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生权利和行政法律救济

1. 论述我国的行政救济措施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意义

体现司法公正公平，也有利于对行政错误的纠正，和对受害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以及赔偿，

2. 什么是行政救济的法律关系

行政救济抄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袭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造成自己合法权益的损害，请求行政主体审查，有权的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后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给予补救的法律制度。行政救济是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是基于行政监督理论而产生的一种监督制度，其任务和目的是通过这种监督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弥补行政相对人的损失，它是现代法治社会国家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不可或缺的一种制度。

《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2款第3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特征：
(1)行政救济以行政管理相对方的请求为前提;

(2)行政救济以行政争议为基础;

(3)行政救济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3.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论文摘要]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指导和规制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制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行政法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之中，同时又高于行政法具体规范，是在行政法调控行政权的长时期中形成的，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观念，是整个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主导思想和核心观念，是行政法的灵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和统率具体行政法律规范，并要求所有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行政管理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行政法的制定、实施等全部活动过程具有“指导”作用。“指导”作用是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核心价值所在。据此，本文认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为：合法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及时救济原则和统一原则。

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归纳起来无外乎下列四种：一是指导行政法制定、执行、遵守以及解决行政争议的基本准则，是整个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主导思想和核心观念；二是贯穿行政法之中，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施等活动的基本准则，它是人们对行政法规范的精神实质的概括，反映着行政法的价值和目的所在；三是贯穿行政法律规范之中，指导行政权的获得、行使及对其监督的基本准则，也是揭示行政法基本特征并将其与其他部门法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四是只贯穿于行政法始终，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准则或原理，是行政法精神实质的体现，是行政法律规范或规则存在的基础。这四种不同的定义体现了学者们对行政法基本原则认识的逐步深化，也体现了其所依据的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发展。同时，上述四种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都包含了相同的含义，即对行政法制定、实施等全部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中，其“指导”作用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行政法基本借以建立和展开的基础。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为：合法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及时救济原则和统一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对此原则有学者称之为行政法治原则，并大都认为这一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各种行为都应严格依法，强调依法行政是行政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存在的最根本性原则，也是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区别的主要标志，它是贯穿行政权力过程始终，是指导、规范行政权利运作的基本准则。首先，行政合理性问题应属合法性原则的一个方面，理由如下：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则，有学者认为又称公正、公平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行政主体行使权利应当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学者们把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前提是，行政活动千变万化，错综复杂，行政法律规范不可能对每一种权利的每个具体方面都规定的细致入微，必然会有遗漏，特别在变动性很强，行政法律规范永远也不可能赶上每个变化，因此，法律规范必须留给权利行使的自由空间，即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形势行政权力，必须对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享有一定的选择权。正是由于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所以要求行政权力主体在法定范围内尽可能合理、适当地做出行政决定，采取行政措施，即行使行政权力时应适度，符合理性，符合行政法的目的，归纳为一点，即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实质。法律共同的基本价值追求为自由、平等、正义、程序、效率等，行政法的精神实质应是对法律基本价值的一种反映、体现。那么，行政法精神实质就在于保护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益，维护平等，追求正义，确保行政秩序稳定，并保证行政管理的高效率。行政法基本原则就应全面体现行政法的这种精神实质。同时，直接实用性应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特征之一。故此，在行政法具体规范有所遗漏之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仍应严格地依据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使，也即仍是严格依法行政，此合理性原则应属合法性原则之列。第二，行政法的精神实质也包涵在行政法的规范之中，由行政法的规范得以具体体现。