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德訴訟

① 沒有公共道德的人可以被起訴么

可以到法院具體咨詢一下，其實這樣你最好去找小區負責人啊？讓他們出面處理。他們有義務的。

② 不正當競爭訴訟

四川未知律師事務所答：不正當競爭是指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違反自願、平等、公內平、容誠信的原則以及法律和商業道德，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行為。
重要性：公平有序、充滿活力的競爭機制是釋放各類創新主體、創新活力的重要保障。反不正當競爭法更好的保障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③ 不道德的審判完整版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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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不當得利訴訟

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①受益人為善意，即在取得利益時不知道沒有合法根據其返還利益的范圍以利益存在的部分為限，如果利益已經不存在，則不負返還義務。所謂現存部分，不應該只限於原物或原物的固有形態，如形態已改變，其財產價值仍存在或可代償，仍屬於尚存部分。
②受益人是惡意，即在取得利益時明知道沒有合法根據，其返還利益的范圍應是受益人取得利益時的數額，即使該利益在返還時已經減少甚至不復存在也不能免除其返還義務。
③受益方在取得利益時為善意、嗣後為惡意的，其返還范圍應以惡意開始時存在的利益為准。
一.給付發生的不當得利:
1.給付的目的自始不存在;但在下列情形，當事人一方雖然沒有給付義務而為給付，另一方的的得利也不為不當得利：履行道德義務而為給付;為履行未到期債務而交付財產;明知無給付義務而交付財產;因不法原因而交付的財產(但是如果是單方面違法的，照樣構成不當得利，如綁架的贖金、黑社會的保護費等)。
2.給付的目的未達到;3.給付的目的嗣後不存在。
二.給付以外的不當得利:
1基於受益人自己的行為而發生的不當得利。
2基於受損人的行為而發生的不當得利。
3基於第三人的行為而發生的不當得利。
4基於自然事件而發生的不當得利。
5基於法律規定而發生的不當得利。

