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诉讼法赋予的新增法律监督职能
Ⅰ 新刑诉法修订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在哪些方面扩大了
新刑诉法从以下六方面，规范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一、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的投诉处理权
新刑诉法第115条首次建立了对各种违法侦查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其中规定人民检察院为申诉或控告的处理机关，以及其他条文规定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环节，这都是对侦查监督程序的进一步赋权与完善。此外还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职责。
二、新刑诉法第93条创设了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定期审查机制
虽然何为“定期”、如何审查等具体规定并未在法律中加以明确，但这一新制度已经为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如何理解这一规定?一般认为审查中的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决定释放或变更，只能建议逮捕措施的提请机关或决定机关予以释放或变更，这样体现了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分离，利于办案部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定。
三、在一审程序中增加规定了“与量刑有关的程序”
即“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公诉部门应当总结前期量刑程序改革中的相关经验，做好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的相关工作;
四、对于死刑复核， 强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责
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死刑复核程序提出的新挑战，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探索有效表达监督意见、强化监督效果的路径，以更好地履行新法所赋予的职责。
此外，新刑事诉讼法还强化了检察机关对再审案件的参与，规定对于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
五、加强对执行活动的监督
新刑诉法主要强调了对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减刑、假释的监督。就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而言，以往只有在有关机关作出决定之后，才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抄送检察机关，这是一种事后的监督方式。此次刑诉法修改加强了监督的力度，要求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批准或者决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这就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由事后监督扩展到了事中监督。与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相同，新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进行事中监督，执行机关提起减刑、假释的，应当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六、特别程序中增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新内容
新增特别程序一编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体例上的重大调整，四项特别程序均与检察权的行使息息相关，比如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强制医疗程序的参与与监督等都是新增的赋权规定。检察机关需要厘清自己在这些特别程序中的角色、定位、职权和职能，特别是没收程序与强制医疗程序过去实践中没有经验基础，立法中写的又比较宽泛，需要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解释、探索实施经验
Ⅱ 什么是刑事诉讼法的三大诉讼职能
中华人民来共和国刑事自诉讼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Ⅲ 新刑诉法修订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在哪些方面扩大了
新刑诉法从九方面规范强化法律监督:
一、辩护权的强化与检察职能的延伸
修正后的刑诉法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侦查期间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在第一次讯问或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侦查期间会见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应经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应事先通知看守所。会见时不被监听。
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辩护人认为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直接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调取。与此同时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涉嫌律师伪证，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是律师的还要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此次修改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在侦查、起诉期间都涉及检察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侦查监督的投诉处理权
新刑诉法第115条首次建立了对各种违法侦查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其中规定人民检察院为申诉或控告的处理机关，以及其他条文规定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环节，这都是对侦查监督程序的进一步赋权与完善。此外还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进行监督的职责。
三、细化逮捕条件、完善批捕审查程序、建立羁押定期审查机制
新刑诉法第79条细化且降低了逮捕条件，除明确“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具体情形外，增加规定了应当逮捕的情形。同时为进一步体现对剥夺公民自由权的审慎，参照近年来检察机关的自身实践探索经验，完善了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即规定了“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形，包括对逮捕条件有疑问、嫌疑人要求当面陈述、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且规定了听取律师意见的环节。
此外新刑诉法第93条创设了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定期审查机制，虽然何为“定期”、如何审查等具体规定并未在法律中加以明确，但这一新制度已经为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如何理解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审查中的检察机关不能直接决定释放或变更，只能建议逮捕措施的提请机关或决定机关予以释放或变更，这样体现了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分离，利于办案部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决定。
四、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完善
侦查章修改的主要意图有二:一是完善各项侦查手段、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二是增强侦查讯问程序的规范性，严防刑讯逼供。
从前一方面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时间、新设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增加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增加了强制采样作为人身检查的一个子类、扩充了“查冻扣”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授予了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决定采取技侦手段的权力(但无执行权)，这些都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自侦案件侦查手段受限的实际困难。
