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行政法案例

① 法国是什么法系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参与《政府采购协定》(以下简称
GPA)的谈判工作,在此背景下,与国际接轨是当前我国政府采购制度进一步完善的着力点。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效果需要坚持“结果导向”,救济制度是保障整个采购程序顺利运转的基石。
法国作为GPA的成员国,其政府采购救济制度较为完善,笔者通过介绍法国政府采购制度,并比较分析中国与法国政府采购救济机制的异同,为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法国政府采购制度概况
法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自七月王朝时期(
1830—1848年)以来,政府采购就逐渐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一种方式。
为了充分发挥政府采购优势,法国开始政府采购法典编纂工作,将政府采购制度法典化。第
2001-210号法令的颁布,首次开启了法国政府采购法典化进程。法令明确了政府采购的流程,从程序上对政府采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禁止违反平等原则和透明原则。此外,法国出台了专门的《政府采购法典》,采购价格的管理主要遵循《政府关于价格的管理指令》,对供应商利益的保护可依据《行政诉讼法典》。
法国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度较高,原因在于法国既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也是欧盟的成员国,其政府采购制度受
GPA与欧盟指令的约束。欧盟于2004年发布了两部公共采购指令,主要涉及政府采购程序和政府采购合同的具体规定。法国紧跟欧盟步伐,恪守透明原则,在第一次法典化的基础上继续强化政府采购程序,规范合同授予等环节,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强化政府采购的经济功能,实现了第二次法典化。
为提升采购效率,发挥政府采购的社会性功能,
2006年法国颁布的第2006-975号法令,开始注重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对采购人、采购行为及定标标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由此完成了第三次法典化进程。
法国政府采购制度由于受到
GPA及欧盟指令的影响,具有高水平的国际化特点,再加上三次法典化加持及严格的程序设计,大大提升了政府采购的效率。制度的实施需要程序和实体的双重配合,而不管是程序的运行,还是实体权利的保障,都离不开有效的救济机制。
比较政采救济制度
在笔者看来,法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救济方式颇具特色,它和中国的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到底有哪些异同?
合同性质方面。政府采购合同性质是决定救济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我国,采购人虽然是公法意义上的主体,但其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与同为市场主体的供应商签订合同,至少在签订合同时二者具有平等的地位,作为合同的主体平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我国政府采购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这从立法上认可了我国政府采购合同属于民事合同的性质。但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是采购人选择供应商并通过一系列程序步骤确定供应商的结果,且政府采购是为了降低财政支出、提升资金利用率,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合同的签订、履行、救济等方面,政府采购合同虽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但仍不能脱离民事合同的本质。
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被誉为“行政法母国”。由于历史与经济因素,法国公权与私权的划分逐渐演变为公法与私法的“对立”。与我国有很大不同的是,法国的司法系统分为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由独立的行政法院专门审理行政案件。此外,法国没有完备独立的行政法典,实践中主要依靠判例而进行判决。故法国的行政法属于判例法,并通过判例确定了行政合同的认定标准。若合同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内容,超越了私法规则,并且有一方是行政主体,则认定该合同为行政合同。此外,为了提高政府采购制度的运行效率,统一认定标准,2001年法国第2001-1168号决议通过了《对经济和金融改革采取紧急措施的法律》(MURCEF),其中明确了政府采购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基于各项制度的规定,可以说,法国政府采购合同已基本认定具有确定的行政性质。
监督主体与投诉处理主体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既要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又承担着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职责,对采购过程中的采购人及其代理机构的违法行为,监督管理部门应责令改正或者给予相应处罚。由此可知,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我国的监督主体与投诉处理主体统一为各级财政部门。供应商认为采购活动有损其利益时,应首先寻求行政机关的处理。从政府采购本身来说,财政部门更贴近采购活动,有助于快捷地解决纠纷,降低成本,起到案件分流作用,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但财政部门毕竟隶属于政府机关,同时作为争议处理机关,其中立性和独立性的程度有待加强。
法国实行监督部门与处理争议部门二分法,政府采购委员会是政府采购的监督部门,行政法院负责处理投诉事项。法院与政府采购机关属于完全独立的两个系统,直接由法院介入,可以一次性解决矛盾,同时也保证了争议处理机构的独立性。但行政法院需要对案件展开充分的调查,审判压力大。对于供应商来说,寻求法院的救济需要耗费相当高的成本,不利于权利的即时保护。
对比救济程序
本文所论述的救济方式主要针对政府采购合同的缔约阶段。
目前,我国政府采购制度采取“质疑—投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的顺序型方式进行救济。这种从行政救济到司法救济的传导机制,能够使纠纷解决前移。同时,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为供应商答疑解惑,有助于减轻供应商的顾虑,加强对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有针对性地解决纠纷。由于投诉成本低,实践中也会存在供应商恶意投诉等滥用投诉机制的现象。从财政部政府采购信息公告来看,针对大部分投诉,监管部门都作出了驳回投诉或定性为无效投诉的决定。
法国政府采购适用行政救济的方式。依据《政府采购法典》第
