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刑事诉讼法

A. 民国时期是指哪几年

中华民国纪年以1912年为开始，以1949年为终，共38年。

拓展资料

中华民国位于亚洲东版部、东临太平权洋。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

1904年秋，孙中山在美国发表的英文著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当中旗帜鲜明地率先提出：中国未来新生的共和国当以“中华民国”为国号;只有“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是“中华民国”一词的最早出现。

1905年8月，孙中山将此前所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作为同盟会宗旨写进《中国同盟会总章》，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政治纲领。就在此时，他最终为将来新生的共和国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明确表示：“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

B. 民国资料

中华民国1912--1949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中华民国的创立民国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19世纪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小团体的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一场真正的下层革命，从来不单纯是少数英雄的业绩，而必然伴随着广大人民的普遍觉醒。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北方各省民变迭起。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骚动时有发生。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政府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实行预备立宪，等等。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小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部倾轧日益激烈。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见四川保路运动）。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乘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制的省咨议局变为鼓动独立的机关。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弃职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拥护独立。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 上海、 江苏、 贵州、 安徽、 浙江、 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势。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长江上下游革命势力联为一气，南方各省均告光复。湖北和上海军政府都倡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决定在临时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代表会议还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在南京召开大总统选举会。经过反复协商，革命党领导人多主张推举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仍留在武昌。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中华民国的诞生
中华民国诞生以前，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可是在政治上，则都是帝王专制，人民没有自主的权利。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正值欧美西方国家工业兴起日渐犟大，中国的满清王朝不和外国来往，以为中国仍是天下最犟的国家。到了十九世纪，满清王朝政治腐败，国力衰弱，中国境内动乱不断。而西方列犟也就以它们犟大的经济力量，和锐利的武器，趁机侵略中国。满清政府的无知和无能，使中国几乎沦落到被瓜分的亡国命运。从西元一八四零年中国和英国发生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后，列犟看出中国的衰弱，就展开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几次遭到失败，不断地割地赔款，使中国人几乎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而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以后，深深体会满清政府腐败，没有能力挽救中华民族的厄运，於是决定倡导国民革命，倾覆满清建立民国。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成功武昌起义，并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带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响应。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业已独立的17个省，派出代表，推选刚刚返国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12年1月至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临时宪法，南京为临时首都。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下，宣统帝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为一大中华民国”；至此，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与继承大清帝国。1912年4月孙中山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此后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即是北洋政府。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国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国歌为取自尚书大传虞舜篇的《卿云歌》，其中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攻克北京，改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简称“平”），并立南京为首都（简称“京”）。国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其后东北易帜），并订于国府的《训政时期约法》中。“约法”相当于宪法。卿云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训典礼所撰训辞“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为国歌，并沿用至今。
根据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军政”时期在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结束，“训政”时期开始。由于国共内战继续，以及日本侵华，直到1946年方订定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颁行，训政时期始告结束。1936年5月拟定“五五宪草”预备正式立宪。后因中日战争爆发，立宪遂向后拖延。当时国民政府主席为林森（1932年－1943年），行政院长为汪精卫（1932年－1935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蒋介石（1932年－）。汪精卫因屡遭国民党内压力，后出亡河内，与日本接触，应允反共，停止抗日，于1940年在南京另组一个汪伪国民政府。该政府仅获教廷、意大利、纳粹德国、伪满洲国的承认。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东京。
1937年，日本先后攻陷华北、淞沪、南京，占据中国大量领土，国民政府被迫自南京迁往重庆，展开十四年抗战的后八年全面抗战。当时，中华民国所属国民革命军投入战争计步兵128个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旅，20个独立团，正规军合计170万人。
1937年-1945年间，国民革命军所属第五军、第十军、第十三军、第十八军、第二十六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九军、第七十四军，新一军及新六军总计与日军共在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中较量，伤亡人数高达330余万人（含1937年至1945年间的补充兵员）。国民革命军虽因装备等因素无法取得绝对优势，但也于台儿庄、淞沪、长沙、独山等正规战，上海、笕桥等空战中给予日军重创。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中美英正式对日德意宣战，中国战区遂正式成为二战盟军反法西斯战争战场。盟军委托蒋中正任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高棉，高棉为今柬埔寨、老挝）统帅，派史迪威中将任蒋参谋长。英国封锁之滇缅路亦开放向中国后方运补。同时，国军也派出精锐部队远征南方，留下了转战缅因、血战昆仑关等事迹。
1945年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先后投下核武器，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于9月2日与盟国签订降伏文书，接受《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规定、归还占领之外国领土。遂即满洲国瓦解，汪精卫政府覆亡，台澎诸岛后由中华民国进行接收。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国民党虽然也宣布批准政协决议，但提出许多保留条件。接着，在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则公然不承认政协会议的约束力，继续鼓吹一党专政。同时对全国人民要求遵守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的活动横加破坏镇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李闻血案”及“下关惨案”等流血事件。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国共谈判也转到南京举行。蒋介石借口共产党拒绝从苏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调集二十万军队，于6月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 百万雄师强渡长江， 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 于23日解放南京。 中华民国在大陆最后一届反动政府垮台，宣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接着，解放军攻占上海、 杭州、 南昌、武汉等城市，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三万余人，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两广、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后又退到四川，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分路展开追歼战，席卷两广、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绥远、新疆、湖南、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蒋介石带领余部逃往台湾省，仍沿用“中华民国”。
双十节
“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诞生日，源起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辛亥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1894年11月(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为总理的皇族内阁。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社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
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C. 国民政府《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原则有哪些

