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诉讼法46条的理解

⑴ 自考刑事诉讼教材改革

今天教务老师给大家收集整理了自考刑事诉讼教材改革的相关问题解答，还有免费的自考历年真题及自考复习重点资料下载哦，以下是全国我们为自考生们整理的一些回答，希望对你考试有帮助！
刑事诉讼法陈光中第六版搜凳纤和第五版区别大吗刑事诉讼法陈光中主编第五版在第四版的基础上，吸收了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而修改公布的法院、检察院及公安部三家的相关司法解释以及自新法实施后的实践经验，对教材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使教材更适于在教学中使用。第三版是09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是更多的是要借鉴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邢讼法制度其次，从比较法角度上考察，西方国家的证据补强规则与我国基本证据规则相接近，但两者的规定却有一定的差别。从继承关系上看，证据补强规则并不能推导出孤证不能定案。
1、从传承上看，在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规定对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自愿自白，不需要补强粗悄证据，直接可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使用；而对于法庭外的自白则需要进行补强。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一般要求无论是法庭上的自白还是法庭外的自白，都需要补强证据。[3]我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是继承了大陆法系的相关规定。而大陆法系中并没有规定孤证不能定罪的规则，也没人认为能从证据补强规则中推导出该规则。
2、从证据补强的原因来看，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虽然证据补强规则具体规定有所差别，但是规定证据补强规则的原因基本相同，都是考虑到被告人的身心容易受到审讯人员的强制，其口供的可信性较低，所以需要其世仿他证据给予补强，以担保口供的真实性。而其他证据则不存在着这方面的原因，因此一般不要求进行特殊的补强。
3、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证据补强作不同要求的原因来看，两者的规定之所以有差别，与其庭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英美法系国家中,审判制度程序复杂,定罪相对来说较为困难,庭审效率不高，但其庭审的对抗性强，被告人的防御非常充分,在法庭上作出供述的自愿性能够得到充分保证，因此在法庭上仅有供述也能定罪,没有必要再另行通过特别规则予以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庭审效率低下的问题。如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检察官只要得到了被告人自白，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进行辩诉交易，法官只要认定被告人自白是自愿作出的，就能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采纳辩诉交易协议并作出判决，快速地解决了近90%的刑事案件，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4]而大陆法系的庭审程序相对来说更注重于探明事实真相，法官在法庭上有主动调查的倾向，其中立性没有英美法系法官超然，整个诉讼程序相对简约而有效率，控诉有力，但被告人防御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就有必要对被告人的口供，包括在法庭上的口供，进行特殊的制约，以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从而减少冤案发生的可能性。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英美法系的做法，特别是庭审制度改革，呈从职权式转为抗辩式的倾向。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仅针对被告人口供，被告人是审判阶段的特殊称谓，而在其他法条中，都是同时使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因此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特指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但实践中，该条文并不仅仅在审判阶段使用，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样运用。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因为审判起着指导侦查和审查起诉方向的作用，侦查和审查起诉工作必然要考虑法院能否作有罪判决的情况；另一方面，虽然在条文上对庭审方式做出了改革，但从实际效果上来看，我国的庭审对抗性不但跟英美法系差距很大，就是跟大陆法系比也远不如，因此适用大陆法系的证据补强制度更符合我国的司法实际。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误区导致了定罪量刑的相对困难，究其原因固然有司法实践和理论脱节的因素，但其根源还是来自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
诚然，我国证据制度对形式合法性要求比不上西方国家，但是对证据真实性的追求却并非如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项、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等条文的规定，足以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要求定案的证据确实充分，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但是“确实充分”应当说只是一个一般性、总体性、政策性要求，而不是具有规范意义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要求。[9]
为解决缺乏标准性和操作性的问题，司法实践中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些具体的、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要求和标准。不管是持“客观真实说”还是持“法律真实说”观点，学术界比较一致认可的，可以作为我国证据标准是“排他性”标准，即从证据的调查和运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从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得出的结论上，本结论必须是排除其他一切可能，而且是本案惟一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排他性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明确、具体。理由是:(1)作为定案根据的每一个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根据认识论的矛盾法则，全案的证据经过排列、组合、分析之后，必须是排除了一切矛盾，而达到每一个证据的前后一致，证据与证据之间一致，全案证据同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3)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情节均有相应的一定数量的证据加以证明；(4)全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本案惟一的结论(具有排他性)。[10]笔者赞同此观点，“排他性”证明标准强调绝对意义上的排他性，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唯一的结论。
