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旧法25条

A. 台湾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全文】浅析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比较
作者：佚名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的引用比大陆更为明确。大陆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114条中原则性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对本法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事实上行政诉讼程序的每一具体步骤可以参照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很不确定，可见大陆引用民事诉讼法条文实际上是一种弥补行政诉讼法不足的手段，由于被引用的条文并未明确下来，这些条文并未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相比较而言，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中每一具体程序可以引用哪些民事诉讼法条文均一一列出，便于操作，从而使这些条文成为行政诉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以及行政诉讼法结构之差异
1.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的区别
目前较为典型的行政诉讼体制有两类，也称为行政诉讼的一元制与二元制。一元制又称合并主义，以英美为典型代表;二元制为分离主义，以法、德、奥等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属于典型的分离主义。行政诉讼案件由高等行政法院与最高行政法院管辖。行政法院独立于其他普通法院(但较为独特的是它与普通法院均隶属于“司法院”)。并且将行政诉讼由以前的一级一审改为两级两审。这既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注：在国民党政权盘踞大陆时期，行政案件数量很少。从1933年至1947年15年间，行政院年均受理案件不足48件，最少的年份仅有2件，最多也仅为82件。故只设中央一级行政法院足以应付需要。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沿用旧的行政诉讼体制，一级一审体制只到近二、三十年才暴露出其不足。数据引自《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一)》，第313页。)也是为了进一步给予当事人以充分救济。当然这也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大力推动有密切关系。大陆地区行政诉讼体制则属于合并主义即一元制。行政案件与普通案件均由普通法院管辖。但较为独特的是在普通法院内设有行政审判庭，具体负责行政案件的审判。虽然大陆也有学者呼吁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1]，但在目前情况下难度很大。大陆普通法院共设四级，也是两审终审制，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台湾地区行政法院共设两级，一审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不存在着级别管辖的问题)。
台湾地区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且司法院大法官有违宪审查权，因此其行政诉讼法第252条规定：最高行政法院就其受理案件，对所适用之法律确信有抵触宪法之疑义时，得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声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大陆法官没有违宪审查权，并且在第53条规定，行政规章之间相互矛盾时，得声请国务院予以裁决。这一规定被学者们认为是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最不和谐的音符。
2.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结构存在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法与大陆民事诉讼法的结构相似，分为总则、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附则等共计11章。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则分为：总则、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审程序、上诉审程序、抗告程序、再审程序、重新审理、保全程序、强制执行程序、附则共计9编。
台湾地区以不同审级的、不同性质的审判程序为单位架构其行政诉讼法体系。将受案范围、管辖、当事人，以及共同的诉讼程序如送达、当事人书状、期间、诉讼卷宗、诉讼费用等均归之于总则内容。这样简洁明了，便于操作。
另外从总体上看，双方行政诉讼法均有对方所不具备的内容。大陆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内容有：侵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以及总则中关于行政案件审理所应遵循的原则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所独具的有：一审通常诉讼程序中的和解，一审简易诉讼程序、抗告程序、重新审理等。
大陆行政诉讼法虽然也有总则，但其内容不似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总则那样将所有共同的不属一审、二审、再审等程序的规范均包容在总则中。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际上只有三部分，即行政诉讼的目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原则。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总则实质上是该法的纲领，双方对总则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四、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之差异
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均于总则第一条简明概括了立法宗旨。大陆行政诉讼法指明其目的是：“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依此规定，立法者赋予行政诉讼法鲜明的控权色彩。这也与大陆行政法学的主流思想相合拍，即不管是控权论还是平衡论均认为行政诉讼法的主要功能为控制、监督行政权的有效行使。正因为此，使得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在中国行政法学乃至整个法学发展中具有开创中国民主、法治新局面的里程碑式意义。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指出其目的为：“行政诉讼以保障人民权益、确保国家行政权之合法行使，增进司法功能为宗旨。”相较之下少了“监督”二字使具控权色彩较淡，更侧重于行政诉讼法作用的均衡发展，既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运行，同时也注重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但其多了“增进司法功能”一语。将其列入总则中体现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立法注重其司法的可操作性。
总之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对以后的条文产生较大影响。
五、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差异
1.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为概括式。在其第2条中规定：公法上之争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并对两种特殊情况作出处理，即第9条规定可受理自身利益并未受到侵害的人民，为维护公益提起的诉讼。并规定选举罢免之争议由行政法院受理(这些也均属于公法上的争议)。
大陆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采用结合式即首先在该法第2条作了概括式的规定，并在该法第11条作了列举(先作内容列举，再作法律列举，最后在该法第12条作了具体排除列举)。
