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辯色諾芬
A. 是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的申辯真實還是柏拉圖筆下的
（古希臘）柏拉圖.
公元前399年，一個叫莫勒圖斯的年輕人在雅典狀告哲學家蘇格拉底，說他不信城邦諸神，引進新的精靈之事，敗壞青年。於是，蘇格拉底被傳訊，在500人組成的陪審團面前作了著名的申辯。
B. 蘇格拉底是究竟犯了什麼罪使他被處死
蘇格拉底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題目。對有許多人，可以肯定說我們知道得很少；對另有許多人，可以肯定說我們知道得很多；但是對於蘇格拉底，就無從肯定我們知道得究竟是很少還是很多了。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出身於雅典中產之家的公民，在辯論之中度過了一生，並向青年們教授哲學，但不是象智者那樣為了錢。他確實是受過審判，被判死刑，並於公元前399年就刑，年約七十歲。他無疑地是雅典的一個著名人物，因為亞里斯多芬尼在《雲》的劇本里描寫過他。但是除此而外，我們便完全糾纏於眾說紛紜之中了。他的兩位弟子色諾芬和柏拉圖，都給他寫過卷帙浩繁的記述；但兩人所敘述的卻大為不同。而且即令兩人的說法一致時，伯奈特已經提示過，那也是色諾芬抄襲柏拉圖的。對兩人的說法不一致處，有人是相信色諾芬，也有人相信柏拉圖；還有人是兩種說法都不相信。在這樣一場危險的爭論里，我並不冒險來擁護某一方，但我將簡明地提出各種不同的觀點。
我們先談色諾芬；色諾芬是個軍人，頭腦不大開明，他的觀點大體上是因襲保守的。色諾芬感到痛苦的是，蘇格拉底竟然被控為不虔敬和敗壞青年；和這些人相反，他竭力主張蘇格拉底是非常虔敬的，而且對於受過他影響的人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他的思想看來決不是顛復性的，反而是頗為沉悶而平凡。這種辯護未免太過火了，因為它並沒有說明人們為什麼仇視蘇格拉底。伯奈特說：（《從泰勒斯到柏拉圖》第149頁）「色諾芬給蘇格拉底做的辯護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蘇格拉底真是那樣，他是決不會被處死刑的。」
曾有一種傾向，認為色諾芬所說的一切都一定是真實可信的，因為他缺少可以想像任何不真實的事物的那種聰明。這是很靠不住的一種論證方法。一個蠢人復述一個聰明人所說的話時，總是不會精確的，因為他會無意中把他聽到的話翻譯成他所能理解的語言。我就寧願意讓一個是我自己的死敵的哲學家來復述我的話，而不願意讓一個不懂哲學的好朋友來復述我的話。因此，色諾芬說的話若是在哲學上包含有任何困難之點，或者若是其目的只在於證明蘇格拉底的受刑是不公正的這一論點，我們便不能接受色諾芬的話了。
然而，色諾芬的某些回憶卻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他敘說過（柏拉圖也敘說過）蘇格拉底是怎樣不斷地在研究使有才能的人能夠當權的問題。蘇格拉底會問這樣的問題： 「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誰呢？」對這個問題，一些坦率的青年就回答說：「去找鞋匠啊，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又會提到木匠、銅匠等等，於是最後便問到這樣的問題： 「誰應該來修理國家這只船呢？」當他與三十僭主發生沖突的時候，三十僭主的領袖，那個曾向他求過學並熟知他的方法的克利提斯，便禁止他繼續教導青年們，而且還對他說：「不用再講你那套鞋匠、木匠和銅匠了。由於你反復不休地提他們，現在他們已經被你講爛了」（色諾芬《回憶錄》，卷1，第2章）。這件事發生於伯羅奔尼蘇戰爭結束之後，斯巴達人建立了短期的寡頭政府的時候。但是雅典在大部分的時期都是民主制，民主到連將軍也要經過選舉或抽簽的地步。蘇格拉底就遇到過一個青年想作將軍，蘇格拉底勸他最好學一些戰爭的技術。這個青年於是就出去學了些簡單的戰術學課程。他回來以後，蘇格拉底帶諷刺地誇贊了他幾句，就又打發他去繼續學習（同書，卷3，第1章）。蘇格拉底又送另一個青年去學習理財之道。他對許多人，包括國防部長在內，都採取這種辦法；但是人們終於認定用鴆死他的辦法來使他沉默，要比彌補他所指責的種種罪惡還要更容易些。
至於柏拉圖有關蘇格拉底的敘述，則貧困難就與色諾芬的情形全然不同了；那就是，我們很難判斷柏拉圖究竟有意想描繪歷史上的蘇格拉底到什麼程度，而他想把他的對話錄中的那個叫蘇格拉底的人僅僅當作他自己意見的傳聲筒又到什麼程度。柏拉圖除了是哲學家而外，還是一個具有偉大天才與魅力而又富於想像的作家。沒有一個人會設想，就連柏拉圖本人也並不認真地認為，他的《對話錄》里的那些談話是真象他所記錄的那樣子進行的。但無論如何，在早期的對話里，談話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人物也是十分令人信服的。正是由於作為小說家的柏拉圖的優異性，才使人要懷疑作為歷史學家的柏拉圖。他筆下的蘇格拉底是一個始終一貫而又極其有趣的人物，是一個遠非大多數人所能創作出來的人物；但是我以為柏拉圖卻是能.夠.創作出他來的。至於他究竟是否創作了蘇格拉底，那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
通常認為具有歷史真實性的一片對話便是《申辯篇》。這一片據說是蘇格拉底受審時為自己所做的辯護詞——當然，並不是一片速記記錄，而是若干年後柏拉圖在記憶里所保存下來的東西，被他匯集起來並經過了文藝的加工。審判時柏拉圖是在場的，並且似乎很顯然，他所記錄下來的東西就是他記得蘇格拉底所說的那.種.東西，而且大體上他的意圖也是要力求符合歷史的。這片對話，盡管有著各種局限性，卻足以給蘇格拉底的性格刻劃出一幅相當確切的形象。
蘇格拉底受審的主要事實是無容置疑的。判決所根據的罪狀是：「蘇格拉底是一個作惡者，是一個怪異的人，他窺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壞的說成是好的，並且以這一切去教導別人。」對他仇視的真正理由——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說——乃是人們認為他和貴族派有勾結；他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屬於貴族派的，而且其中當權的幾個已經證明是極有危害性的。然而，由於大赦的緣故，這種理由便不能公開提出來了。法庭大多數都判決他有罪，這時按照雅典的法律，他可以要求某種較死刑為輕的處罰。法官們如果認為被告有罪的話，他們就必須在判決的定讞和被告方面所要求的懲罰兩者之間作出選擇。因此，若能提出一種法庭認為適宜而可以加以接受的相當重的處罰的話，那是會對蘇格拉底有利的。然而他提出來的卻是處以三十個米尼的罰金，這筆罰金，他的幾個朋友（包括柏拉圖在內）都願意為他擔保。這種處分是太輕了，以至於法庭大為惱怒，於是便以比判決他有罪時更大的多數判決他死刑。他無疑地是預見到了這種結局的。顯然他也並不想以看來是承認自己有罪的讓步，來避免死刑。檢查官有安尼圖斯，一個民主派的政治家；有美立都，一個悲劇詩人「年青而不著名，有著細長的頭發，稀疏的胡須，和一個鷹鉤鼻」；還有李康，一個沒沒無聞的修詞家（見伯奈特《從泰勒斯到柏拉圖》，第 180頁）。他們堅持說，蘇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國家所奉的神並宣傳其他的新神，而且還以此教導青年、敗壞青年。
我們無須再在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對於真實的蘇格拉底騙人的關系這個不可解決的問題上自尋煩惱，讓我們來看柏拉圖是怎樣使蘇格拉底答復這次控訴的吧。蘇格拉底一開始就控訴他的檢查官是逞辯，並且反駁別人指責他自己的逞辯。他說他所具有的唯一辯才，就是真理的辯才。而且如果他是以他所習慣的態度講話，而不是以「一套雕詞琢句的演說詞」①來講話，他們也不必對他發怒。他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而且從來不曾到法庭上來過；因此，他們必須原諒他的不合法庭方式的講話。
他繼續說，除了正式的起訴者而外，他還有一大堆非正式的起訴者，那些人從這些法官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起，就到處「宣揚著有一個蘇格拉底，他是個有智慧的人，他思考著天上並探究到地下的事，而且把壞的東西說成是好的。」他說，人們以為這樣的人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公共輿論提出的這種老一套的指責要比正式的判決更危險得多，尤其危險的是除了亞里斯多芬尼以外，他並不知道這些話是從什麼人那裡來的。①在答復這種老一套仇視他的種種根據時，他指出他自己並不是一個科學家——「我與物理學的探討毫無緣分」——而且他不是一個教師，他並不以教學掙錢。他接著嘲笑了智者們，不承認智者們具有他們所自詡的知識。然則，「我之所以被人稱為有智慧並且背著這種惡名的理由是什麼呢？」
