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克吞法學

A. 簡述物權法的調查對象

物權法主要是大陸法系特有的概念，是大陸法系民法典的主要內容，也是大陸民法體系中國的重要法律部門。
有些學者認為，物權法的概念來源於羅馬法，在羅馬法中就存在了物權法和債權法分離的現象，這就是羅馬法關於對物權法和人法的區別。事實上，在羅馬法中，物權法的概念和債權法的概念和並沒有出現，即使是在查士丁尼制定的《民法總論》之時，也還是將物與用益物權、所有權、地役權等混淆在一起，沒有嚴格的物權法及物權法的概念，沒有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完整的物權法的概念，沒有嚴格區分物與物權的概念，沒有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完整的物權法，而是使用財產法的概念。
在德國，法學家極為注意物與財產的區別，注意物權與債權區別，在18世紀制定《巴伐利亞民法典》和《普魯士普通法》時，就體現了這樣的區別。19世紀末制定《德國民法典》，立法者採取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立法方法，就是將物作為權利客體規定在總則當中，另外專門建立了物權法體系，並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法組成部分，與債權法、繼承法並列，稱為三大財產法，物權法為其中之一。正是從《德國民法典》開始，物權法才真正稱為一個具有自身獨立體系、內容完整的法律，並成為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一般認為，物權法在學說上是由潘德克吞法學所創，立法上則是1896年《德國民法典》專設物權法編為首創。
參考資料：.com//http://www.dongao.com/zckjs/jjf/201403/146067.shtml

B.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的修訂

根據憲法，制定的法規。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於2007年（丁亥年）3月16日通過，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物權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
物權法主要是大陸法系特有的概念，是大陸法系民法典的主要內容，也是大陸民法體系中國的重要法律部門。
有些學者認為，物權法的概念來源於羅馬法，在羅馬法中就存在了物權法和債權法分離的現象，這就是羅馬法關於對物權法和人法的區別。事實上，在羅馬法中，物權法的概念和債權法的概念和並沒有出現，即使是在查士丁尼制定的《民法總論》之時，也還是將物與用益物權、所有權、地役權等混淆在一起，沒有嚴格的物權法及物權法的概念，沒有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完整的物權法的概念，沒有嚴格區分物與物權的概念，沒有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完整的物權法，而是使用財產法的概念。
在德國，法學家極為注意物與財產的區別，注意物權與債權區別，在18世紀制定《巴伐利亞民法典》和《普魯士普通法》時，就體現了這樣的區別。19世紀末制定《德國民法典》，立法者採取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立法方法，就是將物作為權利客體規定在總則當中，另外專門建立了物權法體系，並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法組成部分，與債權法、繼承法並列，稱為三大財產法，物權法為其中之一。正是從《德國民法典》開始，物權法才真正稱為一個具有自身獨立體系、內容完整的法律，並成為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一般認為，物權法在學說上是由潘德克吞法學所創，立法上則是1896年《德國民法典》專設物權法編為首創。

C. 中南財大現任校長

吳漢東教授，江西人哦！

D. 潘得克吞體系的含義

潘德克吞體系：
自1804年法國民法典以來，關於民法典的編纂，從來有兩種編纂體例，即羅馬式編纂體例和德國式編纂體例。羅馬式編纂體例，將民法典的構成分為三編，即人法、物法和訴訟法，法國民法典采此體例，惟將訴訟法排除在外，第一編人，第二編財產及對所有權的各種限制，第三編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德國式編纂體例，又稱潘德克吞（Pandekten）式編纂體例，是德國學者胡果（Hugo）、海瑟(Heise)等人在其著述中首先採用的體例。這一體例被公認為是各國進行民法典編纂的一種較好的體例。

潘德克吞（Pandekten）一詞，來源於拉丁文的Pandecta。而Pandecta，是指《羅馬法大全》（《國法大全》）中的《學說匯纂》（Digesta）。將此《學說匯纂》加以體系化的法學，稱為潘得克吞（Pandekten）法學，其所創立的體系稱為潘得克吞體系（Pandekten System）。19世紀中葉以後德國學者所建構的民法學體系，以及依該民法學體系而創制的各民法典，稱為近代潘德克吞體系民法典[1]。

潘得克吞體系的特徵是，將抽象的共通的一般事項整理成為「總則」，並置於民法典之始（第一編）加以規定。其餘各編依次為：物權法、債權法、親屬法和繼承法。1863年的薩克森民法完全採用了這一體例，而1756年的巴伐利亞民法草案、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則把物權法和債權法的順序顛倒，即把債權法放在物權法之前加以規定。

潘得克吞式編纂體例，對近現代各國民法典的編纂產生了深遠影響。大陸法系中的德意志法系國家大都採取了這一體例。如東方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越南，西方的土耳其、希臘、瑞士、奧地利、荷蘭等均采該體例。一般認為，潘得克吞編纂體例的優點有四：其一，設立總則編，並把它作為全部民事關系、商事關系共通適用的規則；其二，將財產權區分為債權和物權，並使二者各為一編，即物權編和債權編；其三，將人格與能力的事項規定於總則編，親屬獨立成編，使財產法和身份法區別開來；其四，設專編規定繼承等等[2]。

我國新近由學者與立法部門創制的民法（草案），均采潘得克吞體系。由學者起草的民法（草案）采七編的潘德克吞體系：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第三編債法總則，第四編合同法，第五編侵權行為法，第六編親屬，第七編繼承[3]；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起草並發到各部門討論的民法（草案）也采九編的潘得克吞體系：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法，第三編合同法，第四編人格權法，第五編婚姻法，第六編收養法，第七編繼承法，第八編侵權責任法，第九編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這些民法（草案）之采潘得克吞體系，今天看來已不足為奇，實屬平常。但這樣的編纂體系的形成在法制史上卻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16世紀以後自然法理論和古代羅馬法理論相互融合的產物。而且，在這樣的潘得克吞體系形成以後，它還經歷了一個向世界各國輻射的過程，這就是潘得克吞體系的發展。以下即對潘得克吞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加以考察。

