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右任立法院

⑴ 李世軍的人物生平

李世軍（1901—1989），字漢三，甘肅省靜寧縣雙峴鄉張門村人。自幼剛毅聰慧、勤學苦讀。
1919年考入甘肅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參加了蘭州地區的學生運動。1920年師范學校畢業後，曾任小學教員、報社編輯。1922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後改學教育專業，曾受教於魯迅先生，學習期間參加創編《新隴》刊物，宣傳「新文化運動」和「三民主義」。1923年由丁惟汾、路友於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並兼搞北京市黨部的工作。在國民黨北方執行部負責人李大釗、丁惟汾直接領導下，他積極參加北平學生反帝、反軍閥的活動，任北平師范大學學生會主席、北京學生聯合會代表兼宣傳幹事，與國民黨老右派組織的「孫文主義學會」開展尖銳斗爭。主持師范大學由國共兩黨黨員合辦的「平民補習夜校」，組織師大的學生軍團，擔任第二大隊隊長，在校內外積極活動，組織學生同北洋軍閥政府的喪權辱國行為作尖銳斗爭。1924年12月，李世軍到天津接受孫中山先生的召見，並派他赴甘肅宣傳《北上宣言》，在平涼、天水兩地發展了一批國民黨員，組織了北方執行部直屬兩地區分部。1925年3月返回北京後主編北京市黨部《國民新報》。1926年1月代表北京市黨部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被派為甘肅省黨部籌委會主任委員。1927年4月應馮玉祥邀請，先後任國民黨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科長、處長，寧夏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河南省政府農工廳廳長，並參加了馮閻倒蔣的「中原大戰」，任馮部政治部部長，戰爭失敗後，東渡日本學習軍事知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世軍應馮玉祥電邀回國，赴甘肅策動反對蔣介石軍事政變未遂，回靜寧老家暫住。1932年，因病去北平療養，受鄧寶珊委託去山東向馮玉祥代陳楊虎城將軍派駐甘肅行署主任事宜。同年9月國民黨監察院長於右任先生邀其去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政治設計委員會委員。1933年起先後任宋哲元將軍駐南京代表、二十九軍駐南京辦事處處長、第五戰區軍風紀視察團團長等職。同年5月回家探親，途經蘭州，適逢國民黨在蘭選舉全國第四次代表大會代表，當選為甘肅代表。1934年1月，奉監察院命令去華北巡迴視察，在北平訪問了張學良、於學忠及二十九軍將領張自忠、馮治安等人，彈劾了個別地方官員。1935年，李世軍出席了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38年初，李世軍以監察委員的身份在武漢組織難民收容工作。7月任第五戰區軍風紀視察團副團長，隨團長於右任進行視察慰問工作。8月以監察委員名義彈劾閻錫山剋扣傅作義部隊軍餉事件，並以監察院監察委員兼江蘇監察區監察使身份，提案彈劾汪精衛與「偽滿」「通郵通車」事件，並建議國民黨委員放棄挖掘蘇北運河大堤的阻敵計劃。1939年，李世軍被任命為甘肅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主持修建了甘川公路、華(華家嶺)天(天水)雙(雙石鋪)等公路，興辦了湟惠、洮惠、溥濟、鴛鴦池水庫等許多水利工程，造福於人民，開辟了天水、西固、肅州(今酒泉市肅州區)、臨洮等地飛機場等，力主修路造林，改良農田水利。1942年調任國民黨軍委會中將參議兼重慶戰時運輸統制局財務處長，李世軍嚴格執行財務制度，多次拒絕參謀長錢大鈞、運輸處長俞飛鵬違章開支而發生爭執對抗，得到行政院的表揚。1943年參加於右任發動組織的「西北建設協會」並任常務理事。1945年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隊大會，後又任監察院監察委員、首都巡迴視察團團長等職。
1948年當選為立法院委員及立法院外交、預算委員會召集人。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李世軍參加了立法、監察兩院部分委員促成國共和談活動。
上海解放後，李世軍與留在南京、上海的部分立法委員武和軒、陳建晨、張平江等聯名上書中共中央，並發表聲明脫離同蔣介石政權的關系，為建設新中國發揮余熱。先後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參事。
國務院參事李世軍先生逝世
新華社北京電國務院參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李世軍先生，因病於6月24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8歲。
李世軍先生1947年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1949年11月當選為民革中央候補委員，1956年任民革中央委員，1984年9月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
（1989年7月9日《人民日報》）
三一八」慘案紀實
