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的例子
这话问的，立法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好像没有什么约束它们的吧。法院检察院是审判机关，是决定适用法律机关。公民是受法律约束的人。
⑵ 罪刑法定原则在国外司法实践中是如何运用的
太多了，随便找本司考书上面就有，辛普森案件就是无罪推定的最好例子
⑶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指导意义
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解释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有助于防止无权机关进行司法解释。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可谓不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诚然，这些规定都有各部门的职责所在，且该解释是对程序法的解释，但是，它从侧面说明了无权解释的存在。
其次，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有助于有权解释的司法机关之间不发生越权解释。我们知道1981年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明文说明了审判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检察解释归最高人民检察院，但是现实中，“两高”的联合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1月20日）等司法解释，虽然联合解释让法律的适用更为统一，但难免有检察院介入审判解释和法院介入检察解释的嫌疑。
再次，坚持罪刑法定有助于划清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界限。罪 刑法定原则要求刑事法律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创制，因此司法解释不能成为二次立法。另外笔者还认为，对于最低追诉标准最好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因为这是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的根据，应属于“明确含义”而不是“具体适用法律”。虽然“进一步明确含义”和“具体适用”不能绝对的区分，但笔者仍认为在无法明确区分时应推定为应该进行立法解释，而不是司法解释，因为立法解释更能更好的显示罪刑法定原则。实践中我们甚至出现转授权的现象，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笔者认为此类规定欠妥当，不可否认，同样的盗窃金额在不同的地区造成的社会危害肯定会不一样，但把数额标准确定权授权给高级人民法院难免有失偏颇。
当然上述这些意义应该只是形式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对解释方法的限制和要求的意义，此意义应该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于司法解释的实质意义：有助于司法机关在忠于法律规定的原意和符合法律规范含义的范围之内正确进行司法解释，也就是可以让司法机关在合法的范围内作出合理的司法解释，让司法解释不超出刑法具有的和可能具有的意思，更好的实现实质法治。以此进一步推不难得出以下几点：
1、赋予公民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是法的价值的最顶端，合理的解释法律可以让公民在可预料的禁止的范围内不为一定的行为，反过来讲，公民可以将自由最大化；
2、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司法解释则是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和“准准绳”。
3、最大限度的限制司法权的发动。司法解释中诸如追诉标准的规定即是对此的限制；
4、最大限度的对应追诉的犯罪进行追诉。犯罪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理应受到惩处，合理的司法解释有利于更好的打击犯罪，以此保护人民。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明文规定不等于机械的明确规定，而应是逻辑上的明确规定，实践中必须避免此类理解误区。
总之，坚持以罪刑法定原则指导刑事司法解释可以使法律得到正确解释：即由正确的解释主体在正确的权限内解释其应解释的内容并用正确的方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其正是通过正确解释法律为实现最大限度的打击犯罪和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提供最佳的依据并以此促进人权的保障。
⑷ 法律的漏洞有哪些举例说明
我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法制国家，因此法律漏洞还非常多。以下两个案例就说明了法律存在漏洞，以及漏洞的类型及探讨。
案例一：偷税9万元可以定罪，偷税15万元反倒不能定罪！公安机关在查处一 经济 犯罪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少缴应纳税款，遂一并立案侦查。经侦查查实，犯罪嫌疑人偷税数额约9万元，占应纳税额的12％。
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 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4)罪刑法定的例子扩展阅读：
自始漏洞与嗣后漏洞：
法律漏洞以存在的时间先后为标准，有自始漏洞与嗣后漏洞之分。所谓自始漏洞是指法律漏洞在法律制定时即已存在。
所谓嗣后漏洞是指在法律制定和实施后，因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发展而产生了新问题，但这些新问题在法律制定时并未被立法者所预见以致没有被纳入法律的调控范围，由此而构成法律漏洞。
其中，对自始漏洞又可将其分为明知漏洞与不明知漏洞。此是以立法者在立法时对法律规定的欠缺是否已有认知为标准而作的划分。明知漏洞是指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已意识到法律的规定存在不完善或缺漏但却将这一问题保留给其他机关或部门。
通过解释或补充细则等其他途径来建立规范。明知漏洞是基于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尚不成熟，如法律当时予以规范恐致日后产生弊端，而这些问题有可能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补充、司法判例或学理等来解决。
⑸ 刑法中的禁止类推解释中不禁止对有利于告人的类推解释是什么意思，能举个例子吗
1、意思：我国刑法暂不适用类推解释，刑法中有文理（义）解释、扩充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以及补正解释，但是根据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不适用类推解释，但类推解释有利于被告人的除外。
