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的线性模式
㈠ 刑事诉讼的“三角结构”比“线形结构”更有效率，更注重人权的保障。 这句话是对的吗
对的~法学界将诉讼结构分为“线性的诉讼结构”与“三角的诉讼结构”。回前者主要答是强调公安、检察、法院的相互配合；后者主要强调法院居中，公安、检察机关作为接受裁决者，强调三个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作用。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往往过于强调公安（纪检）、检察院、法院合力打击犯罪的方面，而忽视监督与制约的另一方面，诉讼程序基本上属于“线性诉讼结构”。在这种诉讼结构下，公安、检察、法院都只是处理刑事案件流水线上一道道“工序”，被告人则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公、检、法是合力打击犯罪的工具。因此，公安（纪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定的罪名，检察机关、法院往往一认到底，检察机关对于公安、纪检认定的罪名与犯罪事实和法院对于检察机关认定的罪名与犯罪事实，往往给予确认，而不是居中裁决，作出独立判断，起到把关与制约作用。《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们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的趋势，诉讼结构也在朝着“三角的诉讼结构”转型，但是，“线性诉讼结构”的惯性仍然强大。
㈡ 我国刑事诉讼的形式
刑事诉讼的概念：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活动，即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分子的活动。
刑事诉讼的历史类型
一、刑事诉讼历史类型的概念
刑事诉讼的历史类型是以某种标准为依据，对历史上存在过的和现代的刑事诉讼所作的划分或分类。
刑事诉讼本质的历史类型：以阶级实质为标准对刑事诉讼的分类。
刑事诉讼形式的历史类型：以表面特征为标准对刑事诉讼的分类。
二、刑事诉讼本质的历史类型
（一）奴隶制社会的刑事诉讼
奴隶制社会刑事诉讼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
1．刑事诉讼是维护奴隶占有制的社会秩序的工具，它公开保护奴隶主享有种种特权，同时对广大奴隶实行野蛮、残暴的镇压。
2．奴隶制社会的最高司法机关是皇帝。
3．奴隶制社会一般都实行过神明裁判或神示的证据制度。
（二）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
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最显著的特点：竭力维护封建地主阶级享有的特权，残酷镇压广大农民。
封建社会的最高司法机关同样是皇帝。
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特别重视被告人的口供和广泛采用刑讯的方法。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
资本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工具。
其次，资产阶级在法律上规定了禁止刑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法官独立、审判公开以及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等诉讼原则，比封建社会有进步。
另外，资产阶级刑事诉讼的形式和评定证据证明力时所依据的原则或标准，也已不同于封建社会。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
社会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是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主义统治秩序的工具。
社会主义刑事诉讼继承历史上一切先进的、民主的、科学的法律思想和诉讼原则，同时在总结人民自己的司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新的诉讼原则。
在审查判断证据方面，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反对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和单凭口供定案，强调调查研究，尊重客观事实，服从客观事实。
三、刑事诉讼形式的历史类型
（一）弹劾式
弹劾式诉讼的特点
1．"不告不理"。诉讼的进行主要是依靠当事人双方的积极性，诉讼是否提起完全取决于受害人。
2．法官在诉讼中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法官只负责审判不执行控诉职能。
3．需要依靠神明裁判时，就会采用决斗等办法并根据所谓神示的结果作出判决。
4．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和权利是平等的，可以进行对质和辩论。
5．弹劾式诉讼形式下的审判一般都是公开的，并通过言词辩论的形式进行。
（二）纠问式
纠问式诉讼的特点
1．国家官吏依其职权主动地追究犯罪。
2．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实际上都不具有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3．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不分，法官集审判权、起诉权和侦查权于一身。
4．同野蛮的刑讯、拷问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5．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
（三）混合式
混合式诉讼既有弹劾式诉讼的许多特点，又有纠问式诉讼的某些特征。
在混合式诉讼形式下，刑事诉讼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法庭审判前的侦查追诉阶段和法庭审判阶段。这两大诉讼阶段界限分明，各有各的特点。
在审判阶段，弹劾式诉讼的特点体现得比较充分。混合式诉讼的法庭审判，也是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混合式诉讼中的审判职能和控诉职能是分开的。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的诉讼地位是对等的，都是诉讼主本。混合式诉讼中的法庭审判都是采用言词辩论和直接讯问等方式、方法，同时一般都是公开进行的。
法庭审判前的侦查、起诉阶段，纠问式的特点有所体现。在混合式诉讼中，均实行以国家追诉为主的原则。被告人在这个诉讼阶段的地位、应享有的权利以及与追诉者之间的关系等，同法庭审判阶段相比，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混合式的侦查、起诉过程，一般都不公开，不通过辩论的方式进行。
