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三非機制

A. 如何面對法官員額「自覺退出」機制

推行法官員額制度是當前全國法院改革的內容之一，是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所謂法官員額制度，筆者理解，就是將法官定編，確定一個科學的、相對穩定的員額，經過嚴格的遴選，使少數專業化、道德化、法律化的高素質人才擔任法官，行使審判權，而其他任何人都無權行使審判權，其他一些審判輔助性事務由法官助理和書記員承擔的一種審判工作制度。
實行法官職業化、建立法官員額制度是中國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任何一項改革都必須從自身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穩妥推進，要充分考慮到地域的差別，經濟文化的差別和自身條件的差別。任何一項改革都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都必須由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套，都必須爭取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就建立法官員額制度而言，有條件的法院應當積極探索，搞好試點，加強調研，廣泛宣傳，不具備條件的法院不能盲目趕時髦，貪功冒進，草率行事，急於求成。推行法官員額制度改革還應當與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配套進行。
一是努力提高法官的整體素質。通過提高法官「門檻」，嚴把「進口」，疏通「出口」，保證法官質量，實現良性循環；通過拓寬法官的遴選渠道，保證有充足的人才供應；通過嚴格法官選任程序，確保少數高素質的法官行使審判權；通過強化學歷教育、在職培訓等形式，提高法院現有人員的素質；通過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著力提高法官的職業意識。
二是改革法院現行的管理體制，改變目前「司法權力地方化、司法活動行政化、法官職業大眾化」的現狀，建立一套符合審判工作特點、有利於司法公正的法院人、財、物管理體制。
三是建立和完善對法官的監督制約機制。通過實行對法院各類人員的分類管理和流程化管理，創新監督機制；對法官八小時以內和八小時以外，實行全方位監督；拓寬監督渠道，自覺接受人大、政協、檢察機關、上級法院、新聞媒體以及社會各界的廣泛監督；堅持「防範在先」原則，做好事前監督，加大懲戒力度，做好事後監督。
四是建立法官的職業保障。通過立法的形式確立法官的職業地位、職業收入，改變現有的按照國家公務員的職級確定法官工資待遇的體制，使法官真正成為一個擁有崇高職業地位、極高法律素質、豐厚職業收入的社會階層，也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法律的公正與權威，才能真正推動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進程。

B. 簡述調解制度的歷史發展和運行機制

一、我國調解制度的歷史沿革與發展

作為解決糾紛的一項制度，調解是中華民族橫亘古今，最具有生命力，也最為世界所注目的法律傳統。調解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早在西周的銅器銘文中，已有調處的記載，秦漢以來，司法官多奉行調處息訟的原則，至兩宋，隨著民事糾紛的增多，調處呈現制度化的趨勢，明清時期，調處已臻於完善階段」。明朝還在各州縣及鄉設立申明亭，張榜貼文，申明教化，同時由鄉官受理當地民事案件與輕微刑事案件，加以調處解決。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先生開始全面引進西方法制，建立近代化的資產階級政治體制。但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這套法律制度並未能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發芽，傳統的調解仍成為解決糾紛的首選。至抗戰時期，在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和各個解放區，人民政權之司法機構即已建立了調解制度，將審判與調解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並倡導「馬錫五審判方式」。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的民事審判工作方針；1964年，這一方針被發展為十六字方針，即「依靠群眾、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至此後很長一段時期，調解成為我國民事訴訟中法院審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導向。在該政策指導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調解率，以此作為考核法官辦案質量高低的標准，由此產生了大量的強迫性調解案件。因此，1979年我國在起草《民事訴訟法（試行）》時，對「調解為主」的原則做了修正，將「調解為主」改為「著重調解」。這一原則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調解處理民事案件，將調解貫穿於審理的始終，在萬不得已時才以判決結案。但是，該原則雖在用語上避開了「調解為主、審判為輔」，但就其實質而言，仍然保持著調解為主、和解優先的作法，在實踐中仍存在著大量的盲目性追求調解率而所產生的強迫調解。

1991年我國開始修訂《民事訴訟法（試行）》。立法機關再度對調解原則進行修改，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根據自願和合法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判決」。理論界將其稱為自願合法調解原則。同時，立法機關還將有關調解的規定從「普通程序」前移至「總則」部分，這樣，既可以避免將調解誤認為開庭前的一個必經程序，又表明調解適用於包括一、二審、再審在內的審判程序。自願合法調解原則突出了自願調解，從而使這調解原則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調解的本質，同時，它否定了「著重調解」，糾正了調解與判決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推進，全國法院調解結案率雖有所減少，但與判決結案相比，仍占相當比重。以筆者所在的D區人民法院2014年來說，共受理的民事案件共3703件，審結3694件，其中調解結案的2663件，占結案數的72.09%。可見，長期以來，我國的民事訴訟調解是人民法院解決當事人糾紛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制度。

二、當前法院調解運行機制與伴隨的問題

在目前，我國市場經濟正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是民主、自由、平等和獨立，它強調分權、自治和權利的保障，要求國家盡可能地干預經濟關系，充分地尊重私人間的合意和選擇的自由，僅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這一本質要求體現在民事訴訟結構中，就表現為法院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使當事人能夠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決定自己的訴訟行為，而法院對當事人自由行使訴訟權利不予干預，更不能代替當事人去處分由當事人享有的自由權利。

事實上，近年來學術界對法院調解的質疑，也主要是圍繞法院調解這種「裁判者進行調解」的地位展開的。因為，法官進行調解時主要身份應當是「調停者」但要始終把握這一身份是很難的。法官最終的裁決權，無疑是法院調解中對當事人的無形壓力。司法實踐中法官的「以判壓調」、「以拖壓調」、「以誘促調」、「強制調解」屢屢發生，使當事人難以行使處分權，有違自願原則。更有甚者，法官也會先入為主，即在調解成立當事人拒絕簽收調解書或法官調解方案不被接受情形下，法官也有可能依調解協議或調解方案判決，由此造成調判不分。

第三，調解原則的規定不盡合理。我國《民事訴訟法》第93條規定了訴訟調解必須遵循當事人自願原則、事實清楚、分清事非的原則。制定事實清楚，分清是非原則的初衷是為了防止一些法官不重視案件基本事實的調查，在調解中無原則地「和稀泥」或對難以查清的案件執意調解的做法而制定的。但這是法院判決應遵循的原則，將其作為法院調解的原則與當事人的合意是相矛盾的。況且，我們現在的審判方式改革，強調的是職權主義和辯論主義相結合，要求法官在查明事實上追求的是法律事實而不是客觀事實。這些都使產生這一原則的因素消失，所以該原則應當予以廢除。

現代民事訴訟的一個顯著的發展是當事人訴訟地位的提高及對法官的恣意和自由裁量權的限制。自願原則作為法院調解的基本原則，本質就是尊重當事人對自主權利的支配，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合意解決糾紛的作用，否則強制或變相強制合意的調解就無法得到控制。而現在法院在調解上過於注重行政權力，為了完成調解率，為了大調解，有些時候不顧當事人是否自願，都要調解。筆者感嘆，為何現代法治社會，法官辦案要受到如此多的規定限制？

