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經驗借鑒
『壹』 國外法治與國內法治的異同
法治是歷史久遠的話題，針對的主要是人治。其核心觀點是，個人會有情感，有偏好，不確定；領導人交替，可能改變規則和政策，引發政治不穩定。但現代西方社會強調法治不僅如此，還因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引發的一系列條件。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曾對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有過比較初步但很深入的分析：法治屬於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築，是由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其他社會條件決定的；與之相伴的法治觀點並非一種抽象的理論、普遍的真理，而是對西方近現代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回應，是對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一種理論總結，同時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展。
在封建的歐洲，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生產方式，各個封建邦國的法律法規和風俗習慣極不統一。這種"各自為陣"的小型社會秩序和法律無法滿足商品交換對更大范圍內的統一市場的要求，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障礙。新興的資產階級要實現其經濟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須消滅封建主義地方秩序，在更大區域內形成統一的國家，並形成不矛盾的、明確的和普遍適用的規則體系。由此產生的法治的理念，隱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個要素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確立，表現為主權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身發展要求在更大范圍內形成統一規則體系，但這種變化會遭遇封建勢力的抵抗；為促進資本主義發展，要在一定的疆域內確認統一的法律，並保證規則有效貫徹執行，這就一定要求一個對社會更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國家。由此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現代民族國家。與基於傳統和"君權神授"的封建國家不同，民族國家強調政治共同體，強調國家主權的至高無上，強調由國家制定和頒布統一的規則，強調國家為保證規則執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壟斷。由此也就產生了主權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國的理念。
在英美，法治更多是藉助普通法的漸進傳統逐步完成了法治的基本統一；而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則更多是通過國家的政治統一以法典方式促成了法治的統一。這兩大法系國家的法治思想的具體表述和核心關注也有所差別。不僅有地域的差別，還有因時代變化引發了不同的問題，因此形成的相關法治觀念和法制觀念之表達也不同。例如，最早的17世紀的英國的資產階級法學家大致提出了近代法治的"主權至上"、"個人權利"以及"權力制約"這三個要素。強調主權至上是鑒於英國內戰時期的慘痛經驗；霍布斯認為，只有最高公共權力的建立或存在，才可能有每個人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的和平與安全，因此主權應當是絕對的，對主權的制約與分割都將導致主權的被架空與和平的喪失。但霍布斯並不是倡導專制主義，事實上他認為國家的權力來自個體的人，人是為了獲得和平而通過契約建立了國家，這一理論否定"君權神授"，同時也奠定了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思想。霍布斯強調的是單一的"生命權"，洛克則將公民的個人權利擴展至"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認為國家必須保護這三項基本權利。而為了保證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當時是王權），洛克還提出了"以權利約束權力"以及"權力分立"的主張；但他把司法權歸在行政權之下。
英國的法治思想直接影響了美國革命和美國的法治理念。在美國革命和建國過程中，美國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強調基於個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這與美國的移民社會直接相關），更是將洛克的分權思想付諸政治實踐。分權有兩個方面，一是針對美國的政治現實（13個殖民地）創造了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聯邦制，二是在政府層面則強調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權。但分權也是有限度的，聯邦分權不允許分裂國家（包括後來的南北戰爭），確立了聯邦至上（主權至上），保證了美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統一；同時又藉助聯邦至上原則努力促進全國經濟的整合，為統一的市場經濟創造了條件，支持了國家的政治統一。而三權分立則是為了權力的相互制衡，但這一制度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採納。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法治學說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鳩和盧梭。孟德斯鳩在法治的最主要發展是，基於對英國經驗的錯誤理解，提出三權分立理論，把司法權獨立出來；這一思想在美國得以實踐。盧梭的法治思想與孟德斯鳩相反，他強調人民主權，強調法律是人民"公意"的體現，強調主權對公共利益的表達和維護；盧梭強調，法治的目的在於自由，但他的自由並不是消極的，而是任何公民都不能拒絕的；為實現真正的法治，盧梭甚至認為，應當強迫那些拒不服從公意的人服從公意，也就是要"迫使他們自由"。
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較晚。19世紀末，才通過鐵血政策完成了德國的統一，進而完成了法治的統一。德國法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民族精神"，強調法治要在本國文化基礎上回應本國需要；另一個思想是"法治國"，特別強調國家為公民提供福利性權利，在制度安排上則強調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可預測性，強調嚴格執法。20世紀之後，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發生，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對社會的治理與調控。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後，福利國家與法律社會化成為20世紀上半期的主流社會思潮，勞工法和各種社會福利保障的法律發展起來了。到20世紀下半葉，隨著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以及同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更強調法律的同等保護、正當程序以及普遍人權。特別是後者，這已不僅是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擴張（特別是全球化）的制度要求，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同其他制度競爭的重要意識形態武器，是把西方文化普世化的一種戰略性努力。
盡管不同時、空以及不同理論學派之間有眾多差異，但可以對資本主義法治思想做一些最粗略的概括：
1、努力維系國家主權和法治統一。
2、保障公民權利和人權。
3、權力的分立制衡。