中华民国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自,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方面采取的是以下哪一原则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诉讼法在证据制度方面采取的是以下哪一原则_ 学历类-中国法制史 以下试题来自:综合课中国法制史-9 单项选择题中华民...

D. 中华民国成时颁布的法律文献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十年内战时期，是国民党政权初步形成版基本法律权框架的重要阶段。1928年3月，第一部刑法典由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施行。1929年至1931年，长达千余条的民法典五编及其施行法相继颁布。1935年，继第二部刑法典公布以后，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亦相继颁行。1936年5月，第一部宪法草案完成，至此“六法”体制的基本框架大体成形。同时，一些与之相配套的低位阶的法规如法院组织法、考试法、公司法、票据法、商标法、土地法、会计法、公务员惩戒法等也陆续公布施行。《中华民国宪法》

E. 简述中华民国时期的“六法”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包括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两大部分。成文法在南京国民政府法内律体容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通常被概括为“六法”，其汇编被称为《六法全书》；不成文法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重要的法律渊源，它们是成文法的重要补充。虽然当时的不成文法都无须经过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和公布，但都具有法律效力，都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成文法也是当时法律体系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成文法方面，《六法全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本法典，是“六法”及其相关的单行法律和法规的汇编，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成文法的总称和当时法律体系的主体。南京国民政府成文法之所以被称为“六法”，是因为其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是由六大类基本法典所组成的，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民法与商法合而为一，不再是两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统称为民商法，因此邵分学者认为，行政法应当取代商法成为六法之一，这样所谓“六法”就是指宪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行政法这六部基本法典。

F. 民国时期比较有名的法学家有哪些

宋教仁（1882～1913），桃源县人，字遯初，号渔父。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1899年与胡瑛、覃振、瞿方书、孙迪卿、田荆华等人由杨吉陔、陈犹龙主盟，加入会党组织 “富有山堂”。1904年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5年后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等刊物。1906年，前往东北运动马匪，策划东三省革命。在东北期间对间岛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写成《间岛问题》一书，以确凿证据证明延吉为中国领土。当时中国政府正为延吉的归属问题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苦于缺乏证据，该书为谈判获胜提供了极大帮助。1910年至1911年，与谭人凤等组织中部同盟会，策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建临时政府，系《临时约法》的主稿人。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法制院院长、农林总长等职，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任代理理事长。坚持“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的主张。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结果，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他亲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被人刺杀于上海火车站，时年31岁。其著作有《间岛问题》、《宋教仁集》。

覃振（1885～1947），桃源县人，字理鸣，原名道让。1904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次年加入同盟会，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法律系。1908年归国，准备发动起义，事泄，被捕入狱四年。辛亥革命时获释，任湘、桂联军督战官，继任湖北军政府秘书。 “二次革命”时，到湖南策动讨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湘支部长。后参加护法运动。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命覃振兼任总统府法制委员。1924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参加北京西山会议，与邹鲁、谢持、居正等人组成“西山会议派”，坚持反共。历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立法院代理院长、司法院副院长等职。作为民国政府法律方面的主管官员，1934年发表了《司法改革意见书》，提倡组织法律改造委员会，提前修改民、刑诉讼法，试办陪审制度，提高法官待遇，试办巡回审判，法官制服之改正，限制律师资格，酌采流刑，监狱整理等司法改革措施。并为废除领事裁判权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2月19日，以覃振牵头共四人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对于撤废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应由政府向有关各国交涉早日实施以维我法权之完整案》。1947年年4月18日，覃振病逝于上海，终年63岁。弃世时家无余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颁国帑为之治丧，国葬于长沙岳麓山。