形式侧面禁止类推解释，是禁止一切类推解释。因为类推解释导致刑法的规定适用于相似的情况，然而，只要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相同之处，人们就可以说它们具有相似性。于是，任何行为都可能与刑法规定的行为相似，都有被定罪量刑的危险。
2、例子：《刑法修正案九》第34条将刑法第302条修改为：“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由于“尸体”不包括骨灰，因此将“尸体”解释为包括骨灰属于法律所禁止的类推解释，但立法者认为侮辱骨灰同样侵害了公众对骨灰的虔敬感情，理应得到刑法的保护，那么立法者可以通过立法使其成为刑法所保护的内容。
(5)罪刑法定的例子扩展阅读：
司法解释禁止类推解释
司法解释是沟通立法与司法的桥梁，对于刑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司法解释是有限度的，超越这种限度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也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司法解释不能采用类推解释的方法。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按照刑法中最相类似的条文加以解释。
因此，类推解释是以法无明文规定为前提的，类推解释使刑法适用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因而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是应予禁止的。同时，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由于解释已经超出刑法条文词义的范围。因而也是违背罪刑法定的，不应允许。
⑹ 被判刑死缓的有没有最后执行死刑的例子
被判死缓后，2年内没有故意犯罪，死缓改判无期，如有重大立功表现，可改判15年以上25年以下有期徒刑。建国后我国很少有死缓2年后被执行死刑的事情
⑺ 数罪并罚的计算例子
数罪并罚是刑罚论中比较难的部分，你能检索到的现有的公共资料上往往只有数罪并罚的处理原则。但是比照这些原则应用到具体案例中后，很多人还是不会计算。下面我通过一个例子介绍数罪并罚的量刑范围到底该怎么计算，掌握这个例子，你会掌握数罪并罚计算中的90%以上的情形。
一、数罪并罚的根据
数罪并罚主要根据的是《刑法》第69条，因为法条比较长，且随处都可以检索到，所以不再摘录。
二、计算案例
例：张三原判10年有期徒刑，执行期间第5年犯新罪，应当判处6年有期徒刑。同时又发现漏罪，应判5年。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以上案例的宏观处理原则是：先处理漏罪（先并后减），再处理新罪（先减后并）。
1、漏罪处理（先并后减）
原罪10年有期徒刑，漏罪5年，10年与5年总和刑期为10+5=15年。并罚应当在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总和刑期以下酌情决定执行刑期，即10年以上，15年以下量刑。假设最后决定执行13年。张三已经执行5年，所以还需执行13-5=8年。
明白了上述计算过程，你就掌握了判决宣告以前的数罪并罚以及刑罚过程中发现漏罪的计算了。
2、新罪处理（先减后并）
在第一步计算中，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张三的原罪与漏罪并罚应当执行13年，下面用先减后并的原则进行处理新罪。13年减去已经执行的5年，13-5=8年，即还剩8年，与新罪的6年并罚。8+6=14年，即总和刑期为14年，剩余刑期与新罪刑期比较，剩余刑期比新罪刑期高，所以应当在8年以上，14年以下量刑。假设最后决定执行12年。算上已经执行的5年，实际要执行17年有期徒刑。
明白了上述计算过程，你就掌握了刑罚过程中发现新罪的计算了。当然1、2步计算连起来就是刑罚执行过程中即发现漏罪又犯新罪的计算了。需要注意的是：
（1）发现新罪的数罪并罚，一定是剩余刑期与新罪之间的并罚，而不是原罪刑期与新罪之间的并罚。回到案例，就是应当在8与6之间比较大小，做加法，而不是10与6之间运算。
（2）即发现漏罪又犯新罪，在处理新罪时别减重了。有人会拿第一步得到的还需执行的8年带入第二步，再减个5年，那就减重了。
三、引申
为什么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现漏罪跟犯新罪的处理办法会有所不同？
从朴素的道德判断，一个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犯新罪的处理应该要比发现漏罪严格，其实之所以用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也正好体现了这一原则。但具体是哪儿严格法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部分有些抽象，不感兴趣的可以略过）：
假设，张三原罪判A年，在执行B年时，发现漏罪应判C年。李四原罪判A年，同样在执行B年时又犯新罪，应判C年。
张三还需执行的刑期范围是：（A-B，C-B）—（A-B+C），期中（A-B，C-B）表示A-B与C-B中的大数。
李四还需执行的刑期范围是：（A-B，C）—（A-B+C），期中（A-B，C）表示A-B与C中的大数。
我们对比发现，张三与李四还需执行的刑期范围的上限其实是一致的，都是A-B+C。也就是说，不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现漏罪还是又犯新罪，数罪并罚的刑期上均为原罪剩余刑期与新罪或者漏的总和。
当(A-B)>=C时，张三与李四还需执行的刑期范围的下限也是相同的，均为A-B。
当(A-B)<C时，张三与李四还需执行的刑期范围的下限不同，张三为A-B与C-B中的大数，李四为C。我们可以看出，所犯新罪或者漏罪的刑期高于原罪剩余刑期时，又犯新罪的李四还需执行的刑罚范围下限必定要比发现漏罪的张三高。这时就体现了两种处理方法的不同，可以看出对又犯新罪处理是更严厉的。
综上所述，数罪并罚中对发现漏罪和又犯新罪的处理方法十分巧妙，它们很好地体现了刑法的罪刑法定、罪刑相当原则。
1、量刑上限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所犯原罪、新罪或漏罪的严重程度，越严重的罪上限越高。
2、对于发现漏罪，量刑下限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漏罪的严重程度，漏罪越严重下限可能会越高。
3、对于又犯新罪，量刑下限的高低，既与所犯新罪的严重程度相关，又与原罪执行剩余期限有关。新罪越严重量刑下限会越高，剩余刑期越少量刑下限会越高。意味着一个人在越接近原罪快执行完的时候又犯新罪，说明天越没改造好，他也将面临更高的量刑下限，这与我们的认知是相符的。
4、代入具体数据，只管感受下这种差别。张三原罪10年，在执行第9年如果发现一个应判8年的漏罪，他的还需执行的刑期范围应该是1年以上，9年以下。如他在执行第9年又犯一个应判8年的新罪，那他还需执行的刑期范围则是8年以上，9年以下。看到差别了吗？
⑻ 民事违法刑事违法行政违法的区别请举几个例子。
1、违背法律不同。
民事违法违背的法律为民法规定；刑事违法违背的法律为刑法；行政违法违背的是行政法规。
2、违法性质不同。
民事违法的行为是一般违法行为；刑事违法行为是严重违法且是一切违法行为中最为严重的一种；行政违法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3、包含范围不同。
民事违法包含违反合同行为和侵权行为；刑事违法在我国包含八类如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等；行政违法包含实质性行政违法和形式性行政违法、内部行政违法与外部行政违法以及作为行政违法与不作为行政违法。