行政合理性原则其实也是要求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应属于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一个方面，是蕴含在行政法规范之中的。若因法律规范没有以明确的文字形式表述其精神实质，就认为依此所谓行为为合理性之考虑，不为合法性行为，那么，推而广之，任何部门法都存在合理性行为问题，如刑法的量刑幅度，这岂不要求刑法基本原则也应有一合理性原则。因为刑法规范也不可能将各种犯罪行为一览无遗地加以规定，而各种犯罪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并随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犯罪手段与形式呈多样化、复杂化。这显然是违背立法初衷的。第三，合理性原则应当也必须包含在合法性原则之中，否则就不符合我国行政法追求“法治”的发展趋势。“法治”应是行政法追求的主要目标，它要求法律的权威，削弱甚至消灭“人治”。如果合理性原则不是以合法为基本前提就违背了“法治”的基本要求。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必须在行政法的规范内进行，它不是任意裁量，也应有一个依据，按照行政法规范规定的幅度、范围行使自由裁量权，既然行政法已规定了相应的幅度、范围，就只能依据这一范围幅度进行，不能有任何超过范围幅度的自由裁量权，这更应是严格依法行政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合理问题。只要严格依法，就能合法，也能合理。
其次，行政合法性原则除了强调行政主体的各种行为都应严格依法，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之外，该原则还应强调行政法关系中的相对人应对行政主体的行政管理行为依法进行配合、支持，并切实履行其行政法上的义务。理由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行政主体直接干预经济、社会事务的范围越来越小，而更多行政事务的管理、社会秩序的维护需要与行政相对人共同完成。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相对人对合法行政行为予以配合、支持，并积极地依法履行自己的行政义务，这样就能很好地约束行政相对人，使之不会无理抗拒。同时，有利于保护其他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故此，行政合法性原则不仅要求行政主体的各种行政行为严格依法和符合行政法的精神实质，还应强调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等活动中要依法配合、支持的义务。
二、民主性原则
该原则要求一切与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有关的活动都要实行民主，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采用适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方法。人民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并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应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认为行政民主原则是行政管理的组织原则范畴，没有贯穿行政法律关系始终，这只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的认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民主化程度总是越来越高，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逐步增强。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是更趋民主化。“法治”也成为我国治国安邦的重要途径。“法治”的第一要求便是有“良法”，何谓“良法”，其价值核心应是公正、平等，它要求立法、执法等都要讲求民主，特别作为影响面广的行政法，更需要充分的民主，因行政法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切身利益，行政执法最容易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故而，行政立法、执法等各种行政活动都较其他部门法更重民主。这一趋势已被目前的法理所确认，如：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和《物价法》均规定了听证制度。还有《立法法》也规定了行政法规、规章制定中的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在现实中，因为行政法不同于刑法具有严格的惩罚性；也不像民法所规定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本就蕴含了民主因素，致使一直以来部分行政主体片面理解并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法，是单方面要求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服从，而社会需要行政管理过程的充分民主，以求得行政相对人的配合与支持。这是一对矛盾且经常影响行政执法的效率与水平。这一矛盾的解决取决于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的民主意识的进一步提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高度来认识民主的指导作用，将民主性作为我国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无疑对我国行政法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在根本上扭转部分行政主体的片面观念，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与水平。另外，现实中还有部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民主没有贯穿行政法律关系始终，这也过于片面，当今更重民主的社会，行政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各种行为无不从始自终强调民主，要求民主：首先，行政主体的行政立法行为，要求其举行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这就要求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仅是我国行政管理的组织原则，更是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行政立法更应如此。其次，行政执法行为中，为了取得行政相对人的理解、支持、配合、信任，更应强调民主。这已在《行政处罚法》和《物价法》中得到体现。最后，在现实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为中，无不要求行政相对人服从民主原则，不能以单个利益违背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使行政相对人知晓其享有民主权利的同时，也明白民主的终极关怀为多数人的意见和利益。
民主性原则应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中包含参与性原则、公开性原则，内容包括：（1）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程序，除不宜公开外都应公开，充分征求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还得举行立法听证会、论证会和座谈会的民主性形式。这样做才能符合“法治”的前提要求，即有“良法”，使行政法规范的内容充分体现民主。行政法规范的调整涉及作为管理者的行政主体及被管理的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权利和义务，该行政权利和义务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它是行政执法的依据和基础，如果行政法内容不能充分体现民主，就不会确保人民群众利益的切实维护，也不能取得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管理行为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势必影响行政管理的效率。只有行政法规范的内容充分体现民主，才能在行政执法中真正做到民主，更有效地实施对社会的管理。（2）公民有权要求政府提供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回答有关咨询，以便公民参加经济和社会活动，对此，各行政主体应创造条件。这也是行政相对人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管理活动，主动配合并履行其行政法义务的重要保障。（3）在做出具体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时，必须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即建立听证程序。（4）行政相对人应遵循民主程序的约束机制，在其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当其私自、个别利益与意志与公共利益、多数人意志发生冲突时，其应让位于公共利益及多数人利益，服从行政主体的行政管理行为，积极支持、配合，并切实履行其行政法义务。
