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法規
① 各個朝代的司法機關各是什麼阿求詳細解釋
夏商無司法機關,周設司寇,分為大司寇和小司寇大司寇輔助周王,實施司法權,小司寇掌管具體的司法工作。 秦朝時中央的司法機構由廷尉和御史大夫組成。廷尉一詞的含義,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寫道「聽訟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對「廷」的解釋寫道:「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對「尉」的解釋有:「自上安下曰尉。」可見廷尉一詞是取其公平處理爭議案件,使國家、百姓平安的意思。廷尉的主要職責是審理皇帝授予的案件,全國的上訴案件,以及疑難案件。
另外一個司法機構「御史」,設有官員御史大夫,為最高的監察官員。其職位僅低於丞相,對於重大案件的審理,必須有御史大夫參與進行,因此御史大夫也為中央司法機構。
地方司法機構,由地方行政機構承擔,秦朝時設立郡、縣地方機構,郡守和縣令擁有行政權和司法權,對管轄區內的一般案件自行處理,對於疑難案件可以奏報給廷尉處理。在郡守下設有辭曹掾史和決曹掾史,在縣令下設有辭曹掾史和獄掾,這些機構都是協助郡守和縣令進行司法工作。
另外,在郡、縣下還有更低一級的行政級別,如鄉、亭和里。鄉設有「秩」掌管處理鄉內輕微的刑事和民事糾紛,亭內設「亭長」,里內設有「里典」,都是基層的行政管理單位,同時也兼顧或協助處理刑民糾紛。
漢朝法制的發展也體現在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司法機構。在中央司法機構中,有尚書、廷尉和御史大夫三個機構組成。
在漢武帝時期為了限制日益膨脹的相權,而設立了「尚書」這一司法機構。使司法審判大權轉由尚書和廷尉共同行使。
廷尉在漢朝得到更加完備的發展,設立了廷尉正(主管疑難案件的審理),廷尉左右監(主管逮捕犯罪人)、廷尉左右平(主管審理一般案件)等等職位,使廷尉的功能更加齊全,分工越來越精細。
御史大夫的職能與秦朝時相同,專門監察文武官吏,如發現有違法違紀的情況,可以上奏彈劾。同時御史大夫也可與廷尉一起處理疑難案件。
尚書、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機構的出現,為後來的審判、復審、監察的「三權分立」格局打下了雛形。
地方司法機構類同於秦朝時期,設郡、縣兩級,司法與行政不分。郡守和縣令主宰本區域內的司法權。內部的司法機構中又分為許多細小的部門。例如賊曹,主管抓捕盜賊;辭曹,提出訴訟案件;決曹,負責對判決進行執行;人恕掾,審理並作出判決。可見,漢朝時期,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司法機構都比較完備。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政治上比較混亂的時期,但是法律制度卻得到了很好的完善。例如北齊時期的《北齊律》的制定,繼承了秦漢法律的優點,又創立了中「重罪十條」和「五刑」制度,為隋唐的「十惡」和「五刑」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時期內,中央司法機構主要有廷尉、尚書和御史大夫,其中廷尉在北周時曾改為「大司寇」,北齊時曾改為「大理寺」,但不管稱謂如何,其最高司法機關的地位不變。但是尚書的機構在這一時期逐漸加強,而相對廷尉的權利有所縮小,部分司法權轉給了尚書。
地方的司法機構同秦漢時相同,實行司法行政合一,由郡守、縣令擔任。
六、隋唐時期
隋唐時期的法律制度,是封建法制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不僅有「十惡」、「五刑」等制度,還設立了「八議」、「官當」等法律制度。同樣在司法機構上也是最完善的,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三權分立式的司法審判制度。
大理寺由原來廷尉轉化而來,在北齊時期曾用過「大理寺」的稱謂,是最高的司法審判機關,掌管審理全國處於流刑以上的案件。
刑部負責復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御史台掌管監察文武百官。但也可參與冤案大案的審理。因此形成了大理寺的主管審判,刑部主管復核,御史台主管監察的司法審判制度。當然在三大司法機構的上面還有皇帝,主宰一切行政、司法、立法的權力。
隋唐時期的地方司法機關仍然是地方的行政機關。例如在州(郡)一級中設立「曹參軍」受理刑事案件,「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在縣中設有司法佐、史協助縣令處理刑、民案件。在縣以下的鄉、里、訪、村中設立的鄉官、里正、坊正、村正對管轄內的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有審判權。
七、宋朝
宋朝的司法制度大多數沿用唐朝時期的制度,但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大理寺和刑部還是保持其職責不變,但是宋朝初期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設立了審刑院,又稱為宮中審刑院,是宋朝初期的審判復核機關,同時也擁有的審判權和復核權。因此削弱了刑部和大理寺的權利。在宋神宗熙寧三年後,審刑院被撤銷,審判和復核的權利又回到了大理寺和刑部。
御史台除了有唐朝時期的權利之外,還可以受理官員受賄的案件以及地方上訴的案件。
另外宋朝還設立了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理檢院三個法定機關,專門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訴的案件,以及上訴的冤案。
地方司法機構仍然保持不變。
八、元朝
