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法律效力作用

⑴ 法律效力包括哪些方面

我國法律的效力層次是多層次性的結構體系。在法律效力層次結構體系中，各種法律的效力既內有層次之分，又有相容互聯系，從而構成一個龐大的我國法律效力體系。法律效力層次的具體可以概括為四個層次：
最高層次：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第一層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效力層次屬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的效力為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法律效力層次為第三層次。
地方層次：地方立法主體制定的地方法規，包括一般性地方法規和自治地方法規，特別行政區地方法規，其法律效力的層次為地方層次。

⑵ 我國法律效力按高到低分別是

你這個問題問的不好，我可以說上層法效力高於下層法，也可以說特殊法優於普回通法，我猜你是問法的答位階，在我國，按照憲法和立法法規定的立法體制，法律位階共分五級，它們從高到低依次是：基本法、普通法、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
基本法就是憲法，普通法就是民法刑法那一類的，其他的你看字面就懂了

⑶ 法律效果、法律後果、法律效力分別指什麼

1、法律效果，是指法律運行對社會和個人所產生的效果，如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影響。

2、法律後果，是指行為人做出具體行為時，依法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如賠償損失，承擔違約責任，承擔刑事責任、行政責任等。

法律後果大體上可以分為肯定性法律後果和否定性法律後果兩大類。法律規則不等於法律條文。法律條文是法律規則的裁體，但是並不總是一個包含著一個規則，有時候一個條文包含著幾個規則，有時候幾個條文結合在起才能夠產生一個完整的規則。

在法律中，規則是數量最多的構成要索，是法律的主體。法律規則可以為人們的行為是供用他的標准，便於人們依法辦事它們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為國家權力的行使提供了標准和制約的依據。

3、法律效力，是指法律所具有或者賦予的約束力，也就是法律能夠作用的時間范圍和空間范圍。規范性法律文件與非規范性法律文件都有一定的約束力，要求人們按照法律文件規定的那樣行為。

法律效力有時還指某種行為或事實在法律上的效果，即能夠獲得肯定性法律後果，例如一份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能夠獲得法律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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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效力包括以下三類：

①空間效力，指法律的生效范圍。一般來說，它包括一國主權管轄范圍所及全部領域。但就具體法律來說，其生效范圍又有不同。主要有在全國范圍內有效，在局部地區有效以及在本國領土以外有效三種情況。

②時間效力，指法律的有效期限，包括法律何時生效、何時終止以及對其實施前的行為有無溯及力等問題。

③對人的效力，指法律對哪些人適用。我國法律對人的效力包括對中國人和對外國人的效力。

⑷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什麼意思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意思是同等的法律效果、作用。

地方性法規高於地方政府規章，而地方政府規章和部門規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不可以說地方性法規高於部門規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不說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這是因為地方性法規是地方人大立法的而地方政府規章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所以地方性法規就高於地方政府規章。地方政府規章與部門規章具有法律效力，是因為省級政府與中央部委是平級的，所以是同等法律效力。

《立法法》還對各種規范性文件之間出現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規定了效力的裁決程序。

《立法法》第85條規定：「法律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行政法規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裁決。」

《立法法》第86條規定：「地方性法規、規章之間不一致時，由有關機關依照下列規定的許可權作出裁決：

（一）同一機關制定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時，由制定機關裁決。

（二）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提出意見，國務院認為應當適用地方性法規的，應當決定在該地方適用地方性法規的規定；認為應當適用部門規章的，應當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

（三）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時，由國務院裁決。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與法律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

(4)我國法律效力作用擴展閱讀：

一般法與特別法、新法與舊法的效力

在一般法和特別法的效力問題方面，法理上適用的是「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原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效力問題方面，法理上適用的是「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

我國《立法法》根據法的效力原理和法理的原則，具體規定了一般法和特別法、新法和舊法的效力關系。《立法法》第83條規定：「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不一致的，適用特別規定；新的規定與舊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新的規定。」

對於由同一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優先適用特別規定而不是一般規定，是因為：一般規定是對普遍的、通常的問題進行規定的，而特別規定是對具體的特定的問題進行規定，有明確的針對性，所以當它們處於同一位階時，當然應當優先適用特別法。

對於由同一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優先適用新的規定而不是舊的規定，是因為：當同一機關就同一問題進行了新的規定，也就意味著對舊的規定進行了修改或補充，當然應當適用新法。

