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证明程序

Ⅰ 论述刑事诉讼法中的主要证明对象

刑事诉讼证明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问题，既包括需要证明的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包括需要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凡是与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有关的一切需要证明的事实，都是证明的对象。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具体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构成的要件事实。首先，要查明构成犯罪的具体行为是否确已发生，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其他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个问题是明显的，不需要证明的。但是，如果对犯罪行为发生怀疑时，就需要证明。如果确有犯罪行为发生，则应查明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工具和条件，以及犯罪结果、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其次，谁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实施犯罪者在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失，以及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根据刑法规定，行为人只有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和主观罪过时，才应负刑事责任，因而在刑事诉讼中行为人确切年龄、精神状态、有无主观罪过，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如果是出于故意的，其特定的动机、目的是什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发生争议或怀疑时，应当加以证明。
2.作为罪刑轻重的各种量刑情节的事实。这些情节特别是法定情节，对量刑轻重具有直接影响。只有伞面杏明这些情节，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做到量刑适当。根据刑法规定，累犯、主犯、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等等，都是从重处罚的情节；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从犯、胁从犯、未成年人犯罪、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等等，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犯罪后的态度和表现，是自首、坦白、悔罪、立功，还是潜逃、毁证、灭迹、订立攻守同盟，阻止同案犯交代，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情况，平时表现好坏，有无前科劣迹，等等，这些都与决定其刑事处罚有关，应当加以证明。
3.解决刑事诉讼程序问题需要证明的事实。在刑事诉讼中关于当事人申请回避时对其提出的回避理由，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或有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诉讼期限而提出申请的事由，以及违反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而可能影响正确判决的事由，等等，也应当加以证明。
4.其他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上述所列的各种刑事诉讼证明对象，只是根据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对一般刑事案件概括性的列举。并不是说，所有刑事案件都要证明这些问题，当然也不能认为，所有刑事案件只证明这些问题就完全够了。由于每个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因而需要证明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必须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确定每个案件的证明对象。对于关键性问题，属于主要的证明对象的，要多下工夫用证据来加以证明；对于一般性问题，属于次要的证明对象的，也必须查证清楚。
总之，对于刑事案件的证明对象，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来加以证明，才能做到证据充分、确实，事实清楚，处理恰当。

Ⅱ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中有关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证据规则分别有哪些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可采性的判断，不仅对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之前对控诉证据的衡量与判断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如果违反了证据可采性的判断要求，侦查取证活动和公诉人的公诉活动就无法达到最终追诉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可见，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笔者拟从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两个层面对此问题作粗浅探究。

一、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概念

刑事诉讼证据与其他证据一样有其自身固有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证据能力是大陆法系证据理论的概念，相当于英美法系证据理论的"可采性"，也就是有无充当证据的资格。某一材料是否在严格的证明中用来证明控辩双方所主张的、并且需要由事实的裁判者加以判断的事实，完全由充当证据的证据能力来决定。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证据能力具有证据的合法性：一是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二是证据必须经法定人员依法定程序收集和提取；三是证据的内容和来源必须合法。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就是对证据能力的判断，对证据合法性的判断。

证据的证明力则是与证据能力完全不同的概念。它表现证据的价值，是证据在认定事实上发挥作用的力量，是证据对于待证事实有无证明作用以及证明作用有多大的表现。证明力包含证据的可信性和狭义的证明力两个方面。可信性是撇开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来判断证据本身是否值得相信；狭义证明力则是指证据在同待证事实的关系上，能否证明待证事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待证事实。

二、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相互关系

包含于证据本身之内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有其必然的联系和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在，一个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最终都取决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一个明显没有证明力的证据，在诉讼中不会产生证据能力的问题；同样，依法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也必然没有证明力。证据能力从形式上解决证据资格问题，证明力则从实质上解决证据有无价值以及有多大价值的问题。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不一定有证明力，如出于被告人自由意志的虚假口供；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可能具有证明力，如运用刑讯方法获得的真实口供。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既有证据能力，又有证明力。司法人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应当首先审查证据有无证据能力，然后再对确认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否则，不必考虑有无证明力。