事情是有一次有人向德爾斐神壇求問，有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德爾斐神壇答稱再沒有別人了。蘇格拉底承認他自己是完全困惑住了，因為他自己一無所知，而神又不能撒謊。因此，他就到處訪問以智慧出名的人，看看他是否能指證神是犯了錯誤。首先他去請教一位政治家，這位政治家「被許多人認為是有智慧的，可是他卻自認為還更有智慧。」蘇格拉底很快就發見這個人是沒有智慧的，並且和藹地而堅定地向他說明了這一點；「然而結果是他恨上了我」。隨後蘇格拉底又去請教詩人，請他們講解他們作其中的各個篇章，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力這樣做。「於是我便知道詩人寫詩並不是憑智慧，而是憑一種天才與靈感」。於是他就去請教工匠，但是發見他們也一樣地使人失望。他說，他在這段過程中結下了許多死敵。最後他結論說：「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答復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或者全無價值的；神並不是在說蘇格拉底，他僅僅是用我的名字作為說明，象是在說：人們啊！惟有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自己的智慧實際上是毫無價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這種對於自命為有智慧的人所進行的揭發工作耗盡了他的全部時間，使他淪於極端的貧困，但是他覺得為神諭而作見證乃是一樁責任。
他說，富有階級的青年無事可做，都高興聽他揭露別人，並且進而也照這樣做；這就增加了他的敵人的數目。「因為他們不喜歡承認他們所自詡的知識被人揭穿。」這些就是第一類起訴者的情形。
蘇格拉底於是就進而詰問他「那位自稱是好人和真正愛國者」的檢查官美立都。蘇格拉底問道，誰是改.善.青年的人。美立都最初提出是法官；然後，在逐步緊逼之下，就不得不說除了蘇格拉底而外，每一個雅典人都是改善青年的人；於是蘇格拉底便祝賀雅典城的好運道。其次，他又指出跟好人要比跟壞人更好相處；因此，他決不會如此之愚蠢，以至於有.意.要敗壞他的同胞；但如果他是無意地，那末美立都就應該教導他，而不應該控訴他。
起訴書說蘇格拉底不僅否認國家的神，而且還宣揚他自己的那些神；然而美立都卻說蘇格拉底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並且說：「他說太陽是石而月亮是土」。蘇格拉底答道，美立都大概以為自己是在控訴阿那克薩哥拉了吧，阿那克薩哥拉的見解是花上一個德拉克瑪就可以在劇場里聽得到的（指幼利披底的戲劇）。蘇格拉底當然指出了徹底無神論這種新的控訴是與起訴書相矛盾的，然後他就談到比較一般的論點上來。
《申辯篇》其餘部分的調子主要地是宗教的。他當過兵，並曾遵照命令堅持他的職守。現在「神命令我履行一個哲學家探討自己和探討別人的使命」，而現在要放其他的職守，那就會象在戰斗中放棄職守是一樣地可恥了。怕死並不就是智慧，因為沒有一個人知道死會不會是更好的事。如果以不再繼續他已往所做的那種思考為條件而允許他活命的話，他就要回答說：「雅典人啊！我尊敬你們、愛你們，但是我將服從神而不服從你們；①而且只要我還有生命和力量，我就決不停止實踐哲學與教導哲學，並勸勉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因為我知道這是神的命令；而且我相信，在這個國家裡從沒有出現過比我對神的服役更好的事了」。他繼續說道：
我還有些話要說，對這些話你們會要喊叫起來的；但是我相信，聽我說話是會對你們有好處的，因此我請求你們不要喊叫起來。我願你們知道，如果你們殺了象我這樣一個人，你們就損害了你們自己更有甚於你們損害我。沒有什麼能損害我，不管是美立都還是安尼圖斯——他們都不能夠，因為一個壞人是不許損害一個比自己更好的人的。我不否認安尼圖斯也許可以殺死我，或者流放我，或者剝奪我的公民權利；而且他可以想像，並且別人也可以想像，他加給了我很大的損害：但是我卻不同意這種想法。因為象他這種行為的罪過——不正義地剝奪別人生命的這種罪過——乃是要更大得多的罪過。
他說，他之所以申辯乃是為了他的審判官而不是為了他自己。他是被神派遣到這個國家裡來的一個牛虻，而且再找一個象他這樣的人是不大容易的。「我敢說你們會感到惱怒的（就象一個突然從睡夢中被驚醒的人那樣），並且你們以為你們可以象安尼圖斯所建議的那樣輕而易舉地把我打死，然後你們便可以安穩地度過你們的餘生，除非是神照顧你們，又給你們再派來另一個牛虻」。
他為什麼只在私下談論，而不對公共事務提出忠告呢？「你們在許多時候，在不同的地方，曾聽我說過有一個神諭或者靈異降臨於我，也就是美立都起訴書中所嘲笑的那個神。這個靈異是一種聲音，最初它降臨於我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子；它總是禁止我，但從來不曾命令我，去做任何我要做的事。阻止我去做一個政治家的也是它」。他繼續說，在政治上沒有一個誠實的人是能夠長命的。他舉出他自己無可避免地捲入公共事務中的兩次例子：第一次是他反抗了民主制；第二次是反抗了三十僭主，這兩次當權者的行動都是非法的。他指出，出席的人裡面有很多是他從前的學生和學生的父兄們，而起訴書提不出這些人中有哪一個人能見證他敗壞過青年（這一點差不多是一個辯護律師在《申辯篇》里所能認可的唯一論據）。他拒絕遵循慣例，把他哭哭啼啼的兒女帶到法庭上來以軟化法官們的心；他說這種景象會使得被告者和整個城邦都同樣地顯得可笑。他的工作乃是要說服法官，而不是請求他們開恩。
在宣判以及否決了那處以三十個米尼的另一種可能的懲罰而後（關於這另一種懲罰，蘇格拉底曾提名柏拉圖作為他的保人之一，並且柏拉圖也出席了法庭），蘇格拉底就做了最後的一次講話。
而現在，你們這些給我定罪的人啊，我願意向你們預言；因為我就要死去，而人臨死的時候是賦有預言的能力的。因而我要向你們這些殺害我的兇手們預言；我死去之後，立刻就有比你們加之於我的更重得多的懲罰在等待你們。……如果你們以為你們用殺人的辦法就能防止別人譴責你們的罪惡生活，那你們就錯了；那是一種既不可能而又不榮譽的逃避辦法，最容易最高貴的辦法並不是不讓別人說話，而是要改正你們自己。
然後他就轉向那些投票贊成開釋他的法官們，對他們說，在他那天所做的一切中，他的神諭始終沒有反對他，雖然在別的場合他的神諭是常常中途打斷他說話的。他說，這就是「一種預示，預示著我遭遇的事情是件好事，而我們之中認為死是一件壞事的人乃是錯誤的」。因為死要末就是一場沒有夢的睡眠，——那顯然很好，——要末就是靈魂移居到另一個世界裡去。而且「如果一個人能和奧爾弗斯、和繆索斯、和赫西阿德、和荷馬談話，那他還有什麼東西不願意放棄的呢？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就讓我一死再死吧！」在另一個世界裡，他可以和其他遭受不正義而死去的人們談話，而尤其是他可以繼續他對於知識的追求。「在另一個世界裡，人們不會因為一個人提出了問題，就把他處死的，絕對不會的。而且除了比我們更加幸福而外，他們還是永遠不死的，如果關於那裡的說法都是真的話。」……
「死別的時辰已經到了，我們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們去活。哪一個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申辯篇》給某一種類型的人描繪出了一幅明晰的圖畫：
一個非常自信的人，頭腦高超而不介意於世俗的成敗，相信自己是為一個神聖的聲音所引導，並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確生活的最重要的條件。除了最後這一點而外，他是很象一個基督教的殉道者或者一個清教徒的。從他最後那一段談論死後事情的話里，使人不可能不感到他是堅決相信靈魂不朽的；而他口頭上所表示的不確定，只不過是假定而已。他並不象基督徒那樣，因為害怕永恆的受苦而煩惱：他並不懷疑，他在另一個世界的生活將是一種幸福的生活。在《斐多篇》里，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還提出過信仰靈魂不朽的理由；究竟這些是否就是曾經影響了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理由，那就無從肯定了。
