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國家法律法規

Ⅰ 一帶一路法律問題有哪些

您好，
一、「一帶一路」建設中法律風險產生的原因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政策溝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點合作領域。「一帶一路」多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周期長、資金量大、運行維護不易，［2］其所涉地區還存在著復雜的宗教、民族矛盾，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滋生蔓延。［3］而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開放程度、法治狀況和市場化水平差異較大，我國市場主體在參與共建「一帶一路」中必將會面臨諸多法律風險。
1.因沿線國家隸屬法系不同而引發。「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國家，依照其法系不同，主要分為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大類，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國家屬於伊斯蘭法系。根據「一帶一路」所含范圍，蒙古、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除阿富汗外的中亞國家，緬甸、泰國、寮國等東南亞國家，俄羅斯以及法國、德國為核心的絕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屬於大陸法系。印度、巴基斯坦等亞洲國家，坦尚尼亞、肯亞等非洲國家，以及歐洲的英國和愛爾蘭等屬於英美法系。阿富汗以及除伊拉克、以色列等少數國家外的絕大部分中東國家屬於伊斯蘭法系，均實行伊斯蘭教法。
不同法系國家的法律分類與術語、法律表現形式、審判模式與技巧、法律適用規則等差異較大，同一糾紛在不同法系國家之間的處理方式各異，法律的適用性會被削弱。同時，因所屬法系不同而產生的法律信息不對稱，也可能會給投資者帶來許多無法預測的風險。
2.因沿線國家法治狀況和國民道德水平不同而產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貿易投資等領域的法律法規、稅收規定與國內有很大不同，許多國家有關投資貿易的立法仍處在不斷調整完善之中，相關法律的修訂比較頻繁，並且存在不同層級的立法主體，使投資者很難把握即時交易規則，導致貿易難度加大。一些國家的行政執法、行政監管十分復雜，執法透明度不高，對外國或外資企業在執法力度上有所歧視，甚至會基於本國政治、經濟利益和安全的考慮，有針對性地對某些跨國公司或者海外企業進行一定程度的法律管制。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會對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與貿易活動產生諸多不利影響與潛在風險。［4］同時，沿線國家的國民道德水平和守法意識參差不齊，還可能產生違約、欺詐等商業道德風險。
3.因貿易保護主義而引起。貿易保護主義有利有弊，利在於可以通過限制進口保護本國商品在國內市場免受外國商品競爭。弊則不利於本國工業的進步，易導致國內資源的低效配置，甚至可能失去參與國際分工，獲取比較利益的機會。消除投資和貿易壁壘，實現貿易暢通和投資貿易便利化、自由化，構建良好的營商環境，激發釋放合作潛力，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內容。
當今世界部分地區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嚴重製約著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進。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關稅壁壘和以綠色壁壘、技術壁壘、認證、認可制度、安全審查、反傾銷、知識產權保護等非關稅壁壘來限制投資貿易的自由與便利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數都屬於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民主法治程度都不是很高，可能會重拾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維護本國（地區）的狹隘利益。這樣會消解沿線國家和地區為實現投資貿易便利化所做的努力，並可能由此引發投資貿易法律糾紛和風險。
二、「一帶一路」建設中法律風險的類型化分析
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政治體制、法律制度、法律環境和法律文化差異巨大，各國法治建設水平極不平衡，參與建設的市場主體在不同國家或地區將面臨不同的法律風險。
1.因直接投資產生的法律風險。由於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利益並不完全相同，一些國家的法律出於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安全等方面的考量，會對合營企業中外國投資者的投資范圍和持股比例設定許多限制，或是要求合營企業中必須有所在國政府及其委派機構參與經營。即使有些國家沒有此類法律限制，其政府也往往擁有對合營企業重大決策的否決權，從而極大地削減了合營企業的自主經營權。一些國家的法律出於反壟斷和維護有效競爭的考慮，對外國投資者的跨國並購提出了特別要求，或建立了不透明的跨國並購審查程序，可能會大大增加我國企業海外跨國並購的難度。而且，當所在國一旦對特定的跨國並購項目持有懷疑時，有時甚至會藉助「臨時立法」的方法加以限制，從而形成較為嚴重的法律風險。由於跨國並購可能會導致壟斷，進而擾亂所在國及周邊地區的市場秩序，甚至打壓所在國及周邊相關產業，因此，還可能遭遇所在國及相關機構的反壟斷審查風險。此外，跨國並購還可能面臨目標企業的反並購風險、並購程序的合法性風險，以及被並購的目標企業隱瞞自身涉及的擔保、訴訟糾紛等情況，使跨國並購後的企業陷入因信息不對稱而引發的法律僵局。
