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对诉讼法编撰的

⑴ 清末修律述评

清末修律，是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希冀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帝制，仁德和祖教纲常等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指导下，表面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质为维持清廷的苟延残喘，从而“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他们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造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法文化特殊混合体，而没有将其本土化。清末修律的失败也就成了不变的结局。

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在内外各种压力之下，于20世纪初的十年间，逐渐对原 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修改与变革。我们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法律改革活动称为清末修律。

特点

第一
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 建法 制传统”的方针。清政府迫于激变的时局，不得不“改弦更张”、“参酌各国法律”进行变法修律，但在根本问题上又坚持修律应“不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礼教民情”。因此，借用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坚持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内容，即成为清朝统治者变法修律的基本宗旨。

第二
在内容上，修律表现出封建、买办的专制主义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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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修律
。一方面，清末修律坚持君主专制及伦理纲常“不可率行改变”，在新修新订的法律中继续保持肯定和维护专制统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标榜“吸收世界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大量引入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使得保守的封建内容与先进的近代法律形式同时显现于新订法律法规之中。

第三
在法典编纂形式上，修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诸法合体”的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有关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

第四
修律实质是为维护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修律是在保持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第五
修律主要以大陆法系为师，大陆法系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观念在强调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行使立法权方面与中华法系的“大一统”观念有着极大的相似。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的变法者们对大陆法系法典以及其蕴含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一见如故，很容易就作出师从大陆法系的决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民族面临灭亡的紧急关头，人们渴望建立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在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极度高涨的年代，改革者们在确定法律发展道路时，更倾向于选择大陆法系的法典编纂模式，走自上而下的的国家主导型道路。郝铁川先生曾经对此总结道：“我们认为，法系是一种文化，因此要从文化背景上来研究中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融合。中国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确有着许多相近或相同的文化背景，从政治上来说，两者都曾有过中央集权制和君主专制的历史，这是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

清末修律的真实目的也决定了其在判断西方法律模式时的价值选择。是效仿大陆法系的法典法，还是引入英美法系的判例法，这实质上涉及一个究竟是选择法国大革命模式的理性主义和国家主义，还是选择保守英美宪政革命模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问题。西方两大法系的法律制度虽然都体现了平等、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但是英美判例法却饱含着更为强烈和深刻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地方自治因素，这与清王朝所崇尚的“大一统”的国家主义和“法自君出”的专制主义相去甚远。赖特勋爵曾说过：“普通法将英语国家维系在一起，它被恰当地称之为自由民族的法律。”然而，中国从来就不是崇尚自由的民族，也就很

⑵ 2.清末新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

1、编练“新军”

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展开。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2、倡导商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

在现代财政预算的组成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福州道御史赵炳麟奏请中央制定全国预算。最终，清廷于宣统二年（1910年）首次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

3、教育改革

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

4、改革官制

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新政中，先后裁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河东河道总督，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等，改设其他机构或归其他部门监管相关职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18日，宣布停止捐纳武职。同年9月4日裁奉天府尹，由巡抚兼管；裁奉天府丞，改为东三省学政。设巡警部。设学部，裁国子监。除裁并增设行政机构外，清政府还下令“停捐纳”、“裁陋规”、“定公费”。

5、考订法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13日，清廷参酌各国法律，考订中外通行法律。中国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几经反复，直至20世纪终结，尚未完成。不过，基本架构已在晚清新政时期奠定。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等先后出台。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三个总结性的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虽因辛亥革命爆发，《民律》已不及审议颁布施行，但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政府无不继承这三个大法。

6、筹蒙改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在改革官制过程中，编纂官制大臣将京官编定复核，缮单进呈，后来上谕发布，宣布正式“理藩院著改为理藩部”。1907年清政府政务处大臣左绍佐、岑春煊等，奏请将热河、察哈尔、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阿尔泰等地“悉照内地改设行省”，以期加强边防。

清政府担心沙俄出面反对，在征询了各部大臣、各地将军、督抚的意见后，仅宣布废止从前关于蒙汉不得通婚的禁令，鼓励内地汉人到蒙古开荒；在蒙古增设卫生局、巡警队、学校、商品陈列所，举办所谓的“新政”。

(2)清末对诉讼法编撰的扩展阅读

就新政具体内容而言，新政与危机存在三种对应关系：

一、部分新政有利无弊，新政实施有利于危机的缓解，诸如裁汰撤并一些行政机构，司法改革，社会风俗改良。清政府将先前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这有利于更好地处理对外关系。

设立商部，班列外务部之后、其他各部之前，后来将工部并入，改称农工商部，这有利于协调、管理实业，适应近代企业的发展。裁撤河东河道总督，将其所管业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裁撤詹事府和通政使司；裁撤粤海关监督、淮安关监督，粤海关事务归两广总督管理，将云南、湖北与广东的总督与巡抚机构裁并，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精简机构，有利于行政运作，也减少了冗员。

二、部分新政利弊参半，新政实施的同时引发了新的危机，如编练新军、教育改革。对于清政府来说，编练新军是完全必要的，编练的方式也是恰当的。但是，在编练过程中，引出了两大问题。

1、巨额军费的增加，到头来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或系增加烟酒税所得，或系增加田赋所得，这就极大地刺激了民间对政府的怨恨。

2、担负新军编练之责的袁世凯通过各种手段，在军队中培植亲信，灌输对其个人的忠诚，将新军变成他的亲军，变成其私人军队，尾大不掉。

这引起慈禧太后的疑忌，导致慈禧与其后的载沣等人百计削弱、打击袁世凯，到头来加大了袁世凯对皇室的离心力，最终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完全正确。

但学生在学堂里学的是新知识，接受的是新思想，特别是那批留学生，经东洋、西洋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的空气熏陶，回过头来，就觉得清政府专制、腐败，左右不顺眼，以至于相当多人走到了清政府的反面。

办学堂需要经费，聘教员需要经费，学校管理需要经费，购买书籍需要经费。先前的私塾，在办学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尚可维持，换了学校，则不行。这就引起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

三、部分新政的效果，利弊悬疑。主要是官制改革与预备立宪，取决于实施的时机与策略，实施得当则有利于缓解或化解危机，不当则刺激或加重危机。

慈禧与载沣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至少有四个环节很不妥当：

1、通过官制改革而收汉族重臣的权利。

2、皇族内阁的产生，不适当地强化满族权力，引起汉族大臣离心力。

3、对立宪派的处置失当。1909年至1910年，立宪派请愿活动持续升温，声势越来越大。这些请愿活动，涉及的人很多，得到相当多的督抚支持，具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且没有什么过激行为。

清廷对此并没有加以适当的引导，先是拒绝，后是敷衍，最后辅以武力镇压。这样既丧尽民心，也丧尽绅心，将立宪派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4、载沣对袁世凯的处置，优柔寡断，先惩后靠，全无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