⑸ 我國最高法律效力是什麼

由於憲法所規定的內容是國家生活中帶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問題，是國家立法活動的基礎，因此，它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第一，憲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據。1999年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憲治國，而依憲治國的內在要求是憲法至上。這就意味著憲法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具有至高的法律地位。同時，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需要統一的市場規則，更需要統一的法律制度。保持法制統一，憲法所確立的原則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礎和立法依據。憲法與法律的這種關系，通常被稱為「母法」與「子法」的關系，即：憲法為母法，法律為子法。
第二，憲法與法律相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憲法第五條第三款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憲法在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的權威，法律、行政法規的內容和精神都不得與憲法的原則和規定相抵觸、相違背，否則，就會因違憲而無效。
第三，憲法是一切組織和個人的根本活動准則。憲法第五條第四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⑹ 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官不應具有造法的權力，為什麼司法解釋卻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國司法實務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之間張力作用的結果。一定條件下的造法職能的存在，也是我國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就可以不斷地擴張其造法職能，侵入立法領域。司法權的性質決定了其基本的職責是裁判案件、解決法律糾紛，造法不過是特殊情況下的一種權宜之計而已。

司法解釋「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長期以來法制的不健全與立法的粗陋、缺乏預見性，是導致司法解釋泛立法化的客觀基礎。共和國的法制建設幾乎是從零開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了《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立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要求以蔑視和批判的精神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17條也明確要求：「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舊法已去，新法卻未隨之而立。除建國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後的20餘年裡基本上未進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法律糾紛卻並不因此而不發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為了因應審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過發布一些具有規范性文件性質的司法解釋來填補立法上的欠缺與不足。盡管這些文件嚴格地說可能不屬於司法解釋的范疇，而是屬於「政策性」解釋——以司法機關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國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經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釋替代立法機關代行立法權的習慣性做法。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1978年以後，國家對立法的重視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應使這種「權宜之計」逐步消失，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由於長期以來法制建設「欠賬」太多，也由於政治經濟體制正處於轉型期的劇烈變動之中，立法機關為了回應各個領域內立法的要求，不得不採取「宜粗不宜細」、「先制定、後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從其制定時起就具有粗陋、滯後於社會發展等不足之處，法律規范不能適應社會生活變化需要的情況大量存在。在這種情形下，系統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釋自然也就成為彌補法律漏洞以因應一時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說立法機構長期的虛位導致法律的空白進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釋的訴求是司法解釋「立法化」產生的客觀根源的話，那麼，當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內容的簡單化、立法技術的粗劣則是導致在法制相對完備的情況下，司法解釋立法化現象不斷強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轉型期非持續性社會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沖擊和改變著建國數十年來一成不變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化的政治體制，社會開始進入了劇烈變動的轉型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各項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下形成的社會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審視、重新構建。問題的復雜性與經驗的不足，決定了新體制的建立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其間必然有失誤、有反復。法律的穩定性與嚴格的立法過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無法適應劇烈變動的社會生活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政策也就成為推進這一進程的最好手段。為了順應政策的需要，法律隨政策劇烈變動也就日益彰顯，本來就沒有真正確立的國家立法的穩定性、權威性明顯減弱。「由於政策具有靈活性，而法律具有穩定性，在政策變動時，很多法律條文不可能得到及時的修改。這種現象使人們產生一種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視甚至被突破的」，認為「國家機關的一些舉措雖然違背當時憲法的個別條文，但卻是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社會的行為」，屬於「良性違憲」，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對於忽視或突破現有法律而言，通過司法解釋也就不失為一種較為穩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權宜之計，並得到理論界的普遍認同。
第三，司法體制的影響。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種親歷性的活動，只有親自參加全案的審判工作，才有可能對各種證據，特別是對證人證言做出准確、合理的判斷，而個案的特殊性與復雜性、解釋方法的多樣性以及事物本身屬性的多樣性決定了對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釋的可能性。審判委員會、個案監督、錯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於它無視司法裁判的特點，抑制了法官在審判活動中所理應發揮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從主觀上斬斷了法官解釋法律的努力，法官獨立解釋法律文本既不被認同和允許，更不被提倡。盡管法官完全可以基於自身對憲法文本（甚至不需要藉助對憲法文本的解釋）的理解而得出大體相同的結論，卻仍不得不尋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釋」。
第四，司法職業平民化的影響。司法職業的平民化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和運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將法律的解釋權進行高度的集中，以試圖維護法律在全國范圍內的「統一性」和「一致性」。建國初期，在全面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的同時，舊司法機構中的一大批專門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開始的「司法改革」運動中被逐出司法隊伍，代之以大批既無法律專門知識又缺乏法律職業訓練的「國家法律工作者」。本來應當加強的法學教育也一直處於低迷狀態，法學知識的傳播與法律技能的訓練也被政治運動所取代。在20世紀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機關時「無將可用」，不得不從其他機關或事業單位抽調大批非法律專業的人才充實司法隊伍。另一方面，由於過分強調法律的階級性與工具性，法律並不被視為一種專門的職業，而是解決失業問題、安置復轉軍人乃至精簡政府機構的分流人員等的途徑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為我國當前並將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繼續成為法官、檢察官人員結構的基本特徵。司法職業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嚴重的司法腐敗問題的重要根源，也嚴重削弱了法官解釋法律、正確適用法律的能力，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增長了法官希望權威機構對法律進行系統解釋的需求。即使法官偶爾在個案處理中對法律文本進行解釋也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甚至出現荒謬的結論，而這又反過來導致決策層對法官解釋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並成為不斷強化司法解釋的作用與地位的心理基礎與理論依據。
此外，不可否認的是，理論上對司法解釋的肯定和認同，也是司法解釋日益擴張、越來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綜觀近年來關於司法解釋的討論，大多數學者都傾向於贊同。例如，孫笑俠先生將我國的司法解釋分為三類：（1）最高人民法院按規范性形式所進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釋，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針對地方特點對法律、法規進行規范性解釋，在一定程度上也創造性地解釋了法律、法規；（3）法官個人依主觀意志針對具體案件所做的個別性司法解釋。孫先生認為：「前兩種情況應當認為是可行的。後一種情況就不屬於法官造法的范圍，應予否定。」孫先生還明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權力在今天並沒有產生什麼副作用……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法院是否應當享有較自由的解釋權，而是在於如何促使司法解釋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學者認為，新刑法中的許多條文僅屬「引申性解釋」而沒有刑罰規定，因而理應在相關條文中「以適當文字概括進去」或者「以司法解釋處理」。鄭戈在評論我國的司法解釋體制時曾非常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法理學教科書上所稱的『法律解釋』，都是一種創製法或試圖創制新規則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法律規則或者說人的理性不斷擴大其疆域，將其原先所未及的與法律有關的事實納入其中。」理論上的這種局限性不可避免地會對實務上的操作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是當理論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關當局的需要時，它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有關當局積極行動的根據，強化其業已存在的某種操作習慣或做法。