第四，法院調解對程序、時限、適用規則等問題未作規定，法官在調解中的隨意性過大。比如什麼情況下構成「調解未達成協議」，什麼情況下應當進入判決程序。缺乏這樣的制度約束，就會造成在當事人已無調解意願或無法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法官為了追求調解率，仍然強制當事人接受調解。法院調解作為一種制度，它的「意思自治」與「利益協調」的本質，要求調解不可能象審判那樣具有嚴格的程序制約。但這並不意味著法院調解可以是法官隨意性支配的過程，我國現行法院調解制度中缺乏程序、時限與適用規則的制約，事實上為法官的隨意性留下過大的空間。

第五，法院內部的一些規定影響調解的適用。法院內部一些規定亦限制了調解的適用，如現在多數法院均規定了調解結案率、撤訴率、當庭宣判率、上訴維持率等考核指標，法官辦案不得不為完成指標而調解，甚至有些無法調解的案件也強制調解，這些規定都會對法官辦案的積極性產生影響。

民事訴訟調解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合意為核心要素的解決糾紛的方式，這種合意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則在糾紛解決領域的延伸，與審判相比，貫徹的是一種當事人主義。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長期以來在維護社會安定和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現行民事訴訟調解制度開始日益顯現其諸多弊端，嚴重製約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

在實踐中，合法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沖突和在司法實踐中自願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之間的異化以及在實踐中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原則與民事訴訟調解的沖突。合法是民事訴訟調解有效的前提條件，它既包括程序性合法也包括實體性合法。所謂的程序性合法，是指在調解的過程中應當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要求；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調解貫穿於審判程序的全過程，也就是說，可以在審判程序的任何一個階段進行。
但這同時也就意味著調解並沒有獨立的程序，因此，民事訴訟調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傾向，這給法官提供了過大的任意空間，產生了如下一些問題：法官過分依賴調解結案，導致案件反復調解、久調不決、訴訟效率低下等。我國民事訴訟將自願原則處於調解原則的核心位置，它是法院調解制度能否健康發展，能否真正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自願原則在實踐中體現為程序上的自願和實體上的自願兩層含義。在程序上，首先，這種自願原則體現為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以調解來解決糾紛或者主動向人民法院申請用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其次，在自願原則的支配下，當事人可在任意訴訟階段提出要求調解，一旦進入調解程序，勢必將中斷原來的訴訟活動，這樣便容易產生調解的任意啟動，導致案件的訴訟程序缺乏連貫性，給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帶來負面的影響。自願原則應該體現為當事人雙方在人民法院調解達成的協議必須是互諒互讓、自願協商的結果。民事訴訟調解是建立在當事人雙方合意基礎上的較為靈活的解決糾紛的方式，並非一定要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只要當事人之間的合意既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又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權益，應允許該調解協議內容有效。而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原則卻明顯帶有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並且過於絕對，這與法院判決沒多大的差別，若強調事實清楚而進行嚴格調查，則既耗時又耗資、犧牲了程序利益，這樣，就忽視了民事訴訟調解本身具有的省時、省力、節省司法資源、靈活、高效的特點。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相對於判決本身所具有的優勢也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實現。
為了更好的節省有限的司法資源，實現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法律價值地位，維護和促進社會穩定，不能因現在有調解制度的諸多弊端而「因噎廢食」，應當更加重視調解在我國解決糾紛機制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總結經驗教訓，考慮我們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經濟基礎，積極轉變工作理念，創新調解制度的管理模式，加快立法進程，大膽借鑒國外的先進制度及做法，探索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專業化、社會化以及其建設之路，充分發揮民事訴訟調解在這新時期解決矛盾糾紛的功能和作用，使之不斷地完善我國的民事訴訟調解制度。一定要進一步完善法律規定，充分發揮司法調解的功能作用，認真調處每一個民商事糾紛，最大限度地做到案結事了、勝敗皆明、定分止爭。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C. 法院通過公正司法，司法公開，司法為民，滿足快遞員群體多遠司法需求