西方法治的核心觀點體現了人類近代以來為在世俗社會的基礎上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保證本國社會和平和安定，推進本國資本主義發展和國際競爭而進行的探索與思考，凝結了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實踐的一般經驗。
鑒於現、當代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處於這一歷史進程，這些經驗也為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為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鑒與汲取的思想和制度資源。
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內容與價值仍然回應了當時當地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的需要，它反映了資產階級法律思想家對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本國問題的理論思考，不僅具有階級的局限，而且有強烈的時代以及地域（本國）的印記。就根本而言，資本主義法治思想最初回應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新的社會秩序的重建問題，是為建立本國的統一市場、維護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秩序服務的。其最終關心的是本國的、特別是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努力以國家政治法律力量來推動本國在國際經濟爭奪和競爭中的優勢。從政治上看，它首先關心本國的穩定和有效統治，充分利用法律調控來緩和國內各階級、階層、種族和民族之間的矛盾；對外，資本主義法治及其理念在歷史上曾經與新、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霸權主義相聯系，與本國的戰略利益保持和擴張相聯系。即使其法治理念以普遍方式表達，抽象的代表了全人類的理想，但就這些思想之發生就針對的是本國問題，在其近代的傳播中，也往往會服從本國長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和戰略，並構成了本國國際競爭力之一。特別是到20世紀中期之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擴張逐漸由商品輸出和武力征服轉向了資本輸出與意識形態產品輸出，"法治"與"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核心價值一起，成為了資本主義全球戰略，維系近現代以來西方主導世界格局、防止其他大國崛起的政治措施和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之一。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在當代中國政治和法治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與發展起來，是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經驗教訓的一個初步總結。。
第一是當代中國。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時、空規定。大國，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發展中國家，而且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而且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不僅是經濟的、政治的，而且有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所有這些特點，是中國法治發展一個根本的物質性條件，既是制約，也是促成。中國法治回答的不是某抽象國家的問題，也不是回答某西方國家的問題，它必須回答的是中國問題。其根本出發點必定也必須是中國國情。
第二是社會主義。這是關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政治性規定。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道路，是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空間和地域內建立起植根於並超越傳統中華文明、符合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必須凝聚中國社會的高度共識，而不是在中國簡單移植一種符合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或模式的法治。中國法治必須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相兼容，支撐並受制於這一制度。如果脫離了這個根本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即使理論上頭頭是道，或在西方曾行之有效，也未必有助於中國的當代和長遠社會發展的要求。
第三是法治實踐。這是關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實踐性規定。盡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然會而且要借鑒西方法治思想，但法治理念不可能僅僅附著於抽象的理論思考，而必須基於中國的法治實踐，必須總結中國法治實踐的經驗教訓。
依法治國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需要法律，但計劃是管理社會的主要手段。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體制，一定需要有與之相匹配、能夠更有效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上層建築。市場經濟要求相對統一的規則，令市場交易主體對於未來有相對穩定的預期，這些都需要依靠法治。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要創建比較完善的統一市場，需要打破區域間的分割和封鎖，這都要求依法治國和法治統一。
依法治國也是中國基本國情的要求。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還不很平衡；這使中國與英國、法國、德國這些相對來說疆域較小的國家有重要區別。要在當代國際環境下有效治理這樣一個大國，必須穩定保持中央的高度政治權威，保障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同時還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因地制宜地回答和解決地方性問題。法治不僅可以保證基本規則和政策的穩定性，而且有助於制度化中央的權威以及與地方的關系。不僅使問題處理不再依賴於當代人智慧，而且可以藉助制度凝結的前代人智慧，並通過各層級之間以及同一層級的各國家機構的有效分工合作得以實現，從而保證了效率和公正。
堅持依法治國也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決定的。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變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經過一百多年艱苦卓絕的努力，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華民族從革命轉入了建設時期。革命時期不可能通過常規化的制度來處理問題，往往必須更多依賴個人智慧在各地獨立判斷和處理問題。建設時期，社會需要也漸漸趨於穩定，社會呈現的問題盡管新穎卻更多是常規性問題，因此可能通過相對統一規則和程序保證同類型的問題都得到類似處理。由於面對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全新的事業缺乏經驗，未能及時地根據社會變遷加強法治建設，中國社會曾為此付出了重大代價。錯誤的根源之一，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隨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清醒冷靜地轉向執政黨，與時俱進，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依法治國最終被確立為治國的基本方略。