131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双方可以通过咨询委员会解决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咨询委员会的任务是通过寻求法律或事实要素,提出友好和公平的解决办法。咨询委员会的组成、组织和运作方式以及主席的权力,都应由法令规定。
在合同签订前,参与政府采购的供应商(非中标供应商)可通过提起撤销之诉维护自身权益。被诉的行为必须独立于政府采购合同,与合同本身分属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下,即原告必须是基于被诉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而提起诉讼。政府采购具有公共性,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最高行政法院表示撤销不法行为并不会影响合同的效力,原则上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若撤销事由不至于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解除,则采购人应当重新作出新的行政行为。此种救济方式对政府采购合同本身不会造成实质影响,但诉讼时间较长,若法官实际审理后作出了合同无效的判决,就否决了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行为,彼时的损失将非常巨大。
为了保障供应商的利益,《行政诉讼法典》第
L551-1条和第L551-2条规定,若采购人没有遵循公开透明和强制竞争的原则,潜在供应商可以在合同签订之前提起诉讼,法官可以要求采购人遵守其义务,并暂停执行与合同有关的任何决定,除非法官暂停活动会给公共利益带来不利影响。依据第L551-4条的规定,在采购人收到判决结果之前,不得签订合同。通过推迟合同签订时间,法官在合同成立之前即撤销采购人的不法行为,可提升政府采购救济的效率。
完善建议
第一,鼓励磋商,取消质疑前置。依据
GPA规定,如果供应商对采购活动提出申诉,采购主体所属参加方应当鼓励采购主体和供应商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对于任何一方作出影响采购合同实现的行为,每一方都应友善地进行充分磋商。此处的磋商与我国政府采购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的含义不同,它是指采购双方对采购争议进行商讨,作出必要让步达成协议的过程。磋商并非前置程序,只是鼓励性行为。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中虽然规定了质疑前的询问程序,但笔者认为,询问是指供应商在对采购过程或相应的采购文件等有疑问时对采购人做出的主动性行为,并不涉及纠纷本身,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救济方式。而磋商强调发生争议后双方的博弈,旨在达成方案解决争议。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救济程序中不包含磋商,而磋商相对于投诉、复议、诉讼来说,既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又能避免矛盾的激化。笔者认为,从质疑到投诉处理的完成,甚至到进入诉讼程序,整个过程不仅不会使供应商的权利得到及时救济,甚至会加剧采购双方的矛盾,降低纠纷解决的效率。因此,建议我国取消质疑前置的程序,鼓励双方进行磋商,同时设置合理的时限。若在规定时间内双方没有达成合意,也不影响投诉机制的继续运转。
第二,设置政府采购调解委员会。上文所述,法国设置咨询委员会处理争议。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中,该咨询委员会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实际上发挥的是调解作用。我国可以借鉴法国的这一经验做法,充分发挥调解大国的特色,将调解制度引入政府采购救济机制中。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地方开启了调解的大门,例如,深圳市财政局、南京市财政局等充分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杭州市富阳区财政局也开出了浙江省第一份政府采购行政调解书,富阳区财政局作为调解主体,既帮助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完整表达自身诉求,又帮助双方明晰自身权利与义务,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共识,矛盾得以化解。行政调解本质上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方式,但其属于诉讼外调解,行政机关所出具的行政调解书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一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财政部门应依法作出投诉处理决定。
为保证调解的专业性和效率,我国还可以设置专门的政府采购调解委员会,由财政部门的人员和行业协会的人员组成。在投诉之前,调解委员会成立调节小组,其中行业协会的成员不得少于小组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借助行业人员的经验和专业,出具合理的调解方案,双方签字后加盖委员会的印章,若达成协议后双方又反言,该调解协议可以作为后续纠纷处理机关的决定或裁判依据。
第三,暂停合同签订,完善投诉处理公告。如前文所述,法国的法官在处理政府采购争议时,会暂停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活动。采购人确定供应商后,负责人应当通知未成交的其他供应商并说明理由,及时向社会公布成交供应商的信息。依据《行政诉讼法典》第
R551-5条,在供应商起诉后,法官应给与该合同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供应商留出一定的时间提起诉讼,因此,在规定的时间内法官不得作出裁判。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尚未签订合同,法官可利用此“空白”时间对案件进行综合判定。若在此期间有潜在供应商提起诉讼,法官可合并审理,灵活作出处理,一次性解决纠纷。
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视具体情形暂停采购活动,并设置了
30天的暂停上限。但暂停采购活动并不完全等于暂停签订合同,建议我国借鉴法国的经验,在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投诉后作出处理决定之前,双方当事人不得签订采购合同,处理机关在采购人公布中标、成交供应商之后的一定时间内,不得对投诉作出处理,以防再次出现实践中曾发生的合同签订并履行后又进行投诉的情况,及时止损。
除此之外,从地方财政部门发布的信息公告来看,投诉处理决定书中的处理依据过于粗略,详实度不够。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投诉处理公告,在列明法律依据的基础上进行充分说理,对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资格有异议的投诉,经调查发现投诉事项不存在或不准确的,还应当说明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资质及综合得分等情况。既能体现监督管理部门的专业性,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投诉人的疑虑,让纠纷在明晰的说理中自动化解。
政府采购制度的有效适用需要完善的救济机制加以保障,政府采购纠纷的解决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应考虑合同的性质、纠纷处理主体等多方面的因素。在我国即将加入
GPA的国际环境下,完善政府采购救济机制需要我们“洋为中用”“摸着石头过河”。