E. 急！！！關於德國史的論文

一、引言
考察十九、二十世紀的德國民法學說史，需首先劃定自19世紀起德國民法學說史的大致分期。按照多數民法史家的意見，19世紀開始以後的德國民法學說史，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即第一個時期：19世紀前半期的「法典論爭」與「歷史法學」時期；第二個時期：19世紀後半期的「概念法學與德國民法典」時期；第三個時期：20世紀前半期的「自由法運動」與「法社會學」時期；第四個時期：20世紀後半期的「現代私法學」時期。以下分別考察這四個時期中德國民法學說的基本狀況。

二、法典論爭與歷史法學

（一）法典論爭

在19世紀前半期的德意志私法學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德國歷史法學派之登上德意志法學的歷史舞台。而導致其登場的契機，是所謂的「法典論爭」（Kodifikationsstreit），即圍繞是否需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而展開的論戰。

圍繞應否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而展開的論戰，最初發軔於1814年德意志人民反擊拿破崙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同年，學者蒂堡（AntonFriedrichJustusThibaut，1772—1840）發表《論制定德國普通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號召編纂適用於德意志各領邦的統一的民法典。對於蒂堡的主張，薩維尼（FriedrichKarlvonSavigny，1779—1861）發表了《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一文加以反擊。一方面認為現今制定民法典為時尚早，另一方面呼籲在進行正式的立法以前，應建立「法學理論」，即理論應當先行。應注意的是，這兩人立場的迥異，盡管直接表現為是否應當立時編纂一部統一的民法典，但其後的背景，實際上是對18世紀以後風靡歐陸各國的「自然法」和「習慣法」思潮的不同認識。蒂堡站在啟蒙主義的立場，主張制定一部「理性法的法典」；薩維尼則認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產物，成文法與習慣法相較，實居於次要地位，故主張德意志民族的統一民法典應基於習慣法而編成。顯而易見，這是兩種截然對立的不同主張。

發生在19世紀肇端以後的這場法典論爭運動，其范圍實際上並不僅限於對於民法典編纂的各種是是非非。薩維尼志在通過對法律的歷史研究來建構民法的潘德克吞體系，他因此成為19世紀德意志法學的最高權威 .不過，蒂堡倡導的「理性法的思想」並未因此在德意志法學界銷聲匿跡，事實上，他的這一思想與費爾巴哈的刑法學及黑格爾的法哲學思想合流，最終促成了哲學法學派的形成。以這場法典論爭為契機，19世紀前半期的德意志法學，便以歷史法學和哲學法學為軸心而展開出來。歷史法學和哲學法學，因此成為19世紀前半期德意志法學上的雙壁。

（二）歷史法學（派）

歷史法學（HistorischeRechtswissenschaft）的真正創始人，依學者通說是薩維尼。他為了法典論爭的需要而於1815年創立了用來反擊論敵的學術刊物——《歷史法學雜志》，並倡導對「法律進行歷史的研究」，及把「作為學問的法學」（Rechtswissenschaft）定為該刊的歷史使命。經過一段時期，以向該雜志投稿的學者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歷史法學派（historischeRechtsschule） .最初，歷史法學派系由薩維尼、普希塔和耶林所代表的「羅馬法派」，及基爾克所代表的「日耳曼法派」組成。這種情況反映了德國15世紀繼受羅馬法以後所形成的日耳曼法和羅馬法的雙重構造格局。不過，隨著對法的歷史的探究的日漸深入，兩派之間的裂痕益深，以致最後走上了分道揚鑣的道路。一般認為，促使兩派之走上分道揚鑣的道路的，是1846年的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 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兩派不僅在學問上形成了對立，而且在對待1848年三月革命的態度上也形成了對立 .

這樣一來，在外與黑格爾的哲學法學派進行斗爭，內與日耳曼法派（Germanisten）的相互對壘的論戰中，羅馬法派（Romanisten） 終於發展成為19世紀德意志法學的主流。不言自明，羅馬法派（Romanisten）的最大成就，是發起並從事了德國民法典的編纂運動。饒有趣味的是，當初堅決反對法典編纂的歷史法學派，如今卻極力主張編纂民法典。歷史法學派的這種立場的轉變，表明薩維尼建構的（私）法學體系已經確立起來了。

薩維尼在《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一文中表述了歷史法學（派）的如下綱領：第一，法律與語言一樣，是民族的共通的確信的產物；第二，法與民族的歷史共命運；第三，法首先基於民族的習慣，爾後才基於法學而形成 .薩維尼的出發點，正在於擯除啟蒙主義的自然法，而確認民族的、歷史的習慣法。

不過，以上三點並不能完全描繪薩維尼法學的全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薩維尼還有歷史的方法和體系的方法這樣兩個法學方法論。上述所謂綱領，僅系這兩個方法中的前者即歷史的方法。薩維尼的真正意圖，是通過對「法的概念」進行「邏輯的計算」來建構自己的「體系法學」。歷史法學，盡管形式上推重法律的歷史主義，但實質上卻是懷抱創建極端抽象的論理主義法學的志向的。

如果說薩維尼在《中世紀羅馬法史》（共六卷，1815年—1831年出版）中表述的是對法律的歷史研究的話，那麼在八卷本的《現代羅馬法體系》（1840年—1849年）中則是從事以概念的論理為依據的非歷史主義的研究。薩維尼運用羅馬法概念來創立現代德意志法學的信念是未曾動搖過的。對於薩維尼是否真正可以被稱為羅馬法學派的歷史主義者，德國著名私法史家霍阿克（Wieacker）評論說：「這只是口頭上的歸依」 ，可見是抱有疑問的 .在整個19世紀，薩維尼法學的權威未曾動搖過，他倡導的「權利意思說」和「法域論」，對於民法學以至國際私法學均有劃時代的貢獻。1842年，薩維尼棄教從政，任普魯士修法大臣，通過對1794年《普魯士普通邦法》的修訂，為德國民法典的編纂作了政治上的准備。

這里有必要提到執著堅持和崇尚「歷史法學的歷史主義」的雅各布·格林（JacobGrimm，1785—1863）。該人不僅以作為童話集的著名編者而蜚聲世界，而且作為薩維尼的開門弟子在法學領域也有重要成就。例如，他的《法的內在的魅力》（1816年出版）就是在法典論爭猶酣之時寫成的名著。另外，他還出版了《德意志法古事志》（1828年）和四卷本的《習慣法判告錄》（1840—1863年）等著作。

雅各布·格林作為日耳曼法學者，主張從歷史和語言的角度來把握法律現象。倡導包括法學、歷史學和語言學的新學問的「日耳曼學」（即「德意志法學」）。可見忠實地實踐歷史法學的宗旨和綱領的，不是薩維尼本人，而是雅各布·格林其人。當然，薩維尼和雅各布·格林盡管是歷史法學派的雙壁，但無論在學問或政治立場上，兩人俱有對立的意見。另外，在方法論上，與薩維尼堅信法的概念的論理性不同，雅各布·格林則是確信「法的語言的、詩的、象徵的風格」 .

