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立法的規定

A. 科學立法的主要舉錯有哪些

第一，法律形式的相對吸納化。法律形式是立法面臨的首要問題，所謂法律形式是指一國法律的淵源以及這個淵源所能夠包容的法律規范形態。對人類社會法律進程有較大影響的有兩個法系，即經常提到的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這兩個法系的區別在諸多方面都有所表現，最大的區別在法律形式方面。大陸法系以成文法的形式為主，而英美法系則以不成文法形式為主，二者在法律形式上的這種區別使兩大法系各自具備了相對的質的規定性。然
而，隨著人類法治技術的不斷提高，兩大法系的法律形式亦在相互感染和交叉。正如梅利曼所分析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和司法機關作出的判例之間的區別，往往將人們引入歧途。 美國一個典型的州所具有的生效法規起碼不少於一個典型的歐洲或拉丁美洲國家。如同大陸法系國家一樣，法規在美國同樣具有法律效力，差別僅在於它有賴於法官根據立法精神加以解釋和適用。而且，美國的成文法規的權威高於司法判例，並可取代相抵觸的司法判例（憲法性問題除外），但反之則不能。所以，法規數量的多少以及權威的大小，不是區分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有效標准。有無法典存在，也不是區分兩大法系的依據。加利福尼亞州所有的法典比任何一個大陸法系國家還多，但它並不屬於大陸法系。大陸法系的絕大多數國家固然有法典，但是在多數普通法系國家中，系統化的法典也充斥於各個法律部門。從外表上看，這些法典與歐洲或拉丁美洲國家的法典無異。另一方面，就大陸法系國家本身來說，也不一定都有法典。匈牙利和希臘早在民法典頒布前就屬於大陸法系，但匈牙利直到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後才有了民法典，希臘首次頒布民法典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因此，法典形式並不能成為清楚地分辯大陸法系與普通法系的標志。」這只是對兩大法系相互交織這一客觀事實的描述。中國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屬於大陸法系，但是，在中國的立法傳統中都深深刻畫著大陸法系的印痕。基本上不承認非正式法律淵源之外的行為規則是法律的淵源。這種將法律形式絕對化的狀況是不利於立法科學性的。有學者就認為法律的形式經過了習慣法、成文法、公理等不同的發展階段，而當代社會的法律形式則應當是所有能夠正當調整人類社會關系並能被吸收到法律中來的所有行為規范的大融合。具體地講，要實現科學立法就必須使法律形式能夠相互吸納。當然，法律形式的相互吸納除了上述涵義外還包括其他方面。例如，調整公權利的法律典則與調整私權利的法律典則的吸納，在此方面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例如，有關契約的規則技術被運用於行政法規則之中就是例證。法律之間的相互吸納若從法哲學的角度分析則是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一個革命性變化。 第二，立法邏輯的自下而上化。立法的邏輯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進路。也許，在一國的立法中兩個進路是相互交織運行的，但是，一方面，這兩種立法邏輯的命題是成立的，即從理論上對這兩種立法邏輯作出概括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另一方面，一個國家在立法中總會從這兩個立法邏輯中選擇其中之一。在正常情況下，兩種立法邏輯的存在並不是一個偶然的沒有相應背景的孤立的產物，而是有著非常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哲學依據，「當教育尚未普及，知識惟偏於上層階級之時，知文字者惟有貴紳，故其結果以難解之文章語句為高尚而尊之，以通俗平易之文章語句為淺近而賤之。專制時代之立法者，固無論矣，即至立憲時代之後，亦往往襲其遺風，凡詔敕，法令及其他公文，皆用古奧難解之辭以保持法令之威嚴。且事實上，人民又常尊敬能知其所不知之人，故對於用艱深文字發布之命令，常懷畏敬之念。有時立法者欲誇示其學識，而故意用古奧文字以草法令者，亦復不少。」可見，不同的文化背景會導致不同的立法邏輯。在文化尚不發達的情況下，選擇的應當是自上而下的立法邏輯，而在文化較為發達的情況下則應當選擇自下而上的立法邏輯。當然，最為主要的是政權體制的特性，在政權體制相對集中化的政治格局之下，選擇的是自上而下的立法邏輯，而當政權相對民主的情況下則選擇自下而上的立法邏輯。中國由於在國家結構形式上實行單一制，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權上實行集中統一的權力行使制度，因此，中國立法邏輯長期以來應當說是以自上而下為主。中國重大的立法決策來自於國家政權體系之內，甚至於來自於國家政權體系中的相對高層。法律案的形成是由各個管理部門以法案的形式提出的，而社會公眾的提案則相 對較少。法律文件的形成也基本上在政治體系之內，例如<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第7條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認為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應當於每年年初編制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劃前，向國務院報請立項。國務院有關部門報送的行政法規立項申請，應當說明立法項目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依據的方針政策和擬確立的主要制度。」第8條規定：「國務院法制機構應當根據國家總體工作部署對部門報送的行政法規立項申請匯總研究，突出重點，統籌兼顧，擬訂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劃，報國務院審批。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工作計劃的行政法規項目應當符合下列要求：（一）適應改革、發展、穩定的需要；（二）有關的改革實踐經驗基本成熟；（三）所要解決的問題屬於國務院職權范圍並需要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科學立法科學性的實現路徑之一便是選擇自下而上的立法邏輯，就是說立法決策、立法案的形成首先從下層開始，最後再予以集中，這其中的道理是毋須再作論證的。
第三，立法視野的全球化。法律的本土化與全球化是中國在加入WTO之際引申出來的一個法律哲學問題，與其說它是一個法律問題還不如說它是一個法律制度中的價值選擇問題，因為接受上列兩個不同的命題對一國立法的進路乃至於法律規范體系的實效會產生根本性影響。即是說，若接受了法律本土化的命題，那麼，在立法中將以歷史傳統、民族文化等為根本點。反之，若接受了法律全球化的命題，那麼，在立法中將以人類社會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的法律調控理念為根本點。關於法律本土化與全球化的爭論至今還沒有結