借鑒中華傳統文明和西方法治的經驗，基於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面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諸多轉型，中國的法治不僅一定要反映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核心道德，並且要努力通過包括司法在內的法治實踐逐步凝聚中國社會在一些根本價值問題上的共識。必須注意，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盡管都說公平正義，但許多具體的理解會有某些差別。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人們相對會更強調抽象平等，更多訴諸司法解決糾紛；在熟人社會，則會更強調實質公平，人們會更傾向以保持面子的方式解決。因此，如一味強調正式司法，即使從正式規定上看似公平的判決，也許不能為某些民眾所接受；公平正義因此隱含了合情合理的維度。在更強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中，一般認為，言行只要不影響他人就不視為問題，但在更強調社區和社會價值的社會中，卻仍可能引發沖突。因此，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公平正義雖不拒絕參考但並不可能等同於抽象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而必須在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的基礎上兼顧與依法治國並不必然對立的某些傳統的、民族的乃至地方的價值和習俗。對法治的公平正義的理解是要注意中國社會和文化背景的。
『貳』 如何加強法治建設的幾點思考
法治，就是依照法律法規管理經濟、文化和社會各項事務。保證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為了加快法治建設進程，早日實現文明法治社會。加強法治建設要從五個方面來思考，抓住關鍵，這樣才能切實有效的加強法治建設。
第一：黨委發揮領導作用 。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各級黨委要充分發揮其領導作用，逐步做到善於把黨的方針政策變成國家意志來實現領導，善於運用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去解決矛盾和處理問題，確保法治建設有步驟、有秩序地推進。
第二：人大發揮主導作用 。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要在同級黨領導下，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把法治工作擺上議事日程，並作為長期的戰略任務來抓，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組織體系也應當成為法治建設的組織實施體系。在組織協調法治日常工作和依法履行立法、監督、重大事項決定、人事任免等職權時，扎扎實實而又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在法治建設中充分發揮主導作用。
第三：「一府兩院」（政府、法院和檢察院）發揮執法主體作用 。行政機關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最大，與人民群眾關系最密切，也是機構和人員最多的部門，大部分的法律法規是由行政機關執行的，行政機關在法治建設中佔有突出的重要位置，依法行政是法治的核心，是優化經濟環境、增創法治優勢的關鍵所在。而司法工作同樣是法治工作的主要環節。應該說，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在法治建設中處於執法主體的重要地位。
第四：政協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其范圍是廣泛的，可以對國家憲法和法律、法規的實施、重大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的工作，通過協商討論和批評建議進行監督，通過會議、視察、調查、提案和建議案等多種形式監督法律、法規的執行。
第五：發揮人民群眾主力軍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不僅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 神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不論干什麼工作，搞任何事情，開展何種活動，只有群眾支持和參與，積極配合，才能取得成效。我們抓法治必須廣泛深入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真心實意地相信群眾，全心全意地依靠群眾，並把如何加強法治建設總的思路交給群眾，請群眾出主意、想辦法、提建議、獻計獻策。
拓展資料：
為了加快法治建設進程，早日實現文明法治社會。在現階段，必須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效辦法，切實加強對法治工作的領導，健全和規范法治工作機制，認真搞好法制宣傳教育，強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不斷提高執法水平，增強領導幹部依法決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能力，全面提高廣大幹部群眾的法律素質。
『叄』 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學習心得結尾兩段
根據本單位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實施方案的要求，從今年4月至年底相對集中時間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通過近一段時間的集中學習和自學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讀本，大家對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要性有了進一步認識，特別是對指導各自今後的司法實踐更是不可或缺。通過近一段時間的學習，本人感到，學習全面、准確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要求和深刻內涵，對政法人員堅持並運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實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科學有機的統一體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可以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的內容。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執法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服務大局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這五個方面相輔相成，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以hjt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全局出發，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為指導，在認真總結我國法治建設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律、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把握，並且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國經濟社會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政法隊伍和政法工作必須適應現階段形勢需要，進一步明確執法指導思想，堅持用正確的思想武裝幹警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這對於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堅持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政法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保持政法隊伍永遠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法律的政治本色，切實擔負起黨和人民賦予的神聖職責，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二、必須堅持並運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武裝政法幹警的頭腦
