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英國社會立法的認識

『壹』 你對英國和德國君主立憲制看法

自1689年《權利法案》頒布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就開始確立下來，這是一場資本主義革命的勝利，也是封建宮廷王朝形式得以保存的革命，畢竟那時候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經歷了那麼久。我覺得那種制度在英國挺好的，留下的各種傳統儀式也是旅遊觀光的一大看點。

『貳』 概述英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和作用

特點：第一、英國實行議會民主制，體現「議會至上」的原則。議會至上，即立法權在三權中居於核心地位。
第二、實行內閣制，作為「議會至上」原則在行政權與立法權關繫上的制度體現。即國家的權力體系以內閣為核心，內閣擁有國家的最高行政權力。
第三、英王更多的是一種榮譽性職位，並無真正的實權。在英國政治制度中，國王作為國家元首均為世襲，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象徵性、禮儀性意義，是在特殊情況下介入政黨間的權力調解。
第四、英國政黨的組織體系相對比較嚴密，但右翼黨比左翼黨要鬆散。政黨無論是作為群眾黨還是精英黨，大都有一個從上到下的組織系統。

作用：結束了英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使得英國走上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它代表了歷史發展的趨勢，是晉中之窗歷史的一大進步。不僅對鞏固資產階級在英國的統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對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建立新的制度，也有著巨大影響。

『叄』 英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具有哪些特點

英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有如下特點:
(一) 立法理念經歷了單純追求社會穩定到賦予公民權利的轉變
英國傳統的社會保障立法是迫於社會壓力，1601 年的《濟貧法》規定，政府為那些有能力勞動的人建立「貧民習藝所」，強迫他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1834 年修正後的《濟貧法》
明確宣布「不得使接受救濟者的境遇在實際上或者表面上由於最底層的獨力勞動者」。
一些人認為，這實際上是「向世界宣告在英國，貧困是一種犯罪。」
隨著社會的發展，19 世紀末，人們對貧困與社會風險的認識有了根本轉變，貧困不再被認為是一種犯罪，不應完全由個人承擔，而是一種不幸，這種不幸很大程度上是財富分配不公正的結果，社會風險是工業社會的必然現象，必須通過社會保障制度予以調整，因此，應賦予每個公民社會保障權。《國民保險法》、《國民救助法》的頒布就意味著社會保障已經成為一種公民權利。
因此，可以這樣說，從傳統的社會救濟法到現代社會保障法是一種立法理念上的巨大飛躍。

( 二) 英國社會保障強調國家責任
英國 1946 年的《國民保險法》規定了公民可以享有的失業、生育、死亡、孤寡、退休等方面的保障權利和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 1948 年《國民救助法》的實施則確立了國家全面承擔起社會救助的責任。自此，英國社會保障的國家責任包括立法責任、財政責任、實施責任和管理監督責任等，成為英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
在住房福利方面，政府承擔了支出或者通過稅收減免的方式提供支持的責任，這兩種形式都體現了政府直接承擔責任。為了確保國家責任的切實履行，英國設立了社會保障部，統一管理社會保障事宜。

( 三) 英國社會保障的普適主義
社會保障的普適主義，即人人都有資格享受社會保障，體現了社會保障制度應有的公平性。
英國的社會保障是全民保障，其范圍包括所有英國國民。每一個英國公民從出生時就有一個社會保障號碼，當收入達到法律規定水平的時，就應交納國民保險費，凡英國公民不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也不論貧富貴賤，均可享受相應的社會保障權益，甚至居住在英國的外國人也可在繳納國民保險費後，享受某些社會保障的權益。

英國社會保障還具有全面性。英國的社會保障項目完善，被譽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當然，英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高水平、廣覆蓋也加重了政府負擔、使社會保障缺乏效率，這也是英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的動因之一。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肆』 試述英美法中的法治精神，利用外國法制史的知識

在中世紀之後,西方國家開始進入近代的發展階段。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過去曾經被半遮半掩地加以討論的問題,這時已公開化。先從政治思想家對於法治問題的認識談起。

