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肅統

1.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法治生命線是什麼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法治生命線是：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這就把司法公正提升到了一個全新高度。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線，必須把提高審判質量作為確保司法公正的著力點，嚴肅認真對待每一起案件，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嚴把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法律關，重視發揮二審、再審和信訪的糾錯功能，及時發現問題、糾正偏差、預防錯案，努力使每一起案件的審判都經得起法律、歷史和人民的檢驗。

要加強審判流程管理，嚴格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的條件，健全案件繁簡分流和速裁工作機制，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大力推行庭前調解、繁簡分流、小額速裁等制度措施，加強對訴訟和執行中止的監管，減輕當事人訴累，切實解決少數訴訟案件久拖不決、久拖不執、久執不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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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並按照法律理性化和程序化的內在邏輯，以司法權的合理配置為目標，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改革的具體內容，實際上就是對西方法治傳統中有益要素的積極吸收。

司法公正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法律應該具有定紛止爭的功能，司法審判應該具有終局性的作用，如果司法不公、人心不服，這些功能就難以實現。

司法機關要緊緊圍繞司法公正這一目標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嚴肅認真地對待每一起案件，堅決防止和依法糾正冤假錯案，維護司法權威。

2. 維護國家法制統一要發揮什麼作用

維護國家法制統一要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黨的十八報告指出，要「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形成人們不願違法、不能違法、不敢違法的法治環境，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既是我們黨深刻總結執政歷程得出的寶貴經驗，也是新形勢下全面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現實要求，具有豐富的思想理論性和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對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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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

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是實施依法治國、發揮法治作用的前提和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作用越來越突顯，法治的統一、尊嚴和權威得到極大維護。

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堅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的生命在於實施。我國已經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總體上解決了無法可依的問題，加強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

3. 關於法治的 詩句

1、《秋懷》宋代詩人陸游

原文：

頷須白盡愈落寞，始讀法律親笞榜。

訟氓滿庭鬧如市回，吏牘圍坐答高於城。

譯文：下巴的胡須都白了感到好落寞，開始讀法律親自打榜。訴訟民滿院子鬧到市場，官吏文書圍坐高在城。

2、《和鄭閎中仙居十一首》宋代詩人陳襄

原文：

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

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譯文：法律行為隨手而做，詩書滿箱子都是。老了需要多學習，身體疾病多非常希望健康。

3、《自尤》宋代詩人蘇洵

原文：

此雖法律所無奈，尚可仰首披蒼旻。

天高鬼神不可信，後世有耳猶或聞。

譯文：這就是法律所無奈，還可以抬起頭披蒼天。天高鬼神不可信，後世有耳朵還聽說。

4、《長歌行》宋代梅堯臣

原文：

富貴拘法律，貧賤畏笞榜。

生既若此苦，死當一切平。

譯文：富貴不應該拘束法律，貧賤的人也不需要畏懼法律。人生下來就是這樣的痛哭，死去也應該一樣的安靜平和。

5、《官倒》近現代：田遨

原文：

轉手真財藪，撐腰實禍階。

但求嚴法治，當可凈風霾。

譯文：手上錢財眾多，看死是撐腰的其實是禍端。但求法治嚴苛，可以凈化風霾。

4. 法治專門隊伍都包括哪些

法治專門隊伍都包括立法隊伍、行政執法隊伍、司法隊伍。

政法工作涉及面很廣。回宏觀上包括審答判工作、檢察工作、公安工作、國家安全工作、司法行政工作等方面。每個方面又細分為不同行業、不同系統。

例如審判工作包括刑事審判、民商事審判、行政審判等；檢察工作包括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審查批准逮捕、審查起訴與公訴、法律監督等；公安工作包括治安管理、公交管理、消防管理、刑事、經濟犯罪案件偵查、反恐、防暴等。

專業化就成為對政法隊伍履職能力建設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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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作為重要政治任務,當好表率、走在前列。要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學習教育活動,用全會精神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要深入基層、深入實際,研究解決影響實施依法治省方略的重大問題和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深入推進法治青海建設。

