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的未来

① 我国行政诉讼的现状如何

一、我国行政诉讼的现状

(一)确定行政诉讼范围模式

一般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结合的方式规定行政诉讼范围，这种结合是概括式+列举式+列举式的表现形式，主要涉及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1条、第12条。

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体系的思考

如
果说行政诉讼法制定时期，出于多种因素而对行政行为可诉的范围作出过多限制的话，随着二十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加之行政诉讼实践的深入发展和行政诉讼
理论研究的深入，治和政府责任已经被国家和社会所接受，现代的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扩大行政诉讼范围的条件，这是实现宪政的内在要求。

(一)
确定行政诉讼受案原则西方国家多实行可以审查的假定原则界定行政诉讼范围，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历史背景的。它们的宪政体制建立在三权分立学说的基础
之上，在这些国家，宪政是这样一种思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我国在加入
wto的议定书等法律文件中就司法审查的范围作出了明确承诺，在作出承诺的范围内与其他成员国保持一致。虽然这种一致仅限于wto议定书所限定的范围，但
是，在wto的框架内确实存在一种司法审查范围的国际标准，或者称为最低限度标准。世界各国的行政诉讼制度遵循着同一客观发展规律，各国的行政诉
讼范围都是随行政权的不断扩张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行政诉讼范围的大小反映一国法治化的发展水平，代表着一国对公民权利重视和保护的程度，还反映一国的行
政诉讼制度是否真正具有以司法权制约行政权、以公权救济私权的时代法治精神。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无视行政诉讼范围的国际性标准或最低标准的客观存
在。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但是，同样也主张对权力的必要监督与制约。我国确定可以审查的假定原则，相对人就行政争议向法院起诉，就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当
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②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法律分析：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如下：为了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行政诉讼法，主要是为了规范和保障人民法院能够正确、及时的审理行政案件，是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国家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行政诉讼法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和行政诉讼参加人（原告、被告、代理人等）进行诉讼活动必须遵守的准则。它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程序方面的法律规范和行政诉讼参加人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各种法律规范，是现代国家据以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法律依据。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从而根据宪法的规定制定的一部程序性法律。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延长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③ 三大诉讼法近三年有哪些重大修改或调整的地方

