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的典型案例

1. 谢通祥的经典案例

谢通祥律师在刑事辩护领域业绩丰硕在从事法律实务的过程中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诸多法律领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在刑事辩护、重大经济犯罪、暴力型犯罪、重大民商事纠纷辩护等领域均有突出表现。通过大量案件的办理，谢通祥律师形成了一整套的办案思路和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为数不少的无罪释放、死刑改判、不予核准死刑、撤销指控、取保候审、指令再审等骄人的成绩，其办理的数以百计的法律案件及其提供的法律服务中，影响重大的有：
一、李有斌绑架致人死亡一案二审改判辩护
2005年李有斌、李向阳共同绑架张某某并致张死亡，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法院作出连刑一初字第0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李有斌、李向阳犯绑架罪，判处李有斌、李向阳死刑。
判决结果：谢通祥担任李有斌绑架致人死亡一案二审唯一的辩护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6-15作出(2006)苏刑终字第0038号刑事判决书，采纳了谢通祥关于“李有斌具有立功表现，原审判决对李有斌的量刑不当”的辩护意见，故改判李有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二、中俄特大跨国贩毒案李菲贩毒辩护 （李菲贩毒案涉及冰毒等毒品4459克 ）
2008年1月28日，特大跨国贩毒14个被告人的案件开庭，谢通祥律师作为辩护人连续三天出庭为主犯李菲辩护，法院采纳了谢通祥律师的辩护意见，判处主犯李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案犯关辉在2010年12月被执行死刑。（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为全国四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件） 是2005年中、俄两国部长级会议签署《打击中俄边境地区毒品犯罪议定书》之后，两国禁毒警方共同破获的首例跨国走私贩毒案件。
三、李辉杀人抢劫死刑判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核准死刑，改判死刑缓期二年。
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认定出租车司机李辉杀死乘客秦某并且抢走财物，构成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李辉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特别严重，社会危险性极大，且其曾因抢劫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不到一年又实施严重危害社会杀人、抢劫犯罪，具有累犯这一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应依法严惩，故判处死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阶段，李辉委托谢通祥律师担任辩护律师，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了谢律师的“其妻潘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提供破案线索及被害人有一定过错，可以作为对李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辩护意见，不予核准死刑发回重审，2010年12月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改判李辉死刑缓刑二年，2015年法院裁定李辉减为有期徒刑 。
四、踢死警察的温珂故意杀人罪死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核准死刑，依法改判。
该案为黑龙江省公安厅挂牌督办、全省通报的典型黑恶犯罪案件
2010年1月31日20时许，温珂伙同黄立明、王松园等人在哈市平房区新疆大街28号金宝利KTV因与被害人马某(哈市平房公安分局民警)发生口角，将马某殴打致死。同时，查明温珂等人均为刑释解教人员或无业人员，自2008年2月开始纠集在一起，为达到非法敛财、称霸一方的目的，非法购置管制刀具、镐把等作案凶器，在平房区先后实施了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涉嫌故意杀人、寻衅滋事、妨碍公务、故意伤害4项罪名。当年9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温珂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维持原判并上报最高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死采纳了谢通祥律师的辩护意见，于2013年8月2日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3）刑四复19600769号刑事裁定书，撤销了温珂故意杀人罪踢死警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黑龙江省高级法院(2012)黑刑三终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不核准温珂的死刑。
2013年10月18日，法院依法改判温珂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2016年1月，法院裁定温珂减为无期徒刑 。
五、《内蒙古获母捐肾毒贩一审死刑 二审改判死缓》 (摘要)
新华网、人民网报道：北京律师谢通祥收到包头王成成案的终审判决书，内蒙古高院认定上诉人王成成确有悔罪和立功表现，将其改判为死缓。
此前，王成成曾在取保候审期间由母亲捐肾做了换肾手术，但后来包头中院一审判其死刑，引发争议。
母亲捐肾后一审判死刑
今年2月媒体报道了包头王成成案。王成成今年28岁，曾患尿毒症，因贩卖毒品曾三次被抓获。
因病情严重，三次被抓后，王成成均被取保候审。其病情恶化后，母亲刘丽(化名)决定捐肾给儿子做手术。
2013年12月12日，王成成成功换肾。一审判决下达后，王成成家属意见很大，认为“肾白捐了，钱没了，肾没了，儿子也没了”。随后，王成成提起上诉。
二审改判死缓两年
内蒙古高院认为，王成成在取保候审期间仍不思悔改，继续多次贩毒，其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性大，应予严惩，但鉴于其被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同时考虑王成成不仅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主动供述毒品犯罪上线的情况及联系方式，确有悔罪和立功表现，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终审判决显示，王成成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据王父王刚介绍，王成成在看守所收到终审判决书，其对改判为死缓的结果“很高兴”，并表示愿意好好改造。王成成的母亲也消除了“肾白捐了”的担心。家属会与律师协商申请保外就医 。
六、张×1故意伤害罪改判无罪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1，男。
辩护人谢通祥。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代理检察员田申出庭履行职务，张×1及其辩护人谢通祥，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认为，原公诉机关指控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张×1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改判并宣告张×1无罪。张×1的辩护人谢通祥所提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判决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1无罪 。
人民网报道《保安疑将同事打骨折 4次审理改判无罪获赔10万》
张惠鹏的辩护人、北京律师谢通祥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潘某右手掌骨骨折并非张惠鹏的原因所致，根据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请求法院判决张惠鹏无罪。
今年6月19日，二中院采纳了谢通祥的相关意见，终审改判张惠鹏无罪。