一九二六年，北洋軍閥段祺瑞製造三一八摻案，殺害無辜青年學生。我當時曾參與學生示威遊行的組織工作;慘案發生時，我也身在現場。這個慘案是段祺瑞及其幫凶蓄意策劃的一場血腥大屠殺，絕不是如《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上楚溪春先生所寫的那樣，是什麼偶然發生的意外不幸事件。下面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作一個證明。三一八慘案的直接導火線是三月十二日日本軍艦炮擊大沽口事件。但是，在大沽口事件發生以前，段祺瑞早就殺氣騰騰地決心要向愛國青年學生開刀了。當一九二五年段政府教育部因禁止紀念五四遭到學生反對之後，段祺瑞在下令整頓學風，嚴肅紀綱的同時，曾在《甲寅雜志》(第一卷第十八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二感篇》的文章，其中有下面一段話，
最奇特者，人之所無，而我更有澎湃之學潮，可謂新之又新。·…¨倘不加制裁，胡可以安良善?鄭子產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堯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誅……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
這篇充滿殺機的文章發表之後，接著公布了「決不姑貸」的整頓學風令：倘有故釀風潮，蔑視政令，則火烈水懦之喻，孰殺誰嗣之謠，前例具存，所宜取則。本執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依法從事，決不姑貸。 與此同時，段政府的國務總理賈德耀也致電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此時馮玉祥已下野)，要他對「受赤化之毒「的北京愛國青年學生嚴加管束，實行鎮壓。三月六日，張之江致電段祺瑞，誣蔑學生愛國運動說:學風日下，士習日偷。··…¨請執政設法抑制。三月九日段政府復電嘉許，電文中有維持秩序，轉移風化，亦為地方軍警之責等語。
從三月初起，北京空氣頓形緊張。公共娛樂場所及各大學所在地區，翠花胡同、南花園、東交民巷蘇聯公使館前後，布滿了頭戴黑呢禮帽、身穿灰布大褂、鼻樑上架著墨鏡的密探。馬路上，不時有陌生的人在後面叫你的姓名。但是，愛國青年學生不但沒有被段祺瑞的白色恐怖所嚇倒，斗爭情緒反而更為激昂。三月十二日，學生、工人及廣大市民群眾在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會上，高呼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不死，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誓不買賣日貨，打倒賣國軍閥等口號。段祺瑞的繩騎四齣，如臨大敵，當時雖末動手，但殺機畢露，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三月十二日，日艦炮擊大沽口消息傳出的當天，北京學生聯合會已決定在三月十六日示威遊行。迨十五日八國聯合武裝干涉中國內政的通牒提出後，更加激起京津及全國人民的憤怒。十六日請願遊行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嚴厲拒絕八國聯軍式的最後通牒。
十六日凌晨，馬神廟、沙灘、廠甸、石附馬大街、清華園、南溝沿、順城街、府右街、二龍坑、朝陽門大街一帶大專學校所在地區，被大批荷槍實彈。手持鐵包木棒的步騎警察包圍。上午九時，各校學生按預定計劃，手持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支援大沽守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廢除辛丑條約等標語的小紙旗，列隊向天安門出發。遊行隊伍在各校門前即遭到武裝警察瘋狂截擊，師范大學、女師大、清華等校的同學，受重傷者四十餘人，僅師范大學受重傷的就有黃道等十餘人。相持到黃昏。警察撤走後，才將受傷同學送醫院救治。
當晚，學生聯合會在翠花胡同八號召開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及各校代表基層組織負責人共三十餘人。會議決定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時仍繼續舉行第二次請願示威遊行。
十七日，段祺瑞為了進一步製造殺人的借口，曾在《順天時報》等報紙上大肆誣蔑昨天學生的請願遊行是赤化分子的暴民行為，誣蔑赤手空拳的學生 手持鐵皮包的木棒等武器打傷警察，等等。學生聯合會為了預防敵人破壞遊行，事先曾作了一些組織工作：接地區分別組織宣傳小組;參加遊行的人預先編定小組，在遊行時手挽手地前進。
十七日這一天，空氣異常緊張，段祺瑞的狗腿子四齣散布恐怖氣氛，恫嚇學生，說如果再遊行，政府一定用武力制止。記得當天中午，我突然接到父親的朋友打來電話，要我馬上到他家有要事面談。他見到我，帶著驚慌的口氣對我說:剛才有個常到我家揩油抽大煙的偵緝隊上的人，是外右二區的偵探長，對我露了幾句話，我很替你著急。他說這幾天很麻煩，上面有密令，要他們好好盯梢。明天如果學生遊行時，要幹掉一些搗亂分子，給那些整天胡鬧的學生看看顏色。他還特別提醒我說:這話不假啊！昨天老段方面有個朋友也對我說，段老總這兒天火氣很大，表示決心要殺一些'赤化搗亂分子'。你可千萬要小心啊!
