三）内容上：现有法律规范存在明显的缺陷

由于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现有的行政问责法律规范还存在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范围不具体、责任形式不全面以及可操作性不强、弹性过大等明显的缺陷。

（1）问责主体缺位

问责主体本应该包括行政机关、人大、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但是目前，在中国行政问责的实际案例中，经常会出现上级官员甚至是中央成了问责主体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仍然受到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官员权力纵向授予关系传统的影响。虽然在当代中国，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也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坚强保证。但是，在各级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下级对上级的高度服从。虽然在各级地方，也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它们对各级行政部门的监督是非常脆弱的，社会大众和其他问责主体对行政部门的监督问责也由于缺乏具体规范和操作程序很难进行。在这种体制下，行政问责制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官员”问责制，即官员之间的相互问责。

在实践中，问责主体缺位主要表现为:一是人大问责缺位。人大往往是政府进行问责后才介入
,属于事后问责 ,更多的是流于形式。二是公民问责缺位。我国法律中尚未建立完备的公民问责的途径 ,对公民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尊重得不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对政府权力的问责。［29］（P88）
三是媒体问责缺位。新闻媒体在西方被认为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相对于西方，目前中国的媒体问责还相对较弱。

（2）问责客体不清

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与官职之间有严格的职责划分,
没有明确责任体系的问责制度不仅是一种摆设, 而且为权力斗争和铲除异己增加了新的工具。由于我国目前缺乏科学的职位分类体系,
党政之间、各部门之间、各层级之间、领导的正副职之间、公务员之间的职权和职责的划分是相对模糊的,致使实际上对责任的追究十分困难。

目前，职责不清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常委会研究、党委书记“拍板”，出了问题则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二是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三是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界限比较模糊。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究竟是追究同级领导的责任，还是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如果要追究上级领导的责任，究竟应当追到哪一级领导才算合理。由于责任不清，责任主体不清，出了问题很难追究具体责任人的具体责任，这显然不利于行政问责制的顺利实施。

（3）问责范围不具体

行政问责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其问责范围包括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所谓“不履行法定职责”，是指问责对象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其行政职责；所谓“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是指问责对象不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和时限履行其行政职责。行政问责是全方位、多角度的问责，既要问大事，也要问“小事”；既要问安全事故频发的部门，也要问其他部门；既要问违法渎职、滥用职权，也要问无所作为；既要问经济领域，也要问政治和其他领域；既要问执行环节，也要问决策过程。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实践中，问责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大多局限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事后责任追究，而忽视了对决策、用人、工作绩效和廉政建设责任的追究，使问责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约束行政权力。

（4）责任形式不全面，惩治措施不到位

对官员的问责，实际上有四个互相关联但较为独立的方面，即行政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确立问责制度，不但要落实行政责任，而且要落实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官员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官僚主义，马虎草率，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些官员不但应该承担行政责任，更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但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出于淡化事件影响的考虑，对责任官员有所偏袒，只注重追究责任官员的行政责任，回避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而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也未能积极跟进。目前一些地方颁布的干部引咎辞职的标准中居然包括：“盲目决策，失职渎职，在职权范围内发生恶性事件，影响恶劣，群众反响强烈的”，这完全混淆了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导致某些官员采取“割发代首”方法，以辞职来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实际上，如果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些官员不但应该承担行政责任，更应该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5）问责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弹性过大

虽然各地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问责制度，但是由于一些必要的操作程序方面的规范还没有出台，因而缺乏可操作性。总的看来，已经出台的地方性行政问责规定有的过于原则和笼统；有的就事论事，缺乏系统性。例如，在追究的责任人前面常常冠以“有关”二字，至于哪些人是“有关”责任人，哪些是“无关”责任人，没有什么明确的界定。有的规定了“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重要责任”，却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确切的解释，或者明确这些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再以引咎辞职为例
,法律法规对引咎辞职的具体程序、该引咎辞职的人不引咎辞职应该如何追究、如何对引咎辞职进行监督等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规定和制度约束。此外，很多规定在问责的范围,
惩处的尺度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导致在操作中随意性较大, 甚至在实际操作中也有违法问责的。［30］（P70）