② 法国行政法产生的历史条件

对于法国行政法学的认识，首先必须提及其“行政法母国”的显赫地位。作为一种客观现象，行政法首现见于法国；而作为专门研究这一客观现象的法学学科，行政法学也被公认为肇端于法国。因此，要了解现代行政法各项制度的生成和原则的发展，要理解现代行政法学的基本精神和原理，就必须对法国行政法特别是法国行政法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有基本的掌握。

一、法国行政法学的诞生与发展

法国行政法学的诞生，以现代行政法的出现为前提。现代行政法是相对于古代行政法而言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只有在依法行政的法治国条件下才能产生。[1]“法治国”要求公民有权让国家和政府遵守法律，而所遵守的法律又是由公民或者其代表制定。由此可知，现代行政法只能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因为那时才有真正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法治国观念的存在。所以说，法国行政法学的诞生不会早于19世纪的中后期。

应注意的是，法国行政法学并非与法国行政法处于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具有滞后性。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独立学科，而不仅仅是行政法律和法规的分类、整理和解释，在法国的发生是相当晚的。[2]与法国其他法学学科，诸如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相比，行政法学算是“朝阳学科”。尽管法国最早的行政法学著作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然而法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在19世纪的后期才开始展开。[3]关于法国行政法学诞生的时间与原因，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王名扬先生认为有如下几点[4]：

一是行政法须诞生于法治国条件下才称其为现代行政法，因而只有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能产生行政法及行政法学，这一点与民法、刑法的产生时间和条件有大大的不同。[5]

二是法国行政法学的产生与法国的行政法院的建制密不可分，因而行政法院的建立与成熟也制约着法国行政法学的发展。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自从1799年成立以来，逐步改进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完全定型，成为现代的行政法院，作出有影响的判决。法国早期的经典行政法学理论的提出都是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密不可分的。

法国行政法已有大约150年的历史，但法国行政法学的飞跃发展则是近20内实现的。在此之前，法国行政法学则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期。[6]根据法国著名行政法学家莫里斯·奥利弗的研究，法国行政法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潜在的创造期”（1800～1818）、“明显的形成发展期”（1818～1860）、“组织化的时代”（1860～20世纪20年代）三个阶段：[7]

（一）“潜在的创造期”（1800年～1818年）

该时期，法国行政法院的审判职能还不健全，处理行政案件的判例尚未公开，有关行政法研究的系统著作也没有面世。随着法国行政法院各种活动的展开，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它在法国政治和法律生活的重要意义，从此就开始对未公开的判例进行阐释。1814年出版的马卡雷尔（Macarel）的《行政判例要论》（E‘lemens de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ve）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二）“明显的形成发展期” （1818年～1860年）

