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法理念与实践脱节

『壹』 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对行政法的惠民理念

摘 要 行政法基本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的，不同的社会背景，会形成不同的行政法理念，同时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整个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的关键就在定义好行政的理念。

如今，在当下构建和谐中国，和谐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制度不断变革的大环境下，公众希望政府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声音越来越高。

随着行政主体们在权利方面意识的增强，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中，惠民成为最重要的要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惠民理念的行政观念。

关键词 行政法 理念 行政惠民

从古至今，无论是公众、政府还是学者，对于行政法理念的研究历来不缺乏。

行政法的理念也在研究变化中不断变迁：从过去的行政管理论到控权论;当前我国业内普遍认可是平衡理论、行政法合作理念、平等以及契约等理念，但我国目前努力营造和谐的大背景下，管理行政法的思想意识是不是会因此出现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怎样发展?怎样调整行政法的内涵以确保其适应现阶段行政实践的要求，才能真正的做到服务行政，指导行政。

一、有关行政法理念的形成发展探索

(一)行政法的管理理念

管理行政法的理念是与管理行政法的理论同时出现的一种行政法理念。

在我国，管理理念是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行政法理念。

有人对行政法做过如此的定义：“行政法是概念上的管理方法，可以说就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法律。

在管理上，对应的那方要承担起义务，执行权力是由行政机关来完成的。

因此，双方形成了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的关系。”但是在管理行政法中，依法行政的性质会受到来自“法”的范围大小的影响。

有人还针对这一问题做过这样的描述：强制力作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强迫对方服从是行政的主要特征。

但以当今的视角看来，管理行政法因为在实际运作中将行政相对方完全撇开，缺少了实体的参与，因而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法的理念和精神，从而逐渐被淡出人们的视角。

(二)行政法的控权理念

控权理念是起源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行政法理念，其发展得益于两个最有利的条件：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及自由民主的观念。

控权理论主张：“只有那些尽量不管的政府才是真正的好政府”;每个国民都期望政府控制行政权是通过“干涉最小化”的方式来实现，这样能偶最大化的确保公民行使自由的权利。

它以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为核心，具体内容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控权理论主张用最小的权利发挥最大的效果，最小的权利是指它的功能只是发挥有限范围内的有限权利，比如保护公民的财产人身安全。

如此来抑制行政权利的滥用，也阻止了行政权对公民隐私的侵犯。

第二，控权理念认为要适当限制行使行政权利的手段和方法，这里包括行使手段的实体意义以及限制程序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抗行政权力的目的。

最后，控权理念的行为准则是“依法行政”，通过这样的准则来对自由量权进行控制，如果没有法律，就无从谈行政。

通过限制行政主题的作用范围确保另外一方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著名的行政法学家戴雪就是这种主张的支持者和积极维护者，他提出的对专横武断的权力的掌控，即是控制行政权力的.体现。

(三)行政法的平衡理念

行政法中的平衡，是要将国家、公共、个人方面的利益都统一起来，实现行政双方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衡关系。

简而言之，平衡行政法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意识公平配置权利义务的立法工作：二是要在整个行政法的解释过程和适用过程中都平衡各方的利益。

由此，行政法律规范进行义务和权利的分配时，就不可以将视角限制在一个角度，而是要照顾到每个角落，不能只关注一方利益。

平衡得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前提是相对方的积极参与其中，如此才能够正确探寻到不同主体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管理行政法、平衡以及控权等理念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的，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的先进理论，但是在当下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特定背景下，作为行政主体，如何最大限度地将行政权利还给相对方，如何把更多的资源利益划分给另一方，怎样友善对待另一方等问题应当其具体你离的目标和方向指针，新的行政理念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强烈呼唤，就是一种把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新的行政法理念。

(四)新兴行政法理念概要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行政法理论，新的行政法观点等层出不穷，不仅国外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思想，我国学术界也提出了许多诸如：合作、契约、契约平等等理念。

尽管多方没有取得一致的共识，但他们的核心思想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平等合作的意识。