因為字數有限制，現簡要向您列明。若要看全部內容，您可以登陸中國法院網搜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法發〔2015〕3號）1.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2．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法院。3.推動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根據知識產權案件的特點和審判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知識產權案件審判規律的專門程序、管轄制度和審理規則。4.改革行政案件管轄制度。5.改革海事案件管轄制度。6.改革環境資源案件管轄制度。7.健全公益訴訟管轄制度。8．繼續推動法院管理體制改革。9.改革軍事司法體制機制。10.全面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強化庭審中心意識，落實直接言詞原則，嚴格落實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發揮庭審對偵查、起訴程序的制約和引導作用。堅決貫徹疑罪從無原則，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進一步明確非法證據的范圍和排除程序。11.強化人權司法保障機制。12．健全輕微刑事案件快速機制。13.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14．完善民事訴訟證明規則。15.建立庭審全程錄音錄像機制。16.規范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17.改革案件受理制度18.完善分案制度。19.完善審級制度。20.強化審級監督。21.完善案件質量評估體系。22.深化司法統計改革。23.完善法律統一適用機制。24.深化執行體制改革。25.推動完善司法救助制度。26.深化司法領域區際國際合作。27.健全主審法官、合議庭案機制。選拔政治素質好、案能力強、專業水平高、司法經驗豐富的審判人員擔任主審法官。獨任制審判以主審法官為中心，配備必要數量的審判輔助人員。合議制審判由主審法官擔任審判長。合議庭成員都是主審法官的，原則上由承案件的主審法官擔任審判長。完善院、庭長、審判委員會委員擔任審判長參加合議庭審理案件的工作機制。改革完善合議庭工作機制，明確合議庭作為審判組織的職能范圍，完善合議庭成員在交叉閱卷、庭審、合議等環節中的共同參與和制約監督機制。改革裁判文書簽發機制。28.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案責任制。按照權責利相統一的原則，明確主審法官、合議庭及其成員的案責任與免責條件，實現評價機制、問責機制、懲戒機制、退出機制與保障機制的有效銜接。主審法官作為審判長參與合議時，與其他合議庭成員權力平等，但負有主持庭審活動、控制審判流程、組織案件合議、避免程序瑕疵等崗位責任。科學界定合議庭成員的責任，既要確保其獨立發表意見，也要明確其個人意見、履職行為在案件處理結果中的責任。29.健全院、庭長審判管理機制。明確院、庭長與其職務相適應的審判管理職責。規范案件審理程序變更、審限變更的審查報批制度。健全訴訟卷宗分類歸檔、網上案、審判流程管控、裁判文書上網工作的內部督導機制。30.健全院、庭長審判監督機制。明確院、庭長與其職務相適應的審判監督職責，健全內部制約監督機制。完善主審法官會議、專業法官會議機制。規范院、庭長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監督機制，建立院、庭長在監督活動中形成的全部文書入卷存檔制度。依託現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審法官、合議庭行使審判權與院、庭長行使監督權的全程留痕、相互監督、相互制約機制，確保監督不缺位、監督不越位、監督必留痕、失職必擔責。31.健全審判管理制度。發揮審判管理在提升審判質效、規范司法行為、嚴格訴訟程序、統一裁判尺度等方面的保障、促進和服務作用，強化審判流程節點管控，進一步改善案件質量評估工作。32.改革審判委員會工作機制。合理定位審判委員會職能，強化審判委員會總結審判經驗、討論決定審判工作重大事項的宏觀指導職能。建立審判委員會討論事項的先行過濾機制，規范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除法律規定的情形和涉及國家外交、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復雜案件外，審判委員會主要討論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完善審判委員會議事規則，建立審判委員會會議材料、會議記錄的簽名確認制度。建立審判委員會決議事項的督、回復和公示制度。建立審判委員會委員履職考評和內部公示機制。33.推動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落實人民陪審員「倍增計劃」，拓寬人民陪審員選任渠道和范圍，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確保基層群眾所佔比例不低於新增人民陪審員三分之二。進一步規范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條件，改革選任方式，完善退出機制。明確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職權，完善隨機抽取機制。改革陪審方式，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加強人民陪審員依法履職的經費保障。建立人民陪審員動態管理機制。34.推動裁判文書說理改革。根據不同審級和案件類型，實現裁判文書的繁簡分流。加強對當事人爭議較大、法律關系復雜、社會關注度較高的一審案件，以及所有的二審案件、再審案件、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案件裁判文書的說理性。對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當事人爭議不大的一審民商事案件和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認罪的一審輕微刑事案件，使用簡化的裁判文書，通過填充要素、簡化格式，提高裁判效率。重視律師辯護代理意見，對於律師依法提出的辯護代理意見未予採納的，應當在裁判文書中說明理由。完善裁判文書說理的剛性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建立裁判文書說理的評價體系，將裁判文書的說理水平作為法官業績評價和晉級、選升的重要因素。35.完善司法廉政監督機制。改進和加強司法巡查、審務督察和廉政監察員工作。建立上級紀委和上級法院為主、下級法院協同配合的違紀案件查處機制，實現紀檢監察程序與法官懲戒程序的有序銜接。建立法院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依法規范法院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系人、中介組織的接觸、交往行為。36.改革涉訴信訪制度。完善訴訪分離工作機制，明確訴訪分離的標准、范圍和程序。健全涉訴信訪終結機制，依法規范涉訴信訪秩序。建立就地接訪督導機制，創新網路信訪機制。推動建立申訴案件律師代理制度。探索建立社會第三方參與機制，增強涉訴信訪矛盾多元化解合力。（五）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必須依託現代信息技術，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增進公眾對司法的了解、信賴和監督。到2015年底，形成體系完備、信息齊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和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台，建立覆蓋全面、系統科學、便民利民的司法為民機制。37.完善庭審公開制度。建立庭審公告和旁聽席位信息的公示與預約制度。對於依法應當公開審理，且受社會關注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在已有條件范圍內，優先安排與申請旁聽者數量相適應的法庭開庭。有條件的審判法庭應當設立媒體旁聽席，優先滿足新聞媒體的旁聽需要。38.完善審判流程公開平台。推動全國法院政務網站建設。建立全國法院統一的訴訟公告網上平台和訴訟公告網站。繼續加強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網站建設，完善審判信息數據及時匯總和即時更新機制。加快建設訴訟檔案電子化工程。推動實現全國法院在同一平台公開審判流程信息，方便當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線獲取審判流程節點信息。39.完善裁判文書公開平台。加強中國裁判文書網網站建設，完善其查詢檢索、信息聚合功能，方便公眾有效獲取、查閱、復制裁判文書。嚴格按照「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要求，實現四級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公開的生效裁判文書統一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40.完善執行信息公開平台。整合各類執行信息，推動實現全國法院在同一平台統一公開執行信息，方便當事人在線了解執行工作進展。加強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公布力度，充分發揮其信用懲戒作用，促使被執行人自動履行生效法律文書。完善被執行人信息公開系統建設，方便公眾了解執行工作，主動接受社會監督。41.完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公開制度。完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條件和案件程序，確保相關案件公開、公正處理。會同刑罰執行機關、檢察機關推動網上協同案平台建設，對執法案和考核獎懲中的重要事項、重點環節，實行網上錄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從制度和技術上確保監督到位。建立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信息網，實現三類案件的立案公示、庭審公告、文書公布統一在網上公開。42.建立司法公開督導制度。強化公眾對司法公開工作的監督，健全對違反司法公開規定行為的投訴機制和救濟渠道。充分發揮司法公開三大平台的監督功能，使公眾通過平台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成為人民法院審判管理、審判監督和改進工作的重要參考依據。43.完善訴訟服務中心制度。加強訴訟服務中心規范化建設，完善訴訟服務大廳、網上訴訟服務平台、12368司法服務熱線。建立網上預約立案、送達、公告、申訴等工作機制。推動遠程調解、信訪等視頻應用，進一步拓展司法為民的廣度和深度。44.完善人民法庭制度。優化人民法庭的區域布局和人員比例。積極推進以中心法庭為主、社區法庭和巡迴審判點為輔的法庭布局形式。根據轄區實際情況，完善人民法庭便民立案機制。優化人民法庭人員構成。有序推進人民法庭之間、人民法庭和基層人民法院其他庭室之間的人員交流。45.推動送達制度改革。推動建立當事人確認送達地址並承擔相應法律後果的約束機制，探索推廣信息化條件下的電子送達方式，提高送達效率。46.健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繼續推進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等糾紛解決機制與訴訟的有機銜接、相互協調，引導當事人選擇適當的糾紛解決方式。推動在征地拆遷、環境保護、勞動保障、醫療衛生、交通事故、物業管理、保險糾紛等領域加強行業性、專業性糾紛解決組織建設，推動仲裁製度和行政裁決制度的完善。建立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商事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推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立法進程，構建系統、科學的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47.推動實行普法責任制。強化法院普法意識，充分發揮庭審公開、文書說理、案例發布的普法功能，推動人民法院行使審判職能與履行普法責任的高度統一。（六）推進法院人員的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必須堅持以審判為中心、以法官為重心，全面推進法院人員的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努力提升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類科學、分工明確、結構合理和符合司法職業特點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48.推動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法官單獨職務序列。健全法官助理、書記員、執行員等審判輔助人員管理制度。科學確定法官與審判輔助人員的數量比例，建立審判輔助人員的正常增補機制，切實減輕法官事務性工作負擔。拓寬審判輔助人員的來源渠道，探索以購買社會化服務的方式，優化審判輔助人員結構。探索推動司法警察管理體制改革。完善司法行政人員管理制度。49.建立法官員額制度。根據法院轄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人口數量（含暫住人口）、案件數量、案件類型等基礎數據，結合法院審級職能、法官工作量、審判輔助人員配置、案保障條件等因素，科學確定四級法院的法官員額。根據案件數量、人員結構的變化情況，完善法官員額的動態調節機制。科學設置法官員額制改革過渡方案，綜合考慮審判業績、業務能力、理論水平和法律工作經歷等因素，確保優秀法官留在審判一線。50.改革法官選任制度。針對不同層級的法院，設置不同的法官任職條件。在國家和省一級分別設立由法官代表和社會有關人員參與的法官遴選委員會，制定公開、公平、公正的選任程序，確保品行端正、經驗豐富、專業水平較高的優秀法律人才成為法官人選，實現法官遴選機制與法定任免機制的有效銜接。健全初任法官由高級人民法院統一招錄，一律在基層人民法院任職機制。配合法律職業人員統一職前培訓制度改革，健全預備法官訓練制度。適當提高初任法官的任職年齡。建立上級法院法官原則上從下一級法院遴選產生的工作機制。完善將優秀律師、法律學者，以及在立法、檢察、執法等部門任職的專業法律人才選任為法官的制度。健全法院和法學院校、法學研究機構人員雙向交流機制，實施高校和法院人員互聘計劃。51.完善法官業績評價體系。建立科學合理、客觀公正、符合規律的法官業績評價機制，完善評價標准，將評價結果作為法官等級晉升、擇優遴選的重要依據。建立不適任法官的退出機制，完善相關配套措施。52.完善法官在職培訓機制。嚴格以實際需求為導向，堅持分類、分級、全員培訓，著力提升法官的庭審駕馭能力、法律適用能力和裁判文書寫作能力。改進法官教育培訓的計劃生成、組織調訓、跟蹤管理和質量評估機制，健全教學師資庫、案例庫、精品課件庫。加強法官培訓機構和現場教學基地建設。建立中國法官教育培訓網，依託信息化手段，大力推廣網路教學，實現精品教學課件由法院人員免費在線共享。大力加強基層人民法院法官和少數民族雙語法官的培訓工作。53.完善法官工資制度。落實法官法規定，研究建立與法官單獨職務序列配套的工資制度。（七）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推動完善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各項制度，優化司法環境，樹立司法權威，強化職業保障，提高司法公信力。到2018年底，推動形成信賴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氛圍。54.推動省級以下法院人員統一管理改革。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推動建立省級以下地方法院人員編制統一管理制度。推動建立省級以下地方法院法官統一由省級提名、管理並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機制。55.建立防止干預司法活動的工作機制。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推動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審判執行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按照案件全程留痕要求，明確審判組織的記錄義務和責任，對於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的批示、函文、記錄等信息，建立依法提取、介質存儲、專庫錄入、入卷存查機制，相關信息均應當存入案件正卷，供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查詢。56.健全法官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合理確定法官、審判輔助人員的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和工作標准。明確不同主體、不同類型過錯的甄別標准和免責事由，確保法官依法履職行為不受追究。非因法定事由，未經法定程序，不得將法官調離、辭退或者作出免職、降級等處分。完善法官申訴控告制度，建立法官合法權益因依法履職受到侵害的救濟機制，健全不實舉報澄清機制。在國家和省一級分別設立由法官代表和社會有關人員參與的法官懲戒委員會，制定公開、公正的法官懲戒程序，既確保法官的違紀違法行為及時得到應有懲戒，又保障其辯解、舉證、申請復議和申訴的權利。57.完善司法權威保障機制。推動完善拒不執行判決、裁定、藐視法庭權威等犯罪行為的追訴機制。推動相關法律修改，依法懲治當庭損毀證據材料、庭審記錄、法律文書和法庭設施等嚴重藐視法庭權威的行為，以及在法庭之外威脅、侮辱、跟蹤、騷擾法院人員或其近親屬等違法犯罪行為。58.強化訴訟誠信保障機制。建立訴訟誠信記錄和懲戒制度。依法懲治虛假訴訟、惡意訴訟、無理纏訴行為，將上述三類行為信息納入社會徵信系統。探索建立虛假訴訟、惡意訴訟受害人損害賠償之訴。59.優化行政審判外部環境。健全行政機關負責人依法出庭應訴制度，引導、規范行政機關參加訴訟活動。規范司法建議的製作和發送，促進依法行政水平提升。60.完善法官宣誓制度。完善法官宣誓制度，經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任命的法官，正式就職時應當公開向憲法宣誓。61.完善司法榮譽制度。明確授予法官、審判輔助人員不同類別榮譽的標准、條件和程序，提升法院人員的司法職業尊榮感和歸屬感。62.理順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關系。科學設置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機構，規范和統一管理職責，探索實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和審判權的相對分離。改進上下級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機制，明確上級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部門對下級法院司法行政事務的監管職能。63.推動人民法院財物管理體制改革。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推動省級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統一管理機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預算保障體系、國庫收付體系和財務管理體系，推動人民法院經費管理與保障的長效機制建設。嚴格「收支兩條線」管理，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收取的訴訟費、罰金、沒收的財物，以及追繳的贓款贓物等，統一上繳省級國庫。加強「兩庭」等場所建設。建立人民法院裝備標准體系。64.推動人民法院內設機構改革。按照科學、精簡、高效的工作要求，推進扁平化管理，逐步建立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的法院內設機構設置模式。65.推動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設。加快「天平工程」建設，著力整合現有資源，推動以服務法院工作和公眾需求的各類信息化應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主要業務信息化覆蓋率達到100%，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分別達到95%和85%以上。