从另一方面来看，严格规范侦查讯问程序的相关修改也给自侦案件的办理带来新的挑战:拘留或逮捕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讯问必须在看守所内进行等，这些规定都对自侦部门侦查讯问的合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证据制度中的职权变化
新刑诉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从而明确了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与检察机关关系亦极为密切。在侦查、审查起诉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依法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的依据。另外赋予了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权。非法证据的庭审调查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的手段应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
第62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四种案件的证人保护，在该条条文之后还有“等”字，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所要予以重点探讨的是在查办职务犯罪中哪些案件、什么情形需要证人保护，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
六、公诉制度的修改
公诉程序主要有两点修改，一是把没有犯罪事实作为法定不起诉的情形之一，两次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二是提起公诉须将案件材料、证据材料移送法院。
七、审判程序的调整对公诉职能的行使提出新挑战
新刑诉法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同时为保持合理的诉讼结构，要求检察官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中应当一律到庭支持公诉;在一审程序中还增加规定了“与量刑有关的程序”，即“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公诉部门应当总结前期量刑程序改革中的相关经验，做好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的相关工作;二审程序明确了“应当开庭”的范围，特别是对于被告人一方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也应开庭审理，这一变动将增加上级人民检察院出席二审法庭的工作量;对于死刑复核，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也强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死刑复核程序提出的新挑战，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继续探索有效表达监督意见、强化监督效果的路径，以更好地履行新法所赋予的职责。此外，新刑事诉讼法还强化了检察机关对再审案件的参与，规定对于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
八、加强对执行活动的监督
新刑诉法主要强调了对暂予监外执行以及减刑、假释的监督。就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而言，以往只有在有关机关作出决定之后，才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抄送检察机关，这是一种事后的监督方式。此次刑诉法修改加强了监督的力度，要求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批准或者决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这就将人民检察院的监督由事后监督扩展到了事中监督。与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相同，新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进行事中监督，执行机关提起减刑、假释的，应当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九、特别程序中增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新内容
新增特别程序一编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体例上的重大调整，四项特别程序均与检察权的行使息息相关，比如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强制医疗程序的参与与监督等都是新增的赋权规定。检察机关需要厘清自己在这些特别程序中的角色、定位、职权和职能，特别是没收程序与强制医疗程序过去实践中没有经验基础，立法中写的又比较宽泛，需要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解释、探索实施经验
Ⅳ 人民法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刑诉中有关法律监督的法条：。。。。。。（要求摘抄下来~求助~~~~）
按照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Ⅳ 三大诉讼法的共同原则和制度 三大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和制度
三大诉讼法的共同原则和制度
(1）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
(2）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3）适用法律平等原则。
(4）诉讼以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原则
(5）人民检察院对诉讼实行监督原则。
(6）公开审判原则。公开审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一律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宣判时必须公开。
(7）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指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而要求与案件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的审判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不得参与本案的审理活动或诉讼活动的审判制度。
(8）合议制度。
(9）两审终审制。两审终审制，是指一个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即告终结的制度。
三、三大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和制度
1，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和制度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2）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
(3）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4）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5）辩护制度。
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辩护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委托下列1一2人作为其辩护人：①律师；②人民团体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辩护人的主要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6）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暂时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各种法定强制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即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
2．民事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和制度
(l）调解原则。
调解是解决民事案件的方式之一，在民事诉讼整个过程中，人民法院都可以主持调解。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和合法的原则，即调解的进行，应当是在双方当事人愿意调解的基础上，调解程序应当合法，调解的协议也应合法。若调解未能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及时判决，不应久调不决。
(2）处分原则。
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依法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3）支持起诉原则。
支持起诉是指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支持起诉的限于侵权行为而产生的纠纷。
(4）辩论原则。
民事诉讼中的辩论，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参加者是当事人双方及依法享有辩论权的诉讼代理人。辩论的内容，是案件事实及争议的问题，包括案件实质性问题和程序性问题。辩论的形式，有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辩论权的行使，贯穿于诉讼全过程，而不仅仅是限于辩论阶段。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双方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为当事人行使辩论权提供方便。人民法院应当重视辩论的作用，未在法庭L辩论和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法院裁判的根据。
