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辦理刑事案件易出現的問題

『壹』 辦理刑事案件常見問題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戶」的特徵表現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與外界相對隔離兩個方面，前者為功能特徵，後者為場所特徵。在具體案件中，有時一個與外界相對隔離的房屋所具有的功能特徵在不同時間段是不同的，因此能否認定為「戶」，應結合實施搶劫行為時房屋所承載的實際功能進行分析判斷。賣淫女在從事賣淫行為時，該房屋實際承載的功能為賣淫牟利的場所，而非生活居住功能，不屬於司法解釋中的「戶」，不應認定為「入戶搶劫」。

同理，對進入開設賭場進行賭博的住戶搶劫，由於戶的實際功能承載的是非法活動場所，因此也不能認定為入戶搶劫。

問題2：在公共道路上酒後駕駛機動車造成危害後果，行為性質應如何認定？

一般而言，酒後駕駛機動車的行為人多輕信自己能夠避免發生危害後果，屬過失心態，因此對於大多數這類案件一般是以交通肇事罪評價。但如果行為人酒後駕車的行為產生了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相當的具體的公共危險，且行為人對具體的公共危險具有故意，宜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結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指導意見及相關典型案例的通知》中的案例，認定醉酒駕車的行為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時需考慮以下因素：一是行為人駕車行駛的道路及時間；二是行為人醉酒的程度及當時的車速；三是行為人在肇事後有無繼續駕車沖撞的行為；四是造成的後果嚴重程度。如超過醉酒標准數倍而喪失控制機動車能力、嚴重超過規定時速在鬧市區駕駛機動車或者在發生交通事故後繼續駕駛車輛沖撞人群的，可以考慮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問題3：危險駕駛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應如何定性？

對於因危險駕駛行為而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應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以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不再單獨認定危險駕駛罪。如行為人醉酒後駕車，在遇到公安機關執法檢查時駕車沖撞執法人員的，其行為既符合危險駕駛罪的構成要求，也符合妨害公務罪的構成要件，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二款的規定，應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但若該沖撞行為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重傷、死亡、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等其他犯罪構成要件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對於不是因危險駕駛行為本身帶來的危險所導致，僅是醉酒駕車後又實施了其

『貳』 刑事法官面臨職業風險怎麼辦

河南一名年近五十的刑事女法官，其因在刑事審判中將非法證據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以玩忽職守罪被判刑。該判決書中認定被告人王桂榮的瀆職行為包括三個方面：
1、違反程序擅自准許檢察院撤訴；
2、始終沒有審查出案卷中存在矛盾的相關重要書證，沒有核實出卷宗中來源不合法的證據及證據復印件；
3、對辯護人提出的辯解沒有認真調查核實。
那麼刑事法官應如何避免成為下一個王桂榮。
一、重視程序價值：
判決書認定王桂榮在處理川匯區檢察院的撤訴申請時，違法撤訴。在檢察院遞交撤回起訴決定書後，王桂榮組織了合議庭合議，准許檢察院撤訴，之後王桂榮按照當時的審判環境和審判工作的慣例，作出了口頭裁定。這種情況反映出程序價值仍然沒有深入部分法官的內。「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殘留使得部分法官認為只要實體結果是公正、公平的，即使是違反法定程序也沒什麼影響。實際上程序公正也是「公正」應有之義，並且程序價值對司法公正的巨大影響在近年來各個冤假錯案中體現的淋漓盡致。先不論判決書以王桂榮違法撤訴作為認定其玩忽職守的依據是否合理，如果刑事法官在審判工作中堅守程序公正，也就不會落人口實了。
二、重視證據採信規則與證據的合法性審查。
刑訴法修改後，相繼出台了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解釋，以指導刑事案件的證據採信以及合法性審查。王桂榮在審判於某詐騙案時可謂是幾經周折：組織合議庭四次合議，三次提交審委會討論，向上級法院請示。這樣曲折的歷程可以表明王對於案件的審判是比較審慎的，但是這樣的審慎更應該體現在證據採信和證據合法性審查的過程中。根據刑訴法第162條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方可作出有罪判決。進一步而言，作為定案根據的每一個證據都必須具備客觀性、關聯性與合法性，且全案證據同案件的發生、發展的過程和結果一致，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體系。如果定案的證據在判決前存在疑點，來源不合法，矛盾沒有排除，應當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作出無罪判決。現今，民眾的權利意識不斷提高以及民主法治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刑事法官只有堅持無罪推定才能避免陷入錯案追究的漩渦中。
三、摒棄書面主義。
現行司法環境下，法官於開庭審判之前早已通過閱讀全案移送的證據對案件的整體狀況有詳細的了解。這樣能夠有利於法官對庭審過程有一個整體的把控，提高司法效率。但弊端在於，部分法官受書面主義的影響，在閱讀了隨案移送的材料後，對案件事實、證據以及相關的法律適用問題早已有了主觀判斷。於是，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後，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質證意見以及辯護意見的產生不信任感，使得意見被採納的難度進一步上升。如此一來，目前司法環境下，控辯雙方本就不平等的地位愈加明顯。王桂榮在審理於某某詐騙一案中基於對案件有了先入為主的判斷，忽視了被告人的辯解以及辯護人的辯護意見，進一步導致了錯案的產生。故刑事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應當摒棄書面主義，防止因輕信書面材料而致使冤假錯案的發生，進而避免刑事風險。
王桂榮的判決書在司法工作者中持續發酵，有刑事法官表示「有些不寒而慄」。的確，細讀該篇刑事判決書會發現很多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之處，但不論如何，這份判決書給了刑事法官警示：隨著社會大眾對冤假錯案的關注，刑事法官只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才能在獲得尊重的同時避免刑事風險的產生。