D.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的生成機制是什麼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須由行政長官提名，立法會通過方能任命。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十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應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除本法第八十八條和第八十九條規定的程序外，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職，還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根據香港法例第4章《高等法院條例》第29條《休庭期》所規定，高等法院及各登記處每年須遵守以下的休庭期安排為暑假、聖誕假期、復活節假期。

香港高等法院 （High Court，主權移交前稱為最高法院 ，1997年回歸後因與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沖突而更名）是香港司法機構的一個法院，由兩部份組成：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

原訟法庭是香港最高級的原訟法院，除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防和外交等國家行為外，可聆訊香港任何的民事和刑事訴訟，和處理來自部份專門法院的上訴訴訟，對其有無限的司法管轄權。上訴法庭是香港除終審法院外最高級的上訴法院，專門處理來自原訟法庭、香港區域法院和土地審裁處的上訴訴訟。

(4)法院三非機制擴展閱讀

無論是刑事或民事訴訟，被告人、訴訟各方及上訴人均可親自進行訴訟或延聘律師代表他們進行訴訟。如你負擔得來，可聘請私人執業的律師，否則可申請法律援助。請參閱「怎樣申請民事訴訟的法律援助」這本小冊子以了解有關詳情。

上述小冊子可向各法院、法律援助署及各區民政事務諮詢服務中心免費索取。民事訴訟的任何一方均可直接向法律援助署署長提出申請，地址是香港金鍾道66號金鍾道政府合署二十四樓。受羈押的被告人如想申請法律援助，應與有關院所的福利主任聯絡。

選擇親自進行訴訟的被告人或訴訟人應在聆訊開始前作好周詳的准備。

E. 如何認識我國司法體制設置與地方保護主義的關系

社會控制和社會整合都是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前者是指通過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各種手段，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安排，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維護社會秩序，最終服務於人類利益的社會調控方式。後者是指社會各個不同的部分結合而成統一、協調的整體的過程和結果。如果說社會控制是對作為不同社會主體的人的行為的規約，那麼社會整合就是這種規約所導致或追求的社會統一、協調的過程和結果。與道德、宗教等其他諸多社會控制與整合的途徑相比，現代社會一般選擇法律作為最主要的社會控制與社會整合的途徑，而司法則是法律最直接的代表，法律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和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是同構並親和在一起的，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發揮狀況直接決定了法律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發揮狀況。