元朝是少數民族統治時期,在司法機構的設置上較混亂,沿用了唐宋的制度,但又加以刪減。中央司法機構設立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大宗正府是類似於大理寺的中央審判機關,刑部的復核職能不變,但同時又賦予部分審判職能。宣政院主要管理僧侶的案件。御史台的職能也不變。
地方有省、路、府、州、縣各級衙門,作為地方司法機構。
九、明朝
明朝將元朝廢除的大理寺重新設置起來,但是其職責改為法律復核機關。刑部作為中央審判機關。刑部的所有案件都必須由大理寺復核,可見刑部與大理寺的職能,正好與唐宋時期的相反。御史台改為都察院,其職責不變,仍是監察百官,參與審理大案,平反冤案。
地方司法機構有省、府、縣三級,主管所轄案件。
十、清朝
司法機構維持明朝的三個司法機構的設置,職責也差不多,但是刑部的審判權力更大,在三大司法機關中,以刑部為首,刑部不受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制約。清朝時另設專門司法機關理藩院,處理少數民族事務。對於皇族內部的案件由宗人府和內務府中的慎刑司處理。
地方司法機構設有省、府、縣三級司法機構。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見在中國古代的司法機構,是中央專設司法機構,地方則是司法與行政合一的體制。因而從總體上可以說是司法與行政不分,即使是在中央專門設立了專職的司法機構,同樣也是從屬於行政,專職的司法機構不可能獨立行使司法權,因為司法官員的任免都由皇上決定,而皇上是一個集立法、司法、行政權為一身的獨特的個體,這就決定了在中國古代的司法機構是不可能獨立的,同樣司法權的行使也是不可能獨立的。
②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歷代行政法規
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遼代司法體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設有世襲決獄官,由軍事首領夷離堇兼理司法。契丹國建立後,於太祖神冊五年(920年)置夷離畢院,以夷離畢為北面官,「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專掌契丹等北方少數民族行政與司法事務。遼太宗以後,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調、車馬之事」,專掌漢族地區行政與司法事務。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為兩個系統。
遼聖宗時期,開始任用漢人執掌司法,試圖縮小契丹與漢人司法制度的差異,消除民族隔閡。
金代初期沒有專門司法機構,各級軍政長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後,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漢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設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機構,其官員分別由女真人、漢人、契丹人擔任,並設譯史充當翻譯,以解決斷案中語言不通的問題。地方仍沿襲宋制,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設提刑司,作為中央的司法派出機構,執掌司法事務。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③ 法律指什麼
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統治階級意志的規范體系。[1]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國家的統治工具。
法律是由享有立法權的立法機關行使國家立法權,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並頒布,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總稱。法律是法典和律法的統稱,分別規定公民在社會生活中可進行的事務和不可進行的事務。
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統治階級意志的規范體系。[1]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國家的統治工具。
法律是由享有立法權的立法機關行使國家立法權,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並頒布,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總稱。法律是法典和律法的統稱,分別規定公民在社會生活中可進行的事務和不可進行的事務。
法律可以劃分為:(1)憲法;(2)法律;(3)行政法規;(4)地方性法規;(5)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法律是從屬於憲法的強制性規范,是憲法的具體化。憲法是國家法的基礎與核心,法律則是國家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本內涵
簡述
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反映由特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統治階級意志,以權利和義務為內容,以確認、保護和發展對統治階級有利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為目的的行為規范體系。[3]