2.受案范围不同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有权依本法提起诉讼。这里它要求首先应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抽象行政行为则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其次，权益受到侵害者才有权起诉，再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将“合法权益”限定在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这两类，而政治权益、受教育权益则无形中被排除在外。并且对于非行政主体的公法人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时，对他们提起的诉讼是否可以受理，法律依据不很明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则比大陆广得多，认为公法上的争议均可提起诉讼。有些台湾地区学者将公法定义为规范公权力的法。由它引起的争议，其范围显然要比行政权行使引起的争议范围大得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公法契约争议与选举争议也可提起诉讼。甚至利益未受侵害的人民对公法上的争议所提起的诉讼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受理。)
我国大陆地区不承认公私法的划分，所以在行政诉讼法中将其受案范围定义为公法上之争议显然不恰当。但我国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所采取的混和式规定的模式其缺点也十分明显，正如台湾地区学者管欧所言：“列举主义其优点在于规定明确，防止滥诉、杜绝纷扰。唯社会新兴事业日多，行政事项极繁，列举既难免遗漏，且无法适应变动不居的行政事项，若不在列举的范围之内，则因违法行为所受的权利损害，即无法定的救济。至于概括主义，其得失则与列举主义相反。唯就行政诉讼制度的趋势及法制思想与社会进步的情形言之，则由列举主义而趋向于概括主义。”瑞士公法学者鲁克认为列举主义是行政诉讼达成概括主义的一种过渡手段。事实上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也是从列举主义经过司法机关不断地突破，如早期司法院与行政法院的见解均认为公务员与国家关系乃特别权力关系，公务员不得对其身份上所受处分提起行政诉讼，但经大法官屡次解释之后，公务员对于公法上财产权之争议，以及免职处分或对于公务员身份有重大影响之处分，均得提起行政诉讼以资救济，最终导致由列举主义过渡到概括主义。大陆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实际上也在不断突破列举主义给出的界限。走向概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再有，抽象行政行为最终也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之内。目前英美等国已有条件地将其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中。台湾地区由于采用概括主义，实际上也已把它纳入到行政诉讼范围之内，大陆在这方面与其相比已有些差距。
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管辖的规定不同
大陆由于地域广大，并且设有四级法院，其管辖较为复杂。可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与裁定管辖。地域管辖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但也规定了几种特殊的地域管辖，主要有：经过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原告选择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大陆行政诉讼法尤为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凸现其控制监督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功能。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为两级两审制，一审均由高等行政法院管辖，因此不存在级别管辖的问题，地域管辖则普遍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虽然比大陆简单，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对行政权的监督控制力度显然不如大陆行政诉讼法的大。大概由于其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之故。
七、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参加人制度之差别
1.原告资格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提出严格限制。原告只能是认为其自身合法的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只能是被告。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资格是依据诉的不同而不同的。撤销之诉与请求处分之诉之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对人。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的原告可以是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行政主体。这与大陆行政诉讼法有很大的区别。尤为独特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提起行政诉讼不以其权益受到侵害为前提。如台湾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律特别规定者为限。第25条，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于其章程确定目的范围内，由多数共同利益之社员，就一定之法律关系，授与诉讼实施者，得为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该社团法人没有原告资格)。可见，现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诉讼利益的保护范围进行了重大突破，逐步将部分反射利益、事实利益纳入诉讼利益范畴，且这些利益并非仅局限于某特定个人，可以为他人甚而是社会大众之共同利益。考虑到具体受行政侵害之个人未必会提起行政诉讼，立法者承认公益社团的诉讼主体资格，允许它为其成员或社会上更广泛抽象之集团利益提起行政诉讼。这也是一大突破，也有利于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职权。
相形之下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过于苛刻。正如韦德所指出的：对于原告的适格，采取限制性规定，有害行政法的健康发展。大陆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应该降低，以保障人民充分实现诉讼权利。
2.适格被告条件存在差别
在大陆，当被委托机关或者个人因行使被委托的职权而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时以原行政机关为适格被告，受委托组织或个人为第三人。
在台湾地区，人民与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之团体或个人因受托事件涉讼者，以受托团体或个人为被告，而不像大陆以委托机关为被告。
3.诉讼代理人资格的区别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规定，除律师外，依法令取得诉讼事件代理人资格者、因职务关系为诉讼代理人者、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者可以为诉讼代理人。
大陆行政诉讼法规定：律师、社会团体、提起诉讼的公民的近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受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相比而言，可供选择的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比台湾的要大得多。
另外，在大陆，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在行政诉讼中被赋予一些优于其他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如可以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可以向有关组织或公民调查收集证据。而一般当事人行使上述权利需人民法院批准，并且不得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台湾行政诉讼法则未授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优于其他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4.当事人诉权存在差异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授予当事人的诉权比大陆为多，而且当事人的诉权不仅平等，而且近似于对等。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原告有起诉权，被告有反诉权。原告撤诉权的行使在某些情况下也应征询被告的意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诉讼等等。而大陆行政诉讼法控权色彩十分浓厚，它追求当事人诉权实质上的平等，为保障原告诉权的有效行使，往往对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的诉权作某些限制，如诉讼中不可自行收集证据，需负举证责任等。可见大陆行政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理念仍然优于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理念。