2.因市場准入產生的法律風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准入制度，其目的是促進市場的合理競爭和適度保護。「一帶一路」建設中，一些貿易夥伴出於對保護本國經濟利益的考慮，往往會通過設置嚴格的法律和市場准入門檻，以及苛刻的通關程序，來限制海外投資主體及產品進入其本國市場。例如，歐盟對於食品等商品所設置的准入標准就十分嚴格，符合中國標準的商品進入歐盟時，將會面臨許多不確定性，從而隱含著巨大的准入風險。近年來，隨著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從以往赤裸裸的訴諸關稅壁壘，到今天各種隱形非關稅壁壘的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形式可謂五花八門，由此引發的法律風險愈演愈烈。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失敗就與美國對外國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和貿易投資保護政策有關。
3.因知識產權保護產生的法律風險。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競爭性資源要素在國家的經濟和科技發展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擁有知識產權的數量及質量決定著一個國家或企業在全球化經濟中進行資源配置和國際分工時的地位。［5］當前，國際投資法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這方面的規定甚至比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要求更高，這就要求一些國家對其現有的知識產權法進行有效調整。［6］「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投資貿易行為，必然會引發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如果對外投資與貿易各方對知識產權保護考慮不周，措施不到位，很容易造成知識產權資源的流失，甚至引發知識產權糾紛。我國企業在過去的對外投資貿易中，由於不熟悉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規則和方法，不懂得如何運用知識產權戰略和策略去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獲得和保持競爭優勢，教訓十分深刻。
4.因國際金融交易產生的法律風險。國際投資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國際直接投資是指伴有企業經營管理權和控股權的投資。國際間接投資是指投資者不參加企業經營管理，也不享有企業的控制權或支配權，而僅以資本增值為目的，以取得利息或股息等為形式，以被投資國的證券等為對象的跨國投資。因此，國際間接投資實際上就是國際金融投資。
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國企業參與國際金融投資的情況越來越多。然而，國際金融交易和監管十分復雜，且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金融交易法和金融監管法，這就決定了國際金融交易風險較國際貿易風險和國際直接投資風險更大。同時，國際金融交易風險還具有影響范圍廣、破壞性擴張性強、控制難度大等特點。近年，中國平安、中信泰富的巨額海外金融投資虧損，蒙牛、雨潤、太子奶和中華英才網等因簽訂對賭協議所導致的「對賭危機」都是因盲目進行海外金融投資所產生的法律風險。［7］
5.因勞工問題引發的法律風險。隨著國際社會對人權關注程度的增加，勞工標准作為工作中的人權，已逐漸滲透到國際投資法、國際貿易法等領域。勞工權保護已成為國家的義務、企業的社會責任。「一帶一路」建設中因勞工問題可能引發的法律風險主要有：一是因不平等招工，忽視所在國特有的民族問題、性別問題等，觸犯平等勞動及反歧視相關的法律，將會面臨行政罰款等處罰；二是漠視所在國法律賦予工會的權力，未能與當地工人及工會形成良好關系，可能會面臨罷工和激烈抗議的風險；三是在僱工待遇和福利保障方面，如果觸犯所在國的勞動法，可能面臨處罰、訴訟，甚至導致並購失敗等風險；四是企業在進行人員裁減或調整時，要特別注意所在國有關裁員力度、裁員補償等方面的法律，否則也容易引發糾紛。
6.因環境問題產生的法律風險。隨著國際環境法的發展和生態文明價值凸顯，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標准和法律越來越嚴。「一帶一路」建設中，海外企業如果不能嚴格遵守所在國的環境標准和法律，將會引發嚴重的環境問題。由於部分中資企業在海外投資中履行環保社會責任存在缺陷，［8］中國投資者在海外已面臨過多起此類事件。例如，在柬埔寨，當地政府曾因環境問題收回了中國投資者的森林採伐權。中石油和中石化在蒙古、印度尼西亞等國的某些項目也都遇到了當地環境組織的抵制及政府環境規制方面的問題。［9］大量的事實、經驗告訴我們，企業只有遵循綠色「一帶一路」建設思路，努力適應國外環境標准和法律，才能減少因環境問題而引發的法律爭端。
7.因經營管理不善產生的法律風險。由於法律意識的淡薄和固有的商業慣性，我國海外投資企業在經營管理中容易出偏，觸犯法律，從而產生法律風險。一是可能產生商業腐敗法律風險。歐洲等國家對企業腐敗有嚴格法律規定，一旦發現企業有行賄、貪污等問題，將面臨嚴重的競業禁止和制裁風險，企業聲譽可能毀於一旦；二是可能產生稅收法律風險。同一主權國家都會根據其本國法律對同一納稅實體進行征稅。因此，企業在境外經營時，既要根據屬人原則向我國政府納稅，又要根據屬地原則向所在國政府納稅。如果企業的納稅情況及避稅手段不符合所在國的稅收法律，則會面臨復雜的稅收法律風險。三是可能產生項目規劃設計法律風險。如果某一項目的規劃設計不符合東道國相關法律的規定，項目完成後，就無法通過東道國的驗收，從而導致投資遭受重大損失。四是可能產生合同管理法律風險。現代的合同管理涉及合同的談判、起草、簽訂、履行、變更、終止、違約處理等過程。在這一全過程管理中，任何一個疏漏，都可能引起爭議或糾紛，從而產生風險，造成損失。
三、「一帶一路」建設中法律風險的應對之策
進行任何一項投資貿易活動都存在風險，關鍵在於對風險的認知和管控。有效應對「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法律風險，應從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入手。
政府既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倡導者，又是該戰略的組織者、引領者和實施者。因此，政府應是法律風險的宏觀管控者。政府的應對之策主要有：