似乎沒有任何疑問，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確是宣稱自己被神諭或者命運之神（daim on）所引導的。那究竟是不是象基督徒所稱之為良心的聲音的那種東西，還是那對蘇格拉底來說乃是一個真.正.的聲音，我們就無從知道了。聖女貞德是受到聲音的鼓舞的，那原是精神不健全的一種普通形態。蘇格拉底可能患有癲癇性的昏迷病，至低限度這似乎是對於有一次在他服兵役時所發生過的那類事情的自然解釋：
有一天早晨蘇格拉底在想著一件他不能解決的事；他又不願意放下這件事，所以他不斷地從清早想到中午，——他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地在想著；到了中午人們就注意其他來了，來來往往的人傳說著蘇格拉底從天一亮就站在這里想事情。最後，晚飯以後天黑下來，有幾個伊奧尼亞人出於好奇（我應該說明這件事的發生不是在冬天而是在夏天），就搬來他們鋪蓋，睡在露天里，為的是要守著蘇格拉底，看他究竟會不會站一整夜。他就站在這里一直站到第二天早晨；天亮起來，他向太陽做了祈禱，才走開了。（《筵話篇》，220）
這種情形，在較輕的程度上，是蘇格拉底常有的事。《筵話篇》一開頭就說到，蘇格拉底和亞里士托德姆一片去赴宴會，但是蘇格拉底一陣出神就落在後頭了。當亞里士托德姆到達的時候，主人阿迦敦就問道：「你把蘇格拉底怎麼了？」亞里士托德姆大吃一驚，發見蘇格拉底原來並沒有和他在一片；他們便派一個奴隸去找蘇格拉底，才發見他站在鄰家的廊柱下。這個奴隸回來說：「他獃獃地站在那裡，我叫他的時候，他一動也不動」。那些知道蘇格拉底的人就解釋說：「他有這種習慣，隨時隨地會站下來，並且無緣無故地出神。」於是他們就不再問蘇格拉底了，等到宴席已經過了一半蘇格拉底才走進來。
任何人都同意蘇格拉底是很醜的；他有一個扁鼻子和一個大肚子；他比「薩提爾滑稽戲里的一切丑漢（Silenus）都還丑」（色諾芬《筵話篇》）。他總是穿著襤褸的舊衣服，光著腳到處走。他的不顧寒暑、不顧飢渴使得人人都驚訝。阿爾西拜阿底斯在《筵話篇》里曾描敘蘇格拉底服兵役的情形說：我們的供應被切斷了，所以就不得不枵腹行軍，這時候蘇格拉底的堅持力真是了不起，——在戰爭其中常常會發生的這類情勢之下，他不僅比我，而且比一切人都更卓絕：沒有一個人可以和他相比。……他忍耐寒冷的毅力也是驚人的。曾有一次嚴霜，——因為那一帶的冬天著實冷得可怕，——所有別的人不是躲在屋裡，就是穿著多得可怕的衣服，緊緊把自己裹起來，把腳包上毛氈；這時只有蘇格拉底赤著腳站在冰上，穿著平時的衣服，但他比別的穿了鞋的兵士走得更好；他們都對蘇格拉底側目而視，因為他彷彿是在鄙夷他們呢。
他對於肉體情慾的駕馭，是常常為人所強調的。他很少飲酒，但當他飲酒時，他能喝得過所有的人；從沒有人看見他喝醉過。在愛情上，哪怕是在最強烈的誘惑之下，他也始終是「柏拉圖式」的；假如柏拉圖所說的話是真的。他是一個完美的奧爾弗斯式的聖者；在天上的靈魂與地上的肉體二者的對立之中，他做到了靈魂對於肉體的完全的駕馭。他在最終時刻對於死的淡漠，便是這種駕馭力的最後證明。但同時，他並不是一個正統的奧爾弗斯派；他所接受的僅只是基本的教義，而不是迷信與凈化的儀式。
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預示了斯多葛派和犬儒學派。斯多葛派主張最高的善乃是德行，一個人不能夠被外部的原因剝奪掉德行；這種學說已經隱含在蘇格拉底聲稱他的法官們不能損害他的那篇論辯之中了。犬儒學派鄙視世上的財貨，這種鄙夷表現在他們逃避文明的舒適生活上；蘇格拉底能夠赤著腳衣衫襤褸地生活，也是出於同樣的觀點。
似乎可以肯定，蘇格拉底的主要關懷是在倫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學方面。我們已經看到他在《申辯篇》中說過，「我和物理學的探索是毫無緣分的」。柏拉圖最早的一些對話是被公認為最近於蘇格拉底的，這些對話主要地是從事於探討倫理學名詞的定義。《沙米底斯篇》是談論節制和中庸的定義的；《李西斯篇》是談論友誼的，《拉什斯篇》是談論勇敢的。所有的這些對話里，都沒有得出結論，但是蘇格拉底明確表示了他認為探討這些問題是重要的。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始終一貫地堅持說他自己一無所知，而且他之比別人聰明就只在於他知道自己是一無所知；但是他並不以為知識是不可得到的。正相反，他認為追求知識有著極大的重要意義。他堅持說，沒有一個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識。
德行與知識之間這種密切的聯系，乃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兩人的特色。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存在於一切的希臘思想之中，而與基督教的思想相對立。在基督教的倫理里，內心的純潔才是本質的東西，並且至少是在無知的人和有學問的人之間同樣地可以找得到的東西。希臘倫理學與基督教倫理學之間的這一區別，一直貫穿到今天。
辯證法，也就是說以問答求知識的方法，並不是蘇格拉底發明的。辯證法似乎是由巴門尼德的弟子芝諾首先系統地加以使用的；在柏拉圖對話錄的《巴門尼德篇》里，芝諾以這種方法對付了蘇格拉底，正如柏拉圖在別處說蘇格拉底以這種方法對付別人一樣。但是我們有種種理由可以設想，蘇格拉底使用了並且發展了這種方法。我們已經看到，在蘇格拉底被判死刑時，他就快樂地懷想到，在另一個世界裡他可以繼續永遠地提問題，而且不可能再被人處死，因為他將會是不死的。當然，如果他使用辯證法的方式真是象《申辯篇》中所描寫的那樣，那末別人對他的仇視就很容易解釋了：全雅典的妻子們都會結合在一片來反對他的。
辯證的方法只適用於某些問題，而不適用於另一些問題。也許這可以幫助我們決定柏拉圖的研究的特點，因為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加以處理的東西。而且通過柏拉圖的影響，後來大多數的哲學家們都曾為他的這種方法造成的局限所束縛。
某些東西顯然是不宜於用這種方式來處理的——例如，經驗科學。的確伽利略曾用對話錄宣揚過他的理論，但那僅僅是為了要克服人們的偏見，——他那些發現的正面理由不用極大的矯揉造作是不能插進到對話錄裡面來的。在柏拉圖的著作里，蘇格拉底總好象是只不過在引出被詰問者所已經具有的知識罷了；由於這種緣故，他就把他自己比做是一個助產士。但是當他在《斐多篇》和《美諾篇》中把這種方法運用於幾何學問題的時候，他就必須問到一些為任何法官所不能允許的引導性的問題了。這種方法是與回憶說相諧合的，因為按照回憶說，我們的學習只是由於記憶起來了我們在前生所已經知道的東西。但與這種觀點相反的，讓我們考慮一下用顯微鏡所做出的任何一種發見吧；比如說細菌傳播疾病，我們很難認為，這種知識是可以用問答的方法就能夠從一個本來對此一無所知的人那兒推引出來的。
蘇格拉底的處理方法所適用的，乃是那些我們對之已有足夠的知識而可以達到正確結論的事物，但由於我們思想混亂或者缺乏分析的緣故而未能對於我們所知的東西加以最好的邏輯的使用。象「什麼是正義」這樣一個問題，顯然是適於以柏拉圖式的對話來加以討論的。我們大家都在隨便地使用「正義的」或「非正義的」這些字，只要考查一下我們使用這些字的方式，我們就可以歸納出來最能與習慣相符合的那種定義。這里所需要的，只是關於問題中的這些字應如何使用的知識。但是當我們的探討得出了結論時，我們所做出的只不過是一樁語言學上的發見，而並不是一樁倫理學上的發見。
然而，我們也很可以把這種方法很有益地應用於稍為廣泛的一類情況中。只要所爭論的是邏輯的事情而不是事實的事情，那末討論就是發現真理的一種好方法。例如，假使有人說，民主制是好的，但凡是具有某種意見的人卻應該不許投票；那末我們就可以斷定這個人是不一貫的，並且可以向他證明，他的兩種說法之中至少有一種必定或多或少是錯誤的。邏輯的錯誤，我以為，要比許多人所想像的具有更大的實際重要性；它能使犯這種錯誤的人輪流地在每一個題目上都採取為自己所愜意的見解。任何一套邏輯上一貫的學說都必定有著某些部分是令人痛苦的，並且與流行的成見是相反的。辯證的方法——或者，更廣義地說，無拘無束地辯論的習慣——是有助於增進邏輯的一貫性的，因而在這方面便是有用的。但是當其目的是要發見新事實的時候，這種方法便完全行不通了。也許我們可以把「哲學」就定義為是用柏拉圖的方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討的總和。但是如果這一定義是妥當的話，那乃是由於柏拉圖對於後世哲學家們有影響的緣故。
C. 是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的申辯真實還是柏拉圖筆
蘇格拉底死時是公元前399年。色諾芬寫《回憶蘇格拉底》大概在公元前395年，而柏拉圖寫《申辯篇》在公元前392年。（參見《游敘弗倫 蘇格拉底申辯 克力同》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3:145-146）。也就是說都是身後之作。因為這兩部著作都不是當下立刻完成，而是靠個人回憶而成，所以都多少有些主觀杜撰的成分。