2. 麻广军案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谁在妨害证人作证
――麻广军妨害作证案及其反响

2003年8月22日，内蒙古松苑律师事务所律师麻广军被抓了起来，内蒙古宁城县检察院认定他涉嫌妨害证人作证。此案在内蒙律师中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赤峰地区。得到2004年3月10日公开审理此案的消息后，赤峰地区近百名律师云集宁城旁听。记者随同有关律师管理部门领导和刑事案件的专家参加旁听。

祸起证人改证

在旁听之前，记者先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案情介绍”。案件的起因是这样的：2002年12月30日，麻广军律师接受宁城县三座店乡苏家窝铺村村民许少东的委托，担任其父许文生涉嫌强奸一案的辩护人。许少东带来了7份证据材料证明其父无罪，其中有部分证人没有书写日期，要求麻广军去调查取证，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不同意取证，麻广军答复许少东待法院开庭时让证人出庭作证。

2003年4月23日，麻广军找到证人，征得证人同意出庭的意见后，起草证人出庭名单。5月18日，宁城县法院通知麻广军，许文生案5月22日开庭，并让其通知证人出庭。在开庭前，麻广军见到将要出庭的证人，交代了一些出庭的注意事项，并问证人高金英“从赵国永家出来多长时间后听见许文生和赵国永（被害人之夫）打起来”，高金英说，“也就一袋烟的工夫”，麻广军说，“一袋烟是什么概念”，高金英说，“也就三、四分钟”，麻广军说，“你必须向法院说清楚”。

许文生案开庭审理时，证人分别出庭作证，控辩双方分别对证人进行了询问。有的证人听高金英说三、四分钟后，作证时，就把原来说的十几分钟也说成三、四分钟。庭审中，许文生要求法院对其是否具有性行为能力进行鉴定，麻广军对被害人的哑语翻译资质提出质疑（被害人系聋哑人），要求被害人出庭。麻广军当庭起草了鉴定申请书交给审判员。审判长宣布休庭。

第二天，控方会同公安机关将证人高金英抓到宁城看守所，随后，又将许少林等5位证人用车拉到宁城县看守所羁押。对证人采取“凌厉”的审讯攻势，7位证人全部“交代”在麻广军指使下作伪证。关押后24小时内放回两位证人，36小时内又放回两位证人，证人许少林、高金英一直未放，以包庇罪刑事拘留。30天后，将许少林、高金英取保候审。

6月初，宁城县检察院认定麻广军指使证人改变证言，以证明许文生没有作案的时间使其逃脱法律制裁，遂以麻广军构成妨害作证罪将其批准逮捕。

6月19日，宁城县法院恢复开庭审理许文生强奸案。麻广军未能到庭。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许文生有期徒刑5年。许文生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赤峰市中院裁定发回重审。10月17日，许文生强奸案重审庭审，许文生又委托内蒙源生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为其辩护。此次庭审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内容和5月22日出庭作证的内容一致。庭审尚未结束，宁城县检察院会同宁城县公安局又将证人抓走。