证据能力解决的是证据能否在法庭上提出，让事实的审理者（法官）看见和听见。而证据的证明力则是对在庭审中提出的证据的可信度和关联性进行的判断，要在评议中、形成判决的时候根据全案的证据予以确定。证据能力是英美法系证据法的核心问题，由职业法官裁定；在大陆法系及我国的参审制度之下，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审查判断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我国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没有采用证据能力这一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当论及这一问题时一般表述为"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证据效力"等。有学者主张在立法上使用证据能力这一概念，目的在于当事人双方在庭审开始前以及在庭审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具有证明能力的证据向法庭提出申请的动议，要求法庭予以排除，并说明其申请所依据的法律规定。这样可以提高庭审质量和诉讼效率。

三、 证据能力的判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相关性原则。刑事诉讼证据（表现为证据能力）

的本质属性是它的关联性，即相关性。就是指作为证据内容的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客观的联系。如因果联系、时间联系、空间联系、偶然联系和必然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肯定联系和否定联系等。这些联系必须都是确定存在的，能够反映与案件有关的一定事实，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在具体案件中，对某一特定证据能力上否具有关联性的判断，取决于待证事实的内容和控、辩双方争议的性质以及证据能力本身的特点，必要时可以采用相应的技术鉴定方法加以确定。在侦查过程中应紧紧围绕案情就与之相关的问题调查取证，以防止证据调查范围的无限扩大，而影响证据能力。

2、实体公正性原则。实事求是，忠于事实，还案件的本来面目，是收集证据的关键。收集证据的过程同时也是判断证据能力的过程。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能力时，应排除诸如那些可能引起不可靠以及不能经过主询问和反询问来检查其真实性的传闻证据，以防止可能不真实的证据进入法庭。同样，法官应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的证据能力是否具有实体公正性进行全面衡量与审查，并且必须经过法庭调查、质证才能决定是否采信和认定。

3、程序公正性原则。证据的收集过程必须符合法定程序，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不采信侦查机关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法提取的证据，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导致公民基本权利的被侵犯，这也是判断证据能力时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四、 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主体

刑事案件的全部证据最终必须进入庭审才能决定是否采信。因此，法官是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主体。

法律应对证据能力进行详尽的规定，不应对证据证明力进行过多的规定。否则，就会走回法定制度的老路上去。法定制度曾试图对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证据的取舍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并且要求法官按照法定的规则机械地作出判断，以期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往往窒息了法官的理性，使法官很难作出符合事实的裁判。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应当确立"自由心证"原则。将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完全交给法官自由判断，由法官（事实的审理者）根据自己的理性思维和良心自由判断，以避免机械、僵化的判断束缚事实审理者对事实的认定。因为，证据证明力具有复杂性和具体性，审判人员理性判断就有必要性。允许审判人员本着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自由判断证据证明力，而不要受法定规则的限制。为了保证在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更加符合科学原理，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和实现司法公正，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增加一些审查证据证明力的程序性规定和判断证明力的必要规则也是必要的。如法律对证据证明力的干涉仅仅限开"仅凭口供不能定案"、"孤证不能定案"等。

由于证据能力是解决一项证据是否能被法庭采纳的问题，对证据能力有争议的证据，应由控辩双方提出申请动议，经由法官进行听、审，最后决定是否具有可采性。因此，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之前，应根据证据可采性（证据能力）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控诉证据，以决定哪些证据在法庭上提出，哪些证据不向法庭提出，以保证起诉的质量，最终实现追诉犯罪和惩罚犯罪的目的。

Ⅲ 刑事诉讼证据与诉讼证明的关系

浅论刑事诉讼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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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可采性的判断，不仅对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之前对控诉证据的衡量与判断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如果违反了证据可采性的判断要求，侦查取证活动和公诉人的公诉活动就无法达到最终追诉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可见，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笔者拟从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两个层面对此问题作粗浅探究。

一、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概念

刑事诉讼证据与其他证据一样有其自身固有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证据能力是大陆法系证据理论的概念，相当于英美法系证据理论的"可采性"，也就是有无充当证据的资格。某一材料是否在严格的证明中用来证明控辩双方所主张的、并且需要由事实的裁判者加以判断的事实，完全由充当证据的证据能力来决定。司法实践中，一般要求证据能力具有证据的合法性：一是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二是证据必须经法定人员依法定程序收集和提取；三是证据的内容和来源必须合法。对证据"可采性"的判断就是对证据能力的判断，对证据合法性的判断。

证据的证明力则是与证据能力完全不同的概念。它表现证据的价值，是证据在认定事实上发挥作用的力量，是证据对于待证事实有无证明作用以及证明作用有多大的表现。证明力包含证据的可信性和狭义的证明力两个方面。可信性是撇开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来判断证据本身是否值得相信；狭义证明力则是指证据在同待证事实的关系上，能否证明待证事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待证事实。