D. 如何理解蘇格拉底對待法律和義務的態度
難道就因為祖國和法律判處我死刑，我就可以竭力毀壞和顛覆國家和法律嗎？逃監是藐視法律的行為，是踐踏自己曾訂立下的契約，是最下賤的奴才乾的勾當。逃監毀傷的不僅是法律，而且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朋友和我的國家。--------蘇格拉底遺言(1)
公元前399年的一個春日，古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70歲那年，他被古希臘雅典城的五百人陪審團法庭判處死刑，被指控的罪狀是慢神和蠱惑青年，事實證明了這些全是原告的誣陷。在等待執行死刑的這一段時間內他還有機會逃生的。他的好友克力同和其他朋友籌劃好了一切，萬事俱備，只等其同意便可逃監。可是他拒絕了，由此便有了開篇的令人深深戰栗的遺言。生活於現代的我們,已經無法親歷蘇格拉底作最後申辯的場景,關於蘇格拉底審判的始末的最早記載於其弟子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和《斐多》以及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等著作中，但通過生動的文字傳神，一個有滔滔雄辯氣勢而又從容不懼的智者形象宛然就在眼前。蘇格拉底的審判留給後人太多的疑惑和爭論。有人說，蘇格拉底死於民主的暴政。也有人從道德和倫理的高度來解析這一事件。作為法學系的學生，我試圖從法律的視角來審視蘇格拉底，解讀蘇格拉底精神及其內涵，來回答我心中一直以來的一個疑惑，這個疑惑就是：被得菲爾神廟的神諭上說蘇氏是古希臘最有智慧的人，那為什麼睿智如斯的他卻甘願死於一次對他不正當的審判？換句話說，是什麼信念讓他如此坦然面對非正義的審判？
一、超越時空，換位思考中解讀蘇格拉底
當現實的來分析導致蘇格拉底死亡的動因是什麼時，我們直觀的答案也許會是那次不正義的審判，或者會是古雅典不正義的法律。按照這個思路，我們可以做個大膽的假設，如果蘇格拉底不是生活在古希臘，而是處於司法昌明的今天，接受我們這個時代的審判，情況會怎樣呢？用現代的法律理念和法規來審視，其是不應該被處以極刑的，而且很有可能會是無罪的，具體來分析。首先，蘇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有二：一為慢神，二是蠱惑青年。前者屬於宗教信仰的領域，個人信仰何種宗教以及如何信仰，是各國法律普遍賦予公民的權利。很顯然，這項罪名在今天是絕對不能成立的。而後者屬於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范疇，綜觀當今世界各國法律規定，除非蘇格拉底有用犯罪思想來唆使引導青年的主觀故意，否則也應當是無罪的。其次，作為現代專業的法官，他首先會依據法律來判斷他是否有不當行為，此行為是否構成犯罪。而且他必須要考慮蘇格拉底的申辯，在判決中予以一定的體現。再次，即使做了有罪的判決，根據現代刑法通行的罪刑責相適應的原則，蘇氏也罪不致死。相比之下，古希臘的法律顯得殘暴苛刻而不近人情。
在上述假設成立的情況下，另一個問題也就出現了，那是否能說接受不正義的審判是蘇格拉底的愚蠢和頑固呢？或者其的死亡便是法律的罪惡？這事實上也就是關於「惡法」是否為「法」的問題了。如果說是，那法律的存在必然不依賴於道德而存在，而統治者或國家的強制力構成了法的價值核心；「惡法」如果非法，則法律的內涵必然以道德正義為核心。這是一個從蘇格拉底開始的永恆論題，時至今日，人們還在討論希特勒的法律是不是法律，規范性的法律性文件能不能在行政訴訟中被起訴。（2）要闡明這些問題，首先要在所謂的「良法」和「惡法」的定義上達成一致，霍布斯認為：「主權者應當注意制定良法，但什麼是良法呢？…………良法就是為人民的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確的法律。」（3）此觀點有一定代表性，但過於強調良法的形式要件的要求，並不能涵蓋良法的全部含義。正面給出一個良法的定義是比較困難的，運用反證思想，我認為所謂「惡法」，使指法律由於各種原因導致不正義的情況出現時的國家意志。此包括立法層面上的和執行層面上的不正義。「惡法」並不必然導致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效果，可能的結果是導致局部利益或正義遭遇不公平。蘇格拉底以他超越時空的智慧，以自己的慷慨赴死向世人昭示了他的堅定信念：法為公益，惡法亦法！！我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對此做了解讀：
一、如果惡法亦法，則承認國家意志為其第一存在要素，這是符合事實的。因為法之以為法，是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習慣，是國家認同的利益分配依據。若拋開此不論，問題的實質就變成了法治與人治孰優孰劣的問題（這是蘇格拉底精神的另一個方面，下文有論述）。蘇格拉底深知法律對社會的重要性，他是這樣回應他的好友克力同勸他逃跑的建議的，「如果法庭的判決不能產生效力，可以被私人隨意廢棄，那麼國家還能存在嗎？」（4），蘇格拉底告訴我們，相對於個人的得失而言，國家的長治久安才是人民最大的福音。
二、惡法亦法並不否認法追求永恆正義的本質，兩者在在根源上並不矛盾，眾所周知，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有其物質基礎的，是受客觀規律支配的。一定的社會對應著一定的生產關系，此也是客觀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法律關系作為一定社會的上層建築，作為一種具體的社會關系，也概莫能外。據此可以推知作為法律追求的正義在一定的社會階段上也是「物質的」、 「唯一的」；所以古所羅門王殺嬰辨母的高超智慧與其帶來的正義，在現代社會任何一個法官均能依據DNA檢測技術作出判斷。如不顧此點而盲目追求更高的、更虛幻的正義，則必然如水中撈月般荒謬。我們中國人對此應該最有體會了，建國以來一段時間內我們追求更高形式的生產力和社會存在形式的願望是美好的，但藐視社會發展規律的代價也同樣是慘重的。如上所述，特定的時代有特定的正義，也許此時代A國家最好的善法，到彼時代B國家就成了最差的惡法，對待這個問題應該用歷史的，辯證的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待。明白了這一點，則這節提出的那個假設是不合理也不可能成立的。蘇格拉底及其的審判只能屬於古希臘的時代，留給後人的也只能是歷史的教誨。
三、雖然如上所述，一定時代、國家的正義是「特定的」、「物質的」，但它畢竟又表現在人主觀的追求上，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東西。經濟學上有種現象叫「合成謬誤」，指在微觀領域成立的各個體的正確合理性，並不當然意味著由這些個體組成的宏觀整體同樣是合理和正確的，個體的有理性可能會導致全社會的無理性。對正義的認識也是如此的，「自古以來，不知有多少人流了寶貴的鮮血和痛苦的眼淚，可是現在和過去一樣，什麼是正義這個問題，依然未獲解」（5）更何況正義的標准復雜多樣，更何況人之個體生活環境所帶來的差別理解。基於此，承認惡法亦法也許是最理智的選擇，因為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
四、承認「惡法亦法」並不妨礙對所謂的惡法進行修整，使其適應正義的要求。我們可以根據客觀情況，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修正其不正義的條款，法治進程就是在汲取這樣的經驗和教訓前進的。所以在經歷了蘇格拉底的審判後，西方的陪審團制度由此萌發，司法和民主的深層張力開始被世人關注，權利制衡思想初見端倪。同時司法實體和程序的設計制定也日趨合理正義。任何一個國家的法治進程莫不如此，就我國而言，上世紀70年代末農民自發組織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符合社會正義的，但當時的法律並不允許這樣做，黨和國家通過認真調查研究，認識到了它存在的價值，故而轉為承認並推行其發展，掀開了我國上世紀末大發展的序幕。此外前段時間，根據立法法的賦予人們的權利，關於孫志剛事件的違憲司法審查引起的修法運動在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下就取得了成功，這可以說是新世紀里一個良好的開端和有益的嘗試。在修正的方式上我傾向於英國君主立憲式漸變的修法活動。這樣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整體付出的代價相對較小。