平等合作理念抬高了相对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希望以此来实现行政的民主化，从而为它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关系模式，因为行政主体因为拥有比相对方更多资源，就不可能单纯的是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平等协商。

我国作为较早关注行政法的国家，突出行政机关的服务性质，行政机关保障义务方权利的新理念，这和当前所说的行政惠民的内涵式统一的。

所以，行政惠民理念因为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明确划分，而相比于其他行政法理念而言，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相更符合，更能突出政府的民本立场，从而当仁不让的地发展为基本的行政法理念。

二、惠民理论的生成有了社会现实性条件

惠民理论的生成有其前提条件，得益于所处的社会现实条件的发展和成熟。

惠民理论在我国的提出，有以下几点：首先，我国行政法理念受到来自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改革的影响，并成为其发展的源泉和理论基础。

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的管理者，在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时候需要对公民服务和放权，其工作重点不是掌舵和划桨，而是应该通过完整的有力度的整合力和回应力来建立有效的机构。

公共服务理论认同行政机关为义务方提供相关服务以及给予特殊照顾的思想，从而为给惠于民提供了正当的理论依据，也同时基本的行政职责;公民理论是以此为前提公民权利的外延扩大并为其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支撑，也就是说扩大了民众的权利范围，由开始的仅有的政治参与权，到后来放开的行政参与权。

其次，经过接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变迁，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乃至各个角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行政“惠”民的观点并不是一时的发明床在，通过我国近年来在处理民生问题的时候制定的政策以及总结的教训和积累的经验而来。

中央最近发布的文件和我国高层领导人的公开发言都按时了我国政府当前“惠民政策‘的目标，这是研究行政法中行政惠民思想的条件和来源。

三、政治以及经济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一)政治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中国的民主发展和改革的作用下，政府职能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人们的利益得到了相关的重视。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国政府由之前的”行政服务“逐渐转向“服务政府”制定和出台和很多惠民政策和措施;新的技术拓宽了群众的诉求渠道，诉求愿望变得畅通，让距离不再成为诉求的障碍，使得不在场的群众也能反映问题;转变行政工作态度和机关工作作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服务方式变得多元化;完善志愿者服务体系，推动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等的措施。

这些手段，让惠民成为实际。

(二)经济条件导致惠民理念的生成

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建设推进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权负责管理模式的整体转变，政府转变行政模式和服务方式，逐步建立起了服务型政府的新模式，细化服务的职能，转变了强权管理的现象。

市场在经济调控的基础上得以自由发挥，资源配置转向多向发展。

这种经济模式的优势在于预防了经济垄断现象的出现，降低了市场收外部市场的负面影响程度，同时保证了提升和发展经济战略化的步伐。

为了适应我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求政府逐步成为服务者，进而为行政惠民创设了基础条件。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下，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参与市场竞争，是保证公民享有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

此外，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推动了政府不同调控方式的全面发展。

引入了更多人性化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行政惠民精神的建立。

四、和谐社会的发展促使行政惠民的根基牢固

构建和谐的主要目的是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各类矛盾都有得以解决的有效途径，逐步推行民主政治，为人民服务。

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并取得喜人的成就，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思考怎样让人民继续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幸福。

目前，基本形成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模式，在这一目标的敦促下，社会冲突得以日益减少，矛盾得以缓和，民主观念和制度得以有效推行。

行政惠民的管理意思应该和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彼此融合、相互促进，在全国积极追求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行政惠民因此发展为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其理论支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行政惠民强调建设民主社会，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积极引导行政机关及其客体主动参与，以便保证各方利益的平衡，妥善解决矛盾。

2.行政惠民同时也尊重民众的意愿，体现了国家尊重人民的尊严，力求通过构建政府和群众诚信的关系积极促进人民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积极向上、道德崇高等。

只有充满活力的社会才可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并且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

3.行政惠民要求需要行政主体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愿望与活力社会理念不谋而合。