二、 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相互关系

包含于证据本身之内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有其必然的联系和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在，一个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最终都取决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一个明显没有证明力的证据，在诉讼中不会产生证据能力的问题；同样，依法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也必然没有证明力。证据能力从形式上解决证据资格问题，证明力则从实质上解决证据有无价值以及有多大价值的问题。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不一定有证明力，如出于被告人自由意志的虚假口供；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可能具有证明力，如运用刑讯方法获得的真实口供。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既有证据能力，又有证明力。司法人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应当首先审查证据有无证据能力，然后再对确认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否则，不必考虑有无证明力。

证据能力解决的是证据能否在法庭上提出，让事实的审理者（法官）看见和听见。而证据的证明力则是对在庭审中提出的证据的可信度和关联性进行的判断，要在评议中、形成判决的时候根据全案的证据予以确定。证据能力是英美法系证据法的核心问题，由职业法官裁定；在大陆法系及我国的参审制度之下，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审查判断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我国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没有采用证据能力这一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当论及这一问题时一般表述为"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证据效力"等。有学者主张在立法上使用证据能力这一概念，目的在于当事人双方在庭审开始前以及在庭审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具有证明能力的证据向法庭提出申请的动议，要求法庭予以排除，并说明其申请所依据的法律规定。这样可以提高庭审质量和诉讼效率。

三、 证据能力的判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相关性原则。刑事诉讼证据（表现为证据能力）

的本质属性是它的关联性，即相关性。就是指作为证据内容的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客观的联系。如因果联系、时间联系、空间联系、偶然联系和必然联系、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肯定联系和否定联系等。这些联系必须都是确定存在的，能够反映与案件有关的一定事实，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在具体案件中，对某一特定证据能力上否具有关联性的判断，取决于待证事实的内容和控、辩双方争议的性质以及证据能力本身的特点，必要时可以采用相应的技术鉴定方法加以确定。在侦查过程中应紧紧围绕案情就与之相关的问题调查取证，以防止证据调查范围的无限扩大，而影响证据能力。

2、实体公正性原则。实事求是，忠于事实，还案件的本来面目，是收集证据的关键。收集证据的过程同时也是判断证据能力的过程。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能力时，应排除诸如那些可能引起不可靠以及不能经过主询问和反询问来检查其真实性的传闻证据，以防止可能不真实的证据进入法庭。同样，法官应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的证据能力是否具有实体公正性进行全面衡量与审查，并且必须经过法庭调查、质证才能决定是否采信和认定。

3、程序公正性原则。证据的收集过程必须符合法定程序，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不采信侦查机关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法提取的证据，以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导致公民基本权利的被侵犯，这也是判断证据能力时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四、 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主体

刑事案件的全部证据最终必须进入庭审才能决定是否采信。因此，法官是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主体。

法律应对证据能力进行详尽的规定，不应对证据证明力进行过多的规定。否则，就会走回法定制度的老路上去。法定制度曾试图对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证据的取舍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并且要求法官按照法定的规则机械地作出判断，以期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结果往往窒息了法官的理性，使法官很难作出符合事实的裁判。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应当确立"自由心证"原则。将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完全交给法官自由判断，由法官（事实的审理者）根据自己的理性思维和良心自由判断，以避免机械、僵化的判断束缚事实审理者对事实的认定。因为，证据证明力具有复杂性和具体性，审判人员理性判断就有必要性。允许审判人员本着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自由判断证据证明力，而不要受法定规则的限制。为了保证在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更加符合科学原理，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和实现司法公正，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增加一些审查证据证明力的程序性规定和判断证明力的必要规则也是必要的。如法律对证据证明力的干涉仅仅限开"仅凭口供不能定案"、"孤证不能定案"等。

由于证据能力是解决一项证据是否能被法庭采纳的问题，对证据能力有争议的证据，应由控辩双方提出申请动议，经由法官进行听、审，最后决定是否具有可采性。因此，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之前，应根据证据可采性（证据能力）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控诉证据，以决定哪些证据在法庭上提出，哪些证据不向法庭提出，以保证起诉的质量，最终实现追诉犯罪和惩罚犯罪的目的。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一切围绕证据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最终目的就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运用证据对案件做出正确处理。这就要求所提供的证据在数量及质量上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和标准，即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对证据证明标准的最终要求是：证据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何谓“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标准，导致公、检、法三机关及律师之间因证明标准认识上的差异在证据审查及认定上发生冲突，特别是作为处于诉讼中间环节的检察机关，不得不经常为这种争执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因此，刑事诉讼证据的最终证明标准如何认识的问题不解决，围绕何谓“证据确实、充分”的争论将永无休止。