如上所述，正義標准之所以復雜多樣，關鍵是因為正義概念的歷史性、階級性和具體性。但是我們應該尊重一切國家權利機關制訂公布的法律，正如羅爾斯所說的，「一個法律的不正義也不是不服從它的充足理由，當社會基本結構由現狀判斷是相對正義的，只要不正義的法律不超出此種界限，我們就要承認其具體的約束性。」（6）蘇格拉底是超越時代的英雄，他是如此的大智大勇，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決不苟且偷生，即使死在法律的手中也不怨不尤。其死的重大意義是：也許法律會枉正錯直，也許上帝會說惡法非法，但是在世俗之城裡只有一個人們必須遵守的法律。這個法律也許要是千萬個「蘇格拉底」受冤枉，但只有在蘇格拉底服從法律的基礎上，雅典人民才能有法制的保障。他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法治和其所追求的價值目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徹底實行，必然要使實質正義作出一定的妥協，不應對法律抱有不切實際的想法。
二、橫跨中西，對比中演繹蘇格拉底精神的內涵
當我們作進一步的深層思考時，從比較法學角度，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中西方的法制文明是否有非常重要的深層次的共同價值基礎和手段選擇的共性？是否發自文明深處的人性和理念是相通的？與孟子差不多同時代的蘇格拉底，分別是東西方文化大師，各自參與締造了東西方的文明。有趣的是，也許是歷史的巧合，讓我們有機會聆聽到他們之間的一次東西方法文化的默默對話。在幾乎相同的境況下他們對法和法的價值做了截然不同的演繹和詮釋。與前述的蘇格拉底對法律的絕對尊崇相較，中國主流文化的代表孟子的態度和理念，卻和此大相徑庭，在《孟子盡心》中，孟子的弟子桃應問師父：「舜父殺人，舜當如何？」。孟子的回答會讓寧死不逃得蘇氏大吃一驚，他說：「舜視棄天下，猶棄弊履也。竊負而逃，遵海屏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盡人孝而輕法治，此即為國人對法的漠視。後來後周世宗柴守禮殺人，世宗不究，歐陽修以為孝（7）.從古代開始，中西方哲人便已經為中西方文明嵌入不同的密碼。蘇格拉底將正義放在人類社會最高的優先順序上，與西方法律至上的概念完全一致，這種傳統經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等先哲及後來者的傳承，權利和自由、民主理念在西方勃興，更孕育出了精妙的「三權分立」思想，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快速發展。對近代西方國家的繁榮和強盛，居功甚偉！而孟子似乎認為孝在法外，中華文明建立在「性本善」上發展起來的禮制模式，尊崇人治。雖然早在春秋時期，有過些許法治的思想。但法治文化始終不曾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主流，有些得法治觀念如「設法度以齊民」， 「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8）等也基本上是出於維護人治穩定的需要，並不作為主要治世的手段，其在內容上與西方的法制大相徑庭。從以上簡短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中華法系的最大特徵——從屬性。法從屬於人倫，這種傳統至今仍深深影響著國人。
值得慶幸的是，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幾十年裡，法治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重視，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我國1999年3月15日由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依法治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從而從總體上確立了我國的法制體制。如何在當今中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社會，是擺在中國政府和億萬中國民眾面前的歷史性課題，這關繫到國家的興衰和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問題。我個人認為，當今中國最缺乏的就是系統的法治思想，具體表現就是法律心理的匱乏。法律心理是人們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自發形成的一種對法律現象的直觀的、表面的、不系統的認識，這種感性的認識是以滿足人們某種利益的需要和對法的體驗為前提的，它僅僅是對法的感覺和願望。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法律現象表面的直觀的感性的認識和情緒。這是一個民族千百年來民族文化傳統積淀的產物。將本民族文明進步過程中所創造的法律思想加以積累，使某種觀念在人們心理中凝結。世代相傳，形成該民族一種「超穩定狀態」的法律心理。從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我們中華法系有五大傳統——人治主義傳統、德治主義傳統、泛刑主義傳統、民本主義傳統、無訟主義的傳統。他們在中華歷史中形成，並在今天的社會中仍能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的精神力量。但這些傳統的綜合的結果是可悲的，它反映出我們這個民族並沒有完善的法律文化。法律與民族的思想意識形態、文化傳統等聯系是如此的緊密，諸如潛意識的，中國人有一種深層的「包青天情結」，相信司法正義只能訴諸於包青天式的典範人物，誤以為神奇、權宜、不畏權貴和尚方寶劍等人治色彩濃郁的手段，是達成社會正義的不二法門。「包青天」類和時下一些所謂的「弘揚時代正氣的反腐敗類」意象以戲曲和熒幕形象等放方式，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從而對傳統的不理性的人治文化產生了主動構建的作用。我們近代以來不斷的變法，承受著法律移植的高昂代價。時至今日，中國社會的法治進程仍在痛苦的蛻變中進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國人應該認真學習一下蘇格拉底對法律的絕對敬仰，對法治的絕對認同，維護法律尊嚴追求因法而設定的正義。我認為如果不能從文化思想上灌注法的靈魂，中國法治的前途將是渺茫。法治的概念，在權威的《牛津法律大辭典》中為「它意指所有的權威機構、立法、司法、行政及其它機構都要服從於某些原則，這些原則一般被看作表達了法律的各種特徵。它含有對個人至高無上的價值觀念和尊嚴的尊重。」（9）這一定義准確精闢得表達出了法治的內涵，以至於其後對法治這一概念的表述，大多是異曲同工或殊途同歸，在此就不在贅述了。由以上定義可以推知法律最重要的含義 「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終極的意義上具有規限和裁決人們行為的力量，法律既是公民行為的最終導向，也是司法活動的唯一準繩」（10）其內在要求必然要求摒棄人治，在論及法治和人治之前，有必要來審視法律和道德的關系及異同。從法律的產生於發展上來看，其是出於「防範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人性弱點的作用」（11）創設的，從其產生之初，就具備了普遍、具體、確定、強制的特點，作為「剛質」的東西，缺乏人類作為理性動物所必備的感情要素。此為法治的核心要素。而道德恰與之相反，基於「人性本善」 、「教化能改」的理念，是相對一段時間內社會成員對行為標准達成的某種「默契」，是相對模糊、不確定、非強制性的、似乎是「柔性」的東西，更多的包含了人的主觀感性的成分。此為人治崇尚的價值核心。蘇格拉底認為：法治優於人治。正是他對雅典法治的無比崇敬才使他甘願赴死。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承襲了他的思想，「惟有法律沒有情緒，法治是免除一切情緒影響的理性生活」。（12）人類是有缺陷的生命存在形式，而且作為一個整體這種缺陷是無法根除的。因為人之存在必然依賴於一定的物質載體和精神載體，而這些資源從根本上都是有限的，對有限資源的追逐便意味著對抗與排斥。此外，有時人的缺陷反而是由於人的善性如追求正義，愛心等導致的嫉惡，偏私等。基於此，法律作為防範人性弱點的工具，可以避免人的私慾、偏私、權利濫用和腐化。相反地，由於道德的特點，在特定時代，人治完全脫離正義的道德需要，而成為個人私慾和人的惡性所操持為禍的工具，此在人類歷史上已是屢見不鮮的事實了。