1.簽署雙邊或多邊投資保護協定，實現沿線國家法制協同。為實行投資貿易便利化，消除投資貿易壁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必須加強法制協同，通過與投資夥伴國簽訂雙邊或多邊協定，掃清因沿線國家法制不統一的法律障礙，為海外投資者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目前，中國已同俄羅斯、塔吉克、哈薩克、卡達、科威特等國簽署了與「一帶一路」建設有關的合作協議。已同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國簽署了12個自貿協定。這些雙邊或多邊貿易投資合作協議既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引領力量，又是消解「一帶一路」建設法律障礙的有效手段。我們應充分利用這些雙邊和多邊投資與貿易合作協定，盡可能通過簽訂項目合同、合營合同等方式，將合作各方的權利義務予以明確、細化，從而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法律風險。
2.建立海外投資貿易咨詢、指導、服務機構及相關制度。一是探索建立促進「一帶一路」投資貿易的專門機構，對相關投資貿易活動提供規劃咨詢、指導服務、跟蹤監督；二是建立「一帶一路」信息管理制度和「一帶一路」大資料庫，通過數據收集、編碼、加工以及系統化，實現數據信息的同步化和全覆蓋，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大的數據信息支持；［10］三是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法律政策的有效對接。［11］在不同投資貿易領域，各國的管理制度和規范千差萬別，在制度未對接到位的情況下，相關部門應提醒投資貿易方注意做好前期調研，主動適應制度性落差，防止陷入「制度陷阱」；四是政府相關部門應定期編制「一帶一路」投資貿易國別指導目錄、發布國家風險報告，指導人們理性開展海外投資貿易活動。
3.加強風險評估、預警研究，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律風險管控專項培訓。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應組織協調相關部門和人員，組建專業化的法律專家團隊深入「一帶一路」支點城市和沿線國家進行科學調研，專題研究「一帶一路」建設可能涉及的投資、貿易和金融法律風險問題，全面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法治環境，充分評估投資貿易夥伴的資產經營、產業運營、法律資質、經營范圍等方面的現狀，制定出一系列法律風險防範策略和辦法。通過各種有效便利的方式為海外投資實務部門和企業提供有針對性的海外投資項目風險管理培訓。
4.優化創新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我國已由中國信用保險公司建立起了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但是，該公司海外投資保險的險種非常有限，難以滿足「一帶一路」建設法律風險防範需求。因此需要通過創新保險制度，鼓勵相關保險機構擴大其業務范圍，提升其保險能力，以滿足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保險需求。
企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直接參與者，是法律風險的微觀管控者。企業的應對之策主要有：
1.學習和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避開法律「雷區」。長期以來，人們對發達國家的法律較為重視，介紹和研究較多，但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國家的法律關注不夠。「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的60多個國家中大多數都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許多國家的法律體制還不盡完善，人治多於法治，部分國家還有被殖民的歷史，其法律制度比較復雜，我們對中亞、南亞和西亞等國家的法律和政策知之甚少。因此，學習和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和政策，就成為防範「一帶一路」法律風險的首要前提。
2.自覺遵守所在國法律制度，嚴格依法經營。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時出現的問題，很多都是由於沒有遵守當地的法律和政策造成的。因此，中國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時，一定要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自覺履行法律賦予的義務，與當地政府和民眾建立友好合作關系，樹立中國企業的良好形象，這樣才能有效促進投資貿易。
3.合理利用國際貿易規則，科學評估爭端解決機制。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投資貿易沖突和摩擦可能增多。企業應從被動應訴，變為主動利用各種國際貿易規則和法律機制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沿線許多國家，如哈薩克、土庫曼、伊拉克、黎巴嫩等都不是WTO成員方，這些國家將不受WTO關於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的約束。此外，還有一些國家不是《紐約公約》締約國，這就意味著針對這些國家的投資貿易爭端，即使通過國際貿易仲裁取得了有利於我方的裁決，但其承認和執行仍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當糾紛無法避免，形成國際法問題時，一定要認真評估各種爭端解決機制的利弊，正確選擇和確定應對之策。
4.善於利用中介機構，加強盡職調查。企業要強化風險意識，改善信息管理方式，注意信息搜集、信息分類、信息分析和信息應用。加強與其他利益相關方溝通，充分利用國外中介機構，對投資貿易方的國別環境、行業和項目進行盡職調查，提高自身風險防範意識。企業在海外投資後，應當立即聘請當地律師，與企業法律服務人員協同配合，做好法律風險防範工作。
（作者：李玉璧，西北師范大學中亞研究院研究員；王蘭，西北師范大學中亞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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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帶一路涉及哪些國際經濟法問題