B. 結合民法典的出台,談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本身既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科學，更是關涉國計民生的國家權力行使活動，這就要求立法反映人民的意願，實現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的有機結合。從兩者的關繫上看，民主立法是主導，科學立法是關鍵。立法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行使人民賦予其的國家立法權的活動，立法活動本身及其結果必須要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這是對立法主體性的首要要求，在此基礎上需要科學合理確定人民權利義務及其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分配關系。可見，沒有民主立法，科學立法就會成為空談，就無法真正體現公權力服務於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要求。
我們先談談民主立法。立法首先要秉持民主立法的要求。民之所欲，法之所系。我們的法律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體現，所以立法的程序和結果都必須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回應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為此就必須要在立法過程中廣泛徵求民意、匯集民智，達成最廣泛的共識。應當說我們在民主立法方面已經有比較完善的立法程序設置。最典型的做法是將法律草案在媒體公布向全社會徵求意見，我們的《勞動合同法》草案就徵集了20多萬條意見，《個人所得稅法》修訂草案徵集了30多萬條意見，實際上此種做法在國際上也是很先進的。我曾經和美國通用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法律部負責人討論過這一問題，他說美國國會在制定法律時也從未將草案向全社會公開，而只是在國會進行辯論，大多數民眾並不了解法律草案的基本內容，所以立法仍然是議員們的事情，他認為中國的做法值得美國學習。強調民主立法，就必須要使立法去行政化和利益集團化，因為無論是部門立法還是受利益集團影響的立法，都不是真正的民主立法。在美國近幾十年來有關金融衍生產品的量化和市場監管的法律法規，之所以能夠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華爾街利益集團游說的影響，以至於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對我國立法也是一個教訓。再比如，美國槍支管理失控，槍擊案不斷，對民眾安全帶來了極大的威脅，但有關管理槍支的立法始終無法通過，除了憲法的障礙之外，最重要的還仍然是強大的利益集團的影響。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了部門立法的弊端，也應防止利益集團對立法的不當影響。使法律真正能夠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匯集民智不斷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徵求民意的過程也是一個法律普及的過程，是對民眾參與民主生活的有益訓練，其對於法律的順利實施起到了很好的鋪墊作用。
在民主立法方面，《物權法》作了很好的示範，該法在通過以後之所以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也與其在制定過程中廣泛地吸取民眾的參與有很大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有幾點經驗尤其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一是充分尊重專家學者的意見。在物權法制定的前期，一般是立法機關委託專家提出草案建議稿，作為立法的重要參考。由於專家建議稿裡面有立法理由書，這也為立法提供了一些前期准備。尤其是在立法過程中，針對物權立法中的一些重大疑難問題，立法機關委託專家進行專題研究，從而對這些問題有了充分的理論鋪墊。二是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使法律草案能夠反映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聲音。例如，關於小區車位車庫的歸屬問題，立法機關就充分聽取了業主、開發商、主管部門等的意見，盡管各方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但對最終規則的形成，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三是向全民公布草案、徵求意見。當草案比較成熟時，通過向全民公布，徵求意見。2005年7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公布，短短一個月內，全國人大法工委就收到了群眾意見11500餘件，8月11日，全國人大法工委將7月27日至8月10日媒體以及群眾來信提出的主要意見進行了分類整理，在互聯網上進行了公布，作為立法中的重要參考，從而將討論引向深入。我覺得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最讓我感動的是：物權法草案公布以後，有大量公民積極建言獻策，提出立法建議。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正在不斷推進民主立法的進程，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公民參與國家立法事務的熱情不斷高漲。