『叄』 法官如何辦理刑事案件

刑事訴訟法中有明確的辦案程序。

『肆』 法官審理刑事案件的程序和注意事項，謝謝！

這都不知道還當法官。。把刑訴法條來看一邊就對了。。

『伍』 刑事訴訟中法官，檢察官會問哪些問題

凡是與本案相關的問題，都有可能問到。其中，檢察官問的范圍更廣一些，法官問的范圍相對少一些。

（1）檢察官：需要問到的問題比較寬泛，會詢問核實公安機關提交的卷宗中記錄的案情，對其中的疑點會進一步核實。
（2）法官：一般只對檢察院的公訴材料向被告人提出詢問，訊問被告人是否屬實。

『陸』 刑事案件法官根據證據提問什麼問題

提問與本案有關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百八十回六條 公訴人在答法庭上宣讀起訴書後，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訴書指控的犯罪進行陳述，公訴人可以訊問被告人。
被害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許可，可以向被告人發問。
審判人員可以訊問被告人。
第一百九十三條 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
經審判長許可，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對證據和案件情況發表意見並且可以互相辯論。
審判長在宣布辯論終結後，被告人有最後陳述的權利。

『柒』 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審理中的幾個突出問題

家暴刑事案件審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家庭暴力與家庭糾紛不分

一般家庭糾紛中也可能存在輕微暴力或因失手而造成嚴重傷害的情形，但其在暴力行為目的是否是為了控制被害人、暴力行為是否呈現周期性、暴力的傷害程度是否嚴重等方面，與家暴有著本質區別。目前，不少審判人員對家暴這一帶有特定內涵的行為仍存在認識誤區，將其混同於一般家庭內部糾紛，從而導致家暴案件被「均碼」處置。比如，有些法官無視被告人的長期家暴背景，僅根據被告人和被害人的關系即籠統認定為家庭內部糾紛，然後依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長期施暴的被告人予以從輕處罰，但這種對家庭暴力和家庭糾紛不加區分的做法，實質上是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精神內涵的嚴重誤解。

（二）家暴證據審查、認定難

1.家庭空間的封閉性導致目擊證人缺失。有別於普通侵犯人身權利類犯罪，家暴案件通常發生在封閉的家庭空間內部，除了個別案件可能有其他家庭成員目擊以外，多數案件在言辭證據上都是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陳述一對一，無其他證人證言予以印證，導致在證據審查和判斷上的兩難。