⑥ 惡意訴訟的案例 說法

不久前，人民法院報刊登了這樣一起案例：2001年6月，上海海關高等專科學校的法律教師史鵬程，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交訴狀，狀告校長於申侵犯了他的著作權，請求法院確認《海關權利的法律思考》、《論海關權力》兩文的著作權屬於其本人，並要求被告公開賠禮道歉，賠償其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人民幣16800元。出人意料的是，經過主審法官的調查發現，事實真相竟是原告冒用被告的名義發表了自己撰寫的論文，而後又以被告侵犯自己著作權將被告告上法庭，而原告之所以這么做的原因是史鵬程在校期間為自己出書，冒用單位名義在外搞征訂，違反了學校財經制度。被發現後，經校領導討論對其做了處分，史鵬程為報復校領導而採取了這種惡意訴訟的方式。基於此，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審判決：駁回原告史鵬程的訴訟請求；案件受理費1000元由原告負擔。學法「玩」法的史鵬程，終究在法律的正義面前敗下陣來。案件至此已真相大白，似乎可以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了，但對於常見諸各種媒體的惡意訴訟案件，我們不得不靜下心來，認真思考一下，是什麼原因讓一向畏懼訴訟，不願與官司扯上關系的中國人大膽到敢利用訴訟來為自己獲取不正當利益？究竟我們的司法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所謂惡意訴訟，是指當事人以虛假的事實提起訴訟，利用訴訟獲取自己不正當利益的訴訟行為。惡意訴訟對司法制度和社會安定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司法機構，特別是法院若對此處理不當，勢必會造成公眾對訴訟的不信任感和對社會的抵觸情緒。就個人而言，惡意訴訟往往是惡意當事人以犧牲對方的利益來獲取自己不正當利益的訴訟行為，因而對對方當事人而言，司法機關是否能正確處理案件對其至關重要，稍有不慎便會侵害到其個人利益。但同時，惡意訴訟又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從形式上看，這類訴訟行為往往都符合程序法的一切要求， 主體資格、事實理由也往往具備程序法要求的條件，特別是當事人為達到目的，在起訴之前就會為案件今後的審理做好充分的准備和鋪墊，因此，在訴訟初期很難判斷其為惡意訴訟，即使是在案件審理開始之後，案件的審理者也很容易被惡意當事人的精心策劃所迷惑。可以說，如何識破並徹底杜絕惡意訴訟，對司法工作者而言是個不小的難題。
我們知道，我國是一個崇尚「和為貴」思想的國家，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一向懼訟的當事人反而利用起了訴訟，以往很少聽說的惡意訴訟卻在近幾年屢次見諸報端呢？我們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多年來法制意識的宣傳和教育使得 「依法治國」的觀念已逐漸深入人心，人們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強，法官、律師、當事人的文化素質和知識水準也得到較快提高，而且大多數中國人以往根深蒂固的懼訟心理有了極大改善。不可否認，這種現象是可喜的，但法制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制度的建設、意識的培養應當協調進行，缺一不可。那麼我國的司法制度現狀如何呢？應當說，我國民事訴訟制度一直以來深受封建專制和大陸法系法律制度的影響，實行的是超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 無論是立法上還是審判實踐中都存在很多弊端。一方面，立法不完善、不穩定，時至今日仍有許多法律法規處在修改和進一步完善階段；另一方面，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審判法官包攬一切司法活動的情況。盡管從90年代開始，我國針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缺陷，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審判方式改革，立法活動也逐漸趨於成熟，但仍屬於法制進一步建設和逐步完善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法律和制度上的漏洞就很容易被已經逐漸習慣使用法律武器的人加以利用。
其次，當前的法制教育和宣傳缺乏對誠實信用的足夠重視。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體制下進行經濟活動的道德准則，同時也應當是市場經濟體制下解決民事、經濟糾紛應當奉行的道德准則，他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和解決糾紛過程中，講究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誠實信用原則在訴訟中應包括當事人與法官之間、當事人之間的誠實信用。不僅法官在訴訟中不應越俎代庖，給予當事人應有的訴訟主體地位，而且當事人之間也應當講究誠實信用、不詐不欺，不得使用違背誠實信用原則的不正當手段利用有利於自己的訴訟法規和規避不利於自己的訴訟法規。由於我國傳統的訴訟觀念和訴訟體制的制約和歷史慣性作用，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沒有規定誠實信用原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至今，訴訟理論對誠實信用原則也未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就導致當事人的法律意識雖逐漸增強，但卻不夠完善和健全，也成為惡意訴訟出現的思想根源。
再次，我國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多漏洞和缺陷，這成為惡意訴訟屢次發生的客觀原因。我國傳統的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中，法官的職權色彩十分濃重，對訴訟的發生、發展、變更和消滅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法官私下單獨接觸當事人的情況時有發生，訴訟結果很可能為訴訟主體違背良心和道德准則的行為所左右，惡意訴訟因此而發生就不足為奇了。基於此，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將審理案件的重心由庭下轉為庭審當中，但由於庭審方式仍處於改革階段，改革過程中暴露出的許多漏洞就會被別有用心的當事人所利用，因而徹底杜絕惡意訴訟的條件之一就是盡快完善訴訟體制，根除惡意訴訟產生的客觀土壤。