(5）财产保全。
财产保全的范围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财产保全分为诉讼前保全和诉讼中保全。
诉讼前保全要求具备以下条件：①发生了财产权益争议；③利害关系人申请并提供担保；③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诉讼中保全要求具备以下两个条件：①案件具有财产给付内容；②存在着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将来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能性。
财产保全的措施有查封、扣押、冻结、变卖、限制支取到期应得收益、限制实现到期债权等。
(6）先予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①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案件；②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③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其他案件。但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二是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7）诉讼费用。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交纳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诉讼费用实行“由败诉方负担”的原则，此外，依据不同的情况，还存在按比例负担、人民法院决定负担、原告负担、协商负担、自行负担、申请人负担、被申请人负担等情形。
3．行政诉讼法的特有原则和制度
(1）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2）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且根据“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禁止被告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Ⅵ 三大诉讼法近三年有哪些重大修改或调整的地方
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作为我国重要的三大诉讼法,已经连续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5年立法规划。近日,有消息透露,三大诉讼法即将进行修改完善。
三大诉讼法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保障人民权利、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利剑,此次修改的侧重点何在?对于推动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有何影响?《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和参与法律修改讨论的权威人士，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修改行诉法有望解“民告官”之难
尽管行政诉讼法已实施20余年,但“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顺畅。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人士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启动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工作。
行政诉讼法应在哪些方面进行修改?《法制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行政诉讼的目的和功能,需要重新定位。增加化解行政争议、解决行政纠纷的有效办法。”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了解,我国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出于多方面考虑,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行政诉讼法采用了两种方法规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一是概括式,即对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作出原则、统一的规定；二是列举式,即对法院应该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从行政行为的角度加以列举。行政诉讼法界定行政诉讼范围的标准有两项: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标准,二是人身财产权标准。
马怀德认为,实践证明,采用上述方式和标准规定行政诉讼的范围,在客观上限制了法院的受案范围,也限制了原告的诉权,对保障公民、组织的正当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行政法治秩序均很不利,有必要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作必要调整。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事实上,在现实中,一些以规范性文件(红头文件)侵犯公民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起草行政诉讼法时,考虑到诉讼对象如果不受任何限制不现实,所以用了一个概念——具体行政行为,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可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比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等不可诉。”马怀德说。
马怀德认为,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只能通过其他监督途径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其他的监督机制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随着抽象行政行为逐渐增多,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日趋严重。而且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普遍对象作出的,适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具有反复性,加之层次多、范围广的特性,其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对违法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并予以撤销,就有可能导致不当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使更多的相对人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行政行为比具体行政行为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力,因此,更有理由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除抽象行政行为外,马怀德提出,还有两类行政行为也需要纳入立案标准:内部行政行为。因为内部行政行为针对的对象比较广泛,公务人员都是受内部行政行为约束和规范的对象,如果这类行为一旦发生违法或者错误,可能造成公务员合法权益的损害,所以有必要纳入诉讼范围进行监督。还有就是行政机关的其他行为,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
“现在乱发红头文件的现象比较普遍,也很少受到有效的法律约束。20年前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红头文件可能成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利的载体和形式,而且当时认为很多红头文件是行政执法的依据,也不宜纳入诉讼范围。但现在看来,中国法制建设经过20年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意识的增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基本上受到各方面法律的约束。但是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制度并不健全和完善。所以乱发红头文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人大监督、社会监督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还都不够常态化,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所以,我主张尽快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诉讼的制度,以此来约束红头文件。”马怀德说。
修改行政诉讼法方便起诉
不久前,媒体报道的一则消息引起社会关注。湖北省的一位老人发现,在无任何法律依据条件下,自己的档案被湖北省黄冈市粮食局于2006年12月转移至该市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服务中心“死亡人”档案,宣告其死亡。这位老人将相关单位告上法院。