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形式：一般指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英美法系国家法庭审理所采取的方式是交叉询问，即由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对彼此传唤到庭的证人，交替进行所谓"主询问"和"反询问"的方式。法官一般只是处于主持者和指挥者的地位。控、辩双方之间的对抗、辩论等特点体现得比较充分。法官在开庭审理前只能了解起诉书中所列举的事实，对案件的证据材料并不清楚，同时也不能对被告人进行庭审前的讯问。
职权主义的诉讼形式：一般指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法官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是处于审问者的地位，特别是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官始终是依其职权审讯被告人、询问证人和查对核实各种证据的审问者。法官在开庭审理前就能了解全部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同时可以在庭审前讯问被告，可以对证据进行查对核实工作。
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或模式，在1997年1月1日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或模式比较接近，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模式差距较大。1997年1月1日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刑事诉讼模式的某些作法。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概念有个发展过程。八十年代中后期，有专门论述诉讼构造的论文认为：“刑事诉讼刑式，是指进行刑事诉讼的采用的诉讼形式，具体说，就是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诉讼权利和义务及相互关系。陈光中主编《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中的定义非常简明：”诉讼程序的基本结构，是指诉讼主要参与者的组成、诉讼地位和诉讼的基本形式。“而陈光中的学生李心鉴认为：”刑事诉讼构造是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诉讼基本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w张旭教授编著《新刑事诉讼法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所谓刑事诉讼模式，就是指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体现控诉、辩护、裁判三方基本法律地位和基本法律关系的，并按特定程序和规则处理刑事案件的基本方式。“从上述概念表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刑诉构造定义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直到李心鉴提出刑诉构造是控、辩、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才把握住了构造的核心问题。张旭教授在李心鉴的基础上，把疑罪从无的规则纳入这概念，是值得肯定的。
㈢ 刑事诉讼模式的含义，特征以及诉讼模式的理论有哪些
刑事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活动，即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分子的活动。
刑事诉讼模式的特征是：实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原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职权主义的一些合理规定，如在侦查、起诉阶段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单方面采取侦查、起诉行为；在审判阶段由法官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和在庭审中调查核实证据的权利等。同时借鉴当事人主义的有益经验，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在起诉阶段便可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特别是在审判阶段，将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实体性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从而有效地避免法官先入为主，从而客观审案；庭审中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书证首先和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法官即使进行这些活动，也只是起到补充作用而已，而且法官只有在庭审过程中对证据有疑问时才可以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此外，控辩双方不仅可以在法庭辩论阶段可以进行互相辩论，而且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互相辩论。
关于诉讼模式的理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职权主义模式。这种观点流行于20世纪80-90年代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被介绍到中国的初期。主要针对1996年之前的刑事诉讼形态，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在诉讼价值方面关注犯罪控制、在诉讼结构方面重视司法机关的职权发挥，因此，属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二）是混合模式。这种观点主要流行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认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职权主义或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典范，而修订后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遂成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混合模式。
（三）是超或强职权主义模式。随着对西方两大诉讼模式的认知，一些学者越来越发现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与欧洲大陆职权主义还有区别，为此，提出超或强职权主义模式的概念来概括我国刑事诉讼，特别是1996年刑诉法改革之前的刑事诉讼制度。