一、关于证明标准的有关规定及其不足

证据的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的不同环节，其对证据的要求各不相同，越到后面的环节，对证据的要求则越高。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有许多国外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美国有的学者把证明标准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分为七个等级，依次为：无意义证明、合理怀疑、盖然性理由、优势证据、表见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绝对有罪证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明标准仅作了如下原则性规定：立案标准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拘留标准是“现刑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刑事诉讼法》第61条规定的七种情形）；逮捕的证明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而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的标准均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此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对证明标准的规定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之处：

1、对侦查终结标准、提起公诉标准、判决标准的规定不够合理，违背了证明标准逐级升高这一客观规律。《刑事诉讼法》对以上三个不同诉讼环节规定了相同的证明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在三个不同诉讼环节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按照对证明标准的要求，侦查终结标准应当低于提起公诉标准，提起公诉标准应当低于判决标准。

首先，侦查终结环节对证据在数量上及质量上的要求较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仍然属于较低层次的要求。对证据的证明力并不要求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只要所提供的证据在数量、种类及质量上能够证实确有犯罪事实发生，而且该犯罪事实确系犯罪嫌疑人所为，证据与证据之间不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及漏洞即可。因为侦查终结阶段的证据仍属于初步的证明阶段，证据仍处于不确定和待完善状态，可随时对证据进行补充和完善。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经公诉人员对证据进行审核，对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并且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机会。

其次，提起公诉环节对“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以及证据在数量上及质量上的要求比侦查终结高。对证据的证明力虽不要求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要求必须对证据进行严格审查，不但要剔除所有的非法证据，而且通过对证据的补充、完善，消除证据与证据之间的矛盾达到确凿无疑地证实犯罪的程度。虽然提起公诉阶段对证据的要求较高，但证据仍处于相对不确定和待完善状态，因为提起公诉环节对证据证明力的理解和把握，是建立在对现有证据进行审核合理地得出嫌疑人有罪这一结论的基础上，并确信现有证据体系足以达到证实犯罪所必需的程度，即办案人员内心确信证据足以达到提起公诉所要求的证明标准。而该证据最终是否能作为定案依据，还需要在庭审过程中经控辩双方当庭质证，经确定无疑后才能被最终采纳。而公诉机关在庭审过程中仍有权补充新的证据，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也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由此可见，在起诉阶段，证据的证明标准达到证明要求的，在审判阶段不一定能够达到，审判的定案标准要高于起诉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有人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等同于判决标准，即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进行过高要求，导致在审查起诉环节由于对证明标准的过高要求本应提起公诉的案件不敢起诉，从而造成放纵犯罪的可能，对刑事诉讼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证据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何种程度方能提起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笔者认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只要证据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足以证明嫌疑人有罪，并且达到一般人内心足以确信的程度即可，其标准应当低于判决标准。鉴于此，笔者建议有关机关根据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判决三个不同诉讼环节对证明标准要求不同这一特点，分别制定出符合三个不同诉讼环节特点的证明标准，以使证明标准更加准确、科学、实用。