该时期在法国行政法学界出现了几件较大的事件，这些事件有力的推动了法国行政法的发展，从而最终导致了法国行政法学的诞生。第一件大事是1818年至1860年法国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法院改革的论战。由于自1799年法国行政法院建立以来，它的功能并不是十分完善。因而众多学者都在讨论行政法院的功能转变问题，其中有“行政国家论”的观点，也有“司法国家论”和“行政裁判国家论”的观点。经过论战，“行政裁判国家论”成为主流观点。第二件大事是行政法讲座在法国大学的开设。1819年3月24日根据国王的敕令，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创设了“行政法讲座”（une chaire de droit administratif），以此来适应有产阶级与市民了解国家租税、警察行政、土地征用、公共工程建设事业等方面行政法知识的需要。自此至1837年12月12日，根据法王的敕令，法国全国各个大学的法学院中全部设立了“行政法讲座”。第三件大事是“巴黎学派”和“普瓦捷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这两个学派分别依托于巴黎大学法学院和普瓦捷大学法学院，故而得名。“巴黎学派”和“普瓦捷学派”的形成及其活动，积极地推动了法国行政法学的发展。第四件大事是论述行政法各论的作品大量出现。1840年以后，法国出现了以行政法院成员为核心的构筑行政法学总论体系的活动，行政法院副院长、建设部部长和国会议员维因（Vivien）在1845年出版的《行政研究》（Etudes Administratives）一书中，首次将行政法分为总论（总则）和各论（分则）两大部分，从而在法国（不言而喻，也是在世界上）最早开始对行政法总论的研究。第五件大事是行政法各论的论述作

③ 为什么法国行政法比较发达

1.
公私法之二元分化

公私法之分自古罗马有之，而在法国自
17
、
18
世纪始，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央集权统
一国家的形成、
产生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
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权力形态
——
私权和
公权，
并以此为调整对象分别形成了法国法律制度特有的基本结构和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
门
——
私法和公法，至此方使公私法二元制度结构在法国成形且得以极大发展。

2.
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

“
法国有两种法院体系。一种是普通法院，也叫私法法院，这种法院审理除行政案件以外的
所有案件。
另一种就是行政法院。两种法院均有各自明确的审级划分和管辖，互相独立，平
行存在。
”
法国法院的这种建制一般称其为双轨制，
双轨制之效用在于使法国
“
有了一部由行
政法庭制定的专门法
---
行政法
”
，
并且行政法庭因
“
更了解行政行为的必要性而通常比普通法
院更多地考虑个人利益
”
更适宜解决法国的社会问题、维护和保障法国的法治秩序。

3.
法国行政法实质是判例法

法国行政法领域把判例制度发扬光大。
“
法国行政法的主要渊源并不是成文法典，而是源于
行政法院的判例。
”
法国的经典行政法理论都是在
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根据最高行政
法院的判决发展而来的。
因为行政法院存在的历史比较短暂而且行政法没有像民法和刑法那
样完备的法典，所以行政法院在实践中必须更多地依靠判例。

4.
公务法人制度

法国法律承认三种行政主体，即国家、地方团体和公务法人。
对于前二种行政主体，一般国
家行政法理论都无异议，
而单就公务法人制度则大有差异。
可以说在法国，
公务法人制度如
同行政法院与行政判例制度一般构成了法国行政法影响世界各国法治的主要方面。
“
公务法
人是在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和地方团体以外的另一种行政主体。
”“
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
为了特定职能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
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
公务法人的职能
侧重于服务，而机关法人的职能侧重于管理。
”
公务法人是公法人的一种。
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其行政法被许多国家奉为典范.法国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并通过行政法院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行政法体系.支撑这一庞大的行政法体系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④ 法国行政法有什么特点

法国抄行政法有这些特点：
1、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用于处理行政诉讼。不像德国等国由普通法院受理。
2、法国行政法主要由判例构成。
3、行政诉讼一般适用行政法或公法的一般原理。
网上有一篇专门分析法国行政法的论文，里面很详细。

⑤ 法国 国家制度

法国国家赔偿责任原则的确立

华东政法学院 朱淑丽

国家的赔偿责任包含三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一，国家是否对其行政活动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人格者，国家的赔偿责任由谁承担？其三，国家赔偿责任适用什么法律原则？以下围绕这三方面介绍布朗戈案与法国国家赔偿责任原则的确立。
一、布朗戈案所确立的原则