要充分發揮法治引領和規范作用,促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化。要帶頭樹立法治信仰,推進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做好政法工作的能力水平。

5. 法治始於哪個朝代,代表是什麼

在我國依法治來國的主張，最早是由源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家管仲、慎到、商鞅、韓非等人提出的，尤以韓非為代表。韓非著有《韓非子》一本，他主張「霸道」和「以法治國」。秦統一天下後，全面推廣法家思想，依法治國。但是過於嚴峻，忽視了人情和道德因素，摒棄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6. 結合朱元璋歷史法制和人治的區別

一 重典治國政策出台的背景

第一，前車之鑒，吸取元朝滅亡的教訓。元朝統治末期，政治腐敗，綱紀廢弛。官僚系統更是腐朽不堪，「內用聚斂之臣，外興無名之師，嗜利黷武」（1）是當時統治階級腐朽現狀的寫照，民生凋敝，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水深火熱。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起義風起雲涌，迅速瓦解著元朝的統治，最終，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通過合並、征戰和較長時間的成長，力挫群雄，消滅元朝政府，奪取天下，建立明王朝。朱元璋通過總結元朝覆滅教訓，認為元朝滅亡的最大教訓在於吏治腐敗，綱紀廢弛，統治者失去民心。此外，他認為元朝法律過於寬松，很不利於統治。「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儉也。」「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2）鑒於此，朱元璋決定施行重法，打擊貪官污吏，肅清統治環境，恢復經濟。

第二，鞏固新生政權，促使經濟復甦的需要。明初社會經濟凋敝，百業待興，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政局動盪不安。各種社會安定與發展的難題困擾著明初的政局。朱元璋認為，這是亂世的表現，「刑亂國，用重典」成為他的首選的治國理念，對此，他制定一系列法律制度，推行嚴刑峻法，整飭明初社會經濟環境。

第三，朱元璋的個人經歷和個人性格因素。朱元璋自幼出身於貧民家庭，元王朝的黑暗統治和貪官污吏的剝削壓榨使得朱元璋從小失去父母，家破人亡，過著逃亡漂泊的生活。從四處乞討的游僧，到起義軍的首領，再到明朝的開國皇帝，這些經歷使得朱元璋深刻體會到民間疾苦和底層生活的悲慘不堪，更深知貪官污吏對於百姓的殘酷冷漠和無情壓榨。「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3）不凡的個人經歷造就了朱元璋獨特的心理和性格，使得他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並造就了朱元璋性格暴戾的一面。這些因素使得朱元璋上台後迅速推行以整頓吏治為重點的重刑主義。

二 重典治國在明初法治實踐中的體現

第一，《大明律》。朱元璋親自指導制定的《大明律》，於洪武三十年五月頒行，共四百六十條。《大明律》與被成為古代法律基準的《唐律》相比，在以下幾個方面呈現出重刑主義的傾向。

（1）增設刑罰種類，刑罰措施的嚴厲性和殘酷性大為提高。在《刑名》部分，《唐律》規定的刑種為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為絞、斬，徒流刑不加杖。然而《大明律》則在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尚有凌遲刑和刺字之法，還有閹割枷號之刑，另外徒流刑加杖，徒有總徒四年、准徒五年，流有外遷、充軍。此外，由於明太祖十分注重「重典治吏」，所以在明律中還特地取消了唐宋律當中的「官當」、「除免」等優待官員的制度。（4）

（2）擴大罪名內容，增加了律文的條款。例如，鑒於唐宋幾朝內外官「吏勾結，皇權旁落的教訓，明律專設了奸黨律條，規定：「凡姦邪進讒言左使殺人者斬，若犯罪律該處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者亦斬。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門官吏，不執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5）為重懲「賊盜」，明律增設了刺字和「起除刺字」之法以及「盜賊窩主」、「白晝搶奪」等專條，規定：「凡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及分贓而不行皆斬。」（6） 「凡盜賊曾經刺字者，俱發原籍收充警跡，該徒者役滿充警，若有起除原刺字樣者，杖六十補刺。」（7）