尤其令我感動的是，其中一位盲人通過盲文的形式提出了長達數萬字的建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我相信，物權法是我國民主立法的一個良好寫照，為今後立法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益經驗。這些經驗實際上是立法機關開門立法、民主立法，最大限度聽取民意的充分體現，這為我們未來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在強調民主立法之外，還要注重科學立法。科學立法要求立法反映客觀規律，符合實際的需要。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曾經有一種理論認為，有關市場的法律規則應當根據市場自身自發的法律秩序來構建，純粹應當根據所謂「試錯」的規則來不斷調試，而不能完全依賴於立法者的理性，因為立法者的預見性是有限的，所以它的理性是極其有限的，是常常會犯錯的。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美國近幾十年來，在資產證券方面通過了一系列法案，不斷放鬆監管，鼓勵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的自由交易，以至於形成了嚴重的次貸危機。但是，德國很早就頒布了資產證券法，該法案還是嚴格按照市場的規律對金融產品的交易進行了干預，從而避免了危機的發生。這就說明完全否認立法者的理性而將立法完全交給市場，也是不妥當的。因為立法者雖然不能預見到未來的一切，但是立法本身是一門科學，立法者能夠按照科學的要求，准確把握社會經濟的規律、對未來的發展作出一定前瞻性的預見，並且能夠引導市場秩序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發展，而不是盲目地交給市場這個無形的手去控制。我國近幾年在科學立法方面，立法機關也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一是對立法立項的科學評估，即哪些立法議案應當獲得立項，必須經過科學分析。同時在立法過程中也要進行科學評估，確定客觀情況是否已經發生變化，該法在通過後是否會滯後。二是在執法檢查中對立法進行評估，發現現有法律在適用中的問題，為以後的立法提供建議。三是廣泛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甚至將一些法律事先委託專家學者擬定建議稿。四是加強立法的前期調研工作，在立法過程中通過前期調研能夠充分發現立法的需求。這些做法其實都是為了准確把握立法的客觀規律，然後將之反映到立法過程中去。
從整體上說，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之間是不矛盾的。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它們之間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沖突。例如，在破產立法中，勞動債權是否可以優先於抵押權，引發了激烈的爭議。如果要徵求民意，大多數民眾可能要求，勞動債權要優先於抵押權。而從科學立法的角度來看，抵押權優先於勞動債權，不僅符合法學原理，而且，有利於鼓勵交易，最終有利於社會的整體發展。所以，我認為，對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來說，兩者不可偏廢，前者強調立法要反映民意，但民意不一定都符合客觀規律的，所以又要通過科學立法來准確把握這些規律，努力提高立法的質量。
科學立法是確保立法質量的關鍵，當然，在科學立法過程中我們還存在很多不足，我認為要注重科學立法，還應該注意如下幾個問題：一是立法既要保持其適度抽象，又要保持其可操作性。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差異很大，法律如果規定的過於具體化就有可能影響其在一些地區的實際效果。但是如果仍然奉行「宜粗不宜細」的做法，法律就會缺乏可操作性，不能發揮其實際的效果。二是在矛盾沖突中作出決斷。現在立法普遍會存在一種「擱置爭議」的做法，凡是爭議較大的問題，就採取了迴避的態度，認為對這些問題的規范時機尚不成熟，在立法中避而不談。我認為立法不能迴避社會矛盾，正像彭真同志所指出的，立法就是要在矛盾焦點上「打杠杠」。在一個利益多元化的時代，立法機關要勇於和善於對社會生活中的利益沖突作出妥當的決斷。三是要解決好法律的前瞻性和穩定性的問題。立法既要注重時效，不能脫離現實，總結現實的經驗，同時，立法也要有一定的超前性。我們強調，法律必須是經驗的反映，但是，法律是對實踐的經驗總結，而不能完全等同於實踐做法。在我國的轉型階段，立法沒有前瞻性，就容易導致法律的滯後性，這必然要求不斷進行法律的廢、改工作，從而有損法律的權威。四是立法既要注重本土性，又要注重國際性。立法應當總結人類社會的規律，吸收國外的先進立法經驗。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對有關經濟領域的法律規則，我們不可能游離於國際通行規則之外，我們要積極參與國際立法並努力爭取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同時，我們對經濟領域中的一些先進規則應大膽借鑒。當然，對一些婚姻家庭等固有法領域的規則，仍需保持我們的優良傳統和生活習慣做法。五是應當注重對立法之後的實效評估。法律的出台並不意味著立法工作的結束，還要關注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實效。要充分關注有些法律沒有發揮實效的真正原因，有的法律出台後就很快被束之高閣，沒法有效發揮對社會生活的規范作用，這就需要我們認真評估並找出問題所在。同時，這也為以後的立法積累經驗、總結教訓。
法治的重要內容是良法之治。立法工作應該是一項非常嚴肅的、科學理性的工作，同時又是一個廣泛吸納民意的民主過程。只有將民主立法與科學立法結合起來，才能真正保證立法的質量、實現良法之治。