黄右昌（1885～1970），石门县人，字黼馨，笔名凄江子。1899年就读于湖南时务学堂。1902年入日本岩仓铁道学校，后转入法政大学。归国后，历任湖南省私立及公立法政学校民法教授。民国成立后，任湖南省湖南省立第二法政学校校长。1918年4月，当选国立北京大学法科学长，兼任法律门主任。五四运动后，撤科改系，出任北京大学法律系第一任系主任，至1922年4月。同时兼本系教授，主讲民法、罗马法等课程，与王世杰等主编《北大社会科学季刊》。又兼任国立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讲师等职。1930年至1947年，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8年9月至11月，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后回湖南大学法律系任教授。著作丰富，有《罗马法与现代》、《民法诠解》、《民法诠解继承论》、《民法释义亲属论》等。1949年8月，他参加了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宣言的签名。新中国建立后，他继任湖大教授，后应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之聘，任中国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86岁。

戴修瓒（1887-1957），常德县人，字君亮。日本中央大学毕业。著名法学教授，历任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教务长、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河南司法厅长、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上海法学院法律系主任、中国公学法律系主任。1931年9月来国立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1933年7月继何基鸿为法律系主任，直至抗战爆发。长沙临时大学时期，被选为法律教授会主席。1938年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仍被推选为法律系教授会主席。但迄是年7月，戴先生仍未到校。联大常委会议决，改任燕树棠先生为法律系教授会主席。先生长期执掌国立北京大学法律系，擘画经营，多有兴革。抗战前曾在法律系主讲债编总论、法院组织法、票据法、保险法等课程。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大期间，同时身兼数门课程，如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债权分论、刑事诉讼法等，爱育英才，不遗余力。任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法官时，曾为“七君子”辩护。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民法债编总论》、《票据法》、《刑事诉讼法释义》等。

陈瑾昆（1887～1959），常德县人。1908－1917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归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奉天省高等审判所推事和庭长、修订法律馆纂修、大理院推事、最高法院院长。1933年曾任国民党政府司法官。1919－1938年间，任北京大学、朝阳大学等校教授。1946年去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就职于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和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华北人民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第一、二、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最高人民法院委员、顾问等职。曾参加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工作。他主张新中国应加强刑法的制定，司法工作应坚持审判独立；并在犯罪因果关系问题上主张“意思自由论”，即犯罪是意思作用之结果，应有罪必罚。主要著作有：《刑法总则讲义》（1934）、《刑事诉讼法通义》（1930）、《民法通义总则》（1930）、《民法通义债权总论》（1930）、《民法通义债权各论》（1931）等。主要译著有：《民事审判实务学》（日文版）和《公证法及实务学》（日文版）等。是享誉中外的著名法学家。1959年去世。（高杉整理）

G. 晚清到民国法律是怎么样的

清末修律开始大规模吸收外国法律，废除了清朝原来的封建法律。因为修律开回始后不久清朝答就灭亡了，所以很多新修的法律还没来得及实施，但那些法典或法典草案被民国政府继承，称为民国时期立法的基础，民国时期的法律分成六个部门，就是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合称六法全书。那时的法律已是近现代法律，总体上偏向英美法系。