不管是法律条文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还是理论界归纳的“排他性”标准，均体现了我国在对待证明标准强调了对客观真实的孜孜追求。而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则更侧重于作为标准基本要求——实用性。
在西方国家，证明标准有“高度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建立内心确信”等几种主张[11],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最早产生于18、19世纪的英美法系国家。除“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以外,西方国家证明标准还有“建立内心确信”。这是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著名的证据法原则“自由心证”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内心确信,就是刑事证明标准的正面表述。应当说“排除合理怀疑”与“建立内心确信”二者有明显的同一性,突出表现在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建立内心确信,就意味着排除合理怀疑,反之亦然，一是证实主义，一是证伪主义。因此可以说,二者只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项标准的两种操作性表述。由于英美法原则的普遍化以及英美证据标准可能更具操作性,应当说,“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据标准具有普遍性趋势。但不管是建立内心确信还是排除合理怀疑，都认为证据证明只能达到“最大程度的盖然性”，至于这种盖然性有多高，如果对这一标准进行量化，通说是在90%左右。正如英国《大不列颠网络全书》所称：“由于取得证据的方法有显著不同和区别，证据只能产生程度不同的盖然性，而不会有哲学上的绝对真理的意义。”[12]
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排他性”标准的要求要比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内心确信标准要高，而非更低。排除合理怀疑与相对真实论紧密关联，以此表述证明标准，虽然比“客观真实”、“证据确实充分”等提法更为准确和更具可操作性，但在语义与语感上，显出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的一种下降。[13]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与西方国家一样,我们也认为诉讼中认识的案件事实与客观发生的案件事实通常是有差别的，但我们主张的排他性证明标准比西方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更加严格。在现有的证明体系被打破之前，现有的证据内部必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明体系,足以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要求法官和陪审员在主观上达到完全确信的程度,而不能满足于仅达到90%的可能性。[14]换句话说，我国的排他性证明标准，是在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原则的要求下，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最终达到百分之百的相信，而西方国家的证明标准则不要求裁判者达到完全的确信,即并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而仅要求此种被排除的怀疑,必须能够说出理由,摆出道理,经得起理性论证,而不是无故置疑,吹毛求疵。
笔者认为，从希望能减少冤案、错案的角度出发，适度提高证明标准虽然有现实必要性，但当然这样美好的愿望，在现实中能否实现，那是很值得商榷的。毕竟个人的认识能力只能达到一定程度，并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达到全知全觉，这是客观现实，并不是你希望能达到就能达到的。当然，这更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证明标准的提高必然导致很多案件因为达不到该标准而使很多嫌疑人被作无罪处理，而另一方面，因为证明标准的提高，而减少的冤案、错案则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是一个利益权衡的结果。这一次，我们与其他制度的出发点正好相反，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选择了侧重保护人权，而西方国家侧重了打击犯罪。
根源于证据确实充分要求的排他性标准，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这些证明方法、手段因为其本身要求的相对严格性，所以这也是实践中我们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对证据认定事实的要求更加严格的根源所在。
一个国家选择被告人是否拥有沉默权，是一个利益衡量、价值选择的过程，是以极少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有可能被侵犯为代价，换取更加有效的打击犯罪，最终保护了大多数人不受犯罪的侵害；还是宁愿放纵很多犯罪，使人们忍受可能更多的犯罪侵害，而来保护极少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不受侵犯。因此，沉默权制度是现代法制发展的必然方向。
一国的证据制度的选择同样也是如此。沉默权之所以能够根植于西方法律制度之中且能够有序地实施，除了依赖于西方价值观念和诉讼理念支撑外，还有一系列配套的诉讼制度，得以保证刑事诉讼在被告人“不开口”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有效、顺利地进行。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在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平衡之间，用的是更加严厉的证据实体适用规则和标准的方式。而西方国家则普遍采取使用加强证据形式合法性等直接保护人权的方式，比如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直接言词原则等等，而对证据实体认定则在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有限的前提下，进行了适度的放宽，从而有利于定罪。这是两种不同的防止冤案发生的制度设计，都有其合理性。我们不可能也不合适在引进沉默权制度等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制度的同时，继续采用严格证据实体适用规则和标准。这样的话，天平将完全倾向了保护人权一边，平衡会将被打破，导致犯罪打击不力的后果，我们只能二者相权选其一。