一、國際法與「一帶一路」的關系
首先，國際法與「一帶一路」關系密切。「一帶一路」是走出去、通過「互聯互通」進一步加強我國與沿線國家經貿關系、實現共贏的構想。「絲綢之路」很好地表達了這一構想的性質，因為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所代表的正是「通商、友好、和平」之義。「絲綢之路」一詞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容易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絲綢之路」體現了話語的力量和中國話語權的重要性。毫無疑問，「一帶一路」是助推中國崛起的構想，包含我們的重大利益，但這一構想旨在通過通商和友好關系而非武力征服或殖民掠奪來實現，其應該是一個中國和平崛起的構想。從國際社會的反應來看，除了少數國家心存芥蒂，絕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普遍歡迎「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的成功籌建即為例證。這些積極態度表明，發展仍然是世界歷史進程的主旋律，「一帶一路」的構想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發展國際經貿關系離不開國際法。近代國際法始於歐洲基督教文明。當時的歐洲各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新大陸的發現以及航海技術的完善，迫切要求利用海洋開展國際貿易，海洋自由論開始盛行，並最終導致公海自由原則的確立。
為了開展國際通商，美國還與不少國家簽訂了「友好、通商、航行條約」，以此規定相互的權利、義務。這說明，國際經貿交往需要國際法，並依賴於國際法的保障。公海自由原則的提出和確立，對於促進歐美各國之間的國際貿易，對於促進資本主義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當然，在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年代，國際法包括公海自由等原則和制度，成了西方列強弱肉強食的工具。這是另一個話題。國際經濟法的誕生也能說明國際經貿發展離不開國際法。二戰以後，在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理論及政策驅使下，國際社會建立了多邊貿易體制，比如GATT 和WTO。由於發達國家資本輸出的需要，國際投資的法律制度逐漸發展。而無論是國際貿易或投資，都需要資本的支持，因此國際金融組織應運而生。國際經貿關系的深入發展導致了國際經濟法的出現。這進一步說明了國際法對於國際經貿交往的重要性。這里有必要強調兩點: 第一，國際經濟法不是自成一體的法律。國際經濟法不能脫離國際公法而存在，國際公法的原理構成國際經濟法的基礎。此外，從不同視角或目的出發，國際法的許多領域都可能與國際經濟法發生聯系。這就是理論和實踐中為什麼會出現貿易與知識產權、貿易與環境甚至貿易與人權等問題，為什麼會出現貸款和投資的不同門檻或標准問題。國際法與國際經貿關系不單單是一個國際經濟法的問題，它涉及到國際法的方方面面。這就要求從更大的國際法角度來看待國際經貿關系。其次，《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對於發展國際經貿關系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聯合國憲章》所述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各國間友好關系和促進國際合作的宗旨，以及主權平等、禁止使用武力和不幹涉內政等原則，與順利開展國際經貿交往與合作密不可分。試想，如果沒有和平的國際環境，動輒武力相見，如果一國內戰頻繁、戰火連天，如果國際通道上海盜成群、劫匪成幫，如果政府和人民之間缺乏友好關系，如果沒有促進國際合作的機制，如果沒有平等互利或共同利益，如果沒有契約精神，如何發展國際經貿關系? 無數經驗告訴我們，國際經貿交往與合作是一個整體的國際秩序問題，需要從國際法基本原則和目的的角度來加以考慮。因此我們不能忘記「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體現了中國關於國際法的基本立場和觀點，是中國關於國際法基本原則的話語表達。60 多年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直是中國外交的基石。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今天的偉大成就，與我們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善用國際法密不可分。「一帶一路」是以我為主的構想，其實施必然關繫到如何更好地運用並進一步發展「五項原則」的問題。換言之，「一帶一路」還必須放在中國眼中的國際秩序下予以考慮。如此來看，國際法與「一帶一路」的關系就更加豐富了。其還涉及到如何對待「五項原則」以及如何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問題。可以說，「一帶一路」作為國際經貿交往與合作的構想，必然與國際法發生密切關系，「一帶一路」必須在一個體現中國立場、觀點和話語的國際秩序下進行，並依賴於這一秩序的有效保障。「一帶一路」肯定將是國際法學界研究的對象。