H. 三、论述题 论述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这是网络百科中的描述，看了下还是比较全面，如果是考试，不用写那么多，找些重点即可，一般为前几个原则：

基本原则概述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讼阶段，公、检、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都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在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学中，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往往被称为“刑事诉讼之主义”。民国时期学者也有类似用法。
编辑本段特点
作为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行为准则，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以下特点：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现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这些基本法律准则有着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例如，审判公开原则要求法院的审判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应当向社会公开，使得审判活动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这是审判程序公正的基本保证，也是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
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那些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政治或理论原则，只要没有由刑事诉讼法作出明确规定，就不属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刑事诉讼和其他性质的诉讼必须共同遵守的原则，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审判公开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原则；等等，我们称之为一般原则。另一类是刑事诉讼所独有的基本原则，如：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原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即刑事诉讼的特有原则。
3．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一般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规范和调整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原则，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不仅国家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遵守，而且各诉讼参与人也应当遵守。一些具体的制度或原则，由于只适用于刑事诉讼的某一阶段或仅对某一专门机关或诉讼参与人有约束力，只解决具体的诉讼问题，因此不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如：两审终审、上诉不加刑等。
4．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基本原则虽然较为抽象和概括，但各项具体的诉讼制度和程序都必须与之相符合。各项具体制度、程序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化，如果违背了这些制度和程序，就违反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法律规范，是公安司法机关长期实践经验和优良传统的总结，反映了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和基本要求，对于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合理的刑事诉讼原则体系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化。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而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对刑事诉讼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完善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有利于指导立法机关合理设定公安司法机关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从而建立科学的程序机制，建立合理的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其次，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还指导着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对公安司法机关及诉讼参与人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提高依法办案和依法诉讼的自觉性，确保刑事诉讼活动的正确、合法、及时进行有重大作用。总之，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与刑事诉讼的目的和任务紧密相连的，是指导人们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重要保证。
编辑本段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侦查、检察、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
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这一规定确定了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的基本原则。具体说来，这一原则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属性，只能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专门机关依法行使。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行使。当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条和第225条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依法行使公安机关所享有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权力；监狱对于监狱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可以行使侦查权；对于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军队保卫部门也可以行使侦查权。
2．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应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别行使，而不能相互代替和？昆淆。作为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公安机关负责对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并在侦查过程中享有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的权力。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法律监督权，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法院的审判活动和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有权对其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有权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作为国家的司法裁判机关，法院行使审判权，有权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严格遵守法律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一规定确立了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则。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必须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更不得侵害各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这里所说的“其他法律”，是指所有与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法律，如刑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律师法、人民警察法等。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诉讼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的，有关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权依法提出申诉和控告。有违反法律程序行为的机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判有违反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审判组织不合法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违法情形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的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确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加以干涉。
这一原则所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集体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而不是法官、检察官个人独立行使职权。由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实行不同的领导体制，因此它们独立行使职权的主体范围有所不同。人民法院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每个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各自独立，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只能通过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来进行，上级法院不能直接指示下级法院如何办理具体案件。就每个人民法院内部而言，独任法官和合议庭成员对一般刑事案件有独立判决权，但是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与人民法院不同的是，人民检察院的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关系，全国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使检察权。在刑事诉讼中，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办案工作作出指示，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服从。就每个人民检察院内部而言，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和抗诉，均由检察长决定，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尽管这一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整体独立行使职权，但是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实践明确显示，法官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正享有越来越大的审判权。
2．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不得实施违反法律程序和规则的行为。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这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依靠群众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特点之一，体现在第6条、第50条。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规定确立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
“分工负责”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按照法律的规定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和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负责审判。分工负责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职权，既不得互相代替，也不得互相推诿。
“互相配合”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互相支持和合作，互相协调，使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衔接，共同完成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的任务，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互相制约”的含义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互相监督，互相约束，防止发生错误和及时纠正错误，正确执行法律。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密切相关、缺一不可的。其中，分工负责是前提，配合和制约是三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顺利进行刑事诉讼的保证。贯彻这一原则，有利于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使法律得到准确有效的执行。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一原则的基本内容有：
在我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
在立案阶段，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是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最后一关。