沉默权制度体现了人只能是目的、不能将人当作手段的现代民权主义刑法思想，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并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为不可保留的七项最基本人权之一。我国于1998年参加了该公约，批准该公约并付诸执行是履行国家承诺的必然要求，有助于体现我国信守承诺的国际形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使引进沉默权制度具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相对来说，沉默权制度的合理性远超过其局限性，这也是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国的证据实务中严格把握证据事实认定关，却具有很明显的不合理性；相对更为严厉的证明标准，则有违特定人在某个时期对个别事物认识是有限的这一客观事实，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实操作性差。所以，选择沉默权制度相比较更具有合理性，也是我国法治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必然。我国如选择引进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沉默权制度，就要求我们不能坚持原有较为严厉的认定事实的证据制度，应该对证据制度进行一定改造。
1、降低证明标准，把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无论是学界归纳的排他性标准还是实务中严格的把握事实认定的做法，其根源均在于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哲学意义的、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理想主义的证据标准。将证明标准从百分之百的确信降低到90%的高度盖然性，有利于维持因引进沉默权而被打破了的打击犯罪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之间的重新平衡。
2、改变审查证据主要方式，从审查与庭前书面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性、不矛盾性、证据锁链的闭合性、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等方面转变到由亲历而感受真实性上来。在笔者看来，对于被告人口供证据价值的不同定位，将直接影响人们对于沉默权的态度。如果一项诉讼制度不能摆脱对口供证据的迷恋和依附，那么这个诉讼制度对于沉默权制度必然产生天然的恐惧和排斥。事实上，接受、确立沉默权制度后，完全可以通过证据制度的设置来降低口供证据的价值及对口供证据的不恰当期待，以改变依赖口供办案的习惯做法。
3、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立法方面应当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要列举的方式严格加以限制，并明确规定证人非因法定事由拒不出庭作证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应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制裁；建立和完善证人及其家属保护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对证人及其家属在证人出庭时的人身权利和应享有的各种权益予以保障，特别是要规定对直接或变相打击报复出庭证人的行为人，不论处于何种诉讼阶段，均应当给予经济、行政或法律的严厉制裁；明确证人作证经济损失补偿制度和奖励制度。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明确规定出庭作证的补偿标准及实施办法，由专职部门进行管理和分配，对积极作证的证人给予一定的荣誉和物质奖励。
4、健全证据补强规则。明确补强的对象、补强范围、补强内容等。对此可以借鉴日本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以此为参考的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确立的民事诉讼证据补强制度，对刑事证据补强规则可作如下规定：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有补强证据,而非犯罪事实,如前科、没收、追征事由等无须补强;对于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具备补强证据;在犯罪事实中被告人与犯罪人同一的认定不需要补强证据;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素,如故意、过失的认定也不需要补强证据;对于非犯罪构成的事实,即犯罪阻却事由不存在的认定,也不需要补强证据。及时收集证据能使律师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件情况并有效发挥辩护职能。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的文件,以便律师能向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
在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结构之下,辩护方与控诉方都是诉讼当事人,鉴于控诉方与辩护方实际力量的不平衡,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赋予辩护方充分的诉讼权利,并对侦查行为进行了一定限制,辩护方与控诉方都有独立收集证据的权利。在美国,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被作为宪法性权利规定于《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和各州的宪法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基本权利之一。在“双轨”制侦查模式下,双方分别进行侦查,都可以调查案情和收集证据。由于双方侦查能力对比悬殊,辩护方的调查往往只是控诉方调查的补充,其主要方式有:自行调查、②预审程序中的证据开示、③申请法院调取(保全)的证据、④特定侦查行为(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在英国,辩护方在侦查阶段获取证据的方式主要有:证据开示制度、律师的调查取证权、⑤卷宗材料的阅卷权[1]。
在大陆法系传统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下,侦查职能由控诉方行使,辩护方与控诉方的诉讼地位并不完全平等。辩护方如认为存在证明被告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只能请求侦控机关收集,而不能自行收集。随着程序正义观念的深入,职权主义诉讼结构在大多数国家逐渐被修正,这不同程度地强化了辩护方获取证据的权利[2]。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辩护方获得证据的主要方式有:“询问证人及鉴定人时的在场权”(第157—159、170条)、“申请证据保全的请求权”(第179条);在法国预审程序中,律师可以在场听取预审法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辩护方可以向预审法官申请并参与司法鉴定、请求预审法官询问证人以及进行新的调查,预审法官拒绝的,辩护方可请求上诉法院起诉审查庭复议[3];《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3条a规定了被指控者请求收集与其有利的证据的权利;辩护人也可以公民身份收集案件信息[4],辩护人可以勘验犯罪现场、询问证人、制作私人鉴定报告、请求被追诉者的亲友行使证言拒绝权等[5];意大利法律规定在初期侦查期间,被调查者可以要求法官调取证言、进行鉴定或者司法实验、组织辨认[6],2000年12月7日颁布的法律还确立了辩护方侦查的规则[7]。
自考/成考有疑问、不知道自考/成考考点内容、不清楚当地自考/成考政策，点击底部咨询官网老师，免费领取复习资料：https://www.87dh.com/xl/