最後，對惡意訴訟當事人懲罰措施不明確也是惡意訴訟日漸泛濫的原因之一。針對惡意訴訟對訴訟個人和整個司法實踐帶來的極大的負面影響，對惡意訴訟當事人應有與其相當的懲處措施，經濟上的懲罰和刑事上的懲處應當相結合。而我國在這方面規定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從另一個側面加速了惡意訴訟的滋長。
可見，導致惡意訴訟滋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意識上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不足。針對上述問題，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解決：
第一，既然惡意訴訟產生的根源在於意識上的缺陷，那麼首先就應從意識上入手。在法律意識的培養和教育過程中，加強對誠實信用思想的宣傳。同時誠實原則也應規定在民事訴訟法中，作為一項法定原則加以貫徹。市場經濟不但是法制經濟，也是道德經濟，這就意味著市場經濟主體之間的糾紛解決，不但要遵循程序法的具體法律規定，而且也要體現善良、誠實的訴訟意思內容。 事實上，民事訴訟所具有的時效性、合理性的特點本身就包含著公序良俗的道德內容，因此將與糾紛的解決息息相關的道德要求納入民事訴訟原則范疇，有其現實根據。另外，誠實信用原則的作用是不能為其他原則所替代的。民事訴訟中的處分原則、當事人平等原則、辯論原則等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訴訟公正的要求，但都只側重於民事訴訟的某一方面，尤其是側重於程序規范方面，而誠實信用原則既是對其他原則的補充，同時其自身也可發揮在意識領域內的獨特作用。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國立法也都對此作出了規定。例如，1985年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訴訟法和1933年修改的德國民事訴訟法都規定，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惡意陳述虛偽事實的，法院可以處以罰款。 並且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國家的民事訴訟實踐中逐漸擴大了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范圍。
第二，加快改革我國現行民事訴訟體制的步伐，堵塞審判實踐中現有的漏洞，防止惡意訴訟當事人利用訴訟侵害他人利益。例如，我國現行訴訟機制中，訴訟費用的收取存在很多缺陷。實踐中常見的問題主要是惡意訴訟中的惡意當事人一旦一審敗訴，明知一審判決正確，沒有勝訴的可能，仍提起上訴，上訴後以利用二審法院向他們送達繳納訴訟費通知困難為借口，規避法律，不在規定的期限內依法繳納上訴費，使一審勝訴的當事人無法申請執行，中院不能很快立案進入二審程序，又不能下裁定自動撤回上訴處理，案件長期處於懸而不決的狀態。那麼針對這種情況就應當制定相應的對策，明確告知當事人在上訴的同時應當交費及交費的金額。對此，已有部分法院採取了對應措施，如江蘇省南通市中級法院出台的《當事人預（催）交上訴費等事項的通知》的規定， 在實踐中就發揮了良好的作用。類似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審前准備制度的不完備、當事人辯論制度的不健全以及民事審判執行的不及時等都為惡意訴訟的產生埋下了隱患，這些都亟待改革和完善。
第三，針對對惡意訴訟當事人懲罰措施不明確的現狀，立法上要加以健全和改善，民事訴訟法律法規中應明確規定對惡意訴訟當事人的懲戒措施。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明確規定一旦法院認定案件為惡意訴訟，則原告不允許撤訴。這是由於原告以虛假的事實提起訴訟，這一起訴行為已經在原、被告同處的環境中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如果准許其撤訴，案件沒有實體結論，很可能使被告受到這一起訴行為的不良影響。因此考慮到原告的這一行為可能會影響他人的合法權益，法律應禁止其撤回訴訟。另外，惡意訴訟事實上也是對國家司法制度的藐視，禁止其撤回訴訟也是對國家司法權威的維護和對濫用訴訟權利的當事人的警戒。其次，規定對惡意訴訟當事人經濟上的處罰措施。之前我們已提到，奧地利、匈牙利和德國的民事訴訟法中都規定，當事人或其代理人惡意陳述虛偽事實，法院可以處以罰款，對此，我們應當加以借鑒。實踐中，大多數法院對惡意訴訟當事人往往僅判決其承擔訴訟費用，這對於懲處惡意訴訟當事人和警告廣大公民是遠遠不夠的。法律應根據訴訟標的和案件影響程度對經濟懲罰措施的標准有一個合理的、統一的規定，並賦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以便根據案件實際情況有一個正確的處理。最後，對性質極其惡劣、影響極大的案件，法律應規定對惡意當事人的刑事懲罰措施。當然，在民事案件中採用刑事制裁措施本身需要制度上的合理規定和部門間的配合。法律可採用由民事審判庭直接交由刑事審判庭審理的方式或建議在惡意訴訟中受到利益損失的當事人提起刑事訴訟的方式。總之，只有懲罰措施逐步完備，才能從另一方面杜絕惡意訴訟的進一步滋長。
這里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惡意訴訟與當事人訴訟行為瑕疵有著根本的區別。當事人訴訟行為瑕疵是指由於當事人主觀或客觀上的原因沒有依照程序法的規定實施的訴訟行為。法律對此考察的重點在於當事人的訴訟行為在形式上是否合法，而訴訟行為本身的內容是否合理、合法不是訴訟行為瑕疵所考慮的范圍。與之相對的，惡意訴訟則重在考察當事人訴訟行為的本質是否合法、實施訴訟的動機是否端正。當事人訴訟行為瑕疵的出現，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不能一概而論。因此，作為法院，在審查判斷當事人的瑕疵訴訟行為有效無效時，就應當慎重考慮。訴訟行為是人為的行為，更是關繫到當事人切身利益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要求當事人的訴訟行為不能有絲毫的錯誤。事實上，當事人訴訟行為出現瑕疵的機會一定程度上是現行法律制度所賦予的，因此，在考慮程序安定和訴訟順利進行的前提下，將程序利益與當事人利益進行比較後作出明智的選擇是必要的。而對於惡意訴訟，盡管這種訴訟現狀的出現有法律制度不健全、存在漏洞的原因，但由於惡意訴訟會給公民、法制和社會帶來極其惡劣的影響，對社會的穩定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對惡意訴訟則絕不能姑息。 [