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作为我国重要的三大诉讼法,已经连续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5年立法规划。近日,有消息透露,三大诉讼法即将进行修改完善。
三大诉讼法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保障人民权利、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利剑,此次修改的侧重点何在?对于推动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有何影响?《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和参与法律修改讨论的权威人士，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修改行诉法有望解“民告官”之难
尽管行政诉讼法已实施20余年,但“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人士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启动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工作。
行政诉讼法应在哪些方面进行修改?《法制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行政诉讼的目的和功能,需要重新定位。增加化解行政争议、解决行政纠纷的有效办法。”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我国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出于多方面考虑,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行政诉讼法采用了两种方法规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一是概括式,即对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作出原则、统一的规定；二是列举式,即对法院应该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从行政行为的角度加以列举。行政诉讼法界定行政诉讼范围的标准有两项: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标准,二是人身财产权标准。
马怀德认为,实践证明,采用上述方式和标准规定行政诉讼的范围,在客观上限制了法院的受案范围,也限制了原告的诉权,对保障公民、组织的正当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行政法治秩序均很不利,有必要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作必要调整。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事实上,在现实中,一些以规范性文件(红头文件)侵犯公民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起草行政诉讼法时,考虑到诉讼对象如果不受任何限制不现实,所以用了一个概念——具体行政行为,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可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比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等不可诉。”马怀德说。
马怀德认为,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只能通过其他监督途径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其他的监督机制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随着抽象行政行为逐渐增多,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日趋严重。而且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普遍对象作出的,适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具有反复性,加之层次多、范围广的特性,其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并予以撤销,就有可能导致不当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使更多的相对人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行政行为比具体行政行为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力,因此,更有理由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除抽象行政行为外,马怀德提出,还有两类行政行为也需要纳入立案标准:内部行政行为。因为内部行政行为针对的对象比较广泛,公务人员都是受内部行政行为约束和规范的对象,如果这类行为一旦发生违法或者错误,可能造成公务员合法权益的损害,所以有必要纳入诉讼范围进行监督。还有就是行政机关的其他行为,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
“现在乱发红头文件的现象比较普遍,也很少受到有效的法律约束。20年前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红头文件可能成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利的载体和形式,而且当时认为很多红头文件是行政执法的依据,也不宜纳入诉讼范围。但现在看来,中国法制建设经过20年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意识的增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基本上受到各方面法律的约束。但是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制度并不健全和完善。所以乱发红头文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人大监督、社会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还都不够常态化,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所以,我主张尽快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诉讼的制度,以此来约束红头文件。”马怀德说。
修改行政诉讼法方便起诉
不久前,媒体报道的一则消息引起社会关注。湖北省的一位老人发现,在无任何法律依据条件下,自己的档案被湖北省黄冈市粮食局于2006年12月转移至该市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服务中心“死亡人”档案,宣告其死亡。这位老人将相关单位告上法院。
庭审中,黄冈市粮食局并不否认这位老人被打入“死亡档案”一事,但该局以粮食局不是侵害主体和构成侵害名誉权民事责任要件缺失为由,请法院驳回该老人的诉讼请求。
据此,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法院认为这位老人起诉证据不足,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马怀德认为,由于我国行政机关林立、层次复杂,存在大量的内部机构、临时机构、联合执法机构、派出机构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如何确定这些主体的诉讼地位是一大难题。
“应该通过行政诉讼法修改,完善行政案件的审判体制和管辖制度,依法保证人民法院能够依法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现在行政诉讼中出现了立案难、诉讼难、审理难等一系列问题。作为行政机关的被告可能会对法院实施干预,会出现拒不答辩、不提交答辩状、拒不出庭、不应诉或者通过各种方式给法院施加压力等情况。所以要通过改革行政审判体制或者从技术上作改动,比如地方上探索的交叉管辖、异地管辖等措施,也都可以在修改行政诉讼法中加以体现。”马怀德说。
修改程序利于化解执行难
据了解,除了起诉难外,执行难也是让许多人把“民告官”视为畏途的原因之一。
马怀德认为,长期以来,行政判决裁定的执行难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被告作为行政机关敢于抗拒法院的裁判。目前法律规定“罚款”和“向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等执行方式远不能解决所有执行难问题。为此,这需要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的方式予以解决。
“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该不断完善行政诉讼程序。其一,根据行政诉讼法实行20多年的经验,将有些制度做一些反思并加以有效处理。比如行政诉讼可以通过协调来解决争议。其二,提高审判效率,对一些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通过简易程序进行。其三,判决方式的种类需要在修改法律时进一步明确。其四,增加行政判决的执行力。我们主张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增加相关追究行政机关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法律责任。过去,如果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会对行政机关进行罚款,我认为应该将这个罚款转移给行政机关的首长。”马怀德说。
如何走出“民告官”困境
马怀德认为,行政诉讼法实行20年来即将面临第一次修改,这是走出“民告官”的诸多困境、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大契机。
“上述提到的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几大方面就是为了让原告在行政诉讼案件的起诉中能够更加便捷,法院在审理中能够排除一些障碍、更加公正地审理这些案件,使得判决能够执行,都是为了让‘民告官’逐步走出困境。”马怀德说,行政诉讼是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司法监督途径,也是保障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诉讼渠道。
“从行政诉讼法实行20年的历史看,行政诉讼法对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特别是将所有争议都纳入行政诉讼解决途径这一有效渠道的话,可以化解大量的官民争议,同时也可以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最重要的是能够救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于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原告而言,能够通过行政诉讼获得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获得权益的保障。”马怀德说。
刑诉法修改或涉及衔接律师法
对话人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
《法制日报》记者 赵 丽
对话动机
刑事诉讼法到底怎么修改、要遵循怎样的原则修改才能真正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推进法治进步,是问题的关键。为此,《法制日报》记者与曾多次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讨论的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律师进行对话。
对话