我馬上到翠花胡同八號國民黨北京市黨部，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部里的人，大家決定仍按既定計劃進行。
十八日上午，我們在天安門前舉行群眾大會，記得到有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女子師范大學、醫科大學、交通大學、工業大學、清華學校、農業大學、法政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燕京大學、中法大學、美術專門學校、通才商業學校、志成申學、師大附中等校的學生，此外還有京綏鐵路及財政部印刷局的一部分工人，共約二千餘人。大會結束後，隨即出發遊行，經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米市大街、東四牌樓，然後進入鐵獅子胡同東口，在執政府門前廣場列隊請願。
遊行隊伍在行進中;劉清揚帶頭高呼口號，群眾情緒異常激昂。沿途馬路兩旁，人山人海，紛紛脫帽鼓掌表示支持。
十二時許，隊伍到達執政府門前。這時，北新橋以南，交道口以東，鐵獅子胡同東西兩口，執政府東西轅門及大門口，早已密集全副武裝、殺氣騰騰的軍隊。遊行隊伍在執政府門前排列站定之後，派代表向帶崗守衛的軍官說明要求會見段祺瑞。等了半小時，一個軍官出來兇狠狠地說，執政有病休息，不在這里。接著又用威脅的口吻說:你們趕快走開吧。代表們仍然心平氣和，一再說明請願只是反對帝國主義干涉內政。這個軍官拒不答復。從他那副冷酷陰森的神情看來，好象他在等待著什麼舉動似的。
當代表們繼續要求會見賈德耀時，我跑到軍隊後邊的石獅子上去拍照，發現軍隊所持的步槍里已經裝上了子彈。我意識到情況很嚴重，要同學告訴代表們注意。當我剛剛拍了一張遊行隊伍的照片後，突然聽到 執政府門樓的窗戶里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槍(手槍聲)，大屠殺的信號響了。大門口的軍隊立即行動，東西兩轅門的衛兵也同時開槍，對准群眾平射，槍聲密如連珠。不到兩百平方米的空場，剎那間變成了屍山血海。
我和鄧飛黃先沖向東轅門，可是轅門口的軍隊正在密集開槍，死傷的人堆起很高，沖不出去，只得轉到廣場南面的影壁背後躲避。這時影壁背後的馬廄里，已經堆滿了倒下去的人，有的還在掙扎，其中有我認識的幾個北大、女師大同學倒在馬槽下，只見一個軍官還用駁殼槍繼續對准他們射擊。持長槍的士兵繼續開槍，有的士兵大概因為人太擠了，回不過手來開槍，便用木棒對著受傷倒在地上的人狠狠地打。我看沖不出去了，只好伏倒在影壁下和一堆死傷者趴在一起。過了一會兒，不知是誰把我拖了一把，說，趕快從西轅門跑啊！我被提醒了，便跟著向西擠去。子彈呼呼地從頭頂亂飛。擠到西轅門□，看見死傷的人比東轅門口更多。正在猶豫間，看見離我大約五十米的海軍部門前的士兵忽然卧倒了，准備繼續射擊。我連忙跳出西轅門，沿鐵獅子胡同向西跑，子彈仍然不斷掠空而過。
我在路北一家大門口躲了片刻，只見人們象潮水般向西跑。不久，槍聲漸漸稀了，跑的人也少了，只有一些受了份的人，鮮血直流，一拐一拐地向前掙扎。我看見師大的一個同學足部受傷，便扶他出了街口，找到一輛洋車讓他乘上。他說:我的傷不要緊，還有爬不動的，你進去看看。我又折迴向東走，在海軍部門前被擋住了，只得繞道返回翠花胡同。那時已有許多同志到了，一個個憤慨萬分。看看錶，已經四點鍾了，大家商量如何搶救受傷同學，我們拉下一塊白布窗簾，用紅墨水畫了個大十字，挑在竹竿上，十幾個人直奔鐵獅子胡同。跑到東轅門口，仍被持槍的軍隊攔阻不許入內。此時，來搶救的人聚集很多，有人憤慨地喊道，人打死了，還不準我們抬走啊！於是接著就有人喊沖進去啊！軍隊立刻拉開槍栓，對著我們。
正在相持不下時，有人提議找紅十字會，我們便跑到北京紅十字總會，請他們出面交涉。我們這才隨著他們進去，救出奄奄待斃的七個人，分別送協和醫院、同仁醫院搶救。其餘的死者堆在東牆根下，軍隊禁止我們去看。
已經八點多鍾了，我們決定先分頭回到各校，清查死傷人數和姓名。我回到師范大學時，黃道、邵式平等，正在學生會辦公室商量對策。當時，只有范士榮還沒有消息。范士榮是和我同住一寢室的同學，等到深夜十二時仍不見回來。我約同楊春洲冒著風雪到宣武門外雲南會館及他平日可能去的地方去找，結果都沒有找到。第二天(三月十九日)，學校停課了。清晨，我和楊春洲杯著沉痛的心情去到鐵獅子胡同。一進轅門，觸目驚心的是一排一排的薄皮棺材擺在東牆根下，棺蓋上覆著一層薄薄的雪。地面上的雪消了，一灘一灘的血跡，顯得格外刺目痛心;影壁上的彈痕，密如蜂窩。有的棺材上標著姓名，有的沒標。我們先查看標著姓名的棺材，都沒有范士榮的名字。回頭再把未標姓名的棺材，一個個揭開來看，仍然沒有發現范士榮的屍體。最後發現一個標著姓張(名字記不得了)的棺材，有一角衣服露在棺蓋外面，我們認出這是范士榮的衣服。打開一看，果然是他!
當時被打死的共有四十七人，除范士榮外，其他四十六人的姓名，我所認識和記得的只有劉和珍(江西)、李兆珍 (湖南)、李敏學(甘肅)、楊德群(湖南)，其餘的現在記不清楚了。我還記得，有廣東國民外交團的兩個白發蒼蒼的團員，也死於非命。受重傷的一百五十七人，輕傷的一百餘人。慘案發生後，劊子手段祺瑞為了開脫責任，掩飾其血腥罪行，竟然在大屠殺的當天發表了一遍顛倒黑白的公告，說這次慘案是李大釗等率領暴徒數百人，手持槍棍，闖襲國務院，潑火油，拋炸彈，手槍木棍沖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禦，致互有死傷。
但是，誰能相信段祺瑞這種騙人的鬼話呢！這正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墨寫的謊話，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⑵ 左中堂,蔣中正,於右任是什麼意思