從辯證角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處在難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處在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的時期。人民內部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一些各類群體性事件，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盡快提高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妥善調處不同利益主體間的利益糾紛，成為政法機關日益迫切的一項任務。社會管理、經濟管理等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滋生和誘發違法犯罪的因素的客觀存在，都提醒我們，政法機關防範、打擊違法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長期而艱巨。與此同時，隨著人民群眾民主法治意識的不斷提高，通過司法程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需求日益增強，對政法機關公正執法的能力和水平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明顯增強，國際地位明顯提高，人民生活明顯改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我國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我國經濟充滿生機活力的同時，市場經濟利益法則也影響著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在這種情況下，政法隊伍難免受到影響。政法幹警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動搖，都可能使執法目標和方向發生錯誤，手中的執法權力都可能被錯用和扭曲，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損失。
總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堅持不懈地狠抓隊伍建設，政法隊伍的總體素質不斷提高，政法幹警為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也應當看到，政法隊伍中還不同程度地存在執法不嚴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為，甚至執法犯法的現象。這些問題的存在，往往與一些幹警執法理念出現偏差有直接關系。應對新挑戰、適應新要求，需要用科學、先進、正確的法治理念武裝幹警頭腦。堅持並運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武裝我們的頭腦既是正確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政法意識形態領域的正本清源需要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多年來，同國外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接觸，一方面使我們有效地借鑒吸收了其有益的部分，促進了我國立法和執法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西方各種法治思想給我們的法治觀念帶來的消極影響也不可忽視。在執法實踐中，有的簡單套用西方的一些「法律術語」，造成執法思想和執法活動的混亂；有的片面崇尚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從我國國情出發，主張全盤照搬照用，甚至對一些建立在資本主義本質基礎上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思想，如「三權分立」、「政治中立」等，也喪失了起碼的政治鑒別力。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打著依法治國的幌子否定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打著司法改革的旗號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利用個案炒作詆毀政法機關和政法隊伍形象，企圖在政法意識形態領域製造混亂和影響，以實現其政治圖謀。
在警惕西方法治思想負面影響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左」的以及封建思想殘余的影響依然存在。在政法隊伍中，有的人改革創新意識不強，對新情況新問題研究不夠；有的人特權思想嚴重，群眾觀念和人權意識淡漠等。這些同樣是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不相容的。
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不能掉以輕心。對政法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問題需要正本清源，用正確的法治理念統一幹警的執法思想，牢牢掌握政法領域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堅定不移地堅持我國政法工作的社會主義政治方向。
『肆』 (文化多樣性)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需要吸收國外法律文明成果，借鑒經驗，但絕不能照搬。分析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回理能力現代化答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伍』 如何正確處理好汲取中華法律文化與借鑒外國法治有益經驗的關系
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同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相適應，總結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實行法治的成功經驗，圍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決不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
『陸』 中美法治應相互借鑒,共同提高的意義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經貿發展取得長足穩定發展，這離不開法律制度的引導、規制和保障。各國法律各具特色，與其基本國情緊密相連，歷史文化、信仰立場和社會背景的不同，必然使得各國法律制度存在差異性。同時，各國法律制度都是歷經長久發展而成，有非常多的有益經驗可供借鑒。因此，法律制度的差異性和可借鑒性成為世界各國法律交流互鑒的基礎。中國是大陸法系國家，美國是普通法系國家，雙方在一系列核心法律問題的探討和交流，能夠增強對彼此法律制度的理解，吸收和借鑒雙方法律制度的經驗，從而提高雙方的立法水平，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發展提供助力。
『柒』 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體系我們可以借鑒西方國家哪些經驗
好象沒有,
法治體系是一種國家的歷史,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是一種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不相同的存在,所以,沒有什麼可以借鑒的,
當然,如果你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不存在,
那麼,算我沒說.