记者:现阶段执行的刑事诉讼法实行多年,法律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讨论对其进行修改的?
田文昌:大概是在三四年前,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实务界人士,都提出现阶段执行的刑事诉讼法需要修改。所以,应该可以说关于刑诉法的修改工作近年来一直在进行,属于在修改的过程中,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出台。
记者: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出台?
田文昌:主要是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一直没有定下来,有些是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些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据我了解,今年刑诉法的修改是被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程中,表示修改的刑诉法今年要正式出台,所以现在有关部门又开始加紧步骤进行讨论和起草。
记者:此次刑诉法修改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田文昌: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有一点就是为了和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相衔接。其实在律师法起草、出台之前,律师法的法律法规中所主要体现的问题,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讨论过程中都涉及到了。但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先于律师法出台,反而是律师法先出台。从而导致原本想在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体现的部分问题,在律师法中体现出来了。
记者:有些问题既然在律师法中已经做出了相应规定,为何又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修改?
田文昌:因为律师法在很多方面和刑事诉讼法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另外,律师法出台后,本身也存在一些争论。所以,下一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协调,也就是说,律师法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应该体现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去。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讨论的各方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田文昌: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是现在大家关注得比较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沉默权有关系。另外,证人出庭的问题、律师会见与阅卷的问题、关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辩护人伪证罪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也比较受关注。
记者:去年,两高三部出台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两个规定”。最近,有报道称,此次刑诉法修改可能将“两个规定”上升为正式的法条。
田文昌:两高三部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出台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很难落实,比如排除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还不明确。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怎样进一步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因为这将直接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
记者:除了备受关注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外,还有哪些问题是此次刑诉法修改亟待解决的问题?
田文昌:目前,专家学者们都认为证人出庭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均存在,如果证人不出庭,那么证据就属于传闻证据,传闻证据是没有办法质证的。还有一个就是二审开庭的问题。现在二审只是进行书面审理。我们认为,如果二审不开庭审理,就不能称之为审判,是属于审查活动。因为审判有几个最基本的要素,比如质证、辩论、交叉讯问等,如果这些环节都不存在,那就失去了法庭审理的基本特征。同时,大家讨论很多的,还有讯问嫌疑人(被告人)时代理律师在场权问题。
记者:您对此次刑诉法修改有什么建议?
田文昌:关于司法鉴定的启动权问题是我在上次刑诉法修改讨论时特别提出来的。现阶段,我国只有控方公诉机关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被告人方面没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所以,作为律师,我们呼吁也要给辩护方司法鉴定的启动权。
如果控辩双方都做出了自己的司法鉴定,那么司法鉴定人在庭审过程中就必须出庭进行质证,最后由法庭来认定司法鉴定的准确性等相关问题。
民诉法修改应注重制度协调
对话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潘剑锋
《法制日报》记者 任雪
《法制日报》实习生 赵晨熙
对话动机
据了解,2007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首次修改,那么,此次修改将侧重哪些方面?可以解决哪些问题?《法制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与参与此次民诉法修改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潘剑锋进行对话。
对话
记者:据了解,在2007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首次修改,但修改内容不多。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再次启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请谈谈您对此次修改的看法。
潘剑锋:总体来说,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有点儿落伍,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对其进行相应的修改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和小额标的、小额资金的诉讼没有进行相应的规定,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公益诉讼、小额标的案数量较多,因此必须对此进行相应的规定,才能更好地解决此类诉讼问题。
此外,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大多比较概括,而且在操作制度方面也有些落后,比如像简易程序和证据方面的规定都比较笼统,但实际情况是有大量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此,2003年出台了有关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对其进行细化,简易程序判决书的制作、调解工作的进行以及简易程序的审理过程等问题都应加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记者:此前有消息称,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核心是强化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强调解决当事人起诉难、收集证据难、申诉难等问题。对此,您如何看待?
潘剑锋:我比较关注起诉难、取证难和执行难等问题。拿起诉来说,这次的修改要降低起诉门槛、降低起诉的难度。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起诉要件,在一些方面其实等同于裁判要件,而实际上,裁判要件的规定比起诉要件高,所以说现在起诉的门槛较高。因此,此次修改要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修正,分清起诉要件和裁判要件,降低起诉门槛。
记者:还有人提出,应该在民事诉讼法中体现救济的内容。
潘剑锋:在2007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就已经重视、加强救济问题了。我个人认为,在修改中增多救济和注重对救济的修改是很好的。我认为,此次对救济作进一步修改,应该细化申请复议程序,比如对申请复议的条件、法院的决断等,都要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
记者:在您看来,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哪些是迫切需要修改的?
潘剑锋:我认为迫切需要修改的地方就是加入防止恶意诉讼的制度。从目前来看,恶意诉讼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些当事人不够诚信,通过诉讼损害国家、社会或者第三方的利益；还有一些人实际并不以诉讼为目的,而是通过诉讼来为自己牟利。这些行为都属于恶意诉讼行为。但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作任何规定,因此不利于处罚、制止这种行为。
另外,现行的民诉法对于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定还不够细致,因此,此次修改应对证据取得、证据的审查、证据的判断等方面进行细化、完善。
记者: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是否存在一些难点?
潘剑锋:我认为难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像恶意诉讼这样的新制度,比较难出台。因为我们以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在制定方面会存在一些难度。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要做好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单单完善和修改一个制度并不难,但是要想做好制度间的相互融合、协调比较有难度。比如像一审、二审和再审的关系,一审是必要性程序,而再审则是补定性程序。现在规定应该是一起诉讼如果进行了再审,就不应该再回到一审。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再审发现问题后,还是打回到一审程序,这其实是不合理的。这就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总结经验,并参考和结合其他的制度法规。
记者:您希望民事诉讼法修改应遵循怎样的原则进行?
潘剑锋:我希望对民事诉讼法进行整体地、细致地修改,让原有的制度更加完善,更富操作性；对原来没有的制度,也要增加进去,丰富内容,并且要做到制度间的协调,不要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
记者:目前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进行到什么阶段?
潘剑锋:现在还只是最初的阶段,草案还没有出来。我认为最早也是在今年10月提交草案,之后逐步进行。(记者杜晓
实习生李媛)