法律是維護國家穩定、各項事業蓬勃發展的最強有力的武器,也是捍衛人民群眾權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統治者統治被統治者的手段。法律是一系列的規則,通常需要經由一套制度來落實。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體系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闡述人們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其中一種區分的方式便是分為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有些國家則會以它們的宗教法條為其法律的基礎。
專政機關——法院
法學家們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法律,包括從法制史和哲學,或從如經濟學與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方面來探討。法律的研究來自對何為平等、公正和正義等問題的訊問,這並不都總是簡單的。法國作家阿納托爾·法郎士於1894年說:「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時禁止富人和窮人睡在橋下、在街上乞討和偷一塊麵包。」
在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中,創造和解釋法律的核心機構為政府的三大部門:公正不倚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而官僚、軍事和警力則是執行法律,並且讓法律為人民服務,是相當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若要支持整個法律系統的運作,同時帶動法律的進步,則獨立自主的法律專業人員和充滿生氣的公民社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④ 古代哪一個部長管法律
我覺得是一種刑法,而且的話,這個法律很多
⑤ 唐律的基本制度和法律原則
二十二、《唐律疏議》的體例結構及各篇主要內容
唐朝刑事立法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唐律疏議》上,狹義上的唐律,便指《唐律疏義》這部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議》共十二篇,500條,其篇目依次為: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篇目的排列有內在的規律,體現了立法者對各項內容及其關系的認識。
《唐律疏議》中,名例律例於全律之首,相當於現代刑法中的總則,是統率其他各篇的大綱、貫徹全律始終的核心,在十篇中居於首要地位。它集中規定了唐律的立法宗旨和五刑、十惡、八議等各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刑罰制度及適用於各分則的刑法原則等,是唐律基本精神、原則和特點的集中體現。其後九篇為分則,規定了各種具體的犯罪及其相應的刑罰。最後兩篇規定有關追捕逃犯和審判、執行方面的內容,在現代法律中多屬於程序法的范圍。《唐律疏議》中所確定的這種總則在前、分則在後、實體在前、程序在後的體例結構,與中國早期的法律和封建社會初期的法律相比,科學性、系統性和規范性大大加強,表明封建統治階級的技術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
十二篇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篇 名例律57條"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規定了唐朝的刑法和刑罰原則,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部分,集中體現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則。具體包括:五刑、十惡、八議、請章、減章、贖章、官當、劃分公罪與私罪、犯罪自首的要件、對老幼廢疾者犯罪的減免等等。
第二篇 衛禁律33條是有關警衛宮殿和關津要塞的規定。宮殿是皇帝居住與朝臣議政的場所,邊防關卡及城鎮牆垣,事關國家主權和城鎮的安全,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是法律重點保護的對象。該篇設有闌入宮殿太廟、向宮殿射箭、沖撞皇帝車駕、私渡關津、走私禁物等罪名。
第三篇 職制律59條是關於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法律。唐朝建立了較為完備的行政法律制度,從機構設置、官吏職責,到行政程序、公文遞送,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對於違反行政法律制度的官吏,輕者予以行政上的處罰、重者則以刑罰制裁。該篇列有置官過限、貢舉非其人、上書奏事誤等罪名。同時,對於行政官吏的非職務性犯罪,職制律也作了相應的規定。
第四篇 戶婚律46條"戶口、婚姻"。唐朝的土地分配、賦稅徵收及徭役攤派,均以戶籍為依據。戶婚律規定了對違反戶籍、土地、賦稅及婚姻家庭制度行為的處罰,包括脫漏戶口、逃避賦役、盜耕種公私田、違律為婚、立嫡違法等。
第五篇 廄庫律28條是有關公私牧畜飼養、管理和官府倉庫管理方面的規定。在農業社會中,馬牛等牧畜既是生產工具,又是重要的運輸工具。因此,故殺官私馬牛、乘官損傷或載私物以及損敗倉庫物品,都要受到刑罰處罰。
第六篇 擅興律24條,擅為擅發兵,興為興造。擅興律是對違法興造工程、差遣丁夫等行為進行處罰的規定。軍隊的控制與指揮,事關政權的鞏固與社會的安定,興造工程,關繫到整個社會人力物力的消耗。擅自調兵遣將,差遣丁夫,造成兵馬糧草和軍事裝備供應不足等,都屬於違法犯罪行為。
第七篇 賊盜律54條是關於懲治侵犯封建政權和人身、財產等方面犯罪的法律規定。盜與曲是歷朝法律的重點打擊對象,唐代也不例外。賊盜律明確規定了對謀反、謀大逆、謀叛、造妖書妖言等政治性犯罪的處罰。同時,還規定了對謀殺、殺害、強盜、竊盜等重大刑事犯罪的處罰。