八、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前置程序之间的区别
大陆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较为复杂，采用自由选择为主，先行强制为辅的方法。哪些行政案件需复议前置由各具体法律加以规定。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规定则较为简单，它将行政诉讼分为撤销诉讼、给付诉讼与确认诉讼。对于撤销诉讼一律需要先经过诉愿程序，即复议程序。而确认之诉中虽未明确指明需诉愿前置，但实际上也有诉愿前置的要求。给付之诉在实务上往往与确认之诉或撤销之诉密切相关，因而可以认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以诉愿前置主义为其基本原则。这与台湾地区行政法受大陆法系行政救济制度传统影响较深有关。对于前置程序目前有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赞同者认为诉愿前置更有利于尊重行政权，维护行政统一，并且经过诉愿程序的过滤淘汰将大大减轻法院的负担。从整个救济系统来说，此设置也便于协助人民澄清疑点，扩大救济机会以及加速救济程序。反对者认为：将诉愿列为行政诉讼之先行程序究其实际，实有先行强制主义与行政选择式任意主义之别。诉愿制度日益完善，使其与行政诉讼制度并存，孰曰不宜[2]?主张以先行选择主义代替先行强制主义，使诉愿成为与行政诉讼、请愿鼎足而立的行政救济制度。也有学者建议，对有些情形的违法处分得不经过诉愿或再诉愿程序，迳直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在世界各国中诉愿自主选择主义已成为主流。即使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国，原则上也采用自愿选择主义。德国行政诉讼法中就确认诉讼，一般给付诉讼及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对联邦最高官署或联邦最高官署所为之撤销诉讼或义务诉讼，均采用直接诉讼。大陆行政诉讼法较为充分地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志。相形之下，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则显得过于保守，但与1975年版的“两级诉愿一级诉讼”体制和“再诉愿前置主义”相比无疑已有进步。显然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还应有所发展。
九、证据制度之间的差异
1.举证责任之间的差异
大陆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在诉讼期间应举证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事实上与法律上的理由。(人民法院认为必要，亦可自行收集证据)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奉行职权主义原则，(注：事实上现行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台湾行政诉讼法并无举证责任的规定。基本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来确定举证责任。但司法实践中也出现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案例。参见[台]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16页。)即行政法院就诉讼关系所依据重要之法律事实上收集及澄清负完全责任。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25条规定：行政法院依职权调查事实关系，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第133条规定：行政法院于撤销诉讼，应依职权调查程序，其他诉讼为维护公益者亦同。第134条：当事人主张之事，虽经他造自认，行政法院仍应调查其他必要证据。甚至人民无法对其主张举证，而需借重法院之职权时，亦可请求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以维护人权。虽然职权主义的本义为更好地调集证据，但其效果显然不如大陆的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规定。
2.证人作证责任的差异
大陆将作证作为知情者的法定义务，任何知情者均有作证的义务，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国家机密时可以免除作证的义务。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45条规定：证人恐因陈述致自己或与之有亲密关系之人受刑事追诉或蒙耻辱者，得拒绝证言。即使自愿作证亦不得令其具结。显然这与受西方人权思想影响较深有关。
3.证人作证范围之差异
在大陆，证人作证仅限于与案件有关之事实，而不涉及法律问题。与案件有关的法律问题由被告举证，原告亦可就法律问题举证证明其主张。
台湾行政地区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就诉讼事件之专业法律问题，征询从事该学术研究之人，以书面或于审判期日到场陈述其法律意见。可见就法律问题，台湾地区可以要求证人作证。
事实上大陆在这方面也有所突破，在一些行政诉讼中，法官往往会接受法学专家对法律问题提出的意见，但目前尚未见诸于法条。
4.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限制不同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中未对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时间予以限制。大陆行政诉讼法对被告收集证据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要求其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或证人收集证据(第33条)。其目的为更加严格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5.对诉讼参与人妨碍证据调取的处理方式不同
大陆对妨碍证据调查的诉讼参加人的处理方式为处罚，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等。台湾地区则遵循“任何人不得从其不当行为中获利”这一古老法律原则，对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规定，其第139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困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这一规定显然比大陆单纯使用处罚这一方式更为科学。
十、一审程序中存在的差异
在一审程序中，大陆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最为明显的为台湾地区一审通常程序中可以和解，同时也不排斥行政法院调解。台湾地区行政审判一审中还有简易诉讼程序。之所以会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为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司法救济而不似大陆将其定位于控权法。因此只要能达到给予当事人以充分司法救济这一目的，简易程序以及和解、调解等并非不可接受。而且由于其迅速、简便，处理小型公法上的争议优势尤为明显。但缺点是对行政主体的监督不力。因此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不宜引进这些制度。(注：由于大陆法系国家较为强调其保权功能，和解程序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被广泛采用。参见陈清秀：《行政诉讼之理论与实务》，三民书局1994年8月版，第343页。)尤其是在有些行政机关法治意识还不十分强的今天。
另外在裁判时，大陆要求法官应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原则。而台湾地区则遵循法官自由心证原则。其行政诉讼法第189条规定：行政法院为裁判时，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依论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之真伪。依前项判决而得心证之理由，应证明于判决。显然大陆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裁量标准太理想化了，实际上也难以完全达到，尚不及台湾“法官自由心证”这一规定科学。

