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492条解释
㈠ 禁令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前临时措施制度
知识产权诉前临时措施制度起源于英国，均是通过判例法确认的救济措施，主要包括中间禁令、诉前财产保全和诉前证据保全三种。这三种措施中国的诉前临时措施制度基本上是相对应的。禁令在英国历史上是由衡平法院发展出来的一种由法院以自由裁量给予的救济，其目的在于弥补普通法法院所给与的法律救济的不足。它包括中间禁令和终局禁令。一项经单方程序作出的中间禁令一般仅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时间，直到双方听证再决定是否继续该项禁令，如是否需要持续到正式庭审。
美国法律将禁令视为一种“非常的法律救济”，即，是一种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才能给予当事人的救济。在美国，禁令一般包括临时限制令（TRO / temporary retraining order) 、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和永久性禁令（permanent injunction）。《美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了前两种中间禁令。临时限制令（TRO）一般在单方程序中作出并且仅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如10天左右，直到双方到场进行全面审查听证。临时限制令可以仅凭单方申请而作出。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的持续有效时间较长但仍然不是终局性的。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84条至第492条是关于“临时裁定”（Ordonnance de référé）的一般规定，第808至811条是关于法国大审法院（Grand d‘Instance）临时裁定的内容。它规定，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另一方当事人到场或对其传唤后，法律赋予并非受理本诉讼的法官立即采取某种必要措施的权力。“为防止即将发生的损失，或者为制止明显非法的扰乱，大审法院院长得始终紧急规定采取保全措施，或者规定采取必需的恢复原状措施”。但是“在所有紧急情况下，大审法院院长得紧急命令采取不会遇到严重争议的任何措施”。这就是所谓“裁定命令的措施不得触犯重大的争端”的原则。可见临时裁定程序中的法官的权力是很有限的。原则上他不得就权利存在与否作出裁决，因此有人称之为“浮薄”的管辖权。第812条规定，大审法院院长在法律有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得依申请受理。由于案情要求，不能经对席审理而采取紧急措施时，大审法院院长得依申请作出裁定，采取任何紧急措施。《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对知识产权案件中的临时措施制度也作出了规定。例如，第716—6 规定，受理侵权诉讼的法庭庭长得依紧急诉讼程序临时禁止被告继续被指控的侵权行为，并判逾期罚款或者判令为继续其行为提供担保以赔偿商标所有人或专用权受益人的损失。要求禁止令或被告提供担保的，只有在实质诉讼可能成立并且在商标所有人或专用权受益人得知侵权事实短时间内起诉的方予准许。法官可要求原告提供担保供其败诉时以赔偿被告之损失。第716—7规定，注册申请人、注册商标所有人或专用权受益人得依大审法庭应请求开具的命令，要求任何执达员在他指定的专家配合下，或者对他认为非法标有、销售、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作详细笔录并扣押少量样品，或者进行实际扣押。法庭庭长可要求申请实际扣押者提供担保以供其败诉后赔偿被告损失。自扣押之日起15天内扣押申请人没有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扣押自动失效，并且不影响他人可能提出的损害赔偿要求。
在德国法律中，行为保全的内容内含于假处分（einstweilige Verfugung）中。《德国民事诉讼法》第940条规定，因避免重大损害或防止急迫的强暴行为，或因其他原因，对于有争执的法律关系，特别是继续性的法律关系，有必要规定其暂时状态时，可以实施假处分。假处分的具体内容由本案法院自由裁量，它包括但不限于命令对方当事人为一定行为或禁止对方当事人为一定行为，并且原则上不因对方当事人的反担保而撤销。在紧迫的情形下，可以不经言辞辩论作出裁决。德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假处分规定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与它强调假处分程序的独立性。虽然假处分是在第八编强制执行中规定的，但它并非执行程序，而是简化了的加速判决程序，其诉讼标的是要求担保之权利，而非债权本身，假处分的请求并不中断债权本身的诉讼时效，假处分的裁决也对本案主诉程序也没有任何的拘束力。
㈡ 法院变卖没卖出后,怎么办
变卖不成的财产，首先应在债权人同意的基础上，实行“以物抵债”或者“强制管理”。不能“以物抵债”或“强制管理”的。应当在六十日内再行拍卖。申请人在此流拍财产查封到期后向法院申请续封的，法院一般不会拒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抵债的，应当在六十日内再行拍卖。
依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492条规定，应当解除查封等控制性措施，并根据是否有轮候查封的具体情况，再决定下一步如何处置。
《拍卖规定》第二十七条 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动产，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并将该动产退还被执行人。
《拍卖规定》第二十八条 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2)民事诉讼法492条解释扩展阅读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拍卖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规定对拍卖次数作了明确限制，即最多三次，三次不成可再变卖一次，变卖不成则由申请人或其他债权人抵债，不愿接受抵债的，则应对此财产解封并退还被执行人。
此立法初衷是立法者考虑到法院的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在某个案件或某个程序上花费的资源过多，则相应地会造成其他案件可分配到的资源减少。
另外，拍卖次数的限定也是对被执行人的一种保护，避免拍卖保留价过低而造成拍卖财产过分贱卖。这种绝对的次数限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司法公平与司法效率的平衡，但是在少数案件中则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导致既无法实现当初设立该制度的目的，也可能在程序设计上额外增加了申请人实现被救济权利的风险，尤其是变卖不成申请人或其他债权人又不愿以物抵债的。
㈢ 房产过户申请了强制执行，请强制执行具体细节是怎么执行的
1、判决书生效后，履行期届满，对方不履行义务，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2、申请时效是有一方是自然人的（一年），双方都是法人的（半年）。
3、申请时要交申请执行费，提交申请执行书。
4、执行时你要配合提供对方的财产信息情况，以便法院执行。
5、对方有工作的，可以由法院通知对方单位代扣。
6、对方有多处房产（只有一处的不能执行，得给人有地住），可以拍卖多余的房产还债。
7、如果对方有能力履行义务而拒不履行，法院可以妨碍民事诉讼司法拘留（最多15天）。
(3)民事诉讼法492条解释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十一章执行措施
第二百四十一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第二百四十二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
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
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
第二百四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
人民法院扣留、提取收入时，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所在单位、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
第二百四十四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采取前款措施，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
第二百四十五条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
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
对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员必须造具清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执行人一份。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他的成年家属一份。
第二百四十六条被查封的财产，执行员可以指定被执行人负责保管。因被执行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由被执行人承担。
第二百四十七条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不适于拍卖或者当事人双方同意不进行拍卖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变卖或者自行变卖。
国家禁止自由买卖的物品，交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
第二百四十八条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
采取前款措施，由院长签发搜查令。