（三）潘德克吞法學

秉承羅馬法繼受的傳統，由歷史法學中的羅馬法學者在19世紀後半期建構起來的德意志私法學，以對德意志普通法和潘德克吞進行研究為工作的中心。所謂「潘德克吞」，即《羅馬法大全》中的《學說匯纂》（Digesta），也就是羅馬帝政時代被賦予了「解答權」的法律學者們的學說集成。薩維尼的後來者們，從這個「學說法」中抽繹出法的概念，並用來建構19世紀的私法學。

潘德克吞法學，具有易於理解的特色。創建它的學者們在潘德克吞這一論題下撰寫了數量眾多的教科書，並因此使19世紀的德意志私法學體系得以形成。其中，可以以之為代表的著述有作為薩維尼的繼承人的普希塔（GeorgFriedrichPuchta，1798—1846）的《潘德克吞教科書》（1838年）。此外，溫德沙特的三卷本的《潘德克吞法教科書》（1862—1870）、鄧伯格的三卷本的《潘德克吞》（1884—1887）等等，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另外，作為歷史法學派的論敵的蒂堡，也在法典論爭前寫成了兩卷本的《潘德克吞法體系》（1803年） .

潘德克吞法學，曾被耶林斥之為「概念法學」而受到批判。惟無論如何，在法學史上，該概念法學的確曾經引領過德意志私法學的發展方向。德國民法典實際上是處在潘德克吞法學的延長線上的東西 .

三、概念法學與德國民法典

（一）對概念法學的批判

對於潘德克吞法學，耶林（RudolfvonJhering，1818—1892）斥之為概念法學而加以批判 .但耶林之直接發起攻擊的，是普希塔的法學思想。

普希塔於1842年接替薩維尼在柏林大學的講座的位置，並使羅馬私法學得到了發展。不過，普希塔盡管是薩維尼的繼承人，但他受到了他的老師的最大論敵的黑格爾的影響。

如所周知，概念法學認為，法學與法典，乃是完美無缺的論理體系，通過邏輯的演繹和推論，所有的法律問題均可以得到自動的解答。耶林批判概念法學推崇邏輯崇拜，並以嘲弄的手法寫成《法學戲論》（，1884）一書，嘲諷當時的法學者盲信邏輯，熱衷於抽象概念的游戲，而忘卻法律對實際生活所負的使命，這猶如人生活在「概念的天國」中，不知社會生活為何物，自於實際生活無所裨益。耶林指出，「概念的天國」的第一個「入國者」並非薩維尼而是普希塔。即在他看來，正是普希塔，是造成歷史法學蛻變為概念法學的罪魁！

但遺憾的是，耶林自身卻成了概念法學的忠實信徒。在四卷本的《羅馬法的精神》（1852—1865年）里，盡管他說自己的法學抱負是「通過羅馬法而超越羅馬法」，但其中的內容仍是確信「法的構成的優位性」。他堅信「分析、綜合與構成」的三種法技術。不過，在1872年出版的《為權利而斗爭》一書中，他卻指出：權利是通過不斷的斗爭而實現的利益，將注意力由「法」移向「權利」，主張在法學中不是引入演繹的論理，而是引入歸納的論理 .

在1877年—1883年出版的兩卷本的《法的目的》（DerZweckimRecht）一書中，耶林強調法律是人類意志的產物，有一定的目的，故應受「目的律」的支配，與自然法則之以「因果律」為基礎而有其必然的因果關系，截然不同 .耶林在該書的扉頁上開宗明義地寫下了這樣的話語：「目的，是一切法律的創造者。」這一話語被認為是耶林由概念法學轉向目的法學（Zweckjurisprudenz）的「轉向宣言」 .

（二）德國民法典的編纂

遠在德國法學界掀起民法典編纂的論爭以前，主張制定民法典的蒂堡便提出了在德意志實現政治上的統一之前，應先期實現法律上的統一的意見。薩維尼則認為應建構作為立法前提和立法基礎的法學（理論）。其後，盡管薩維尼等人創建的法學被斥之為概念法學而受到批判，但歷史法學（派）的學術活動卻在事實上加速了潘德克吞法學的學問的體系化的進程。德國在經歷了1848年革命的挫折後，於1871年實現了國家的統一。這樣，制定民法典的政治與學問的基礎也就具備了，民法典的制定指日可待！

在作了周到的准備並經過了一段較長的時期以後，德國於1881年為編纂民法典而成立了第一次委員會。該第一次委員會的實際上的領導人，便是後期歷史法學派的重要人物溫德沙特（BernhardWindscheid，1817—1892）。該第一次委員會於1887年作成了第一草案並向社會公布 .

1892年第二次委員會作成民法典第二草案。該第二草案經聯邦參議院稍作修正後被作為第三草案提交給帝國議會，1896年公布了該草案，是為德國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是一部內容包括五編、共2385條的卷帙浩繁的大法典。這是德國歷史法學（派）誕生以來德國私法學的集大成的作品，以用語的洗練和論理的精緻而對20世紀各國民法的法典化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總則、債法、物權法、親屬法和繼承法的編制體例，被說成是「潘德克吞模式」的典範 .其中，在法典之始便開宗明義地規定總則，更被說成是該法典的重要特色 .

順便提到，鑒於溫德沙特在德國民法典的創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是由他負責起草的），所以後世有稱德國民法典為「小溫德沙特」之說。該人對於德國民法典的影響，除他身體力行參與民法典起草委員會的各項活動外，更重要的還在於他撰寫了《潘德克吞法教科書》，該書對於德國民法典的制定產生了重要影響，被稱為是潘德克吞法學的最稱標準的體系書，是對羅馬法理論的總決算，為現代民法立法選擇、取捨羅馬法概念提供了參照 .