三、及时救济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行政主体应始终确保行政相对人受损权益的及时恢复和补救。
行政法所追求的价值之一就是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而行政效率除了讲求时间、数量等量上的效率外，还应包括质的效率，亦即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它要求得到行政相对人的心悦诚服并积极地予以协助。单纯的强制服从是不能取得很好的效率的。若某一行政行为不能取得行政相对人的支持与协助，甚至认为侵害其合法权益，这就应给予行政相对人一定的救济途径。但行政救济也应讲求效率，尽快地解决争议，否则也会影响整个行政效率的提高。而目前我国的现实是：无论是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是否为明显的违法与不当，都只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解决，这对于那些需要调查取证的违法不当不很明显的具体行政行为来说是可行的、必要的，可对那些有明显的违法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就显得不必要而徒耗时间、人力、物力，无疑也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应把视线放在行政实体法本身上。要求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时，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始终有一套给予行政相对人及时救济的机制，要建立这一机制，就应有一指导性原则给予概括或指导，这便是及时救济原则，它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以合法行为行使其获得及时救济的权利，监督行政主体的各种行政行为。为此，才能做到行政法治。
行政法较其他部门法而言，其影响是最广泛的，涉及到公民、法人等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也正是这个道理。那么，行政主体在各种行政行为中，最经常也最直接地影响甚至最有可能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是行政法及其实施过程中的特点。这样，给权益受侵害的行政相对人一个及时救济就尤显重要，并且这种救济应贯穿于行政法的始终，也体现了行政法的精神实质。及时救济的原则要求建立行政纠错制度，“对于行政行为特别是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一般人都能以常理判断为违法不当的，应有一个独立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之外的行政纠错制度，并相应地在行政机构内部设立独立办案的行政纠错机构，以经常性地对明显违法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及时地修正，以尽快地恢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及时救济原则是和合法性原则相辅相成的，共同保证行政法治的实现，并促使行政主体能及时主动地纠正错误，尽快地理顺行政法律关系。
四、行政统一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国家行政权的实施必须统一，与国家行政管理有关的活动都必须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统一组织，统一规定。同时，要求行政相对人服从行政主体的统一管理行为，并予以支持配合。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入进行，行政事务及行政法律关系急剧增长，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在我国得到确立。在行政法学领域深入研究的展开以及行政法的实施、实践取得一定成功并积累相应经验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吸取一定的教训。如：行政规章之间的矛盾问题及其繁杂无序问题；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执法行为的彼此冲突、矛盾和重合、重复等等；不同行政的相对人因同种或类似的违法行为却受到行政机关不同的处罚决定，皆因依据不同的行政法规及规章，使其不能申辩，获得及时救济，等等。“法治”时代，就是要求事事皆有法可依，特别是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行政事务的管理，都要于法有据。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行为应密切配合、彼此协调，行政相对人的同种行为应同等对待。所有这些都有赖于行政统一性原则的指导。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守法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具体有五个要求：
一是理顺现有行政法规之间、行政规章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消除彼此冲突的地方，并在以后的行政立法中始终本着统一的要求，实行行政立法程序的统一化，确保我国行政法律规范体系的统一和协调（如我国已经颁布的《立法法》）。
二是要求行政法能尽其涵盖力，应根据国家行政事务不断发展变化及其趋势，及时将新生的乃至今后可能产生的行政事务统一由行政法规加以规定，使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协调、一致、统一（当然，这还依赖于一定的立法技术性规定）。
三是要求实行行政程序统一化。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使各种行政行为的程序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不致行政行为之间前后矛盾和冲突。不同的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必须统一、一致不应彼此矛盾、相互冲突。
四是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机构设置应以职能为依据，以统一精简为原则，在一定行政区域内的国家行政机关各个机构要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相互推委扯皮，防止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位、职权、工资、任免、奖惩、选举、退休等等都要有统一的规定，以便使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走上统一的法治轨道。
五是要求行政相对人服从行政主体的统一管理，同时监督行政主体的各种行政行为，使同一行政主体的前后行为及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行为的协调一致，促进我国行政法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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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理解行政许可的权益保障和救济原则