举例如刑事违法，2018年4月15日，犯罪嫌疑人张某强因经济拮据，心生绑架勒索恶念。随即在互联网上勾连了姚某庆、李某等4名外省人员，组成绑架犯罪团伙。5月4日，嫌疑人张某强等对临汾乡宁县人孙某珍实施了绑架。
举例如民事违法，甲与乙签订购买二手房合同且支付给乙方定金以后，乙方因事后觉得出售的房价低了，不愿意履行合同。甲方将乙方诉讼至当地法院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并继续履行合同。
(8)罪刑法定的例子扩展阅读：
行政违法构成要件：
1、行政违法的主体必须是行政主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只有当他们以行政法主体身份或以行政法主体名义出现时，他们的违法才能构成行政违法。
2、主观要件包含行政违法主体主观上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如果行为在客观上违反了行政法律规范，但不是出于故意和过失，而是不可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不能认为是行政违法而追究行政责任。
3、构成行政违法的客观事实情况，包括行为及其后果等。
行政违法的特征：
1、行政违法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可能构成行政违法；
2、行政违法违反的是行政法律规范，侵害的是受法律保护的行政关系；
3、行政违法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尚未构成犯罪；
4、行政违法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⑼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在刑法条纹中的例子～规定
A 刑法中的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类推解释。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但不禁止扩大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扩大解释的结论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如何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就成为重要问题。
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为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不管处罚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释为犯罪。因为即使危害再严重的行为，如果事先没有将其可罚性告知国民，就不得对该行为定罪科刑。
例如，盗窃、诈骗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所以，对“财物”有作广义或扩大解释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过一般人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是否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进而判断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一种解释结论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的重要线索。因为当解释结论被一般人接受时，就说明没有超出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当一般人对某种解释结论大吃一惊时，常常表明该解释结论超出了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
第三，解释结论与刑法的相关条文内容以及刑法的整体精神相协调时，不宜认定为类推解释。当扩大解释与相关条文产生冲突，与刑法的整体精神相矛盾时，很容易形成类推解释。
例如，当刑法条文一直明确将两种现象分别规定时，如果某个分则条文只是规定了一种现象，那么，原则上就不能将没有规定的另一现象解释成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现象，或者说不能将该分则条文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其没有规定的现象，否则，会被人们视为类推解释。
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准自首的主体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主体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规定的对象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条规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这说明，刑法严格将罪犯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区别。因此，当刑法明文将犯罪主体限于“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时(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条)，不能将“罪犯”解释为罪犯、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否则便有类推解释之嫌。不过，刑法对“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规定，则并不限于已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这种解释不是类推解释，甚至不是扩大解释。
再如，将盗窃罪、诈骗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刑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等)是协调的，不会产生任何矛盾。
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是将“同居”与“结婚”并列规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这表明“同居”与“结婚”的危害相当。如果将通奸行为解释为“同居”，则意味着通奸与结婚行为相当，这显然是不协调的。