㈣ 我国刑事诉讼的形式
刑事诉讼的概念：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活动，即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分子的活动。
刑事诉讼的历史类型
一、刑事诉讼历史类型的概念
刑事诉讼的历史类型是以某种标准为依据，对历史上存在过的和现代的刑事诉讼所作的划分或分类。
刑事诉讼本质的历史类型：以阶级实质为标准对刑事诉讼的分类。
刑事诉讼形式的历史类型：以表面特征为标准对刑事诉讼的分类。
二、刑事诉讼本质的历史类型
（一）奴隶制社会的刑事诉讼
奴隶制社会刑事诉讼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
1．刑事诉讼是维护奴隶占有制的社会秩序的工具，它公开保护奴隶主享有种种特权，同时对广大奴隶实行野蛮、残暴的镇压。
2．奴隶制社会的最高司法机关是皇帝。
3．奴隶制社会一般都实行过神明裁判或神示的证据制度。
（二）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
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最显著的特点：竭力维护封建地主阶级享有的特权，残酷镇压广大农民。
封建社会的最高司法机关同样是皇帝。
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特别重视被告人的口供和广泛采用刑讯的方法。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
资本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工具。
其次，资产阶级在法律上规定了禁止刑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法官独立、审判公开以及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等诉讼原则，比封建社会有进步。
另外，资产阶级刑事诉讼的形式和评定证据证明力时所依据的原则或标准，也已不同于封建社会。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
社会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是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主义统治秩序的工具。
社会主义刑事诉讼继承历史上一切先进的、民主的、科学的法律思想和诉讼原则，同时在总结人民自己的司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新的诉讼原则。
在审查判断证据方面，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反对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和单凭口供定案，强调调查研究，尊重客观事实，服从客观事实。
三、刑事诉讼形式的历史类型
（一）弹劾式
弹劾式诉讼的特点
1．"不告不理"。诉讼的进行主要是依靠当事人双方的积极性，诉讼是否提起完全取决于受害人。
2．法官在诉讼中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法官只负责审判不执行控诉职能。
3．需要依靠神明裁判时，就会采用决斗等办法并根据所谓神示的结果作出判决。
4．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和权利是平等的，可以进行对质和辩论。
5．弹劾式诉讼形式下的审判一般都是公开的，并通过言词辩论的形式进行。
（二）纠问式
纠问式诉讼的特点
1．国家官吏依其职权主动地追究犯罪。
2．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实际上都不具有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3．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不分，法官集审判权、起诉权和侦查权于一身。
4．同野蛮的刑讯、拷问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5．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
（三）混合式
混合式诉讼既有弹劾式诉讼的许多特点，又有纠问式诉讼的某些特征。
在混合式诉讼形式下，刑事诉讼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法庭审判前的侦查追诉阶段和法庭审判阶段。这两大诉讼阶段界限分明，各有各的特点。
在审判阶段，弹劾式诉讼的特点体现得比较充分。混合式诉讼的法庭审判，也是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混合式诉讼中的审判职能和控诉职能是分开的。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的诉讼地位是对等的，都是诉讼主本。混合式诉讼中的法庭审判都是采用言词辩论和直接讯问等方式、方法，同时一般都是公开进行的。
法庭审判前的侦查、起诉阶段，纠问式的特点有所体现。在混合式诉讼中，均实行以国家追诉为主的原则。被告人在这个诉讼阶段的地位、应享有的权利以及与追诉者之间的关系等，同法庭审判阶段相比，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混合式的侦查、起诉过程，一般都不公开，不通过辩论的方式进行。
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形式：一般指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英美法系国家法庭审理所采取的方式是交叉询问，即由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对彼此传唤到庭的证人，交替进行所谓"主询问"和"反询问"的方式。法官一般只是处于主持者和指挥者的地位。控、辩双方之间的对抗、辩论等特点体现得比较充分。法官在开庭审理前只能了解起诉书中所列举的事实，对案件的证据材料并不清楚，同时也不能对被告人进行庭审前的讯问。
职权主义的诉讼形式：一般指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法官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是处于审问者的地位，特别是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官始终是依其职权审讯被告人、询问证人和查对核实各种证据的审问者。法官在开庭审理前就能了解全部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同时可以在庭审前讯问被告，可以对证据进行查对核实工作。