首先是英國的洛克,因為他對於確定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法律思想有特別重要的作用。洛克的法治主張包括個別要求和一般原則兩個方面。就個別要求而言,洛克在《政府論》中強烈主張國家的最高權力機———立法機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進行統治。」而所謂一般原則是指:「無論國家採取什麼形式,統治者應該以正式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臨時的命令和未定的決議來進行統治。」 除主張權力必須根據法律來行使之外,洛克還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說:「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 洛克在他的《政府論》中主要討論了什麼是政府權力以及它的限制等問題。在當時,英國的政治制度並沒有權力分立的特點,它與其說是權力分立,不如說是不同權力的並存,而且還是一種不倫不類的並存。洛克的偉大貢獻在於,他把這種混亂的、多種權力並存的政治現實概括為權力分立,從而使它獲得了理論上的合理性。

在洛克之後,法國的孟德斯鳩也曾經研究過法治問題。與同時代的思想家相比,孟德斯鳩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法學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現了豐富的法律知識,在他生活的時代,他可以說是最博學的法學家,而且他還提出了自己的法理學觀念。事實上,他不僅提出了最廣泛的法律定義：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而且還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法律的方式,即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來理解法律。孟德斯鳩在分權制衡理論方面論述較為系統,且影響較大。首先,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是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應可能地體現自由和保障自由。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著重闡述了自由與法律的關系,並說明它已在英國的法律中建立起來了。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或是政治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那麼,如何才能取得政治自由呢? 為此,他討論了法律自由的關系,認為自由分為兩種,一是哲學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自由。他根據自己在英國的觀察發現,政治自由不是人們追求道德的結果,而是精心組織的政治制度的產物。第二,與一些抽象論述自由價值的理論不同,他意識到了自由與政治體制密切關聯。他精闢指出,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 第三,在他看來, 「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因為權力不受約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約束與人民的約束都遠沒有權力之間的約束來得更直接和更有效。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須實行三權分立,各司其職,任何一個機關都不能絕對凌駕於其他機關之上,獨斷專行,從而達致政府權力的動態平衡。

繼孟德斯鳩之後的法國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是盧梭。盧梭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於時代的其它思想家,但是,也有相同之處,即他也是明確主張法治的,並且把是否實行法治作為共和政體的惟一標志。他在《社會契約論》中就表示:「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無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都稱之為共和國。」 盧梭的法治思想大致上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立法和守法。就立法而言,盧梭特別強調法律自身的記錄,它以「自由和平等」為自己的兩大主要目標。就守法而言,在盧梭看來,遵守法律不是什麼恥辱,而是公民的驕傲。他主張,任何人都不能擺脫法律的光榮束縛,而且這種束縛不僅僅是嚴厲的純粹的限制,它還是溫和而有益的約束,有益於人們追求善業。盧梭心目中所嚮往的是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極力反對分權主張,認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分權則是對主權生命有機體的肢解。

在16 世紀至18 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在探索具有正當性的社會秩序的過程中,提出了法治思想,但是他們並沒有對法治的概念及其要素予以明確界定。自19 世紀中後期,才有學者開始系統論述法治的概念、原則、要素。他們所論述的法治,主要是民主形式法治。實踐中,這種法治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也成為主導的型式。

在19 世紀後期,英國法學家戴雪結合本國的憲政和法治實踐,提出了法治三原則。它們是:「除非明確違反國家一般法院以慣常合法方式所確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懲罰,其人身或財產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論地位條件如何,都要服從國家一般法律,服從一般法院的審判管轄權」;「個人的權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決定之」。與前人相比,他的認識似乎有這樣一些特點:首先,他的法治觀念完全是對英國當時法律的理論抽象。第二,他不再把法治看作是理想,而是當作事實,並視其為英格蘭政治制度的特點。第三,他的法治觀念主要包括個人與法律的關系。第四,英國憲法的原則來自於具體案件的司法判決,從而突出英國法律的特點是法官造法。戴雪的法治觀念是從觀念向制度轉移的一個里程碑。但是戴雪的法治觀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的法治觀念僅僅基於英國的經驗,不具有普遍性;其次,他雖然強調法律至上,但並沒有考慮到「惡法」之治的可能性;最後,他所要保護自由仍然是消極自由;他強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然是一種掩蓋實際不平等的形式平等。