當前阻礙我國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實現的因素復雜多樣，既有司法體系外的，也有司法體系內的。司法體系外的因素主要有：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司法經費不足，法官低薪酬，社會法律至上的文化理念薄弱，法律和司法的權威不足，等等。司法體系內的因素主要有：法官總體素質和能力尚不理想，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不順，審判方式落後或超前於社會發展，程序不完善、不透明，裁判文書質量不高，等等。而且，上述兩方面的因素彼此交織，互為因果，嚴重阻礙了司法應有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的有效施展。本文限於篇幅，僅對其中一項因素——地方保護主義及它的危害和對它的遏制途徑作進一步闡述。

一、地方保護主義的性質、危害及根源

地方保護主義在司法層面體現為以地方利益掩蓋的司法權與各種其它社會資源作非法交易，它是急劇膨脹的地方利益或者地方上某些個人的利益作用於司法領域的結果，是在地方權威操控下的公開的集體行為，其在本質上屬於制度性問題，很多司法問題表象的背後也是地方保護主義在起作用。對於地方保護主義的具體表現形式本文不予贅述。地方保護主義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它阻撓了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經濟一體化進程，進而阻撓了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它片面地促成了人們的地方歸屬感，卻瓦解著人們對法律(社會共同規則)的信念，瓦解著現代社會凝聚力的基本資源。所以地方保護主義被人們視為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最為致命的危害之一。

對於地方保護主義損害司法獨立、侵蝕司法能力之根源所在，當前的主要觀點無外乎認為我國的地方司法機關在人、財、物等資源供給上完全依賴於同級行政機關，而司法區域又與行政區域重疊，這種「塊」的分割使得司法機關不得不聽命於法律之外的地方權威。這一結論是正確並符合現實情況的。但我們還需進一步認識到地方社會環境對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生成的重要作用。國外學者曾指出：「人們很容易忽視中國社會具有的那種地道的分散性質……這些在如此長的時間里起到過如此之有效作用的社會分散因素，現在被證明是實現民族目標的一種障礙。」這里的「社會分散因素」是指經濟上中國社會長期滯留在適宜於地方交換的居住模式之中，滿足於地方的自給自足狀態；社會行為上則是家庭、宗族的價值取向以及隨之而來的地方歸屬感。這些因素均構成了司法結構所處環境的一部分，司法機關不可能獨處於這種社會環境之外。

二、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體制力量主要來自司法

地方利益膨脹和地方社會分散化的傾向並非中國獨有，它實質上是人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的區域性體現，而遏制地方社會過度分散化是現代國家一體化發展的要求，其關鍵在於通過制度性的制約來遏制這種分散化的傾向，這種制度性制約主要力量之一來自於司法體系。譬如，美國聯邦立法和行政機構與各州立法和行政機構互不相干，各州不存在聯邦立法或行政機關的「派駐」機構。但聯邦法院的觸角卻深入50個州的94個聯邦司法區，負責受理雖發生在當地但根據憲法應屬聯邦法院管轄的糾紛。而且，即便各州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仍可通過上訴或調卷令的形式要求聯邦最高法院再審理。這樣的制度安排在美國建國伊始就已存在，因為美國的建國者認為，只有這樣一種安排才能抑制地方主義，保證聯邦法律的實現進而保障國家的有效整合。漢密爾頓在回答「為什麼非設立多等級的聯邦法院，而利用州法院完成同樣任務有何不可」的詰問時說：「縱有高瞻遠矚之人也難預料地方主義情緒能否發展到使地方法院失去審理國家案件資格的程度。」可見，縱然是聯邦制的美國，也沒有忘記通過一個統一的司法體系來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實現社會的有效控制與整合。

在現代社會中，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體制力量應當主要來自司法體系。在一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催化社會潛能的迸發，並通過賦予地方較大自主權來激發地方發展之主觀能動性的國家，地方立法和行政必然具有關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傾向，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司法的根本職能在於維護國家的法制統一，使市場和社會在統一的規則下運行，因而司法更多地代表國家的司法，而不是地方的司法。所以只有司法才可能擔負起抑制地方主義擴散化的責任，這一「應然」的原理同樣適用於中國，雖然現今中國的「實然」狀況是不少地方司法功能反而被地方主義侵蝕。這也反映出，地方主義和國家的司法功能是相生相剋，此消彼長的。

因此，要破除地方保護主義，只有強化司法的社會控制與整合功能在各地方的有效發揮，這需要通過制度化的安排來實現。現在學者們提出的破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司法制度設計大致有以下幾類「處方」：(1)仿照聯邦制國家設置中央和地方兩套法院系統；(2)地方法院均由全國人大產生，設置大司法區，與行政區域錯開；(3)地方法院兩級產生機制，即省以下地方法院由省級人大產生，省級法院由全國人大產生；(4)下級法院由上一級人大產生；(5)地方法院經費由中央或省級財政單獨直接撥付，審判員均由全國人大或省級人大任命，等等。這些方案體現了一個共同原則，就是地方法院的產生及其人、財、物供給應與地方同級的其他權力系統脫鉤，應該說這一基本思路是對的，但筆者認為這些方案的現實可行性都或多或少有些問題。

三、探索建立黨對司法的「錯層」領導機制來強化司法功能是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有效措施之一

筆者認為，當前將司法從地方保護主義中「解救」出來，進而通過強化司法功能來抑制地方保護主義的途徑，首先還是應當從現有憲法體制內去尋求。黨的領導是各個國家機關權威資源的直接來源，對於如何通過強化司法功能來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路徑選擇，完全可以從改革和完善黨對司法機關的領導機制層面去探索。

當前，地方各級法院由同級人大產生，並對同級人大負責，這是地方法院和地方人大之間關系的憲法界定，而在法院接受黨的領導的層面，則是地方各級法院接受同級地方黨委的領導。我國這種地方司法與地方其他權力之間關系格局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但對於一個向法治化發展的國家而言這種格局未必合理。如果我們仍然在現行憲法關於地方法院與同級人大之間關系的規定框架內探索司法擺脫地方保護主義的途徑，那麼我們不妨先從改革地方法院和地方黨委之間的關系處入手。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嘗試地方法院與地方黨委的「錯層」領導機制，也就是黨對地方司法機關的領導機制與黨對地方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領導機制相區別。如果說黨對地方人大、政府的領導主要是通過同級黨委對同級人大、政府的橫向領導關系來建立，那麼黨對地方司法的領導則應體現為「斜向」的逐級「錯層」領導。可行的改革方案為：在省以下各級地方法院歸上一級的地方黨委領導，或者歸上一級地方黨委授權的上一級法院黨組領導；而省級法院當前仍宜歸屬於省級黨委領導。其實，前蘇聯晚期曾嘗試類似的這種地方黨委與地方法院之間關系的改革，可當時的蘇聯已「病入膏肓」，決非一項司法改革舉措能挽救。但這並不能否定這一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這種「錯層」領導機制首先應當體現為上級黨委擁有對下一級人大任命同級法院院長、副院長人選的提名權，或者將這一提名權交由上級黨委的同級法院向下一級人大行使。地方法院的領導層還應當定期異地交流，避免在某一地區在位過長而可能產生被當地「同化」的情況。還應當看到，在當前法院內部管理行政化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還是上級人大任命往往徒具形式意義，而一個法院的領導層對於其所在法院整體司法能力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實現程度而言仍然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黨對法院的領導主要通過法院領導層的工作來實現，地方保護主義干涉法院獨立審判也主要是通過對法院領導的牽制來逐級影響到具體案件的操作。所以在當前，法院領導層的產生機制遠比審判員由誰任命來得更重要，更具現實意義。