二、從國際法角度研究
「一帶一路」的目的從國際法角度研究「一帶一路」應努力達到四個目的: 第一，助推「一帶一路」建設; 第二，促進對國際法的深入研究; 第三，推動中國國際法理論體系建設; 第四，帶動國際法交叉學科發展。從國際法角度研究「一帶一路」，首先是一個理論聯系實際的問題，是國際法為對外政策服務的問題。「一帶一路」為國際法學界提供了難得的學以致用的機會。改革開放以來，這樣的機會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結束了閉關鎖國的狀態，開始與世界各國建立和發展友好交往及合作關系，當時的形勢要求重視和發揮國際法的作用。在鄧小平同志「要大力加強對國際法的研究」的指示下，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還設立了國際法專業。第二次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前夕，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的需要導致學者們都在談與國際接軌、按國際規則辦事，相關著述層出不窮，WTO 成為法學教育的重要課程。第三次是日本對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到菲律賓提交南海仲裁這一階段，國際法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作用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其也成為國際法研究的重要內容。這一次的「一帶一路」為國際法學界「接地氣」提供了廣闊土壤。國際法學者要抓住機遇。如何「接地氣」，立場很重要。國際法肯定是要服務於對外政策的，這在任何國家都一樣，國際法對國家的實際作用就在於此。
「一帶一路」是中國的構想，立足於中國的立場，我們的研究必須服務於「一帶一路」，必須有助於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作為研究者，我們的角色是智庫，任務是理論聯系實際，為國家提供助推「一帶一路」建設的國際法建議，以便國家更好地利用國際法實施「一帶一路」構想。從國際法角度研究「一帶一路」的第二個目的是促進對國際法的深入研究。「一帶一路」涉及許多國際法問題，其中不乏國際法基本或重要問題，闡明這些問題不僅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也有助於我們對國際法的研究深入進行。以不幹涉內政原則為例。「一帶一路」的順利實施有賴於沿線國家與中國的友好關系，友華、親華的政府很重要，巴基斯坦就是個典型。我們過去嚴守不幹涉原則，認為政府更迭是一國內政。美國則不然，扶植代理人、支持反對派、對不聽話的政府實施制裁，只要符合其利益，各種辦法無所不用。在政府承認問題上，美國也是不斷變換承認原則，符合其利益是唯一標准。我們不學美國，但在不幹涉等原則的運用上應保持足夠的彈性。維護和支持友華、親華政府，應是確保「一帶一路」順利實施不可或缺的。而彈性有多大，法律上如何說得通，需要深入研究才能得出結論。無論如何，只要我們面向「一帶一路」的具體問題，著手於這些具體問題的解決，研究就能夠向縱深發展，而不再局限於對國際法原則、規則、概念、程序的一般性表述上。
從國際法角度研究「一帶一路」的第三個目的是推動我國國際法理論體系建設。結合「一帶一路」進行國際法研究，需要總結我國以往的國際法實踐，從中提煉我國的國際法理念、方法、觀點，並以此檢驗、解釋和豐富現行國際法的原則、規則及制度。這些都是構建我國國際法理論體系的應有之義。我們應該抓住這次機遇，爭取用幾年的時間提出我國關於整個國際秩序的全面、系統的認識，完成構建我國國際法理論體系的任務。從國際法角度研究「一帶一路」的第四個目的是帶動國際法交叉學科的發展。我國法學科建設通過改革開放後的幾次機遇得到了很大發展。「一帶一路」又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這次機遇還有可能帶動國際法交叉學科的發展。國際實踐和我們利用國際法的經驗都表明，國際法絕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體系，它和國際政治包括對外政策、世界歷史包括中外關系史、國際經濟包括中國力量的崛起等等，都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因此，從國際法角度研究「一帶一路」必須要跨界，與其他學科交叉，唯有這樣才能有效解決「一帶一路」面臨的難題;國際法學也才可能獲得新生。這不僅是國際法學人的自我反省，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要求。「一帶一路」本身就是綜合性的構想，跨學科的方法與之完全契合。從國際法角度開展「一帶一路」研究，至少應能夠探索出一條如何將國際法與其他學科聯系起來的路徑，或許還能夠衍生出新的交叉學科，比如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學。