⑵ 传唤的法律条款

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1、刑事传唤的对象是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传唤后必须使用讯问笔录、而不能使用询问笔录。对证人或不明确是犯罪嫌疑人的不能适用刑事传唤。 2、刑事传唤不能异地进行。但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是指户籍地、经常居住地。 3、传唤时间最长不超过12小时。 一、刑事传唤有没有强制力? 《刑事诉讼法》关于传唤的规定是在侦查措施类，而不在强制措施类。所以刑事传唤不是强制措施，不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效力，刑事传唤不具有强制力。《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4条，传唤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出示《传唤通知书》和侦查人员的工作证件。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当在《传唤通知书》上填写到案时间。《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46条第3款，对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嫌疑人，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传唤的，公安机关可以强制传唤。有没有强制力正是刑事传唤与行政传唤的一个本质区别。行政案件中没有太多的其他强制措施，但办理刑事案件程序中有拘传、拘留等较多可供选用的强制措施，没有必要再赋予刑事传唤强制力。 犯罪嫌疑人拒绝在传唤通知书上签字时，公安机关是不可以采用注明的方式解决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第174条，犯罪嫌疑人拒绝在《传唤通知书》上填写讯问结束时间时，公安机关才可以采用注明的方式，并没有规定当犯罪嫌疑人拒绝在《传唤通知书》上签名时可以采用注明的方式。拒绝签字表明拒绝到案，刑事传唤失败，公安机关必须采取其他措施。

⑶ 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的原则是怎样的

在一起案件进行审判时，是整个案件的关键时刻。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案件的审判结果也是至关重要的，在 刑事诉讼法 无罪推定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原则进行推定。那么，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的原则包括哪些呢?求原则包括不得强迫、举证分配以及 疑罪从无 三种原则。 “任何人在未被法庭最终确定为有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精神。在发现客观真实与人权保障的价值之中,无罪推定原则优先选择了保护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不再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视为 诉讼 客体,而是把其作为诉讼主体,更加强调主体在诉讼中享有的广泛诉权与程序性保障和救济。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无罪推定的解释是:(1)控方承担 举证责任 ;(2)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3)疑案应作出有利于被控告人的结论;(4)被控告人享有一系列体现无罪推定精神的诉讼权利;(5)公共机构不能预断案件结果。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既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总则第12 条的规定,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表述。根据这一原则性规定,只要法院没有依法作出对于被告人的有罪判决,被告人便处于无罪公民的地位,享有一个无罪公民的全部诉讼权利,这是国家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再次重申。新 刑诉法 中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一项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不仅被法治国家的国内法确认,而且被一系列国际法文件认可,成为最低限度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新《刑事诉讼法》第50 条正式作出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6条也确立了重 证据 ,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规则。新《刑事诉讼法》更是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打破了固有的只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 证人 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的范围,规定了实物证据的附条件排除,即收集的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收集机关负有补正或解释的义务,如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该证据就应当予以排除。与此同时,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这些规定鲜明地体现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对于控诉机关处于弱势的诉讼地位,这是因为控诉机关的背后是强大的国家公权力。因此,从诉讼平等与公平正义的理念出发,只能由控诉机关来证明被告人是有罪的,且这种证明一定要满足较高的证明条件,即排除一切的合理怀疑,控诉机关绝对不能通过推定来降低证据的标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 公诉 机关,承担着控诉的职能,理应承担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 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并区分了公诉案件与 自诉案件 ,即“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 与此同时,第113条要求公安机关在 立案 之后,应当全面地收集和调取证据材料,这些证据材料既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的材料,也包括证明其无罪或罪轻的材料。新《刑事诉讼法》也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基本内涵,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必须清楚地查明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确实充分地收集证据,正确地认定犯罪性质和涉及的 罪名 。类似这样的规定还有很多,这些规定无一例外地表明在我国的 刑事诉讼 当中,被告人作为诉讼的主体,并不承担证明其有罪的证明责任。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责任,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进行举证活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为了证明自己无罪或者罪轻,往往会自行举证或通过其 辩护人 来举证。这里的举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其固有的辩护权而进行的诉讼行为,并非基于证明责任或举证义务而进行的行为。因此,从本质上讲,被告人进行举证实际上是在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并非履行自己的诉讼义务。强调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就是要求在实践中不能根据被告人没有举证就认定其为有罪。 三、疑罪从无规则 “疑罪”,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存有疑问或不足以证明其有罪,司法机关在此种情形之下即身处一个两难的境地,它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关于疑罪从无的概念,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当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达到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时,法院就应作出无罪的处理。司法机关对疑案的处理应当遵循“疑罪从无”原则,即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宣告。 新《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应当以两次为限。如果一个案件已经经过二次补充侦查,检察院认为证据依然不足的,就应当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即我们常说的存疑不起诉。在法庭审理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当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所依据的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法院就应当作出无罪的宣告。作为证据采信的重要法则之一,“疑罪从无”一方面强调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一方面要求司法实践中应当遵循和贯彻人权保障的思想,即司法裁判者的心灵天平永远要倾向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一面。当罪轻与罪重不能确定时,应定轻罪;当有罪与无罪不能确定时,则应判定为无罪。 综上所述， 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同时法院进行审判时应当准确、真实、公平公正公开进行。保证整个诉讼过程的顺利进行。为了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收到保护，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应当遵循严谨专业和权威性。