對地方法院經費來源的改革可以與黨對地方法院領導機制的改革相協調一致，即地方法院訴訟費直接交上一級地方財政，上一級地方財政設司法財政專庫，直接撥付下一級地方法院經費，省級法院的經費當前仍由省級財政專項撥付。對於中西部地區法院的經費，中央財政再給予專項補貼，各省級財政也可對本省范圍內相對困難地區的法院給予專項補貼，這種專項補貼也必須經由「直達通道」，避免被中途截留。

研究將黨對地方司法機關的領導與黨對地方權力機關、行政機關的領導予以「錯層」化，對於當前如何加強和改進的黨的領導工作這項重大政治課題的探索具有極其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它不僅應當成為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應當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是在現行憲法框架內，基於我國的現實國情，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機制的合理安排與運用，來助推司法的社會控制與社會整合功能的有效發揮，並以此來遏制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地方主義膨脹擴散化的傾向，進而有效地維護國家的一體和法制的統一，強化國家的凝聚力，促進社會的和諧，最終使黨在全國范圍內的領導地位得以鞏固，領導體製得以完善，從而保證國家在現代化、法治化的發展道路上健康行進。當然，由上級黨委(或上級法院黨組)向下級人大提名下級法院院長的人選，以及下級法院經費從上級財政獲得，這只是黨對司法的「錯層」化領導的部分體現，這種「錯層」化領導機制還應當有更豐富的內涵，有待理論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實務工作者的實踐探索。