第二百四十九条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由执行员传唤双方当事人当面交付，或者由执行员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
有关单位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
有关公民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人民法院通知其交出。拒不交出的，强制执行。
第二百五十条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由执行员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
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房屋、土地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执行员应当将强制执行情况记入笔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
㈣ 民事诉讼法中二审程序有那些判决
你好，根据《民诉法》规定：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回照下列情形答，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㈤ 法院变卖不成功怎么办
将拍卖物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动产，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并将该动产退还被执行人。
第二十八条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本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
第三次拍卖流拍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接受该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第三次拍卖终结之日起七日内发出变卖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没有买受人愿意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买受该财产，且申请执行人、其他执行债权人仍不表示接受该财产抵债的，应当解除查封、冻结，将该财产退还被执行人，但对该财产可以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除外。
(5)民事诉讼法492条解释扩展阅读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第三十条人民法院裁定拍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产抵债后，除有依法不能移交的情形外，应当于裁定送达后十五日内，将拍卖的财产移交买受人或者承受人。被执行人或者第三人占有拍卖财产应当移交而拒不移交的，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
第三十二条拍卖成交的，拍卖机构可以按照下列比例向买受人收取佣金：
拍卖成交价200万元以下的，收取佣金的比例不得超过5%；超过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3%；超过1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2%；超过5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1%；超过1亿元的部分，不得超过0.5%。
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拍卖机构的，按照中标方案确定的数额收取佣金。
拍卖未成交或者非因拍卖机构的原因撤回拍卖委托的，拍卖机构为本次拍卖已经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由被执行人负担。
㈥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立中小企业的法律地位外，还颁布了一些临时、个别的为促进某一方面企业发展和采取某种措施而制定的“促进法”、“振兴法”、“助成法”、“特别措施法”、“临时措施法”等等。如《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2年）、《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1961年）、《零售商业调整特别措施法》（1959年）、《稳定特定不景气行业临时措施法》（1978年）等，从扶持、促进企业发展等方面对搞活企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立法仅仅是一个方面，执法才是关键。日本的企业法大约有85%是由执行部门起草的，官员草拟法案前先和企业代表及大众商议，商议的方法有非方式的聚会，或是由各个部门召开正式的咨询会议。由企业代表、研究机构专家及公益团体会员组成的各种咨询会议在日本多达数百个。经过多方面的协商，获得通过的政策或法律往往较容易执行，因为立法过程实质上就是企业界与政府间信息和观点交流的过程。中国的企业法在起草时也进行了调查研究，但要更好地贯彻执行企业法，增强企业活力，仍需进一步努力。
三、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
增强企业活力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要全社会各个部门共同努力，不仅要有法律性的措施促进和保护，而且还需要有政策性的措施引导。法律性的措施和政策性的措施两者也不是绝然分开的，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共同起作用。法律往往是由成熟了的政策转变而来，政策为法律实施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在颁布一系列企业法的同时，国务院还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对搞活企业起到了保证和促进作用。全民所有制企业两权分离，从政策上规定了以经营责任制、承包制、租赁制以及试行中的股份制等形式，着重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着手。为了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共中央于1991年9月专门召开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分析了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内、外部因素，制定了20条措施，其中有12条措施就是为改善企业外部环境的；（1）适当增加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2）酌情减少部分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扩大其产品自销权；（3）适当提高部分企业的折旧率，逐步完善折旧制度；（4）适当增加新产品的开发基金；（5）补充一些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6）适当降低贷款利率；（7）给予部分企业外贸自主权；（8）进一步做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双保”工作（即国家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条件，企业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9）继续抓紧清理“三角债”；（10）进一步做好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11）治理“三乱”，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12）降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这12条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条件，提供服务，除了改善外部条件的12条措施外，国务院还提出了搞活企业从企业内部方面着手的8条措施：（1）坚持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2）继续贯彻《企业法》，健全企业内部领导体制；（3）积极推进劳动工资制度改革；（4）把国营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5）进一步加快技术进步；（6）坚持从严治厂，加强企业内部管理；（7）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8）切实加强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领导。
国务院还专门发出通知，将1991年定为“质量、品种、效益年”，进行了“打假捉劣”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此外，为了减轻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负担，劳动部提出，对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根据其需要及时输送合格的劳动者，采取其他措施安排城镇劳动力和企业待业人员就业，不再向企业“塞人”。