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或模式，在1997年1月1日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或模式比较接近，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模式差距较大。1997年1月1日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刑事诉讼模式的某些作法。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概念有个发展过程。八十年代中后期，有专门论述诉讼构造的论文认为：“刑事诉讼刑式，是指进行刑事诉讼的采用的诉讼形式，具体说，就是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诉讼权利和义务及相互关系。陈光中主编《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中的定义非常简明：”诉讼程序的基本结构，是指诉讼主要参与者的组成、诉讼地位和诉讼的基本形式。“而陈光中的学生李心鉴认为：”刑事诉讼构造是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诉讼基本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w张旭教授编著《新刑事诉讼法学原理》一书中指出：”所谓刑事诉讼模式，就是指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体现控诉、辩护、裁判三方基本法律地位和基本法律关系的，并按特定程序和规则处理刑事案件的基本方式。“从上述概念表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刑诉构造定义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直到李心鉴提出刑诉构造是控、辩、裁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才把握住了构造的核心问题。张旭教授在李心鉴的基础上，把疑罪从无的规则纳入这概念，是值得肯定的。
㈤ 刑事诉讼法的三类模式
一、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
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又称对抗制审判模式、抗辩式审判模式，是指法官(陪审团)居于中立且被动的裁判者地位，法庭审判的进行由控方的举证和辩方的反驳共同推动和控制的一种审判模式。当事人的积极性和法官的消极性是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最重要的特征。二、职权主义审判模式
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又称“审问式”审判模式，是指法官在审判程序中居于主导和控制地位，而限制控辩双方积极性的审判模式。与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不同，法官的中心地位和在事实和证据调查中的积极作用，是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主要特点。
三、混合式审判模式
当事人主义实行控辩双方当事人主导推进庭审进程之制，赋予被告人与检控方进行平等对抗的权利，具有鲜明的诉讼民主与程序公正的特点。但是，法官的过分消极被动和控辩双方对审判程序的控制权，又易造成审判效率和发现案件实体真实方面效率的降低，而且诉讼成本高昂。职权主义庭审模式因强调庭审法官的职权作用从而突出了国家的审判职能，固然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以及发现事实真相，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检控方与辩护方参与诉讼的积极性，程序的正义性略显不足。正是由于这两种审判模式都有优点和缺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互相借鉴吸收的改革趋势。英美法系国家开始强化法官对审判程序的控制作用，不再完全放任控辩双方对审判程序的主导；大陆法系国家则通过立法加强了诉讼程序中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允许庭审中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等。如今，纯粹的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或纯粹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已经不复存在。
一方面，由于一国的审判模式受其历史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影响很大，因而尽管两种审判模式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但当事人审判模式和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依然保持了自己最主要的程序特征。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混合式审判模式。这种审判模式是指吸收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和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长处，使两种审判模式融合的一种审判模式。即使在这样一种混合的审判模式中，还是可以看出其中更多地体现了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或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一些程序特征。
㈥ 形式上的刑事诉讼的历史类型有哪些各有哪些特点
刑事诉讼的概念：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活动，即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分子的活动。
刑事诉讼的历史类型
一、刑事诉讼历史类型的概念
刑事诉讼的历史类型是以某种标准为依据，对历史上存在过的和现代的刑事诉讼所作的划分或分类。
刑事诉讼本质的历史类型：以阶级实质为标准对刑事诉讼的分类。
刑事诉讼形式的历史类型：以表面特征为标准对刑事诉讼的分类。
二、刑事诉讼本质的历史类型
（一）奴隶制社会的刑事诉讼
奴隶制社会刑事诉讼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
1．刑事诉讼是维护奴隶占有制的社会秩序的工具，它公开保护奴隶主享有种种特权，同时对广大奴隶实行野蛮、残暴的镇压。
2．奴隶制社会的最高司法机关是皇帝。
3．奴隶制社会一般都实行过神明裁判或神示的证据制度。
（二）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
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最显著的特点：竭力维护封建地主阶级享有的特权，残酷镇压广大农民。
封建社会的最高司法机关同样是皇帝。
封建社会的刑事诉讼特别重视被告人的口供和广泛采用刑讯的方法。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
资本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工具。