2.公安機關介入過遲導致現場證據失真。公安機關作為專業刑事偵查機關，在保護現場，提取證據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但因為一直以來公安機關對家暴介入的消極態度，導致多數受暴人在遭受家暴後，其第一反應往往是求助於家人、朋友等個人社會網路，在求助無效後才選擇報警，導致錯失第一時間固定證據的機會。

3.心智發育尚未健全導致未成年人言辭證據可采性差。在涉家暴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或為關鍵目擊證人，或為直接受暴人，但由於其心智發育尚未健全，認知表達能力受限，而且容易受成年人的影響，其證言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另外，由於害怕重復取證造成對未成年人心靈上的「二次傷害」，辦案人員也無法就相關細節進行再次詢問，導致未成年人的言辭證據可采性較差。這種特點在幼女遭父親性侵案件中尤為常見，被害幼女筆錄里對強奸過程的陳述都非常簡單，她們的生物學知識不足以支持她們完整描述案發經過，她們對強奸過程的陳述都是諸如「爸爸用他尿尿的地方碰我尿尿的地方」之類的簡單描述。

4.強制義務缺失導致特殊職責人員作證態度消極。在發生家暴案件後，社區醫生、學校教師、農村調解人員等特殊職責人員因為工作上的關系，往往是除了近親屬外第一時間接觸家暴被害人的證人，但因為當下中國的農村以及部分城市到現在還是開放不足的熟人社會，那些特殊職責人員生於斯長於斯，或礙於情面或害怕作證後遭遇報復，也往往拒絕作證。

（三）施暴與受暴寬嚴失當

一是對長期家暴當嚴不嚴。部分法官缺乏社會性別理念，未考慮家暴案件的特殊性，將一些普通刑事案件的常見從輕情節機械地適用於涉家暴刑事案件，導致對長期施暴的被告人當嚴不嚴。

二是對以暴制暴當寬不寬。犯罪學和被害人學認為，加害人和被害人的角色並非是固定不變的，特定條件下，兩者會發生角色互換，受害是繼而發生的攻擊行為的直接促成因素和必要條件。這種角色互換在涉家暴刑事案件中尤為明顯。

家暴刑事案件相關制度的完善

（一）建立家暴案件專案專辦制度

辦理家暴案件不僅需要專業的法學知識，還需要社會學、心理學等跨學科專業知識；不僅需要扎實的理論知識，還需要具有婚姻家庭經驗和豐富的人生閱歷，否則就無法理解婚姻案件中雙方的心理互動模式和家暴對婚姻的傷害。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應當參照未成年人犯罪模式設立專門的機構或者安排專門的人員辦理涉家暴刑事案件，有條件的法院應當成立專門的家暴合議庭，統一審理涉家暴民事、刑事案件。對於專辦人員的選任，應當優先安排具有婚姻家庭經驗和人生閱歷較為豐富，並且接受過反家暴理念專業培訓的警官、檢察官、法官辦理涉家暴案件。同時，各部門還應將預防和制止家暴的知識和技能納入警官、檢察官、法官的日常在職培訓課程，提高相關工作人員干預、處理家暴問題的意識和能力。

（二）家暴刑事案件證據規則

1.強化公安機關的家暴證據收集義務。無論是違反治安管理規定還是涉及刑事犯罪的家暴案件，公安機關在接到相關報警後，都應當分別詢問雙方當事人及在場證人，製作詢問筆錄；對於現場有打鬥痕跡的，還應及時進行現場勘察；對於受暴人身上有傷勢的，應當及時組織傷情鑒定。無論該次處警以警告、調解還是以治安處罰等方式處理，公安機關都應當將記載施暴人施暴劣跡的接處警記錄、傷情診療鑒定資料、保證書等證據進行整理歸檔，在施暴人涉嫌涉家暴刑事犯罪時作為認定施暴史證據一並移送起訴。對於相關處警記錄僅記載「家務糾紛、已經處理」等含糊內容的，法庭有權要求當值警察出庭作證詳細說明當時處警情況。

2.規定特定職責人員強制報告義務和作證義務。醫療、教育、心理咨詢、基層調解人員等特殊職責的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發現或者疑似家暴的受害人，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辦理涉家暴案件過程中，向因為職務行為知道案件情況的以上特殊職責人員取證時，該特殊職責人員不得拒絕作證，否則追究相關責任。目前兩高兩部《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已經在性侵幼女犯罪里規定了特殊職責人員的報告義務，但相關立法還需將案件范圍擴大至所有家暴案件，另外，也需同時配套建立證人保護制度，以解決特殊職責人員作證時的後顧之憂。