始于八十年代初的我国股份制企业，目前已有3220家（不含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国内联营企业），其中企业间法人持股和内部职工持股的试点企业约占股份制企业总数的95%以上。⒁目前我国的股份制企业，大体有四种类型：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但股票不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业。这四类股份制企业各有特点，各地主要进行第一和第二类股份制企业的组建和试点，第三类只限于广东、福建、海南三省，第四类则只限于上海和深圳两市。在《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有关法规一时不具备出台条件的情况下，国务院有关部门于1992年陆续颁布了一整套政策性的文件。全套政策、法规由三个层次共15个文件组成：第一层次，是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等部门联合颁布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1992年5月15日），对股份制企业试行的目的、原则、组织形式、股权设置等作出了规定，确立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指导思想。第二层次，是国家体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1992年5月15日），是关于公司的法规性文件。第三个层次，是关于股份制宏观管理、会计制度、劳动工资管理、税收问题、审计、财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工商登记等12个方面的暂行规定和有关制度。另外，国务院有关部门下发了一些配套的政策文件，为企业股份制的试行提供了保障。中央、国务院于1992年6月16日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也为发展第三产业的股份制企业提供了依据。
日本政府把由产业扶持政策、产业调整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保护政策和产业组织的产业政策与有关的经济计划结合，保进企业的振兴。
1949年，以编制特别会计预算方式的平衡，全面废止政府补贴、全面停止复兴金融公库的贷出活动、确定一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为目的的“道奇计划”，以及尽快制定稳定财政、金融、物价和工资、最大限度提高出口的产量等措施的“经济安定九原则”实施，使战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大体上得到了控制。《中小企业诊断制度》（1948年）是政府为指导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有效运用设备、资金等而制定的。政府根据企业提出的申请，从各种角度就企业的现场设备、生产方法、技术、产品、质量、成本、经营方针、经营内容等加以调查和“诊断”，提出有益于改善技术与经营的劝告，必要时给予指导。由于“诊断”效果显著，接受诊断的企业不断增多。政府除了通过“诊断”来协助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从财政金融方面加以政策扶持外，还通过淘汰、合并和“系列化”对企业进行整顿，以确保增强大部分企业的活力。
五十年代始，钢铁、煤碳、电力、合成纤维等部门正为其部门合理化而进行设备投资，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我国产业合理化的方针政策》（1951年）、《钢铁工业和煤碳工业的合理化政策纲要》（1958年）。1955年，政府运用对重要机械和合理化机械实行特别折旧、对重要产品免税、对重要机械的进口免征关税等特别措施，推行产业合理化以求搞活企业。1953年又制定了扶持合成纤维产业的五年计划，1955年7月制定出对石油化工部门的扶持政策。
七十年代起，由于中东战争使石油价格提高，使日本工业布局的不合理而造成地区工业发展不平衡，以及日本发展中长期积累而得不到解决的矛盾开始激化、表面化，这给日本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政府为此开始转向引导企业发展那些能够抵挡资源冲击、适应性强、技术性高、能源消耗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政府在增加对国内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的同时，指导企业将公害大、耗能多的企业转向海外，并要求节省能源和资源。《省能源政策基本方向的规定》（通产省1974年公布）、《特定不景气地区中小企业对策临时措施法》（1978年）、《特定不景气产业稳定临时措施法》（1979年）等的颁布实施，就是为了推行该政策所采取的措施。通过国家强制手断实施的不景气对策措施，引导和协助企业摆脱了困难，从政策上为搞活企业提供了保证，也为日本经济朝加工业、轻工业方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日本主要出口产品的变化可见其产业政策转变的一斑：六十年代出口产品为钢铁、化纤和机械；七十年代为汽车；八十年代初、中期为家电；八十年代后期为计算机、新材料等高技术产品。知识密集型产业下策遭到了靠重工业，化工业发家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强烈反对，大量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知识密集型产业使大量劳动者失业，等等。这一切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样，是随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而产生，这些政策既解决了一些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但又形成了一些更难以解决的新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从根本上根治它经济上的弊病。
四、企业增强活力的经营管理措施
企业立法和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为搞活企业提供了好的外部环境。企业能否增强活力，关键还在于其内因——企业依据法律和政策所进行的经营管理活动。国家今后将只对核电、铁路干线、邮电通信、粮食、石油等少数行业企业和产品经营和管理，而对于一般企业则完全由企业自主经营。
中国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就花大力气进行内部整顿，广泛地考察和学习世界各国包括日本的企业管理制度。依据企业法和有关搞活企业的政策，企业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搞好管理：（1）在观念上：摒弃过去完全靠国家计划的“产品经济”观念，树立起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观念；摒弃“大而全”的封闭、分割观念，树立起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观念。（2）在内部领导体制方面：逐步完善和发展“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企业新型内部领导体制。（3）在企业资产管理方面：进一步建立起反映资产经营成果的指标体系，完善激励、风险、强化约束等机制，切实搞活经营。（4）在资金方面：开展挖潜革新、开源节流、严抓产品质量等活动。（5）在职工地位方面：保障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解决好企业与职工的关系，提高干部职工的素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6）在人员管理和工资管理方面：逐步形成企业“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机制。
目前，全国已有18.4万个企业单位建立了厂、车间、班组三级民主管理制度，⒂为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搞活企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学者对日本企业充满活力的原因展开了研究，大多归结为“日本式的经营”。这一结论尽管不够全面，但也说明了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是颇具特色的。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工会制被称之为日本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或“三大法宝”。（1）终身雇佣制。这是劳资之间一种不成文的默契。职工一般都下决心在企业干一辈子，无特殊原因决不会中途离此而他就；雇主招工后不会轻易解雇，即使在经济极度困难时也尽量说服雇工共同渡过难关，把解雇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但现在企业中年轻人“跳槽”的现象增多，使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2）年功序列工资制。即职工的工资随年龄的增长和在一个企业里连续工作时间的延长而逐年增加。而且年龄和工龄在学历、能力和贡献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就成为了决定职务提升的重要依据。（3）企业内工会制。本企业的正式职工（被解雇、退职和离职者均失去工会会员资格）无论何工种均混编在一起，工会享有充分独立的自主权。“三大法宝”使得企业有稳定的熟练工人，也培育了员工们的“归属意识”和“忠诚心”，工会在“劳资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把维护本企业的利益奉为最高原则，从而使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管理制度、工艺流程和新的自动化机器都比较容易在日本企业中实行使用并推广。例如1931年美国人始创的“质量管理”（Quality Control）制度，六十年代移植到日本后发展成为不仅包括从产品的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而且囊括计划、开发、总务等各个部门的“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TQC）制度。此外，企业的决策、执行机构的统一以及“U型决策方式”（却企业最高领导者提出战略性的大方向，让下级进行讨论，并将方案顺次地收集到上级组织中，最后由最高领导者批准或决定这一方案），也起到积极的作用。职工在参与“TQC”或“U型决策”活动时最无偿的，完全凭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把质量关和成本关，自觉地献计献策，为生产作出贡献。