《行政许可法》第七条规定了行政许可的权益保障和救济原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现代法治原则要求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其意见。据此，《行政许可法》规定了当事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陈述权是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准予行政许可所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准确、适当，陈述自己对事实的认定以及主观的看法、意见，同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的权利。申辩权是行政许可当事人有权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依据，提出不同的意见和质问，以法律规定的正当手段驳斥行政机关的不予受理等决定以及驳斥行政机关提出的不利证据的权利。陈述权和申辩权属于宪法上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的范畴，是行政许可当事人实现权利保障的有效手段。此两项权利主要在许可实施过程中行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申请行政许可时，在行政机关审查自己的申请材料时，在行政机关对自己实施被许可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时，均可向行政机关陈述自己的观点、主张所基于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以及其他理由，以争取行政机关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在行政机关可能对自己作出不利的行为时，则可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辩，指出行政机关拟作出的行为可能是错误的，辩明自己的清白，以避免行政机关作出对自己不利的行为。
《行政许可法》还规定了权利救济措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救济，行政诉讼是司法救济。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通过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来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是通过司法审判程序的一种法律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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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可以请求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并请求法院裁决的诉讼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这一权利通常是在行政机关对其作出某种不利决定之后行使的。例如，行政机关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行政相对人可依据《行政复议法》或者《行政诉讼法》对之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行政机关实施的其他行政许可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利害关系人也可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取得国家赔偿权是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必然结果。建立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目的就是要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侵犯的合法权益得到合理补救，所以《行政许可法》规定了国家赔偿请求权。这也是公民宪法权利的具体化，我国宪法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害的人，有依照法律的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方式有金钱赔偿、恢复原状、返还原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