2、对各种不同类型案件及同类案件中各个不同的具体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一是各种不同类型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刑法》根据犯罪性质的不同，在分则中将犯罪划分为十种不同类型。由于各种不同类型犯罪案件的特点不同，其犯罪构成要件均具有自身特点，各类案件对证明标准的要求也不同。如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虽然都是涉及财产方面的犯罪，但其主体及侵犯的客体均不同，其涉及的证据的种类也有极大差别，这就决定了两者对证明标准的要求不同。二是各个不同的具体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刑法分则共规定了十大类四百余种不同的犯罪。由于个案之间特点不同，其犯罪构成要件均具有自身特点，因此，各个不同案件对证明标准的要求也不同，如盗窃罪与抢劫罪、强奸罪与放火罪等。即使性质相同的贪污、贿赂罪，其对证明标准的要求也有很大差别：贪污罪除了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外，还可以通过单据、账目等书证以及司法会计鉴定、字迹检验等多方面取得证据，对证明标准的要求较高。而受贿罪由于行贿、受贿行为是在外人难以知晓的情况下发生的，明显存有证据少，证据单一，各证据之间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甚至大量出现孤证等特点。三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涉及的具体问题的证明标准。如认定自首、正当防卫等与刑事诉讼有关的实体及程序问题，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对这些刑事共性问题制定具体的证明标准。再有，关于部分证据缺失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证据在某些环节部分缺失（或灭失）无法取得的情况比比皆是。象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的凶器，销赃罪、盗窃罪、抢劫罪等犯罪中赃款、赃物灭失或因找不到受害人、或因证人拒不作证等情况。例如：三犯罪嫌疑人在公共汽车上抢劫，归案后三嫌疑人均对抢劫的犯罪事实作了供述，且供述一致，并且扣押了抢劫的物品，可以说人赃俱获，但因无法找到受害人，其证言无法取得。在这种证据不完整，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能否对嫌疑人定罪量刑？如指控犯罪，证据应达到何种程度？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上述三方面的证明标准问题没有作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针对各类案件及同类案件中个案的不同性质和特点，针对某些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涉及的具体事件，就证明标准问题制定出具体可行的证据规则。笔者认为，公、检、法等机关应加强协调，就证明标准问题尽快达成共识，对不同类型案件，从总体及原则上制定相关证明标准，以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对各个不同罪名的具体案件，应有选择、有重点地找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就证据在数量及质量上必须达到的程度和标准制定具体可行的证据规则；对程序及实体方面涉及的刑事共性上遇到的具体问题，可通过司法解释等方法加以解决。

二、关于“排除合理怀疑”问题

按照证明标准的要求，判决标准要求证据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嫌疑人作出有罪判决。但实践中该怎样理解“排除合理怀疑”，如何把握“排除合理怀疑”的限度呢？由于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因多果、多因一果的情况比比皆是。具体到某个案件，如果仅从因果关系上讲，可能存有多个不同的推论，而每个推论从逻辑上讲都是合理的。但逻辑上的合理不等于事实上的合理，客观事实只能有一个。如何排除其他多种仅在逻辑上合理的非客观事实，即如何“排除合理怀疑”？我们不妨先看一个案例：一个十五岁学生因无钱打游戏机，经多次观察发现某妇女经常独自在家，便以捡到钥匙为借口，骗该妇女敞开房门，闯入其家中，什么话也没讲，双手掐住该妇女的脖子将其推倒在地。因受害人奋力反抗、呼救，嫌疑人逃跑，犯罪未能得逞。案发后，嫌疑人供述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抢钱，被害人陈述可能是强奸。检察机关根据嫌疑人对主观故意的供述，以抢劫罪提起公诉。经开庭审理，法院认为该案仅有暴力行为，犯罪没有实施终了，嫌疑人到底想干什么，案情最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谁也讲不清。既无其他证据证实被告人有抢劫的故意，也无法排除被告人有强奸或其他犯罪的可能性。在无其他证据加以证明的情况下，不能轻信被告人对主观故意的供述，又无法排除其他合理怀疑，无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这是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判决的典型案例。同样的情况我们不妨作以下假设：一犯罪嫌疑人夜晚持木棍站在路边，见一妇女骑自行车经过，二话没说，一棍将该妇女从自行车上打下来，并将该妇女向路边沟内拖去，正在实施犯罪时，被路经此处的公安民警当场抓获。该案如果没有嫌疑人对主观故意的供述，从逻辑上推测其行为有以下多种可能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猥亵、侮辱妇女等。如果按照“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观点，以逻辑上的任何可能性作为推测，不仅上述案例让人无法把握，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案件恐怕也难以经得起排除一切怀疑的推测。笔者认为，对“合理怀疑”的理解应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能盲目怀疑或怀疑一切。有人主张案件的全部证据必须达到能够得出排他性、惟一性的结论的程度，这明显违背了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原理。因此，在证明标准问题上，我们在主张“排除合理怀疑”的同时，也反对怀疑一切的观点。如果在司法实践中过分强调“排除合理怀疑”，则只能导致不可知论，对刑事诉讼造成不利影响。

以上是我找到的两篇相关论文，希望对您有帮助

Ⅳ 依据新《刑事诉讼法》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哪些条件

新《刑事诉来讼法》第自53条对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作出了新规定，即“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Ⅳ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需要由证据证明的事项包括哪些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专检察院承担，自诉属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第五十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可见由证据证明的事项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等事项