C.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與「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矛盾嗎（

不矛盾。它們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有法可依是指法律法規要完善，做到解決問題能有法可循，是後三者的基本前提和基礎。

有法必依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中心環節；即指一切國家機關，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和任何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依法辦事。

執法必嚴是社會主義法制的關鍵；即指執行的司法機關及工作人員，必須嚴格按法律的規定實施法律，堅決維護法律權威和尊嚴。

違法必究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保障。即指任何公民只要是違反了法律，必須受到追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個方面層層遞進，環環緊扣，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法律規范應當明確、肯定、具體，具有可操作性。法律的內容應當體現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不能把部門利益法律化。應當避免和消除各國家機關，不同時期的法律、法規之間的矛盾以及法律、法規與法律解釋之間的矛盾。

(3)科學立法的規定擴展閱讀

重點要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建立交叉執法制度。對於一些重要領域，如食品、葯品、環境等問題嚴重的領域，可以實施異地交叉執法，由外地執法部門來本地執法，本地執法部門到外地執法，以防止地方保護主義。

第二，為執法者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要提高對執法者及其家屬的有效保護，對於報復執法者及其家屬的違法者要予以嚴懲，使其不敢想不敢為。

第三，正確對待公民的權利。對於公民的權利，要做到尊重、保護、規范、限制並舉。而有的地方還存在「兩手軟」：對於公民的權利尊重、保護不夠，規范、限制也不夠；或者「一收就死」、「一放就亂」。

D. 如何深入推進科學立法 民主立法

一、著力抓好中央確定的重點立法項目。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年工作要點》明確了需中央研究的重大立法事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5年工作要點》和《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也提出了一批重要立法項目。要把這些立法項目擺在常委會立法工作重要位置抓緊抓好，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嚴謹細致的作風，依法按程序認真做好法律草案起草和審議工作，保證順利出台。立法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重要情況，由常委會黨組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按照中央決策依法認真做好相關立法工作。
二、及時調整常委會立法規劃。
本屆常委會立法規劃是2013年確定的。我們要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央重大決策部署，根據新形勢新要求及時對常委會立法規劃作出必要的調整。凡需要在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任期內完成或啟動的立法項目，一般應列入常委會立法規劃，由常委會黨組報請黨中央批准後組織實施。每年的常委會立法工作計劃要根據立法規劃作出具體安排，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堅持改革決策和立法決策相統一、相銜接，使常委會立法工作更好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三、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
這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新要求，修改後的立法法對此已作出明確規定。我們要切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健全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本次會議初次審議的證券法修訂草案、種子法修訂草案，就是由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分別牽頭組織起草並依法提請審議的。今後要堅持和完善這一做法。立法規劃調整後，有關委員會牽頭組織起草的任務增加了，責任也更大了。各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要認真做好法律草案的研究論證和起草工作，著力提高起草工作質量，更好發揮主導作用。對「一府兩院」方面牽頭起草的法律草案，有關委員會也要提前介入、積極溝通，及時掌握工作進展情況，做好審議准備工作。
四、要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必須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遵循經濟規律、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堅持求真務實、有效管用，切實增強法律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注意防止產生法律「好看不管用」的現象。認真貫徹實施修改後的立法法，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堅持並健全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機制，更加註重發揮人大代表參與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繼續做好立法評估工作，努力做到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應。

E. 黨的十八大如何體現了科學立法原則

科學立法不僅包含了對立法質量的要求，也包含了完善立法、為執法司法守法提供法律依據的意蘊。科學立法本身也要求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及時制定、修改法律法規，不斷健全法律制度。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逐步建立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2011年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重要里程碑。根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年10月27日發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白皮書，截至2011年8月底，中國已制定現行憲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規706部、地方性法規8600多部，涵蓋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已經齊全，各個法律部門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經制定，相應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比較完備，法律體系內部總體做到科學和諧統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推進科學立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要求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完善法律體系，需要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1 努力使每一項立法符合憲法精神。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這是對立法工作的重大要求。立法符合憲法精神，主要是要做到：（1） 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我國實行的是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在不同層次的法律規范中，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2） 制定、修改法律法規要以憲法為根本依據。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具有最大的權威性、穩定性，是制定、修改法律法規的基礎和依據。（3） 制定、修改法律法規要體現貫徹實施憲法的要求。憲法規定了一個國家的性質、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等重大問題，但要落到實處，還必須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作出進一步具體規定。完善憲法相關法，健全憲法實施的法律制度，是完善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

2 充分發揮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法的功能和作用一般可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規范功能，二是社會作用。法的規范作用和社會作用之分的觀點，是由英國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拉茲首先提出的。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更多或者主要體現在法的社會作用上。歷史經驗充分證明，法對行為方式的養成和社會生活的引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轉變發展方式的任務相當繁重，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壓力非常大，法不僅是實踐經驗的總結，更需要做好頂層設計，引領改革，推動發展。發揮立法的引領推動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立法決策與改革決策相銜接、相同步，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先立法、後行動，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成為社會一體遵循的法律規則，真正將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3 切實加強重點領域立法。按照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的要求，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應當重點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民主政治建設、促進文化事業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保護生態環境等領域，著力研究和推進立法工作。建議重點加快制定基本醫療衛生法、慈善事業法、公共圖書館法，制定、修改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等，引領推動相關領域改革；加強財政稅收立法，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在2020年前，全部將國務院根據授權制定的稅收方面的行政法規制定法律；制定行政機構編製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費法、國家公務人員財產申報法，修改立法法、有關組織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等，完善國家機構設置、運行監督程序和反貪污腐敗等方面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文化產業促進法等，促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和文化產業發展；制定社會組織法、社區矯正法、社會救助法、電信法，修改刑法、軍事設施保護法等，完善社會管理和公共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