在证人反复被抓、被放的过程中，证人一旦被抓，就说麻广军指使其改变证言，一旦到了法庭，又改了回来。

2003年12月31日，宁城县检察院根据自己所取得的证据，认定麻广军“为使许文生逃避法律制裁，指使许文生之胞兄许文山、嫂张玉兰、表弟高金英及高金英堂兄高金龙在法庭上出具非法证言”，向宁城县法院提起公诉。

自2003年8月麻广军被抓以来，多次申请取保候审均未被批准。

是合法取证还是强迫作证

在麻广军因涉嫌妨害作证案中，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是：公检机关的取证过程是否合法，如果公诉机关在取证过程中强迫证人改变原来的证人证言，其提供的证据则缺乏客观真实性；反之，麻广军则有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指使证人改变证言”的嫌疑。

在庭审中，公诉人认为他们没有强迫证人。他们之所以把证人带走，是因为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与他们所取得的证言不一致，有作伪证的嫌疑。只要有违法行为，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97条规定，公安机关和检查机关可以通知证人到公安机关、检查机关，不能说证人一到公安机关、检查机关就是抓人。公诉人还指出，有的证人说他们刑讯逼供，证据何在？把刑事诉讼中采取措施对证人所形成的压力说成是逼供没有依据。

作为麻广军的辩护人，谢飞和刘党军律师则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辩护说，公诉机关出示的证人自书证言均是在采取强制措施情况下违法取得的，对证人均采取讯问方式。公诉机关在找证人时，既没有传唤证也没有释放证明，5月23日抓获高金英，5月24日抓获其他证人，除了高金英和许少林拘留30天被取保候审外，其他证人到5月26日放回，已属非法拘禁。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均明确规定，对证人不得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证言，调取证言也必须在证人住所、工作单位、办案机关的办公地点三个特定的场所进行，不得对证人另行指定其他地点。公诉人举出的证人证言违反了这些规定。违法取证的结果必然使证人证言丧失客观真实性。相反，证人两次在法庭上的证言均系证人在自由状态下、在庄严的法庭上所作出的，且内容一致，此证言合法且具备了客观性。尤其是2003年10月17日开庭，此时，麻广军已被羁押近3个月，证人是法院通知到庭，此证证人当庭陈述，内容客观真实。在麻广军妨害作证一案的程序上，辩护人还指出，在法院审判前的立案、侦察、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均严重违法。宁城县检察院和具体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法院审判前的各种诉讼阶段，严重违反了宪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经过审理，并交由宁城县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法庭最后宣布麻广军无罪。

检查机关应当完善监督机制

此案虽然已告一段落，但在律师界乃至法律界留下深刻的反响和思考。最令人担忧的是：检查机关的取证行为给律师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在庭审期间，记者采访了部分旁听的律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听了此案，他们都在想，自己会不会在以后的办案过程中有什么闪失，被检察机关抓住把柄，下一个被抓的会不会是自己。甚至，麻广军辩护律师的刘党军这次在宁城辩护也心有余悸。多数律师表示，“如果不还麻广军一个清白，律师没有安全感，我们宁愿不办刑事案件。”有的律师情绪激动，要联系所有赤峰地区的律师对宁城县的刑事案件罢辩。

近年来，在全国，“刑辩”律师相继被抓，对律师从事刑事辩护业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做“刑辩”的律师如履薄冰。刑事诉讼法已实施8年，某些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仍然按照自己的“推理”办案。有的检察机关为了给律师定罪，不惜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一个律师无辜被抓，可能影响的是整个律师执业环境，影响的是中国的法制建设。有不少了解此案的专家呼吁：检察机关应当完善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既要有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也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监督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同一个案件中，检察机关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更不能由几个监察员“一条龙”办案。检察机关与律师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应当形成良性的分工、协作关系。