這三個人都是歷史上很有名的書法，大家左宗棠應當指的是李鴻章。

⑶ 中國歷史上有沒有那個時期實行過多黨制

憲法頒布但尚未正式施行，政府應進行行憲准備。194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依據政協決議正式宣布改組。政協決議規定的40名國府委員裡面，國民黨17名，比政協決議的20名減少了3名，民社黨，青年黨，和無黨派各4名。這樣國府委員會委員總數僅29名，尚餘11席等待共產黨和民盟回頭。此時國共內戰已經全面爆發，原屬於中共的席位空缺。改組政府完成後，國防最高委員會結束運作，一黨訓政結束。

改組後的國民政府一直運作到1948年5月中華民國政府成立。

1947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為中華民國建國以來首次舉行的國會議員直接選舉，各省分別於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舉行。該次選舉原定與第一屆立法委員直接選舉同時在10月進行，但國共內戰致使鐵路破壞，交通不便，使得選舉推遲[6]，最終國民大會代表普選略微提前於立法委員普選而在11月首先舉行。本次直選和立法委員直選使得中國第一次出現了4.61億人民[7]直接授權產生的代議機構，從而使得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因為國共內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等因素，該次選舉不但是中華民國於全中國唯一一次舉行的總統大選，也是中國大陸唯一一次的多候選人國家元首民主選舉。