（三）對於德國民法典的批判

德國民法典自1900年1月1日起施行。德國人民在慶賀這部20世紀的大法典問世的同時，也聽到了對於這部法典的不絕於耳的批判之聲。有人認為它是「德意志自由主義延期出生的溫馨兒」，也有人斥之為「19世紀的遺產兒」，絕不是「20世紀的種子」等等。當然，這些批判的聲音，遠在民法典草案階段，特別是對於溫德沙特負責起草的第一草案提出批評之時便已出現了，其代表人物是著名學者基爾克（OttoFriedrichvonGierke，1841—1921）和奧地利的安東·門格（AntonMenger，1841—1906）。

基爾克，是歷史法學派中的代表性的日耳曼法學者。主要著作為四卷本的《德意志團體法》（1868—1913年出版）。該書敘述了德意志的家族、職業組合和國家等各種各樣的所謂「同志團體」（Genossenschaft）的歷史。他指出，不是羅馬法的個人主義，而是日耳曼法的團體主義，才是適合於德國傳統的法制度。另外，他還撰寫了介紹日耳曼法學者的見解的三卷本的概說書——《德意志私法》（1895—1917年出版）和《德意志私法概論》（1913年出版） .

應當指出，團體主義理念及其法制度，乃是日耳曼民族的傳統。在這一點上，日耳曼法可以說是前近代的封建法。近代資本主義因以自由競爭和私法自治為前提，所以可謂是羅馬法的個人主義的復活。但隨著社會生活的斗轉星移，無論是從事資本主義生產，還是改善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個人主義俱無不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資本主義的矛盾，同時也是近代法尤其是近代私法的矛盾。為了克服這一矛盾，日耳曼法的團體法理念於是可以發揮它的作用。

基爾克的團體法理論，賦予各種團體以實在的人格，並承認其有權利、義務的主體資格。這就是關於法人本質的「法人實在說」。該說暴露了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法人擬制說」的局限性。另外，團體法理論，還打破了傳統的公、私法的二元區分理論，為一個新的法域即「社會法」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1888年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一經公布，基爾克便發表了《民法典草案與德國法》（1888—1889年出版），站在日耳曼法的團體主義立場，對草案的非民族性、對德國固有法的輕視，以及對該草案的強烈的羅馬法色彩等進行了批判 .

奧地利的安東·門格從所謂「法律界人士的社會主義」的角度，對第一草案進行了批判。該氏所著的《民法與無產階級》 一書，從社會主義者的視角，指明了民法典草案的階級性。

耶林和安東·門格對於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批判，得到了民法典第二次委員會的重視，民法典第二次草案因此被導入了某些「社會主義的因素」。盡管如此，它並未從根本上動搖該草案的「十九世紀的性質」，結果使這部草案最終成為法律，並帶上「十九世紀的性質」而付諸實施了。基爾克、安東·門格等人團體的、社會主義的見解，作為20世紀的課題，被自由法運動所繼承了下來 .

四、自由法運動與法社會學

（一）自由法運動

上文談到，19世紀之時由薩維尼、普希塔和溫德沙特苦心經營而後底於成的德國潘德克吞法學，堅持認為羅馬法的概念極為精緻，任何問題均可「依概念而計算」、依形式邏輯演繹的操作而求得解答。在進行機械操作時，應擯除權威，排除實踐的價值判斷，所獲答案才能期其精純。所謂「邏輯崇拜」（derKultusdesLogischen）、「概念的支配」（leregneconcept），正是概念法學的生動寫照 .1896年德國民法典，正為概念法學的精華 .

但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反對概念法學的「自由法運動」（Freirechtsbewegun）興起，並由星星之火演成燎原之勢，「自由法學」運動由此登場。其發起者是著名學者耶林。

作為概念法學的叛逆者，耶林提倡「目的法學」，聲稱法律的解釋，必先了解法律究欲實現何種目的，只有以此為出發點而解釋之，才能得其肯綮。而所謂目的，指解釋法律的最高准則，即目的法學 .

自由法論（包括利益法學）的主張，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

第一，國家的成文法，並非唯一法源，此外還有活的法律存在，而這才是真正的法源。

第二，自由法論者對概念法學所服膺的「法律體系的邏輯自足性」、「法典完美無缺」等加以批判，認為法律有漏洞（Lucke）是必然的事。

第三，概念法學以「概念數學」（begriffsmathematisch）的方法，就法律的解釋進行邏輯演繹的操作，而不為目的考量或利益衡量，甚至認為社會上可能發生的各種問題，只需要把各種法律概念進行數學公示般的演算，就可以導出正確答案。這種方法最為自由法論者所責難，斥之為「法律的邏輯」（juristischeLogik）。認為它未能切合現代法學的要求。現代法學的使命，端的在於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第四，概念法學禁止司法活動「造法」（Rechtsschopfung）。認為法典完美無缺，任何具體案件均可在法律之內尋得正確答案。而自由法論者卻認為這純屬美夢，法律不可能盡善盡美，其意義晦澀者有之，有待法官闡釋；條文漏洞者有之，有待法官補充；情況變更者有之，有待法官為漸進的解釋（不改變法律文字，漸改其意義）等等。凡此種種，法官莫不需要憑借其智慧，而為利益衡量或價值判斷，此非「造法」而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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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合同法定解除情形 概念

依大陸法通說，合意解除，非真正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一般皆指合同法定解除，即合同一方當事人因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出現行使解除權從而使合同效力溯及既往的消滅的一方意思表示。鑒於合同解除對合同「法鎖力」、合同訂立的目的、雙方當事人的利益以及社會整體利益均具有較大影響，各國無不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在立法、判例及學說上作出嚴格、明確的限定。目前，我國正進行的統一合同法的立法，關於如何規定合同法定解除屬於重要疑難之一。由於我國法學界對合同解除制度的研究比較薄弱，以致立法草案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規定上前後變動較大。（註：參見梁慧星：《關於中國統一合同法草案第三稿》，載《法學》1997年第2期。）為科學而完善的合同法立法之計，
筆者從述評兩大法系的有關立法、判例與學說以及國際立法的相關規定著手，同時結合對我國現行立法及統一合同法現有草案的檢討，對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作些探討，以期學界同仁的重視和真知。