目前，由于行政问责尚未制度化和法制化，在实践中容易受领导批示和社会舆论的影响，我国行政问责制还普遍存在责任追究畸轻畸重、弹性较大、责罚不相适应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看，目前的问责制在许多时候仍然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政策性的问责”和“人治式的问责”，远没有走上“程序性问责”的轨道。这种问责制的特点是，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愿和意志。也就是说，由行政领导确定是否要问责、怎样问责。领导重视了，问责就进人实践，其力度也大。领导有其他考虑了，问责就会退而变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时候甚至是停止运作。对于这个问题，浙江大学胡建淼教授曾经说过：“领导人有权力必有责任。但领导人的责任是法律责任而不是担保责任；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应当法制化而不应政治化、运动化。”
［31］

三、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从法律和制度层面看：法律体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从法律层面来看，现行行政问责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宪法的精神、政府组织法的规范、公务员法规、党内文件的规定，这些法规和文件数量繁多，内容复杂，可操作性差，给问责主体在量责适裁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危及问责的公正性。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创制的专门问责规范与法治体系多有冲突，其合法性、持久性受到普遍质疑。因此,仅仅以这些法规和文件为依据来追究公务人员的责任，没有具体翔实的法律法规作支撑就难免有些牵强趋时，在实施中缺乏公正性和持续性。目前，尽管行政问责已经实施将近四年，但是我国还没有以立法的形式创制一部全国统一的整合各类有关法规的行政问责法规。

从制度层面来看，首先，缺乏从制度上对政府、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官员的权力和责任作明确的界定。不仅在我国长期存在着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行政首长和副职之间以及党政之间权责不清,
权责不对称, 或有责无权, 或有权无责,
权力与责任不平衡、不对称的现象。［30］（P70）而且，目前，政府部门及其人员的权力行为边界也不够清晰，同时权大于法、权力只对上负责的现象尚未完全消除，保障权力、责任、义务三者有序动态平衡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这些都构成了行政问责制度化进程中亟待克服的体制性障碍。其次，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尤其是人大的监督机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威尔逊在《国会政体》中阐述议会职能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
“和立法同等重要的事, 是对政府的严密监督。一个有效率的被赋予统治权力的代议机构, 应该不只是像国会那样, 仅限于表达全国民众的意志,
而还应该领导民众最终实现其目的, 做民众意见的代言人并且做民众的眼睛, 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
［32］我国现行的监督体制还存在不少缺陷，尤其是人大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的力度亟待强化。最后，不具备实现行政问责制所需要的良好的配套制度。在由以往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要求政府制定新的政治制度来适应形势的变迁。由于种种原因, 现有制度有效供给不足, 具体表现为:（1）许多必要的重要的政治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如政府绩效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权力制约机制以及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和互动机制等。［33］只有将这些机制建立和完善起来,才有可能使行政问责制真正地发挥作用。（2）制度创新不足。原有的制度体系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
或者有旧制度被改变, 但新制度没有及时的创建；或者仍是原有的不适应新情况的旧制度被继续延用下去，没有创新。因此存在制度上的漏洞, 造成无法问责的情况。