⑦ 不屬於道德范圍但違反法律的案例

四、 爭議之三：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是否構成對我國憲法解釋體制的挑戰？
對最高人民法院就齊玉苓案所作批復，大多數學者認為是司法解釋，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該批復屬於憲法解釋，有的甚至認為是最高人民法院濫用司法權，或者說是對我國憲法解釋體制的一次挑戰。
實際上，像大多數學者指出的，批復應屬於司法解釋，盡管是對憲法具體適用問題的司法解釋。
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沒有對法律實施的監督權和立法解釋權（即無權對法律條文的含義或界限加以進一步說明），而只對審判過程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有司法解釋權；同樣，最高人民法院也沒有對憲法的監督權和解釋權以及提請解釋憲法權，而只有權對其認為違憲、違法的法律以下的規范性文件，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查，即最高人民法院只有對其認為違憲、違法的法律以下規范性文件的提請審查要求權。
但是如何理解「審判過程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中的「法律」呢？應當指出：在規定這一條款時，即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和1979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1983年曾修改）時，1982年憲法尚未制定，對「審判過程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中的「法律」，應作較寬泛的理解；而且，批復是在「審判過程中」作出的，是最高國家審判機關行使審判監督權的體現，不宜認為是「濫用司法權」。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認為：「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公民受憲法保護的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應承擔民事責任。」並沒有對憲法第46條中「受教育的權利」的含義或界限作出解釋，而是指出：如果受教育權受到侵犯，侵權者應承擔民事責任。即批復確認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可在民事訴訟中引用該條款加以適用。盡管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人士把受教育權理解為我國民法通則沒有規定的一般人格權中的人身自由（意志自由），並認為教育法屬於憲法類法律，但這僅僅是個人對教育權性質和教育法屬性的一種判斷，並不是在解釋憲法。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就齊玉苓案所作批復，是對民事審判過程中具體應用憲法問題的司法解釋，而不是憲法解釋，並沒有對我國現行憲法解釋體製作出重大突破或構成挑戰。

五、 爭議之四：公民能否成為侵犯基本權利的主體？
許多學者注意到，本案的主要被告陳曉琪是一位普通公民，而非政府機關，從而提出以下疑問：公民能否成為侵犯基本權利的主體？
不少學者指出：依據西方憲政理論，一般而言，只有國家，而非個人，才有義務尊重並保護憲法性基本權利。如此嚴格要求乃是基於這樣一種理念：憲法的基本要旨在於制約政府權力，而非約束人民。基本權利標明了國家權力的邊界，其要義在於抵抗國家的不當行為，而非私人的不法。換言之，憲法適用是為了保護公民免受公權力對憲法權利侵犯的一項制度安排，因國家機關保護不力，國家機關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而該案主要是公民對公民的。如果在普通民事案件中直接適用憲法條文，實際上將違憲行為的概念泛化。
但也有學者認為，憲法是界定政府與人民之間關系的根本法，也是保護公民權利的根本法。對於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政府不能侵犯，私人（包括非政府的法人和其他組織）也不能侵犯，這就給憲法介入私人領域提供了最根本的理由；而且，社會的發展和憲法中關於公民社會經濟權利的日益增多，也為憲法保護公民私權利不受侵犯提供了現實選擇。對此，美國著名學者路易斯?亨金早就指出：憲法中的權利條款僅僅保護其不受「國家行為」的侵犯，而將私人對他人權利的侵犯留給侵權法。同時應當承認，中國的憲法視角與西方不同，我們強調憲法是根本法，側重於憲法首先是一部明確國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的宣言。中國傳統憲法觀念也認為，公民基本權利與義務相一致是中國憲法的特點之一。公民基本權利不僅約束任何國家機關，也約束其他組織和個人。這樣，「私法關系並未排除在憲法調整范圍之外。」
但是，將公民基本權利「降格」為私權利，使得哪些權利才能稱得上「基本」權利變得混沌不清。另外，更重要的是，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憲法制約國家權力的核心功能，沖淡基本權利的公法性。
因此在肯定齊玉苓案積極意義的同時，也要注意其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是與我國現階段憲法規定本身的局限性和我國憲法和人權理論的局限性相適應的。畢竟，齊玉苓案僅僅是普通民事訴訟中適用並直接引用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條款的第一案，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憲法訴訟案件。