B. 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问题

1、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

第五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

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
2、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将法律、法规以及法院决定参照的规章具体运用于各种行政案件，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括行政处罚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的活动。
一、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具有以下特点：

（一）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请求，通过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方式，解决特定范围内行政争议的活动。在行政诉讼中，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适用法律，行政机关作为诉讼当事人无权决定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

（二）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第二次法律适用，也就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作过的法律适用的再适用，也称为审查适用。只要行政机关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无论有无正式的书面决定，都是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于特定法律事实的活动。在行政诉讼之前，行政机关已经解决过法律适用问题，这是第一次法律适用。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和作出判决，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最终法律效力的法律适用，这是第二次法律适用，是对第一次法律适用的审查适用，从而解决第一次适用是否合法的问题。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时，面对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人民法院在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则着眼于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事实根据。在第二次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也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但法院审理的主要对象不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而是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与行政机关认定的行为事实之间虽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正是在审查行政机关针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事实所进行的法律适用是否合法的基础上所作的再适用。

（三）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其效力高于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法律适用。《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必须遵守和执行，行政机关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就同一问题作与司法判决不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否则就是违法，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原则上只解决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审查原则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原则只解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除针对行政处罚和要求行政赔偿的诉讼之外，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不解决合理性问题。行政合理性问题由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解决。这是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区别于刑事、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特点之一。

（五）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依据是法律、法规并可参照规章。

二、法律、法规的适用。

《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定、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一）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依据法律，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基本要求。对于任何案件，法院都有必须首先依据法律的规定作出定性和处理，而不能拒绝适用法律。这是由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条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宪法》第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民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来表达其意志。因此，在国家权力中，立法权是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均从属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使都有必须服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此毫无疑问，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其法律适用的依据必须首先是法律。

《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法》第80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立法法》第81条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立法法》第82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法规、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立法法》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面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立法法》第85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不一致的，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

《立法法》第86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由有关机关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作出裁决：（1）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2）地方性法规与部门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需要指出的是，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国家、民族和人民的集中体现。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宪法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最高和最终标准。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必须 合宪，符合宪法在序言和正文中的基本精神和所有条款。

（二）行政法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法规也是人民法院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依据。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仅次于宪法和法律，高于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 由国务院院制定的，《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它负责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法规之所以成为司法审查的依据，是因为：1、《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法规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依据，行政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所以人民法院必须 遵守。2、由国务院的地位和其所行使的职权所决定的，国务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负责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法规是宪法和法律的直接具体化，如果排除行政法规的适用，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将陷入瘫痪。3、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不得与行政法规相抵触。所以，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都必须以行政法规为依据。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定行政法规的事项；（2）《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3）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制定行政法规。

（三）地方性法规，是指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立法法》第6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2）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3）除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

《立法法》第65条规定：经济特区所在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现。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地方性法规是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依据。法律规定，地方性法规作为审查相应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和地方司法机关都由其同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一体制决定了地方行政机关制定规章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遵守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尤其是行使司法审查权时，必须遵守地方性法规。（2）有的法律直接规定，由地方性法规将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人民法院对于此种法律，一般性授权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有以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才能准确地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3）较大的市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又是改革开放的前哨，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某一新的行政事务作出规定之前，往往作为中央立法试验基地，所以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加快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地方性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是必要的。

人民法院审查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还应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为依据。其理由亦同于地方性法规作为司法审查的理由。

《立法法》第6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地批准后生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是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时的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立法法》第66条第2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处于同一级别的法律规范。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比一般行政区域单位享有更多的权力，民族自治地方除了必须遵守宪法之外，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在必要时可以变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某些规定，故人民法院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关根据此种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更有必要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进行审查。有必要指出，尽管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必须依据法律和法规，但必须注意法律、法规的层次效力，在认为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合法和合宪性问题时，可以向有权机关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有权机关确认和解决合宪、合法性问题时，必须遵守相应的法律和法规。

三、规章的参照适用

规章是由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立法法》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这是部门行政规章制定权的宪法和法律依据。