第八篇 斗訟律60條,是關於毆斗傷人和控告申訴方面的法律。斗毆類包括斗毆傷、半毆致死、不同身份者相鬥毆致傷害及幾種殺傷罪;告訴訟類包括一般性起訴程序及對於特定犯罪、特定身份人的起訴禁令。
第九篇 詐偽篇27條,偽即偽造,詐即詐騙,是關於懲治偽造和詐騙的法律。前者限於對皇權或政權產生直接危害的行為,包括:偽造皇帝玉璽及各級官印,偽造宮殿門符和發兵符等。後者涉及某些特定的欺騙行為,包括身份性欺騙和行為性欺騙。
第十篇 雜律62條雜律所包含的內容,涉及面較寬。主要包括涉及市場管理、債權債務、犯奸失火的以及其他一些輕微危害杜會秩序和經濟關系的行為規范。
第十一篇 捕亡律18條是有關捕捉逃亡罪犯和其他逃亡者的規定。其他逃亡者包括:出征在營的兵士、服役的丁夫雜匠、入籍的官戶奴婢,甚至也包括無故私逃的現任各級行政官員。
第十二篇 斷獄律34條是關於司法審判和獄政方面的法律。包括審判原則、法官責任、拷訊囚犯、刑罰執行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的確定。
綜上所述,《唐律疏議》以保護君主專制、等級制度的宗法制度為核心,全面地維護封建剝削階級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及人身安全;其刑罰適用的基本原則之嚴整、概括,其犯罪種類以及其他各種法律關系規定之詳盡、細密,在封建法典中是無與倫比的,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行政、司法、婚姻家庭等方方面面,堪稱封建製法典的代表,充分顯示了唐代立法的輝煌成就,是中國古代立法的里程碑。
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1)
(一)司法機關
在唐代,中央一級設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個主要司法機關,稱為"三法司",分別負責行使審判、復核和監察等項司法職能。大理寺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審理中央百官犯罪與京師徒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的案件,發現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機關重審,或進行復判;死刑案,則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也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
上述三大司法機關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同時又互相監督,彼此制約,有利於司法效能的充分發揮和皇帝對司法權的控制。一旦遇到全國性的重大疑難案件,則由大理寺卿、刑部尚書和御史台御史共同審理。這種由三法司主要長官會審重大疑難案件的制度稱作"三司推事"。地方若有重大疑難案件不能審斷,但又不便移送中央的,由中央派"三司使"即三法司的官員前往當地審理,稱為"小三司推事"。
在地方,司法審級與地方行政區劃一致,分為州、縣兩級,司法事務的管理仍沿襲舊制,由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州有刺史,縣有縣令,京都長安設置京兆府,分別負責審理本轄區的刑、民案件。
(二)訴訟制度
在唐代,訴訟的提起主要有告訴、告發和舉劾三種方式。
1.舉劾和告發
由封建官吏代表國家糾舉犯罪,稱為舉劾。唐朝設有專門的監察官舉劾瀆職的官吏;各級長官對屬下犯罪也負有舉劾之責,知所部犯法而不舉劾者,治罪。此外,在唐代對一些重大犯罪,有強制告發的義務。如對反、逆、叛等罪,人人有告發之責,家屬也不例外;對強盜、殺人等罪,親屬與同伍也要告發;放火、失火,知情者須要告發。告發的方式為糾舉、密告,知而不舉者,或杖一百,或徒一年。
2.告訴
告訴分自訴、越訴、直訴和親屬代訴。唐朝對平民的告訴設有許多限制。如,除反、叛、大逆等罪,卑幼不得控告尊長,貧賤不的控告尊貴;在押犯人與年80 歲以上、10歲以下以及篤疾者,一般無控告權。一般訴訟須自縣、州逐級陳告,禁止越訴,違者笞四十。有重大冤屈,可"擊登聞鼓"或"邀車駕"申訴,主管官吏應該受理,不受理者治罪;但申訴不實者,杖一百,事重者從重論。訴訟須要有"訟牒",寫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發生的年月"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
(三)審判制度
1.迴避制度
為了防止司法官在審訊過程中因親故仇嫌關系而抱私舞弊,妨礙司法公正,唐律確定了審判迴避制度,當時稱為"換推"。凡主審官與當事人系五服內的親屬或姻親,系師生關系,曾為本部都督、刺史、縣令者以及此前有仇嫌關系者,均應換推。另一種是同職連署連判的官員之間,如果是大功以上的親屬,也應迴避。
2.證據與拷訊
在封建專制制度下,審訊採取"糾問式",定案主要依據口供。而口供的獲取則主要依靠刑訊逼供。唐朝雖然在審訊中仍沿用拷訊制度,但在"寬仁""慎刑"思想的指導下,總結和繼承了以往有關證據與刑訊方面的經驗,審判中重視證據的使用,並對刑訊作了一系列嚴格的限制。
唐律規定在一般情況下,要求在拷訊之前,必須先通過"五聽"的方法審核口供的真實性,然後反復查驗證據證據是否確鑿,仍狡辯否認的,經過主審官與參審官共同決定可以使用刑訊;未依法定程序拷訊的,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
唐律關於刑訊的規定還有刑訊必須使用符合標准規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拷囚不得超過三次,每次應間隔20天,總數不得超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若拷訊數滿仍不招供者,必須取保釋放。凡有違犯,承審官須負刑事責任。
唐律還規定對兩類人禁止使用刑訊,只能根據證據來定罪。一類是具有特權身份的人,如應議、請、減之人;二是老幼廢疾之人,指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一肢廢、腰脊折、痴啞、侏儒等。
