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刑法典

1. 谁知道清朝的刑法还有清朝的法律。谢谢叻

（一）、清朝刑法的渊源。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至崇桢十七年（1644年）顺治皇帝入关，是清朝的开国时期，这时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参汉酌金”，“十恶”已入律。公元1644年清朝开始统治全国，在详译明律的基础上，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朝代的不断总结，于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在形式上与《大明律》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三十篇，四十卷，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零四十九条。
清律沿用笞、杖、徒、流、死五种法定刑罚。死刑于斩绞之外，还设凌迟、枭首、戮尸等残酷刑罚，对于谋反、谋叛、侵犯皇权等行为均加以严惩，对于异端思想也用刑罚来加以遏制。
清朝刑律在实践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私家注律的出现，民间人士对于刑律的注解不断被吸收在立法之中，在律例无明文规定时，地方官也多引律注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就是通过对律文逐字逐句的注解并附以相关的条例来对大清律例进行解释。
（二）、清末刑法变革的主要内容。在清末变法中，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他首先主持修订了《大清现行刑律》于1910年5月颁行，于1911年又正式颁布《大清新刑律》。变革 的主要内容有：
（1）《大清新刑律》抛弃了以往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方式，以罪名和刑罚等专属刑法范畴的条文作为法典的唯一内容，因而成为一部纯粹的专门刑法典。
（2）在体例上抛弃了以往旧律的结构形式，采用近代西方刑法典的体例，将整部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两部分。
（3）确立了新的刑罚制度，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两种。主刑包括：死刑（仅绞刑一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从刑包括剥夺公权和没收两种。
（4）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刑法原则。笔者认为，这些原则的运用是清末刑法变革最有突破的地方，正是这些原则标致着中国刑法从此走向现代化。这些原则包括：
反对比附援引，主张罪刑法定。《大清新刑律》第十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罪刑法定的原则被公认为近现代刑法典的基石。袁伟时先生认为，这条原则的确立实质是增加个人的自由度，保护人身权利，废除了以思想治罪的专制主义传统，还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株连家族这类极其野蛮的律例的废除。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如律例无可引用，援引别条比附者，在审案时加以说明，并无不可，若因律无规定，不论何项行为均置之不理，就会给刁徒有空可钻，这样法政就会废驰。沈家本则认为，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授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杀人。他又认为，如果允许司法官于律无规定之时比附其他条文定罪处罚，则其立法、司法兼而有之，就不符合立宪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些论点与论据和我们九十年代讨论取消类推制度时的情形何其相似，所以袁伟时先生认为，我国1997年刑法对于罪刑法定的重新规定是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回归”。
反对酷刑，废除肉刑，提倡慎刑，主张刑罚人道主义。在《大清新刑律》中将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废除，，将戏杀、擅杀、误杀三项虚拟死罪改为徒流，从而使《大清新刑律》开始与世界先进的法律接轨。