其次，资产阶级在法律上规定了禁止刑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法官独立、审判公开以及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等诉讼原则，比封建社会有进步。
另外，资产阶级刑事诉讼的形式和评定证据证明力时所依据的原则或标准，也已不同于封建社会。
（四）社会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
社会主义社会的刑事诉讼是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主义统治秩序的工具。
社会主义刑事诉讼继承历史上一切先进的、民主的、科学的法律思想和诉讼原则，同时在总结人民自己的司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法律思想和新的诉讼原则。
在审查判断证据方面，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反对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和单凭口供定案，强调调查研究，尊重客观事实，服从客观事实。
三、刑事诉讼形式的历史类型
（一）弹劾式
弹劾式诉讼的特点
1．"不告不理"。诉讼的进行主要是依靠当事人双方的积极性，诉讼是否提起完全取决于受害人。
2．法官在诉讼中处于消极仲裁者的地位，法官只负责审判不执行控诉职能。
3．需要依靠神明裁判时，就会采用决斗等办法并根据所谓神示的结果作出判决。
4．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和权利是平等的，可以进行对质和辩论。
5．弹劾式诉讼形式下的审判一般都是公开的，并通过言词辩论的形式进行。
（二）纠问式
纠问式诉讼的特点
1．国家官吏依其职权主动地追究犯罪。
2．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实际上都不具有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3．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不分，法官集审判权、起诉权和侦查权于一身。
4．同野蛮的刑讯、拷问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5．一般都是秘密进行的。
（三）混合式
混合式诉讼既有弹劾式诉讼的许多特点，又有纠问式诉讼的某些特征。
在混合式诉讼形式下，刑事诉讼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法庭审判前的侦查追诉阶段和法庭审判阶段。这两大诉讼阶段界限分明，各有各的特点。
在审判阶段，弹劾式诉讼的特点体现得比较充分。混合式诉讼的法庭审判，也是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混合式诉讼中的审判职能和控诉职能是分开的。当事人双方在法庭上的诉讼地位是对等的，都是诉讼主本。混合式诉讼中的法庭审判都是采用言词辩论和直接讯问等方式、方法，同时一般都是公开进行的。
法庭审判前的侦查、起诉阶段，纠问式的特点有所体现。在混合式诉讼中，均实行以国家追诉为主的原则。被告人在这个诉讼阶段的地位、应享有的权利以及与追诉者之间的关系等，同法庭审判阶段相比，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混合式的侦查、起诉过程，一般都不公开，不通过辩论的方式进行。
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形式：一般指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英美法系国家法庭审理所采取的方式是交叉询问，即由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对彼此传唤到庭的证人，交替进行所谓"主询问"和"反询问"的方式。法官一般只是处于主持者和指挥者的地位。控、辩双方之间的对抗、辩论等特点体现得比较充分。法官在开庭审理前只能了解起诉书中所列举的事实，对案件的证据材料并不清楚，同时也不能对被告人进行庭审前的讯问。
职权主义的诉讼形式：一般指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法官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是处于审问者的地位，特别是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官始终是依其职权审讯被告人、询问证人和查对核实各种证据的审问者。法官在开庭审理前就能了解全部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同时可以在庭审前讯问被告，可以对证据进行查对核实工作。
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或模式，在1997年1月1日前，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形式或模式比较接近，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模式差距较大。1997年1月1日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刑事诉讼模式的某些作法。
在网上找的
希望对你 有帮助啊
㈦ 什么是控辩式审判模式
我国来刑事审判模式正处于由职权自主义走向控
辩式的改革过程之中！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
再次修改，沿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方向取
得了新的进展。如完善了回避制度，规定辩护
人有权申请回避及复议；改革辩护制度，完善
了法律援助制度，扩大了法律援助辩护的适用
范围，强化了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申
请调取证据权及保守职业秘密权等执业权利；
修改证据制度，《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
定了“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
民检察院承担”的规则，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完善了证人保护制度，建立了证人作证
补偿制度；完善审判程序，《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八十八条建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此外，辩护人有权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
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辩
护人可以就定罪、量刑问题进行辩论，等等。
上述新规定都有助于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
深化。
㈧ 谁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诉讼法原理论的资料!