3.判決及法官責任制度
唐律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即要求司法官在判決時,必須全面、正確地引用法律條文。若司法官不依律斷罪,適用法律錯誤,以致造成"出入人罪"的,要依律追究司法官的刑事責任。其中,"出罪"是指把有罪判為無罪或重罪判為輕罪,所謂"入罪"是指把無罪判為有罪或輕罪判為重罪。
4.上訴制度
徒刑以上的案件審結後,唐律要求必須向當事人及其家屬宣讀判決。如不服判決的,可以提出要求,由原審機關重審。若仍不能改判的,可以逐級上訴,唐代受理上訴的機關有州司、尚書省、三司和皇帝四級。向皇帝申訴的方式有上表、擊登聞鼓等。但上訴一般不得越級。
5.審判管轄制度
唐律根據犯罪發生的區域、罪行的輕重、被告的身份劃分了各級審判機關的管轄權。審判管轄採取基層初審、逐級判決的制度。所有的刑事、民事案件,都必須先到最基層的州縣衙門立案、審理。"凡有犯罪者,皆從所發州縣推而斷之"。對一般民事案件和笞、杖等輕微的刑事案件,縣一級就有權作出生效判決;對於徒以上犯罪案件,審理後提出判決意見,上報州府復審後,州府即可對徒罪案件作出有效判決,但該判決以及對流罪案件的判決意見還應送到尚書省刑部復核。經尚書省刑部復核無誤的徒刑案件,即可以執行,而流刑案件還要送中書門下詳復;死刑案件奏請皇帝裁定。如有冤假錯案,徒流案件駁回重審重判,死刑案件轉送大理寺重審。
二十三、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2)
(四)刑罰執行制度
唐律中刑罰執行制度的主要內容包括死刑復奏制度和秋冬行刑等。至於笞刑、杖刑,縣級司法機關判決後即可執行。 死刑的執行,必須經過三復奏程序,即在對死囚行死刑之前,三次奏請皇帝審慎考慮是否立即執行。唐太宗就曾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為由,將京城死刑改為五復奏,但各州的死刑案件仍三復奏。如果"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死刑執行的時間限制在每年秋分以後、立春以前,這段時間每月的朔、望日、上下弦、二十四節氣等,均不得奏決死刑。但謀反、謀大逆與謀叛等重大犯罪不拘此限。
(五)監獄管理制度
唐代在京師、州、縣普遍設置監獄。京師、州、縣監獄設典獄官,大理獄設獄丞、獄吏。唐代統治者很重視獄政,刑部每年正月要遣使巡覆。唐代的監獄可分為三種:在中央設有大理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設有京兆府獄和河南獄,關押京城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設有自己的監獄,關押當地的囚犯。監獄的管理有一整套嚴格詳密的制度,如依男女、貴賤不同分別關押,何種囚徒應戴何種械具,囚犯的衣食、醫葯要依律予以保障,若因獄官的失職或管理不善造成囚徒死傷的,獄官要負相應的刑事責任等等。體現出唐朝監獄管理制度的完備。
(六)監察制度
在唐代,隨著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日益加強,監察制度也在繼承前代經驗的基礎上日趨系統和完備,監察官員的職責更加明確,機構進一步擴大,作用也愈加重要。唐代的中央監察機關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為最高長官,御史中丞二人為輔佐,其下並設台院、殿院、察院。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組成部分,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彈中央百官,參加大理寺審判和審理皇帝交付的案件。
殿院設殿中侍御史若幹人,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的違法失禮之事,並巡視京城、郊祀、朝會等,以維護皇帝的尊嚴為主要職責。
察院設監察御史若幹人,執掌監察州縣地方官吏。唐分全國為十道(後增為十五道),每道設監察御史一人,稱巡按史,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監察國家各級官吏是否遵守法律。侍御史和殿中御史的主要職責是糾察中央的各級官吏,監察御史則巡察州縣,糾察地方官吏中的違法失職行為。雖然監察機關也參與刑事案件的審判,但和大理寺、刑部不同,它不是司法機關,而是法律監督機關。它參與審判活動的目的,在於糾正官吏的審判中的違法行為。所以,監察機關與其他機關不同,其主要對象是整頓吏治,以保證吏治清明。
由上可知,唐代為鞏固中央集權制度、整頓吏治、提高國家機構統治效能,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監察制度。
⑥ 誰知道在古代的法律叫什麼長什麼樣
古代法律叫律律 律法,律例,戰國後期秦朝初期叫的法,來自法家 古代的律師稱謂:「狀師」也就是「訟師」古代法官等級
皇帝是最高大法官;
周朝:中央--大司寇,小司寇,士師;
秦朝:中央設廷尉,地方由地方長官負責;
漢朝:中央一般有丞相,御史大夫,廷尉辦理;廷尉為專門機關,下設正,監,作監和右監等;
三國兩晉:襲東漢;
隋唐:中央設大理寺(卿),刑部(尚書),御史台負責;
宋朝:中央宋承唐制,地方設知府,知縣,軍事,行政和司法和一;
元朝:中央設大宗正府,御史台,宣政院,
明朝:三司--刑部,大理寺(卿),都察院;
清朝:中央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地方有縣廳州,府,按察使司,總督,巡撫等
中央:一般所有皇帝都有最高司法權
周時設大司寇,為最高司法官
秦漢時最高司法官是廷尉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最高司法官仍舊是廷尉,但三國東吳稱大理,北朝的北周稱大司寇,北齊稱大理寺卿,東漢後,尚書台下均有兼管司法的部門
唐時,大理寺卿掌中央司法審判權,審理百官犯罪案件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及疑難案件有重審權;刑部尚書掌司法行政及復核權,類似現代司法部長一職。