⑷ 刑事证据的概念意义

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证据法典，但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证据制度。对证据的概念，只有刑事诉讼法作了定义。根据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8种形式：(1)物证；(2)书证；(3)证人证言；(4)被害人陈述；(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6)鉴定意见；(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一般认为，所有证据都应当具有证明力和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是指证据对于待证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证据的证据能力，是指证据资料在法律上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这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也基本反映了上述特征，具体表现为：
1．客观性。诉讼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诉讼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人们主观猜测和虚假的东西。诉讼证据的客观性，是诉讼证据的本质特征，是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证据的本质是事实。证据事实的存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诸如物品、痕迹、文件等客观存在的物质；一种是被人们感知并存人记忆的事实。无论以哪种形式存在的事实，都可以成为证据。二是证据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事实。伴随着案件事实的发生，证据事实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证据的客观性，为公安司法人员调查收集证据，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真相，提供了物质基础。
2．关联性。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诉讼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联系。证据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必须是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事实。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多种多样的，并非所有的客观事实都能成为证据，只有那些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的事实才能成为证据。证据之所以能够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正是由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联系。凡是与案件事实具有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对查明案件有意义的事实，就可以作为证据；凡是与案件事实无关的，对查明案件没有意义的事实，不论其是多么真实可靠，都不能作为证据。
3．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诉讼证据必须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实材料。证据的这一特征表明：其一，诉讼证据的提供、收集和审查，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无论是公安司法人员收集证据，还是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证据，都应当合法，否则就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无论是在刑事诉讼中，还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各种证据的取得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在证据理论和诉讼理论上，严格讲是不应当具有证据效力的，更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其二，诉讼证据的形式应当合法。即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形式上必须符合法律要求，否则，就不可以作为诉讼证据。我国诉讼法对证据的种类作了明确规定，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了七种证据种类：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其他诉讼法也作了相应规定。同时还对各种证据的形式也作出明确的要求，如物证、书证必须附卷，不能附卷的要通过照相、录像、制作模型等方式附卷；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当事人陈述，应当以书面形式加以固定，并经核对无误后，由证人、保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民事或行政诉讼当事人签名盖章；鉴定结论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由鉴定人签名盖章；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笔录，根据需要分别采用书面笔录、绘图、照相、录像等形式，书面笔录要由勘验人员、现场见证人签名盖章；等等。其三，诉讼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出示和查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物证必须当庭出示，让当事人辨认；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未经法庭查证属实的材料，均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据的种类是指表现证据事实内容的各种外部形式。证据种类实际上是证据在法律上的分类，是证据的法定形式。证据种类的划分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具备法定形式的证据资料不能纳入诉讼轨道。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证据有下列8种形式：(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这表明，证据资料只有上述法定的表现形式才能进入刑事诉讼，但是，具有法定表现形式的证据资料不一定都是具有客观性、相关性的证据。例如，物证有可能被伪造，证人可能说了假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也许存在不实之词。所以，在了解和掌握证据种类的时候，要对证据概念有全面的理解，懂得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所指出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所体现的内涵。同时，必须特别注意理解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3款的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中领悟出上述三款法律规定之间密切的逻辑关系。 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一般是口头陈述，以笔录加以固定；办案人员同意由证人亲笔书写的书面证词，也是证人证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所以，证人应当是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情，能够辨别是非并正确表达的公民个人，单位不能作证人。鉴于证人的身份是由于他们对案件情况的感知在客观上与案件之间形成了相应的证明关系所决定，因此，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能由办案人员随意指定更换；证人本人也不可以仅以个人意见作证或拒绝作证；证人必须亲口陈述或亲笔书写证言，除办案人员制作笔录以外一般不能委托他人代理。这种“证人不可替代”的特性同时决定了证人作证的优先，即当诉讼中的证人身份形成以后，他们将不可以在诉讼中担任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及鉴定人、翻译人员等。 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自诉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如果是被害人，他们的陈述也是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与犯罪分子有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犯罪行为的被害人陈述。这种陈述可以直接指认犯罪过程和犯罪分子的特征，常常是直接证据。另一种是与犯罪分子没有直接接触或耳闻目睹犯罪行为的被害人陈述。这种陈述的内容不如前者丰富和具体。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通常也称为“口供”。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说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他人犯罪是否属于这种证据，一般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他人犯罪的性质、内容应当加以适当分析，只有在共犯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揭发其他共犯的犯罪事实时才是口供，否则是证人证言。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是口头陈述，以笔录的形式加以固定。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请求或办案人员的要求，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笔书写供词。 鉴定意见，是指受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作出的书面意见。刑事案件中需要进行鉴定的专门性问题非常广泛，常见的有法医学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法笔迹鉴定、痕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