4 更加註重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法律體系是動態的、發展的、開放的，它需要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進而不斷完善。立法工作要把握改革要求、發展變化，統籌做好立、改、廢、釋工作。及時對現有法律法規修改完善，是完善法律體系的一項重要任務。要通過法律法規修改、廢止和立法的解釋等方式，及時對現行法律法規進行補充完善，努力使法律制度適應發展變化的現實情況。要建立法律法規定期清理工作制度，適時開展法律法規清理工作。

5 積極探索法的編纂工作。法的編纂又稱法律編纂、法典編纂，是指「將現存同類法或同一部門法加以研究審查，從統一的原則出發，決定它們的存廢，對它們加以修改、補充，最終形成集中統一的、系統的法」。法的編纂有助於推動法制統一，促進法的體系完善，有助於實現法的科學化、系統化。在中國古代，唐朝《永徽律》就是在《武德律》、《貞觀律》兩部法典的基礎上編纂的；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就是經過編纂而成的法典；在美國，有經過編纂而成的統一的聯邦刑法典、商法典等。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可以在總結過去立法經驗，改造、統一、簡化有關同類法的基礎上，編纂《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法典編纂的時機已經成熟，法典編纂的時代已經來臨。

F. 怎樣實現科學立法

科學立法的實現路徑
實行科學立法，必須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遵循立法的科學理論，還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科學合理的立法體制機制
1.立法決策體制機制。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立法主體，是立法決策和立法協調主體。不過，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和委員長會議（或主任會議）在立法決策和協調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立法許可權（體制）。現行憲法和有關法律對立法許可權劃分作了基本界定，確立了統一的、分層次的立法體制。現在看來，立法許可權的劃分還不夠明晰，需要修改憲法和立法法的相關規定，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這一體制。（1）從縱向來說，要明確中央與地方的立法許可權劃分；明確省（市、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與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許可權劃分。（2）從橫向來說，要著重釐清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既要明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國務院的立法許可權劃分，細化憲法第八十九條關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界定何為「執行法律」、「行政管理職權」等，細化立法法第八條關於專屬立法權的規定；又要明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地方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劃分。（3）要明確人大與其常委會之間立法許可權的劃分，目前法律法規大多在人大常委會上通過，而很少（有的地方幾乎沒有）在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依法將更多的法律法規草案提請代表大會審議和表決，既是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的應有之義，也是增強法律法規正當性的必然要求。
3.規范立法權的行使。（1）擴大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范圍。有權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不積極、不主動，而有利益表達訴求的主體又沒有提出法律法規案的權力，因此，適當擴大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范圍，有利於適應利益主體多元化的需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等米下鍋」的問題。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數量」，可否考慮賦予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向省（市、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法規案的權力。（2）抓緊完善法律制度。我國法律體系內部不和諧、相互矛盾沖突的現象比較突出，還存在不均衡的問題。比如，雖有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卻沒有民法總則、更沒有民法典；社會保障方面法律也較為欠缺等。當前，急需「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進一步健全稅收制度。（3）適當將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中的一些內容，吸收到法律中來或者說由法律予以規定。既然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都是適用於全國的，那從權力行使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合法性）的角度來說，就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規定，而不應寄希望於國務院和「兩高」做細化規定，以免他們僭越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常委會行使的立法權。
（二）完善的立法程序
立法本身是一件大事，所以立法的協商、協調，不僅要在會下進行，也要在會上進行，而且要採取公開立法這種讓人看得見的方式進行。當前，在立法工作中要實行更加廣泛的協商，「深入開展立法協商。」