《立法法》第72条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立法法》第73条第1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这是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法律依据。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2）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为什么行政诉讼法不把规章作为人民法院法律适用的必然依据？主要原因是：（1）有权制定规章的行政机关常常又可以据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从而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如果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以规章为依据，就等于相应行政机关自己制定司法审查标准，这既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不符合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2）有权制定规章的行政机关，尤其是中央行政机关，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组织、职权、组成变动较快，部门间的职权交叉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3）规章的制定程序不科学和严格，以至于某些规章存在着部门、行业主义或地方保护主义，规章之间的自相矛盾，甚至与法律、法规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以规章作为依据将使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无所适从或难以适用。所以，行政和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径直以规章为依据显然是不适当的。但是宪法和有关法律确立了规章的制定权，并限制在一定级别的行政机关，意味着国家对规章制定权的授予与控制是相当严格的。而且从其内容来看，规章以是法律、法规的具体化，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在相当多的情况下都依据规章。因此，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完全撇开规章以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法律、法规对某一具体行政关系没有明确具体规定，而规章却作了具体规定时更是如此。所以，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不能依据规章，但同时又离不开规章，这就需要对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作一特别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 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面上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参照”规章，是一个特殊的法律含义的用词。权威的解释是：关于《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规章，法院要参照审理，对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的规章，法院可以有灵活处理的余地。 “参照”与依据不同，依据是指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必须适用该规范，不能拒绝适用；参照即是指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适用，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不予以适用。

《立法法》宪法和有关法律关于规章制定权的规定是：“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规章。”这就是说，只有在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问题已有规定，有了这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根据”时，规章才能就同一问题作某些具体化的规定。但现实中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根据的规章大量存在，其原因有：（1）我国虽已制定了许多法律和法规，但法律、法规的涵盖面尚远未及于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实践又迫切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否则这方面的行政管理就会陷于瘫痪，作为应急措施，先制定一些规章是必要的；（2）我国的社会关系尚不稳定，几十年来变动极大，要迅速在各个方面都制定出法律或行政法规极为困难。因此，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根据的规章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实际上，我国各部门、各地方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适应规章制定的。这就给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没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根据，人民法院对规章如何适用？有的人提出，应一律以没有法律根据为由宣布不能适用。笔者认为，这样做，恐失之偏颇，其结果将可能使我国的行政管理陷入难以运行的境地。对国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是不利的。对于那些一时尚无法律根据的规章，人民法院在适用时可以作具体区分。对于那些虽无直接法律或行政法规根据，但总体上符合宪法精神、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符合改革开放精神、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并且所涉及的事项确实在制定机关的职权内，遵循法定程序制定的规章，应予以适用，但对于那些反映部门主义、地方主义、甚至侵犯公民权益、违背宪法精神，或超越职权、不符合法定程序及其他要件的规章，则不予适用。

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参照规章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规章的司法监督权。需要注意的是，既然参照规章不是无条件的适用，也不是一律拒绝适用，“参照”一词作为行政诉讼中的法律术语，人民法院在制作判决书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时，就不能用其他词语来代替。为了更准确地说明“参照”的法律含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四、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审查适用。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中有时也称“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有时称为“规范性文件”。规章之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指部、委以下的行政机关和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以下的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其他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但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肯定低于规章。

人民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时，不能“依据”，也不是“参照”其他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在适用时也可以参考参照规章的做法。必须指出的是，根据目前其他规范性文件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对此应加强监督。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章之下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有上级或本级权力机关的决定或决议，或有规章及上一级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权限。特别是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设定权利或义务。人民法院要从上述情况出发，综合考虑是否适用规章之下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适用其他规范性文件时，应该有较对待规章更多的取舍权力。在其他规范性文件发生冲突时，不必送有关机关予以裁决，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适用与否。根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此外，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对法律进行解释，其行政解释相当于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但是，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应当是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依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援引。

C. 新旧行政诉讼法的区别

法律分析：第一：明确法院必须依法受理行政案件，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法律立案，有利于解决行政立案难问题。

《新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上述增加的内容是《旧法》中不从规定的，它明确了法院必须依法立案的法定职责。

第二、 登记立案制度及上级法院直接立案审理制度的确立，是解决立案难问题的重大举措

《新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起诉状立案登记制。五十二条规定，法院接受起诉材料后应该依法进行登记并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受理。那么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在《新法》五十四条还规定了人民法院在七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书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第三、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利于解决立案争议

《新法》将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行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违法集资、非法征收征用、摊派费用，侵犯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权利，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行政行为纳入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可以依法起诉的行政处罚及行政许可的种类。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D. 行政法从旧兼从轻原则

法律分析：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指法律对于其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不具有溯及力，但是如果与行为时的法律（旧法）比较，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仍然适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 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