F. 論述人民法院調解制度

調解是我國司法制度的優良傳統之一，在民事訴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長期以來，我國極為重視且大力倡導法院調解，審判實務中的大多數民事、經濟糾紛也是以調解結案的，法院調解已成為我國民事審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其發端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並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數十年間不斷得到鞏固和強化，符合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實際，它與當時經濟計劃化、利益單一化、法律簡約化、權利淡漠化的社會生活條件相適應，對於及時、有效地解決民事、經濟糾紛，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會秩序都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的轉軌以及民事、經濟法律的不斷頒行，並經過了 「調解為主——著重調解——自願合法調解」三步曲變化發展，現行法院調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漸暴露出來。
一、人民法院調解制度之積極因素
(一) 法院調解結案較之於判決結案更為省時、省力。調解書的製作也較為簡單，不必象判決書那樣對所認定的證據、事實作出分析及需要談出判決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對案件的定性、證據的判斷、法律的適用、規則的解釋等復雜的專業問題作出回答，這在當前法官的業務素質普遍偏低、某些法官習慣於依經驗辦案的情況下，無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對較為復雜的案件，調解結案方式十分簡便和方便。
(二) 法院調解結案有利於案件的執行。從實踐來看，調解結案較之於判決結案，確實更能減少法院的強制執行，對調解書申請強制執行的的確少於判決。尤其是通過調解解決糾紛，可以避免當事人之間因訴訟而大傷和氣，增加當事人之間的和睦團結。
(三) 法院調解結案對法官而言風險很小。調解結案以後不發生上訴問題，而且調解結案後很難適用審判監督程序，當事人也很難針對調解的結果提出申訴，因此調解對法官而言是風險很小的結案方式。
二、法院調解制度的消極因素
(一）調解制度削弱了實體法對法官的約束
在民事訴訟中，調解協議的達成以訴訟當事人的自願為基礎，這其中包含了訴訟當事人對其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的處分。故調解的合法性要求僅體現在「調解協議的內容必須不違反法律」。也就是說，只要調解協議的內容不違反實體法的禁止性規定就是允許的，即使其並未嚴格遵循實體法的規范。因而,在實體法的適用上，調解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調解協議的合法需要滿足的只是以下兩個條件：1.內容不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2.調解協議的達成系出於當事人自願。然而，從表面上看，當事人在調解中作出的讓步是對其民事權利自願作出的處分，因而無懈可擊。實際上，這一處分行為往往並非出於當事人自願，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誘導甚或是別有用心的壓制下做出的，從而使得訴訟的結果可能被實體法規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說，調解弱化了實體法對訴訟活動應有的約束。
（二） 調解制度削弱了程序法對法官的約束
審判權基於其「居中裁判」的特質又使得司法獨立成為法制基本原則，強調程序正義，以細致、嚴整的強行性程序規范來約束法官，是防止審判權的濫用的最有效的辦法。而當法官採用調解方式解決糾紛時，由於糾紛的解決是以當事人合意為基礎的，所以調解在程序上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點。例如，法官可以主動地決定訴訟進入調解程序，可以隨意選擇「背靠背式」調解或「面對面式」調解，這種權力的隨意性實質上是以對當事人的部分訴訟權利進行限制為代價的使得法官可因調解而脫離程序法的規范和約束，造成其行為失范和訴訟活動的無序，並進而導致實體上的不公。
（三）調解制度削弱了審判監督機制對司法不公的防範作用
雖然民訴法允許當事人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調解書申請再審，但對申請再審的理由作了嚴格限制：即民訴法第一百八十條所規定的「調解違反自願原則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違反法律」。並且，要求當事人就此負舉證責任。實際上，由於調解過程的非程式化和隨意性特點，當事人很難在事後將調解的具體過程予以再現，因而也就無法舉證證明法官在調解中違反了自願原則。所以申請再審成功的可能性相當小。這就使審判監督機制難以啟動。在監督機制被極大弱化的情況下，很難想像司法公正能僅依靠執法者的內在約束而得以實現。
（四）調解制度對當事人的權利配置不合理
我國民訴法對當事人權利有較為詳細的規定，但對當事人應承擔的法律義務卻未作規定。民訴法還規定達成調解協議後調解書送達前一方有權反悔。這對反悔的一方權利保護得充分，但對另一方的權利卻沒有保護到。這使當事人之間權利的配置不合理，積極參加調解的一方的權利得不到保護和相應的司法救助，隨意反悔的一方卻得不到任何相應的法律制裁，使法律無法做到公平。
由以上對比可以發現，民事訴訟中調解制度的消極影響甚於其積極影響，極可能導致司法不公，因而法院調解制度亟待完善。
三、完善我國法院調解制度之構想
針對我國法院在立法及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重構我國的調解制度已勢在必行，理論上已經出現以下幾種建議。
(一) 建立審前准備程序，使調、審分離
審前准備是指法院受理案件之後進入開庭前所進行的一系列訴訟活動。審前准備程序與開庭審理程序明顯分開，形成相對獨立的兩部分。它使有關訴訟的諸多問題於開庭審理前一次性得到解決，防止當事人在開庭時搞突然襲擊，保證開庭審理時雙方處於平等對抗地位，使雙方無爭議部分不再進入法庭，簡化法庭審理。經審前程序，事實已暴露無遺，雙方對所持信息和證據相互了解，勝敗之結果顯而易見，故法官稍加推動，糾紛就可在庭前以和解解決。而我國民訴法第113條至第119條盡管也屬審前准備程序，它偏重於法官的實體審查，忽視了當事人的積極參與，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既未在理論上也未在實踐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統的審前准備程序。隨著審判方式的改革、大立案、大民事格局的形成，審前准備程序的構置已初見成效。美國發現程序的功能、證據開示制度已在全國部分法院推廣，各法院已初步設立庭前交換證據制度、證據開示制度。證據交換的主持人與案件的主審人並非一人，分屬兩個獨立業務庭。即審前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相分離。這已日益成為各國改革的基本走向。
調解只是解決問題的一個程序可隨機應變。調解的正當性源於當事人自願，調解追求實質之正義，法律適用並非調解主要目的，所有調解書均沒有引用法律條文。調解顯著特點是調解人憑借生活閱歷，而非法律知識，故為合理配置司法資源，完善大立案機制，調解應設置在審前准備程序，在審前准備程序中可由法官助理、反聘法院已離、退休資歷較深法官或聘請人民調解員主持。為合理構置審前准備程序，首先從法院內部要效率、效益。因為我國法官隊伍雖然龐大，但審判人員並非太多，問題主要在於法院內部人員配備及分工極不合理。法官所佔比例太大，輔助人員過少，法官承擔了許多司法輔助性工作，鑒於這一現狀。由於大立案機制的建立，立、審、執分離，法院可對多餘的法官實行就地轉崗，擔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輔助人員，由這些人組成審前准備法官，僅有程序審查權，不進行實體審查，有助於防止法官先入為主，庭審流於形式的弊端。這些人主要從事調解、調查、送達管轄權異議等輔助性司法工作，從而形成一名法官有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協助辦案的局面。禁止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之間交換意見，禁止法院行政首長在准備法官與庭審法官之間進行協調溝通。
調解本身不屬於訴訟程序，不以事實清楚、法律適用准確為要件，屬於非訴程序，可由法官監督而無需法官主持，可由法官助理，反聘已離、退休法官或書記員或其他人員在審前准備程序進行；那些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但法律知識水平有限的法官，可以轉任法官助理或專職調解員。由於這些人不掌握審判權，就不存在「以拖壓調、以調壓判」等現象。此外，將調解置於審前准備程序中可以實現「在准備中調解，在調解中准備」的機制，使訴訟效率極大化。由於准備程序雙方所持有的證據、信息互相掌握，案件事實已明確，和解機率極大。調解不僅可由法官助理、聘用人員進行，還可借鑒台灣、日本等國做法，由法院將轄區內具有一定學識身份和威望的人員聘請為調解委員，並將名單公布。法官可根據個案情況決定將案件交付給某一位或幾位調解員調解，雙方可指定調解員。這一制度建立的實質是讓民間調解員在法官的監督下進行調解，將民間調解這一非正式解紛機制與司法審判這種正式的解紛機制溶為一體，互為補充。民間調解得以規范化，法院僵硬的訴訟得以適當軟化。這種制度設立既可通過調解制度來追求實質正義，同時也可有效防止民間調解放任自流，過於隨意。可以說這是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相結合的有效機制，其與國外的訴前強制仲裁、強制調解等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 以訴訟和解重塑法院調解，加重和解弱化調解
另外還有學者提出了訴訟各解制度來對調解制度進行替換。訴訟和解是指當事人在訴訟中，經協商和讓步而達成的、以終結訴訟為目的的合意的訴訟制度。它在功能上有三要素：1.程序關聯性,訴訟系屬即屬司法解決范疇，已進入訴訟程序和法院管轄；2.主體間合意性,屬於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行為，是一方或雙方讓步結果；3.終端性,和解的結果意味紛爭的解決和訴訟的終結，即產生訴訟終止和既判力的結果。對當事人及法院都具約束力。有學者認為：訴訟和解與法院調解有很多共同之處，兩者都以當事人的合意解訟，兩者均由法官和當事人實施，協議形成都是法院訴訟行為與當事人訴訟行為交互作用的結果，兩者成立後與判決有同等效力。這些共同點表明，兩者在民事訴訟制度中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兩者實質上是同一事物。這一本質相同、名稱不同的制度之所以被界定為兩種不同的制度，是因為人們在構建訴訟制度時是從不同側面來認識定位的。和解是立足於當事人說明以合意解決爭訴，調解則是以法院為基點解釋以合意解決爭訴。兩種制度功能上的統一性是訴訟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調解的基礎。訴訟和解替代法院調解既可以繼續發揮其優勢又不致因改革幅度過大而引起震盪。因法院調解省時、省力、高效，大部分民事案件終於一審，減輕了二審法院壓力。有學者稱這是調解保持高度穩定的原因之一。如將法院調解制度全盤否定，根據最高法院五年改革方案，目前法院人員不但不增，反而按照法院人員總數裁減10％，那麼，大量案件如何解決？後果可想而知。訴訟和解在功能價值追求上完全可替代法院調解。訴訟和解貫徹於訴訟任何階段，民訴法第51條審判程序，第211條執行程序。隨著訴訟程序推進案件事實逐漸清楚，雙方即可自行和解，也可在法官介入下，促成和解。經過當事人理性的協商和妥協，可能得到雙贏結果。效率、自由、公正是訴訟和解的內在價值。另外，訴訟和解取代法院調解，可推動審判方式由「調解刑」向「判決型」角色的轉換。訴訟和解能做到這一點是由其靈活性、隨意性和輔助性特點決定的。一方面和解程序的啟動是隨意的，是否自行和解或讓法官試行和解，是由訴訟主體雙方當事人操縱的，完全取決於雙方意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法官試行和解，其程序也只是在法官主持下進行交流、協商、傳話以及是否接受和解這樣一個過程，這一過程是靈活多樣的，不帶任何強制性，時間短暫，和解不成，轉入審判程序，不影響訴訟推進，因此和解程序必然處於輔助地位，輔助審判程序，這一定位使訴訟和解根本上失去了塑造民事審判程序結構的基本性格的潛在功能，不管其結案率多高，永遠不能主導民事審判模式結構，進而更不會成為審判模式由「調解型」向「判決型」轉換的障礙性力量。審判是法院骨髓。公正與效率是法院內在價值，是審判的血液，審判的價值構成將永遠決定民事訴訟結構，故借鑒國外立法，對我國民訴法訴訟和解制度予以重構。
1.訴訟和解時間，和解時間應從起訴後至判決前，此間任何階段當事人均可自行和解。
2.訴訟和解方式。訴訟任何階段當事人可自行和解達成協議不需法院介入，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德國。當事人也可要求法院主持和解即經法院主持或核準的和解法國、日本、德國。此種情形法院應具備有主持和解人員名單，人員配置同審前准備程序，以備當事人選擇。當事人不願選擇或放棄選擇的，法院為其指定。
3.訴訟和解效力。當事人自行和解的協議，經申請必須記入筆錄。記入筆錄和解協議因和解方式不同，效力有所不同、一是終結訴訟效力；一是與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具有執行文書效力)。
4.瑕疵和解的救濟。和解協議成立與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當事人不是上訴，不得以該法律關系為標的再行起訴。對和解協議不得抗訴，但和解協議有無效或可撤銷的原因時，比照提起再審之訴的方法，對於該和解提起再審之訴。
(三)構建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縮寫ADR)。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我國加入WTO之後，現代型糾紛和訴訟在社會和法院大量涌現，改革中的政策變化如土地承包權，國企職工下崗，企業產權分離、轉讓、海事、海商、票據、破產等引發的特殊類型的糾紛更是層出不窮；而由於法制尚不夠健全以及法官的素質等原因，社會在通過司法訴訟方式處理這些糾紛方面能力也顯得力不從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及價值的沖突對糾紛解決的手段的多元化要求愈顯迫切。可見訴訟並非解決爭紛唯一途徑。ADR式的「公眾司法」應用的土壤已形成。這一點《工人日報》1999年11月20日報道提出，「中國需要法制，不過是不是凡事皆斷於法，這是令人深思的問題」。方流芳教授指出：「在進入21世紀前夕，中國比任何時期都需要開拓非訴訟解決爭議的途徑，需要鼓勵�而不是限制當事人通過協議創造多種形式的民間調解，需要更為多樣化、更加靈活，更加經濟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徑」。
正視這種發展趨勢及其所揭示的意義和價值，對於我們重新審視和調整民事訴訟程序及審判方式改革不無裨益。我們應充分利用我國本土資源，將被西方各國譽為「東方經驗」的人民調解功能發揚光大；信訪、民間權威的調解都應保留其特有地位；特別是擴大行政機關的糾紛解決功能，普及我國已經建立起的仲裁製度，加強仲裁機構的建設，將民商案件之仲裁全面推廣普及，鼓勵創建多層次，多渠道的ADR程序和制度，尤其是地方性和行業性糾紛解決機制。並逐步將訴訟程序與ADR程序協調起來，形成多網路的解紛機制。同時在法院內部據案件復雜程序和標的大小及性質實行繁簡分流，並發揮普及非訴訟程序�含督促和公示催告程序，如對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證據充分的案件使用支付令。擴大支付令使用的范圍，基層、中級法院均可使用支付令。這類程序的有效利用。將能夠極大地提高法院處理糾紛的效率和效益，減少訴累，實現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