三、從國際法角度開展「一帶一路」研究的路徑
「一帶一路」是我國新時期對外關系的重大政策構想，因此，從國際法角度開展「一帶一路」研究，必須考慮政策與法律的關系。工具論強調政策是法律的實質，法律是政策的形式;政策是法律的目的，法律是政策的工具。在國際法領域，工具論是許多學者都承認的，因為它反映了國際關系的現實，解釋了國際法的本質。工具論是一種現實主義學說。現實主義學說論者還認為，國際法主要是大國意志的體現，是國際力量對比的結果，因為大國有能力將自己的立場、觀點擺到國際法中，並有能力將國際法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面加以解釋和適用。因此，國際法主要是大國推行自己的政策、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現實主義學說要求充分考慮力量的因素在國際法整個過程中的作用，包括在國際法的制定、解釋、適用、評價和重訂等各個環節的作用，並要求這些環節均以政策的實現作為目標追求。現實主義學說得到了許多經驗的證明，是一種經驗論，值得借鑒。而且，我國目前的實力也允許借鑒。
「一帶一路」是大國戰略構想，正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綜合實力大大增強，我們才敢於提出這一構想。「一帶一路」是一個需要力量支撐的戰略構想。而任何一個大國都是要把自己的意志擺到國際法中的，都要在國際秩序中擁有足夠的發言權，都要通過國際法實現自己的願望，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清楚。現行的國際秩序基本上還是西方主導的秩序，現行國際法帶有濃厚的西方色彩，中國基本上未參與其建設，即使參與也多為配角。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還是一個國際法的小國。這種狀況與我國的地位不相匹配，應設法改變。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應推翻現行秩序，不現實也無此必要。中國既無稱霸的力量，也無稱霸的野心。更重要的是，中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也就是西方常說的「搭便車」。我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今天的經濟成就，現行國際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因此，我們要爭取的是一個與我們的地位相稱的國際秩序，是一個能夠充分反映我們的立場、觀點和話語的國際法體系。然而，國際法不僅僅是大國意志的體現，它還需要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的同意。國際法也並非追求一己私利的工具，它以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為目標，各國的利益只有融入共同利益才符合國際法的理想。國際法不僅是現實主義，也是理想主義。理想主義是國際法發展的動力。因此，我們的研究應該立足於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結合，在兩者之間有所平衡。
四、「一帶一路」相關國際法重點研究
領域與「一帶一路」密切相關的國際法領域或方面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需要群策群力來發掘。第一個領域是國際法基本原則。實施「一帶一路」構想需要基本原則的引領。《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及原則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般來講應適用於「一帶一路」建設，但仍有一些重要問題值得深入研究並予以澄清。例如，主權與人權或不幹涉內政與人權的關系。這一關系已經滲透到了國際法許多領域，我們雖然已有研究，但缺乏深度也不夠具體。「一帶一路」建設已經提出了這一關系問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亞投行貸款標准如何制定的問題。此外，「一帶一路」強調國際合作，但國際合作是不是一項國際法基本原則? 它是否要求合作方承擔某種法律義務? 1970 年《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起草時，學者圍繞著國際合作是一般性義務還是純粹條約義務爭論不休。
這個爭論今天仍有意義，尤其是對「一帶一路」建設。我們應如何看待這一爭論? 持何種立場更有利於國家利益? 還有「約定必須遵守」是國際法基本原則，但不能否認有些國家根本就缺乏契約精神，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投資以及如何保護投資? 單方面毀約時採取何種救濟措施? 制裁是否可以成為政策選項，尤其是在排除動武選項之後? 這些問題都有待於深入研究才能得出結論。