一、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立法、 判例及學說的述評
1.羅馬法和法國民法典

據學者考證，在羅馬法時代，局限於奴隸制簡單商品經濟的性質與要求，法律十分重視合同的信守；合同解除不被羅馬法承認。惟買賣得附加「於一定期間內，不支付價金者，則契約解除」的條款。（註：鄭玉波：《民法債編總論》，台灣版，第350頁。）
集羅馬法精髓之大成的法國民法典，雖然其賴以產生的經濟基礎與羅馬法時代已大不相同，但在合同解除的規定上突破不大。僅法典1184條反映出：雙務合同中，在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時，應視為有解除合同的約定（第1款）。
但在此情形，合同並不當然解除，債權人有選擇權，或如有可能履行合同時，要求他方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請求賠償損失（第2款）。
債權人解除合同應向法院提出，法院得根據情況給予被告一定期限（第3款）。

如何評價法國民法典1184條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一般規定？法國學者普遍認為，同西方其它國家民法中的同一制度相比，法國民法關於合同解除的一般規定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受羅馬法影響，在法國舊法中存在雙重理論：一方面，教規學者將合同的解除建立在與同時履行之抗辯權相同的道德評價上。據此理論，當一方不履行義務時，法官的介人主要是對債務人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判，即根據債務人的善意或惡意，或責令其確定履行期限，或對其進行制裁。法條第2、3款的規定的特點與此正好近似。另一方面，吸取羅馬法的作法，承認在雙務合同中，存在一項以一方不履行義務為合同解除原因的「暗示性」條款。據此理論，只要一方不履行義務，合同即自行解除。法條第1款正是反映了這一理論。這兩種理論的矛盾在於，
解除合同既然是一種「暗示性」條款，則當事人事前也可作相反約定；而依道德評價理論，對債權人來說，解除合同的權利是法律賦予債權人的一種權力，且無權事先放棄該權力。（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8頁。）此外，對法典第1184條第1款，法國學者與立法者及法官的觀點分歧較大。有些學者認為，法律規定合同因一方不履行義務而解除，主要根據在於當事人的過錯。但立法者和法官們卻堅持，此時合同解除並非基於當事人的過錯，而是由於合同應當達到的經濟目的已不能達到；過錯只是法官們衡量不履行債務的行為的性質是否嚴重的因素之一。現代法國的判例表明，只有當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義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時，或僅責令債務人賠償損失尚不足以制裁其行為時，法官才可判決解除合同。（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350頁。）

透過上述概要，我們對法國民法典與現代判例關於合同解除的規定及作法有如下基本認識：（1）法典第1184條的規定是不太成功的。
這主要表現在條款之間（即第1款與第2、3款）在邏輯上的互相沖突。 （2）對合同解除的原因，學說與判例之間的意見不太一致。
而現代法官們在判定合同是否予以解除時大多立足於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上。（3）法國立法及司法對合同解除均較慎重。
這不但體現在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方面，而且更顯現在以不履行債務的行為具有嚴重性作為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據上。另外，對於法國民法典的合同解除的司法干預性，學者認為「存在明顯的弊端」。（註：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頁。）
一是它和合同解除的實質相違背；合同解除，究其實是非違約方在訂立合同的目的難以實現時迅速擺脫合同關系的一種自我救濟措施，是否行使以及何時行使解除權完全由當事人的意思決定；二是它不利於維護穩定的交易秩序和對非違約方利益的及時保護。在法院判定合同解除之前，合同關系處於不穩定狀態，非違約方本可自行實現的對自身利益的及時保護，卻由於司法的滯後性導致本可避免的損害的進一步擴大，對非違約方明顯不利。

在法國，立法及司法對於合同解除之所以顯出這樣的特性，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從立法上考察，法國民法典「主要是羅馬法和習慣法的折衷、調和」，（註：何勤華：《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頁。）「其個別規定的內容和文體，
給人以不過是對革命前的習慣法及羅馬法的取捨、選擇的印象。」（註：〔日〕早川武夫等著：《外國法》，張光博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第325頁。）再加上法典產生時，法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階段，
各類民事法律關系正在成長過程中，對這些民事法律關系的理論概括顯然不足，而盡快統一法制、創制民法的迫切使命不容立法者精雕細刻、曠時費日追求科學的結構、嚴密的邏輯、完善的概念。（註：參見林榕年主編：《外國法制史新編》，群眾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這些原因無疑決定了法典1184條的敗筆。從法典產生的經濟基礎看，19世紀的法國，農業仍佔主導地位，以交換為特徵的大工、商企業尚不發達，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經濟的規模和深度，作為交換關系在法律上表現的合同關系相對較為簡單，因此，繼承並堅持羅馬法所確立的合同信守原則，並嚴格限制合同解除也是自然之事。進入本世紀，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要求法律思想及法典詮釋與時俱進。現代法國判例貫徹的嚴格限定合同解除的思想，與其說是固守陳規不如說采於新說。現代法國學者認為，在債務人不履行義務時解除合同，對債權人利弊俱有；（註：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第347頁。）同時，
法官在確定合同解除的後果時，仍要考慮繼續履行合同的可能性及其將產生的利益。這就是說，學者與法官在對待合同解除時，都較為重視合同解除的消極影響。
2.德國民法典
與法國不同，德國民法典以明確、具體的規定，確立了合同解除制度。其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主要有：（1）履行遲延。
包括：①合同當事人一方履行遲延時，相對方得定相當期間，催告其履行；於該期間內仍不履行時，相對人可以解除合同（德民法典第326條第1款）。②依合同性質或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如不於一定時日或一定期間履行，則不能達到合同目的，當事人一方不履行而又經過該時期時，相對方可以不經過催告，而徑直解除合同（326條第2款）。（2）履行不能。
因可歸責於債務人的事由，債務人履行不能的，債權人可以不經催告而直接解除合同（第325條）。