“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搞活企业的条件，“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⒃。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⒄日本企业管理制度中的“TQC”活动和“U型决策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事实上很多企业采取这些方法已取得了成效。其企业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统一，也可借鉴。但日本企业的每年春季为增加工资的劳资之间展开的“春季斗争”，也反映了日本企业与工人的根本矛盾。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其特殊的情况，因而内部实行的是厂长、职代会、党委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的领导体制，对于存在诸如承包的短期行为、厂长权力得不到根本落实、管理人员素质低等影响增强企业活力的因系，通过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学习别人好的经验和做法，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增强企业活力是一项社会的系统工程，仅靠一个方面、一两部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确立企业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政策的措施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条件，企业本身也要逐步完善经营管理制度。
四、健全企业约束机制的法律措施比较
企业要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进行竞争、联合，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合同关系。由于企业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一种经济组织，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它往往从其自身经济利益这一角度出发去开展经营管理活动。而政府则是从整体利益方面来考虑问题的，因而在管理和干预经济时，对企业的行为就要进行必要的法律约束，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对企业的约束机制一般由确定企业的义务、完善企业的管理体制等方面有机组成。
一、企业的义务
在中国，企业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领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即具法人资格，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须承担相应的义务。（1）企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保护国家财产不受侵犯，有效地利用并使之增值，自负盈亏；完成国家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者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保障国家固定资产的正常维修、改进和更新设备；依法上交利润和交纲税金；遵守有关财务、劳动工资及物价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2）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对消费者和用户负责；搞好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讲求社会效益和环境经济效益。（3）企业对职工应尽的义务：维护生产秩序，搞好劳保工作；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加强政治思想、法制、国防、科学文化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支持和奖励职工的科研、发明、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其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依法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
企业如果不履行企业法中规定的义务，或者违反其他有关的法律规定，它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即承担违反法律的责任），主要方式有：（1）民事责任。包括赔偿、支付违约金等。（2）行政法律责任。包括行政处分和行政经济处罚等。（3）直接责任者的刑事法律责任。
在日本，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享受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一般地，企业法中多以扶持、鼓励企业的发展为内容；而在民法等中则有罚则的规定。企业除了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以及依法纳税义务外，根据不同的情况还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近来年围绕公害、环境污梁和物价滥涨以及石油危机等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企业的社会性责任的主张。就法律上的企业责任而言，主要有：（1）企业的民事责任。它包括了民法中的民事责任，如侵权行为责任或合同责任；商法中的民事责任；公司法中关于经营者的民事责任；经济法中的民事责任等。（2）企业的行政责任。如商法规定行政机关对企业干预时可采取向法律提出请求，法院依据该请求发出解散令。（3）企业的刑事责任。如商法中对经济管理人员的罚则，发起人、董事等的特别渎职罪（商法第486条）、超量发行罪（商法第492条）等等。
二、完善企业管理体制的措施
对企业的管理，既有约束、监督的一面，也有支持和服务的一面。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2条的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国家经济机关通过对厂长的委派来实施对企业生产行政工作的管理。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实行过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从1980年始在少数企业开始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在《厂长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加以规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靠工人阶级”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
国家对企业的管理，特别是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已从过去的直接插手其经营到依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政府对企业进行协凋、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分别行使对企业考核、审查、审计，决定或批准企业的资产经营形式和设立、合并、分立、终止、拍卖和批准企业的被兼并和破产申请，决定或批准企业厂长的任免和奖惩等职责。同时，政府还采取一定的措施转变管理职能，为企业提供服务。
国家对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是多方面的。除了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指导、监督、检查等行政管理外，有关部门也依法对其行使产品质量、商标、物价、计量、税收、劳动、外汇、广告、卫生、环保等方面的管理。同时各地区的企业协会或组织，或者按行业组织的企业联合会也进行着必要的服务和管理。
长期以来，由于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加上企业的技术设备落后，经营管理混乱，造成了产品的大量积压，连年亏损，使一些企业陷进困境，不但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使国家的资产不断地被蚕食。为了打破以前那种“要活活不好，要死死不了”的僵持状态，除企业自行决定外，国家对长期亏损而又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这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机制，加快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进一步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一项重要措施，也体现了国家对企业实施管理。
金泽良雄指出：“对企业的国家管理，是以国家的权力，全面地限制（或约束）私人企业活动，从而使其服从于国家一定目的所采取的企业约束措施。”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企业曾实行国有化或对企业设备征用。而以后则以综合性的限制来实施国家的管理，以保证经济的顺利发展。战后，日本的企业在实现经济管理现代化过程中，为了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普遍实行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采取了分权经营原则，即大企业将经营权层层“下放”，赋予基层企业以一定的主动权，以期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日本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具体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实现：（1）自由控制。政府授权私人企业自己去完成发展目标，同时实行自我管理。（2）国家统制。在国家的监督指导下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国家的目标优于企业的目标，企业服从国家之需要。这种方式主要体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公营企业。（3）官民协调。这种方式是自由控制和国家统制相结合的折衷，企业自己掌握着所有权与经营权，而政府仍然对企业有一定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政府在制定有关的企业法或经济政策、计划前，采取多种形式征求企业的意见，在官民协调之中实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另外，如贸易振兴会、经济团体联合会、行业联合会等许多私人或半官方机构也分担一部分政府对企业管理的职能。政府各职能部门如海关、财政等对企业也实施有效的管理。