（二）从行政文化看：行政观念落后

传统行政文化造成好人主义泛滥，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淡漠。突出表现在：一是人治观念普遍。由于我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导致人治的观念还普遍存在，法治意识淡薄,
官员尤其是级别较高的官员, 没有承担责任的意识, 更没有建立起被问责的意识, 行政行为中存在依地缘、血缘、人情办事的风气, 使得政府权力人格化,
法律、规则因人而异, 行政行为呈现非理性特征。二是 “官本位”思想严重, 公众参与意识淡薄。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 政府及其官员“权为民所授”,
不能为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政府官员往往把公共权力视作私有, 而没有意识到人民才是权力的真正主人,
更认为政府官员是高居于人民之上的，从而导致种种不良行政行为的发生。另外从公众的参与意识来看, 在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体制中,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导者和实施者,
公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状态, 没有主人翁的意识。公民不发挥参与政治的权力,就有可能出现公众监督的主体被虚化,
公众作为最不可轻视的问责主体也就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从管理模式看：政务信息不对称
传统的代议制政府对政务活动信息的控制导致的信息不对称,
是造成问责乏力的另一个原因。传统的代议制政府只注重向上进行信息的沟通, 而忽视与公众进行信息的交流与反馈。在一些重大事故中,
一些政府部门就不及时向公众通报疫情或灾情, 反而封锁信息。从公众角度来看这种信息控制, 一方面使得公众因为无法了解和知悉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
从而危害到公众的自身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会因此造成公众无法实现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再从政府方面来看, 信息控制,
使其无法实现与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其政策的制定很难切合实际的需要，即使决策正确也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降低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叁』 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的详细内容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行政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促进行政人员依法履行行政职责，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下统称行政人员)不履行、违法履行、不当履行行政职责，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造成不良影响，依照本办法规定追究责任。
第三条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市行政问责工作。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区县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行政问责工作的实施。
第四条市和区、县监察机关在行政问责工作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问责工作；
(二)研究行政问责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相应建议；
(三)负责受理、调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应当由本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问责案件，并提出处理建议；
(四)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行政问责的处理情况；
(五)本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行政问责工作。
其他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明确监察、法制、人事等部门或者机构在行政问责工作中的职责，负责受理投诉、控告和检举，开展调查，提出拟处理意见等工作。
第五条行政问责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权责统一、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市监察机关报告行政问责工作情况。
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定期向区、县监察机关报告行政问责工作情况。
第七条行政人员应当依法行政，自觉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的决定、命令、部署，确保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监察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对行政人员进行有关建设法治政府知识的培训。
第二章行政问责情形
第八条行政人员有下列应当履行而未履行行政职责情形之一，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进行行政问责：
(一)对依申请、请求、申诉的行政行为，未按照规定受理、审查、决定的；
(二)未按照规定检查、检验、检测、检疫的；
(三)对发现的违法行为未制止、纠正的；
(四)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违法行为，未予处理的；
(五)收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投诉、举报后，未按照规定调查、处理的；
(六)应当履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法定职责，而未履行的；
(七)行政相对人询问有关行政许可、行政给付条件、程序、标准等事项，拒绝答复的；
(八)未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行政诉讼应诉职责、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职责，损害政府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
(九)未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告知义务或者保密义务的；
(十)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不履行行政职责的情形。
第九条行政人员有下列违法履行行政职责情形之一，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进行行政问责：
(一)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对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或者改变集体作出的决定的；
(二)无依据实施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行政行为的；
(三)违反规定的步骤、顺序、方式、形式等规定程序实施行政行为的；
(四)超过法定时限或者合理时限履行职责的；
(五)超越法定权限实施行政行为的；
(六)隐瞒、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行政征收征用款物的；
(七)违法查封、扣押、没收、征收、征用财物的；
(八)不具有行政执法资格或者违反规定使用执法证件的；
(九)违反规定乱收费，或者要求行政相对人接受有偿服务、购买指定商品以及承担其他非法定义务的；
(十)违反规定制作法律文书、使用票据的；
(十一)违法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履行职责的；
(十二)实施行政行为无事实根据，或者主要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
(十三)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违法履行行政职责的情形。
第十条行政人员有下列不当履行行政职责情形之一，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进行行政问责：
(一)工作作风懈怠、工作态度恶劣的；
(二)对于明显相同情况的相对人不同对待，歧视特定相对人，或者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采取的行政方法、手段明显失当等滥用自由裁量权履行行政职责的；
(三)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不当履行行政职责的情形。
第三章行政问责方式和适用
第十一条行政问责的方式为：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责令道歉；
(三)通报批评；
(四)行政告诫；
(五)停职检查；
(六)调离工作岗位；
(七)责令辞去领导职务；
(八)免职。