（3）提高同一罪名的法定刑幅度，擴大株連范圍。例如，同為謀反及大逆罪，《唐律》規定本人不分首從皆斬，連帶處死的范圍除父子年十六以上者外，其他人可不處死。謀反「詞理不能動眾，威力不足率人者」，本人斬，父子可不處死，篤疾、廢疾者亦免。但是相形之下，明律對此罪之規定則令人不寒而慄：「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孫、父母、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又如同為強盜罪，《唐律》規定不得財者徒二年；得財者十匹以上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而明律則規定已行而不得財這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8）。

第二，頒布《明大誥》。《明大誥》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時的一種特別的刑事法規。它的名字來自於《尚書》中的《大誥》篇，原本是周公東征時對臣民所說的訓誡。朱元璋為了從重處理犯罪特別是官吏犯罪，就將自己親自審理的案件加以匯總，再加上就案而發的言論，合成一種訓誡天下臣民必須嚴格遵守的刑事特別法。它是在朱元璋親手處理了包括「空印案」和「郭桓案」等貪污害民案後，編成的從洪武十八到洪武二十二年懲辦犯法官吏的四部案例匯編，包括《御制大誥》、《御制大誥續編》、《御制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雖然不能算正式立法，但由於其所涉及的案例是朱元璋親辦親懲的，且親自主持編定的，因此，它具有法外之法的作用。朱元璋特別重視《大誥》的普及，要求各家各戶都有一本。家裡藏有《大誥》的，犯罪在審判的時候可以罪減一等。《大誥》減刑的這種規定後來成為明朝法律的一個制度。

《大誥》規定，對於犯罪官吏逐層追查，相關層級和人員負連帶責任。《重視預防的皇帝——朱元璋》中說,「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糾贓自何而至；若布政使賄於部，則拘布政使至，問斯贓有何得，必詣於府，府亦拘至。」可見其對於官吏犯法責任追究的徹底性。另外，《大誥》的處罰措施相對《大明律》要嚴酷得多，不僅法外用刑合法化，還恢復了很多自漢文帝時就廢除的殘酷肉刑，如：墨面文身、剁指、刖足、挑筋去指、挑筋去膝蓋等。這裡面就包括特別針對官吏所規定的「剝皮實草」之刑，其殘酷程度與威懾作用可見一斑（9）。《明大誥》不僅是重刑治罪、鎮壓吏民的根據，也是朱元璋政治思想的直接體現。它在打擊奸頑的同時教導天下良民遵守法度，配合皇權，維持社會秩序。《明大誥》是政治的產物，它的頒布是朱元璋「刑亂國用重典」思想的充分落實。

第三，法外用刑。在司法實踐當中，除了對堪稱重典的《大明律》以及《大誥》予以嚴格的執行之外，朱元璋還把法外用刑作為鎮壓平民和懲治貪官的重要手段：

首先，皇帝直接控制審判大權，司法變成了任意生殺的工具。這使得生殺大權任由皇帝的喜好而定，既可以該殺不殺，也可以任意錯殺，導致司法審判全亂了套。有史記載，「蘇人範文從，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年間，拜御使，忤旨下獄論死。」後來，朱元璋發現範文從是「仲淹十二世孫」，於是一反常態，免其死罪，還為其御筆賜詞。

其次，擴大株連范圍，屢興大獄，殺戮功臣，本來按照法律的規定，除「謀反」、「大逆」之外，不能族刑連坐，但是朱元璋為了清除異己和懲治貪奸，便肆無忌憚地擴大株連的范圍。無論是「熊羆之宿將」還是「帷幄之謀臣」，不管其是否有罪和罪情大小，往往被加上「大逆」之罪名，被殺頭、抄家、滅族。像胡惟庸黨案、郭恆貪污案、藍玉黨案等等都是洪武年間駭人聽聞的大獄，被株連殺害的官吏竟達十餘萬人之眾。