針對民法典關於合同解除的規定，德國學者及法官們多有議論。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如下四點：首先，盡管德國民法典是潘德克吞法學家精心提煉羅馬法的結果，由於合同解除制度並未被羅馬法承認，因此，德國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制度只是吸收1861年的《德國普通商法典》的結果，對致力於羅馬法研究的德國學者來說合同解除無疑是「一種新事物」，從而導致「其中一些具體規定至今仍十分不明確」，法學家在適用它時總是感到有些困難。（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頁。）其次，以履行遲延、履行不能作為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不能概括合同解除事由的全部。顯著的漏洞是預先拒絕履行的情況：既然債務人已背棄了自己所承擔的義務，受害方就應當可以通過其它救濟措施來盡量減少預期的損害。因此，學者認為《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72條關於預期根本違約的適用，是「完全正確的」。（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楚建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
年版，
第113頁。）相應地，司法判決中也普遍確認預期拒絕履行與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具有相同的法律後果。第三，對於不完全履行，由於適用瑕疵擔保責任不利於對受害方的充分保護，因此，判例及學說也贊成賦予不完全履行如履行不能、履行遲延同樣的法律後果。最後，在德國，對於履行遲延的規定，判例及學說均認為，「用這種方法解決合同中違反履行義務所造成的難題，被證明是極其令人滿意的。」（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12頁。）相反，
對履行不能的規定卻讓人感到十分復雜。尤其是對如何界定「不能」的類型與程度，判例及學說均感為難。為解決這一人為難題，本世紀以來，大陸法已形成相當復雜的關於履行不能的理論。另外，履行不能作為合同解除事由的前提是「可歸責於一方當事人的事由」，而對如何理解該前提與合同法的過錯歸責原則的關系，也是疑點叢生。（註：參見王利明：《違約責任論》，第166頁。）

通過學者及法官們對德國民法典關於合同解除的看法，可以得出如下啟示：首先，合同解除作為一項嶄新的制度，在法典制訂時，德國學者對它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其次，僅規定在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時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事由的規定明顯存在嚴重漏洞。最後，履行不能應否作一種解除事由不無疑問。

德國民法典素以講究邏輯體系嚴密、用語精確而著稱於世，怎麼解釋法在合同解除規定上所存在的內容不完善、用語模糊的現象呢？第一，眾所周知，德國民法典是在潘德克吞法學構建的理論和體系的基礎之上制定出來的；法典制定之前及制定過程中，潘德克吞學者大都傾力於羅馬法的研究，對於本國固有法律傳統卻顯然較為忽視。在法典第一稿因不顧本國法律傳統而被否定之後，法典制定者雖然開始注意吸收本國固有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是因時間所限，特別是缺乏對合同解除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從而不可避免造成了繼受羅馬法與繼承固有法的不協調。第二，以履行不能和履行遲延作為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是履行違反二元論理論的必然產物。1853年，德國學者牟姆森認為所有的形式的履行違反都可以歸納於履行不能或履行遲延。這種排斥其它一切可能的二元論支配了那場圍繞德國民法典而展開的大論戰。（註：〔德〕羅伯特·霍恩等著：《德國民商法導論》，第103頁。）
既然承認只有兩種履行違反，如果採納了合同解除制度，這兩種履行違反的法律後果，當然包括可以解除合同。但是1902年的帝國最高法院的判例表明，履行違反的形式是非「二元」的，除履行不能及履行遲延外還有諸多新的違約形式，為解決實際問題，法院不得不採用「積極違約」（包括拒絕履行、不完全履行、違反附隨義務等）理論，以彌補民法典的漏洞。這一事實本身說明，德國學者對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是缺乏系統研究的。

3.英美法

一般而言，在英美，合同的解除、終止與消滅是截然不分的。（註：參見〔英〕阿蒂亞著：《合同法概論》，程正康等譯，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294頁。）但大陸法學者認為，若從狹義理解，英美法依然存在大陸法意義的合同解除制度，只不過具有自己獨特之處罷了。

在英國，違約在合同法發展的早期被嚴格區分為違反條件和違反擔保，只有在一方違反條件時另一方才可以採取解除合同的救濟措施。但是，「這種過於機械的分類，不僅不合理，而且妨礙貿易的發展。」（註：廖進球等主編：《國際商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法院在處理大量的合同糾紛時發現，一些違約形式既不符合違反條件又難以稱之為違反擔保。因此，「在目前英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通過判決，已承認所謂「中間條款。」（註：廖進球等主編：《國際商法》，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頁。）在學術上，對如何劃分合同的條件條款與擔保條款也是觀點不一。一種觀點認為應以條款本身的重要性進行區分。條件條款是合同的重要的、基本的、實質性的條款，相反則為擔保條款。另一種觀點堅持應根據違反義務後果是否給受害人造成履行艱難來劃分兩種條款。這實質上等於以履行艱難的後果作為合同解除的條件，如若如此，無疑嚴格且不合理地限制了受害人的解除權，因此未被採納。而前一種觀點在實際操作上也遇到很多困難。因此，英國法最終以違約後果為根據來區分不同的條款。即當一方違約後果嚴重時，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註：參見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3期。）

英國法對違約形式的基本劃分之所以導致理論及實踐上的分歧與困難，首先在於違反條件與違反擔保在司法實踐中缺乏明確、規范的判斷標准。其次是這種「違約二元論理論」與德國法中的「履行違反二元論」一樣難以概括現實生活中不斷出現的新的違約形式，以致於為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法院最終採納以違約的後果具有嚴重性作為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理論。

在美國，以後果是否嚴重為標准，違約被劃分為重大違約和輕微違約。當一方違約致使另一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時，為重大違約。必須指出的是，即使一方的行為已構成重大違約，美國法院在許多情況下並不允許受害方直接解除合同，而是要求其給違約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法院在決定應當給違約方多長時間進行自行補救時，要考慮各種相關因素。重要因素之一是，違約方的拖延將在多大程度上剝奪受害方有權期望從該交易中獲得的利益。另一個與之相對的因素是，允許受害方即時解除合同會給違約方造成多大的損失。法院的最終決定應當是權衡這兩種因素的結果。（註：參見王軍編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頁。）無數判例表明，
當一方遲延履行時，除非這種履行已與合同的性質及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相違背，另一方應在給予一方一個合理的寬限期後再行使解除權。當然，並非在所有違約情況下都應首先給違約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如違約方沒有能力進行補救（違約方以故意或過失的行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願自行補救（明確表示將不履行）時，受害方可即時解除合同。美國是判例法國家，以上只是典型的解除合同的情況，對於其它大量的違約行為，是否應當解除合同由法院按照重大違約理論作出判定。美國學者與判例之所以有如此認識，理由在於，當一方違約時，另一方解除合同會使違約方完全喪失對其違約進行自行補救的機會，因而常常導致對違約方嚴厲懲罰的後果；而避免對違約方施加懲罰是美國法在確定救濟手段時的基本政策。（註：參見王軍編著：《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頁。）同時，學者們還認為，
解除合同等於使業已達成的交易中途流產，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利。