E. 行政诉讼的五种判决

1.判决维持

判决维持是确认、肯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判决。行政诉讼法规定，判决维持必须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证据确凿，是指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具有充分证据证明其真实存在。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指适用了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具体的条文款项，而且处理的性质、形式和程序等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法程序，是指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时，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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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和符合法定程序是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三个基本条件，三者互相结合、互相制约，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三项条件同时具备，才能作出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否则，缺乏其中任何一项条件，都会影响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能判决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2.判决撤销

判决撤销，是否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判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判决撤销：

(1)主要证据不足的。“主要证据不足”是指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其所作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有关定性和处理结果的基本事实。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必须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反之，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执法机关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因此予以撤销。但是，被告提交的证据中仅缺少个别枝节证据，不影响定性和处理结果的，不属于主要证据不足。

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主要表现形式有：①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不清。即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中，关系到定性或者处理结果的主要事实或情节不清楚。例如，某市卫生局认定某医院销售假药，决定给予罚款5万元的处罚，但未认定该医院销售了多少假药，非法获利主要事实和情节。这一处罚决定即属事实不清。②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被处理行为或事实，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或被告举不出证据。如某县物价局认定某供销合作社擅自提高化肥价格，但在法庭上提供不出有关擅自提价的任何证据。③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责任主体错误或证据不足。即将非责任主体认定为责任主体，未将责任主体作为责任主体认定，或认定的责任主体缺少有关证据加以证明。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G公司的倒卖国家限制自由买卖物资的行为，认定为K公司的行为。④将行为人的身份认定错误，责任能力认定错误。如卫生防疫站将非食品经营者认定为食品经营者;又如公安机关将未成人认定为成年人。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指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了不应该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或没有适用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①将行为人合法的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并适用有关处理该类违法行为的法律条文进行定性。例如，某个体工商户从甲县收购10吨土豆运到乙市销售，在销售时，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认定该个体工商户的行为是投机倒把行为，将其10吨土豆没收。该个体工商户贩运土豆的行为属于合法经营行为，不属于投机倒把行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对该个体工商户的处罚即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②应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例如，某机电公司不执行提价申报制度的规定，在未向物价管理行政机关申报的情况下，擅自提高机电产品的价格，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但处理机关即适用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条例》给予处罚。③应适用甲法的某些条款，却适用了甲法的其他条款。例如，李某在挤车时，与王某发生口角，李某将王某殴打致成轻微伤害。以这一违法行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却适用了第十九条以结伙斗殴给予李某处罚。④虽引用法没有错，但没有适用该法条中必须适用的部分。例如，某市卫生局查出某药店出售劣药，获利5000元，并同时查出未出售的劣药10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第四十九条，作出给予该药店3万元罚款的决定。依据上述两条的规定，对销售劣药的，必须没收劣药和违法所得，只有在给予这两种处罚仍不足以纠正这类违法行为时，才可以并处罚款。市卫生局在款给药店没收劣药和违法所得处罚时，仅给罚款处罚，即属于这类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性质。⑤适用了尚未生效或已经生效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出现这类问题较多的是，行为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生效以前，处理在新法生效以后，对这类行为的实体问题的处理，原则上应当适用旧法，程序上应当适用新法。而有些行政机关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即都适用新法，或都适用旧法。例如，1990年1月21日高某在某市区违章建房。市规划避于同年7月6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划法》的规定，对高某进行了处罚。因城市规划法在1990年4月1日生效，故不应适用该法，而应适用城市规划条例。市规划局的这一处罚决定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⑥适用了被处理行为地以外的地方性规及地方性规章。

(3)违反法定程序。“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违反法律法规方式、形式、手续、步骤、时限等行政程序。法律法规对有关行政程序问题未作明确的规定，有权制定规章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制定的有关行政程序的规定，只要与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相抵触的，亦应视为“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是行政主体正确、及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必要保证，是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有效措施。如果违法法定程序，很可以作出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违反法定程序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应予判决撤销。

违反法定程序的主要表现形式有：①应当回避的办案人员没有回避。即承办人与其承办的案件的处理结果之间有利害关系，或与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具有影响公正处理的关系，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如，某公安派出所江所长与曹某是亲戚，江所长在处理曹某与朱某互殴治安案件时，朱某要求江所长回避，江所长没有理睬，继续处理此安全。该案的处理程序违反了法定应当加避的规定。②先裁决，后取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一切执法机关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据此，行政主体应在查清事实后才能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先裁决，后取证。凡是先裁决，后取证的，都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性质。③没有进行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必须进行的步骤。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的处罚(当场处罚除外)程序是，传唤、讯问、取让、裁决。公安机关未经过传唤、讯问所作的处罚裁决，属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④未办理法定手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规定，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所作的吊销卫生许可证或者罚款5千元以上的决定，必须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所作的这两类处罚决定，未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亦属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4)超越职权。“超越职权”，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了法律、法规没有授予的行政权力，或者超越了法律、法规授予的权限。它是一种实体上作为形式的违法行政行为，不论行政主体的行为动机、目的是否正当、合理。只要行为客观上超出了法定权限，即构成超越职权。