2. 清末民律修订了几次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笔者将《大清民律草案》的编订过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光绪三十三年四月至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拟订民律草案大纲；（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至宣统二年年底，修订法律馆完成民律草案初稿（因当只奏呈草案条文，没有逐条的立法说明，笔者将其称作“条文稿”）；（三）宣统三年九月，修订法律馆在民律草案初稿的基础上，完成民律草案“说明稿”（每一条之后都附具了立法理由，笔者将其称作“说明稿”），其中前三编以《大清民律草案》之名上奏，民律亲属编、继承编草案说明稿由修订法律馆与礼学馆共同议订。以下详言之：
（一）拟订民律草案大纲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初四日，《南方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急宜编订民法》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刊出，随即被著名的《东方杂志》所转载 ，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就在《急宜编订民法》刊出之后，清政府民政部上奏朝廷，提出民法与刑法均关乎国家治道，二者不可偏废，并奏请：“饬下修律大臣，斟酌中土人情政俗，参照各国政法，厘定民律，会同臣部奏准颁行。”根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颁行的新官制，官制改革前的户部分为民政、度支两部，其中民政部继承了原来户部管理民政管理的职权。因此，民政部参与编订民律的请求尚属合理。于是，清政府迅即批复民政部：“如所议行” 。
在修律大臣与民政部共同编订民律草案过程中，首先拟定了《编纂民法之理由》（草稿） 。在《编纂民法之理由》（草稿）中，既说明了起草民律的一般立法理由；还特别着重阐述了民律草案应采取的篇章体例，实际上，编列出了民律草案的大纲。现将该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凡私法上之法律关系须用法律明示，使人民知之与使人民由之也，不然则易生无益之争议而害及国家之秩序矣。夫规定私法上法律关系之法令古来中国亦存在，然多散见于各处，于实际上既为不便，又多系不成文法，终无法确知；加之，从国家统一之政策上计，亦已编成一法典为最良之方法。此所由斟酌中国古来之习惯与近世之学理而编纂本草案也。”
“本草案虽规定私（法）上之关系，然关于商事者，则让诸商法，不规定于本草案中。原来民商二大法典之并存，多数之立法例虽亦如此，其学理上果正当与否，现尚为未决之问题。惟在中国，民商二法典使之并存于（世），实际上颇为便利也。又本草案虽规定私法上之关系，然于公法上之关系并非全不规定。公法上之法律关系以规定于本草案为宜者，则收入本草案中。盖法典虽须尊重学理，然于实际上之便宜亦不得轻视也。此外，私法上之法律关系亦非网罗于本草案中，因立法上及实际上之便宜，委诸特别法、条约及习惯等不少。”
“编纂民法法典之次序，其立法例不一。法国民法首冠以法例，其第一编人事，第二编财产及所有权之变更，第叁编所有权取得之法。意大利民法略与法国同。日本民法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第三编债权，第四编亲族，第五编承继。德国民法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债权，第三编物权，第四编亲族，第五编承继。瑞士民法首冠以法例，第一编人事法，第二编亲族法，第三编承继法，第四编物权法（虽无债权法将来置诸第五编可想而知）。本草案斟酌中国之习惯与诸国之民法，第一编总则，第二编亲属，第三编继承，第四编债权，第五编物权。总则为各编共同之法则，固列于首编。关于亲属及继承是人事中之重大事件，其须重视之者，是中国古来之习惯，故以之为第二编、第三编，于民情亦相协。又债权法系为种种法律关系之准则，其应用之范围颇广，固以为第四编，以物权为第五编。”
《编纂民法之理由》（草稿）有关民律草案篇章体例的论述中，有两点最为值得注意。第一点，该理由书建议民律草案采取法国、德国、日本通行的“民商分立”的体例；此种选择主要不是基于学理，而是根据中国立法之实际需要：“（民商分立）其学理上果正当与否，现尚为未决之问题。惟在中国，民商二法典使之并存于（世），实际上颇为便利也”。第二点，在比较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士民法典的基础上，论证了本国民律草案应采取的篇章结构，并拟定了民律草案的大纲。该理由书采纳了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民法篇章结构——第一编总则，第二编亲属，第三编继承，第四编债权，第五编物权，很大程度上受瑞士民法的影响，同时具有与德国民法混编的特征 。
（二）民律草案“条文稿”的完成
《编纂民法之理由》虽系草稿，并且与最后定稿的《大清民律草案》（宣统三年九月完成）的篇章顺序不一致；但《编纂民法之理由》确是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至宣统元年十二月间，修订法律馆编订民律草案的依据。
在宣统元年，修订法律大臣先后两次将修订法律馆已办事宜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在“已办事宜”中涉及到编订民律的有：宣统元年二月已“拟订民律亲属法总则及第二章，拟订民律承继法总则”， 宣统二年十二月已“拟定亲属法草案第三章至第七章，拟定继承法草案第二章至第六章”。 这说明，修订法律馆最初先起草完成的法律条文是民律草案亲属、继承两编；而总则、债权、物权迟至宣统二年编订完成 。
宣统二年十二月，也就是清政府所定的最后期限 ，修订法律馆编纂完成了民律草案的“条文稿”（只有条文1596条，没有逐条的详细立法理由）。在修订法律馆拟定的《奏为民律草案告成谨缮具条文进呈御览折》（草稿） 中，修订法律大臣对民律草案的编纂进程、立法依据均作了说明。该奏折（草稿）称：
“兹民律草案业已告竣，内分五编三十七章，都一千五百九十六条，谨将修订之程序与本律之大旨，敬为我皇上缕析陈之。……我国关于民事之法令，向乏专书，然权利义务之间，民俗已有其习惯，且其中有优尚各国者，臣馆迭经派员分赴各省详细调查陆续报告前来，业由臣等斟酌采用。惟是我国幅员辽广，各地习惯未能纤悉皆符。传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戢若画一势所不能。本律为统一全国之典章，其必画一者，当以本律为标准，故悉著诸条文；其前（强）难画一者，不与本律相背驰，自可任依习惯。总则第一条所谓凡民事本律未规定者，依习惯，即此意义也。……且近今瀛海交通，我国人民居留外国者既众，饮食讼狱迭起环生，按国际私法有应据其人本国法者，若我国民律未定，何是以资引用。此又法权所系，臣等所为兢兢注意者也。惟查各国编纂民律，往往穷数十年之力，始克成编，本律匆促成书，未敢递谓完善，然求适合于各国大同之法理与我国大端之习惯，业已具费筹酌。本律正条之下，尚有注释详细说明，以篇幅太长未及同时缮呈。谨先缮具条文恭呈御览，伏乞饬下宪政编查馆考核”。