再次，以檢校、錦衣衛參與偵察審判。作為專設之特務人員，檢校「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而作為軍事特務組織的「錦衣衛」，則設有監獄和法庭，全國重大的政治性犯人，都要交它審判和處刑。《通鑒輯覽》記載：「明天下重囚，多收系錦衣衛斷治」，「帝時有誅戮，輒下鎮撫司雜治，不由法司」，可見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權力無邊的特別法庭。

三 重典治國思想對明朝政局的影響

首先，朱元璋實行的一系列明刑重法措施扭轉了明初惡劣的吏治環境。不可否認，在吏治腐敗，百業待興，民生凋敝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典治國的舉措，在社會各個方面尤其是整頓吏治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幾有兩漢之風，且駕唐宋之上」（10）社會風氣得到極大改善，為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朱元璋的重典治國一系列立法措施建立了整個明朝的基本法律體系，對明朝的法治進程具有根本性的影響。明代的後世諸君，基本沿襲明初的典章制度。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既促成了明中前期比較繁榮的社會經濟局面，也為明朝後期極端腐敗的政治埋下了禍根。明朝中後期的吏治腐敗，宦官專權，以及無法扭轉的頹勢局面，無不跟明初的重刑主義有直接聯系。

四 對於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認識。

第一， 重典治國根本在於為專制和集權服務。

「胡惟庸案」是朱元璋完成高度集權和直接控制行政權利的典型案例。洪武十三年，丞相胡唯庸謀反案發，胡本人被處死，受誅連人數之眾達一萬五千人，而此案最大的影響則是朱元璋將自秦以來沿習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徹底廢除，形成皇帝直接管轄六部的行政組織架構。自秦漢以來，皇權與相權的爭奪伴隨著封建制度的不斷發展從未停歇，且有越演越烈之勢。相權對於皇權的削弱，甚至威脅成為封建君主維護自身政權的首要障礙，封建制度發展到明初，相權也成為皇帝對國家進行直接控制的最大障礙，因此，廢除丞相制度是封建制度發展的必然選擇。朱元璋所推行的重典治國，顯然也是其完成封建集權統治，完全達到個人專制的顯著表現。

第二，重典治國強調「重其所重，輕其所輕」。

首先，不能簡單地把「刑亂國用重典」理解成為朱元璋的重刑主義思想。「刑亂國

用重典」語出《周禮?秋官?大司寇》，原文為「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

曰刑亂國用重典」，意思是刑罰應該根據不同的社會情況和社會時期而制定。太平盛

就可採取條文簡約、處罰從寬的法律，而對於亂世則應堅持重典治國。可見，「刑亂國用

重典」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重刑主義。其次，從明初時期的立法及司法實踐來看，並不是一味的強調刑罰，而是表現出很大程度的寬猛相濟、禮刑並用的原則。雖然貫穿洪武一朝始終的法治主線始終是明刑重典，但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先正綱紀」、「懲創奸頑」，懲治朋黨及貪污腐敗，以鞏固新生政權。這從朱元璋後來特別告誡繼任者朱允炆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11）。故而，筆者認為對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理解仍應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世輕世重」原則（12）。

第三，重視法制宣傳，務求立法簡明彰顯歷史進步。

朱元璋十分重視法制的宣傳和普及工作，這與歷代君主所認為的法為「神秘利器」不同，他認為法律的普及與宣傳能使普通百姓知法而不致犯法，使萬民「奉法守分」。《明大誥》制定完畢，朱元璋親御午門，面諭群臣。闡明其制大誥示臣民的目的。他說：「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下令「使民知法」，要求「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要「臣民熟視為戒」，並「令天下府、州、縣民，每里置塾，塾置師，聚生徒教誦御制《大誥》，欲其自動知所遵守。」「民間子弟於農隙時講讀律令」，規定村社節日、民眾集會時，官府專人負責講解《大誥》內容。為了強化普及法律，他甚至還規定民家有《大誥》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13）。如此重視法律的宣傳和普及，這在古代社會可謂是空前絕後的。