Ⅵ 如何理解刑事诉讼中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

【内容摘要】 刑事证明标准是指依法运用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所需要达到的程度。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采用的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虽然我国刑诉法对其作出明确规定，但不同的诉讼环节中如何认定刑事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均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不同环节的证明标准，浅谈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关键词】 证据 刑事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以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为条件的，无论是在立案侦查阶段，还是在公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都必须坚持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客观标准，准确的说，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是相对特定阶段范围内证明要求而言的，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是根据该阶段诉讼程序的要求和目的来分别决定其收集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条件，即证明标准。一、 刑事证据的确实、充分的含义 刑事诉讼法中所称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包含“质”与“量”两方面的要求。“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即证据具有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和证明作用，要求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充分”是对证据量的要求，即证据需要达到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数量要求，这里的量不是指证据数量的多少而是指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或强弱，同时所收集采纳的证据应形成证据链。只要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构成充分的理由，不论其数量多少都可以认为其具有充分性。证据“确实”和“充分”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承的。“确实”是“充分”的前提条件，只有确实的证据才能被运用到案件的侦查、起诉、审理中来，才能对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起到证明的作用。“充分”是“确定”的坚实基础，仅有证据确实，如果达不到证据充分的标准，也不能据以定案，只有确实的证据形成证据链达到充分的证明力才能实现客观事实的再现。只有从“确实、充分”的双重角度来审查证据，才是科学的判断标准。司法实践中，侦查、起诉、判决三个环节中，均应严格的判断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才能达到定案标准。 二、刑事诉讼各环节证据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因分析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共同承担着打击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职责。因此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其证明的基本要求都是一致的，即达到定案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我国刑诉法对三阶段证据应有的确实充分的度并没有明晰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也凸显递进性。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职能要求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可见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职责主要体现对案件的侦破工作方面，检察机关的主要工作体现在对案件的监督审查方面，审判机关工作体现在通过对证据的判断作出判决。职能的不同直接导致从不同的角度要求刑事证据标准；第二、法定的诉讼期限直接决定不同诉讼环节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要求。诉讼期限内，在证据一时难以收集的情况下，为不违反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势必要让案件进入下一诉讼环节，而非等到所有证据收集确实、充分后在进入下以环节。如犯罪嫌疑人实施抢劫造成被害人人身伤害，同时被害人伤情短期内难以恢复，影响伤情鉴定，这种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不可能等到被害人伤情恢复后在提起批捕或移送起诉。因此，刑事诉讼期间的限制也造成部分案件在侦查和起诉环节有不同的证据标准。第三、办案人员业务素质存在差异。刑事案件的办理经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均由不同的承办人办理。因此，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执法能力、办案经验等直接影响该案证据的收集和对证据“确实、充分”理解，要强求不同办案人对同一案件在不同环节证据达到证据收集的“同一”证明标准，显然不具现实可行性。第四、案件的动态变化。刑事案件有其共性的一面，但更多体现差异性，特别是个别案件发展的渐进性有时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个别案件前一诉讼阶段的证据进入后一诉讼阶段时，往往会因为案情的变化导致所取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发生变化。因此，无法“一刀切”[1]的标准要求各诉讼环节的证据证明标准。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各环节，应当根据该阶段诉讼程序的要求和目的来分别决定其收集证据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通过不同环节，逐步提高证据证明力的标准，最终达到定案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三、刑事诉讼各环节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我国新《刑事诉讼法》[2]第160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17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第19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照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都应当作出有罪判决。由此可见，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移送起诉、提起公诉、有罪判决一般证明要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逮捕、移送起诉、公诉的证据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有罪判决的证据证明标准。这些规定体现了刑事诉讼各环节不同的证据证明标准。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体现：（一）立案侦查阶段证据证明标准我国新《刑诉法》第110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第113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对现行犯或者重大犯罪嫌疑人分子可以依法现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逮捕。第八十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现行拘留：（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被害人或者在场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三）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六）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七）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通过以上规定可以说明立案侦查阶段证据证明标准有以下几点：第一、某一犯罪事实已经发生；第二、犯罪嫌疑人有重大的犯罪嫌疑；第三、有证据或者有理由认定犯罪嫌疑人与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关联。第四、该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具备以上条件即可立案并可以拘留犯罪嫌疑人。（二)审查批捕环节证据证明标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的犯罪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以上规定可以明显的看出，审查批捕环节对证据的证明标准要高于立案侦查的证据证明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必须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该事实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犯罪行为，也可能是其单一的犯罪事实，但该事实必须查证属实。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拘留的条件显然已远远不能适应用逮捕的这一规定；第二、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这表明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同时必须有证据证明该行为系犯罪嫌疑人所为，即证据证明犯罪行为发生并且该行为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证实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查证属实的犯罪行为；[3]第三、证据“质”与“量”的要求提出。逮捕的第三个条件明确提出了证据的 “三性”要求，这个要求确保了逮捕措施的严肃性，即只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证实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才能达到逮捕的条件。第四，逮捕的条件未要求查清犯罪嫌疑人全部的犯罪事实，只要有证据证明有一起犯罪事实系犯罪嫌疑人所为，便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通过对立案侦查和审查逮捕可以看出，“作案嫌疑”系立案侦查的证据标准，而“构罪”则是审查逮捕的证据标准。（三）审查起诉环节证据标准新《刑诉法》第1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二）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三）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四）有无附带民事诉讼；（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的案件，必须查明：（一）犯罪嫌疑人身份状况是否清楚，包括姓名、性别、国籍、出生年月日、职业和单位等；（二）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认定犯罪性质和罪名的意见是否正确；有无法定的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活动中的责任的认定是否恰当；（三）证据材料是否随案移送，不宜移送的证据的清单、复制件、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是否随案移送；（四）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五）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六）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七）有无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是否需要由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八）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否适当；（九）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十）与犯罪有关的财物及其孳息是否扣押、冻结并妥善保管，以供核查。