庭审中,黄冈市粮食局并不否认这位老人被打入“死亡档案”一事,但该局以粮食局不是侵害主体和构成侵害名誉权民事责任要件缺失为由,请法院驳回该老人的诉讼请求。
据此,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法院认为这位老人起诉证据不足,一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马怀德认为,由于我国行政机关林立、层次复杂,存在大量的内部机构、临时机构、联合执法机构、派出机构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如何确定这些主体的诉讼地位是一大难题。
“应该通过行政诉讼法修改,完善行政案件的审判体制和管辖制度,依法保证人民法院能够依法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现在行政诉讼中出现了立案难、诉讼难、审理难等一系列问题。作为行政机关的被告可能会对法院实施干预,会出现拒不答辩、不提交答辩状、拒不出庭、不应诉或者通过各种方式给法院施加压力等情况。所以要通过改革行政审判体制或者从技术上作改动,比如地方上探索的交叉管辖、异地管辖等措施,也都可以在修改行政诉讼法中加以体现。”马怀德说。
修改程序利于化解执行难
据了解,除了起诉难外,执行难也是让许多人把“民告官”视为畏途的原因之一。
马怀德认为,长期以来,行政判决裁定的执行难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被告作为行政机关敢于抗拒法院的裁判。目前法律规定“罚款”和“向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等执行方式远不能解决所有执行难问题。为此,这需要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的方式予以解决。
“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该不断完善行政诉讼程序。其一,根据行政诉讼法实行20多年的经验,将有些制度做一些反思并加以有效处理。比如行政诉讼可以通过协调来解决争议。其二,提高审判效率,对一些争议不大的案件可以通过简易程序进行。其三,判决方式的种类需要在修改法律时进一步明确。其四,增加行政判决的执行力。我们主张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增加相关追究行政机关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法律责任。过去,如果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会对行政机关进行罚款,我认为应该将这个罚款转移给行政机关的首长。”马怀德说。
如何走出“民告官”困境
马怀德认为,行政诉讼法实行20年来即将面临第一次修改,这是走出“民告官”的诸多困境、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大契机。
“上述提到的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几大方面就是为了让原告在行政诉讼案件的起诉中能够更加便捷,法院在审理中能够排除一些障碍、更加公正地审理这些案件,使得判决能够执行,都是为了让‘民告官’逐步走出困境。”马怀德说,行政诉讼是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司法监督途径,也是保障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诉讼渠道。
“从行政诉讼法实行20年的历史看,行政诉讼法对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特别是将所有争议都纳入行政诉讼解决途径这一有效渠道的话,可以化解大量的官民争议,同时也可以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最重要的是能够救济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于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原告而言,能够通过行政诉讼获得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获得权益的保障。”马怀德说。
刑诉法修改或涉及衔接律师法
对话人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
《法制日报》记者 赵 丽
对话动机
刑事诉讼法到底怎么修改、要遵循怎样的原则修改才能真正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推进法治进步,是问题的关键。为此,《法制日报》记者与曾多次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讨论的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律师进行对话。
对话
记者:现阶段执行的刑事诉讼法实行多年,法律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讨论对其进行修改的?
田文昌:大概是在三四年前,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实务界人士,都提出现阶段执行的刑事诉讼法需要修改。所以,应该可以说关于刑诉法的修改工作近年来一直在进行,属于在修改的过程中,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出台。
记者: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出台?
田文昌:主要是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一直没有定下来,有些是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些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据我了解,今年刑诉法的修改是被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程中,表示修改的刑诉法今年要正式出台,所以现在有关部门又开始加紧步骤进行讨论和起草。
记者:此次刑诉法修改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田文昌: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有一点就是为了和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相衔接。其实在律师法起草、出台之前,律师法的法律法规中所主要体现的问题,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讨论过程中都涉及到了。但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先于律师法出台,反而是律师法先出台。从而导致原本想在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体现的部分问题,在律师法中体现出来了。
记者:有些问题既然在律师法中已经做出了相应规定,为何又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进行修改?
田文昌:因为律师法在很多方面和刑事诉讼法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另外,律师法出台后,本身也存在一些争论。所以,下一步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协调,也就是说,律师法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应该体现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去。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讨论的各方主要关注哪些问题?
田文昌: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是现在大家关注得比较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沉默权有关系。另外,证人出庭的问题、律师会见与阅卷的问题、关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辩护人伪证罪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也比较受关注。
记者:去年,两高三部出台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两个规定”。最近,有报道称,此次刑诉法修改可能将“两个规定”上升为正式的法条。
田文昌:两高三部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出台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很难落实,比如排除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还不明确。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怎样进一步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因为这将直接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
记者:除了备受关注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外,还有哪些问题是此次刑诉法修改亟待解决的问题?
田文昌:目前,专家学者们都认为证人出庭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均存在,如果证人不出庭,那么证据就属于传闻证据,传闻证据是没有办法质证的。还有一个就是二审开庭的问题。现在二审只是进行书面审理。我们认为,如果二审不开庭审理,就不能称之为审判,是属于审查活动。因为审判有几个最基本的要素,比如质证、辩论、交叉讯问等,如果这些环节都不存在,那就失去了法庭审理的基本特征。同时,大家讨论很多的,还有讯问嫌疑人(被告人)时代理律师在场权问题。
记者:您对此次刑诉法修改有什么建议?