朱元璋同時強調立法一定務求簡明，朱元璋認為法律簡當則無出入之弊，嚴明則民知畏而不敢輕亂，立法簡當可以言直理明，人人易曉；相反，若法網嚴密則國無全民。《大明律》在制定過程中，充分吸收各朝立法成功經驗，務求簡約通用。在簡明務實的思想知道下，《大明律》的制定完全擺脫《大元通制》的繁冗體例，甚至比有古代法律基準之譽的唐律還要簡約，篇目從唐律的十二篇減為七篇，條文從唐律的500條減為460條，但卻含蓋了比唐律更為寬泛的內容，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的重大進步。

第四，全力反腐，整肅吏治是重典治國思想留下的歷史光輝。

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重要落腳點就在整頓吏治上，《明大誥》的制定和頒布，以及令人驚嘆的普及程度，是朱元璋全力治貪，整肅吏治的集中表現。《明大誥》中，絕大部分的條款是針對官員貪污地方豪強地主，只有一小部分是對強盜、賊殺等行為的懲處。作為底層農民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清醒地意識到官員的貪贓枉法和地方豪強的不法行為會是危脅國家的長治久安最大隱患，「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因此，朱元璋始終堅持重典治吏方針，對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毫不留情。朱元璋言出必行，執法不分親疏、不論功過，只要犯法，一律重處。例如，駙馬歐陽倫販賣私茶被處死，對侄子朱文正橫行不法嚴懲不怠。他對貪官污吏施以最殘酷的刑殺，官員貪污只要上六十兩即梟首示眾，還特別發明「剝皮實草」的刑法，專門針對官員的腐敗犯罪。可見，朱元璋的重典治國方略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官員的貪贓枉法。這是朱元璋民本思想的重要體現。

第五，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明太祖通過廢除宰相建立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但事實證明，這種集權制度在封建社會是行不通的，它不但要求執政者不僅要勤於政務，而且還要有高超的執政能力，這必然與封建社會的世襲君主制發生嚴重抵觸。朱元璋自己恐怕也做不到皇帝丞相一起做，從而管理好整個龐大的帝國。他的後繼者們就更難做到了，如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居然連續罷朝28年，明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只會對精細的木工活感興趣，導致封建皇權旁落，給明代的宦官專權和廠衛特務的橫行留下最大機會。明末思想家黃宗羲指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14）是不無道理的。事實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入明清時期已經發展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但卻並沒有帶來統治者所期待的「天下太平」與「皇位永固」，反而使人治體制下的種種弊端暴露無遺，這說明封建專權里的人治因素早已成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桎梏。

其次，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與法治體制，重典治國的成效註定是曇花一現。朱元璋在打擊官員腐敗方面挖空心思，費盡心力。但並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狀態，反而使得他以後的明王朝怪相叢生，貪腐橫行，整個國家陷入癱瘓。究其原因，這是由封建集權制度本身所決定的。君主集權制度要求國家一切權力集中於皇帝，「朕即國家」，「國者，君之車也」，但皇帝卻不可能事必躬親，必須通過官僚集團來執行自己的意志，皇帝雖然痛恨官僚集團的腐敗，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這個官僚集團，這就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吏治整頓上的惡性循環規律，嚴厲打擊則官員個個自危，政局萬馬齊喑。一旦放鬆則腐敗馬上反彈，無法控制。歷史表明，官僚的腐敗根源在於封建專制體制，民主法治才是防治腐敗的根本措施，只有人民成為國家的主體，真正實現依法治國，才能把政府官員納入有效的權力監督之下。

最後，朱元璋任意踐踏法治，大搞殘酷的法外用刑，是中國的法制進程倒退。誠然，朱元璋是中國古代集權政治和人治思想的理論大師，他的一整套理論和措施對當時社會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但破壞作用同樣也是巨大的，特別是廠衛特務組織的設立，其權力凌駕於「三法司」之上，控制司法大權，破壞國家正常的法治秩序，這都必然導致朱元璋重典治國藍圖的落空和整個帝國大廈的傾塌。此外，他還大興殘酷刑罰，恢復了自漢文帝以來就被逐步廢止的肉刑，使明代法製表現出及其殘忍和野蠻的一面，也讓後世理解這個朝代時都心生陰暗。所有這些，都阻礙了中華法制文明的發展與進步.