对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返还和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的处理是否妥当，移送的证明文件是否完备。这个规定明确了审查起诉环节刑事证据证明标准，相比立案侦查、审查逮捕环节，除了要求“定罪”证据确实充分外，更多的是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和对“量刑”证据的要求。主要体现如下：第一、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应当进行充分的核实。立案侦查和审查逮捕环节只要有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对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未作要求，但审查起诉环节，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的查找提出明确要求。第二、犯罪事实及犯罪情节均应全部查实。审查逮捕环节，只要有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即可逮捕，即“定罪”标准，但审查起诉环节，必须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所有犯罪行为的证据，同时收集其罪轻、罪重，有罪、无罪等方面的证据，通过对这些证据收集和审查，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犯罪性质及犯罪嫌疑人有无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有无遗漏罪行、有无遗漏犯罪嫌疑人等事实。即全面收集其“定罪、量刑”证据。第三、凸显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审查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否适当，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案件材料是否移送，涉案物品处理是否妥当等行为进行监督。这既保证了证据的“合法性”，同时，也强化了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因此，审查起诉所要求的证据标准，已非仅仅体现“惩罚犯罪”职能，而是上升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职能。（四）审判环节证据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被告人的身份；（二）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三）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四）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五）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六）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七）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八）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这个规定确定了人民法院审判环节的刑事证据标准。这个标准包含了刑事案件“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的证据要求，与审查起诉环节相比，二者对“定罪”和“量刑”的证据要求是一致的。与审查起诉环节相比，二者的区别体现在三点：第一、审判环节对证据“三性”进行审查，进而确定是否作为定罪量刑证据，而审查起诉环节除了对证据“三性”审查外，还需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体现了法院仅独立行使其审判权，而检察机关除了指控犯罪外，还行驶法律监督权；第二、审判环节法院仅审查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以及有无量刑方面的证据，而审查起诉环节除了审查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犯罪，还必须查清犯罪嫌疑人有无遗漏罪行、有无遗漏犯罪嫌疑人等事实；第三、审判环节法院审查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同时还审查犯罪嫌疑人及律师一方提供的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确定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或无罪判决，而公诉机关仅就自己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举证。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虽然不同诉讼环节有不同的刑事证明标准，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通过收集证据，还原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惩罚犯罪。因此，把握各诉讼环节对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清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四、审查起诉环节证据“确实、充分”条件的把握。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职能决定了审查起诉环节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是最高的。这种高标准要求既保证了准确打击犯罪，也保障了法律诉讼监督职能的行使，体现我国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和作用。因此，应当准确把握审查起诉环节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一） 刑事案件证据“三性”是刑事案件之“魂”证据是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据，离开证据，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就无法进行。而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决定了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和证据能力，这“三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诉讼证据必须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实材料。证据合法性保证了证据的提供、收集和审查符合法律的程序规定，从形式上确保了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符合法律要求。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诉讼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人们主观猜测和虚假的东西。证据的客观性，为司法人员调查收集证据，查明和证明案件事实真相，提供了物质基础。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诉讼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证据间形成证据链条的基础。如果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达不到上述三个条件，就无法认定犯罪事实。故严格审查证据的“三性”，是确保刑事案件准确办理刑事案件的基础，是刑事案件之“魂”，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完美结合。（二）“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并重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更多的教育与预防犯罪为目的，故应当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判处其刑罚。因此，审查起诉环节应当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罪轻、罪重、有罪、无罪的证据，确保审判环节对其罚当其罪、罪责适应，实现惩罚、教育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笔者认为，量刑证据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收集。第一、收集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影响量刑的证据；第二、收集犯罪嫌疑人法定量刑证据。主要包括刑法总则规定的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又聋又哑或者盲人犯罪，以及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自首、立功、累犯等量刑情节的证据。第三、收集犯罪嫌疑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个人成长经历、教育程度、一贯表现、悔罪表现、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有无前科等相关量刑证据。第四、收集犯罪嫌疑人有无退赃、退赔、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在犯罪中有无过错等量刑证据。第五、收集被害人个人及家庭等能影响对犯罪嫌疑人量刑的证据。通过收集以上这些量刑证据，能够实现量刑均衡，更好的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刑罚任务的实现。（三）指控犯罪与刑事诉讼监督并重审查起诉环节，不仅要审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同时还要查明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涉案财物处理不当等相关事实，对案件作出处理时，亦要对全部的审查内容提出检察意见。故本环节对证据的收集不限于指控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的证据，同时收集审查起诉内容的其他方面证据材料，特别注重收集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相关证据。收集监督侦查活动相关证据必须反映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强制措施的监督、侦查活动是否遵守办案程序的监督，诉讼时限的监督以及有无其他违反行为的监督。故审查起诉环节，对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必须将法律监督的内容与指控犯罪的证据并重予以收集。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础，是证明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对证据必须采取科学态度，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反映客观事实。在收集和运用证据过程中，一旦发现确有错误，就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使得据以定案的证据来源合法，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及量刑、定罪的情节，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没有矛盾，所有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只有这样全面、充分的收集证据，才能达到检察机关检察权的全面有效的实施。“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诉讼中对案件事实中的待证事项的证明必须达到的要求。只有准确的把握刑事诉讼各环节的证据标准，才能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伏法，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保障，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Ⅶ 如何理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你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全部内容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回分；排除合理怀疑答。
排除合理怀疑实际上是指综合全案证据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主要涉及对全案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法律人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日常生活经验与逻辑推理，审查证据之间、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结论是否唯一，是否存在其它可能性，确保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法律。