Ⅲ 中國政府關於一帶一路給出的相關政策有哪些

「一帶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簡稱OBAOR;或One Belt One Road,簡稱OBOR;或 Belt And Road簡稱,BA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應對危機、加快調整，許多沿線國家同我國有著共同利益。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我國同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帶一路」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升，獲得了廣泛認同。
它將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一帶一路」的建設不僅不會與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中國—東盟（10+1）等既有合作機制產生重疊或競爭，還會為這些機制注入新的內涵和活力。
「一帶一路」打破原有點狀、塊狀的區域發展模式。無論是早期的經濟特區、還是去年成立的自貿區，都是以單一區域為發展突破口。「一帶一路」徹底改變之前點狀、塊狀的發展格局，橫向看，貫穿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縱向看，連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並且不斷向中亞、東盟延伸。這將改變中國區域發展版圖，更多強調省區之間的互聯互通，產業承接與轉移，有利於我國加快我國經濟轉型升級。

Ⅳ 國家支持一帶一路，那是否意味著涉外法律問題的增加，律回網這樣的涉外商事服務平台有市場

確實是這樣的，和外面交流多了，肯定的就會涉及到法律問題

Ⅳ 一帶一路有哪些法律制度

一帶一路其實沒有法律制度，因為一帶一路的話牽涉到的國家特別多。只有合作協議就是雙方達成的合作協議。

Ⅵ 中國一帶一路國家有哪些

一帶一路途徑的國家有65個：
東亞的蒙古和東盟10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越南、汶萊和菲律賓）；
西亞18國（包括北非的埃及）：（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約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烏地阿拉伯、葉門、阿曼、阿聯酋、卡達、科威特、巴林、希臘、塞普勒斯和埃及）；
南亞8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尼泊爾和不丹）；
中亞5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和吉爾吉斯斯坦）；
獨聯體7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和摩爾多瓦）；
中東歐16國：（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黑、黑山、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馬其頓）。

Ⅶ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什麼

一帶一路沿線65國和地區，包括蒙古、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緬甸等。

蒙古：截至2013年，蒙古國國土面積為156.65萬平方公里，人口為294萬人。蒙古國經濟以畜牧業和采礦業為主，1997年1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蒙古國出口主要為礦產品、紡織品和畜產品等；進口主要有礦產品、機器設備、食品等。GDP（2013年）總計：125.45億美元；人均GDP：4418美元。

新加坡：新加坡的土地面積是718.3平方公里，截至2014年6月，新加坡常住總人口臨時數字為547萬，其中334萬人屬於新加坡公民和53萬個「永久居民」，新加坡屬外貿驅動型經濟，以電子、石油化工、金融、航運、服務業為主。GDP（2014年）總計：3080.5億美元，人均GDP：56319美元。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國土面積330257平方公里，總人口2994.9萬。馬來西亞是相對開放的以國家利益為導向與新興工業化市場經濟體。馬來西亞是一個農業與自然資源出口國，石油是主要的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櫚油生產商。

世界上最大的磁碟驅動器生產國，膠乳和橡膠工業都是馬來西亞的經濟強項。主要進口機械運輸設備、食品、煙草和燃料等。GDP（2013年）總計：3400.02億美元；人均GDP：11122美元。

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陸地面積約190.4萬平方千米，海洋面積約316.6萬平方千米（不包括專屬經濟區）。印尼人口超過2.48億（2013年），。印尼是東南亞國家聯盟創立國之一，也是東南亞最大經濟體及20國集團成員國。印尼的石油、天然氣和錫的儲量在世界上佔有重要地位。印尼鎳儲量約為560多萬噸，居世界前列。

金剛石儲量約為150萬克拉，居亞洲前列。此外，鈾、鎮、銅、銘、鋁磯土、鍾等儲量也很豐富。外貿在印尼國民經濟中占重要地位，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鼓勵和推動非油氣產品出口，簡化出口手續，降低關稅。GDP（2013年）總計：9104.79億美元；人均：GDP3,500美元。

緬甸：緬甸面積約67.85萬平方公里，約5141.9萬人口（2014年）。中緬經貿合作取得長足發展，合作領域從原來單純的貿易和經援擴展到工程承包、投資和多邊合作。雙邊貿易額逐年遞增。對緬主要出口成套設備和機電產品、紡織品、摩托車配件和化工產品等，從緬主要進口原木、鋸材、農產品和礦產品等。

為擴大從緬甸的進口，中國先後兩次宣布單方面向緬甸共計220個對華出口產品提供特惠關稅待遇。GDP（2013年）總計：594.27億美元；人均GDP：915美元。

Ⅷ 「一帶一路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縮寫B&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

它將充分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一帶一路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8)一帶一路國家法律法規擴展閱讀：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不僅有機遇也充滿了挑戰，需要我們有一定的風險意識，並未雨綢繆。

首先，自1999年以來，中國政府就一直鼓勵企業「走出去」。最初的投資大多集中於一些全球貧窮國家的資源開采項目上。近年來，隨著國內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對外投資首次超過了外資流入，對外投資也被引導到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中的更為引人矚目的項目上。

五六年前，中國「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圍繞著大宗商品，現在開始在一些實行競標機制的國家承建基礎設施項目。