④ 行政诉讼法2024

行政诉讼法在2024年的主要变化和关键点包括扩大了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延长了起诉期限，以及加强了立案登记制度等。

首先，新行政诉讼法扩大了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过去，“具体行政行为”才可提起行政诉讼，而现在“行政行为”均可成为行政诉讼的对象。这一变化意味着，更多类型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决策、行政指导等，都可能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这一改动有助于更全面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

其次，新法延长了起诉期限。原先的起诉期限是从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而现在这一期限被延长至六个月。这一改动为公民和组织提供了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和提起诉讼，进一步保障了他们的诉权。

再者，新行政诉讼法加强了立案登记制度。根据新法规定，对于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法院应当当场登记立案，严禁以案件疑难复杂等理由拒绝接收诉状或不出具书面凭证。这一改革旨在确保当事人的起诉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和公正性。

举个例子，假设某市民对城市规划部门的一项行政决策不满，认为该决策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在新行政诉讼法下，该市民可以在知道该决策作出的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只要符合起诉条件，法院就必须当场立案，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诿。这样的规定无疑为公民提供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总的来说，2024年的行政诉讼法在保护公民和组织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通过扩大可诉范围、延长起诉期限和加强立案登记制度等举措，新法为行政诉讼制度注入了更多的公正与效率。这些改革不仅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还进一步推动了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