與戴雪同時期的德國學者們也對法治問題思考,經過幾代人的長期努力,他們為世界貢獻了「法治國」 ——英語「法治」一詞的德語表述。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康德為法治國概念的產生准備了基礎。在康德的政治思想中有三個要點: (1)國家與法律是密切聯系有一起的。(2)國家與法律密切聯系的關鍵在於它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3) 國家與關系的核心是國家必須依法管理,國家的統治者依照法律的規定行使權力。在康德之後,德國思想家洪堡也曾經論述過國家權力與公民自由之間的關系。他堅持認為國家的目的不是積極地為公民的幸福創造條件,相反,國家的目的是消除罪惡。由於這兩個思想家在理論上重新安排了國家權力、法律與自由之間關系,從而為後來法治觀念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伍』 針對工業革命引發的社會問題, 19世紀的英國進行了哪些社會立法

在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激烈斗爭下,受變化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對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制度實行積極的干預政策,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進行了議會選舉法改革。通過1832年和1867年兩次議會選舉法的改革,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爭得了選舉權,資產階級逐漸控制了議會議席,議會里土地貴族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這樣工業資產階級和大商人就能通過自己在議會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法律。為了保護工人的人身權利,從19世紀30年代起,議會就開始通過一系列社會立法。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幾次頒布《工廠法》,嚴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個工作日的工作時間為9小時; 1847年通過了(成年男工) 10小時工作日法案;通過一個《煤礦法》,規定了井下作業應採取的安全防範措施。這些法案旨在保護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對勞動爭議的處理, 1896年議會通過的《調解法》規定,由政府成立調解委員會,負責處理各地委員會不能處理的勞動爭議問題。這些都反映了無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利益和要求。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不斷制定社會立法,進一步加強國家干預的力度。

『陸』 英國是不是法治社會

英國當然是法治國家。
政體
英國政體為議會制的君主立憲制。國王是國家元首、最高司法長官、武裝部隊總司令和英國聖公會的「最高領袖」，形式上有權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級法官、軍官、各屬地的總督、外交官、主教及英國聖公會高級神職人員等，並有召集、停止、解散議會，批准法律，宣戰和等權力，但實權在內閣。議會是最高司法和立法機構，由國王、上院和下院組成。
憲法
英國憲法不是一個獨立的文件，由成文法、習慣法、慣例組成。主要有大憲章（1215年）、人身保護法（1679年）、權利法案（1689年）、議會法（1911年、1949年）以及歷次修改的選舉法、市自治法、郡議會法等。政體為君主立憲制。君主是國家元首、最高司法長官、武裝部隊總司令和英國國教聖公會的「最高領袖」，形式上有權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級法官、軍官、各屬地的總督、外交官、主教及英國聖公會的高級神職人員等，並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議會、批准法律、宣戰媾和等權力，但實權在內閣。蘇格蘭有自己獨立的法律體系。
司法
英國法官一律採用任命制。大法官、法官上院議員、上訴法院法官由首相推薦，英王任命。英國沒有司法部，大法官擁有對司法人員的任免權。法官必須是「法律協會」的出庭律師，並有一定年限的司法實踐。法官一經任命，非經本人同意，一般不能被免職。最高法院法官則為終身職。地方法院法官72歲以後才可以退休。法官待遇優厚。