目前，笔者在清末档案中尚未发现宣统二年的民律草案“条文稿”，以上奏折（草稿）是了解宣统二年民律草案“条文稿”的唯一资料。该奏折（草稿）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编订民律草案“条文稿”的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民律草案“内分五编三十七章，都一千五百九十六条”，这说明该“条文稿”基本上已是民律草案的定稿，宣统三年九月完成的民律草案“说明稿”（包括《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和“民律草案亲属草案、继承草案”两部分）只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注释，条文数量未增减一条；其二，修订法律馆虽然如期编订完成了民律草案条文，但是由于时间极为紧迫，以至于只进呈了“条文”，条文之下的“详细说明”未能及时缮呈 。
依据现有的资料，目前还有一点是无法说明的，那就是宣统二年民律草案（“条文稿”）的篇章顺序（应是第一编总则，第二编债权，第三编物权，第四编亲属，第五编继承） 与光绪三十三年民律草案大纲所列的篇章顺序（见《编纂民法之理由》草稿：第一编总则，第二编亲属，第三编继承，第四编债权，第五编物权）不一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尚无法解释。
（三）民律草案“说明稿”的编订
关于民律草案说明稿的完成，在《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奏编辑民律前三编草案告成缮册呈览折》 中已有比较确实详尽的说明，本文不复赘言。惟须指明的是：《大清民律草案》最终并未完成。
宣统三年（1912年）九月，修订法律馆奏呈《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奏编辑民律前三编草案告成缮册呈览折》，此时将“民律草案”正式定名为“大清民律草案”。然而，修订法律馆只编订完成了前三编的“说明稿”，后两编的“说明稿”则需要会商礼学馆才能最后定稿。又根据修订法律馆1911年铅印本《大清民律草案》，该“说明稿”共分四册，只有总则、债权、物权三编，并且在第三编《物权》之末有“大清民律草案终”的字样。这说明，清政府仿照日本颁行民法的办法 ，拟先公布前三编（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两编待修订法律馆与礼学馆会商后再另行公布；也就是说，在宣统三年九月定稿的只有《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后两编当时并未定稿。
宣统三年九月，修订法律馆将《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奏呈御览，同时将“民律亲属编草案、继承编草案”的“说明稿”交付礼学馆共同商订。但是，数日之后辛亥革命爆发。至宣统三年十一月，由袁世凯组织新内阁。而袁世凯改组成立的新内阁中已经没有礼学馆这个机构 ，所谓“（《大清民律草案》）后二编由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订立”，只是在宣统三年的九月到十月间的事情，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礼学馆已经难以有所作为。因此可以说，“（《大清民律草案》）后二编由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订立”，在清末很可能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结果。
从民国初年出版的《大清民律草案》（或《民律草案》）的一些版本来看，在清朝最后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没有最后将“说明稿”的前三编与后两编合为一体；民律草案的后两编称作“民律亲属编草案、继承编草案”，没有和“说明稿”的前三编统称为“大清民律草案”。中华民国元年新华书局曾印行（中国图书公司代发行）《中华民国暂行民律草案》 ，共分八册，在首册扉页上仍印有“（清）法律馆原本”；正文之前以“法律馆民律前三编编纂大意”作为序言；而在第八册之末，印有“民国暂行民律草案终”（即对“大清民律草案终”的改写）。再有，中华法政学社校1912年刊行的《民律草案》，虽然将总则、债权、物权前三编，与亲属、继承编合刊；但是，前三编条文编号是连续的（从第一条至第一千三百十六条），而后两编则分别是从第一条重新编排。中华法政学社1913年刊行，并多次再版的《新编中华六法全书》 ，其中第六至十一册为《民律草案》，其前三编连为一体，而后两编则分别编列条文序号。时至民国十五年，民国北京政府修订法律馆编辑的《法律草案汇编》，其中收录之《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条文为连续序号，后两编仍分别编排。
由此可见，到了民国初期，开始出现了《大清民律草案》的两种版本，一种版本是清末完成的“修订法律馆原本”，这个版本的《大清民律草案》只是前三编的“说明稿”，并未与后两编合为一体，修订法律馆宣统三年铅印的《大清民律草案》即是；而民律草案的后两编有单独的名称——“民律亲属编草案、继承编草案”，尚未审议定稿，也没有纳入到《大清民律草案》的名下。
另一种版本的《大清民律草案》是在清末民事立法活动终止以后，由民间出版机构或法律编订机关完成的 ，将修订法律馆的《大清民律草案》（前三编的“说明稿”）与尚未完成的“民律亲属编草案、继承编草案”（后两编“说明稿”）合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五编民法典草案。如《中华民国暂行民律草案》（新华书局民国元年印行）、民国北京政府修订法律馆民国十五年（1926年）刊行的《法律草案汇编?大清民律草案》等皆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大清民律草案》，一般就是指五编合刊的说明稿草案，但并不是清末意义上的前三编的说明稿。
总之，无论何种版本的《大清民律草案》，它均是一部没有经过正式立法审议，没有经过前后统编而最后完成的草案。正因为如此，民国初期曾两次提起将《大清民律草案》颁布施行，但又两次被否决 。