在英美，預期違約理論也較成熟。按此理論，在合同履行期到來之前，如一方無正當理由而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表示其將不履行合同，另一方可即時解除合同；或者一方在履行期到來之前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另一方將不履行合同而又不願意為此提供保證時，也可以解除合同。該理論在英美得到大多數學者的歡迎，如美國著名合同法學者柯賓認為針對預期違約提起訴訟是合理的；英國學者猜圖指出，其有助於使損失降到最低限度。當然反對者也有，如美國學者威爾頓認為預期違約的概念是「不合邏輯的」，而且其加重了被告的負擔。（註：轉引自王利明著：《違約責任論》，第135—137頁。）總之，作為一項制度，預期違約因能起到防止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害擴大的效果，應當予以肯定。但是，對於默示的預期違約情況，如判斷不當會造成加重或損害一方當事人負擔的後果，對之應當嚴加限制。

4.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與《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的規定。
《公約》與《通則》關於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的規定基本相同：（1）因根本違約解除合同；（2）預期違約時解除合同；（3
）非定期債務履行遲延時解除合同。所不同的只是在根本違約的判斷標准上。《通則》對何為根本違約以及如何判斷根本違約未作規定，相反，《公約》卻對此明文規定，尤其對如何判斷根本違約，規定了較為嚴格的主客觀標准，即「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害）」。對《公約》的這種規定，一些學者認為，「有時會限制非違約方的權利」。（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對《公約》的其它規定，批評意見較少。相反，正如前文所述，在大陸法有較大的影響的德國民法學者對《公約》第72條預期根本違約的規定較為推崇。

《公約》及《通則》的規定，應當說與它們適用范圍的特殊性有關。首先，《公約》與《通則》是世界范圍內的立法，在兩大法系彼此獨立並存的現代社會，為了促進各國、特別是世界貿易的順暢的發展，使不同法系的營業主體在同一規則之下進行平等的交易，《公約》與《通則》在立法內容與立法技術上不得不折衷、調和兩大法系關於同一問題的不同處理辦法。在合同解除的事由的規定上，《公約》與《通則》採納了英美法的重大違約與預期重大違約制度，同時，對大陸法中的非定期的遲延履行，也明確規定為一種合同解除的事由。其次，顧名思義，《公約》與《通則》的合同締結者皆為商人，而且大多為從事跨國（地區）交易的大商人，相對於一般民事主體而言，商人的締約能力、償債能力及預見市場風險的能力均較強。因此，《公約》對根本違約設定嚴格的主客觀標準是合理的。

小 結
（1）法國民法典具有明顯司法性的合同解除模式，
因與合同解除的實質相悖離而受到冷遇；德國法採取的以違約行為形態為基礎分門別類地規定合同解除的事由的立法模式，因為漏洞較多，亦受到批評。同時，由於各種原因兩國在立法當時對合同解除缺乏必要的認識和深入研究，致使對合同解除的規定都不太成功。但是，法國法官們以違約行為具有嚴重性判定合同予以解除的作法，以及德國法企圖使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明確化、具體化從而便於當事人行使解除權的立法思想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英美法的預期根本違約制度，
因能有效地防止本可以避免的損害的擴大，有利於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符合合同法本世紀以來強調對信賴利益予以有效保護的立法趨勢，頗受兩大法系眾多學者的青睞。對於根本違約制度，因為其以違約行為的性質的嚴重與否作標准為合同解除規定了統一、明確的事由，從而能有效地防止合同的輕易解除；（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同時，英美判例也表明，根本違約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而且這些違約形式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這無疑意味著，法官們對如何判斷根本違約隨時都面臨著不斷變化的現實的挑戰。

（3
）《公約》與《通則》對合同解除事由的規定所採取的列舉（遲延履行）與概括（根本違約、預期根本違約）相結合的立法技術，既顯得具體、明確，便於實際操作，又不失嚴格、統一，以避免濫用解除權。同時，《公約》以根本違約的嚴格判斷標准限制合同的解除的立法思想，也不乏可取之處。當然，《公約》在設計合同解除事由時對如何處理既有效地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必要時允許其解除合同）又更好地限制非違約方濫用解除權這個問題，有所不足，即過分限制了非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

（4）總結合同解除的事由的所有立法例及判例可知，
單純的過錯並非合同解除的主要根據，以過錯作判斷因素之一的違約後果具有嚴重性才是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而判斷違約後果是否嚴重，各國大都以合同訂立的主要目的能否實現為依據。應當一提的是，德國通過判例確認拒絕履行為合同解除事由之一，美國法官也認為在拒絕履行出現時，非違約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同時，在美國遲延履行如經過寬限期仍未履行，非違約方可直接解除合同，《公約》與《通則》也把遲延履行作為解除合同的事由之一，表明兩大法系將一些常見的嚴重違約行為歸位於合同解除的事由已漸成共識。

總之，不同法系的不同國家以及在世界范圍內適用的合同法規則，其在規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時，既有所不同又在某些方面趨於同一。這啟示我們：當我們制定合同法、規定合同法解除的事由時應深入思考那些相關的重要問題，以期立足國情，制定出合理、規范的合同解除事由！

二、規定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應當思考的幾個重要問題
1.合同解除與合同信守原則。

