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刑事诉讼法40年改革发展历程

❶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叫什么名字

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现在名称一样，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专代表大会第二次会属议通过。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1997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三号公布，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
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
2002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
200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
2006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
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修正，
2009年8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正，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修正。

❷ 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

法律主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一章第十二条明文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新《刑诉法》确定的一条重要原则，简称为“无罪推定”原则或“疑罪从无”原则。新《刑诉法》在审判程序中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原则。《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可以说，确定“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必须深刻理解这一原则的立法精神，牢牢把握其本质特征，合理准确地适用法律条文，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安全，维护稳定之作用。一、“无罪推定”原则的由来和立法原意无罪推定原则，顾名思义是针对封建社会的“有罪推定”原则提出来的。①一般表述为：“即被告人在未经法院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的人”。最早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1764年出版的《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出这一思想主张，其主要含义是：“任何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都不能叫做罪犯。在尚未决定被告人确实违反他应遵守的条件之前，社会就不得不对他加以保护”。这一原则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封建地主阶段斗争的一个重要产物。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席卷之下，这一先进思想理论被带到了整个欧美国家。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个思想理论原则先是被欧美一些国家载入宪法或刑事法律中，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逐步被欧美以外的一些国家所融入，使无罪推定的思想理论原则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共识。《世界人权宣言》、《欧洲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也确立了这一原则。无庸置疑，无罪推定较之封建专制下的有罪推定和通过刑讯拷问迫使受讯人自证其罪，无疑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彻底变革，是人类法制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无罪推定原则可概括为四项基本规则：一是只有法院并依照法定的诉讼程序，才能判定某人有罪。即定罪权归法院。二是证明碧神犯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通常由警察和检察机关承担。因为根据天赋人权的理论，人的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是生来就无罪的，因而也是无须证明的。国家要把他推向罪犯的地位，就必须提出有罪的证据，否则“任何人”的无罪的法律地位不变，就不能转化为罪犯。三是疑罪无从。证明有罪的证据必须达到充分的程度，即达到使法院确信有罪的程度，否则仍不能使“任何人”成为罪犯。四是被告人有沉默权，不能强迫任何人作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法学界普遍认为，前三项规划是无罪推定的最基本的含义，前两项属于程序要件，第三项属实质要件，至于沉默要问题，并不影响是否实行无罪推定原则问题。无罪推定是世界各国刑诉法普遍确认的原则，这一原则乎芦能否适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个长期争论而认识很不一致的问题。从50年代中期的“反右”斗争直到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我国法律界始终没有中断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批判。尤其是在“砸烂公检法”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革时期，无罪推定更是被视为“禁区”，试想一个农村生产小队的治安员就可以随便抓人、捆人、审问人犯，谁还敢提“无罪推定”那个时代“无罪推定”被烙上“阶级性”烙印。到了80年代，我国法岁慧带学界主要争论其是否符合我国国情问题，认为有了“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就不必再规定无罪推定原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与世界的全面接轨，无罪推定原则得到越来越多的法律界人士的认同，直到一九九六年修改《刑诉法》时，被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1、无罪推定原则是世界各国立法的通例和国际公约的普遍规定。无论是欧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无罪推定都是其刑诉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经济要想与世界全面接轨，作为其保障体系的法律也要有此原则。 2、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国内法中已有先例。全国人大通过颁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均已明确规定：“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香港、澳门基本法都是国内法，而非外国法。 3、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在诉讼中有效地保障人权。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判决确定有罪之前，其身份只能是“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因而法律必须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和其他各项诉讼权利，它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办案人员“内定”被告人有罪，搞事实上的有罪推定。 4、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办案质量。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是要求起诉方对被告人涉嫌的罪名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如果能够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告的无罪假定，即可确认并判决其有罪。它使公安、检察人员承担了严格的证明责任，必将有力地促使公安政法机关努力提高业务素质，改善执法环境，最终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5、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疑难案件的解决。无罪推定的含义就是，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这有利于彻底解决过去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证明犯罪的案件(即所谓的疑罪)久拖不决，致使被告人无限期被关押的不正常做法。 6、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利于克服刑讯逼供和虐待被监管人员的错误行为。“严禁刑讯逼供”是我国刑法，刑诉法的明确规定，然而过去曾屡禁不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安政法人员把被告人看成罪犯，认为对付“坏人”就该“严打”。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有助于扭转公安司法人员的观念，从而减少或逐步杜绝此类现象。二、无罪推定原则的本质及特点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实质上是把过去由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转交到由起诉机关承担，这是证明责任的一次重新划分。过去，如果当事人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推定其有罪，即“自证无罪”、“自证其罪”或“有罪推定”;新诉讼法规定：如果起诉方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当事人有罪的，就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确定的无罪判决，即“公证有罪”或“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从“自证无罪”到“公证有罪”，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我国刑诉法产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因为它保护的不仅是被告人的利益，而是社会每个成员的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成为被告人的可能。为什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而由控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呢这是因为，第一，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非常复杂，证明要求很高，但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由于人身自由受到某种强制措施的限制，既无权收集证据，又无法进行调查，根本无法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即使能提出某些证据，也往往难以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司法机关一样承担证明责任，势必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不利地位。让被告人负证明责任不符合法治公平的原则。其次，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证明责任，容易使司法人员推卸自己的证明责任，消极地依靠犯罪嫌疑人自我证明有罪或无罪，对查明案件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其三是资产阶级法学家提出的天赋人权理论，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无罪推定原则确定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也就是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便据此得出其有罪的结论。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享有沉默权。法律明确规定，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如实回答的含义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交代罪行，提供自己能够提供的证据;无罪的犯罪嫌疑人则应如实陈述无罪的事实，并提供自己能够提供的证据或线索。这一点我们与西方国家的法律是截然不同的。西方国家的法律包括港、澳、台等地方的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沉默权，可以拒绝回答警方的提问。而我国则不同。由于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是否犯罪知道得最清楚，因此法律上不能允许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问题或作虚伪陈述。②“对有罪者，要求他如实交代罪行，有利于侦查机关准确及时地查明案情;对无罪者，要求他积极与侦查机关配合，以协助查明事实真相，查获真正的犯罪分子，同时使他本人尽早解脱嫌疑。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不等于其负有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不负举证责任，不等于其有沉默权”。法律的这一规定，从刑事诉讼的实践出发，挣脱了传统证明责任概念的束缚，走出了西方证据理论的误区，既有利于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又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说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原则。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变化的，随着我国国情的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进一步健全，社会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群众法律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的另一项人权“沉默权”也会写入法律的。“沉默权”问题目前在法律界的争论也非常激烈。