两次，民律草案的初稿于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终于草成。在反复详为核阅，逐条添附按说，说明立法理由，历时八个月完成后，于宣统三年（1911年），也就是清朝最后一年的九月初五日，才编成了此五编一千五百六十九条的民律草案。

3. 中国从清末到现在的法律的主要变化过程是什么

从无系统到有系抄统，由人袭治缓慢向法治转变。
清末以沈家本、杨廷芳为主的法治派和礼学派有争论。
临时宪法大纲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时间，被袁世凯改了两次。
后来军阀割据，也立了几个法。
革命根据地主要以土地立法为主。
建国前以人民政协宣言代替宪法。

4. 中国法制史、论述清末法制改革

清末法制变革表现为

1．宪政改革

①宪政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是清政府主动制定的宪法性文件；“十九信条”全称《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其是清政府被动制定的宪法性文件。②宪政实施机构：主要表现在中央的资政院和地方的谘议局。

2．法律体系的改革

清末变法分为三种情况：清末制定并实施的、清末制定颁布但没有实施的、仅在草案阶段时清政府就被推翻而及出台的。

刑事法律的改革。《大清现行刑律》是清政府在变法过程当中得到具体实施的一个过渡性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这部法律得到了制定和公布，但在清政府统治时期没有实施。

民事法律改革。《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民法典草案，但其仅停留在草案阶段并没有实施；其采取的是德国法法典体系，分为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其中总则、债、物权三编是由日本人松岗正义等帮助起草的。

另外还有《大清商律草案》、诉讼法律、法院编制法这些变革。

3．司法制度上的变革。一方面是被动进行的变革，主要表现在领事裁判权制度和在领事裁判权之下建立起来的出卖中国司法主权的各种裁判制度。另一方面是清末清政府主动进行的司法改革，例如把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法院系统，把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地方设立高级审判庭、地方审判庭、初级审判庭，这套体制为中华民国时期的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

5. 清末修律的修律内容

（一）《大清现行刑律》（1910年5月15日颁布）
（1）公布的原因与过程。《大清现行刑律》是清政府在《大清律例》的基础上稍加修改，作为《大清新刑律》完成前的一部过渡性法典，于1910年5月15日颁行。
（2）主要内容及变化。内容基本秉承旧律例，与《大清律例》相比，有如下变化：
①改律名为“刑律”；
②取消了六律总目，将法典各条按性质分隶30门；
③对纯属民事性质的条款不再科刑；
④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手段，如凌迟；
⑤增加了一些新罪名，如妨害国交罪等。
（二）《大清新刑律》（1911年1月25日公布）
（1）特点与地位。是清廷于1911年1月25日公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但仍保持着旧律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的传统。
（2）制定过程及篇章结构。起草工作始于1906年，由于引发了礼教派的攻击和争议，至1911年1月才正式公布，但并未真正施行。《大清新刑律》分总则和分则两篇，后附《暂行章程》5条，规定对侵犯皇室罪、内乱罪和外患罪加重处罚；对无夫奸罪科以刑事处罚；尊长亲属有犯，卑幼子孙不得使用“正当防卫权”。
（3）主要内容及发展变化：
抛弃了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以罪名和刑罚等专属刑法范畴的条文作为法典的惟一内容，在体例上抛弃了旧律的结构形式，将法典分为总则和分则；
确立了新刑罚制度，规定刑罚分主刑、从刑；
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资产阶段的刑法原则和刑法制度，如罪刑法定原则和缓刑制度等。
（关键词记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专门刑法典；总则+分则+暂行章程；主刑+从刑；罪刑法定+缓刑）
（三）《大清商律草案》
1.清末的商事立法
（1）第一阶段，商事立法主要由新设立的商部负责。1903年，修订的《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在1904年1月（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奏准颁行，定名为《钦定大清商律》，是为清朝第一部商律。此外，清政府还陆续颁布了有关商务和奖励实业的法规、章程加1904年6月颁行的《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同年7月颁布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1906年5月颁行的《破产律》等。
（2）第二阶段，主要商事法典改由修订法律馆主持起草，单行法规仍由各有关机关拟订，经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审议后请旨颁行。在此期间，修订法律馆于1908年9月起草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9月农工商部起草了《改订大清商律草案》，此外还草拟了《交易行律草案》、《保险规则草案》、《破产律草案》等等，但均未正式颁行。在此期间公布的单行商事法规有《银行则例》、《银行注册章程》、《大小轮船公司注册章程》等。
（四）《大清民律草案》
1.主持修订者：沈家本、伍廷芳、俞廉三；
2.结构：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其中：
（1）总则、债、物权三编由日本法学家松冈正义等仿照德国、日本民法典的体例和内容草拟而成，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法理论、制度和原则；
（2）亲属、继承两编由修订法律馆会同保守的礼学馆起草，其制度、风格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保留了许多封建法的精神。
3.修订民律 的基本思路，仍然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格局。 并未正式颁布和实施。