『捌』 我們今天的法制建設從中國古代借鑒了哪些
監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但在當代，而且在我國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都發揮著重要的地位。中國歷史上監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對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制度有著重要影響。中國古代就把它概括為「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和「政之理亂」的關鍵。在當代，鄧小平同志也同樣強調了加強黨和國家的監察工作的重要意義，並把它作為我們黨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和脫離群眾等不良作風的重要措施之一。
當然，由於當前我國的監察制度建設與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建設所面臨的歷史階段、經濟條件、根本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國際條件根本不同，具體情況自然也就有所差別。這些差別事實上就構成了我們傳統的一部分，當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監察制度建設的時候，這些傳統將和外來經驗一樣成為我們必須考察和借鑒的內容。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用較短的時間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書籍，通過閱讀我對我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和理解，也產生了一些想法。在本文中，我將把這些認識和想法提出。
一、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歷史沿革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監察制度的國家之一。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針對政府機構和工作人員的監察活動，後來隨著我國第一個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制度在我國的最終確立，中國逐漸形成了系統的監察制度。中國監察制度數千年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先秦前的萌芽時期、秦朝至清朝的封建制度時期、清末至民國的半殖民半封建制度時期及1949年以後的社會主義制度時期。本文所指的「中國古代」主要是指第二個時期。
（一）、萌芽時期
這個時期也是奴隸制時期和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型時期，在這個時期行政監察最顯著的特點就在於監察活動的非制度化、非規范化。不管是從監察機構的設置上、監察人員的選拔任用上、監察法規的配備上看還是從具體的運作效果看，監察活動還處於萌芽狀態。這主要是由當時的政治制度所決定的，在當時的奴隸制度下，實行的是分封制，國家是由一些鬆散的諸侯國所組成，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還沒有出現。相對於君主的權力而言，各諸侯享有大量獨立的權力，君主既無力也沒有對其進行監察的能力和必要。甚至，我們都很難說這些諸侯及其所屬的官員是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
（二）、封建制度時期
這一時期監察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體現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要求。為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建立了龐大的國家機構和官僚體制，同時為了保證皇帝對整個國家機構和官僚體制的控制，為了皇帝的意志能貫徹到龐大帝國的方方面面，封建統治者相應的建立了規模同樣龐大的御史機構（監察機構），以監察各級官吏的行為。因此可以說，作為一種系統化、制度化的監察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是為適應封建國家的行政管理而產生的。
中國的封建監察制度從秦漢時期開始形成，到1840年鴉片戰爭後走向瓦解，又可以分為下列五個時期：
1、 秦漢形成時期。這一時期設立了專門的監察機構，制定了一些監察法規，確立了一些監察官吏任用方面的制度。問題主要有：監察官員分工不明確，監察法規過於簡單。
2、 三國魏晉南北朝衰微時期。這一時期，由於軍閥割據、戰爭不斷，監察官吏的政治地位不斷下降，監察制度的發展受到影響。但也有一些小的發展，只是不太明顯。