三、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措施
企业对外的经营活动主要体现在竞争、联合及合同关系方面。政府一方面鼓励企业正当的竞争和联合，另一方面又依法对企业不正当的竞争和龙断性的联合加以限制和制止，以求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中国和日本两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对企业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健全企业约束机制，在具体措施中既有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过去的产品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但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企业处于这样一种经济体制中，既要竞争，又要联合，要与其他企业发生各种各样的合同关系。不讲竞争体现不出市场经济的规律，否定联合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没有合同关系就无法使企业与其他的经济主体发生商品经济关系。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法律之下、带有协作性的竞争。企业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约束是必要的。
中国目前虽然没有一部统一的禁止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但从现有的法律来看，对不正当竞争的限制已有了一些规定，并将逐步完善起来。《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的相继颁布实施，还有一系列合同条例及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另外，《商标法》、《专利法》及有关广告、物价、卫生等管理条例都对不正当竞争、垄断性联合、不正当的经营活动作了限制性的规定。
如果企业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的债务，为使债权人得到清偿，使无能力的企业退出竞争市场，中国还建立起了相应的企业破产制度。虽然1986年颁布的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它体现了破产还债、破产淘汰的特点，也是从最后的措施上对企业的经营、竞争作了约束和限制。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他所有制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
被称之为日本经济宪法的《禁止垄断法》颁布于1947年，它在日本的经济法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战后，美国认为以四大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而形成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通过控股公司等各种手段控制了日本全部企业的四分之一，是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经济基础，因而采取了解散财阀的措施。1947年以美国反托拉斯法为蓝本颁布了《禁止垄断法》，并参照美国的联邦交易委员会而成立了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来监督实施该法。针对四大财阀以外的一些大企业，日本还颁布了《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对一些大企业实行分割措施。早在1934年，日本就颁布有《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因为当时日本参加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依公约之要求，公约的参加国应制定反对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所以该法的范围较窄，仅针对侵犯工业产权行为的限制。1956年为了防止大企业凭借经济实力以不按期支付加工费、修理费等，故意压价、任意中断承包关系等形式欺负下承包的中小企业，为维护公平竞争而颁布了《下请代金支付延迟等防止法》。1962年为了制止企业以赠送礼品、发彩票、对商品质量或效用作夸大宣传和虚假表示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颁布了《不当赠品与不正当表示防止法》。
日本的竞争法体系中，《禁止垄断法》是中心，其目的是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量的过度集中，排除以联合、协定的方式对生产、销售、价格和技术不正当的限制以及其他一切对事业活动的不正当约束，从而达到促进公平、自由的竞争，使国民经济发展。
为了对公司经营活动进行必要限制，除《日本商法典》第二编作了原则性规定外，1938年制定了《有限公司法》。1922年的《破产法》历经十四次的修改，同时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和议法》（1922年）和《公司更生法》（1952年）。还有1946年颁布、为了禁止超过政府规定价格的买卖、禁止不正当高价和暴利行为的《物价统制令》，另外还有1959年的《商标法》、《专利法》和《广告法》等等。
对于竞争秩序的维持，除了公正交易委员会执行有关法规之外，有关行业的企业协会也组织全行业或该地区行业参加，依据有关法律制定出本行业的公正竞争规约，报公正交易委员会认可后即成为参加企业共同遵守的准则。这种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做法，是对政府管理企业的一种补充，也是企业贯彻执行竞争法规、遵守正当竞争秩序的体现。
五、中日企业立法比较研究得出的启示
中日社会制度、国情及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两国的企业立法各有所长和不足，相互间不能单纯地移植和全盘照搬。但我们可以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对我们有用的好做法，总结自己的立法经验和提高立法水平。综观中日企业立法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经济发展需要完善的企业立法
经济的发展，客观要求企业有生产、经营、发展的条件和可能，在社会上得到承认，在法律中得到保护。因此，企业的法律地位需要确立、权益需要法律保护，而国家则要以法律的手段来引导和管理企业。当今，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
随着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制等新形式的出现，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适应时代要求、较为完善的企业立法，以巩固改革的成果。以《全民
㈦ 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492条强制管理规定
第三百零三条 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未中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的，执行法院内对第三人依照容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查。
第三人不服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
㈧ 现代中国企业的特点和分类
立中小企业的法律地位外，还颁布了一些临时、个别的为促进某一方面企业发展和采取某种措施而制定的“促进法”、“振兴法”、“助成法”、“特别措施法”、“临时措施法”等等。如《企业合理化促进法》（1952年）、《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1961年）、《零售商业调整特别措施法》（1959年）、《稳定特定不景气行业临时措施法》（1978年）等，从扶持、促进企业发展等方面对搞活企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立法仅仅是一个方面，执法才是关键。日本的企业法大约有85%是由执行部门起草的，官员草拟法案前先和企业代表及大众商议，商议的方法有非方式的聚会，或是由各个部门召开正式的咨询会议。由企业代表、研究机构专家及公益团体会员组成的各种咨询会议在日本多达数百个。经过多方面的协商，获得通过的政策或法律往往较容易执行，因为立法过程实质上就是企业界与政府间信息和观点交流的过程。中国的企业法在起草时也进行了调查研究，但要更好地贯彻执行企业法，增强企业活力，仍需进一步努力。
三、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