我国1996年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首次详细规定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程序规则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确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的规定为切入点，试图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并对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个长期“被遗忘角落”的重视和思考。
二、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确立
（一）程序规则及程序性裁判的含义
程序规则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规则是相对于实体规则而言的，两者都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因而都须符合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构成。从逻辑构成上讲，每一个法律规则应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部分构成。[1] 行为模式是从大量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作为行为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或标准。行为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可以这样行为；应当这样行为；不应当这样行为；这三种行为模式也就意味着有三种相应法律规则：授权性法律规则；命令性法律规则；禁止性法律规则。法律后果一般是指法律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赋予某种结果。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1）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这种行为合法、有效并加以保护以至奖励。（2）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不予承认、加以撤销以至制裁。[2] 程序规则就是由程序性权利、义务（程序法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后果构成的法律规则。具体到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而言，就是对公、检、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3] 参加刑事诉讼时应当遵守之操作规程以及违反操作规程所承担之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的法律规则。以《刑事诉讼法》第191条为例：“……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违反回避制度的、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等，实质上是对上述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即“不应当这样行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的其它相关法条，共同构成了“不应当从事上述行为”的行为模式。而“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则是行为模式违反时所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程序性行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后果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程序规则。[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种。所谓“裁判”，就是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的行为。“裁判”一词有多种含义，最广义的裁判是指全部诉讼程序，即在诉讼本身意义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诉讼法固有意义上的裁判是审判机关意思表示的诉讼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裁判，在狭义上仅是指，审判机关用公共权力解决被告案件，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无罪的裁判）。广义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诉讼行为中的法律行为（例如，申请回避的裁判、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判等等）。在诉讼法上，裁判一词一般是指广义上的裁判。[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狭义上的裁判仅指法院的实体性裁判，而广义的裁判，却包含了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据程序规则，对诉讼行为适用程序性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例如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时，作出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确立的意义
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实现了刑事诉讼由工具主义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义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法律传统，是工具主义的集中体现。“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与程序规则本身之缺陷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在工具主义的影响下，把程序规则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立法者不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存在致命的逻辑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规则这种缺陷的存在，必然导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后果，程序性裁判更是无从谈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对“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形成和强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程序规则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才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显现出来。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的：人们对某一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而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6] 我国学者还指出：“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进步性、科学性、民主性，就是通过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191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规定，……充分的体现了程序的独立价值。所以，它标志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领域的一个飞越。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实现了由“打击犯罪，发现实体真实”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实”和“人权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转变，尤其是人权保障的目的，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征，以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刑事诉讼规则从“人权保障”的层面来说，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权利，并同时对国家追诉行为进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确定某种程序是否为‘正当程序’（e process），必须视该程序重视‘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权保障与正当程序相提并论。”[8] 当代各国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这种人权保障性程序规则，如无罪推定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等。单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性条款并不算少，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条款大都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缺少基本的规则要素，使得本来的程序规则 沦为“宣言”或“口号”，不能成为程序性裁判的基础，因而实践中收效甚微，刑讯逼供等现象“虽屡禁而不止”。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91条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规定、违反回避制度；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等行为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而使相关的程序规则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机制得以确立，以诉讼程序来保障人权的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有许多程序性“规则”缺少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因而当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通过第191条的规定，已经初步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闪光点”，但是无论从第191条自身来看，还是从整体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进行反思，我认为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避重就轻，局限于法院系统内部的自我约束