⑤ 行政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我国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应当说是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同步的，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分散在集中、从低层次到高层级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其中有两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一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它从司法监督的角度有力推进了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其中有宣言式的规定条款：具体行政行为违背的法定程序的，得以撤销；
二是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全面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开始，《行政处罚法》的重要贡献在于：在行政诉讼法确立的程序违法无效的原则上，又进一步确立了保障公民权利与促进行政效率相结合的公正、公开原则，规定了告知、陈述、早辩和听证等程序制度。
总体来看，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1、新宪法为行政程序法律化提供了宪法依据。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往往有关于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的规定，这些规定构成这些国家行政程序的根本法律渊源。我国宪法并没有专门明确规定行政程度的基本原则，但是，宪法中的有些规定却可以被认为是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依据。例如，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一规定是行政程序法上公开原则、参与原则的宪法依据。
2、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使行政程序无法可依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20世纪80年代以后，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有关国家机关先后制定了《行政法规制度程序暂行条例》、《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使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覆盖面大为扩大。
3、某些行政领域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程序制度。虽然目前我国的行政程序制度总体上还比较落后，但从局部看，有些领域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如行政处罚程序、行政复议程序等。以行政处罚以例，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决定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以及行政处罚的执行程序都作了统一、明确、具体的规定。此外，还制定了大量专门规定特定领域的行政处罚程序的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这使我国行政处罚程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规则体系。
4、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行政程序制度开始得以确立，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行政程序已不再被单纯地看作保障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它的控权功能和保护公民权益的功能逐步被立法者所认识，其结果，使得我国行政程序中以控制行政权和保护公民权益为主要目的、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规则和制度逐步被确立。例如，告知程序、听证程序、回避程序、复审程序等。这种变化表明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化逐步向现代化迈进。
5、行政程序制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随着国家法治的发展，行政程序开始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例如，《行政诉讼法》明确地将程序合法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行政处罚法》则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些规定表明，我国行政程序不再是行政实体法的附庸，它已经获得了独立的法律地位。尽管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化的水平还比较低，行政程序法律化还存在诸多问题。

⑥ 行政诉讼法2024

行政诉讼法2024是关于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定，旨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该法律对行政诉讼的提起、受理、审理、判决和执行等各个环节进行了详细规定，确保行政诉讼活动的公正、公开和高效。
一、行政诉讼的提起
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提起行政诉讼时，需明确被告、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二、行政诉讼的受理
人民法院在收到行政诉讼起诉状后，应依法进行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三、行政诉讼的审理
在行政诉讼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应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于涉及专门性问题的，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注重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保案件的公正处理。
四、行政诉讼的判决与执行
经过审理后，人民法院应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作出判决。当事人对判决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上诉。对于生效的判决，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如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执行。
综上所述：
行政诉讼法2024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通过规范行政诉讼活动，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积极配合人民法院的审理工作，共同推动行政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制度。
第十二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