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提出的分析判断意见，而不是对直接感知或传闻的案情事实的客观陈述，所以，它不同于证人证言，证人也不能同时兼作鉴定人。如果被指派或聘请的人在诉讼之前已经了解案件的情况，则只能作证人，不能作鉴定人。 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痕迹、尸体等勘查、检验中所作的记载。包括文字记录、绘图、照相、录像、模型等材料。勘验笔录可以分为现场勘验笔录、物证检验笔录、尸体检验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等。
由于勘验笔录是办案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并运用一定的设备和技术手段对勘验对象情况的客观记载，所以，它的客观性较强，也比较可靠。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固定证据及其所表现的各种特征，供进一步研究分析使用，以利于发现和收集证据，确定侦查方向，揭露和证实犯罪人，鉴别其他证据的真伪，认定案件事实。
勘验笔录是否全面和准确往往会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影响，所以，必须经过审查核实后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检查笔录
检查笔录，是指办案人员为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生理状态，而对他们的人身进行检验和观察后所作的客观记载。检查笔录以文字记载为主，也可采取拍照等其他有利于准确、客观记录的方法。
人身检查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必要时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办案人员进行。
勘验、检查笔录与鉴定结论是两种不同的证据，不能混淆。二者的主要区别有：(1)勘验、检查笔录由办案人员制作，鉴定结论则由办案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制作；(2)勘验、检查笔录是对所见情况的客观记载，鉴定结论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的分析判断意见；(3)勘验、检查笔录大多是解决一般性问题，鉴定结论则是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 视听资料，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或其他高科技设备所存储的信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视听资料是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重要产物和先进成果，它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也是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视听资料具有如下的特点：(1)形式多样，直观性强，客观实在，内容丰富；(2)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3)可以反复重现，作为证据易于使用，审查核实时便于操作；(4)存在被伪造、变造的可能性；(5)对技术要求高，伴随科技发展的进程而不断更新、变化。 (一)刑事证据的收集
收集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和律师为了证明特定的案件事实，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收集证据和证据材料的法律活动。收集证据是运用证据的首要工作，是分析研究案情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是判断、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和处理权。只有把收集证据工作做好，才能为审查证据、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提供充分可靠的证据材料。如果没有把收集证据的工作做好，缺少必要的证据材料，所谓运用证据来查明案件事实就是一句空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一步重新去收集证据，仍然是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所以，收集证据对于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
收集证据的目的，是为了如实地反映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在取得充分、确实的证据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犯什么罪，作出正确的结论。收集证据的大量工作是在侦查阶段进行的，收集证据是侦查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是，在起诉、审判阶段，如果认为证据不够充分、确实，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也需要调查收集证据。收集证据的范围是广泛的，凡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各种证据都要注意收集。应当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特点，抓住关键性问题，去收集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
(二)刑事证据的审查
刑事证据的审查，是指司法人员对于已经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审查判断，鉴别真伪，以确定各个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并对整个案件事实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一般情况下，刑事证据的审查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1．单独审查。单独审查是对每个证据材料分别审查，即单独地审查判断每个证据材料的来源、内容及其与案件事实的联系，看其是否真实可靠，看其有多大的证明价值。对于那些明显虚假和毫无证明价值的证据材料，经单独审查即可筛除。对证据材料的单独审查可以按两种顺序来进行。一种是按时间顺序进行，即按照证据材料所证明的案件事实发生的先后来逐个审查证据材料。这适用于证据材料的时间顺序比较明确的案件。另一种是按照主次顺序进行，即按照证据材料所证明的案件事实的主次关系和证据材料本身的主次关系来逐个审查证据材料。这适用于核心事实和核心证据比较明确的案件。
2．比对审查。比对审查是对案件中证明同一案件事实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证据材料的比较和对照，看其内容和反映的情况是否一致，看其能否合理地共同证明该案件事实。一般情况下，经比对研究认为相互一致的证据材料往往比较可靠，而相互矛盾的证据材料则可能其中之一有问题或都有问题。当然，对于相互一致的证据材料也不能盲目轻信，因为串供、伪证、刑讯逼供等因素也可能造成虚假的一致；而对于相互矛盾或有差异的证据材料也不能一概否定，还应当认真分析矛盾或差异形成的原因和性质，因为不同的证据材料之间有所差异也是难免的。比对审查的关键不在于找出证据材料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点，而在于分析这些相同点和差异点，看其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比对审查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纵向比对审查；另一种是横向比对审查。前者是指对一个人就同一案件事实提供的多次陈述做前后比对，看其陈述的内容是否前后一致，有无矛盾之处。后者是指对证明同一案件事实的不同证据或不同人提供的证据做并列比对，看其内容是否协调一致，有无矛盾之处。
3．综合审查。综合审查是对案件中所有证据材料的综合分析和研究，看其内容和反映的情况是否协调一致，能否相互印证和吻合，能否确实充分地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综合审查的关键是发现矛盾和分析矛盾，以便对案件中的证据材料作出整体性评价。综合审查不仅要审查证据的真实可靠性，而且要特别注意审查证据的证明价值，使全案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链，而且能够毫无疑点地对案件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刑事证据的运用