從國家的治理上分析，法治國家的政治統治模式應該是民主政體形式，而此是人治所極力反對的。民主政體形式特徵為遵循法律預設程序，服從多數人的決策，容許少數意見。同時其權力是在相互制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能達到國家權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制約。所以最有利於制定出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決策。誠然，就個案或者人類發展的某個特定歷史時期，法治並不一定為最好的結果，人治也並不必然地導致最壞的結果，有時甚至會暫時出現「人治優於法治」情況。就如蘇格拉底一樣，倘若他的時代是人治的時代，而他又幸遇明君，他的審判和死亡也許是可以避免的。但就整個人類社會的全部發展上來看，一般的、長期的、穩定的福祉卻只有法律能夠實現。韓非子在《難勢》中的論述：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世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亂而一世治也。（13）為經典！
當歷史的車輪轉過了千年，用「放之於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從實踐論的角度，人類社會活生生的事實已經無數次的證明，法治優於人治。法治的相對客觀性和確定性、強制性使復雜的社會形態中的秩序更易維護，也更容易實現相對實質正義。首先，法治國家對其社會的控制原則應該是服從法律治理，國家對社會進行管控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諸如執政黨的政策，道德規范，領袖的個人權威，行政命令等。但法律的優勢在於其理性，起為社會提供明確的，可事先預見的、普遍的、穩定的強制性規范，維護社會秩序更迅速有力，更偶穩定保障。「它以權利和義務雙重，雙向的利導機制指引和評價人們的行為，給人們以日益豐富和擴大的選擇機會和自由行動。」（9）此外，它通過規范、原則、技術等因素，使法律不僅具有對其行為和社會的靈活的調節功能，還具有效率化的組織功能，這是現代化社會大生產和信息的高速傳遞的社會自覺而有計劃地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其次，法律區分故意、過失等情況予以行為人不同程度的否定，讓其承擔損害社會秩序的不利後果，具有公示性和確定性，相對公平。人的意志對此缺乏明確的尺度，某些時候會導致實質上的不正義。而法律則著重考察人之外在行為，從宏觀動態上判斷行為價值，可操作性強。至此，應該想見在文明社會中法治的重要性，任何人均應無條件的服從的法律的管轄，正如西塞羅的名言：「我們是法律的僕人」。（14）何一個理性人都不能漠視其存在，逆歷史潮流而動，必受歷史的懲罰。
三、從蘇格拉底看今日之中國法治的出路
這些年來，我國雖大力進行法治建設，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大多均屬於制度建設，我國公民的法律心理與法治建設的要求還相差甚遠。在當今中國，法律文化心理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構成內容和表現形式，是伴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而引發的一個新的理論課題和實踐問題。我們要大力培養民眾對法律持有正確的價值觀。包括人們對法律及法律現象所形成的態度、認識、信仰、評價等。要在全社會范圍內樹立起法律絕對的權威和民眾對法律的忠誠。法律的忠誠它是指公民對所處社會法規的態度而言的，其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公民堅定的守法信念。表現在公民不但應遵守自己認為是良好法規范的信念而且具有遵守自己認為不正義法規范的信念。二是公民應當積極表達對法規范的態度，當公民依據自己的正義感，判定某些法規范不正義時，能夠積極運用適當的方式，促使這種法規范的改變，當社會出現新的矛盾和問題需要法規范調整時，公民能夠積極介入立法活動。上述兩個方面實質上是相互聯系的內容。只有具備了守法信念的公民，才能關心法規范的內容並在立法活動中通過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見解。同時，只有想通過各種方式影響立法活動的公民，才是准備嚴格遵守法規范的公民。需要指出的是，公民對法律忠誠的前提是社會基本制度的正義性。否則，公民就可能既不具備守法信念，不會積極表達對法規范的態度，而是更關注於社會基本制度存在的問題。
我們要准備好經歷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思想的解放，其實首先就是法律意識的覺醒：呼喚法律意識，需要權利觀念的啟蒙；一個社會，只有當其成員都有其對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明確的權利義務，穩定的財產。我們才能說，這個社會是文明、進步、開放、繁榮的社會。作為青年學生，我們應該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重，胸懷大志，立志奉獻中國法治進程。現在我們的民族需要太多踏實的「蘇格拉底」，只有全社會公眾對法律威嚴的絕對尊崇，愛法守法。中國的法治才能如鳳凰般涅磐重生。
E. 在《蘇格拉底的申辯》中蘇格拉底死前說了一句什麼話
他的最後一句話是：「克里托，我們像克來皮烏斯借過一隻公雞，切記要付錢給他，不要忘了！」 蘇格拉底臨死前這句話可謂婦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實含意。因為克來皮烏斯並不是蘇格拉底的朋友，也沒有借過公雞給蘇格拉底，他是希臘神話中的醫葯之神。他叫朋友們去給克來皮烏斯奉獻一隻公雞，顯然是在說感謝他賜予了這杯毒酒。也許在蘇格拉底看來，生命是一種病態，需要用死亡來醫治？平時一直和朋友們高談闊論人生的意義的蘇格拉底終於在最後一刻流露出他生命中最深刻的悲劇意識，難道他在本質上仍是一個悲觀主意者？這句話的意義，並不是像一般人聯想的「謹記別人的恩惠」那樣簡單.
F. 蘇格拉底在那場法庭辯護中到底說了什麼
蘇格拉底的自我辯護被弟子柏拉圖記錄了下來，就是著名的《申辯篇》
《申辯篇》譯文如下：
先生們，我不知道我的原告對你們有什麼影響，但對我來說，我幾乎要被他們弄得發昏了，因為他們的論點是多麼令人佩服啊。不過，另一方面，他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個字是真的。在他們的連篇假話中有句話尤其使我感到驚訝，我指的是他們對你們說，你們一定要小心，別讓我把你們給騙了，言下之意就是說我是一個嫺熟的演說家。我要對你們說，講這種話而不臉紅的人真是極端厚顏無恥，因為他們一定知道這種話很快就會遭到事實的駁斥，我顯然並不具備當一名演說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技巧，當然啦，除非他們所說的嫺熟的演說家指的是講真話的人。如果他們講的是這種意思，那麼盡管我和他們不是同一類型，我仍會同意我是一名演說家。
我說了，我的原告幾乎沒講一句真話，或者乾脆說，一句真話都沒講，而從我嘴裡你們聽到的將全部是真話，先生們，我可以向你們保證，這不是因為我會像他們那樣流利地使用語言和精心修飾詞句。不，你們聽到的話將是直截了當、脫口而出的，充滿著正義的自信，我不想要你們中間有人會對我的話另作他想。先生們，要我這把年紀的人使用一名初出茅廬的演說家那樣矯揉造作的語言幾乎不可能是適宜的。不過，有件事我確實得求你們。如果你們聽到我在申辯中用了我經常在城裡的公共場所或別的地方使用的語言，請別感到奇怪，也不要打斷我的話，你們有許多人在那些公共場所聽過我說話。讓我提醒你們，我活了70歲，這是第一次上法庭，所以我對這個地方的辭令完全陌生。如果我真的是來自另一個國家，用我自幼習得的方式和方言講話，你們當然得原諒我，所以我現在向你們提出這個我認為並不過分的請求，講話的方式有好有壞，但請別在意我的講話方式，而要集中精力考慮我說的話是否謊言。這是法官的首要責任，正如抗辯人的首要責任是說真話。
擔任法官的先生們，我的恰當步驟是，首先對付那批最早的控詞及原告，他們對我進行了虛假的指控，然後再對付後來的指控。我之所以要這樣區分是因為多年來你們已經聽到有許多人對我進行指控，這些指控沒有一句話是真的，但是我對這些人的害怕勝過害怕阿尼圖斯及其同夥，盡管阿尼圖斯等人也是相當可怕的。但是另外一些人要更加可怕。我指的是這樣一些人，你們中間許多人自幼就受他們的影響，心中充塞他們對我的虛假指控。他們說，有個聰明人名叫蘇格拉底，他既懂天文，又對地上的一切事物加以鑽研，還能使較弱的論證變得能夠擊敗較強的論證。