6. 清末修律述评

清末修律，是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希冀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帝制，仁德和祖教纲常等中华文化传统的思想指导下，表面上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实质为维持清廷的苟延残喘，从而“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他们把法律变革本身等同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造就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法文化特殊混合体，而没有将其本土化。清末修律的失败也就成了不变的结局。

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在内外各种压力之下，于20世纪初的十年间，逐渐对原 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修改与变革。我们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法律改革活动称为清末修律。

特点

第一
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 建法 制传统”的方针。清政府迫于激变的时局，不得不“改弦更张”、“参酌各国法律”进行变法修律，但在根本问题上又坚持修律应“不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礼教民情”。因此，借用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坚持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内容，即成为清朝统治者变法修律的基本宗旨。

第二
在内容上，修律表现出封建、买办的专制主义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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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修律
。一方面，清末修律坚持君主专制及伦理纲常“不可率行改变”，在新修新订的法律中继续保持肯定和维护专制统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标榜“吸收世界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大量引入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使得保守的封建内容与先进的近代法律形式同时显现于新订法律法规之中。

第三
在法典编纂形式上，修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诸法合体”的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有关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

第四
修律实质是为维护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修律是在保持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第五
修律主要以大陆法系为师，大陆法系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观念在强调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行使立法权方面与中华法系的“大一统”观念有着极大的相似。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的变法者们对大陆法系法典以及其蕴含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一见如故，很容易就作出师从大陆法系的决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民族面临灭亡的紧急关头，人们渴望建立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在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极度高涨的年代，改革者们在确定法律发展道路时，更倾向于选择大陆法系的法典编纂模式，走自上而下的的国家主导型道路。郝铁川先生曾经对此总结道：“我们认为，法系是一种文化，因此要从文化背景上来研究中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融合。中国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确有着许多相近或相同的文化背景，从政治上来说，两者都曾有过中央集权制和君主专制的历史，这是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

清末修律的真实目的也决定了其在判断西方法律模式时的价值选择。是效仿大陆法系的法典法，还是引入英美法系的判例法，这实质上涉及一个究竟是选择法国大革命模式的理性主义和国家主义，还是选择保守英美宪政革命模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问题。西方两大法系的法律制度虽然都体现了平等、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但是英美判例法却饱含着更为强烈和深刻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地方自治因素，这与清王朝所崇尚的“大一统”的国家主义和“法自君出”的专制主义相去甚远。赖特勋爵曾说过：“普通法将英语国家维系在一起，它被恰当地称之为自由民族的法律。”然而，中国从来就不是崇尚自由的民族，也就很

7. 清末修律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清末修律是清统治者为了挽救政治危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迫于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压力下进行的，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是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不可能带来真正进步、民主的法律制度。除此之外，清末修律活动还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在立法指导思想上，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一方面清政府迫于激变的时局不得不“改弦更改”、“参酌各国法律”进行变法修律，但在根本问题上又坚持修律应“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札教民情”。因此，借用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坚持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的内容，即成为清末统治者变法修律的基本宗旨。

第二，在内容上，清末修订的法律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一方面，清末修律坚持君主专制体制及封建伦理纲常“不可率行改变”，在新修订的法律中继续保持肯定和维护专制统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标榜“吸收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大量引用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使得保守落后的封建法律内容与先进的近现代法律形式同时显现在这些新的法律法规之中。

第三，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改变了中国历代相传的“诸法合体”的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与不同，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有关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制度、法院组织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初步雏形。