刑事证据的运用是指公安司法人员对于收集到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核实以后，依据查证属实的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
运用证据认定案情与审查判断证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在运用证据认定案情，往往是结合审查判断证据进行的。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公安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认定案情与审查判断证据，都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随着刑事诉讼的进展，公安司法人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与对案情的认定，都会不断地完善。通过不同的刑事诉讼程序，反复检验，层层把关，公安司法人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和对案情的认定，必然会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说它们之间有区别是指审查判断证据的真伪和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主要是对单个证据本身进行审查，判断单个证据对案情的证明力。运用证据认定案情则是在审查判断单个证据的基础上，依据查证属实的全部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性结论，也就是运用证据来认定整个案情。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运用证据认定案情应当掌握以下几点：
1．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规定要求司法人员要特别注意调查和运用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强调调查研究，要凭充分、确实的证据定案，把自己对案件的处理决定建立在充分、确实的证据基础之上。因为对于司法人员来说，案件事实都是过去发生的、未知的事情，要查明案情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伞面收集各种证据，经过分析研究，审查判断，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结论。同时要谨慎地对待口供，绝不能轻易地相信口供，更不能单凭口供定案。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同案被告人之问的相互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一般也不能对被告人定罪处罚。
2．严禁刑讯逼供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同时为了保证这一规定的贯彻执行，刑法第247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实行刑讯逼供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以肉刑致人伤残的，以伤害罪从重论处。这些规定说明，刑讯逼供在我国法律上是严加禁止使用的收集证据方法。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强迫被告人招供的一种审讯方式，不仅在对被告人讯问时要严禁使用这种方法逼供，就是在对其他诉讼参与人询问时，也要严禁使用这种方式逼证。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决定了要严禁刑讯逼供。依据司法解释的精神，凡是以刑讯的方法收取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言、鉴定结论都不能作为认定指控犯罪的证据。凡是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上述证据，而且严重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可能影响证据客观真实性的，也不能作为认定指控犯罪的证据。对于以非法方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经审查核实以后，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可以作为认定指控犯罪的证据使用。但对违法者要追究其责任。实践证明，刑讯逼供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法律上作了禁止性规定，要求司法人员在收集和运用证据上必须遵守这一原则。
3．一切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各种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是说，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完全符合客观案情，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必须达到客观真实，而不是“可能真实”、“大概真实”。证据是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真实可靠，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任何证据材料未经查证属实，来源不清，真伪不明，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司法人员对于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材料，都必须认真审查判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情的根据，特别是审判人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审查核实各种证据，据以定案的所有证据都必须经过法庭调查核实，并且要让当事人、辩护人、代理人对证据辨明真伪，发表意见。所有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调查核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证据不经查证属实就轻率地作为定案根据，则违反了运用证据的原则，必然导致错案。
4．案件事实情节清楚，并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确实、充分，在证据之间、证据与案情之间，排除了所有疑问与其他的可能性，应当依法作出认定结论；案件事实部分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依法作出部分认定结论；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部分，依法作出不予认定的结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新的事实，可能影响认定案情的，应当建议起诉机关补充或者变更起诉。如果起诉机关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依法作出认定；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按无罪处理；对于定罪证据不足所形成的“疑罪”，也应当按无罪处理。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法庭审理后，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5．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4条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这一规定说明，司法人员对证据必须采取科学态度，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反映客观事实。在收集和运用证据过程中，一旦发现确有错误，就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同时要敢于坚持真理，排除各种于扰和压力，努力查清案件事实真相。绝不能患得患失，屈从于权势，隐瞒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不能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对证据任意取舍，或者是牵强附会任意推论。如果司法人员故意隐瞒案件的事实真相，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动机，都要对他追究责任。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6．如何运用间接证据问题。间接证据问题，在证据理论中和诉讼实践中，都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证据理论上的许多问题，都与间接证据有着密切联系。间接证据的性质、特点和意义，以及间接证据之间，间接证据和案件的事实之问的联系等许多问题，都需要从证据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从诉讼实践来看，由于问接证据来源广泛，容易收集，所以大部分刑事案件都是从发现、收集和研究间接证据开始的。分析已有的间接证据，确定调查的方向和范围，肯定有关情况，排除无关情况，进而发现直接证据或者查证直接证据。同时，也有很多案件事实是依据间接证据来查明和认定的。所以，间接证据是查明个案事实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⑸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为正确理解和适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而制定的司法解释。具体情况如下：