3、 隋唐完善時期。這一時期形成了台諫並立制度。完善了御史機構，在御史台下分設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了嚴密的御史監察系統。另外，設置了政權和規模都比前朝大的諫官。
4、 宋遼金元保守時期。這個時期封建統治者加強了對監察機構的控制，宋朝台諫合一制度的確立，使監察制度純粹成為維護皇權的工具。
5、 明清進一步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御史台改為都察院，統治者在加強對監察機構控制的同時也進一步發展了監察機構。
（三）、半殖民半封建時期
這一時期，是從1840年至1949年。在這一時期監察制度的特點主要有：變化巨大、類型多樣，不但具有封建監察制度的殘余，而且還具有半殖民半封建性質、資產階級性質和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監察制度的存在；開始向西方學習，引進了西方國家的一些做法和制度，如清末模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監察制，設立了資政院和咨議局。
（四）、社會主義時期
新中國監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我國的行政監察制度必然會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和更快的發展。
二、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特點及給我們的啟示
數千年的監察制度史，說明了監察制度在我國的存在和發展是具有深厚的社會條件和歷史根據的，經過長期的監察制度建設和實踐，也形成了一些與其它國家的監察制度所不同的特點。研究這些特點，不但能讓我們熟習我們的傳統，而且更能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以為我國當前的監察制度建設服務。在我看來，我國古代監察制度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視監察機構的設置
秦漢設置御史台（府）行使監察權，後來還設置諫官組織對皇帝的行為也進行監督。唐宋以後，雖然監察機構幾經變更，但統治者重視監察機構的做法一直沒有改變，統治者始終希望通過監察制度來把龐大的統治機器置於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在古代中國，由於國家的地域十分廣大、通訊不變、又實行人治政治，各級官員雖然相對於皇帝而言權力不具有獨立性，但相對於下級官員及一般老百姓卻具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權，貪污、受賄、徇私枉法、濫用職權、欺上瞞下等等行為非常普遍，而且風險很小，統治者的統治常常因此受到損害。設立專門的監察機構對各級官員進行監督管理，並從各方面完善監察制度就成為了各朝各代的共同選擇。這也是我們應當吸取的好的經驗或做法，這是因為：1、我國至今仍然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國家機關，尤其是國家行政機關的權力仍然非常強大，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手中的自由裁量權仍然很大。在這種情況下，對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管理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建立專門的監察機構無疑是最為簡便的方法。2、依據現代法制建設的要求，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主體不但包括專門的監察機構，而且還包括上級行政機關、國家司法機關、國家立法機關、黨組織，甚至廣大人們群眾。在這種情況下，怎樣發揮專門監察機構在監督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方面的獨特作用，並在此基礎上與其它監察方式相互配合就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二）、各朝各代的監察機構在整個國家的機構中都居於很崇高的地位
中國的監察機構從建立以後，在國家機構中就始終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秦朝時，中央監察機構長官御史大夫的地位就相當於副丞相。元朝的御史台與最高行政機關中書省、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並列為三大府。明清時期，中央監察機構都察院與六部地位相當，被稱為「部院並重」。當然，這只是機構設置上的狀況，事實上由於監察機構的監督對象並非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掌握著國家權力的國家機關和官吏，因此，監察機構在現實中的地位完全取決於最高統治者的支持程度。否則，監察機構甚至很難開展一些最一般的工作。