3. 网络暴力的例子（家庭暴力不是家事私事）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起依法惩治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件都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比如，丈夫长期虐待妻子，导致妻子死亡的；妻子对施暴的丈夫实施伤害行为，或者妻子、子女共同对施暴者实施伤害行为，导致施暴者受伤、死亡的等，罪名涉及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

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时有发生的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人格权，破坏了和睦的家庭关系，更影响了社会安定祥和。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由于发生在家庭成员内部，具有一些特殊性。在选编案例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对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要准确，不能采取“和稀泥”办案，要查清事实、理清原委；对实施家庭暴力手段残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对因酗酒、赌博等恶习而长期或者多次实施家庭暴力，施暴者构成犯罪的，要体现从严打击、依法严惩；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被害人，对施暴者实施伤害、杀害行为的，要依法体现从宽处理精神；检察办案不能局限于就案办案，要取得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记者了解到，本着上述原则，最高检第一检察厅从各地检察机关报送的90多个案例中筛选出6个，并征求了全国妇联、最高检有关业务部门、部分省级检察院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在这些案例中，检察机关均履行了主导责任，通过介入侦查、自行侦查，展开调查走访，全面了解情况。在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时，尊重被害人的意愿，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将其作为办案参考。通过司法救助、协同各方力量开展救助帮扶等方式，帮助修复被损坏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注重以案释法，通过推动公开庭审，协同妇联等部门共同开展反家暴普法宣传。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五年来，家庭暴力是违法犯罪行为的观念逐渐得到认同，不再被认为是家事、私事。民法典颁布实施，强化了公民人格权保护，婚姻家庭编更是明确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这对于巩固、发展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梳理、选编、发布典型案例，就是为了引导检察机关通过贯彻落实反家暴相关法律，真正把这种精神内涵、基本理念融入办案全过程，更好回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最高检第一检察厅负责人说。

案例一

张某某虐待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某，男，1979年1月出生。

被害人李某某，女，殁年41岁。

二人2004年底结婚。张某某酗酒后经常因李某某婚前感情问题对其殴打，曾致李某某受伤住院、跳入水塘意图自杀。

2020年2月24日凌晨3时左右，张某某酗酒后在家中再次殴打李某某，用手抓住李某某头发，多次打其耳光，用拳头击打其胸部、背部。李某某被打后带着儿子前往其父亲李某华家躲避，将儿子放在父亲家后，在村西侧河道内投河自杀。后村民发现李某某的尸体报警。经鉴定，李某某系溺水致死。

山东省平原县公安局于2020年2月24日立案侦查，3月9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20年3月11日，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虐待罪对张某某决定逮捕，4月9日，对其提起公诉。

2020年8月28日，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六年。一审宣判后，张某某未上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因张某某在村外居住，村民对李某某是否被殴打不知情，张某某的父母也有包庇思想，被害人尸体无明显外伤，侦查初期证据收集较困难。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后，提出以殴打持续时间较长、次数较多作为取证方向。侦查机关根据李某某曾被殴打住院的线索，调取李某某就诊的书证，李某某的父亲、母亲、儿子、医生的证言等证据，证实张某某多次殴打李某某的事实。

（二）自行侦查，完善证据。审查起诉阶段，张某某辩解虽殴打过李某某，但李某某系迷信寻死，其殴打行为不是李某某自杀原因。检察机关开展自行侦查：一是询问李某某父亲，证实李某某案发当日口唇破裂、面部青肿；二是讯问张某某、询问李某某的儿子，证实李某某自杀前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想法，被殴打后精神恍惚；三是询问张某某父母，因张某某被取保候审后殴打其父母，其父母不再包庇如实作证，证实张某某酗酒后经常殴打李某某。

被害人未成年儿子在职业学校学习

（三）开展救助，解决当事人未成年子女生活问题。案发后，父亲被羁押，母亲离世，被害人未成年儿子生活无着。检察机关派员多次看望，为其申请司法救助，并向民政部门申请社会救助，使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同时，依托省检察院与省妇联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合作机制，经多方共同努力，使其进入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劳动技能。

【典型意义】

（一）介入侦查、自行侦查，提升办案质效。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犯罪，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等问题。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自行侦查，围绕虐待持续时间和次数，虐待手段，造成的后果以及因果关系等取证，从源头提高办案质量。