先生們，這些人是這些謊言的傳播者，是我凶惡的原告，因為那些聽到這些謊言的人，會假定研究這些事情的人一定是個無神論者。此外，這些原告人數很多，他們對我的控告已經有好多年了。更有甚者，當你們有些人還是兒童或青少年的時候，在你們這個最易受影響的年齡他們接近你們，他們確實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打贏了這場官司，因為根本無人替我辯護。最離奇的事情是我甚至不可能知道他們的名字，當然也無法把他們的名字告訴你們，只知道他們中有個人是一名劇作家。由於妒忌和喜歡造謠中傷，這些人想要煽動你們來反對我，有些人只是在傳播從別人那裡聽來的話，而所有這些都很難對付。要把他們帶到這里來接受盤問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對著一個看不見的對手進行申辯，因為，沒有人會進行回答。所以我請你們接受我的陳述，把批評我的人分成兩類，一類是我現在的原告，另一類是我提到的從前的原告，而你們當然會認為我將先針對從前的原告為自己辯護。你們畢竟很久以前就聽到他們對我的辱罵，他們比我最近的原告要兇狠得多。
好吧，先生們，我必須開始申辯了。我必須試著在我可以說話的短暫時間里，消除多年來在你們心中留下的虛假印象。但願最後我能夠達到這樣的結果，先生們，因為這樣的結果對你們、對我都有益；但願我的申辯是成功的，但我想這很難，我相當明白我的任務的性質。不過，還是讓神的意願來決定吧，依據法律我現在必須為自己辯護。
那麼，讓我們開始，請你們考慮使我變得如此不得人心，並促使美勒托起訴我的指控到底是什麼。還有，我的批評者在攻擊我的人品時說了些什麼？我必須把他們的誓詞讀講一遍，也就是說，他們就好比是我法律上的原告：蘇格拉底犯有愛管閑事之罪，他對地上天上的事物進行考察，還能使較弱的論證擊敗較強的論證，並唆使其他人學他的樣。他們的訟詞大體上就是這樣。你們在阿里斯托芬的戲劇中已經看到，戲中的蘇格拉底盤旋著前進，聲稱自己在空中行走，並且說出一大堆胡言亂語，而我對此一無所知。如果有人真的精通這樣的知識，那麼我並不輕視它，我不想再受到美勒托對我提出的法律起訴，但是先生們，事實上我對這種知識毫無興趣。更有甚者，我請你們中的大多數人為我作證，聽過我談話的人很多，我呼籲所有曾經聽到過我談話的人在這一點上都可以向你們的鄰居查詢。你們之間可以說說看，是否有人曾經聽過我談論這樣的問題，無論是長是短，然後你們就會明白事情真相，而其他關於我的傳聞也是不可信的。
事實上，這些指控全是空話；如果你們聽到有人說我想要收費授業，那麼這同樣也不是真話。不過，我倒希望這是真的，因為我想，如果有人適宜教人，就像林地尼的高爾吉亞、開奧斯的普羅狄科、埃利斯的希庇亞一樣，那倒是件好事。他們個個都能去任何城市，勸說那裡的青年離開自己的同胞公民去依附他們，這些青年與同胞交際無須付任何費用，而向他們求學不僅要交學費，而且還要感恩不盡。
還有另一位來自帕羅斯的行家，我知道他在這里訪問。我偶然碰到一個人，他在智者身上花的錢超過其他所有人的總和，我指的是希波尼庫之子卡里亞。卡里亞有兩個兒子，我對他說：「卡里亞，你瞧，如果你的兩個兒子是小馬駒或小牛犢，我們不難找到一位馴畜人，雇他來完善他們的天性，這位馴畜人不外乎是一位馬夫或牧人。但由於他們是人，你打算請誰來做他們的老師？誰是完善人性和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的專家？我想你有兒子，所以你一定考慮過這個問題。有這樣的人，還是沒有？」
他說：「當然有。」
我說：「他是誰？從哪裡來？他要收多少錢？」
他說：「蘇格拉底，他是帕羅斯來的厄文努斯，收費五個明那。」
如果厄文努斯真是一位這種技藝的大師，傳授這種技藝而收費又如此合理，那真是可喜可賀。如果我也有這種本事，那我肯定會為此感到自豪並誇耀自己，但是事實上，先生們，我不懂這種技藝。
也許你們有人會打斷我的話，說：「蘇格拉底，你在幹嘛？你怎麼會被說成這個樣子？無風不起浪。如果你老老實實，規規矩矩，那麼這些關於你的謠言絕不會產生，你的行為肯定有逾越常規之處。如果你不想要我們自己去猜測，那麼給我們一個解釋。」
這在我看來是一個合理的要求，我會試著向你們解釋是什麼原因使我蒙上如此惡名。所以請你們注意聽。你們中有些人也許會想我不是認真的，但我向你們保證，我要把全部事實真相告訴你們。
先生們，我得到這種名聲無非就是因為有某種智慧。我指的是哪一種智慧？我想是人的智慧。在這種有限的意義上，我好像真是聰明的。我剛才提到的這些天才人物擁有的智慧可能不只是人的智慧。我不知道其他還有什麼解釋。我肯定沒有這種智慧的知識，任何人說我有這種知識都是在撒謊，是故意誹謗。現在，先生們，如果我好像是在口出狂言，請別打斷我，因為我將要告訴你們的這些話並非我自己的看法。我將向你們提起一個無可懷疑的權威。這個權威就是德爾斐的神，他將為我的智慧作證。
G. 蘇格拉底在申辯篇里講述了什麼
在柏拉圖的《申辯篇》里，蘇格拉底講述了一個他為什麼要鍥而不舍地探尋智慧的故事：蘇格拉底的一位朋友凱勒豐曾到德爾菲神廟去問神，有誰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傳神諭的女祭司回答說沒有。蘇格拉底感到非常困惑，因為他認為自己並沒有智慧，於是他就遍訪了許多著名的政治家、詩人和工匠，試圖發現他們比自己更有智慧。然而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這些人不僅沒有真正的智慧，還自作聰明，對自己的無知一無所知。蘇格拉底因此明白了神為什麼要說他是最有智慧的，因為只有他「自知其無知」。蘇格拉底由此進一步推論，真正的智慧只有神才配享，而人充其量不過是愛智慧而已。「那個神諭的用意是說，人的智慧沒有多少價值，或者根本沒有價值。看來他說的並不真是蘇格拉底，他只是用我的名字當作例子，意思大約是說：『人們哪!像蘇格拉底那樣的人，發現自己的智慧真正說來毫無價值，那就是你們中間最智慧的了。』」正是受了這條神諭的啟發，蘇格拉底畢其一生都在堅持不懈地以一種批判的態度探尋智慧，對那些自稱有智慧的人(特別是智者)進行揭露，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當他被推到法庭上時，他依然不改初衷，公開表示：「時至今日，我仍然遵循神的意旨，到處察訪我認為有智慧的人，無論他是本城公民還足外地人；每想到有人不聰明，我就試圖通過指出他是不聰明的來幫助神的事業，這個事業使我無暇參與政治，也沒有時間來管自己的私事。事實上，我對神的侍奉使我一貧如洗。」
與探索自然奧秘的愛奧尼亞哲學家們相反，蘇格拉底認為人只應該關心自己身邊的事情。因為自然界是神創造的，充滿了神的特殊旨意和目的，是神的智慧的對象，是人無法認識的。如果人堅持要去認識自然，這乃是一種狂妄自大的僭越，其結果不僅不能認識自然，而且也不能認識自己。蘇格拉底引用鐫刻在德爾菲神廟門前的名言來號召人們：「人啊，要認識你自己。」在他看來，哲學應該研究正義、美德、勇敢、虔敬等與人生相關的問題，而不要把眼光盯在深邃玄奧的自然界。正因為如此，西塞羅才說蘇格拉底把哲學從天上拉回了人間。從某種意義上說，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與普羅泰戈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似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要人們將注意力從自然界轉向自身。但是普羅泰戈拉把人理解為一個個孤立的特殊主體，因此「人是萬物的尺度」就導致了相對主義；蘇格拉底則把人看作是理性的思維主體，「認識你自己」正是要求人們去發現人的共同的和普遍的本質。智者派通過強調「人是萬物的尺度」而拋棄了本質，蘇格拉底則通過強調「認識你自己」而重建起本質，只不過這本質作為普遍的邏各斯(定義)，主要是指精神和道德世界中的事物。所以智者派教人說話只是為了賣錢，蘇格拉底與人論辯時則有一種道德使命感，認為自己是神派到雅典來的一隻大牛虻，為的是刺激雅典這只行動遲緩的笨牛快步前進。
H. 關於蘇格拉底最後的申辯
公元前399 年，三個雅典公民，墨勒圖斯、安尼圖斯和呂孔對蘇格拉底提出公訴，指控他危害社會。
指控他的第一條罪行是：信奉異端邪說。這無疑是為了煽動偏見（以「信奉異端邪說」為借口似乎比用「不敬」為借口更恰當，因為後者很難作為起訴的罪狀）。這一罪名曾被成功地用來攻擊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現在他們又把阿那克薩哥拉的一些觀點強加於蘇格拉底。這一罪名很難成立，因為蘇格拉底一貫恪守宗教禮儀。但蘇格拉底很可能指出過傳統信仰中不協調的和無價值的因素，而且他所說的「神的聲音」也可以當作一個危險的自由思想家的虔神的臆造。