在审判阶段，人民检察院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同时，监督法庭审理活动。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卜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人民检察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
在执行阶段，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批准的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有权以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有权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1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另外，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
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这一原则包括以下内容：(1)各民族公民，无论当事人，还是辩护人、证人、鉴定人，都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陈述、辩论，有权使用本民族文字书写有关诉讼文书；(2)公、检、法机关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要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公告、布告和其他文件；(3)如果诉讼参与人不通晓当地的语言文字，公、检、法机关有义务为其指派或聘请翻译人员进行翻译。
刑事诉讼是查明案件事实，适用刑法定罪量刑的过程。为保证这一过程正确而顺利地进行，为保障在诉讼中不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应保障各诉讼参与人有权了解与自己有关的诉讼活动的内容，保障被告有权知道自己所受指控，并在诉讼过程中发表意见，进行辩护。如果不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诉讼参与人就很难了解案情，无法有效行使诉讼权利。具体而言，实现这一原则具有重大的政治和诉讼意义：(1)有利于贯彻宪法规定的民族平等原则，保护各民族公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进而保护他们相应的实体权利，加强民族团结和合作，促进各民族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2)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法律允许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陈述案情，提供证据和进行辩论，有利于公、检、法机关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3)为刑事诉讼其他原则的实现提供保障。没有这一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辩论原则等都很难实现。(4)有利于当地群众了解案件和诉讼情况，对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从而加强公民的法制观念，提高他们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
审判公开除法定情形外，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必须公开，既要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又要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有权为自己辩护。自审查起诉阶段开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权委托辩护人。在审判阶段，被告人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关条件的，法院应当指定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2．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根据这一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从而有效地行使辩护权。
3．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人民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应当及时告知未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在法定情形下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在法庭审判中，人民法院应当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依法辩护行为不受干扰。当然，这一规定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同样适用，这两个机关也都有义务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
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
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在刑事诉讼中，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利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权依法只能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审判权包括定罪权与量刑权。人民法院是惟一有权确定某人有罪和判处刑罚的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诉和提起公诉，但它们对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认定，只会带来诉讼程序意义上的效果，而不是终局的有罪判定。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决，才是国家对被告人有罪结论的权威宣告。
2．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依法作出。在刑事诉讼中要确定被告人有罪，人民法院必须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过开庭审理查明事实，以法律为依据作出有罪的判决，并且将其公开宣告。未经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人民法院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这一原则的精神：废除了人民检察院原来曾长期拥有的以免予起诉为名义的定罪权，使定罪权由法院专门行使；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一律称为“犯罪嫌疑人”，而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则改称为“被告人”；检察机关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合议庭经过开庭审理，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这项原则的含义是：
1．诉讼权利是诉讼参与人享有的法定权利，法律予以保护，公安司法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剥夺。不仅如此，公安司法机关还有义务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对于刑事诉讼中妨碍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各种行为，公安司法机关有义务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2．诉讼参与人在其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采用法律手段依法保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如控告或请求公安司法机关予以制止，有关机关对于侵犯公民诉讼权利的行为应当认真查处。
3．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得到保护，并不意味着诉讼参与人可以放弃其应承担的诉讼义务。公安司法机关有义务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也有权力要求诉讼参与人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否则，刑事诉讼就无法顺利进行。
依法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贯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公正和文明的标志。只有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才能使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才能使诉讼参与人积极参加诉讼，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证刑事诉讼的任务和目的得以实现。同时，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还有利于促进公、检、法机关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从而充分行使职权，有效查处和打击犯罪。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15条确立了具有法定情形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具体说来，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主要有：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刑法规定了对于刑事犯罪的追诉期限：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超过上述法定追诉时效的，一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特赦。这种特赦命令具有终止刑事追究的法律效力。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被害人提出告诉为前提。被害人没有提出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对这类案件的追究就失去了法律基础。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刑法实行罪责自负、反对株连的原则，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追究刑事责任已经没有意义，因此不予追究。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对于上述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具体说来，在立案阶段，人民法院发现自诉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受理。公诉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作出不立案的决定。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以判决宣告无罪。对于其他几种情形，一般应以裁定终止审理。不过，根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据材料，能够确认已经死亡的被告人无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项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里的外国人包括具有外国国籍的人、无国籍人以及国籍不明的人。我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我国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外国人应与中国人一样，应遵守中国法律。当外国人的行为触犯刑法，应当受到刑事追究时，公安司法机关应当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立案、侦查、起诉及审判活动。
2．依据国际惯例，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外交途径解决。依据1986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包括：外国驻中国使馆的外交代表以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员；途经中国的外国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有中国外交签证或者持有外交护照来中国的外交官员；经中国政府同意给予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其他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上述人员在中国犯罪的，不受我国法律刑事管辖，而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解决方式可以是建议派遣国将其召回，依法予以处理；或者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令其限期出境；或者由我国政府宣布将其驱逐出境。
刑事司法协助
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互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这一规定确立了刑事司法协助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协助，是指我国司法机关与外国司法机关之间。根据相互缔结的条约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以及互惠原则，互相协助，代为进行某些刑事诉讼行为的活动。
刑事司法协助原则的基本含义是：
1．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是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这里的司法机关是广义的，包括双方法院和检察机关。我国于1984年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因此我国公安机关与外国警察机关的协作通常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司法部司法协助局作为我国对外进行司法协助的中央机关负责对外联系。
2．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包括我国与外国缔结的条约或者协定、我国参加的载有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条约以及国际公认的互惠原则。
3．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主要包括代为送达文书，代为调查取证，互相委托进行鉴定、勘验、检查、搜查和扣押，互相代为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互相移交物证、书证等证据。另外，刑事司法协助还包括引渡这一重要的内容。所谓引渡，是指一国将当时在其境内而被他国指控犯有罪行或者判过刑的人，根据他国的请求，移送该国进行审判或者处罚的制度。我国与外国的引渡以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为依据。