（二）准确适用虐待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情节。“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因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残、自杀，导致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

（三）延伸检察职能，关爱家暴案件未成年子女。夫妻间发生的虐待案件，一方因虐待致死，一方被定罪服刑，往往造成未成年子女精神创伤、失管失教、生活困难。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注重协同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提供心理辅导、家庭教育指导、经济帮扶等，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案例二

胡某某虐待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胡某某，女，1989年11月出生。

被害人曹某某，女，殁年6岁，系胡某某次女。

案发现场

被告人虐待被害人使用的苍蝇拍把手

被告人虐待被害人使用的拖鞋

曹某某生前主要跟爷爷奶奶生活，后因上学搬来与母亲同住。2019年2月至4月间，胡某某照顾曹某某日常生活、学习中，经常因曹某某“尿裤子”“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等以罚跪、“蹲马步”等方式体罚曹某某，并多次使用苍蝇拍把手、衣撑、塑料拖鞋等殴打曹某某。

2019年4月2日早7时许，胡某某又因曹某某尿裤子对其责骂，并使用塑料拖鞋对其殴打，后胡某某伸手去拉曹某某，曹某某后退躲避，从二楼楼梯口处摔下，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经检验，曹某某头部、面部、背臀部、胸腹部及四肢等多处表皮剥脱、伴皮下出血。其中，右大腿中段前侧两处皮肤缺损，达到轻伤二级程度。

河南省淮滨县公安局于2019年4月3日立案侦查，6月17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9年9月6日，淮滨县人民检察院以胡某某涉嫌虐待罪提起公诉。

2020年1月6日，淮滨县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胡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胡某某未上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侦查提出建议：一是全面提取案发现场的客观性证据，如拖鞋、苍蝇拍等，以印证胡某某的供述；二是围绕死者生活、学习轨迹，走访学校、亲属等，查明死者案发前生活、学习及平时被虐待的情况；三是通过尸检报告、伤情鉴定、理化检验报告等，查明死者损伤原因及死因。经侦查查明胡某某虐待致曹某某周身多处损伤、死亡的犯罪事实。

（二）准确适用法律，充分释法说理。被害人的父亲曹某飞及其他近亲属提出，曹某某是被伤害致死，为此多次上访。检察机关就定性、法律适用问题开展听证，邀请曹某某的近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代表等参与。检察机关对胡某某的行为性质及可能受到的处罚进行了论证说理。通过听证，曹某某的近亲属对检察机关的意见表示理解、认同。

（三）推动制度落实，形成保护合力。检察机关以本案为契机，结合近五年辖区内发生的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调研分析，针对相关部门在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在检察机关推动下，由政法委牵头，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教育、民政等部门建立预防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联席会议制度，有效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防护墙”。

【典型意义】

（一）通过引导取证，查清事实准确定性。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持续殴打、体罚子女，情节恶劣的，应当依法以虐待罪定罪处罚。检察机关通过介入侦查，引导侦查机关在案发初期及时固定证据，为案件性质认定筑牢事实、证据基础。

（二）准确区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虐待致人死亡、意外事件的界限。根据“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侵害被害人健康或者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而是出于追求被害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长期或者多次实施虐待行为，逐渐造成被害人身体损害，过失导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属于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应以虐待罪定罪处罚。本案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虽然不是虐待行为本身所导致，但被害人的后退躲避行为是基于被告人的虐待行为产生的合理反应，死亡结果仍应归责于被告人，属于虐待“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不属于意外事件。

（三）注重发挥各方作用，构建联动保护机制。检察机关推动家暴案事件报告制度落实落细，堵塞管理漏洞。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动，促进完善制度机制，形成司法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政府保护、社会保护的有效衔接。

案例三

张某某虐待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某某，男，1981年6月出生。

被害人王某某，女，殁年65岁，系张某某的母亲。

被告人张某某与父母共同居住。2018年5月7日，其母亲王某某因精神疾病发作离家，被张某某及其家人接回家中。同年5月7日至5月10日间，张某某因王某某不睡觉多次持木棒打王某某，致其腿部、头部受伤。同月10日下午，王某某在家中死亡。张某某的父亲张某品报案。经鉴定，王某某额部擦挫伤、四肢软组织挫伤，属轻微伤，死因系肺动脉栓塞死亡。另查，张某某亦曾多次殴打其父亲。