1.擴大立法博弈。立法本質上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分配和協調，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是在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條件下，通過協商和博弈，重塑新的利益格局，既保護共同利益，也保護個人利益。這本身既是民主立法，也是科學立法。我國正處於社會急劇轉型時期，復雜的政治和社會局面使得各項改革均步入了「深水區」，舉步維艱，實質上就是利益的表達與博弈不充分，而這又加大了改革的難度，延緩甚至阻礙了改革進程。因此，對利益的調整必須格外小心，必須與所涉及的利害關系人進行溝通，擴大和促進博弈，進而形成共識，達成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平衡各種利益，體現和保障各利益主體不同的正當利益。
2.進一步豐富方式方法。在立法過程中，已廣泛採取座談會、書面徵求意見、調查研究、列席和旁聽、公民討論、專家咨詢和論證、媒體討論、信訪等形式。立法法沒有對此作出明確規定，但其中第五十八條規定：「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其實，這些方法也可在法律起草過程中加以使用。因為這些方法的廣泛運用，不但有助於法案起草者深刻了解和把握各有關方面的利益、願望及相關要求，而且有助於立法協調工作的實施，保證立法順利進行，使法案更加成熟，質量更高。這需要修改完善立法法，從法律上進一步予以明確，做好立法溝通協調工作。
立法工作要堅持走群眾路線，建立健全相關的具體制度，使群眾參與立法制度化、法律化，把「運動式」的參與變成制度化、法律化的有序參與，特別是要適當改變以往立法工作中的一些做法，繼續徵求有關部門、有關方面的意見，但又不能局限於此，以免使得有關主管部門「借法擴權」、「與民爭利」，更要徵求法律所調整范圍內的利益集團和群眾的意見，擴大有不同利益的公權力機關的參與，特別是要擴大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利益階層的公眾參與和博弈。就是說，對政府部門組織立法起草或參與立法起草中可能滲入的部門利益，應當通過公眾參與、其他部門參與、立法審查、權力機關審議及其他程序博弈機制進行制約，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和意志。
3.完善立法聽證制度。（1）明確立法聽證的范圍，什麼樣的法律必須經過聽證、什麼樣的法律不必經過聽證等。（2）規定立法聽證的程序和相關規則，如選擇參與立法聽證的人或團體，舉行聽證會的法律效果，舉行立法聽證會的程序規則等。減少聽證事項、范圍和適用程序確定的隨意性。（3）確定和強化「反對意見（原則性分歧意見）優先發言、重點對待」原則。
（三）高超的立法技術和藝術
1.關於立法技術。立法技術是實現立法目的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是指法律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廢止的方法，法律的文本，法律的系統化等方面的規則。法律的調整的對象不同，調整方法也不一樣，既有公法與私法的調整方法之分，也有刑罰、行政處罰、民事處罰之別，這都是有講究的。同時，法的目錄、標題，法的總則、分則和附則等的製作技術，也需要加以改進。
2.完善立法體例。立法法第五十四條對法律的體例作了一些規定，但沒有就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的體例作出規定。需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和完善。
3.規范立法的語言。語言是法律條文的載體和表現形式，立法語言具有自身鮮明的風格和特質，所謂「法言法語」，最基本的要求是明確性，同時模糊性是立法語言難以消解的屬性。這是因為，立法者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語言本身具有模糊性，法的普遍性本身蘊含了模糊性、抽象性、概括性。因此，立法語言的使用，不僅是技術，也是藝術，立法須要兼顧語言的明確性和模糊性，該明確具體的一定要明確具體，該模糊的一定要模糊，既有剛性又有彈性，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
（四）嚴謹細致的立法論證
2013年10月30日，張德江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要抓好立法項目論證，在充分論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礎上，科學確定立法項目。更加註重提高立法效益，建立健全法律出台前評估和立法後評估制度，使這些工作常態化、規范化。這需要在實踐中認真貫徹落實。
1.加強論證工作。在論證立法的必要性、重要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立法的科學性、可行性，出台時機，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正面的和負面的）等內容的論證。作為一種公共決策和國家行為，立法本身、更不用說執法都是要耗費社會資源的，而社會資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因此，要採取成本效益法，對執法成本、執法收益等進行客觀分析和論證，其中執法成本包括：執法機構、人員編制、經費等。
2.開展立法評估。法律法規在實施一定時間之後，要開展評估工作，檢測其實施狀況，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加以修改完善，增強可行性、可操作性，真正將紙上的規定變成現實的東西。
（五）專家學者的智慧與作用
1.要充分發揮專家學者的作用。立法過程中廣泛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有利於提高法案的質量。但由於受多種因素影響，在實踐中專家學者為立法貢獻智識的情況卻很少。要轉變思想觀念，切實防止「權力讓專家成為長官的奴婢」的現象，充分發揮專家學者在立法中的作用。
2.健全專家學者參與立法的機制。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專家咨詢、顧問制度，發揮各方面專家學者的作用。現代社會中專業性、技術性問題大量出現，立法就必須徵求相關學科領域專家學者的意見。同時，要徵求語言、法律等方面專家學者的意見。在制定1954年憲法的過程中，憲法起草委員會聘請法律專家周鯁生、錢端升為法律顧問，教育家葉聖陶、語言學家呂叔湘為語文顧問，從各個角度對憲法草案進行研究推敲。歷史證明，效果是很好的。

G. 立法的基本要求

立法是指有法的創制權的國家機關或經授權的國家機關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補充、修改和廢止法律和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認可法律的一項專門性活動。那麼，立法原則的基本要求是怎麼樣的呢？現由找法網小編為大家介紹。
一、立法原則的基本要求
1、科學性原則。法律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它要為國家、社會以及普通公民確立一種合理的組織結構，一種規范的行為模式，一種正確的價值選擇，這就決定了法律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