行政人员有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违纪情形，按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应当给予处分的，不得以前款规定的行政问责方式代替行政处分，也不得以行政处分代替前款规定的行政问责方式。
第十二条对应当问责的行政人员，应当根据其行为性质、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情节轻重，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道歉、通报批评处理；
(二)情节较重的，给予行政告诫、停职检查、调离工作岗位处理；
(三)情节严重的，给予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免职处理。
给予行政告诫、停职检查、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免职处理的，可以同时适用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道歉、通报批评。
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
(一)拒绝改正错误的；
(二)隐瞒事实真相，干扰、阻碍行政问责工作的；
(三)对投诉人、控告人、检举人打击报复的；
(四)一年内被给予行政问责两次以上的；
(五)在两人以上共同违法违纪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六)其他按照规定应当从重处理的。
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理：
(一)主动交代违法违纪行为的；
(二)积极配合调查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三)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的；
(四)其他按照规定可以从轻、减轻处理的。
第十五条行政人员有本办法规定应当予以行政问责的情形，情节轻微，经过批评教育后改正的，可以免予行政问责。
行政人员在紧急情况下有本办法规定的应当予以行政问责情形，但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不予行政问责。
第十六条行政人员实施行政行为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行政人员应当执行该决定、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行政人员不承担责任；但是，行政人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两人以上共同实施行政行为的，主办人员承担主要责任，协办人员承担相应责任；责任无法区分的，共同承担责任。
第十七条行政人员有本办法规定的违法违纪情形，受到行政问责，所在单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单位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不得以对行政人员的行政问责代替单位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对行政人员的考核、任用、奖励、表彰应当考虑其被行政问责的情况。
受到行政问责的行政人员，取消当年年度相关的考核评优和评选先进的资格。
第四章行政问责程序
第十九条对下列途径发现的行政人员应当行政问责的线索，按照管理权限初步核实后，对需要行政问责的，应当进行调查：
(一)上级或者本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的监督、检查；
(二)监察、审计、法制等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本单位的内部监督、检查；
(四)行政诉讼；
(五)行政复议；
(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投诉、控告、检举；
(七)公共媒体披露本办法规定的应当予以行政问责的情形且确有证据的报道；
(八)其他途径。
第二十条行政问责案件，应当自决定调查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
对于事实清楚、不需要进行问责调查的行政问责案件，应当直接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
第二十一条调查行政问责案件，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
调查处理行政问责案件，应当听取被调查的行政人员的陈述和申辩，并予以记录。对其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二条参与行政问责案件调查、处理的人员与被调查的行政人员是近亲属关系的，或者与被调查的行政人员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应当提出回避申请；被调查的行政人员以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其回避。
行政问责决定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行政问责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其他调查、处理人员的回避，由行政问责决定机关负责人决定。
行政问责决定机关或者行政问责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发现调查、处理人员有应当回避的情形，可以直接决定该人员回避。
第二十三条调查终结，应当形成调查报告并提出拟处理意见，经行政机关的监察(包括派驻监察机构)、法制、人事等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提交行政机关领导成员集体讨论后，作出给予行政问责、免予行政问责或者撤销行政问责案件的书面处理决定。
第二十四条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给予行政问责的，应当在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书中载明下列内容：
(一)受到问责的行政人员的姓名、职务、级别、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
(二)违法违纪事实；
(三)处理结果和依据；
(四)不服行政问责处理决定的复核、申诉途径和期限；
(五)行政问责决定机关的名称、印章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第二十五条行政问责处理决定书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送达受到问责的行政人员，并应当及时函告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有关机关要求处理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名投诉、控告、检举的，应当书面告知其处理结果。
行政问责处理决定应当在一定范围公开，对于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行政问责案件的处理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六条依照本办法规定应当给予行政问责的行政人员已调至其他行政机关工作的，原所在行政机关可以向其现任职行政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其现任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
第五章复核申诉
第二十七条受到问责的行政人员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核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者作出该复核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第二十八条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书面复核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申诉受理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诉之日起60日内作出申诉处理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和原处理机关；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30日。
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执行原问责处理决定。
受到问责的行政人员不因提出复核、申诉被加重处理。
第二十九条申诉受理机关审查认定原处理决定有错误的，原处理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诉处理决定书后15日内予以纠正。
第三十条经复核、申诉认定行政问责处理决定错误，对行政人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原处理机关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补偿。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对经市或者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人员予以停职检查、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免职处理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肆』 如何完善行政监督体制