贵州省织金县公安局于2018年5月18日立案侦查，6月25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8年9月5日，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某涉嫌虐待罪提起公诉。9月14日，织金县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张某某未上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完善证据、强化审查，准确认定事实。检察机关派员到案发地走访调查，当地群众反映“王某某被张某某活活打死。”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取证，证实张某某在母亲精神病发后未送医，而是持续多天持木棒殴打，造成其轻微伤。检察机关结合张某某供述及证人证言，与鉴定人沟通，咨询法医，确定被告人的虐待行为并非被害人致死原因。最终，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虐待罪，但不属于虐待“致使被害人死亡”。

检察官到被告人家中回访

（二）听取被害人近亲属意见，开展释法说理。检察机关主动听取死者近亲属张某品的意见，并释明审查认定的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问题，消除其疑惑。宣判后，张某品未提出异议。经回访，张某某刑满释放后，返回家中与其父亲张某品共同居住，未再出现打骂老人的现象。

检察机关推动案件到案发地公开庭审，开展法治宣传。

（三）推动在案发地公开庭审，开展法治宣传。检察机关与法院、当地政府沟通，在案发地公开审理。数百名群众旁听庭审，检察机关结合案件特点阐述了虐待罪的构成、法律适用及本案的警示意义。法院当庭宣判后，群众表示，通过旁听庭审，直观了解了司法机关办案程序，消除了对被害人死因的误解。

【典型意义】

（一）准确把握虐待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因长期或者多次实施虐待行为，逐渐造成被害人身体损害，过失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属于虐待“致使被害人死亡”。被告人虽然实施了虐待行为，但被害人非因上述虐待行为造成死亡，不能认定为因虐待“致使被害人死亡”。

（二）运用事实、证据释法说理，提升司法公信。检察机关主动听取被害人近亲属对案件处理的意见，释明检察机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依据，让其感受到检察办案的客观公正。

（三）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检察机关推动案件到案发地公开庭审，强化以案释法，通过“看得见”“听得到”的普法形式，促进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弘扬尊老美德，普及反家暴知识，增强公民反家暴意识。

案例四

毛某某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毛某某，女，1994年12月出生。

被害人王某某，男，1981年10月出生。

二人系夫妻，均系聋哑人。王某某酗酒，经常酒后打骂毛某某。

2019年6月25日中午，王某某得知毛某某将自己被打的事情告诉了朋友，说晚上回家要砍断毛某某的脚。于是，毛某某买了一把刀，藏在卧室衣柜内。当晚，王某某回家后在客厅一边喝酒一边打毛某某，并将菜刀放到饭桌上。后因孩子哭闹，毛某某回卧室哄孩子。王某某酒后进入房间，继续打毛某某，说要用菜刀砍断毛某某的脚，并走出房间拿菜刀。毛某某从衣柜拿出刀向王某某身上乱砍，分别砍在王某某头顶、手臂、腹部等处。王某某夺下刀后，受伤倒地。毛某某到王某某的二姐王某娟家求助，王某娟的丈夫报警。经鉴定，王某某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毛某某为轻微伤。

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于2019年6月26日立案侦查，8月6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9年12月2日，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毛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检察官走访村委会

（一）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检察机关派员多次走访，了解到王某某一家6口生活困难，王某某的父母年迈患病无劳动能力；王某某案发前在当地务工，被砍伤后没有收入；毛某某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低保补助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村民反映，王某某经常酒后对毛某某实施家暴，还多次殴打亲友、邻居，认为毛某某的行为是反抗家暴，希望对其从轻处理。

（二）准确定性，依法妥善处理。检察机关认为，毛某某面对现实、紧迫的人身危险取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虽事先准备刀具，但不影响防卫性质。王某某徒手殴打，实施的是一般暴力行为，虽声称要拿菜刀砍毛某某，但在尚未使用可能危及生命或可能造成重伤的工具或高强度手段时，毛某某用刀砍王某某，其防卫手段及损害后果与不法侵害明显失衡，属于防卫过当。鉴于本案系家庭矛盾引发，毛某某有自首情节，依法决定对毛某某不起诉。