超越职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①越权行使司法权。即行政主体行使了法律授予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的检察权和刑事诉讼法授予公安机关、安全机关行使的刑事侦查权。从审判实践中反映的情况看，越权行使司法权主要有三种，一是，越权行使司法裁判权。司法裁判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均不能行使，项行使了即属越权行为。例如，某工厂与某公司发生经济纠纷，公安机关作出某公司赔偿某工厂20万元的决定。该处理决定就属越权行使司法裁判权。二是，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否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法院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因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其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最终法律效力，非经司法程序不得改变。故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得否定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及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例如，X公司因拖欠Y公司购买电视机货款发生纠纷，Y公司起诉到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判决认定，X公司与Y公司所签订的购买电视机合同有效，X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其所欠Y公司的货款。判决生效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Y公司违法倒卖电视机，没收Y公司所获得的利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这一决定就属于这类越权行为。三是，越权行使司法强制执行权。法律将某项强制执行权仅授予人民法院，而未授予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得自行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只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自行采取强制措施就属越权行使司法强制执行权行为。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处罚人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既不起诉又不执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不申请法院自行采取强制措施的，即属这类越权行为。②超越部门职权。“部门”是指组织成某一类纵向行政管理系统的整体行政机关。按照部委和国务院直属局的设置来划分，可以分为公安、卫生、城建、工商、土地、税务等70多个部门。各部门的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法规授予该部门的职权范围内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若超出即属越职权的行为。例如，公安机关以违反卫生行政管理的行为，依据有关卫生方面的法律规范作出行政处罚决定。③超越级别职权。级别职权是指各级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创始工和权限划分。每一级行政主体的职能是由宪法、行政组织法和单行法律、法规及规章加以规定的。各级行政主体应在宪法和法律、法规及规章授予其级职权内行使职权，如果超出亦属超越职权的行为，在审判实践中，发现的超越级别职权的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下级机关行使上诉上级机关的职权。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裁决。公安派出所作了挽留或者五十元以上罚款的裁决，就属这类越权行为。二是，行政主体的内部机构或法律、法规未授权的派出机构以自己的名、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例如，行政机关的内部处室以自己的名义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就属这类。④超越地域管辖权。地域职权是确定同级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上的权限分工。每一个行政主体只能地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辖区内，行使行政职权，不得超出。一旦超出即属违法。例如，丁县境内的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根据有关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的规定，应由丁县环保局处罚。如果丙县环保局作出处罚决定，这一决定即属越权。⑤超出法定范围和幅度。所谓法定范围是指法律、法规规定行政主体处理某类行政管理事务的权限范围。它包括审批、确认、强制执行以及对某类违法行为可以给予何种种类的行政的处罚等等。所谓处罚幅度是指法律、法规规定以某类违法给予某种种类处罚的最低限至最高限。这类越权行为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超出处理某类行政事务的权限。例如，乡政府超出农村居民宅基地的标准批准农村居民建房。二是，给予违法行为人的处罚，超出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给予的处罚种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项规定，未构成犯罪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的，没收走私物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人民币万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海关对这类走私行为人的处罚超出该规定的，即属这类违法行为。

(5)滥用职权。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在其自由载量权范围内，但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目的和原则，并且不合理，称之为滥用职权。构成滥用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①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超出其法定的权限范围;②该具体行政行为违背或者偏离了法律、法规的目的、原则;③该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不合理的。这里所讲的“不合理”是指对所处理的问题具有一般知识的人都认为行政主体是在不正当地行使职权。

滥用职权的主要形式有三种：①主观动机不良。即行政主体明其行为的结果违背或者偏离法律、法规的目的、原则，而基于管理者个人利益、亲属利益、本单位利益，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动机，作出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某工商管理所所长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将个体工商户黄某经营的地理位置很好的摊位，调整给其亲属，就属滥用职权的行为。②未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即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把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考虑的因素或者按照常理应当考虑的因素作为依据，任意作出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免予处罚：(一)情节特别轻微的;(二)主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的;(三)由于他人胁迫或者诈骗的。”③考虑了不应考虑的因素。即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把法律、法规规定不应当考虑的因素或者常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作出不合理的具体行为。例如如，某行政机关因某企业未安排其单位职工子弟的就业，该行政机关加重对该企业的处罚。

撤销分为全部撤销与部分撤销。全部撤销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上列五种情况之一，必须全部撤销方能纠正其违法性时，判决撤销带个具体行政行为。部分撤销是在肯定具体行政行为部分合法的基础上，主定具体行政行为有部分或局部符合应予撤销的五项条件之一，予以分别处理，对不合法部分判决撤销，对合法部分判决维持。