纵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规则”缺少“程序性法律后果” ，尤其对于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违法后果。例如刑事诉讼法虽“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却没有规定程序性违法后果。不可否认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相关罪名的规定，如刑讯逼供罪、妨害作证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但是这些“实体性法律后果”只针对违反诉讼程序规则的“人”，而不直接否定“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之果”，因而难免有隔靴骚痒，文不对题的感觉。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如我国学者王敏远指出：“刑讯逼供显然是一种典型的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行为应予实体法意义上的惩罚，但即使行为人承担了实体法上的法律责任，而程序法若无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不得采信的法律后果，就会导致刑讯逼供的行为在实体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证据却在程序意义上被认可。这种局面当然很荒唐，但若没有程序法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却会变成现实。”[9] 陈瑞华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在一项司法解释中也要求各级法院将刑讯逼供所提供的证据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10] 但这种司法解释本身不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也就难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级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并不多。” [11]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从第191条调整的范围来看，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程序性审查，是法院系统内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约束。而事实上，相对于作为国家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来说，法院是一个“利益无涉”的裁判机关，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违反程序的冲动，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关庭审的程序规则。在实践中，法官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要比上述公、检机关违反程序法的现象轻缓得多。因此，第191条的修改虽然迈出了中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却没有针对中国刑事诉讼中最关键、最严重的问题，颇有避重就轻之嫌。当前，由于上述大量程序“规则”缺失“程序性法律后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庭审判大都局限于实体裁判，背离了“裁判”的应有之义。“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价值淹没于“打击犯罪，追求客观真实”的“热忱”之中，公、检机关的程序性违法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司法的顽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 ;
“双重危险”原则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12] ，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个罪行而受到两次起诉、审判和科刑。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和身体上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系列判例，对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了规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决无罪，检察官无权对被告人提起上诉，即使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或者起诉状存在有某种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决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级法院可对其进行第二次审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审判中得到维护，法官一般不得对被告人判处更重的刑罚。第三，如果一项起诉因证据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予以驳回（相当于宣告无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审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在适用范围方面显然要比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更宽泛，后者仅适用于已经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则不限于此。在联邦法院，陪审团一旦宣誓成立，则第一次危险就已经构成，在地方法院，第一个证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险的成立，此时，检察机关一旦撤诉，就不允许重新起诉，否则会使被告人“遭受双重危险”。“不受双重危险”原则当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双重危险”原则，或“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的正当性，主要在于它对诉讼当事人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 如果“随意逆向运行的司法裁判程序还可能使当事人反复陷于诉讼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运长期处于不确定和待裁判的状态。”“而这对于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而言，将是不具备起码的公正性的”[15] ，贝卡里亚在论证刑罚的及时性时也指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是因为：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 [16] 重复审理或程序逆行无疑会带来上述不人道的后果。
通过上面的理论阐述之后，再来审视我国刑事诉讼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们会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受双重危险”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只是约定俗成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我国二审法院贯彻的是“全面审查”原则，因而同时包括了实体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条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仅就现有的程序性违法后果而言，第191条对于一审法院的程序性违法，只规定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法律后果。既没有作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区分，也没有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更没有针对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宪法权利而径行作出有利于被告人之裁判的规定。首先，不可否认，在实践中法院的程序违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而发回重审通常都是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审判中犯有某种对检察官不利的法律错误”，在这种情形下，发回重审，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当性。其次，发回重审并没有次数的限制，在我国没有独立的羁押制度的情况下，案件审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羁押期限，在无数次的发回重审而不裁定解除羁押的情况下，就会使被告人在无限延长的羁押中“遭受多重危险”，不具有起码的公正性。最后，除了规定发回重审的法律后果外，没有规定任何更为严厉或直接的法律后果，例如，在一审中严重程序违法，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径行驳回公诉，改判无罪等，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后果。笔者并不试图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来否定我国的两审终审制和发回重审制度，在我国现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质量的前提下，两审终审是必要的。但对于程序性裁判发回重审问题，我认为应当站在“不受双重危险”的立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结果更为科学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审查的机制，拓宽程序性裁判的范围。我国现阶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据第191条的规定，仅限于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庭审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义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对控辩双方诉讼行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围理应拓宽到一审阶段对控辩双方，尤其是控诉机关诉讼行为的审查，审查侦查、起诉机关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有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违法事实，应当启用程序性裁判对之适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同样的，在二审或再审阶段，仍应继续这种程序性审查。