⑦ 征地拆迁纠纷案例：新行诉法解释第64条对被征收人诉权的影响

新行诉法司法解释生效之后，未告知行政相对人诉讼期限的行政行为，起诉期限将一律变为不超过一年，这对征地拆迁案件当事人的维权期限，将产生重要影响。 2018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
根据其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本解释自2018年2月8日起施行。
即新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解释将对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有哪些影响呢，这需要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不断检验。
本文，来通过在明律师梁红丽所代理的一起案件窥探这一问题……
【基本案情：违法强拆后的艰难维权】
近期，梁红丽律师代理的西北某省李先生的征地拆迁纠纷案件，险些受到该新的司法解释的影响。
2016年初，李先生经营的宾馆以及停车场被纳入某国道改扩建施工的征地范围。
据悉，该停车场的土地使用权是李先生2000年向该镇政府购买所得。
因为法治的不健全，镇政府始终未协助李先生办理该土地的使用权手续。
李先生取得土地后，依法对土地进行平整，并在使用权范围内修建围墙及附属建筑。
李先生的土地被纳入征收范围之后，因为补偿安置问题始终未取得一致意见，并未在期限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
迫于工期紧张的压力，镇政府于2016年9月强行拆除了李先生停车场的建筑，并在平整土地后强行实施了绿化。
镇政府强拆行为发生后，梁律师依法指导当事人提起强拆行政诉讼，经过一审、二审法院的审理，法院依法判决强拆行为违法。
强拆案件审理期间，关于补偿安置的沟通协调一直在进行。
镇政府的补偿标准虽有提高，但始终未能弥补李先生的实际损失。
2017年10月，为促使案件进一步的沟通协调，梁律师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认为镇政府的占地行为并无征地批文，属于违法占地，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该案件应当属于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复议前置程序，故裁定驳回了李先生的起诉。
2017年11月，李先生根据法院裁定，依法向镇政府的上级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经过延期，2018年2月10日，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认为李先生提起复议的期限超过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六十日的期限，决定驳回李先生的复议申请。
李先生的复议申请是否超过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六十日的复议期限呢?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即告知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的权限，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
镇政府违法占地时，与李先生一直在沟通补偿安置问题，始终未依法告知李先生提起行政复议的权利。
同时，根据修改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2017年10月，李先生就镇政府强占其经营用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时，并未超过原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超过2年的起诉期限。
2017年11月，法院告知案件属于复议前置案件，裁定驳回李先生起诉后，应当作为起算李先生提起行政复议六十日的起点。
故李先生在法定的十五日内，因不服复议决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案件仍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
【法律分析：起诉期限缩减带来的变化】
回溯本案，强拆、占地的时点发生在2016年9月，因为强拆诉讼以及其他辅助程序的开展，李先生与镇政府的补偿安置协商一直进行着，至2017年10月李先生提起行政诉讼，案件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
因为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发生在2018年2月8日之前，所以，仍然应用旧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法释〔2000〕8号)的规定。
通常，征地拆迁案件的全部程序并不是同时提起的，而是根据律师主导的一个最主要案件，结合其他程序进行辅助，进而推进补偿安置的协商谈判。
当然，这种诉讼设计也有减轻当事人负担、减少当事人律师差旅费用支出的考虑。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征地拆迁类案件，会在律师主导的一个主要程序的基础上达成补偿安置协议，这是此类案件的一般规律。
同时，因旧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四十一条2年起诉期限的缘故，在主程序未果的情形下，其他程序会在两年内提起，这也能适当延长当事人的维权期限。
就本案而言，决定在2017年11月提起复议程序，是结合李先生与镇政府谈判未果的实际进行的。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如果李先生提起诉讼的期限在2018年2月8日之后，旧司法解释规定的两年诉讼期限已经失效，李先生将丧失提起违法占地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的权利。
新行诉法司法解释生效之后，未告知行政相对人诉讼期限的行政行为，起诉期限将一律变为不超过一年，这对征地拆迁案件当事人的维权期限，将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也将促使律师业已形成的维权模式进行重大调整。

⑧ 行政诉讼法2024

《行政诉讼法》2024版对行政诉讼的多个方面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该法律旨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2024年的修订中，几大亮点尤为突出。首先，扩大了可诉行政行为范围，将原法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这意味着更多类型的行政行为将成为行政诉讼的对象，增强了公民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其次，延长了起诉期限，从原来的“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延长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充足的时间来准备和提起诉讼，有效保障了其诉权。

此外，加强了立案登记制度，要求对于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当场登记立案，严禁以案件疑难复杂等为由不接收诉状或不出具书面凭证。这一规定确保了所有合法的行政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受理，提高了行政诉讼的效率。同时，增加了调解制度，在审理过程中鼓励双方通过调解达成和解，有助于减少诉讼数量，加快案件处理速度，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新法还引入了强制应诉制度，要求被告方必须参与诉讼过程，这不仅能够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也有助于增强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促使其依法行政。在执行阶段，新法还增加了对违法行为的行政负责人的拘留措施，增强了法律的威慑力，保障了行政诉讼判决的有效执行。

综上所述，《行政诉讼法》2024版通过一系列修订和完善，进一步强化了行政诉讼在保护公民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的作用，为构建法治社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