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机关维持的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裁决自然无效。因为，复议决定是针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而作出的，是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肯定，是依附于原具体行政行为存在而存在的，所以判决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后，复议决定自然也就失去效力。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对行政机关应给予行政处罚而没有给予行政处罚的人，不能直接给予行政处罚，而只能向有关的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因为审判权与行政权是两个独立的权力，行政审判只能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在行政机关没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人民法院无权也无法实行监督，人民法院不能越俎代疱俎去处理由行政机关处理的事务。

3.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判决撤销的一种补充。撤销判决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否定，可能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消灭，但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存废并必然联系。有的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可能引起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变更，但是具体问题没有解决;有的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后，行政法律关系也随之消失。凡属前一种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类判决应在判决理由部分指明被告就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向，在判决部分写明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这样既可以纠正原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又可以使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以维护保障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稳定合法扣行政法律关系。

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纠正原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否则，人民法院应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并根据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进行处理。以保障司法审判活动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两个问题：(1)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只要改变了其中的一部分，即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同一的事实和理由”。所谓“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中的“事实”是指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理由”是指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2)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限制。

4.判决限期履行法定职责

判决限期履行法定职责，是指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时，判决被告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以下几种情况可以判决限期履行法定职责：(1)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被诉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被诉行政机关拒绝颁发和不予答复的。(2)申请被诉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被诉讼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3)被诉行政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4)其他不履行法定法定职责的行为。即除以上三种不履行法定职责以外，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方面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如民政部门对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人申请登记结婚，拒绝给予登记或拖延办理的;复议行政机关拒绝复议等等。

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期限，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履行的实际可能来确定。不能限期过短，使行政机关来不及履行，也不能将限期定得过长，以免行政机关继续拖延。

5.判决变更

判决变更是指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改变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一般不能变更，只有在特别情况下才可变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人民法院判决变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是实施行政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即法律、法规规定定的行政拘留、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等行政处罚;其次，必须是“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所谓显失公正，是指行政主体在对被处罚人的行政处罚在形式上合法，但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从而在实质上不合法的行政处罚。

不合理的行政处罚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①给予违法行为人的行政处罚与其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极不相称。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违法行为人行政处罚，就行政处罚本身而言，并不是法律追求的目的，法律规定行政处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新的违法行为的出现，防止、纠正侵犯权利行为，保障人民权利和社会秩序。要达到法律的目的，必须做到违法行为人所受到的行政处罚与其过错大小相一致，所有的违法者不论地位高低，只要违法情节相同的，一般都应给予相同的行政处罚。如果给予过错很大的违法行为人很轻的行政处罚，就不能使其畏惧法律的威慑作用;如果对于过错很小的违法行为人很重的行政处罚，就有可以使其对社会产生报复心理，亦不可能起到防止、纠正违法行为的作用。因此说，行政处罚不相称是无法达到法律所追求的目的，故属于不合理的一种表现形式。②同责不同罚。我为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这一原则，对每一个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性质、情节上同的，应给予相等同的行政处罚。如果对同样责任者给予不同轻重的行政处罚，就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是不合理的一种表现形式。就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考虑以前和近期对同种情况的违法行为给予的行政处罚程度的因素，不能反复无常，因人而异。③在同一案件中，重者轻罚或轻者重罚。在同一案件中，行政主体给予违法责任重者较轻的行政处罚，或给予违法责任轻者较重的行政处罚。这种情况往往仅从单方的行政处罚来看并无明显的畸轻畸重，但这种处理相比较之下有失公正，因此难以使被处罚者心服口服，甚至有可能使被处罚者产生逆反心理，与社会相对抗，起不到纠正违法者的错误，防止以后类似违法行为再发生的作用，亦属不合理的一种形式。④没有考虑被处罚者的实际承受能力。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应考虑到被处罚人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使被处罚人无法生活。如果给予被处罚人的行政处罚到其无法承担的程度，就难以使其认识错误，纠正错误，有可能导致其作出新的违法行为，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故也属不合理的一种形式。

F. 法规法律不一致由谁决定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1、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2、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3、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法律规范之间冲突的处理办法：
1、不同效带薯力等级的法律规范之间发生冲突时，下一等级的法律规范自然无效，而无须有权机关作出明确宣布，即“上键脊位法优于下位法蠢亮者”；
2、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特别条款与一般条款关系，而两者之间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法、特别规定、特别条款的规定，即“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如果同属于特别法、特别规定、特别条款或者一般法、一般规定，一般条款，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即“新法优于旧法”或者“后法优于前法”。
3、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4、不同机关制定的效力相同的法律规范之间的规定不一致的解决机制。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而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同时，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遇到这一情况时，由最高人民法院报请国务院裁决或者解释；
5、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综上所述，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二条
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