行政监督是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行政管理活动正常运行的必要手段，是实现行政管理法制化的重要保证，在目前腐败仍很严重的情况下，加强行政监督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如何坚持与时俱进，以时代的要求全面审视当前我国的行政监督现状，不断完善与强化我国的行政监督成为当前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经过多年的行政体制改革，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制在逐步完善。但是，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制仍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需要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完善。
1.转变政府行政观念
提高行政监督的有效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政府转变理念，政府担任的角色要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只有转变政府行政观念，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力的实现作为行政的主要目标，做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接受公众的检验，公众的参与热情才能被激发，参与式行政的有效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此，参与式行政的有效实现除了政府行政观念转变外，公民自身参政意识以及参政素质也需要提高，公民的知情诉求是其参与权保障的根本。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实践，为现代公民人格发育和公民社会养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域。公众广泛参与行政及对行政执行信息的反馈，有利于行政机关对立法、决策等内容及时调整，能避免由于参与缺失引起的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的冲突。社会稳定是政府实施善治和服务职能的前提，缺乏稳定的政府信息公开将成为无本之木，难以实施。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群体性。
2.提高行政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加强政务信息公开。政务活动如果搞成“阳光政务”，接受群众监督，那么等于又是一道强有力的节制。在不少行政纠纷案件中，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就是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没有充分陈述行政收费、行政执罚的依据和标准，认为他们是在搞“暗箱作业”。这种行政执法缺少透明度的做法，说轻些是有关人员素质低下、态度生硬，说严重点是执法人员剥夺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敢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违背的，也是与依法治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高度正视这个问题。
3.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对违法行政案件进行认真查处，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表明行政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是出现违法行政行为之后，行政机关需要立即采取的行动。查清案情真相，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客观公正的处理，才能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调查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和个人的行为，调查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触和人为设置的障碍，如果只是在浮在表面查，很难查到案件的真实情况，必须深入进去刨根问底，方能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确定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负的责任。不查处或查处不力，执法犯法、徇私枉法就难以从根本上杜个案监督就会半途而废，就起不到和警示作用。要始终保持严厉惩处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利用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加大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力度，既要惩处受贿行为，又要惩处行贿行为；既要查处国（境）外经济组织在我国内地的商业贿赂行为，也要查处我国企业在境外的商业贿赂行为。对于发现的腐败案件和腐败分子，不管涉及什么单位、什么人，都要依法严惩，绝不姑息，绝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要加强国际合作，加大对逃亡在境外的腐败分子的追逃缉捕力度，绝不让他们逍遥境外。
4.推进行政问责制度
这主要包括四方面：一要 “有责必究”，二要 “有责能究”，三要 “有人去究”，四要建立责任追究的配套机制。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抓好三个方面的行政问责：对中央关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政策执行不力的要问责；对公共资金使用不当、投资项目出现失误的要问责；对发生损害群众生命财产的重特大安全事故的要问责。要继续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要建立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
5.推行绩效管理制度
绩效考核的目的是使上级能够对部下的能力作出正确的评价，进而做到人尽其才，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工作绩效，同时也是对员工职位调整，酬薪福利以及培训奖金核定的重要依据，明确员工的导向，保证组织的运行，给予员工与其贡献的相应激励。

『伍』 加强法制政府建设的着力点是什么

加强法制政府建设的着力点有以下几点：

1.加强行政监督问责，建设责权统一、行为规范的责任型政府。2004年3月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2.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以人为本、勤政便民的服务型政府。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指出，依法保证全体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依法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条件，才能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积极性、创造性。

3.提高行政执行能力，建设快捷高效、运转协调的效能型政府。效能是行政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行政管理活动情况的综合反应。效能型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前提，法治政府必然是效能型政府，二者统一于一个目标，那就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5)行政法制监督与行政问责扩展阅读：

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8月2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对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新的部署。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抓住几个关键的着力点，使政府做到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与效能型政府“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真正成为优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经济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者。

参考资料：网络—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