（三）开展司法救助和跟踪回访。针对王某某一家经济困难情况，检察机关为其申请司法救助，并与村委会沟通，由村委会监督司法救助款的使用，以管束王某某不再实施家暴。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检察机关对二人进行动态跟踪教育，经回访，王某某未再对毛某某实施家暴。

【典型意义】

（一）正确认定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故意伤害犯罪与正当防卫。“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为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施暴人重伤、死亡的，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根据施暴人正在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手段的残忍程度，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手段、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等综合判断。

（二）妥善把握家庭暴力引发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家暴引发的刑事案件不同于其他案件，有家庭因素牵涉其中，要兼顾维护家庭稳定、修复被损坏的家庭关系、尊重被害人意愿。对犯罪嫌疑人具有防卫性质、自首等法定情节，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三）依法履行司法救助职能。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检察机关要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彰显司法人文关怀，帮助被救助人解决面临的生活困难、安抚心灵创伤，避免“因案致贫”“因案返贫”，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稳定。

案例五

武某某、陈某某、傅某某

故意杀人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武某某，女，1971年7月出生，系被害人之妻。

被告人陈某某，男，1996年5月出生，系被害人女婿。

被告人傅某某，女，案发时17周岁，系被害人之女。

被害人傅某明，男，殁年54岁。

武某某与傅某明系夫妻，二人生育一女（案发时6周岁）。傅某明与前妻养育一女傅某某。傅某某与陈某某生育一女（案发时3个月）。上述6人共同生活。

傅某明酗酒后经常打骂家人。2010年，傅某明和武某某结婚，婚后仍经常酗酒、打骂武某某，社区民警、村干部曾多次前往劝解。

2018年7月5日21时许，傅某明在家中酗酒，与武某某、傅某某发生争吵，并欲打傅某某，被陈某某挡下。傅某明到厨房拿起菜刀欲砍傅某某，陈某某在阻拦过程中被傅某明划伤手臂。傅某某、陈某某、武某某合力将傅某明按倒将刀夺下。武某某捡起半截扁担击打傅某明头部，致傅某明昏倒。傅某明清醒后往屋外逃跑，并大声呼救。武某某担心日后被继续施暴，遂提议将傅某明抓住打死。傅某某与陈某某一同追出，将傅某明按倒，武某某从家里拿出尼龙绳套在傅某明脖子上，勒颈后松开，见傅某明未断气，要求陈某某、傅某某帮忙拉绳直至傅某明断气。武某某让傅某某报警，三人在家等待，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经鉴定，傅某明系他人勒颈窒息死亡。

2018年7月6日，四川省泸县公安局以武某某、陈某某、傅某某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8年11月22日，四川省泸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三被告人提起公诉。

2019年4月1日，四川省泸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武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判处傅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一审宣判后，三被告人均未上诉。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傅某某作案时系未成年人，具有自首、从犯情节，且处于哺乳期，家中有3个月的女儿和6岁的妹妹需照顾，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后建议公安机关对其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审查起诉阶段，武某某担心家中孩子无人照料意图包揽全部罪责，检察机关释法说理，使武某某放下思想包袱，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同时，联系法律援助机构为三被告人指定辩护人，保障辩护权。检察机关认为，本案是典型的家暴被害人因不堪忍受家暴杀死施暴者的刑事案件，傅某明有重大过错，结合三被告人的自首、从犯、未成年等量刑情节，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后，对武某某提出有期徒刑五年至八年的量刑建议，对陈某某提出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的量刑建议，对傅某某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量刑建议。

检察官到被告人家中回访

（二）协同各方力量，妥善解决被告人服刑期间家庭问题。检察机关利用专业力量对未成年被告人傅某某及妹妹进行心理辅导，修复突发暴力事件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时，发放司法救助金，联系镇村将其列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并联系一位志愿者，为他们提供长期物质帮助，联系教育部门解决幼儿异地就学问题。

检察机关与妇联会签文件，共同推动妇女维权工作的开展。

（三）利用公开庭审，开展反家暴普法宣传。检察机关与县妇联共同开展“以案说法，维护妇女权益”普法，在法院配合下，邀请县妇联、镇村妇联维权干部旁听武某某、陈某某案庭审。同时，检察机关与妇联会签文件，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推动妇女维权工作的开展。