8. 清朝监狱、刑法的故事（100分）

大清的刑法主要分为2个阶段
1.在鸦片战争前的刑法主要为大清律例和大清会典
2.但是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主要沦为西方半殖民化的工具，原来的律和典无法适应之前的需要，而且西方文明的传入也使清朝原来的刑法体系发生改变,主要为:
大清现行刑律（1910体例变化，民法刑法分立，废除酷刑）、大清新刑律（1911总则分则体例，引进刑法内容原则)
但是很可惜,单大清新刑律开始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很快就灭亡了,但是这些刑法并没有随着清的灭亡而消亡,而是基本被中华民国所吸收继承.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法典《大清监狱律草案》
《大清监狱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拟就于1910年，出自于日本著名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之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典。
在“诸法合体”的封建立法体系中，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各王朝都未曾制定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典，监狱法律主要混列于各王朝的大法之中。如唐代的唐律、宋代的宋刑统、明代的大明律等。直到清末，中国古老的以刑制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和以苦辱惩治为目的的监管制度，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制度的挑战。而且，一批识时务，趋革新的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开始形成了学外国以维新救国的设想，进行了变法图强的尝试。其后又提出“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从而逐步完善了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治法律体系，向着资产阶级的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当法部奏议狱制亟待改良，并得到一些手握重兵，倾向改良的地方督抚的支持，特别是为了适应清政府“仿行宪政”的需要时，制定监狱法典才被提到变法修律的议事日程上来。
为制定法典，清政府翻译了西方一些国家以及日本的监狱法规和监狱学专著。派人东渡日本考察审判、监狱改革事宜，出席第八届国际监狱会议。1908年，清政府正式聘请日本著名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拟定草案。1910年，《草案》拟成。但《草案》由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而未能颁布实行。
《草案》共十四章，二百四十一条，分总则和分则两个部分。第一章为总则，总则确定了监狱的种类，规定监狱分为三种：徒刑监、拘留场，此两者是“以犯罪之人，置之执行刑罚之地”，是“实质的”监狱。留置所“乃拘留判决未定者之处所”，包括未决监、感化场、民事监等，属于“法制的”监狱。总则还包括监狱的监督权和在监人的待遇等内容。按中国的历史习惯，“监狱归法部管辖”，监督机关为法部，监督方法“以巡阅为最善”。每两年巡视一次，法部官吏或推事、检察官都可巡阅监狱，以达到监督威慑囚犯，总结狱政成绩的目的。在监人的待遇有：不许伤害在监人的身体。监狱构造和卫生设施要无害在监人的健康。在监人于狱中若有苦痛，可向监狱官吏、监督官署或巡阅官吏起诉等。第二章和第十四章为分则，其内容具体繁多，主要是关于收监、拘禁、戒护、作业、教诲及教育、给养、卫生及医疗、出生及死亡、接见及书信、赏罚、领置、特赦减刑及暂释和假释等各种规定。
《草案》是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的封建统治，进行狱制改良，屈从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形势下的产物。因而，《草案》在设范立制时难脱中西狱之间的平衡，成为既有监狱理论原则，又拖着传统狱制尾巴的拼盘，深深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但《草案》作为我国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典，其以教育刑论(着眼于教化罪犯)为理论基础，以教育改造为原则，从而为改革中国封建重刑主义之下的狱政腐朽，监狱卑陋，囚系惨刻状况展开了前景。而且，《草案》作为部门法，是中国近代法制史上监狱立法的一次尝试，无论体例结构，还是条文内容，都改变封建体系“诸法合体”的陈规，成为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制颁《监狱规则》的蓝本，其大部分条款又被后来国民党政府制定监狱立法时所沿用。