Ⅷ 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有哪些特征

刑事诉讼法的特征 :
第一，刑事诉讼是专门机关(公检法机关)的一种专门活动。
第二，刑版事诉讼是在当事权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的一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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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刑事诉讼是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
第四，刑事诉讼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Ⅸ 刑事诉讼法 名词解释

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又叫证明要求，是指法律要求公安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诉讼中止
诉讼中止，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诉讼程序因特殊情况的发生而中途停止的一种法律制度。

判决
判决，是指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经对案件审理，就案件的实体问题所作的决定。

决定
决定是指人民法院在诉讼期间，对诉讼中遇到的特殊事项作出的裁决。

裁定
行政或司法审判机关在审理或判决执行过程中，对诉讼程序问题和某些实体问题所作的一种处理决定。

终止审理
终止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过程中,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致使审判不应当或者不需要继续进行时终结案件的诉讼活动。

延期审理
延期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在已通知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和公告开庭审理日期后，或者在开庭时，由于出现法定原因，而另定日期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制度。

侦查实验
侦查实验是侦查机关在侦查办案过程中，采用模拟和重演的方法，证实在某种条件下案件实施能否发生和怎样发生，以及发生何种结果的一项侦查措施。

搜查
搜查是指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依法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罪证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寻、检查的一种侦查行为。

扣押
http://bk..com/view/848942.htm

刑事诉讼证明
刑事诉讼证明,是指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运用依法收集的证据,为确定案件中某些待证事实所进行的活动。

诉讼证据
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真实材料。

证据力
http://www.cnlaw.net/doc/article/2007-2-7/845-1.htm

证明力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