【典型意义】

（一）依法妥善办理家庭暴力引发的刑事案件。“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二）注重研究解决案件衍生的社会问题。因家暴引发的刑事案件中，家庭成员或致伤、致死，或入狱服刑，家中多出现需要被抚养、赡养的人失去生活来源或无人照料。检察机关积极与村（居）委会、民政、教育等部门对接，通过司法救助、社会帮扶、心理疏导等，妥善解决涉案家庭生活保障、监护保障、教育保障问题。

案例六

杨某某故意伤害案

【基本案情】

被不起诉人杨某某，女，1973年3月出生。

被害人朱某某，男，1970年6月出生。

二人1995年结婚后，因朱某某赌博及赡养老人等问题时常吵架，朱某某多次殴打杨某某。杨某某也多次提出离婚，并于2020年7月向法院起诉离婚，后经调解撤诉。

2019年1月8日23时许，杨某某怀疑朱某某给其他女性发暧昧短信，二人在家中再次发生争执，杨某某用菜刀将朱某某左手手指砍伤，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2020年8月14日，朱某某报案，公安机关对杨某某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9月30日将杨某某逮捕。

2020年10月19日，云南省会泽县公安局将杨某某故意伤害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云南省会泽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于2020年11月18日，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对杨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履职情况】

（一）查清事实，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审查逮捕阶段，因杨某某不认罪，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审查起诉阶段，通过检察机关释法说理，杨某某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认为对杨某某无继续羁押的必要，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云南省会泽县检察院举行公开听证，听取各方意见。

（二）组织公开听证，听取各方意见。检察机关认为，本案系家庭矛盾激化引发，杨某某自愿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考虑到家暴因素牵涉其中，且二人婚姻关系紧张，为依法妥善处理本案，遂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在朱某某、杨某某和二人的女儿在场下对拟不起诉公开听证，听取各方意见。双方均表示接受处理意见并妥善处理婚姻问题。

（三）进行回访，加强反家暴延伸工作。检察机关根据办案中反映出的朱某某家暴行为，对朱某某进行训诫，朱某某表示愿意积极改善家庭关系。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通过回访提示杨某某，如再次遭受家暴，要留存、收集证据并及时报案。

【典型意义】

（一）对因遭受家暴而实施的伤害犯罪要坚持依法少捕慎诉理念。在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与其长期遭受家暴的事实密不可分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不能简单批捕、起诉，要全面细致审查证据，查清案件事实、起因，充分考虑其长期遭受家暴的因素。

（二）注意听取当事人意见。“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规定，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既要严格依法进行，也要听取当事人双方的意见，尊重被害人的意愿。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提起公诉时，更应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依法作出处理。

（三）注重犯罪预防工作。对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可以运用训诫等措施，责令施暴人保证不再实施家庭暴力。对家暴的受害者可以加强举证引导，告知其必要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最高人民检察院）

4. 请问，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有疑罪从无原则吗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有疑罪从无原则的。

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裁定驳回。

疑罪从无，是指刑事诉讼中，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4)刑事诉讼法的典型案例扩展阅读：

疑罪从无的案例：

谋杀亲夫

采用疑罪从无原则审判的案件。2003年邓某的丈夫曾某死在鱼塘，胃里含有安眠药“三唑仑”的成分。警方发现105万元的人身保险，投保人是邓某，被保险人是曾某，受益人是夫妻两人。

两人夫妻感情不好，并且邓某在2002年买过大量安定片。审问后邓某供出伙同其妹夫杀死丈夫。2003年11月26日，邓某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保险诈骗罪两罪并罚判处死刑，其妹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两人不服，均向广东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2004年9月9日，省高院以该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广州市中院重新审理。2004年12月16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对该案再次进行开庭审理。

庭审中，邓某推翻以前的有罪供述，连自己签字的供述也不承认。另一名被告人也只承认自己全程目击了邓某杀人的过程。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指控邓某犯故意杀人罪、保险诈骗罪，其妹夫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分别宣告两人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