1948年5月，立法院集會，選舉孫科為立法院院長；監察院集會，選舉於右任為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新任總統蔣中正召集行政院，任命翁文灝為行政院院長。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組建，國民政府走入歷史。與此同時，國民參政會結束運作。

⑷ 王昆侖的政治思想轉變

1933年王昆侖同孫曉村、曹孟君、錢俊瑞、張錫昌等，組織了革命團體南京讀書會。這時候，他的思想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開始從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不久由中共南京市委負責人盧志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利用國民黨老黨員的合法身份，長期從事愛國民主運動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1935年8月，王昆侖同錢俊瑞、曹亮、孫曉村等，在無錫黿頭渚太湖別墅內的萬方樓召開秘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上海、無錫、南京讀書會的部分骨幹狄超白、華應中、陳佩珊、薛葆寧、秦柳方、鍾潛加、汪季琦等人。
會上，曹亮傳達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勢和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報告，王昆侖陳述了國民黨左派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於右任、經享頤等堅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情況。會議共商了抗日救國的大計，並決定在讀書會的基礎上建立救國會，以推動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同年秋天，王昆侖隨孫科重回南京國民政府，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又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⑸ 清末民國著名書法對聯欣賞 書卷氣十足

書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是中國的國粹。也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下面小編帶大家一起來領略晚清民國名人書法作品的魅力。

學界公認的民國四大書法家，分別為譚延闓（楷書）、胡漢民（隸書）、吳稚暉（篆書）、於右任（草書）。此四人，都是民國時期的超級牛人，在民國政壇都是呼風喚雨式的人物，在事業與學問上均有非同尋常的建樹。

民國四大書法家，一說國民黨內四大書家[1] ，分別指譚延闓（楷書）、胡漢民（隸書）、吳稚暉（篆書）、於右任（草書）。

譚延闓（1880-1930），字祖安、祖庵，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生於浙江杭州。譚延闓的字亦如其人，有種大權在握的氣象，結體寬博，顧盼自雄。是清代錢灃之後又一個寫顏體的大家。從民國至今，寫顏體的人沒有出譚延闓右者。他尤以顏體楷書譽滿天下。譚延闓可以說一生基本都在攻顏書。

吳敬恆（1865年－1953年），字稚暉，出生在中國江蘇武進和中國江蘇無錫交界處的雪堰橋。政治家、教育家、書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追隨國民黨革命卻一生不入官門。1950年代他位於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東路交叉口的銅像，為台北市的地標之一。196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吳稚暉「世界學術文化偉人」稱號，為二十世紀獲此殊榮的首位中國人。

胡漢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原名衍鴻，字展堂，廣東番禺人。中國國民黨元老和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國民黨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曾任廣東省省長,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院長等職務。對書法頗有研究,自成一體,別具風格。「胡漢民，工書法,清挺峻拔，能合褚遂良、米芾為一體。晚工曹全碑，極神似，集字

於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原名伯循，字誘人，後以「誘人」諧音「右任」為名；祖籍涇陽，陝西三原人，國民黨元老，別署「騷心」、「髯翁」，晚號「太平老人」。於右任1932在上海創辦標准草書社，以易識、易寫、准確、美麗為原則，整理、研究與推廣草書，整理成系統的草書代表符號，集字編成《標准草書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書局初版），影響深

⑹ 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中國籍學生

那時候的中國學生無論在那個國家都是受到最好的評價。。

⑺ 請介紹一下南京國民政府的居正的詳細情況

在甲午戰爭以後，尤其是在清末實行所謂的新政以後，法政人才日漸被社會各界所重視，於是留學生學習的主要專業轉向法政，而且留學生大都選擇日本。民國以後，實行法治是民主共和國的必然選擇，這又大大促進了留學生學習法政的熱情。其中居正正是其中之一。

居正 (1876-1951) 名正，號覺生，別號梅川居士，湖北廣濟(今武穴)人。
1900年中秀才。1905年赴日本入法政大學預備部。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7年在東京參與組織共進會，並親手制訂章程。同年秋入日本大學本科習法律。次年赴新加坡助田桐主持《中興日報》，與保皇黨《南洋總匯報》論戰。後往仰光，主持《光華日報》，並組織中國同盟會支部。
1910年與宋教仁等籌設中部同盟會，謀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
1911年初來武漢與黨人聯系，策動起義。是年7月任中部同盟會湖北分會負責人。