田文昌:关于司法鉴定的启动权问题是我在上次刑诉法修改讨论时特别提出来的。现阶段,我国只有控方公诉机关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被告人方面没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所以,作为律师,我们呼吁也要给辩护方司法鉴定的启动权。
如果控辩双方都做出了自己的司法鉴定,那么司法鉴定人在庭审过程中就必须出庭进行质证,最后由法庭来认定司法鉴定的准确性等相关问题。
民诉法修改应注重制度协调
对话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潘剑锋
《法制日报》记者 任雪
《法制日报》实习生 赵晨熙
对话动机
据了解,2007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首次修改,那么,此次修改将侧重哪些方面?可以解决哪些问题?《法制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与参与此次民诉法修改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潘剑锋进行对话。
对话
记者:据了解,在2007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首次修改,但修改内容不多。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再次启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请谈谈您对此次修改的看法。
潘剑锋:总体来说,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有点儿落伍,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对其进行相应的修改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和小额标的、小额资金的诉讼没有进行相应的规定,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公益诉讼、小额标的案数量较多,因此必须对此进行相应的规定,才能更好地解决此类诉讼问题。
此外,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大多比较概括,而且在操作制度方面也有些落后,比如像简易程序和证据方面的规定都比较笼统,但实际情况是有大量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此,2003年出台了有关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对其进行细化,简易程序判决书的制作、调解工作的进行以及简易程序的审理过程等问题都应加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记者:此前有消息称,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核心是强化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强调解决当事人起诉难、收集证据难、申诉难等问题。对此,您如何看待?
潘剑锋:我比较关注起诉难、取证难和执行难等问题。拿起诉来说,这次的修改要降低起诉门槛、降低起诉的难度。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起诉要件,在一些方面其实等同于裁判要件,而实际上,裁判要件的规定比起诉要件高,所以说现在起诉的门槛较高。因此,此次修改要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修正,分清起诉要件和裁判要件,降低起诉门槛。
记者:还有人提出,应该在民事诉讼法中体现救济的内容。
潘剑锋:在2007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就已经重视、加强救济问题了。我个人认为,在修改中增多救济和注重对救济的修改是很好的。我认为,此次对救济作进一步修改,应该细化申请复议程序,比如对申请复议的条件、法院的决断等,都要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
记者:在您看来,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哪些是迫切需要修改的?
潘剑锋:我认为迫切需要修改的地方就是加入防止恶意诉讼的制度。从目前来看,恶意诉讼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有些当事人不够诚信,通过诉讼损害国家、社会或者第三方的利益；还有一些人实际并不以诉讼为目的,而是通过诉讼来为自己牟利。这些行为都属于恶意诉讼行为。但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作任何规定,因此不利于处罚、制止这种行为。
另外,现行的民诉法对于证据运用的程序规定还不够细致,因此,此次修改应对证据取得、证据的审查、证据的判断等方面进行细化、完善。
记者: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是否存在一些难点?
潘剑锋:我认为难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像恶意诉讼这样的新制度,比较难出台。因为我们以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在制定方面会存在一些难度。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要做好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衔接、协调。单单完善和修改一个制度并不难,但是要想做好制度间的相互融合、协调比较有难度。比如像一审、二审和再审的关系,一审是必要性程序,而再审则是补定性程序。现在规定应该是一起诉讼如果进行了再审,就不应该再回到一审。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再审发现问题后,还是打回到一审程序,这其实是不合理的。这就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总结经验,并参考和结合其他的制度法规。
记者:您希望民事诉讼法修改应遵循怎样的原则进行?
潘剑锋:我希望对民事诉讼法进行整体地、细致地修改,让原有的制度更加完善,更富操作性；对原来没有的制度,也要增加进去,丰富内容,并且要做到制度间的协调,不要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
记者:目前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进行到什么阶段?