清代监狱里的黑暗和潜规则
清朝文学家方苞在文章《狱中杂记》中，把他当年关在牢狱的所见所闻全记了下来。即使今天读来，狱中公权私用，官府的权力被那些牢役用来给自己谋利，其敲骨吸髓，手段之残忍，仿佛人间地狱，着实恐怖。
方苞在文中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他当时关在刑部监狱，看见每天都有三四个犯人死掉后便从墙洞里拉出去。见他吃惊，同一牢房的原洪洞县杜县令走过来告诉他说，这还算好的，今年气候还好，死的人不多，往年发瘟疫的时候，每天都要死十个人呢。
方苞问怎么会这样，杜县令说：“狱中有老监四座，每座有五间房子，牢役们只开当中那间的窗户和天窗透气透光，旁边的四间都不开窗，但里面却经常关着二百多个犯人。每到晚上，牢门落锁，天亮才开，犯人拉屎拉尿全在里面，气味极其难闻。冬天的时候，一些穷的犯人没有被褥，就在在地上睡觉，哪能不生病？所以深更半夜的时候，有人死了，活人也只得和死人脚靠脚、头靠头地躺着，监房里疾病传染，死的人当然也就多了。”
说到这，杜县令恨恨的说：“也真是可怜，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和惯犯，他们精气特别旺盛，倒基本不生病，那些得病死的，反倒是那些罪轻被押或者被牵连的，或者当作人证暂时羁押的，你说这不是荒唐吗？”
方苞便问：“北京不是还有顺天府的监狱和五城兵马御史衙门的监狱吗，怎么刑部监狱里关的犯人这么多啊？”杜县令说：“你不知道，近年来的案件，只要案情稍微重一点，顺天府、五城兵马御史衙门就不敢管；而掌管京城九门守卫的步兵统领抓的犯人，也放在刑部监狱关押；那些衙门的书吏、狱官、禁卒们，觉得关的人越多，就越有利可图，所以稍微有点牵连的，就一定想方设法捉进来。”
说到这里，杜县令叹道：“这里就是鬼门关，进来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不管你有罪无罪，先给你戴上脚镣手铐，让你吃尽苦头，等到你受不了，就进来劝你找保人，然后估计你家里有多少财产好勒索。勒索来的钱，这些人就瓜分了。比如要去掉脚镣手铐关到老监外面，得要好几十两银子。至于那些榨不出油水的穷犯人，那就倒霉了，戴上刑具关押，一点也不会客气，还要用他们来警戒其他犯人。”
据说山西阳高县有个叫黄升的人，被无辜牵连进了牢房。牢役们先把他用链子锁在尿缸边，那链子套在他的脖子上，坐也坐不下，只能靠着栅栏半蹲着。拘了大半天后，牢役们出来和黄升谈价钱，说：“你想舒服呢，也不难，就看你肯出多少钱。你看，里边屋里，铺盖和桌子啥都有，你要吃什么也行，但住那屋得有条件。”黄升问他什么条件，牢役们说：“进那屋花五十吊。你要再花三十吊，就帮你去掉链子；地下打铺也是二十吊；住高铺加三十吊；你要吃菜吃饭，哪怕是吃鸦片烟，我们都可以代办，按次算也行，长包也行，还可以给你便宜点，反正都有价钱。”
倒霉的是这个黄升当时身上没带钱，牢役们见自己说了半天没收获，大怒，众人便一拥而上，将他打个半死，又罚站一夜，第二天家人送钱来才放了下来。
按说死刑犯最难敲诈了，但刽子手勒索起来更是触目惊心。譬如家中有钱的死囚，刽子手往往派他的同伙去找亲属谈，其中对要凌迟碎剐的，就威胁说：“要是顺从我的话，当时先刺心脏，给个痛快；要不然，四肢剐完了，人还会有气。”对那些判绞刑的，就说：“要是顺从我，一绞就断气；不然绞三次，让他慢慢死。”就算是判砍头，没什么技术好要挟，也要留下死人的脑袋做抵押，问收尸的家属要钱。
如此一来，那些刽子手往往都能勒索到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只为减少犯人的苦楚，那些没钱的家庭，往往把自家的财产当光，去贿赂那些人。真碰上那些一点钱都没有的，那就不客气了，往往要按照前面威胁的那样来行刑。
就连负责捆绑犯人的衙役也生财有道，谁要是不肯掏钱的话，这些人就乘捆绑的时候折断犯人的筋骨。譬如每年秋天各地都要集中处决犯人，为了震慑那些犯人，往往有陪绑制度，也就是说，捆绑到行刑地等待执行死刑的，大概有十分之三四，其他的只是陪绑。那些在捆绑时没交钱的，被弄伤后往往要好几个月才能痊愈，有的甚至被弄成残废。
方苞曾劝一个老牢役说：“你们跟那些犯人没仇没恨的，不过想得点财物；那些穷人要真没有，你们就不能当做点善事放过他们吗？”那人冷笑道：“放过他们？我们这是为了立下规矩，警告其他人犯，要不这样的话，那不人人都心存侥幸，不肯掏钱？”
见他不明白，那老牢役说：“这里面是有学问的。比如同案被捕的三个人，同样刑具拷打，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他骨头受了点轻伤，养了一个多月才好；第二个人多给了一倍的银子，只受了点皮肉之苦，二十天后就好了；第三个人比第一个人多了六倍的银子，打完后，当天晚上就健步如飞，跟平时没啥两样。这要是没有差别，哪个人肯多出钱呢？这就是规矩，规矩是不能坏的！”
熟谙官场的老手还在后面。有某姓兄弟二人，犯的把持公仓的大罪，以律当斩立决。判决下来后，管文书的书吏说：“你们给我一千两银子，我有办法让你们不死。”两兄弟大惊，问他有什么办法，书吏说：“这也不难，我另准备一份判决词，原文不用改动，只不过把后面两个没有家属和亲戚的同案从犯的名字来换你们两个，等到案文加封上奏的时候，偷偷地换一下，反正他们死了没人给他们喊冤。”另一个书吏有点担心，说：“这样做，死掉的人固然没什么问题，但万一主审官发现怎么办呢？如果让他们发现，我们就活不成了。”书吏笑道：“这你尽管放心，他要发现的话就得重新上奏请示，重新开判决词，我们这些人固然活不成，但主审官也得一个个罢官走人，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又没人喊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对他们来说，保住自己的官职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些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后来，这个人还真就这么干了，结果两名可怜的从犯被处了死刑。主审官后来发现，被吓得口张舌翘，却也不敢追究。方苞在文中说，他在狱中还见过这两兄弟，同牢房的犯人指着他们说：“这两人就是用谁谁的命换他们脑袋的。”
《狱中杂记》最后还说，有些奸狡的人因长期关在牢里，干脆和狱卒内外勾结，不出去了，他们在牢里负责惩罚犯人，帮狱卒勒索财物，自己也捞了些钱。比如山阴县有个姓李的，因杀人被关在监狱里，用这种办法每年也能搞到几百两银子。
本文节选自《帝国的绯闻-----大清野史三百年》