1935年，居正被任命為司法院正院長。 （居正頭一天還戴手銬腳鐐呢，第二天就當了司法院院長 ）

1935年12月2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一中全會，決定1936年5月 5日公布憲法草案；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會議決定胡漢民等 9人為中常會委員，胡漢民為主席，蔣介石為副主席；張人傑等 25人為中政會委員，汪精衛為主席，蔣介石為副主席；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孔祥熙為行政院正副院長；孫科、葉楚倫為立法院正副院長；居正、覃振為司法院正副院長；戴傳賢、鈕永建為考試院正副院長、於右任、許崇智為監察院正副院長。

居正（1876－1951），字覺生，號梅川，別號梅川居士，湖北廣濟人。1905年遠渡日本，求學於東京法政大學，並加入中國同盟會，從此積極投身於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成為活躍的革命骨幹成員。1907年參與發起共進會，1908年前往新加坡、緬甸等地從事革命工作。1910年回國主持湖北省的同盟會工作，籌備武漢地區的起義。1911年武昌起義後參與籌組湖北軍政府和制定《都督府暫行組織條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擔任內政部次長，並參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制定工作。「二次革命」失敗後，任中華革命黨黨務部長兼《民國》雜志總理，成為孫中山的得力干將。1924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9年到1930年因反對蔣介石而被囚禁，1931再次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自1932年起直到1949年，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同時兼任中華民國法學會理事長。其代表性著作是《為什麼要重建中國法系》。

民國時期司法院院長兼最高法院院長居正曾著文認為：「法規對裁判言，法規就是造法，而裁判是法律適用；法規對於憲法而言，則法規變為法律適用，而憲法卻是造法；同一理由，以裁判對於執行言，裁判又變為造法，而執行才是法律適用。所以，立法就是司法，司法也就是立法；立法與司法只是量的區分，而非質的區分。」（居正《司法黨化問題》）

這一結論，既說明立法與司法的辯證關系，也說明與執行相比，可以作為「立法」看待的司法的重要性。然而，奇怪的是，在我國，人們對司法重要性的關注，似乎主要不是其判斷職能，而是其對判斷的執行。對法院而言是如此，對不少當事人而言也是如此。

李宗仁曾提名居正為行政院長,但在立法院表決未獲通過,不得已只得依然聽從蔣介石的安排,改提閻錫山,當即被立法院同意...

當時曾推舉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於右任、葉楚傖、顧孟余、居正、孫科、陳果夫等九人為中執會常委。

1989年，由羅福惠等編、華中師大出版社出版的《居正文集》為研究國民黨與司法的關系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⑻ 民國書法家李安國排名多少名

民國四大書法家，一說國民黨內四大書家[1]，分別指譚延闓（楷書）、胡漢民（隸書）、吳稚暉（篆書）、於右任（草書）。

譚延闓

編輯

譚延闓（1880-1930），字祖安、祖庵，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生於浙江杭州。

譚延闓的字亦如其人，有種大權在握的氣象，結體寬博，顧盼自雄。是清代錢灃之後又一個寫顏體的大家。

從民國至今，寫顏體的人沒有出譚延闓右者。他尤以顏體楷書譽滿天下。譚延闓可以說一生基本都在攻顏書。

譚延闓善詩聯，擘窠榜書、蠅頭小楷均極精妙。書法作品兼有藝術和文物雙重價值，國內民間所藏多集中於湖南。

世人對他褒貶不一，有人稱他為「民國完一人」，說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稱他為「黨國柱石」、

「葯中甘草」，也有人說他是八面玲瓏「水晶球」、「伴食畫諾的活馮道」[2]。

吳敬恆

編輯

吳敬恆（1865年－1953年），字稚暉，出生在中國江蘇武進和中國江蘇無錫交界處的雪堰橋。

胡漢民及其隸書

中國國民黨元老和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國民黨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

早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曾任廣東省省長,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院長等職務。

對書法頗有研究,自成一體,別具風格。「胡漢民，工書法,清挺峻拔，能合褚遂良、米芾為一體。晚工曹全碑，極神似，集字為詩如己出。」

⑼ 於右任 行楷五言聯 立軸 對聯 紙本

於右任 行楷五言聯 立軸 對聯 紙本

劍氣射雲天；鼓聲振中原

鈐印：鴛鴦七詩齋、於、右任
款識：於右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