增强企业活力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要全社会各个部门共同努力，不仅要有法律性的措施促进和保护，而且还需要有政策性的措施引导。法律性的措施和政策性的措施两者也不是绝然分开的，两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共同起作用。法律往往是由成熟了的政策转变而来，政策为法律实施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在颁布一系列企业法的同时，国务院还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对搞活企业起到了保证和促进作用。全民所有制企业两权分离，从政策上规定了以经营责任制、承包制、租赁制以及试行中的股份制等形式，着重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着手。为了给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共中央于1991年9月专门召开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分析了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内、外部因素，制定了20条措施，其中有12条措施就是为改善企业外部环境的；（1）适当增加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2）酌情减少部分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扩大其产品自销权；（3）适当提高部分企业的折旧率，逐步完善折旧制度；（4）适当增加新产品的开发基金；（5）补充一些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6）适当降低贷款利率；（7）给予部分企业外贸自主权；（8）进一步做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双保”工作（即国家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条件，企业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9）继续抓紧清理“三角债”；（10）进一步做好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11）治理“三乱”，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12）降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这12条措施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条件，提供服务，除了改善外部条件的12条措施外，国务院还提出了搞活企业从企业内部方面着手的8条措施：（1）坚持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2）继续贯彻《企业法》，健全企业内部领导体制；（3）积极推进劳动工资制度改革；（4）把国营大中型企业推向市场；（5）进一步加快技术进步；（6）坚持从严治厂，加强企业内部管理；（7）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8）切实加强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领导。
国务院还专门发出通知，将1991年定为“质量、品种、效益年”，进行了“打假捉劣”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消除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此外，为了减轻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负担，劳动部提出，对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根据其需要及时输送合格的劳动者，采取其他措施安排城镇劳动力和企业待业人员就业，不再向企业“塞人”。
始于八十年代初的我国股份制企业，目前已有3220家（不含乡镇企业中的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国内联营企业），其中企业间法人持股和内部职工持股的试点企业约占股份制企业总数的95%以上。⒁目前我国的股份制企业，大体有四种类型：法人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但股票不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制企业。这四类股份制企业各有特点，各地主要进行第一和第二类股份制企业的组建和试点，第三类只限于广东、福建、海南三省，第四类则只限于上海和深圳两市。在《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有关法规一时不具备出台条件的情况下，国务院有关部门于1992年陆续颁布了一整套政策性的文件。全套政策、法规由三个层次共15个文件组成：第一层次，是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等部门联合颁布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1992年5月15日），对股份制企业试行的目的、原则、组织形式、股权设置等作出了规定，确立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指导思想。第二层次，是国家体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1992年5月15日），是关于公司的法规性文件。第三个层次，是关于股份制宏观管理、会计制度、劳动工资管理、税收问题、审计、财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工商登记等12个方面的暂行规定和有关制度。另外，国务院有关部门下发了一些配套的政策文件，为企业股份制的试行提供了保障。中央、国务院于1992年6月16日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也为发展第三产业的股份制企业提供了依据。
日本政府把由产业扶持政策、产业调整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保护政策和产业组织的产业政策与有关的经济计划结合，保进企业的振兴。
1949年，以编制特别会计预算方式的平衡，全面废止政府补贴、全面停止复兴金融公库的贷出活动、确定一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为目的的“道奇计划”，以及尽快制定稳定财政、金融、物价和工资、最大限度提高出口的产量等措施的“经济安定九原则”实施，使战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大体上得到了控制。《中小企业诊断制度》（1948年）是政府为指导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有效运用设备、资金等而制定的。政府根据企业提出的申请，从各种角度就企业的现场设备、生产方法、技术、产品、质量、成本、经营方针、经营内容等加以调查和“诊断”，提出有益于改善技术与经营的劝告，必要时给予指导。由于“诊断”效果显著，接受诊断的企业不断增多。政府除了通过“诊断”来协助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从财政金融方面加以政策扶持外，还通过淘汰、合并和“系列化”对企业进行整顿，以确保增强大部分企业的活力。
五十年代始，钢铁、煤碳、电力、合成纤维等部门正为其部门合理化而进行设备投资，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我国产业合理化的方针政策》（1951年）、《钢铁工业和煤碳工业的合理化政策纲要》（1958年）。1955年，政府运用对重要机械和合理化机械实行特别折旧、对重要产品免税、对重要机械的进口免征关税等特别措施，推行产业合理化以求搞活企业。1953年又制定了扶持合成纤维产业的五年计划，1955年7月制定出对石油化工部门的扶持政策。
七十年代起，由于中东战争使石油价格提高，使日本工业布局的不合理而造成地区工业发展不平衡，以及日本发展中长期积累而得不到解决的矛盾开始激化、表面化，这给日本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政府为此开始转向引导企业发展那些能够抵挡资源冲击、适应性强、技术性高、能源消耗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政府在增加对国内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的同时，指导企业将公害大、耗能多的企业转向海外，并要求节省能源和资源。《省能源政策基本方向的规定》（通产省1974年公布）、《特定不景气地区中小企业对策临时措施法》（1978年）、《特定不景气产业稳定临时措施法》（1979年）等的颁布实施，就是为了推行该政策所采取的措施。通过国家强制手断实施的不景气对策措施，引导和协助企业摆脱了困难，从政策上为搞活企业提供了保证，也为日本经济朝加工业、轻工业方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日本主要出口产品的变化可见其产业政策转变的一斑：六十年代出口产品为钢铁、化纤和机械；七十年代为汽车；八十年代初、中期为家电；八十年代后期为计算机、新材料等高技术产品。知识密集型产业下策遭到了靠重工业，化工业发家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强烈反对，大量的投资导致了通货膨胀，知识密集型产业使大量劳动者失业，等等。这一切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样，是随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而产生，这些政策既解决了一些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但又形成了一些更难以解决的新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无法从根本上根治它经济上的弊病。
四、企业增强活力的经营管理措施
企业立法和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为搞活企业提供了好的外部环境。企业能否增强活力，关键还在于其内因——企业依据法律和政策所进行的经营管理活动。国家今后将只对核电、铁路干线、邮电通信、粮食、石油等少数行业企业和产品经营和管理，而对于一般企业则完全由企业自主经营。
中国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就花大力气进行内部整顿，广泛地考察和学习世界各国包括日本的企业管理制度。依据企业法和有关搞活企业的政策，企业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搞好管理：（1）在观念上：摒弃过去完全靠国家计划的“产品经济”观念，树立起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观念；摒弃“大而全”的封闭、分割观念，树立起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观念。（2）在内部领导体制方面：逐步完善和发展“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企业新型内部领导体制。（3）在企业资产管理方面：进一步建立起反映资产经营成果的指标体系，完善激励、风险、强化约束等机制，切实搞活经营。（4）在资金方面：开展挖潜革新、开源节流、严抓产品质量等活动。（5）在职工地位方面：保障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解决好企业与职工的关系，提高干部职工的素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6）在人员管理和工资管理方面：逐步形成企业“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机制。