所以说，惠民理念促进了二者平衡，最终实现和谐社会。

五、权利意识形成给行政法惠民提供了思想保障

行政法惠民需要满足人民的现实需求，需要分析民情，因此只有在人民的广泛积极参与行政及良好表达的前提下才能使行政主体提供人性化的服务，令行政法更具有效性和针对性。

行政惠民离不开全体民众的积极合作与全面参与，公民精神及权利意识是人民在行政实践中积极活动良好前提，同时逐步养成的公民精神与日益普遍的权利意识，进一步促进了行政法惠民的形成和发展。

传统模式下的法学研究将法律价值定位在阶级层面，压制了人们的积极参与热情，不能体现政府服务职能，也无法满足公民利益需求，因此呈现出现实弊端，迫切需要优化改革。

新时期，公民权利及意识持续强化，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越来越强烈，使得权利主体其充分意识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行政法则成为彰显公民意愿的体现，切实发挥行政惠民服务的力量，成为行政惠民科学理念的形成良好基础。

六、总结

总之，行政惠民理念的形成促进了行政法的人性化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相一致，因此我们只有对其内涵进行深入探析，明确其形成的客观条件，并实施惠民理念的深化发展，才能真正创建良好的服务型政府，令民众利益、合法权益得到全面保障，并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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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邵铁民.论海关法制建设的理论基础.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2(2).

『贰』 违反同一部法律多个条款的行政违法行为如何处罚

根据理性制度的要求和立法精神，行政处罚应当遵循一事不再罚原则，我国行政法对一事不再罚原则明确的法律规定是《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按照通说观点，对于行政法规不同条款的竞合，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法律规范的不同条款。如果每个法律规范的行政处罚权均授予同一个行政机关，但所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不同，该行政机关可以依据不同的法律条款，从一加重处罚。若处罚的种类相同，但将行政处罚权授予不同的行政机关，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只能给予一次行政处罚，给予两次行政处罚的，最先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合法的，以后作出的行政处罚应认定为不合法

『叁』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对法的价值进行整合，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出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摘要】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形成了诸如“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以及“人民主权论”等十几种学说和观点[1]，堪称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十余年的“论战”，在其建国之时，制宪先驱们便开始奉分权与制衡为国家政体之圭臬，在目前中国。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专断和越权的危险，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而不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律。[2]当然。

【关键词】行政法；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虽然持“控权论”者都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力之法，但是从持“控权论”者的相关著述来看，似乎呈现出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权论，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权有双重目的，即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逾越，而且还要能够通过驾驭行政权使其有效运作[14]。两种意见相比较，后种表达方式显然更为成熟和恰切。诚如有学者所洞见的那样，“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权，但是控权一词的涵义更为丰富，近代的控权就是指严格限制行政权，防范和制裁违法行政行为。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控权，是指法律高于行政权，法律支配着行政权，控制成为一个中性词，它除了传统的限制的含义，还包括引导和鼓励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权论的历史脉络以及控权论的内涵界定、基本内容和主张之后，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进路，深入地对控权论做出理论上的检视。也正是由于“控权论”在行政法历史上饱蘸着人类“警惕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要髓，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才能使其备受青睐，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质与表象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出现，绝对不是学者们努力创造或建构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产生于西方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理性文化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能力——怀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对政府和政府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控权论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对“人性恶”[4]和“权力导致腐败（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19世纪阿克顿爵士言）的本质认识。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结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制约权力。”[16]孟氏的以上论述，实质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学底蕴。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也指出“与专断的权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性和主导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专断的、特权的，或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17]可见，由于“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18]。不仅如此，在西方人看来，政府及政府权力是从来不被信任的。作为1787年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米尔顿认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9]杰斐逊也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和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并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护人。”[20]诸如此类思想家们的经典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正是“控权论”这种理念——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权力的警惕，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控权”来达到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是一种基于对事物（权力）性质的本质而非表象认识所得出的理性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控权论）并非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21]。有人在批驳控权论时指出：控权论所主张的“控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为控权而控权；并进一步指出控权论不注意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与保护，只强调个人利益[22]。这种认识之所以值得商榷，其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认识的“表象化”，没有看到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过程中权利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的暴力性。如果仅仅因此便主张“平衡论”，反倒给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平衡的结果必将是：不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权力的施暴将会变得肆无忌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控权论一度成为英美法学国家和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追逐的主流观点，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学界不少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整合为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5]但是，“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强调控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早已为中外思想家所公认的法治精髓和实质。人们可以不赞同作为‘理论基础’的控权论，但谁也不能否认控权作为实现正义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23]