宋時刑部尚書仍舊掌司法行政和復核權,但刑部左右曹可以審其他案件,職權有所擴大;宋太祖設審刑院,其職權是對地方上報案件進行備案,並對案件有評議權。宋神宗時審刑院並入刑部。大理寺此時地位下降,成為二線審判機關,即復核機關。
明清仍舊沿襲刑部審刑,大理寺復核的辦法。
⑦ 中國古代各個王朝的法典
1、《新律》
新律指我國歷史上曹魏政權的法律。魏明帝時,鑒於漢朝律令繁雜,在太和三年(公元229年)下詔改定刑制,作《新律》十八篇,也叫《魏律》、《曹魏律》。
三國時期,吳、蜀雖制定過一些科條,但沒有編纂出系統的法典。曹魏的《新律》是三國時代最有影響、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是一部系統的法典。
2、《泰始律》
由於《魏律》內容繁雜,早在司馬昭執政時即命賈充、羊祜、杜預、裴楷等人參考《漢律》及《魏律》來修編新法律。
晉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完成編纂工作,次年頒行全國,此即《晉律》。因於泰始年間頒行,又稱《泰始律》。
3、《開皇律》
《開皇律》是隋代第一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國家憲法。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581年)命高熲等撰定新律,同年頒布,是為《開皇律》。
開皇三年又命蘇威、牛弘等重修,刪繁就簡,成12篇,即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捕亡、斷獄,共500條。「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隋書·刑法志》)。原文已失傳。
《開皇律》廢除前代的鞭刑及梟首、轅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之法,更定刑名為笞、杖、徒、流、死五種,並定「八議」,還將北齊時的「重罪十條」改為「十惡」大罪,規定在《名例》篇中,對後世法律影響很大。
5、《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典。它是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法典。它草創於金戈鐵馬的戰爭時期,完成於重典治國的洪武年代。
這部大法不僅繼承了明代以前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的歷史優點,是中國古代法律編纂的歷史總結,而且下啟清代乃至近代中國立法活動的發展,為中國近現代的法制建設提供了一些寶貴的借鑒。
5、《永徽律》
永徽律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頒行的法典。永徽初,長孫無忌、李勛、於志寧等根據《貞觀律》撰成,計12篇,500條。內容基本與《貞觀律》相同。
唐統治者為了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使執法官吏懂得每一條文的精確含義,發揮法律的效能,永徽三年,又詔長孫無忌等人撰寫《疏議》,對《永徽律》逐條逐句進行解釋。
永徽四年撰成奏上,共30卷,附於律文之後,同時頒行,與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律與疏合在一起,稱《永徽律疏》,後世稱《唐律疏議》。
是唐律發展到完備階段的標志,也是宋、元、明、清、各代制定和解釋法律的藍本。對越南、日本等國的封建法律也有很大影響。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備的封建法典。
6、《朝律》
《朝律》是西漢中期立法活動成果之一,別名是《朝賀律》,主要是朝賀制度方面的專門法律。
西漢中期立法活動成果之一。漢武帝時期趙禹制定的《朝律》6篇,又名《朝賀律》,主要是朝賀制度方面的專門法律,它進一步規范了臣子朝見君主的禮儀。
《九章律》、《傍章》、《越宮律》、《朝律》,統稱為「漢律六十篇」,構成了漢律的基本框架。
7、《宋刑統》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時任工部尚書判大理寺竇儀主持立法,是年7月制定完成了《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由宋太祖詔令頒行全國。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頒布《大中刑律統類》, 將《唐律疏議》的條文按性質拆分為121門,然後將「條件相類」的令、格、式及敕附於律文之後。
這種將律、令、格、式、敕混為一體,分門編排的體例,改變了自秦、漢以來的法典編纂的傳統,開辟了新的立法形式,後人簡稱該形式為《刑統》。
《大中刑律統類》的立法模式為後世效法,五代至宋,「刑統」取代「律」,成為主要的法典,如《同光刑律統類》《大周刑統》。
宋朝沿用該立法模式,頒布了《宋刑統》,並由大理寺刻板印刷發行全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宋刑統》和唐律一樣也是十二篇,除了個別要避諱的字外,內容和唐律基本一致,可見唐律對於《宋刑統》巨大影響。除了大量本朝的詔敕外,也收錄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詔敕,作為參考。
五刑制度也沿用了唐律的規定,其他有關定罪量刑的規定如議、請、減、贖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罰也有了一些變化,如凌遲刑的開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時期。
8、《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部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開始於順治元年,經過順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