2、適時性原則。即是指一個國家的法的創制，必須不斷地順應歷史發展和時代的變化，及時地、適時地根據這種變化，去創制出符合時代需要的法律。適時性原則建立的依據，是由法律本身的社會屬性所決定的。
3、民主化原則。在一個國家的法的創制中，貫徹民主化的原則具有非常廣泛和深刻的意義。它除了維護民主自身的價值外，還對其他的一些法的價值諸如平等、資源、自理、自由、契約乃至法治等都奠定一個基礎性的條件和保證。
4、合憲性原則，即是指在法的創制過程中，必須同憲法相符合，包括職權的合憲性，內容的合憲性，程序的合憲性等等。
二、立法法屬於憲法性法律嗎
立法法屬於憲法性法律。
憲法性法律有三個特點：它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文件，不同於憲法慣例；它規定的內容是國家根本問題，但不是根本問題的全部，只是某一個或某一方面的根本問題；最後，它的法律效力低於憲法，其制定程序與憲法以外的其它法律相同，沒有特別要求。
三、什麼是立法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是為了規范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保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根據憲法，制定的法律。

H. 如何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一、著力抓好中央確定的重點立法項目。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2015年工作要點》明確了需中央研究的重大立法事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5年工作要點》和《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也提出了一批重要立法項目。要把這些立法項目擺在常委會立法工作重要位置抓緊抓好，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嚴謹細致的作風，依法按程序認真做好法律草案起草和審議工作，保證順利出台。立法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重要情況，由常委會黨組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按照中央決策依法認真做好相關立法工作。

二、及時調整常委會立法規劃。

本屆常委會立法規劃是2013年確定的。我們要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央重大決策部署，根據新形勢新要求及時對常委會立法規劃作出必要的調整。凡需要在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任期內完成或啟動的立法項目，一般應列入常委會立法規劃，由常委會黨組報請黨中央批准後組織實施。每年的常委會立法工作計劃要根據立法規劃作出具體安排，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堅持改革決策和立法決策相統一、相銜接，使常委會立法工作更好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三、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

這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新要求，修改後的立法法對此已作出明確規定。我們要切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健全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本次會議初次審議的證券法修訂草案、種子法修訂草案，就是由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分別牽頭組織起草並依法提請審議的。今後要堅持和完善這一做法。立法規劃調整後，有關委員會牽頭組織起草的任務增加了，責任也更大了。各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要認真做好法律草案的研究論證和起草工作，著力提高起草工作質量，更好發揮主導作用。對「一府兩院」方面牽頭起草的法律草案，有關委員會也要提前介入、積極溝通，及時掌握工作進展情況，做好審議准備工作。

四、要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必須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遵循經濟規律、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堅持求真務實、有效管用，切實增強法律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注意防止產生法律「好看不管用」的現象。認真貫徹實施修改後的立法法，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堅持並健全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機制，更加註重發揮人大代表參與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繼續做好立法評估工作，努力做到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應。