⑺ 指導性案例在我國各級法院的審判實務中具有法律效力嗎

我認為，我國沒有實行判例法的制度，判例的作用是柔性的，不是剛性的。
即，指導性案例對審判工作有參考，但不要求完全套用。

⑻ 如何理解我國憲法序言的法律功能

一、憲法序言是我國憲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憲法的序言具有豐富的歷史和現實內涵，是我們正確理解憲法，准確適用憲法，指導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的重要依據。我國憲法序言集中體現了黨的基本主張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有機統一，是憲法的靈魂，同憲法條文一樣，具有憲法效力。
二、序言規定，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組織和個人的根本活動准則。在憲法中確認憲法的最高法律地位，確認憲法的法律性和規范性，對於保證國家法制的統一和憲法的貫徹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另外：
三、憲法序言如實地記載了1840年以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及其成果，真實地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基本經驗。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具有的共同認識，是理解我國國體、政體、國家結構形式、民族政策等一系列重大憲法問題的基礎。
四、序言總結了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規定了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
五、序言明確了實現國家根本任務的基本原則。（1）序言把四項基本原則肯定下來。（2）序言規定，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3）序言規定，國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4）序言規定，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有利於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維護人民的權利和自由。（5）序言規定，國家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中國GCD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立和加強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加強同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
以憲法序言的方式（具最高法律效力），做出上述這些規定將極大地調動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集中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更快、更好地實現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

⑼ 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的是哪一個

憲法。法律效力，是指法律的強制性和約束力。由於憲法所規定的內容版是國家生活中帶有全局性權、根本性的問題，是國家立法活動的基礎，因此，它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我國憲法明確規定，「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法律依據：《憲法》第五條第三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憲法（constitution）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1]，適用於國家全體公民，是特定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條件綜合作用的產物，集中反映各種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關系，確認革命勝利成果和現實的民主政治，規定國家的根本任務和根本制度，即社會制度、國家制度的原則和國家政權的組織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等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