法院庭审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对侦查、起诉行为的“事后审查”。随着人权保障意识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围还应当拓宽到审前阶段，即对侦查、审查起诉行为进行“事中”程序审查，因为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涉及到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应当介入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对程序性问题，例如超期羁押问题、非法取证问题等作出裁判，一则是对国家公权力作出及时限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二则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时救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这实际上是构建审前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实现由行政追诉形态向诉讼形态的回归。[19]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来看，对审前阶段的程序性审查尚未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因而对于审前超期羁押等问题，没有一个合法有力的救济途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2款（二）项明确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但是除了该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确定之外，“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是否为“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从应然角度，该司法解释并不能否定这一理论设想的正当性。为了防止法官对实体问题产生预断，应当组织专门法官或构建预审制度来从事这种审前程序审查。当然，这些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
最后，提高人权保障意识，加大对程序性违法制裁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程序性违法后果的规定，只有第191条的“发回重审”，而且过于简单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违背“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之嫌。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制度，应当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依据“不受双重危险”和“责任主义”原则进行限制和改造。首先，应当区分“发回重 审”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发回重审”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应当对“发回重审”的次数作严格限制，避免诉讼进入无休无止的境地，而且为了防止羁押期限的不当延长，应当同时判令解除被告的羁押状态；最后，应当区分程序违法的程度，对于轻微的程序违法，可以作出纠正程序错误的裁判，而不必“发回重审”，以免被告“遭受双重危险”，对于严重程序违法、侵犯被告人人权的情形，应当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判，如径行作出无罪判决，使违法者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维护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人权。
以上是对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论建构，而法律规则的建构还需要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结合立法技术使之更为具体化和操作化。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也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规则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构成，本文所指的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对假定和处理的合并。
[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页。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公、检机关排除在“诉讼参与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观念上就造成了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线性诉讼结构”的产物。在“线性结构”下，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引进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有关刑事诉讼的“线性结构”和“三角结构”的详细分析，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认为，程序规则自身还应当区分“实体性程序规则”和“纯粹程序性规则”，前者类似于本文所称的程序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而后者则是为了前者的落实所设计的操作化规程，应当包括对程序性裁判的举证责任和举证程度等问题。应当说陈教授的观点对我国程序规则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确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纯粹程序性规则”应当以“实体性程序规则”已经完备为前提，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前者尚存在严重的逻辑缺失——大多数程序规则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法律后果。限于论述的重点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对“纯粹程序性规则”不作论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张凌、穆津等译，卞建林审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6]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7]樊崇义：“论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2期，第51页。
[8]同注5，第12页。
[9]王敏远：《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检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笔者注。
[1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12]“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被认为是对“一事不再理”这一古老原则的不同诠释。“既判力”理论是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来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司法的权威在于裁判不能被频繁推翻。但是这一论证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即司法的权威同样不能建立在谬误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于纠正谬误的需要，司法要通过稳定性来体现它的权威，就必须同时认同自身的谬误。而“双重危险”则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论证“一事不再理”之正当性的，认为应当避免使一个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我们认为将作为技术规则的刑事诉讼法注入权利的因素，从而使之成为动态宪法，成为人权保障法，这是当代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方向，而“双重危险”原则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恰恰代表了这一方向。
㈨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的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1版)
第十四条人民来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源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㈩ 刑事诉讼法——简答题
1、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有哪些？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有立案、侦查、起诉、第一审专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属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
2、刑事诉讼的证据种类和证据分类，各自包括哪些证据？
证据种类：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
证据分类：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言辞证据与实物证据、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3、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包括哪几项内容？
刑事诉讼国际标准，是指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所建立的基本权利保障标准。它们一般以“基本原则”、“标准”或“准则”的形式存在于一系列由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刑事司法活动的国际法律文书之中。包括：
（一）平等原则。（二）司法补救原则。（三）程序人道性原则。（四）强制措施法定原则。五）司法独立原则。（六）控审分离原则。（七）公开审判原则。（八）无罪推定原则。（九）有效辩护原则。（十）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规则。（十一）有权上诉原则。（十二）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保障原则。（十三）刑事错案国家赔偿原则。（十四）一事不再理原则。（十五）诉讼及时原则。（十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