1873年2月8日，法国权限争议法庭判决了一起案件，因该案原告名叫布朗戈（Agnes Blanco），故名“布朗戈案”。其案情是：这个名叫布朗戈的小女孩路过国有烟草公司门前的大街时，被该公司的一辆运货车撞伤。这样一起看似简单的案件却产生了难题：法国有两种法院系统，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原告应向哪种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由谁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运货车所属的烟草公司属国有企业，如果要求它赔偿损失，那么无疑便是国家承担了赔偿责任，而在此之前，国家奉行不负赔偿责任原则。因为国家是主权者，主权的特征是对一切人无条件地发布命令，没有国家通过法律表示同意，不能要求国家负担赔偿责任，否则即是取消国家主权。而且公民由于国家的行政活动而受益，承受行政上的损害，是享受利益的代价，不能追问国家的责任。

然而，权限争议法庭否定了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理论，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肯定了这样的原则：国家由于其行政活动方面的过错而给公民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赔偿之责。法国由此确立了国家赔偿责任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并非布朗戈案审判法官的偶然创造，而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行政职能不断扩张的一个必然性的法律结果。当国家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时候，如果不承认国家的侵权赔偿责任，那么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必定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威胁，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这一制度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二、赔偿责任的主体：个人还是国家？

以布朗戈案为标志，法国明确承认了国家对其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例如日本的明治宪法确认的是国家无责任原则，但在后来制定的《国家赔偿法》中便明确地规定了国家或公共团体对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然而，接踵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国家所为的行政行为都是通过具体的个人即公务员来进行的，作为抽象人格的国家并不能为具体的行为，那么承担损害赔偿的究竟应该是国家，还是公务员？

通常对赔偿主体的认定有三种：一是由公务员个人负赔偿之责，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没有承认国家的赔偿责任，而且由于个人财力有限，常使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落空。但它有助于强化公务员个人的责任心。第二种认定是由国家负赔偿责任。因为公务员所为的行政行为是作为行政机构的代表人做出的，所以理应由国家负赔偿之责。这一赔偿原则保证了受害人得到及时和充分的赔偿，却可能助长公务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的粗心和鲁莽。法国在布朗戈案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所实施的基本上是这种制度。第三种解决办法则是由国家与公务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赔偿方式多发生于个人过错与职务过错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职务过错为由向行政法院起诉行政主体，同时又以公务员个人过错为由向普通法院起诉公务员个人。任何法院均不得以该受害人已经行使其中一项起诉权而拒不受理另一项起诉。在并合过错下，行政主体与公务员个人负并合赔偿责任。受害人通常倾向于向行政法院起诉，由行政机关负担全部赔偿责任，这样可以使其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国家对受害人赔偿损失后，再根据公务员的过错程度，要求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金额的相应部分。反之，如果受害人的损失由公务员赔偿，行政法院也判决他有权要求行政机构承担其应赔偿的部分。目前，法国和其它大陆法系国家即采用这种赔偿方式。

三、适用何种法律规则

在涉及国家由于其过错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案的处理中，应当适用什么法律规则呢？能否适用私人赔偿责任的普通规则呢？法国的一般见解认为，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存在很多差异：首先，国家与个人之间法律地位并不平等，行政责任则是对这种必要的不平等的一种补救，而不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其次，由于前项差异又导致行政赔偿责任有别于私人间赔偿责任的多方面特征，比如其救济并非即时出现，不适用恢复原状或实物赔偿等；最后，名义上承担赔偿责任的并非行为者个人，而是行政主体，即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

基于这样的差异，布朗戈案的判决确认：“国家由于其雇用人员的公务行为对个人造成损害的责任不能根据民法典所规定的有关个人间关系的原则确定……这种责任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绝对性；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即出于公务的需要以及协调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必要性而制定的法律规范。”因此，国家的赔偿责任不适用私人赔偿责任的普通规则，而适用国家赔偿的特别规则。布朗戈案所确立的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法国行政赔偿制度的主导原则。