（二）价值：工具性与目的性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在其学术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在相对的意义上，二者各种自己的侧重点。如果说“工具理性”更侧重于指向为达致特定价值而采取的手段或实现途径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较多地关怀手段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法治的基本价值，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一种是工具性价值，另一种是实体性价值（其实也就是“目的性”价值）[24]。同样，关于行政法的价值意蕴，可以从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尽管从学理上看，对法的价值还有其他方式的划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价值分析方法，无疑更具有学术讨论意义。而且，笔者所考察的这两个方面，从纯粹哲学意义的层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脚的，[⑦]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分析意义。据此，所谓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就是对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看待，视其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实体性价值则更多的着眼于某种目的或目标，把行政法作为一种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或称实体性价值）从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上来说，在于西方国家一直重视程序对法的意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救济的法，而不是实体法”[25]。行政法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体现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权”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取向上。而控权论正是立足于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即通过对行政权的控制（严格划定权力的界限、贯彻程序原则、控制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等措施），来达到保障私人权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于，美国行政法把从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中继承而来的“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精神）视为美国行政的基石，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政府权力[26]。相比之下，所谓的“平衡论”着眼于一种理想目标的追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其实，这是追求“平衡”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话，便是对中国现实情况“有意无意”的忽视。因为，“平衡”之理想的实现，说到底还是要借助于“控权”这一手段。“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行政法旨在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27]。可以说，没有“手段”（工具），就无法达致“目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2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控权论所主张的为保障私人权利与自由之目的而为的控权并不会导致行政机关办事效率的下降，不会影响行政效率，相反还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况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视为终极目的”[29]，政府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对待私权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

从哲学上讲，事物的状态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对它们向上进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实，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可以通过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探究来予以说明。而对事实与价值的近代分野却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近代已降，“休谟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界。在休谟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问题。休谟还提出，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由事实命题不可以推出价值命题。分析实证法学家奥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应当是什么是另一回事”的命题。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价值判断和经验事实，也即要认识到价值命题和事实命题有着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实上，我们的言谈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实”（Faktizitat,fact）与“价值”(Geltung,value)的界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它们的能指(signifier)分别对应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别是“应然”（sollen）和“实然”（Sein）的问题。[9]

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上，控权论是摆正了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的关系，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因此，在笔者看来，控权论的恰当性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应然”与“实然”的取舍。控权论的建构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理想追求（应然的层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实然的层面）：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权往往会滥用，只有控权，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层面），才能够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实践上的证明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⑩]

相比较而言，平衡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应然层面）而创设：行政法不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30]。而在事实（实然层面）上则往往会于此追求背道而驰。可见，平衡论既要保障公民权利又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这一价值/理想追求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状况下，它的正确也只能停留在应然的理论层面上，尽管它可能是比较先进和“远见卓识”的。在缺乏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宪政基因及法治传统的中国背景下，平衡论一旦进入到实然的现实中，它就会被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冲撞中沦为行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社会现实是逐步推进并在点滴累积中迈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跃，由于理论探讨本身往往比实践具有超前性，而中国平衡论所面对的社会阶段与现实状况和西方国家迥然有别，从而平衡论之于中国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较远，而在现实针对性方面而不及控权论那样干脆和更受欢迎。”[31]

四、暗合：中国语境下“控权论”之证成

既然“控权论”作为“普遍价值”可以分享，那么控权论可否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呢？笔者以为，“控权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可以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只有“控权论”，才真正切合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也只能选择控权论作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一）控权论：一种可以“价值共享”的理论