I. 我想要一些关于民初和民国时期的资料

民国初期上海妇女服饰发展的脉络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的不仅仅是封建帝制，而是一种观念，封建的等级观念，

歧视妇女的男女不平等观念，束缚人们自由思想的僵化观念。民国的建立，不但象征中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满族独大、唯我独尊的思想也被抛入历史的垃圾箱。一切上层建筑的东西必将反映到经济基础上来，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服装是最表象最直接最活泼的元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服装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随着革命的成功，封建等级观念的被抛弃，人们最想用来表现这种变化的首先反应，最显眼的就是通过服装了。那时，中国社会民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毫无顾忌的剪辫,当时“剪”与“留”,已经成为革新和保守的分水岭。虽然偏远的乡村仍不轻易接受，但这股历史潮流却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其次是服制形式大变,按品级穿衣的清代旧习已经取消，官吏衣着和顶戴都被淘汰。城市中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其次，城市中先进的市民兴起了一场服饰革新，旗装被当作旧时代的产物扔掉。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旗人盛装虽然消失了,但是旗袍仍然存在,，而后日渐流行起来

但是，对于服装制度的抛弃却是很难的，形式是可以改变的，制度却是要保留的。这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制度与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礼”字，在各种正式场合中，礼制是必须遵守的。在封建社会中，服制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做错了事，可以“既往不咎”，穿错了衣服那是要杀头的。晚清时期，男子服饰以马褂、长衫为主。民国初年还沿习了这一习惯。长袍马褂既可当作出客礼服，也可当作一般便服。穿这种服式的人大多为中上层市民，或者政府官员、职员、商人、教师等，一般劳动人民还是穿短服。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在款式、质料、色彩及具体尺寸上都有一定的格式。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则可不拘。上海由于气候的关系，在初春或深秋季节，有些寒意，人们就在长衫之外，加着一件无袖马甲，以代马褂。与此同时，虽然长袍马褂作为一种传统的流行服装，但上海穿西装的人依旧不少，可以说是马褂和西装革履并行不悖。

民国初建，关于服制的思想乃根深蒂固，只不过在形式上有了改变，骨髓里还是旧东西在作祟。民国元年政府规定了男女礼服的形制,男子有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分昼礼服和晚礼服两种,均采用黑色衣裤和领结。常礼服有西式和中式两种,中式即长袍马褂,女子礼服是身长齐膝,有领,对襟式,裙的前后有镜面，两侧做裥,两端有带结的式样。

后来参议院通过了“女子礼服制，”从法制上通过了对女子服装的新规定，但新服制的出现遭到了妇女界的反对，一些激进的新女性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谈社英指出：“服制虽仅为形式上之关系，然国礼所系，不可不慎。”她指出，参议院一些人模仿西方习俗，对男子规定什么大礼服、常礼服，日间夜间衣服不同，帽子鞋子也各有讲究。“对于女子，则不然，挟轻率藐视之见，草草制定，衣裙一乃旧式，冠履更付缺如，岂女子之于男子，不能平等有如是焉？无他，此正吾人无参政权之一棒喝也。夫女子，使能占一议席者，则于提议服制时，即可有所建议，不致如今之简陋不适于用矣。说者乃有以女子参政权为不急之务者，是真欲永久奴隶我女界耶。”（谈社英：《女子礼服足称制定耶》见《神州女报》1912年第一期，）

后来广东女界开会反对女子礼服之制，并联络上海女界共同研究，并准备联络全国妇女团体共同商量。虽然有了新的服制，但广大的上海女市民对于制度方面的事情并不在意，除了少数上层知识女性对此表示文字上的讨伐以外，大多数的上海女性表示了一种随意性，但也不公开反对，她们的实际态度是：礼服只是一种形式，只有在极少的正规场合中使用，上海人可管不了那么多，更多的是她们喜欢自由活动、自行其是，条文归条文，行动归行动，在服装上翻尽了花样，民国初年上海的妇女服装界呈现了非常活跃的局面.