5. “退学处理”的法律效力及法律救济

“退学处理”的法律性质
对于“退学处理”的法律性质，在理解上并不一致。根据传统理论，高校的该类管理行为可归人特别权力关系的范畴或大学自治的领域，①近年来，也有司法判例将与“退学处理”类似的“勒令退学”定性为学校的内部行政行为。②对于“退学处理”法律性质理解的差异，导致了高校校规在制定上的混乱性和随意性，并对于正确认识是否应将高校的“退学处理”决定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以认真分析。
“退学处理”的法律定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校作出“退学处理”决定的行为既非学校的内部行政行为或特别权力关系行为，也不应属于高校的自治范围。其法律性质究竟如何定位?我们认为，它就是一种具有外部处理特征的行政处理行为，也就是《行政诉讼法》上所说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定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长期以来，高校都被定位为一种民事主体。在1986年实施的《民法通则》中，根据高校从事的业务活动，将之归人事业单位序列，高校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1998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内容上也采取民法上的定位，其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校长为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但高校的法律地位又不仅仅局限于民事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8条第1款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基于上述法律规定，我国高校在学位授予活动中又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在“退学”制度中，学生一旦被学校予以退学处理，不但要丧失学籍，并且将无法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学校与学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学校行使的是一种教育管理权，并且基于该权力的行使，也对相对一方，即受退学处理的学生的利益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学校行使的这种教育管理权力应为一种公权力，学校与学生之问的法律关系应为行政法律关系。
但是，法律并未明确授权高校可通过“退学处理”的方式限制和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因此，在职权要件上，“退学处理”行为并不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笔者以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立法体系还不完善所造成的。如果以此断然一概否定该行为的效力，将造成学校管理上的混乱，反而更不利于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对此，一方面我们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监督手段，规范学校校规的制定，并为相对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另一方面，应尽快修改和完善立法，从根本上规范高校的各种管理行为。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论述。
“退学处理”的法律救济：
应当对“退学处理”进行司法救济 一般来说，当公民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和非司法途径两种方式获得救济。对于受到退学处理的学生，《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只规定了非司法的救济途径，即：学生对退学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对于被学校予以退学处理的学生是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该规章中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允许被退学处理的学生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保护其受教育权不受非法侵害，监督和规范学校的管理行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司法权有介人大学管理领域的必要性。传统的“大学自治”理论和“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大学排斥司法权力的干预设立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所谓大学自治，本应限于学术自由相关的事项，但是在这样的口号之下，却有可能出现大学自治权力滥用的危险。事实上，许多与学术自由核心关系过远、甚至无关的事项，常常被利益相关的人主张为大学自治涵盖的范畴。因此，当大学自治权力演变为一种高度特权、损害权利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时，司法机关的有限介入就成为了一种必要。同样，由于特别权力关系排斥了法治行政原理的适用，因而受到现代行政法学的全面批判，为了保障人权、厉行法治，不应当漠视特别权力关系下的人民，如军人、公务员、公立学校、学生的基本权利，而应当规定司法救济，使其成为法治主义保障的对象。 其次，“退学处理”的法律性质为司法审查提供了可能。以往对于学生以学校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常以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但通过上文分析，“退学处理”性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内涵，应归于《行政诉讼法》第ll条(8)所规定的受案情形。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校的纪律处分、退学决定或不发毕业证、学位证等决定，均属于具有行政行为效果的行为，对于这些决定不服，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解决，而不宜将其推人民事诉讼范围或置之不理。” 再次，围绕学生被予以“退学处理”而产生的纠纷不断出现，传统救济途径不足以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这也要求法院依法提供司法救济。近年来，有关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纠纷不断产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围绕学校的“退学处理”、“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处分决定。这其中不乏有对学生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案例，但是，通过传统的申诉途径以期达到改变原处理决定的可能性几乎为。由法院提供司法救济，这也是学生通过法律渠道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 最后，已有的法院判例为司法审查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人民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中确立了高等学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原则，法院认为：“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在其后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该原则又得以坚持。尽管这些案件的诉讼要求都是要求颁发学业证书或学位证书，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的起因正是由于学校以“按退学处理”的方式取消了田永的学籍。并且，一旦学生被予以退学，其必然后果也是无法取得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可见，对于学生直接以学校的“退学处理”决定为由提起诉讼的，法院也应当予以受理。 综上所述，如果学生对退学处理决定有异议，可依《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向学校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的申诉进行复查。学生对复查决定仍有异议的，不但可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也可直接提起诉讼，并且起诉不应以申诉的提出为前提条件。对于起诉，人民法院经审查不存在诸如时效、管辖等问题，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予以立案，并由行政审判庭加以审理。 结 语 尽管允许就高校的退学处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司法救济毕竟是事后救济，不能从根本上规范高校的学籍管理行为，可以说是“治标而不治本”。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高校在学籍管理活动中对学生合法权利的侵犯，有必要对我国的高等教育立法进行相关的“立、改、废”。一方面，在国家立法的层面明确规定高校在学生学籍、学位等相关方面的管理权限，确定高校在该类管理活动中的行政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改革现行高校学籍管理的制度，废除行政法规和高校校规中涉及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种种规定，完善学分制管理体系。

6. 教师法律救济的途径一般分为几种

1、教来师法律救济的途径是指教自师认为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请求解决或补偿的渠道或方式。一般可分为：司法救济 、行政救济 、社会救济三种。
2、司法救济是指当宪法和法律赋予教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人民法院应当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对受害教师给予必要和适当的补偿，以最大限度地救济他们的生活困境和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
3、行政救济是指教师认为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求有权的国家机关依法对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行为实施纠正，并追究其行政责任，以保护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4、社会救济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保证每个公民享有基本生活权利，而对贫困教师提供物质帮助。

7. 请问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律救济途径有那些

1.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2.行政复议。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本法。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

（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八）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

（十）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3.行政赔偿。
第二条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上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因违法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利益可以采取的法律救济途径；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救济途径还有规范性文件审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