潘剑锋:现在还只是最初的阶段,草案还没有出来。我认为最早也是在今年10月提交草案,之后逐步进行。(记者杜晓
实习生李媛)
Ⅶ 三大诉讼法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诉讼和仲裁都来是解决自纠纷两个法律途径，为了保证诉讼仲裁的顺利开展，国家有一系列的诉讼仲裁法规，保障了诉讼仲裁的运行，其中也规范了司法工作人员的行为，维护司法的威严和公正。
Ⅷ 我国刑法、民商法、行政法、三大诉讼法及仲裁法的调整对象及原则
刑法调整对象是刑事法律关系。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是罪行法定原则、罪版责行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权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1.罪行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2.罪责行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对于一切人的合法权益都要平等地加以保护，不允许有任何歧视。民商法调整对象是民商事法律关系。根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以及绿色原则。行政法调整行政法律关系，原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程序正当原则、诚信原则、高效便民原则、监督与救济原则。诉讼法调整对象是诉讼法律关系，原则包括平等原则、同等原则和对等原则、法院调解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辩论对抗性原则、处分原则、支持起诉原则、检察监督原则。
Ⅸ 我国的三大诉讼法是什么
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Ⅹ 我国的三大诉讼法是什么
三大诉讼法是指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通俗地讲，刑事诉讼是官告民，民事诉讼是民告民，行政诉讼民告官。
一概念：刑事诉讼法是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法律。具体包括侦查机关立案、侦查、采取扣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移送审查起诉、审查起诉、审判、宣判、执行等程序。 刑事诉讼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
民事诉讼法是关于调整民事诉讼活动，确定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审理和解决民事纠纷案件和其他案件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法律关系的总和。
行政诉讼法是关于调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人民法院通过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解决特定范围内行政争议的程序法律。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制度授权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活动。
二、三大诉讼法的共同点
（一）三大诉讼活动都是由人民法院主持，刑事审判权、民事审判权、行政审判权都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二）目的相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惩处违法或犯罪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司法活动。
（三）许多基本制度是共有的，包括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原则（公开审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一律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宣判时必须公开），两审终审制原则，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辩论原则，人民检察院实行法律监督原则。
（四）证据的主要表现形式相同，如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
（五）当事人都需负举证责任。
三、三大诉讼法的区别
（一）案件性质不同，行政诉讼解决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刑事诉讼解决的是被告人的犯罪和刑罚问题。
（二）提起诉讼的主体不同，行政诉讼由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主体没有起诉权和反诉权；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都有权提起，并互有反诉权；刑事诉讼自诉案件由受害人提起，公诉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
（三）起诉的先行条件不同，行政诉讼要求存在某个行政行为为现行条件；民事诉讼不需要现行条件；刑事诉讼要求被告涉嫌犯罪为前提。
（四）举证责任不同，行政诉讼就具体行为是否合法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行政争议的被告应对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要承担败诉后果”，行政赔偿诉讼由原告负举证责任；民事诉讼则“谁主张，谁举证”，“民事争议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权益主张负举证责任，不能证明自己主张成立的，承担相应的败诉责任”；刑事诉讼就犯罪构成由检察机关或自诉人负举证责任。
（五）是否使用调解不同，行政诉讼除行政赔偿诉讼以外不适用调解，法院在诉讼中不得调解当事人双方争议，也不得以调解结案；民事诉讼中调解是一项基本原则，法院既可以调解的方式进行审理，也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有一些民事案件必须经过调解这一程序；刑事诉讼中的调解主要针对自诉案件及附带民事诉讼就定罪量刑问题不适用。
（六）适用法律依据不同，行政诉讼以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诉讼法为依据；民事诉讼以民法通则等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为依据；刑事诉讼以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为依据。
（七）审理对象及判决不同，行政诉讼主要是法律审，法院审理的重点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有权作出维持、撤销判决、强制履行和有限的变更判决，但通常不对当事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直接作出判决；民事诉讼既是事实审，又是法律审，法院有权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作出确认判决、给付判决和变更判决，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刑事诉讼既是事实审,又是法律审，针对刑事责任的有无分为有罪判决、无罪判决及免除刑事责任判决。
（八）判决的执行措施不同，行政诉讼中法律对原告、被告规定不同的执行措施，且被告行政机关依法享有对部分判决执行强制执行手段；民事诉讼中，判决、裁定的强制执行，全部由法院进行，而且强制执行措施普遍适用于原告、被告；刑事诉讼中，“执行主体分散，执行措施多样，执行的变更较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