目前，全国已有18.4万个企业单位建立了厂、车间、班组三级民主管理制度，⒂为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搞活企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学者对日本企业充满活力的原因展开了研究，大多归结为“日本式的经营”。这一结论尽管不够全面，但也说明了日本企业的管理制度是颇具特色的。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工会制被称之为日本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或“三大法宝”。（1）终身雇佣制。这是劳资之间一种不成文的默契。职工一般都下决心在企业干一辈子，无特殊原因决不会中途离此而他就；雇主招工后不会轻易解雇，即使在经济极度困难时也尽量说服雇工共同渡过难关，把解雇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但现在企业中年轻人“跳槽”的现象增多，使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2）年功序列工资制。即职工的工资随年龄的增长和在一个企业里连续工作时间的延长而逐年增加。而且年龄和工龄在学历、能力和贡献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就成为了决定职务提升的重要依据。（3）企业内工会制。本企业的正式职工（被解雇、退职和离职者均失去工会会员资格）无论何工种均混编在一起，工会享有充分独立的自主权。“三大法宝”使得企业有稳定的熟练工人，也培育了员工们的“归属意识”和“忠诚心”，工会在“劳资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把维护本企业的利益奉为最高原则，从而使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管理制度、工艺流程和新的自动化机器都比较容易在日本企业中实行使用并推广。例如1931年美国人始创的“质量管理”（Quality Control）制度，六十年代移植到日本后发展成为不仅包括从产品的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而且囊括计划、开发、总务等各个部门的“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TQC）制度。此外，企业的决策、执行机构的统一以及“U型决策方式”（却企业最高领导者提出战略性的大方向，让下级进行讨论，并将方案顺次地收集到上级组织中，最后由最高领导者批准或决定这一方案），也起到积极的作用。职工在参与“TQC”或“U型决策”活动时最无偿的，完全凭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把质量关和成本关，自觉地献计献策，为生产作出贡献。
“提高劳动者的纪律、工作技能、效率、劳动强度，改善劳动组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搞活企业的条件，“也是发展经济的条件”⒃。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⒄日本企业管理制度中的“TQC”活动和“U型决策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事实上很多企业采取这些方法已取得了成效。其企业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统一，也可借鉴。但日本企业的每年春季为增加工资的劳资之间展开的“春季斗争”，也反映了日本企业与工人的根本矛盾。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有其特殊的情况，因而内部实行的是厂长、职代会、党委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的领导体制，对于存在诸如承包的短期行为、厂长权力得不到根本落实、管理人员素质低等影响增强企业活力的因系，通过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学习别人好的经验和做法，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增强企业活力是一项社会的系统工程，仅靠一个方面、一两部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确立企业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政策的措施为增强企业活力创造条件，企业本身也要逐步完善经营管理制度。
四、健全企业约束机制的法律措施比较
企业要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进行竞争、联合，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合同关系。由于企业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一种经济组织，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的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它往往从其自身经济利益这一角度出发去开展经营管理活动。而政府则是从整体利益方面来考虑问题的，因而在管理和干预经济时，对企业的行为就要进行必要的法律约束，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对企业的约束机制一般由确定企业的义务、完善企业的管理体制等方面有机组成。
一、企业的义务
在中国，企业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领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即具法人资格，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须承担相应的义务。（1）企业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保护国家财产不受侵犯，有效地利用并使之增值，自负盈亏；完成国家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者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保障国家固定资产的正常维修、改进和更新设备；依法上交利润和交纲税金；遵守有关财务、劳动工资及物价管理等方面的规定，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2）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对消费者和用户负责；搞好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讲求社会效益和环境经济效益。（3）企业对职工应尽的义务：维护生产秩序，搞好劳保工作；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加强政治思想、法制、国防、科学文化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支持和奖励职工的科研、发明、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其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依法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
企业如果不履行企业法中规定的义务，或者违反其他有关的法律规定，它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即承担违反法律的责任），主要方式有：（1）民事责任。包括赔偿、支付违约金等。（2）行政法律责任。包括行政处分和行政经济处罚等。（3）直接责任者的刑事法律责任。
在日本，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享受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一般地，企业法中多以扶持、鼓励企业的发展为内容；而在民法等中则有罚则的规定。企业除了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以及依法纳税义务外，根据不同的情况还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近来年围绕公害、环境污梁和物价滥涨以及石油危机等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企业的社会性责任的主张。就法律上的企业责任而言，主要有：（1）企业的民事责任。它包括了民法中的民事责任，如侵权行为责任或合同责任；商法中的民事责任；公司法中关于经营者的民事责任；经济法中的民事责任等。（2）企业的行政责任。如商法规定行政机关对企业干预时可采取向法律提出请求，法院依据该请求发出解散令。（3）企业的刑事责任。如商法中对经济管理人员的罚则，发起人、董事等的特别渎职罪（商法第486条）、超量发行罪（商法第492条）等等。
二、完善企业管理体制的措施
对企业的管理，既有约束、监督的一面，也有支持和服务的一面。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2条的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国家经济机关通过对厂长的委派来实施对企业生产行政工作的管理。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实行过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从1980年始在少数企业开始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后在《厂长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加以规定。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靠工人阶级”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