1、强化人权司法保障

进一步强化辩护权保障，确保被告人有权获得法律援助，保障辩护律师的查阅权、质证权等诉讼权利。

2、完善证据审查判断规则

对证据的审查与认定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的审查与认定，以及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等。

3、明确管辖和回避制度

对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范围、犯罪地的确定、被告人的居住地认定等管辖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对回避制度进行了详细解释。

4、规范强制措施和附带民事诉讼

对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程序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审理等进行了规范。

5、完善审判程序

对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单位犯罪案件的审理、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第二审程序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6、死刑复核程序和涉案财物处理

对死刑复核程序、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及其处理等进行了规定。

7、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

对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审理以及执行程序中的死刑执行、减刑、假释等进行了规范。

8、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刑事司法协助

对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刑事司法协助等进行了规定。

9、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特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0、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对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审理程序等进行了规定。

刑事诉讼的诉讼条件如下：

1、犯罪事实明确

必须存在明确的犯罪事实，即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构成犯罪，并且这一犯罪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2、刑事责任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必须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即其行为不仅构成犯罪，而且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

3、管辖范围

案件必须属于相关司法机关的管辖范围。

4、追诉时效

刑事案件的追诉时效期限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而设定，具体为：

（1）当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时，追诉时效期限为5年。

（2）若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则追诉时效期限为10年。

（3）对于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追诉时效期限为15年。

（4）若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或死刑，追诉时效期限为20年。然而，若20年后仍认为有必要追诉，需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5、特殊情况

存在两种特殊情况不受追诉期限限制

（1）犯罪嫌疑人已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逃避侦查或审判。

（2）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但未立案。

刑事诉讼的诉讼流程如下：

1、立案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案件材料进行审查，确定是否存在犯罪事实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进而决定是否立案。

2、侦查

特定司法机关为查明犯罪事实和缉获犯罪人而进行的专门调查和相关强制性措施。

3、起诉

分为公诉和自诉两种方式。公诉由公诉机关提起，自诉则由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起。

4、审判

人民法院在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参与下，依法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

5、执行

刑事执行机关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对犯罪人进行刑罚执行。在我国，执行主体主要包括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监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