罕见的清朝刑法牢狱照片http://pic.qikoo.com/comic/111828_200808,16418531,684d55,s6327_43378,1.html

清朝末年的一些刑法（图）http://club.chinaren.com/bbs/index.jsp?boardid=13&hotmsgid=86737207

9. 清末法制的近代化特征

．宪政改革

①宪政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是清政府主动制定的宪法性文件；“十九信条”全称《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其是清政府被动制定的宪法性文件。②宪政实施机构：主要表现在中央的资政院和地方的谘议局。

2．法律体系的改革

清末变法分为三种情况：清末制定并实施的、清末制定颁布但没有实施的、仅在草案阶段时清政府就被推翻而及出台的。

刑事法律的改革。《大清现行刑律》是清政府在变法过程当中得到具体实施的一个过渡性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这部法律得到了制定和公布，但在清政府统治时期没有实施。

民事法律改革。《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民法典草案，但其仅停留在草案阶段并没有实施；其采取的是德国法法典体系，分为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其中总则、债、物权三编是由日本人松岗正义等帮助起草的。

另外还有《大清商律草案》、诉讼法律、法院编制法这些变革。

3．司法制度上的变革。一方面是被动进行的变革，主要表现在领事裁判权制度和在领事裁判权之下建立起来的出卖中国司法主权的各种裁判制度。另一方面是清末清政府主动进行的司法改革，例如把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法院系统，把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地方设立高级审判庭、地方审判庭、初级审判庭，这套体制为中华民国时期的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

10. 中国大陆刑法典从清代到现在有哪些

1、清代《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于1908年完成，但由于守旧派的反对，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公布。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该律并未施行。它采用资产阶级的刑法体例、刑罚制度和刑法原则。在刑法体例方面，分总则、分则两篇。

在刑罚制度方面分主刑、从刑两种，主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权和没收。 在刑法原则方面，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此外，还根据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情况，规定了有关妨碍国交、妨碍选举、妨碍通讯、交通以及妨害卫生等方面的犯罪。

2、北洋政府《暂行新刑律》

《暂行新刑律》是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对《大清新刑律》稍加删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规，于1912年4月30日颁行，内容与《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

1912年3月，袁世凯发布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此处所指“新刑律”，即清末修律公布之《大清新刑律》。据此命令，北洋政府法部随即拟定《删修新刑律与国体抵触各章条等并删除暂行章程文》，并附列删除各章条目，经呈袁世凯批准，并通令各司法衙门遵行，是为《暂行新刑律》。

后1914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以“重典”威慑人民，颁布《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15条，增设了一些罪名，并加重了原来的许多刑罚。此外，北洋政府还在1915年和1918年先后拟定了两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颁行。

3、国民政府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

该刑法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共48章，387条。1935年1月1日又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刑法,即所谓新刑法。其中总则编12章99条,分则编35章258条。

列举了诸如窃盗、杀人等罪名，并针对各罪内容特别规定。学说上一般把刑法分则按照侵害法益的不同分为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数部分；在个人法益方面又常再细分为生命、身体法益、自由法益和财产法益等。

原则上本法总则部分的规定适用於所有法律的刑事规定（其他法律的刑事规定称附属刑法，即刑法以外之特别刑法），在分则的部分则列举了基本的刑事处罚规定。

4、国民政府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

新刑法标榜“从轻主义”,对一般轻罪的处罚比旧刑法规定的有所减轻,但对于所谓触犯反动统治秩序的行为则从严、从重处罚。

同时吸取了德、意、日帝国主义国家刑事立法政策中所谓“社会防卫主义”和“主观人格主义”精神，宣称犯罪原因在于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因素，主张应以主观的犯罪动机，而不是以客观的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对所谓“内乱罪”以及“外患罪”、“杀人罪”、“强盗罪”等“危险极大”者，皆规定了惩罚“预备犯”、“未遂犯”和“阴谋犯”的条款。

特别增加了“保安处分”专章,对于所谓有犯罪行为或有“犯罪嫌疑”“犯罪危险”的人,可以借口预防“犯罪”或“再犯罪”,实行“社会防卫”手段,令其入感化教育处所。

5、新中国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

在 1950 年，我国就在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刑法大纲草案是对新中国各项法律的高度概括，是日后刑法修订的基础

6、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