从立宪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勾勒了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还在于它是关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制度架构。其核心要义，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于是，限制公权力，成了宪政的“关键所在”；甚至于，宪政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来指代强制权力受到了约束的观念。借用麦基文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宪政，其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本质，仍然跟最初一样，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32]。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其中的关键就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治者先受治至于法”。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说，“限权”、“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厚法哲学基础的“控权论”，加之其具有“价值共享”的特点，虽然肇端自欧美诸国，但其精神本质和要求却能够其他国家所引见和适用。也正因为如此，“控权论”可以而且能够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及环境条件

如果仅仅从哲学基础上认定“控权论”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证明其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理论主张；而其究竟是否适合作为中国行政之理论基础，还需要对中国现实情况和法治环境作出具体分析，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法制文化传统。历史性考察中国的法制文化和法律传统，大致上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集权专制传统；二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四是重实体轻程序。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欠缺那种个人本位、个人主义观念的历史积淀，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个人权利”的概念；相反，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法律一向与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成为权力的附庸；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认为有保障私权的功能。在法律关系中，官是主体，民是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平衡”。另外，我国法律文化还明显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政治基础条件。如前所述，行政法从本质上来说在于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配置和定位。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比角度而言：第一，从行政权（政府权力）角度看，目前我国政府权力趋于膨胀且异化现象普遍。这表现在：行政主体队伍扩增，行政机构种类繁多，行政职能不断扩张，自由裁量权大为增加、非权力性管理作用加强（例如，行政指导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审查受限、立法监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显等。第二，从公民权（公民权利）角度看，公民权利远弱势于行政权，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公民救济途径受限且获得救济十分困难等。第三，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对峙和互动来看，行政权力腐败情况普遍；公民权利受侵犯严重。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与公民权严重失衡，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3.经济基础条件。事实上，行政法治不仅要有其法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宪政背景），而且还要有其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契约等精神中发展而来的。中国目前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权过大，干预的太深，管理的领域太宽。虽然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由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较少关注行政管理自身规律的探究和总结，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职能仍需要继续转变，尽快地从经济活动中“可能的领域”抽身出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主要国家行政法基本观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各国在定位本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时，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在具体的行政法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在选择和建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时，西方诸说只能作为参照，因为“不区分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而认为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观念都是一个模式，无疑是一种便狭、绝对化的态度”。正确的作法是，“我们既有必要面向当代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也不可能脱离一国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国行政法的理论说明中国的现实，也不能以中国的理论去指导他国的做法”[34]。换句话说，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当下社会现实（社会环境）的特点而进行。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诸国不同的进路。在目前中国，对“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笔者以为，在有关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诸学说当中，“控权论”真正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主题。因为，只有“控权论”的“控权”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从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控权论”当中的“控权”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权原则、制度和机制，才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制约和监控而趋于“理性”，中国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简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联合培养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肆』 特别行政法与一般行政法的区别

特别行政法作为一般行政法在特定领域的细化和独特体现，若离开了后者，其价值将大打折扣。在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初期，主要依赖于引进和移植，这使得一般行政法理论体系逐渐形成和完善。然而，特别行政法的研究相对薄弱，存在与一般行政法脱节、管制性强、人权保障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般行政法的功效，与行政法治的发展原则相违背。

一般行政法的理念和制度需要通过特别行政法的实践来具体化，反过来，特别行政法的构建也需要一般行政法的指导。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我们应寻求二者的和谐统一，这将促进两者的发展，进一步推动行政法治乃至法治国家的建设。因此，研究行政法时，既要关注一般行政法，也不能忽视特别行政法，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动是深化行政法学研究和拓展其研究领域的重要途径。

特别行政法研究的价值在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贡献。在理论上，它能提炼出一般行政法的普适性原则，并提供丰富的实证材料；在实践中，通过解决特别行政法问题，有助于构建符合法治原则的特殊行政法体系。这样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行政法体系和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4)我国行政法理念与实践脱节扩展阅读

指对特别的行政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公安、体育、教育、民政、卫生、交通、基建、海关和科技行政法） 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海关法》、《教育法》、《食品卫生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