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時,命王泰為律令總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經過乾隆御覽鑒定後,正式「刊布中外,永遠遵行」,形成清朝傳世的基本法典。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大清律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宋刑統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朝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新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泰始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永徽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開皇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大明律
⑧ 古代哪些國家重視法律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脈絡清晰,有因有革,內容豐富,特點鮮明。歷代立法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點鮮明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
夏代
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周禮·秋宮·司刑》註:「夏刑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國古代的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商代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尚書·盤庚》記載:「以常舊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並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辭中,有象徵殘酷刑罰的文字;《簡書·康誥》載:「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
周代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秦漢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把秦國的法律推行全國,第一次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種》、《法律答問》、《封診式》3類法律文書,其內容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徭戍賦斂、軍爵賞賜、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組織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說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說法是信實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沒收孥等,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西漢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並改漢具律為刑名,冠於全律之首;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了諸如《晉律》、《北齊律》等。《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亦稱「十惡」);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代尤為重視立法建設,唐太宗時,制定《唐律》12篇,500條。高宗永徽年間,編定《唐律疏議》30卷,永徽四年(653)頒行全國。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
宋代
宋代《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時後周的《顯德刑統》為基礎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詔□成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編□成為宋代最經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宋代正式出現「典賣」制度的法律規定。
遼代
遼代大規模地編纂法典,開始於興宗時期。重熙五年(1036年),參照唐律修訂太祖以來法令,正式編定《新定條例》547條,又稱《重熙條制》,頒行全國,成為遼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為由,對《重熙條制》進行刪修增補,編成《咸雍重定條例》789條,簡稱《咸雍條制》。這部法典對契丹、漢人同樣適用,是遼代法律進一步漢化的標志。
金代