J. 求关于中华民国的立法成就,一道论述题,重点放在六法全书上

《六法全书》
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法规汇编。最初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6项法律。后来将商法拆散，分别纳入民法和行政法中，而以行政法取代商法作为六法之一。除6项法律外，还包括各种单行条例。《六法全书》主要仿效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也继承了清末和北洋政府的具有封建性的法律传统，是封建法律、资本主义法律和法西斯法律的混合体。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1949 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同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根据这一指示，向所属各级人民政府发布了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一切法律的训令，《六法全书》至此被废。

南京国民政府的民事立法
●周 农

南京国民政府的民事立法以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德国、日本以及瑞士等西方国家的法律为蓝本，并在修正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的民事法律思想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在此基础之上，南京国民政府的民事立法在社会本位思想指导下，采取国家干涉主义原则，对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司法三大原则进行了积极的限制与修正，将国家整体利益置于国民之上，强调“社会之安定”、“经济事业之保养”，以及“社会各种实现利益之调节平衡”，从而实现“谋求全体人民共同幸福”的理想。
南京政府初期的民事立法，汲取了清末修宪以来的立法经验，基本上改变了此前立法中仅将旧有的判例、习惯、法条，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整理，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具备了现代民法的特征。当时胡汉民在《民法物权编精神》中指出：“在我们所订的民法物权编中，还有典权一项，为世界各国所没有的。我国旧草案，也想不要它。但经我们再三考虑之后，觉得不动产典乃是我国固有的习惯，与外国不动产以为担保权的，很有不同。”这是对保护人民财产权力的一种体现。
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与改造中国这一传统的物权时，摒弃了典雇妻女、典妻产子、得子放赎的封建陋习，而使之成为一项具有当时中国特色的，并适应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过渡的经济担保制度。
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亲属法先决各点审查意见书》中，就亲属的改进确立了立法原则，据此规定，“查亲属之发生，或基于血统，或基于婚姻，故亲属之分类，应定为配偶、血亲、姻亲三类。”中国封建社会中，婚姻关系是夫为妻纲，而在南京政府的民法中依据“中政会”的立法指导原则，基本改变了这一社会传统。在民法亲属编婚姻章中，关于婚姻关系的条款里体现了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原则，并规定了结婚的限制范围、结婚的法定年龄。
在废除中国封建宗法宗族制度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又创立了新型家制。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审查意见书认为“家制应设专规规定之。”而家庭的确切概念，应以永久共同之生活为目的而居聚之亲属团体。
在亲属、继承两篇法例经立法院通过后，胡汉民在立法院又进一步讲述《民法亲属继承两篇中之家族制度》，对于我国继承制度的改革，胡汉民阐述道：对于亲属分类，除配偶外，分亲属为宗亲、外亲、与妻亲三类。此种分类法，是封建社会以男系为主的宗法制产物。在新民法中则应尽行改革，代之以血统及婚姻为主，应分为配偶、血亲及婚姻三类；在遗产继承上也应废除封建的宗祧继承。
此后，在南京国民政府民法的“继承编”中，彻底地否定了宗祧继承制度，强调在继承上男女地位的平等；明确规定了配偶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规定了继承人的范围、顺序，并采取了特留财产制度。但是，“继承编”也仍残留了一些封建继承观的影响，如有关非婚生子女继承权的确认。
南京政府的民法立法中屏弃了宗祧继承、男尊女卑等传统陋俗，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家庭关系。但由于封建传统在人们心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影响，故而当年的民事立法中仍然无法避免地保留了一些固有的传统习俗。虽然如此，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所完成的从立法到司法的一整套民法制度，还是最终取替了封建的旧制，在形式上建立起了现代中国的民法体系。
http://www.unity.cn/2936/cc3.htm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方社会本位民事立法思想的继承与改造
http://www.haolawyer.com/article/Print.asp?id=10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