国家对企业的管理，特别是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已从过去的直接插手其经营到依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政府对企业进行协凋、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分别行使对企业考核、审查、审计，决定或批准企业的资产经营形式和设立、合并、分立、终止、拍卖和批准企业的被兼并和破产申请，决定或批准企业厂长的任免和奖惩等职责。同时，政府还采取一定的措施转变管理职能，为企业提供服务。
国家对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是多方面的。除了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指导、监督、检查等行政管理外，有关部门也依法对其行使产品质量、商标、物价、计量、税收、劳动、外汇、广告、卫生、环保等方面的管理。同时各地区的企业协会或组织，或者按行业组织的企业联合会也进行着必要的服务和管理。
长期以来，由于盲目上马、重复建设，加上企业的技术设备落后，经营管理混乱，造成了产品的大量积压，连年亏损，使一些企业陷进困境，不但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使国家的资产不断地被蚕食。为了打破以前那种“要活活不好，要死死不了”的僵持状态，除企业自行决定外，国家对长期亏损而又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这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机制，加快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进一步搞好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一项重要措施，也体现了国家对企业实施管理。
金泽良雄指出：“对企业的国家管理，是以国家的权力，全面地限制（或约束）私人企业活动，从而使其服从于国家一定目的所采取的企业约束措施。”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企业曾实行国有化或对企业设备征用。而以后则以综合性的限制来实施国家的管理，以保证经济的顺利发展。战后，日本的企业在实现经济管理现代化过程中，为了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普遍实行了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采取了分权经营原则，即大企业将经营权层层“下放”，赋予基层企业以一定的主动权，以期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日本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具体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实现：（1）自由控制。政府授权私人企业自己去完成发展目标，同时实行自我管理。（2）国家统制。在国家的监督指导下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国家的目标优于企业的目标，企业服从国家之需要。这种方式主要体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公营企业。（3）官民协调。这种方式是自由控制和国家统制相结合的折衷，企业自己掌握着所有权与经营权，而政府仍然对企业有一定的决策权和影响力。政府在制定有关的企业法或经济政策、计划前，采取多种形式征求企业的意见，在官民协调之中实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另外，如贸易振兴会、经济团体联合会、行业联合会等许多私人或半官方机构也分担一部分政府对企业管理的职能。政府各职能部门如海关、财政等对企业也实施有效的管理。
三、企业经营活动的约束措施
企业对外的经营活动主要体现在竞争、联合及合同关系方面。政府一方面鼓励企业正当的竞争和联合，另一方面又依法对企业不正当的竞争和龙断性的联合加以限制和制止，以求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中国和日本两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对企业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健全企业约束机制，在具体措施中既有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过去的产品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但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企业处于这样一种经济体制中，既要竞争，又要联合，要与其他企业发生各种各样的合同关系。不讲竞争体现不出市场经济的规律，否定联合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没有合同关系就无法使企业与其他的经济主体发生商品经济关系。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法律之下、带有协作性的竞争。企业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约束是必要的。
中国目前虽然没有一部统一的禁止垄断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但从现有的法律来看，对不正当竞争的限制已有了一些规定，并将逐步完善起来。《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的相继颁布实施，还有一系列合同条例及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另外，《商标法》、《专利法》及有关广告、物价、卫生等管理条例都对不正当竞争、垄断性联合、不正当的经营活动作了限制性的规定。
如果企业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的债务，为使债权人得到清偿，使无能力的企业退出竞争市场，中国还建立起了相应的企业破产制度。虽然1986年颁布的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它体现了破产还债、破产淘汰的特点，也是从最后的措施上对企业的经营、竞争作了约束和限制。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他所有制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
被称之为日本经济宪法的《禁止垄断法》颁布于1947年，它在日本的经济法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战后，美国认为以四大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而形成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通过控股公司等各种手段控制了日本全部企业的四分之一，是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经济基础，因而采取了解散财阀的措施。1947年以美国反托拉斯法为蓝本颁布了《禁止垄断法》，并参照美国的联邦交易委员会而成立了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来监督实施该法。针对四大财阀以外的一些大企业，日本还颁布了《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对一些大企业实行分割措施。早在1934年，日本就颁布有《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因为当时日本参加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依公约之要求，公约的参加国应制定反对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所以该法的范围较窄，仅针对侵犯工业产权行为的限制。1956年为了防止大企业凭借经济实力以不按期支付加工费、修理费等，故意压价、任意中断承包关系等形式欺负下承包的中小企业，为维护公平竞争而颁布了《下请代金支付延迟等防止法》。1962年为了制止企业以赠送礼品、发彩票、对商品质量或效用作夸大宣传和虚假表示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颁布了《不当赠品与不正当表示防止法》。
日本的竞争法体系中，《禁止垄断法》是中心，其目的是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量的过度集中，排除以联合、协定的方式对生产、销售、价格和技术不正当的限制以及其他一切对事业活动的不正当约束，从而达到促进公平、自由的竞争，使国民经济发展。
为了对公司经营活动进行必要限制，除《日本商法典》第二编作了原则性规定外，1938年制定了《有限公司法》。1922年的《破产法》历经十四次的修改，同时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和议法》（1922年）和《公司更生法》（1952年）。还有1946年颁布、为了禁止超过政府规定价格的买卖、禁止不正当高价和暴利行为的《物价统制令》，另外还有1959年的《商标法》、《专利法》和《广告法》等等。
对于竞争秩序的维持，除了公正交易委员会执行有关法规之外，有关行业的企业协会也组织全行业或该地区行业参加，依据有关法律制定出本行业的公正竞争规约，报公正交易委员会认可后即成为参加企业共同遵守的准则。这种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做法，是对政府管理企业的一种补充，也是企业贯彻执行竞争法规、遵守正当竞争秩序的体现。
五、中日企业立法比较研究得出的启示
中日社会制度、国情及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两国的企业立法各有所长和不足，相互间不能单纯地移植和全盘照搬。但我们可以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对我们有用的好做法，总结自己的立法经验和提高立法水平。综观中日企业立法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分离，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制等新形式的出现，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适应时代要求、较为完善的企业立法，以巩固改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