我們知道沿「帶」沿「路」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是比較願意接受我們的投資，但由於其中一些國家政局並不是十分穩定，不同黨派之間的理念差別很大，一旦一個黨派下台，就會改變過去的對外政策，這必將給我國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帶來巨大風險。

因此，我們在具體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時必須對這些國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環境等進行仔細研究，在投資之前做好風險應對的預案，將投資的風險降到最低。

其次，「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的任何創新其實都會有潛在的風險，尤其以金融為主的虛擬經濟創新蘊含的乘數式風險，需要我們時時刻刻保持高度警覺。

最後，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必須得與國內經濟狀況相適應。我們要看到，中國的產能過剩是相對的；實際上，國內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仍有很大空間，大有可為。

如果我們不顧及國內的這些實際需求而一味向國外投資和轉移產業，有可能會產生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和產業的「空洞化」。對此我們要提高警惕。

Ⅸ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哪些

「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64個）：

1、中國，包括東亞的蒙古國，東盟12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越南、汶萊和菲律賓。

2、西亞18國：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約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烏地阿拉伯、葉門、阿曼、阿聯酋、卡達、科威特、巴林、希臘、塞普勒斯和埃及的西奈半島。

3、南亞8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尼泊爾和不丹。

4、中亞5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和吉爾吉斯斯坦。

5、獨聯體7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和摩爾多瓦。

一路一帶的共建原則：

1、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和平共處、平等互利。

2、堅持開放合作。「一帶一路」相關的國家基於但不限於古代絲綢之路的范圍，各國和國際、地區組織均可參與，讓共建成果惠及更廣泛的區域。

3、堅持和諧包容。倡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求同存異、兼容並蓄、和平共處、共生共榮。

4、堅持市場運作。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各類企業的主體作用，同時發揮好政府的作用。

Ⅹ 什麼是「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實現戰略轉變。這一構想已經引起了國內和相關國家、地區乃至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和強烈共鳴。之所以產生了如此巨大的效果，就在於這一宏偉構想有著極其深遠的重要意義。
首先，「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順應了我國對外開放區域結構轉型的需要。眾所周知，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從1979年開始，我們先後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個經濟特區，開放和開發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東新區，相繼開放了13個沿邊、6個沿江和18個內陸省會城市，建立了眾多的特殊政策園區。但顯然，前期的對外開放重點在東南沿海，廣東、福建、江蘇、浙江、上海等省市成為了「領頭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始終扮演著「追隨者」的角色，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東、中、西部的區域失衡。「一帶一路」尤其是「一帶」起始於西部，也主要經過西部通向西亞和歐洲，這必將使得我國對外開放的地理格局發生重大調整，由中西部地區作為新的牽動者承擔著開發與振興占國土面積三分之二廣大區域的重任，與東部地區一起承擔著中國走出去的重任。同時，東部地區正在通過連片式的「自由貿易區」建設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重要引擎。
其次，「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轉型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需要。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我們亟需資本、技術和管理模式。因此，當初的對外開放主要是以引進外資、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為主。有數據顯示，1979至2012年，中國共引進外商投資項目763278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到12761.08億美元。不可否認，這些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對於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管理的現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說，這是一次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性產業大轉移。而今，盡管國內仍然需要大規模有效投資和技術改造升級，但我們已經具備了要素輸出的能力。據統計，2014年末，中國對外投資已經突破了千億美元，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一帶一路」建設恰好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新趨勢。「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這「五通」，將中國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優質的過剩產能輸送出去，讓沿「帶」沿「路」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共享中國發展的成果。
第三，「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順應了中國與其他經濟合作國家結構轉變的需要。在中國對外開放的早期，以歐、美、日等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有著資本、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優勢，而長期處於封閉狀態的中國就恰好成為他們最大的投資樂園。所以，中國早期的對外開放可以說主要針對的是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今，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全面轉型升級的重任。長期建設形成的一些產能需要出路，而世界上仍然有許多處於發展中的國家卻面臨著當初中國同樣的難題。因此，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比如道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幫助他們發展一些產業比如紡織服裝、家電、甚至汽車製造、鋼鐵、電力等，提高他們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生產能力，就順應了中國產業技術升級的需要。
第四，「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順應了國際經貿合作與經貿機制轉型的需要。2001年，中國加入了WTO，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中國「入世」對我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可以說，WTO這一被大多數成員國一致遵守國家經貿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少數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封鎖。但是，國際經貿機制又在發生深刻變化並有新的動向。「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自由貿易區戰略是緊密聯系的。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在建自貿區，涉及32個國家和地區。在建的自由貿易區中，大部分是處於「一帶一路」沿線上。因此，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戰略必將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而得到落實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