国家赔偿法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法制充分发展的产物，国家赔偿制度的有无和赔偿标准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社会，或“君权神授”，或“国王不能为非（thekingcandonowrong）”，或“王权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最高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①，国家具有最高的统治权，在这种绝对主权的思想下，国家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国家对其行为亦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故无论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抑或人们的思想观念而言，均不具备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民主、法制、人权等口号，方才为国家赔偿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传统的消极维持社会秩序的“夜警”角色已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对社会经济生活伸出了干预之手。国家职能迅速扩张，国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冲突，国家侵权现象日益增多，加之民权运动的高涨，人民对缺乏救济手段的现实逐渐不满，国家主权豁免理论日渐式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各国也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开始检讨自己的人权和法治观念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观念才开始动摇并逐渐被摈弃，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本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至此，在历经了从否定到相对肯定再到完全肯定的漫长且艰辛的发展过程后，国家赔偿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认同。如今，国家赔偿制度已成为各国贯彻法治原则、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措施。
二、法国国家赔偿制度的产生发展
法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之一，法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对世界各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国家赔偿制度而言，法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这一制度的国家，该制度不仅在法国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和实践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信奉博丹的“绝对主权理论”，否定人民主权，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国家赔偿责任。1786年《人权宣言》用“人民至上”原则代替了“国王至上”原则，确立了国民主权、公共负担平等以及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为国家赔偿奠定了宪法基础。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对因实施公共建筑工程所致损害，应当予以赔偿。但法国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标志则是1873年权限争议法庭对“布朗戈(Blanco)案件”的判决③。在判决中，权限争议法庭确认了国家赔偿的三项基本原则：国家应当对其公务员的过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行政赔偿责任应当适用不同于民法的特别规则；行政赔偿责任的诉讼属于行政法院管辖。布朗戈一案使国家赔偿责任的特殊性得到了肯定，此后，法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开始脱离民法的掣肘，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布朗戈案虽使法国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但直到19世纪末其适用范围仍相当有限。1896年出版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拉弗里耶尔所著的《行政审判和诉讼救济》中仍声称：“立法权的特征是五条件的发布命令，国家的行政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不负赔偿责任。”④20世纪初至40年代，法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才有了较大发展，国家几乎对全部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法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起始于行政职能领域，之后拓展于立法和司法职能领域。法国立法赔偿首先出现在20世纪初的法国行政合同中，合同当事人如因国家法律而受到特别损害的，只要法律没有排除赔偿的规定，国家就当负赔偿责任。而其正式确立则是在1938年1月14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对“小花牛奶公司(La Fleurette)案件”的判决中⑤。该判决正式承认国家对合同以外的行为，包括立法行为，只要法律没有排除性规定，国家均负赔偿责任。不过由于立法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多发生于经济立法过程中，故国家的赔偿责任仅以经济立法致人损害为限。另需注意的一点是，法国行政法院并不能审理议会立法的合法性，且必须适用议会制定的法律，如果法律明示或默示禁止赔偿，则不能判决国家负赔偿责任。⑥1958年11月12日，法国的法令又规定，国家必须对议会中的行政管理所产生的一切损害负赔偿责任。这样，法国的立法赔偿范围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大。⑦
在司法赔偿方面，1895年法国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冤狱赔偿”条文，规定被告经高等法院判决无罪确定后，对原审做出的有罪判决所发生的损害，可请求国家赔偿，从而初步推翻了国家对司法行为不负责任的做法。此后法国相关法律在1933年进一步规定，国家对司法官有关保释令的行为，有重大诈骗或过失行为时，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05条也规定，司法官因诈骗、渎职、拒绝裁判或其他职务上的重大过失，而做出错误判决时，受害人可请求国家赔偿。1956年11月，法国最高法院在审理吉里(Giry)案件的判决中，首次承认对国家的司法警察活动负赔偿责任。1970年其刑事诉讼法又将司法赔偿的范围扩大到刑事追诉的全过程，国家对于临时拘禁但无罪的人，对预审结果决定不起诉或起诉后无罪释放的人，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害，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1972年法国制定了《建立执行法官和关于民事诉讼程序改革法》，其第11条规定：“国家必须赔偿由于司法公务活动的缺陷而产生的损害，发生此种责任的前提是存在重大过错或拒绝司法的情形。”时至今日，法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司法赔偿制度。⑧
就法国国家赔偿的具体内容而言，在国家赔偿的早期阶段，行政法院只对能以金钱计算的物质损害判决行政主体赔偿，而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例如对近亲属的死亡，只赔偿医疗费、殡葬费、抚养费等，并不赔偿死者近亲属感情上的痛苦。直到1961年的“勒迪斯昂(Letis－serand)”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才首次判决赔偿死者近亲感情上的损害⑨。之后，法国行政主体对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等一切损害均承担赔偿责任。
在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方面，法国确立了公务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公务过错”，指公务活动欠缺正常的标准，它与个人过错相脱离，即其虽源于公务人员，但并不归责于公务人员，换言之，公务过错不象传统民法过错或刑法过错以个人为归宿，而是将目光投向行政机关主体，以行政机关公务活动是否达到公务活动水准为客观标准来衡量公务过错的存在与否。在特殊情况下，只要公务员执行公务的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无论其是否有过错，国家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公务过错适用于除无过错之外的全部赔偿责任。无过错责任主要是指国家所承担的危险责任⑩，例如1919年法国行政法院判决国家因对弹药库爆炸而造成的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自19世纪末期始，一来由于公共事业的急速发展和行政活动范围的扩大，二来由于社会公平观念的发达，国家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张，甚至向来以公务过错为必要的事项，也开始由国家承担无过失责任。{11}截止20世纪末，国家危险责任主要适用于以下领域：基于职业的危险责任：基于社会的危险责任：使用危险物的行为之责任；使用行政的危险活动的责任；使用社会安全的要求致产生个人财产收益上的危险责任等。
综观法国国家赔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可就其突出特点归纳如下：
1．法国国家赔偿法的渊源以判例为主。法国虽为成文法国家，但其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靠权限争议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这与其自身的法律传统大异旨趣。究其原因，概为法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世界上并无先例或立法可资借鉴，故采取判例法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不失为一种较稳妥的方法。
2．国家赔偿范围较为广泛。其表现之一为国家除对行政职务造成的损害普遍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对司法职务和一定范围内的立法职务造成的损害也承担赔偿责任。表现之二为国家既对物质损害负赔偿责任，也对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三，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国家赔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适用行政法的原则。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或根据法的一般原则由普通法院管辖的事项外，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