金代初期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後來佔有遼及北宋地區後又兼用遼法和宋法。到金熙宗時,「以本朝舊制,兼采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統制》,這是金朝立法之始。後海陵「又多變舊制」,制定《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金世宗即位後曾頒行《軍前權宜條》,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復加刪定,與前《制書》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條制》頒行,《大定重修條制》是對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綜合整理而成,對統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標志著金朝立法的完備。
元代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頒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時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內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編□,但改□為「條例」或「條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特點。
明清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明代
明太祖總結歷代統治經驗,把「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治亂世用重典」等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誥》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改變了隋唐以來的封建法律體系結構。《明大誥》共4篇,是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種刑法。這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還加強了經濟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鈔法、錢法、稅法、鹽法等。
清代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與《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刑罰及民族壓迫條款。在刑罰和訴訟方面,清律規定滿人享有各種法律特權。清朝還頒布了用於少數民族地區專有特定內容的單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清律中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也大為增加。
歷代行政法規
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遼代司法體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設有世襲決獄官,由軍事首領夷離堇兼理司法。契丹國建立後,於太祖神冊五年(920年)置夷離畢院,以夷離畢為北面官,「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專掌契丹等北方少數民族行政與司法事務。遼太宗以後,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調、車馬之事」,專掌漢族地區行政與司法事務。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為兩個系統。
遼聖宗時期,開始任用漢人執掌司法,試圖縮小契丹與漢人司法制度的差異,消除民族隔閡。
金代初期沒有專門司法機構,各級軍政長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後,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漢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設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機構,其官員分別由女真人、漢人、契丹人擔任,並設譯史充當翻譯,以解決斷案中語言不通的問題。地方仍沿襲宋制,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設提刑司,作為中央的司法派出機構,執掌司法事務。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主要特點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國家主義
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禮法結合
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法定特權
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諸法合體,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
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各級行政長官,中央雖設有專門司法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君權)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