I. 說明全國人大是怎樣堅持科學立法，民

科學立法的實現路徑
實行科學立法，必須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遵循立法的科學理論，還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科學合理的立法體制機制
1.立法決策體制機制。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立法主體，是立法決策和立法協調主體。不過，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和委員長會議（或主任會議）在立法決策和協調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立法許可權（體制）。現行憲法和有關法律對立法許可權劃分作了基本界定，確立了統一的、分層次的立法體制。現在看來，立法許可權的劃分還不夠明晰，需要修改憲法和立法法的相關規定，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這一體制。（1）從縱向來說，要明確中央與地方的立法許可權劃分；明確省（市、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與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許可權劃分。（2）從橫向來說，要著重釐清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既要明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國務院的立法許可權劃分，細化憲法第八十九條關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界定何為「執行法律」、「行政管理職權」等，細化立法法第八條關於專屬立法權的規定；又要明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地方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劃分。（3）要明確人大與其常委會之間立法許可權的劃分，目前法律法規大多在人大常委會上通過，而很少（有的地方幾乎沒有）在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依法將更多的法律法規草案提請代表大會審議和表決，既是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的應有之義，也是增強法律法規正當性的必然要求。
3.規范立法權的行使。（1）擴大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范圍。有權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不積極、不主動，而有利益表達訴求的主體又沒有提出法律法規案的權力，因此，適當擴大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范圍，有利於適應利益主體多元化的需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等米下鍋」的問題。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數量」，可否考慮賦予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向省（市、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法規案的權力。（2）抓緊完善法律制度。我國法律體系內部不和諧、相互矛盾沖突的現象比較突出，還存在不均衡的問題。比如，雖有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卻沒有民法總則、更沒有民法典；社會保障方面法律也較為欠缺等。當前，急需「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進一步健全稅收制度。（3）適當將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中的一些內容，吸收到法律中來或者說由法律予以規定。既然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都是適用於全國的，那從權力行使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合法性）的角度來說，就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規定，而不應寄希望於國務院和「兩高」做細化規定，以免他們僭越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常委會行使的立法權。
（二）完善的立法程序
立法本身是一件大事，所以立法的協商、協調，不僅要在會下進行，也要在會上進行，而且要採取公開立法這種讓人看得見的方式進行。當前，在立法工作中要實行更加廣泛的協商，「深入開展立法協商。」
1.擴大立法博弈。立法本質上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分配和協調，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是在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條件下，通過協商和博弈，重塑新的利益格局，既保護共同利益，也保護個人利益。這本身既是民主立法，也是科學立法。我國正處於社會急劇轉型時期，復雜的政治和社會局面使得各項改革均步入了「深水區」，舉步維艱，實質上就是利益的表達與博弈不充分，而這又加大了改革的難度，延緩甚至阻礙了改革進程。因此，對利益的調整必須格外小心，必須與所涉及的利害關系人進行溝通，擴大和促進博弈，進而形成共識，達成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平衡各種利益，體現和保障各利益主體不同的正當利益。
2.進一步豐富方式方法。在立法過程中，已廣泛採取座談會、書面徵求意見、調查研究、列席和旁聽、公民討論、專家咨詢和論證、媒體討論、信訪等形式。立法法沒有對此作出明確規定，但其中第五十八條規定：「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其實，這些方法也可在法律起草過程中加以使用。因為這些方法的廣泛運用，不但有助於法案起草者深刻了解和把握各有關方面的利益、願望及相關要求，而且有助於立法協調工作的實施，保證立法順利進行，使法案更加成熟，質量更高。這需要修改完善立法法，從法律上進一步予以明確，做好立法溝通協調工作。
立法工作要堅持走群眾路線，建立健全相關的具體制度，使群眾參與立法制度化、法律化，把「運動式」的參與變成制度化、法律化的有序參與，特別是要適當改變以往立法工作中的一些做法，繼續徵求有關部門、有關方面的意見，但又不能局限於此，以免使得有關主管部門「借法擴權」、「與民爭利」，更要徵求法律所調整范圍內的利益集團和群眾的意見，擴大有不同利益的公權力機關的參與，特別是要擴大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利益階層的公眾參與和博弈。就是說，對政府部門組織立法起草或參與立法起草中可能滲入的部門利益，應當通過公眾參與、其他部門參與、立法審查、權力機關審議及其他程序博弈機制進行制約，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和意志。
3.完善立法聽證制度。（1）明確立法聽證的范圍，什麼樣的法律必須經過聽證、什麼樣的法律不必經過聽證等。（2）規定立法聽證的程序和相關規則，如選擇參與立法聽證的人或團體，舉行聽證會的法律效果，舉行立法聽證會的程序規則等。減少聽證事項、范圍和適用程序確定的隨意性。（3）確定和強化「反對意見（原則性分歧意見）優先發言、重點對待」原則。
（三）高超的立法技術和藝術
1.關於立法技術。立法技術是實現立法目的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是指法律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廢止的方法，法律的文本，法律的系統化等方面的規則。法律的調整的對象不同，調整方法也不一樣，既有公法與私法的調整方法之分，也有刑罰、行政處罰、民事處罰之別，這都是有講究的。同時，法的目錄、標題，法的總則、分則和附則等的製作技術，也需要加以改進。
2.完善立法體例。立法法第五十四條對法律的體例作了一些規定，但沒有就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的體例作出規定。需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和完善。
3.規范立法的語言。語言是法律條文的載體和表現形式，立法語言具有自身鮮明的風格和特質，所謂「法言法語」，最基本的要求是明確性，同時模糊性是立法語言難以消解的屬性。這是因為，立法者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語言本身具有模糊性，法的普遍性本身蘊含了模糊性、抽象性、概括性。因此，立法語言的使用，不僅是技術，也是藝術，立法須要兼顧語言的明確性和模糊性，該明確具體的一定要明確具體，該模糊的一定要模糊，既有剛性又有彈性，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
（四）嚴謹細致的立法論證
2013年10月30日，張德江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要抓好立法項目論證，在充分論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礎上，科學確定立法項目。更加註重提高立法效益，建立健全法律出台前評估和立法後評估制度，使這些工作常態化、規范化。這需要在實踐中認真貫徹落實。
1.加強論證工作。在論證立法的必要性、重要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立法的科學性、可行性，出台時機，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正面的和負面的）等內容的論證。作為一種公共決策和國家行為，立法本身、更不用說執法都是要耗費社會資源的，而社會資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因此，要採取成本效益法，對執法成本、執法收益等進行客觀分析和論證，其中執法成本包括：執法機構、人員編制、經費等。
2.開展立法評估。法律法規在實施一定時間之後，要開展評估工作，檢測其實施狀況，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加以修改完善，增強可行性、可操作性，真正將紙上的規定變成現實的東西。
（五）專家學者的智慧與作用
1.要充分發揮專家學者的作用。立法過程中廣泛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有利於提高法案的質量。但由於受多種因素影響，在實踐中專家學者為立法貢獻智識的情況卻很少。要轉變思想觀念，切實防止「權力讓專家成為長官的奴婢」的現象，充分發揮專家學者在立法中的作用。
2.健全專家學者參與立法的機制。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專家咨詢、顧問制度，發揮各方面專家學者的作用。現代社會中專業性、技術性問題大量出現，立法就必須徵求相關學科領域專家學者的意見。同時，要徵求語言、法律等方面專家學者的意見。在制定1954年憲法的過程中，憲法起草委員會聘請法律專家周鯁生、錢端升為法律顧問，教育家葉聖陶、語言學家呂叔湘為語文顧問，從各個角度對憲法草案進行研究推敲。歷史證明，效果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