六、憲法適用與憲法監督並行：中國憲法訴訟制度的可能模式是什麼？
齊玉苓案審結了，但它留下一個亟需研究解決的問題：中國憲法訴訟制度的可能模式是什麼？
應當承認，齊玉苓案是中國憲法在普通訴訟中適用的第一案，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但它僅僅是開創了普通訴訟中憲法適用的先例，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憲法訴訟。建立獨立於普通訴訟的憲法訴訟制度尚待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從理論上說，建立相對獨立的專門憲法法院，是最理想的憲法訴訟模式。這種體制更能保證憲法規范的全面、充分適用，更有利於實現憲法的司法化。但筆者贊同「尋求活動空間比制度外設計更具有可行性」的觀點，主張在當前中國政治體制未通過修憲程序改革前，應建立憲法監督與憲法適用並行的過渡性憲法訴訟模式。
首先，可以考慮在普通法院內組成憲法審判庭（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內設立），有選擇地直接適用憲法規范審理和裁決案件。有憲法爭議審判權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將憲法規范、其他法律規范和司法解釋一起引用，也可適用憲法原則及其他法律規范和司法解釋進行裁斷，實行二審終審制。通過直接引用憲法規范或原則，實行普通訴訟中的具體憲法適用；如果法院在審理普通訴訟中涉及憲法爭議案件的過程中，認為某一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同憲法相抵觸，可依立法法第90條的規定，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書面提出合憲性審查的要求或者建議。由於普通訴訟中涉及憲法爭議當事人的利益相關性和沖突性，容易發現一些與憲法規范相抵觸的規范性文件或違憲行為，從而有利於啟動憲法監督制度。
其次，在全國人大之下設立相對獨立的憲法監督委員會，協助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開展經常性的抽象性違憲審查工作。
同時應當強調，評析齊玉苓案的視角和過程，比齊玉苓案本身更有意義。本案啟示我們：
首先，要以齊玉苓案為契機，對我國憲法理論和憲法制度進行深刻反思，在觀念層面上與時俱進，進一步確立「憲法是規范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根本法」的基本價值理念。
其次，在制度層面上應努力創新，大膽探索憲法規范的具體適用。為此，應進行以下工作：
（1）適時修改憲法，確認「憲法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2）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進一步明確最高人民法院對審判過程中憲法應用問題的解釋權；
（3）在即將制定的監督法中，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最高人民法院就審判過程中憲法具體應用問題所作的不適當的解釋」。

3－3 中國憲法平等權第一案

2002年1月7日，四川大學法學院1998級學生蔣韜一紙訴狀，將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告上法庭，理由是該行招聘限制身高，違反了憲法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規定，侵犯了其擔任國家機關公職的報名資格。該案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媒體競相報道，被稱為「中國憲法平等權第一案」。
原告方訴稱：

⑧ 怎麼准備道德起訴

沒有聽說有什麼道德起訴，
你可以起訴他們瀆職，
或者起訴他們對孩子對家長不負責任，
你說的那個道德起訴真的不存在的。

⑨ 員工違反職業道德可否起訴

員工違反職業道德，如果只簽了聘用合用，並沒簽保密協議，不可以起訴，即使起訴，也是勝訴可能性不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二十三條和第二十四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可以在勞動合同中約定保守用人單位的商業秘密和與知識產權相關的保密事項，競業限制的人員限於用人單位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和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因此如果沒有這樣的協議，就不能要求勞動者遵守。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
第二十三條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可以在勞動合同中約定保守用人單位的商業秘密和與知識產權相關的保密事項。
對負有保密義務的勞動者，用人單位可以在勞動合同或者保密協議中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條款，並約定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後，在競業限制期限內按月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勞動者違反競業限制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
第二十四條競業限制的人員限於用人單位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和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競業限制的范圍、地域、期限由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的約定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
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後，前款規定的人員到與本單位生產或者經營同類產品、從事同類業務的有競爭關系的其他用人單位，或者自己開業生產或者經營同類產品、從事同類業務的競業限制期限，不得超過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