合同信守是合同法的重要原則之一。其要義為，依法訂立的合同在當事人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除依當事人協議或法律規定合同可以變更或解除之外，當事人應當嚴格遵守合同義務；即使在一方違約時，如未造成另一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的後果，另一方也不得輕易解除合同。合同信守原則是社會經濟對合同法基本要求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必然要求。依現代經濟分析法學的觀點，合同法的經濟意義突出體現在，它能有效地減少或制止交易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在機會主義的誘導下，資源容易流向經濟活動完成時間短的領域，從而影響資源利用的經濟效益。（註：張乃根：《經濟學分析法學》，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125頁。）
如履行期較長的合同或持續性合同，當事人訂立合同後履行期屆滿前，市場環境的變化極易誘發當事人輕易毀棄合同，這必然會導致原有交易關系的中途流產，引起社會資源的再配置，造成當事人交易成本的增加，於社會整體利益無益。同時，合同既然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果，彼此信守相互許下的諾言是順理成章的事；如果允許一方在合同訂立的目的仍可以得到實現時，僅僅基於自身利益而擅自解除既存的合同關系，無疑會使合同的約束力以及市場交易的道德環境遭到破壞。基於此，羅馬法及法國民法都未全面確立合同解除制度；即使承認在雙務合同中，一方不履行義務時，合同暗含「解除約款」，但也是嚴格予以限制。在德國，直到潘德克吞法學的後期發展階段，在潘德克吞法學與要求注重本國法律傳統文化的日耳曼法學的論爭之下，法典制定者才從本國商法中吸取了合同解除制度。從法典頒布不久合同解除就暴露出的諸多問題看，至少在法典制定之前，執著於「法律科學」的潘德克吞學者們仍然如羅馬法時代的學者們那樣把合同應當信守視為當然之事。在英美，合同信守原則表現更為明顯，如前述，美國法院認為即便一方屬重大違約，另一方應當首先給對方一個自行補救的機會，或者在已無補救可能後，才得以解除合同。《公約》中根本違約與解除合同的關系也在於「通過根本違約制度，嚴格限制一方當事人在對方違約以後，濫用解除合同的權利。」（註：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總之，對合同法而言，合同信守是基本原則，合同解除是一種例外，（註：崔建遠、陳國柱：《關於完善經濟合同解除制度的思考》，載《企業·證券·合同》，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頁。）因此應對合同解除予以嚴格限制。

2.合同解除與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可作兩種理解。一是指合同法的目的即合同法的規范功能。有學者將其歸納為兩類，一類是保護合同當事人的權益的功能（保護功能），另一類是鼓勵當事人所從事的自願交易行為的功能（鼓勵交易功能）。（註：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標與鼓勵交易》，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3期。）就前者而言，
法律應當承認並賦予非違約方一定情形之下的解除合同的權利。因為當違約行為導致非違約方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時，如不允許或過分限制非違約方解除合同的權利，往往會造成非違約方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害的進一步擴大，這顯然不利於或者違背對非違約方利益的充分保護。如發生預期根本違約時，非違約方如不能即時解除合同，無疑等於坐以待斃。就後者而言，合同本身雖然不能生產社會財富、增加社會財富，但卻可以通過鼓勵交易推動生產、促進經營，由此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與繁榮。（註：楊立新、張少鋒：《關於制定統一合同法中的幾個問題》，載《河北法學》1996年第3期。）
解除合同等於使本已達成的交易中途流產，特別是連環買賣合同，解除一個合同，會影響一連串相關的交易，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明顯不利。因此，從合同鼓勵交易的功能出發，合同解除應當嚴格限制。總之，合同法的目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是相反相成的。這意味著，在制訂合同解除的事由時應精心權衡合同法側重於突出其那一個功能或者合同法是如何正確處理兩種功能的關系的。如在制訂統一合同法的過程中，學者們一致主張要特別強調合同法鼓勵交易的功能，則勢必應嚴格限制合同解除。

二是指合同雙方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經濟目的。當事人訂立合同，其目的無不是通過合同這種法律手段實現各自的經濟利益。但是，合同有效成立後，某種原因的出現常常會致使當事人訂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難以實現，此時如果不顧

G. 物權行為的價值

1.清晰區分各種法律關系，便於准確適用法律
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法律關系非常明晰。以買賣為例，則分為三個獨立的法律行為：一是債權行為（買賣契約）；二是為轉移標的物所有權之物權行為；三是轉移價金所有權的物權行為。
2.交易安全的保護機能
物權行為理論的支持者認為，物權行為理論最重要的價值或者機能，在於對交易安全的保護。他們指出：必須將作為原因的當事人的意思與所有權讓與的「構成部分」分離開來，否則新的所有人必將依附於前取得者，難以避免因原因關系的瑕疵而喪失權利的可能性，如此，交易勢必遭受阻礙。而物權行為的無因構成縮小了交易人對權利人的檢索范圍，在交易之際，人們無須將其視野移出相對人而無限地檢索真正的權利人。
3.使法律關系理論最終臻於完善，完善了民法體系
作為德國民法理論最有特色的「標志型建築」的物權行為理論，不僅被認為是潘德克吞法學或者概念法學最為輝煌的運用成果，不僅將德國學者所崇尚和擅長的法律形式理性思維方法推向極至，而且對於德國物權法乃至整個德國民法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H. 民法典中有關於祭奠權的論述嗎

民法典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民法典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為准則，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據。中國曾於1954年、1962年、1979年三次啟動民法典的制定，均無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正確調整民事關系，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根據憲法和我國實際情況，總結民事活動的實踐經驗，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該法於1986年4月頒布，被學者稱為「准法典」[2]，是我國改革開放後鑒於當時國情和緊迫形勢出台的一部不太完善、不太全面和系統的調整我國民事關系的法律，是民事政策權宜之計的產物，但即使這樣，這部法律也有著劃時代和里程碑式的意義！ 所以《民法通則》既不是民法典，又不是民法總則，但從1986年開始，《民法通則》在我國起著民法典的作用，它和其它單行民事法律及其它部門法中有關的民事法律規定一起調整著二十多年來我國的民事法律關系，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3]2002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民法典草案，但最終由於內容復雜、體系龐大、學術觀點存在分歧等原因，最終未能實現。

《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課題組起草。課題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煙台大學法學院、復旦大學法學院、山東大學法學院、北京化工大學法學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深圳大學法學院、中國建銀

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書籍

集團法律部等單位的26人組成。梁慧星學部委員擔任課題組負責人。該草案採用德國潘德克吞編制體例，分為總則、物權、債權總則、合同、侵權行為、親屬、繼承七編，共計1947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