7. 我國古代提倡法治的名人及名言

「愛臣太親，必危主身；人臣太貴，必易（改變）主位」–––––––中國官場是惡虎相爭的角斗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君王要緊握權柄，時時抑制、殺戮愛臣、貴臣。

「千乘之君（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君，指中等國家得君主）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指大國之君主）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如果千乘之君不防範，則必有百乘重臣窺隙候變，從而奪得臣民，改朝換代；如果萬乘之君不防範，則必有千乘重臣鼾睡於側，伺機篡國奪權）––––––––中國文化就是暴力文化、奪權文化。

「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眾」––––––專制統治者都不容許老百姓聚在一塊，像秦始皇，三人聚議，必殺無赦。

「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君臣之間一天有上百次沖突）」––––––沒有制度、規則、法治的約束，沒有人民的主權、治權，上下一日百戰的戲會沒完沒了地上演。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彼將代之」–––––––怕臣民顯貴，尾大不掉，功高震主，所以，中國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酷烈的屠殺。

「臣主之利相與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君與臣得利益是相反的，何以見得？答：主上的利益在於尊賢使能，而臣子得利益在於無能而任官；主上的利益在於按功行賞，而臣子的利益在於無功受祿；主上得利益在於使用能人，而臣子的利益在於結黨營私）––––––韓非子認定君臣之利異，所以，君主要警惕臣下的一舉一動。君臣關系成為虎狼關系。

「凡奸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捨同者則相是也，取捨異者則相非也」（大凡奸臣都想順從君主的心意，以取得被寵幸的權勢。所以，君主所喜歡的，大臣順著恭維；君主所憎惡的，大臣跟著詆毀。大凡人的一般情況是，愛憎相同的就相互肯定，愛憎不同的就相互否定）「夫安利（安全有利）者就（趨之若鶩）之，危害者去（避之不及）之，此人之情也」––––––人性的弱點，韓非子洞察秋毫。特別是，中國人性情曲謹，不率直，善於溜須拍馬，為民族性的大病痛。

「人主之患（毛病）在於信人。信人，則制（受制）於人」–––––很難讓中國人講信用，也很難讓中國人信任別人。

「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所以，作為臣子的，沒有片刻停止他的窺視君主的活動，而君主疏忽傲慢地處於上位，這就是為什麼世上有劫君弒主的事發生的原因）––––––在中國，不僅君臣是敵人，常常人與人之間都是敵人。

「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在韓非子的眼裡，父子、夫妻、君臣的關系都不可靠，他是徹底的絕情主義者。

「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大權旁落，於是君與臣的位置發生變化。這就是說，不能將權勢讓給大臣）––––––一個「權」字，一個「官」字，中國人最為覬覦，最為看重，十二分地垂涎欲滴。

「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所以一個人做事和幫助人，如果一心考慮對別人有利，那麼與疏遠的越國人也能和諧相處；如果一心考慮對自己有害，那麼父子之間也會分離和仇怨）––––––「利」、「害」二字，韓非子研究得最透。

「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明確地行賞），則民勸功（勸勉立功）；嚴刑，則民親法（重視刑法）」––––––嚴刑峻法，統治者把人民當作豬狗，那麼，人民也把統治者當作壓迫自己的天大仇人。最終，遵從韓非子之法的秦帝國被人民擊得粉碎。

「聖人之治民，先治者強，先戰者勝」（聖人治國，未等用刑，人民就服法，這樣國力就強大；未等開戰，就穩操勝券，這樣必勝無疑）––––––聖人就是善於恐嚇人民的統治者！