指控他的第二條罪行、也是更嚴重的罪行是：蘇格拉底「腐蝕青年人的心靈」。這一蹩腳的捏造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蘇格拉底的圈子裡包括或曾經包括一些右翼貴族，他們像克里提阿斯那樣，即便死後仍遭人痛恨。曾顯赫一時的阿爾西比阿得斯曾經是蘇格拉底的關系最密切的學生之一，現在人們只記得他是一個危害國家的賣國賊。可能有人會認為，正是蘇格拉底引導這些人走上了歧途，他還在引誘其他人。蘇格拉底傾向於認為公眾輿論是愚昧的，這又使他受到民主派的懷疑。蘇格拉底的最有力的指控者安尼圖斯就是民主派的一個重要成員。
這樣，他們對蘇格拉底的指控主要依靠宗教和政治上的反對勢力的強有力的結合。他們也利用了自尊心受到傷害的人對蘇格拉底的不滿，並希望蘇格拉底的不妥協的態度會引起陪審團反感，因為陪審員最喜歡聽的是阿諛奉承和哀求乞憐。
法庭的審判程序如下：當事人必須不依靠辯護人的幫助陳述自己的理由。原告首先提出起訴，當被告向由五百零一位公民代表組成的陪審團進行答辮後，執行主席不作任何有傾向性的總結，立刻由得票多少進行判決。如果票數相等（這在代表有病或缺席的情況下可能發生），案件不作出判決；如果原告所獲得的票數少於五分之一，他要受罰。如果判決有罪（就像這一案子），但沒有固定的懲罰，原告可以建議一種處罰，被告可建議另一種處罰，然後由陪審團表決。
《申辯》由三部分演說組成：（1）蘇格拉底的辯護；（2）蘇格拉底對懲罰的反提議；（3）向法庭的最後講演。
本文選自《蘇格拉底的最後日子———柏拉圖對話集》，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3月版，余靈靈譯。
尊敬的陪審員們，我無非是由於具有某種智慧而獲得了智者的名聲。我所指的是什麼樣的智慧呢？我想是人類的智慧。在這個意義上我的確可以算作有智之人。或許我剛才提到的那些天才們有超人的智慧，但我實在無法說明。我對這種超人的智慧自然是一無所知，誰說我有這種智慧就是說謊，就是有意中傷。尊敬的陪審員們，即便是我的申辯顯得放肆，也請不要打斷我，因為我將要向你們講述的並不是我自己的意見，而是引述一位無可指責的權威的話。我將請德爾菲①的神為我所具有的智慧作征。
你們當然都認識開瑞豐②。他與我是自幼之交，他是卓越的民主派成員，在前幾年的「放逐和復辟」③中，他始終是和你們站在一起的。你們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他對於他所從事的每項工作是多麼熱心。我在前面說過，尊敬的陪審員們，請不要打斷我。有一天，他去德爾菲向神請教這樣一個問題：是否有人比我聰明。女祭司回答說，沒有。開瑞豐已經死了，上述情況可以由他的兄弟來證實，此刻他就在法庭上。
請想一想我向你們說這些話的目的吧。我是想對你們解釋清楚強加於我的壞名聲是怎麼來的。當我聽了神諭後，我對自己說：「神的旨意是什麼呢？他為什麼不講明白呢？我只是充分意識到自己毫無智慧，那麼他說我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又是什麼意思呢？神按其本性來說是不會說謊的。」
在對神諭迷惑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終於強迫自己以下述方法去證實神諭的真理性。我去訪問了一位具有極高智慧聲譽的人，因為我想，只有在這里。我才有可能成功地對神諭作出反證，向神聖的權威指出：「你說我是最聰明的人，但這里有人比我更聰明。」
我全面地考察了這個人。我在這里不提他的名字，在我考察他時，他是我們城邦的政治家之一。經過交談，我的印象是，雖然在很多人看來，特別是他自己認為，他很聰明，但事實上他並不聰明。當我試圖向他指出他只是自認為聰明而並非真正聰明時，他和在場的其他很多人都表現出了對我的憎恨。離開他後我反復思量，「我確實比這個人聰明。很可朗我們誰都沒有任何值得自誇的知識，但他對不知之物自認為有知，而我則非常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無知。無論如何，在這點上我比他聰明，起碼我不以我所不知為知。」
此後，我去訪問了一個在智慧方面聲譽更高的人，我又得出了同樣的印象，我也同樣遭到他本人和其他很多人的憎恨。從那以後，我訪問了一個人又一個人，我都感到悲哀和恐懼，因為我這樣做不受歡迎。但我強迫自己把神聖的使命放在首位。既然我試圖揭示神諭的含義，我決意遍訪每一個有智慧聲譽的人。尊敬的陪審員們！指犬為誓④ ，我必須對你們坦率地說，我的印象是：當我遵照神的命令調查時，我發現，智慧聲譽最高的人幾乎完全無知，智慧聲譽低於他們的人卻頗有實際知識。
我願你們想像一下我為確證神諭的真理性而踏上的像朝聖一樣的艱難路途。當我遍訪了政治家後，我又去訪問詩人、戲劇家、抒情詩人和其他各種人，相信在他們那裡可以暴露我自己的無知。我在他們那裡列舉我所想到的他們的最好的作品，緊緊圍繞他們寫作的目的提問題，希望能藉此機會擴充自己的知識。尊敬的陪審員們，我不願把拿實真相告訴你們，可我又必須告訴你們事實的真相。毫不誇張地說，聽了詩人們的回答，我感到，任何一個旁觀者都能比詩的作者們更好地解釋這些作品。這樣，我很快就對詩人們也做出了評判，並不是聰明才智，而是本能和靈感，使他們創作出了詩歌。就像你們所見到的，先知和預言家傳達神諭時，一點兒都不知道他們所說的話的含義。在我看來，顯然詩人們在寫詩時也是這樣。我還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是詩人，所以就自以為無所不知，而實際上他們對其他學科完全無知。這樣，我懷著在離開政治家們時同樣的優越感放棄了對詩人們的拜訪。
最後，我又去訪問熟練的手藝人。我很清楚，我對技術一竅不通，因而我相信我能從他們身上得到給人以深刻印象的知識。對他們的訪問的確沒使我失望，他們懂得我所不懂的事，在這方面他們比我聰明。但是，尊敬的陪審員們，這些從事專門職業的人看來有著同詩人們同樣的缺點，我是指他們自恃技術熟練，就聲稱他們完全通曉其他學科的知識，不管這些學科多麼重要。我感到，他們的這一錯誤使他們的智慧黯然失色。於是，我使自己成為神諭的代言人，自問是保持我原來的樣子，即既沒有像他們那樣的智慧，也沒有像他們那樣的愚蠢好呢，還是像他們那樣智慧和愚蠢同時具備的好？最後我自己回答：神諭說，我還是保持過去的樣子好。
尊敬的陪審員們，我遵循神諭，對人們進行的調查的後果，引起了大量的對我的敵對情緒，一種既強烈又持久的敵對情緒，它導致了很多惡意的中傷，包括把我描述成一個到處炫耀自己智慧的人。由於在某個特定的問題上，我成功地難住了一個自認為聰明的人，旁觀者們就斷定我對這個問題無所不通。但尊敬的陪審員們，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真正的智慧只屬於神。他藉助上述神諭啟迪我們，人類的智慧沒什麼價值，或者根本沒有價值。在我看來，神並不是認為蘇格拉底最聰明，而只是以我的名字為例告誡我們，「你們當中像蘇格拉底那樣最聰明的人，他也意識到自己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
I. 關於蘇格拉底 申辯篇
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70歲，他被控以不信奉本邦的神靈並且蠱惑青年的罪名。深層次的原因則是源於蘇格拉底作為一個思想家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尤其是觸及了希臘的民主政體。當時的雅典民主政權經歷過危機，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戰敗後親斯巴達的貴族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獨裁統治，雅典民主政權才恢復不久。其中的獨裁者還有蘇格拉底的學生。再加上他平日里獨特的批評方式也得罪了不少人，他的受審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蘇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上申辯，一開始就作出聲明，他用世俗談話不加修飾。他一向敵視修辭，不懂修辭，只知道事實真相，不用辭令掩蓋自己的性格。他對當時盛行的演說術是非常反感的，他曾對當時最著名的演說家高爾吉亞斯說，演講術只是「一種談不上是藝術的行為，只不過是表現一種精明大膽的精神，天生有著同人巧妙打交道的傾向。」甚至用「馬屁術」這樣的字眼總結它的性質。（《高爾吉亞斯篇》）
關於蘇格拉底的受審，可以參考三聯書店出版的《蘇格拉底的審判》一書，該書結合蘇格拉底的思想生平對這次在西方歷史上可以同耶穌受審相提並論的事件進行了詳盡考察。
商務漢譯名著有《游敘弗倫 蘇格拉底的申辯 克里同》合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