第四，某种解释结论符合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因而符合刑法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时，不应认为是类推解释。任何用语的含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社会生活中仅有女性向男性卖淫时，将“卖淫”解释为“女性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男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即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务的事实时，解释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释结论，而应将“卖淫”解释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异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但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同性恋现象时，法官必须重新将“卖淫”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他人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概言之，社会生活事实发生了变化，相关的用语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与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所作的解释，不能称为类推解释。因此，组织男性为男性提供性服务的，当然成立组织卖淫罪。
第五，某种解释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应当根据本国的刑法及其用语进行判断，而不能根据外国刑法用语得出结论。在刑法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不能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但在刑法没有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反过来也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德国、日本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而是将通常的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将利用机动车抢夺的解释为抢劫。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似乎在进行类推解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将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或抢劫。再如，我国刑法常常将伪造与变造并列规定，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伪造并不包含变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罗斯刑法分则条文只使用伪造概念而未使用变造概念，但刑法理论仍然认为伪造包含变造，而这种解释并不被认为是类推解释。所以，在国外属于类推解释的，在中国不一定属于类推解释；反之亦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某种解释是类推解释还是扩大解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用语含义问题。换言之，某种解释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刑法用语的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得出结论。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是用语的问题，而是如何考量法条目的与行为性质，如何平衡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问题。相同类型的行为，既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释为犯罪，也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释为犯罪。所以，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并无绝对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对的区分标准。
⑽ 请问哪里有关于罪行法定原则的案例
许霆案件判决违反罪行法定、平等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判词矛盾
2008年3月31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对许霆一案判决，认为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鉴于许霆恶意取款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的行为，采用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犯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看，许霆犯罪主观恶性不是很大。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对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
该判决首先违反了刑法第四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和第五条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规定的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既然认定许霆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那就要板板正正的，一是一的办，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何必法外开恩捞取大赦的英名，正规的刑法原则不适用，偏偏深街陋巷的，怕是有难言之隐吧？古代就有“欲加之罪”，还要你感恩。
其次该判决最精彩的自相矛盾的判词是“许霆恶意取款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的行为，采用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该句判词是否可以翻译成：“一、在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的客观条件下，许霆恶意取款，或者说，二者有前因后果的关系；二、许霆（合法公开的）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该句话描述的可是该案件的客观方面即确定罪名的依据的事实啊。
第三，判词认定“许霆（合法公开的）持卡非法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凸显该判词描述许霆并非采用秘密窃取的手段作案，盗窃罪的最典型的客观特征，是其行为的秘密性，柜员机“神经了”向许霆献媚，招手钱来，就像对一个5岁的婴孩，许霆在大街上向其讨要了170张面额1000元的金元券，怎麽能定性“盗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