3.規范未成年人言辭證據收集程序。考慮到家暴案件的隱蔽性特徵，在涉家暴刑事案件中，對於具備相應的認知和表達能力的未成年人提供與其年齡、智力和精神狀況相當的陳述與證言，應當認定其具有證據效力，但在收集未成年人言辭證據時應當注意以下三個方面：（1）一次成像。公安機關接報後第一次詢問未成年被害人或證人時，對與家暴犯罪有關的事實應當進行全面詢問，並把該次陳述或證言全程攝像以作為證據在其後各環節加以使用，從而避免各部門反復詢問帶來的「二次傷害」。（2）玩畫模擬。為了克服幼女在認知表達上的困難，公安機關在收集被害幼女證言時，可以採用玩畫模擬的方式進行，用有形象生殖器官的玩偶或者以畫畫的方式輔助幼女陳述如何脫掉衣服，具體性侵姿勢等細節。（3）排除影響。考慮到未成年人極易受到近親屬的不當影響，詢問人應當圍繞案發經過設計一些開放式問題，以未成年人原有陳述不同的視角切入案件事實，從而有效避免未成年人因為受成人影響而導致的思維定勢。

4.建立家暴案件品格證據運用規則。家暴犯罪本身具有周期性、長期性的特徵，與施暴者的個人品性息息相關，多數施暴者也都具有攻擊性人格，因此，有必要在家暴案件審理中認可品格證據的可采性。品格證據的可采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施暴人曾有施暴史的可采性，對於被告人曾有施暴行為的事實，即使施暴對象不是被害人本人，也可以作為認定家暴存在的證據使用；二是施暴人具有暴力傾向的可采性，如果公安機關、心理醫生、近親屬等相關部門或人員評定或者證實被告人有暴力傾向或者較高的危險程度，也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實施家暴犯罪的間接證據使用，對於有近親屬證實被告人曾有嫖娼、或者當子女面觀看淫穢錄像等不良性嗜好的，即可以作為認定被告人實施性侵犯罪的品格證據使用。

家暴刑事案件量刑原則

對於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量刑，要根據犯罪主體的具體情況，實行區別對待，適用不同的量刑原則。如果被告人系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因為對受暴人長期施暴而構成犯罪的，應當從重處罰。在長期性、持續性的家庭暴力中，施暴人無視基本人倫，主觀惡性大，人身危險性強，不僅對受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損害，而且嚴重危害了目睹兒童的健康成長和加劇了子女的家暴代際遺傳風險，如不將其從重處罰則無法罰當其罪。

如果被害人系家庭暴力的受暴人，在長期遭受暴力又得不到有效救助的情況下，為擺脫施暴方或保護家人，以暴制暴涉嫌犯罪的，在判斷家庭暴力受暴人的行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以及是否屬於防衛過當時應予從寬掌握。以暴制暴構成犯罪的，案發後能真誠悔罪，或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屬諒解的，特別是對家中尚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撫養的女性，可結合其犯罪情節予以較大幅度地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另外，對於此類以暴制暴案件，我們有必要借鑒西方司法實踐，引入專家證人制度，人民法院在審理以暴制暴案件的過程中，可以依據當事人申請或者依職權聘請家暴專家證人來解釋長期受暴婦女的心理規律，並出具相應的書面或者言詞證據，作為對以暴制暴被告人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依據。

『捌』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中存在哪些問題

當前,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存在受、立案不及時、取證不規范、強制措施使用不到位等問題,這裡面既有執法程序不規范,機制體制不適應等客觀原因,又有民警業務素質不高、法治觀念不強等主觀原因,需要以更新的理念、更宏觀的視野、更高的站位,把握立足點,找准切入點,不斷破解影響規范辦理刑事案件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

『玖』 為什麼法官在審理刑事案件（特別是故意殺人）時，總是重結果，輕動機

D源於不正確的執法理念。（犯罪的目的、是重要量刑情節，有明確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