8. 法治思維的類型大致可分為三種是什麼

社會主義法律思維方式主要包括權利義務相統一、重證據、講程序。
（1）權利版義務相權統一
權利義務相統一的思維方式 是公民就具有的基本法律修養，權利和義務相互依存、相互貫通，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要培養社會主義法律思維，必須要培養權利義務相統一的法律思維方式。
（2）重證據
證據是以法律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客觀事實。在訴訟程序中是憑借證據來認定相應事實的，並以此作為適用法律的根據，這就是重證據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培養證據意識，注意保存和搜集證據。
（3）講程序
法律程序是人們進行法律行為必須遵循或履行的法定的時間或空間上的步驟和形式。是實現實體權利和義務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條件。因此，講程序是法律思維的一個重要特徵。

9. 法制國家改為法治國家是多少大提出的

黨的十八大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一論斷和號召，實現了從「法制」到「法治」的巨大轉變，是治國理念的巨大進步。
從字面上理解，盡管「法制」和「法治」都有一個「法」字，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開展相關活動、實現相關管理。可是，「制」是制約，是鉗制，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行為。按照以往的有關說法，就是要在法制社會中實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治」是在法律制約下的科學有效治理，包含對法治精神的全面貫徹、全民知曉、全方位領會，包含對法治行為的實時監督和監控，對司法公正的嚴格管控。在「法治」的治國理念下，我們應該做到的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焦洪昌說：相較於「法制體系」，「法治體系」內容更加明確，界分為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也就是說，在依法治國的精神領域里，相較於依法制國的概念，范圍更廣，增加了實施、監督、保障環節，並將黨內法規明確納入。在制度的保障之下，各種法律行為之間的關系更加協調、統一。
在法制的觀念之下，制度是「死」的，是一成不變的條條框框。在法治的精神中，治理國家的各種法律制度、監督機制都能在現實的環境中實現有效的跟進和隨時的改進。因為治理的過程也是一個自我革新、自我糾正、自我調整的過程。治療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輔相成的兩架馬車，並駕齊驅則雙贏，反向用力則雙損。中國共產黨人最擅長、最真誠的就是在建設法治社會的過程中，實現有效的自我革命，創新性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依法治國理念。

10. 法制化和法治化有何區別

第一，在構成要件和價值取向上，法制注重法律的形式特徵，即統一性、普遍性、強制性和可操作性等，與法律的內容和價值取向無必然聯系，而法治不僅注重法律的形式特徵，更加強調法律的實質內容和價值取向，要要求明確區分好法與劣法、善法與惡法，為此，推行法治要求遵循以下原則：法律至上、尊重及保障人權、以權利為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權力相互制衡、司法獨立；
第二，在社會基礎上，任何社會均可推行法制，不管是健全的還是不健全的，也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而真正的法治則必須要求以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市民人本主義三位一體構成的社會結構為其基礎；
第三，在實現條件上，法制僅僅體現為一系列的法律條文和保證其實施的制度實施，只要存在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即可，而法治所要求的實現條件則要高得多，如：民主公正的立法體制，靈活創新的法律實施機制，獨立完善的法律監督體系，高素質的法律職業隊伍，廣泛深入的守法護法意識，等等。
法制與法治固然有諸多區別，但二者並非是絕然分離的，有著密切聯系，不能簡單地將法制與法治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法製作為法律制度的簡稱，相對於法治是較低層次的，處於相對靜止的狀態，要解決的是有法可依的問題；法治則包括立法、執法、守法、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全過程，是一個相互配合全面治理的系統工程，相對法制處於較高層次，是一個由許多運動中的狀態聯系成的一個使法律從觀念走向現實、從精神走向物質的過程，無非是對法律制度的運用和實施，要解決的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因而，完全可以這樣說，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規定得好壞，關繫到法治能否真正實現，統治是否實現，也關繫到法制是否可以進一步得到發展和完備。
綜上所述，我們既要重視法制建設，更要努力推進法治進程，從法治的高度來完善我國的立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