法律客观：

《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 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指下列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刑事案件： (一) 故意伤害 案(轻伤); (二)重婚案; (三)遗弃案; (四)妨害通信自由案; (五)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 (六)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七)侵犯 知识产权 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八)属于 刑法 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以判处三年 有期徒刑 以下 刑罚 的其他轻微刑事案件。 上述所列八项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 。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伪证罪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包括：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⒈侮辱、诽谤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⒉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 ⒊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 ⒋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的)。 (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⒈故意伤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 ⒉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 ⒊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 ⒋重婚案(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 ⒌遗弃案(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 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⒎侵犯知识产权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⒏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本项规定的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有证据证明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❸ 刑事诉讼法将在哪些方面做重点修改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对刑事诉讼法制定宗旨的规定是:“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考虑到“人民”在我国是一个政治范畴，在外延上不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诉讼法要保护的是包括涉嫌严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权利。同时考虑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建议稿》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宗旨修改为“为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进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根据法治国家的授权原则，并特别考虑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建议稿》将程序法定原则独立作为一条，并分两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诉讼行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违法的轻重程度及结果情况，决定违法行为是否有效。”

3.将人民法院统一定罪原则改造为无罪推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基于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之基石，《建议稿》第十条第一款根据国际社会的通行表述，将无罪推定原则表述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之前，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此外，为了保证无罪推定原则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于被追诉人处理的精神在实践中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该条第二款还规定:“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4.增加规定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现代公法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被誉为公法的“帝王条款”。在刑事诉讼中，比例原则的确立对于合理划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建议稿》增加规定了此原则，并将其表述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实施强制性诉讼行为，应当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所追究罪行的严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

5.增加规定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基于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对于防止刑讯逼供、保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建议稿》第十二条确立了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至于此原则是否包含沉默权，可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解读。

6.增加规定刑事和解原则。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既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和谐文化，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有效地解决刑事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纠纷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性司法在国际社会的蓬勃发展趋势，《建议稿》在第二十条将刑事和解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予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7.增加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鉴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权威和裁判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追诉之现实，结合国际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相对化的发展趋势，《建议稿》第二十一条确立了相对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受到起诉和审判，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增加规定国际法优先原则。鉴于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的国际公约都规定了不少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这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为此，《建议稿》参照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条增加规定了国际法优先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同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9.增加规定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原则。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发展的状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诉人的特别保护对于保障人权以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建议稿》第二十三条将未成年人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10.完善辫护人的职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辩护人职责的规定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在辩护的内涵上对程序性辩护体现不够;二是过分强调了辩护人有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针对这两个问题，《建议稿》第五十四条将辩护人的职责修改为:“辩护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及维护其诉讼权利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11.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尽管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但是没有明确赋予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而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建议稿》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12.通过加强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方式解决辩护方的知情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造成的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的突出问题，《建议稿》结合实际，不明确规定证据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辩护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时间，另一方面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建议稿》第五十五条规定:“侦查期间，辩护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可以查阅、摘抄、复制犯罪嫌疑人的陈述笔录、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诉讼文书。”“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十日后至一审判决前，辩护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再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有权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复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人依法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提供条件和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