法国国家赔偿就其具体赔偿内容来讲，不仅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亦涵盖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在赔偿内容方面只赔偿直接物质损失，精神损害、间接损失或预期利益损失并不在赔偿范围之内。我国拒绝国家赔偿的理由大体有三：一是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决定了赔偿的无法量化性，二是社会大众关于精神损害心理定位的非价值性决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非可取性，三为国家财力的有限性决定了赔偿的非现实性。{20}不可否认，与物质损害相比，评定精神损害确实因其无形性的特征而致难以完全量化计算，但并不能据此否认精神损害后果实际存在的现实。如仅因此而对赔偿予以根本性否定，表面上是无奈之下的妥协，实质是对人权价值的根本性否定，是对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的迁就、默认甚至放纵。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的尊严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如果依然坚持对精神损害拒绝赔偿，必将使潜在的价值冲突加剧。反对的第二个理由认为在我国文化中名誉重于金钱，精神权利受损，应给予非财产性救济措施，如果通过金钱赔偿，本身就是将人等同于商品，是对人格的侮辱。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非财产性措施不足以抵消其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时，如若不给予一定程度的赔偿，本身就是对人的价值、人格的不尊重。何况许多后果的消除、精神创伤的弥和有时也确实需要恢复性治疗。社会对麻旦旦案和杜培武案的热烈关注和倾向性评价也从一侧面反映了社会大众对精神损害予以国家赔偿的法律呼唤和法律质疑。就第三个反对理由而言，其亦不成立，国家财力相对有限并不足成为拒绝国家赔偿的理由。在《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不可否认国家财力确实难以承受精神损害赔偿之重，即使在现有财力显著增强情况下客观上也很难容许超越国情的赔偿数额和赔偿幅度，但并不能因此简单地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的合理性。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早已非制定《国家赔偿法》之时可比，故以国力有限否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行性，理由显然不足。所以我国理当借鉴法国做法，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这不仅是对精神权利的尊重，也是法律公正的要求，更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在普通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综观法国国家赔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可就其突出特点归纳如下：
1．法国国家赔偿法的渊源以判例为主。法国虽为成文法国家，但其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靠权限争议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这与其自身的法律传统大异旨趣。究其原因，概为法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世界上并无先例或立法可资借鉴，故采取判例法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不失为一种较稳妥的方法。
2．国家赔偿范围较为广泛。其表现之一为国家除对行政职务造成的损害普遍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对司法职务和一定范围内的立法职务造成的损害也承担赔偿责任。表现之二为国家既对物质损害负赔偿责任，也对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三，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国家赔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适用行政法的原则。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或根据法的一般原则由普通法院管辖的事项外，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