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有2個：首先，是工具論的影響，也就是說，監察機構從一形成就被看做是最高統治者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最高統治者往往可以不受監察機構的監督，除非他本人自願接受這一監督，即使是這樣也只具有象徵意義，根本無法實現。其次，是人治因素的影響。傳統中國是個以人治為根本治國方略的國家，雖然在監察制度方面，歷代封建王朝都程度不同地制定、頒布了一些法律規范，但硬性的成文規范常常為法律以外的因素所左右，法律上的規定往往難以落實。這實際上是由封建制度的歷史局限性所決定的，因為，在封建專制制度條件下，法律制度的地位永遠不可能，而且也不允許超越皇權。傳統監察制度的這種缺陷和問題，事實上在我國當前監察制度的建設中也有所體現，如在我國下級監督上級、從屬部門監督主要部門的情況就經常出現。當然，造成的原因又不完全相同，如果說我國古代監察制度的形式化從根本上是由封建制度的歷史局限性決定的話，那麼當前我國監察制度所存在的問題就僅是暫時的制度不健全的結果。其中，人治因素的影響是最為直接的原因之一。基於這樣的考慮，問題的解決就只能是在依法治國的總體要求下加快監察制度改革的步伐，以盡快完善我國的監察制度了。因為，只有法律制度的完善才是抑制人治因素干擾的最有效手段。
（三）、各朝各代的監察方式多種多樣
從監察主體上看，不但有專門監察機構的監察，而且還有上級行政機構的監察；在監察客體上，既有對財政的監察、對軍事的監察，也有對人事管理的監察、對立法和司法工作的監察；從監察形式上看，有常駐監察官制度（如秦朝的監軍史制度、宋代的監司制度），還有巡迴監察制度（如漢代的刺史制度、唐朝的巡按制度、明朝的巡府制度）。這既說明了我國古代監察制度所達到的成熟程度，也為我國當前的監察制度建設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對其中某些符合監察規律和我國國情的內容應當大膽地予以吸收採納。以監察形式為例，我國古代的監察制度之所以把監察形式分為常駐監察制度和巡迴監察制度，就在於這樣的制度建構是符合監察規律的，因為這樣既保證了整個封建監察制度的穩定，又較為有效地防止了監察官因為常年工作、生活於某地而可能帶來的徇私枉法問題。因而，很值得我們研究、借鑒。特別對一些技術性、策略性的監察制度的內容，更應當大膽地予以吸收、借鑒，而不應當以其是封建主義性質的監察制度就予以簡單的全盤否定。
（四）、各朝各代對監察官吏的任用都很重視
中國歷代政府在選拔任用監察官吏的時候，不但非常注重監察官吏的工作能力，而且還非常重視監察官吏的「德望」和「品德」，把廉潔奉公列為選拔監察官吏的重要條件。這種對監察官吏更為特殊和嚴格的要求是由監察工作的特殊性所決定的，也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地方。
（五）、各朝各代在監察法規的制定上與監察工作的實踐相比有較大的差距
總體上看，我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在法律規范的建構方面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監察機構龐大復雜，職權劃分不明確，對最高統治集團缺乏有力的監督；第二，監察法規大多規定的含糊不清，缺乏程序方面的規定，導致監察法規的操作性差、流於形式；第三，監察官員在法律上的具有什麼樣的權力不清楚，致使監察官員的執法風險加大，大大的影響了監察工作的有效進行。總之，我國古代的監察法律制度與監察工作的開展來看是大大的滯後了的，這種狀況的形成既有重禮治、輕法制思想的影響，也有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的影響。監察法規的不健全、不合理，嚴重地影響了監察制度的進一步發展。這一點對我們的啟發尤其重要，特別是在我們正在進行依法治國建設的歷史階段，更是如此。在新的發展形勢下，如何確實貫徹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要求，把我國的行政監察活動納入到法律的規范之下，這將是監察制度能否起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三、對我國當前監察制度建設的幾點建議
基於上述的論述，我認為當前我國的監察制度建設應注意下列問題的解決：
（一）、在綜合運用多種監察機制對國家行政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監督的同時，應特別注意專門監察機構和司法機構對國家行政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前者的優點在於它的高效率，後者的長處在於它的公正性。
（二）、不但應在立法上，而且還應當在現實層面確保監察機構的重要地位。首先，我們應當真正樹立法制思想，盡可能排除人治因素的影響；其次，應當將所有的行政機構和工作人員都納入到監察機構的監察對象中來，不允許有特權部門和個人的存在。
（三）、重視監察人員的選拔和任用。形成一套客觀、合理及科學的選拔與任用制度，把真正合格的人員選拔上來。