G. 法院的限制消費制度什麼時候開始實行的

2015年7月20日最高院修訂了《關於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具體新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明確將信用懲戒的范圍拓寬至限制高消費及非生活或者經營必需的有關消費；二是明確規定對失信被執行人應當採取限制消費措施；三是增加採取限制消費措施的內容與力度。下面在本文詳細介紹。
一、舊限制消費規定的大致內容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關於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明確人民法院可以對被執行人發出限制高消費令，限制其乘坐飛機、列車軟卧出行、不得在星級以上賓館酒店住宿，不得旅遊、度假等多達九種類型的高消費行為，該司法解釋實施以來，取得了積極、明顯的效果。但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該解釋部分規定需要進行及時修改。
二、新限制消費規定的內容
此次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的決定》，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
(一)明確將信用懲戒的范圍拓寬至限制高消費及非生活或者經營必需的有關消費
原「限制高消費規定」對被執行人進行高消費的限制，側重於對各種大肆揮霍、奢侈消費行為的限制，防止被執行人財產的不當減少。但因不同地區收入水平及被執行人情況的不同致使「高消費」的標准難以統一界定。
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除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生活必需品以外的財產，人民法院均有權採取執行措施。作為信用懲戒的重要手段，為了加大懲戒力度，進一步壓縮被執行人的生產生活空間，對被執行人一些非高消費行為依法也應當予以限制。
據此，此次修改首先將原司法解釋名稱修改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拓寬了限制消費措施的范圍。並對主文中涉及「高消費」的內容全部作相應修改，明確規定，對於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被執行人，人民法院可以採取限制消費措施，限制其高消費以及非生活或者經營必需的有關消費。
(二)明確規定對失信被執行人應當採取限制消費措施
修改後的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被執行人，人民法院應當對其採取限制消費措施。採取限制消費措施和將被執行人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庫是人民法院對具有不同拒不履行情節的被執行人依法可以採取的兩種不同制裁手段。
失信被執行人拒不履行法律義務的惡意更高，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若干規定》第六條的規定，應當對失信被執行人予以各種方式的信用懲戒。對失信惡意更高的失信被執行人應當全面採取限制消費措施。此次司法解釋修改對此項內容予以明確，有利於兩個司法解釋在適用上的銜接。
(三)增加採取限制消費措施的內容與力度
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1、增加對乘坐G字頭動車組列車全部座位、其他動車組列車一等以上座位的限制。
2、加大對單位被執行人及其相關責任人員的限制力度，單位被執行人被採取限制消費措施後，明確禁止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實際控制人四類責任人員實施高消費及有關消費行為。
3、在嚴格限制的基礎上，設置了權利救濟程序。明確對相關責任人員因私以個人財產進行的消費不予限制，其可向執行法院提出申請，執行法院查證屬實的，應予准許。

H. 中國沒有實行三權分立制度。那請問中國怎麼沒有三權分立有人大，有政府，有法院啊

1、關於人大：人到老了不用怕，不進政協進人大。一般地方政府負責人二線時，會安排到同級人大再晃悠兩年。到了人大，就沒有實際權力了，人家拿你當盤菜可以，你自己別拿自己當盤菜。因為人大的經費也是財政撥付的。
2、關於政府：政府負責人在地方黨委領導下開展工作，地方黨委書記才是實際的掌權人，政府負責人也就個副書記。
3、關於法院：法院除了業務上受上級法院指導外，其人事任命和日常工作除了人大的監督和走過場的任命，也要受地方黨委實際控制，地方黨委下面還有個叫政法委的機構，管著公檢法司，在某種程度上，法院的地位還不如實權派機構的一把手，如財政局長等。

I. 人民法院的工作原則和根本制度

我國《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法官法》以及刑事、民事、行政三內大訴訟法容和其他相關法律文件確認的法院的審判原則主要包括：
1.依法獨立審判，是指法院在審判活動中，獨立行使審批權，不受其他組織和個人的干涉

2.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指人民法院在審判活動中，必須平等地適用法律。

3.適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問題進行訴訟的權力。

4.公開審判，是指人民法院隨訴訟案件的公開審理和公開宣判。
所謂「公開」，就是對社會公開，對於開庭審判的全過程，除合議庭評議外，都允許公民旁聽，允許新聞記者采訪和報道。對依法應予公開審理的案件，法院在開庭前要公布案由，當事人的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

5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對被告人的辯護權不能非法侵犯和剝奪，應當正確對待被告人或辯護人的申辯。

6.合議制，我國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基本組織形式是採用合議制。

7.迴避制度，審判人員不參加審理與自己有利害關系或者其他關系的案件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