（四）、在吸收和借鑒古今中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國的監察方式、監察技術和監察制度。
（五）、大力進行監察法律制度的建設。以法律形式明確各監察主體之間的職權劃分；提高監察立法技術，使監察法律法規的內容更加具體明確；在立法中賦予監察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以一些特殊的權力，使其在履行監察職權的時候能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
總之，當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時候，除了要參考外國的相關法制經驗外，還應當注意對我們自己的法制傳統的研究和借鑒，因為我們現在的任何發展都離不開傳統的影響，甚至，傳統的某些因素本身就是現在的組成部分之一。只有了解了傳統，並且在這一基礎上充分汲取外國的有益經驗，我們才能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取得成功。
『玖』 是西方法治經驗對我們建設法治國家有何重要借鑒
平視他人：不媚權貴 自尊自愛
平視他人，意味著自愛自重，不妄自菲薄。
據傳清朝光緒年間，孫中山從日本留學回國，路過武昌總督府，想會見當時頗有名氣的兩廣總督張之洞，就寫了一張便條：學者孫中山求見張之洞兄。張大總督看過守門人遞進的便條，面有不悅，提筆在條上批寫：「持三字帖，見一品官，白丁焉敢稱兄弟？」守門人將條子還給孫中山，孫中山一看，迅即在便條上書道：「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布衣也可傲王侯。」守門人又將條子傳進總督府，張之洞看後「啊」了一聲，連聲說：「請！請！請！」
孫中山不愧是孫中山，地位卑微時便敢於平視權貴，著實有膽有識。我們周圍的不少人一見達官貴人，便情不自禁地躬背屈膝作仰視狀，宜不羞愧！國人是該學學孫中山，什麼時候面對權貴也敢挺臉抬頭學會平視，才算是在真正意義上「站起來了」。
走筆至此，不能不提到大名鼎鼎的羅斯福。羅斯福下肢癱瘓，卻以其赫赫政績贏得美國惟一的蟬聯四屆總統的殊榮。此公氣質謙和，平等待人，像一位兄長和朋友。有人說，羅斯福能把國王當普通人看待，而把普通人當國王看待，但國王和普通人都因此而愛戴他。有鑒於此，我們身邊的公僕、明星、富翁們是否也可屈尊向「羅斯福同志」學習，平視百姓、平視社會，從而造就自己的人格魅力。
平視，從告別主奴心態開始
陳丹青在接受《懷堯訪談錄》專訪時說：我們都是奴才，望不到邊的奴才！中國有老百姓，但沒有公民，有人口，但沒有現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階層全是無比嚴密無比細膩的奴主關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則巴望有一天當主子，你仔細想想，不是這樣么？
中國人的文化和人格觀念里，最深入骨髓的不平等，就是人格的不平等，金錢、權力、地位、武力，乃至先來後到，等等，都有可能成為人格不平等的根源。大家不以為非，反以為是。在單位，在官場，一些人稍微有了那麼一點小職務，成了幾個人的頭頭或上司，就頤指氣使不可一世;而那些「下屬」，則免不了有唯唯諾諾阿諛奉承者。久之，則不論懷著主子心態還是奴僕心態者，都不過是個小市民而已：滿足於小聰明式的自我陶醉、小圈子小幫派內的自我風光，並且在自行聰明自我得意中毀壞許多宏偉的構建，傷害許多正直不阿不黨不私之人。
這種深入骨髓的不平等，不僅對人的人格是個極大的傷害，對人的心態和心智也是個極大的、無謂的磨損。中國古代的官場爭斗、宮幃秘事和大家庭里的爾虞我詐，大妻小妾的爭風吃醋，無非都是為了能夠在小范圍內在人格上高人一等。於是，中國人的心智大部分被鬼迷心竅似地鑽進了人際關系的死胡同，光琢磨人不琢磨事。大好的年華與智慧都在這樣的勾心鬥角中付水東流！
10 / 10你我皆凡人 何分三六九2011.04.01 第二十期
據報道，很多大學生，都受高薪誘惑應聘保姆，然而當上保姆後不久即離去的高達80%。原來他們「難以忍受」不能和主人一家同桌吃飯這樣的規矩。對此，徐賁教授理直氣壯地說：大學生理應更具有自我意識，也更在意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相互尊重關系。如果一個社會只追究當保姆者的「心態問題」，要求他們安守本分、當好下人，會使整個社會越來越下人化、僕役化。相反，如果一個社會能夠多多追究主人的心態，多多提倡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將有助於提高社會的共同尊嚴感。
我相信一個人的人格狀態將直接影響其事業和人生境界。在中國與公民社會的距離日益拉近的當今世界，我們還是應該提醒人們多關注人與人之間人格的不平等，並且敢於從我做起，站直嘍，別趴下！沒有不可挑戰的權威，沒有不可「冒犯」的領導，這個社會才會有制衡，才會真正趨於正常。當我們從狹隘的「小圈子」中抬起頭來，會發現外面是個大得多的江河湖海。
『拾』 結合材料 說明依法治國為什麼既要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
你好，
祝學習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