『柒』 如何認識英國君主立憲制

摘要英國是世界上最早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是英國「光榮革命」後建立起來的。大約在13世紀中期，貴族在同英王亨利三世的斗爭中獲勝，成立議會。13世紀末以後，議會經常召開，議員由貴族、市民和騎士組成，由於各個階層的利益不同，常常不在一起開會，14世紀以後，議會逐漸分成上下兩院。此後，下院的權力不斷擴大，15世紀末，下院已經有提出財政議案和法律議案的權力。但是，這一時期議會仍然是封建性質的等級代議機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議會成為資產階級同代表封建勢力的斯圖亞特王朝斗爭的政治中心。光榮革命以後，議會相繼通過《權利法案》和《王位繼承法》，從法律上確認「議會主權」原則，進一步限制王權。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擅自批准法律、廢除法律或中止法律的實施；並規定，國王必須信奉英國國教，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結婚者不得繼承王位。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初步確立。在這種政體下：
1.國王（女王）處於統而不治的地位。
國王（女王）必須根據國會意願行使行政權力。國王（女王）名義上是國家元首、聯合王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和英國國教的世襲領袖。就法律地位而言，國王（女王）可以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級法官和各屬地的總督，召集、停止和解散議會，批准和公布法律等。實際上處於統而不治的地位，與封建專制制度下擁有絕對權威的封建君主相比，立憲君主只能是依法而治的君主。其存在主要作為國家的象徵。在對外交往中代表英國；英王（女王）是英國國家的人格化，提供了國民效忠的對象，成為民族團結的紐帶和國家統一的象徵；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英王（女王）具有被咨詢權、支持權和敬告權；英王（女王）作為英聯邦首腦，還起著維系英聯邦紐帶的作用。
2.議會成為國家權力中心。
議會擁有立法權、財政權和對行政的監督權。表面上，議會通過的法案要經過國王批准，實際上這只是一種形式。18世紀以來，英王從來沒有否決過議會通過的法案。
3. 國王必須信奉英國國教（即是新教徒），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結婚者不得繼承王位。
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立憲君主制優於專制君主制，但共和制又優於立憲君主制，英國保留君主制實行君主立憲制是封建殘余濃厚的表現——但現在有很多學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比如歷史學家劉宗緒、劉祚昌、唐德剛等都反對簡單地把君主制與封建殘余等同，認為在特定歷史環境下君主立憲制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可能更大。
比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確立的君主立憲政體大大削弱了國王的權力，議會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國家的權力，結束了英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使得英國走上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它代表了歷史發展的趨勢，是歷史的一大進步。不僅對鞏固資產階級在英國的統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對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建立新的制度，也有著巨大影響。
進入21世紀的中國，對傳統的君主制有了一個新的看法。一些學者認為應該從人文的角度重新定位君主制中君主在國民中的精神領袖作用，擯棄封建殘余的不當說法。

『捌』 英國代議制的確立對英國社會發展帶來了哪些積極影響

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特點是：以議會內閣制為核心；責任內閣制為在下院大選中獲勝的多數黨領袖首相負責組成，責任內閣制對議會和首相負責；首相是國家政治生活的最高決策者和領導者；內閣控制下院等。內閣掌握實權，國王統而不治，雖是國家元首，但只是象徵，沒有實權只在對外交往代表英國，成為民族團結的紐帶和國家統一的象徵，起到維系英聯邦的作用。\r\n資產階級代議制以選舉和議會立法為主要特徵，使歐洲啟蒙運動的民主思想有理論付諸於實踐，從政治體制上對君主專制予以否定和替代，成為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大廈的頂梁支柱；調節緩和了社會矛盾，維護穩定了統治秩序；伴隨著西學東漸的潮流，資產階級代議制擴展到亞洲，產生了廣泛影響；其維護的是資產階級內部的民主，在歐美部分國家尚未成熟。參考資料：

『玖』 英國法上的擬制對法律發展的作用

對於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只要沒有這種擬制規定，就不得認定為共犯，如果說該款只是注意規定，則意味著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時，根據總則規定原本構成共同犯罪;所以，不管分則條文中有無這一注意規定，對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均應認定為共犯。
對於法律中的擬制，反對者認為「擬制便如瘟疫一般」，「在英國法中，它像梅毒一樣滲入到每一條血管當中，使得法律原則系統的每一部分都變得腐爛」，「其又如交易中的詐騙」……但梅因在其所著的《古代法》一書中，卻以完整的一章論述了「法律擬制」的問題，梅因認為，這一用語「是要以表示掩蓋、或目的在掩蓋一條法律規定已經發生變化這事實的任何假定（Assumption），其時法律的文字並沒有被改變，但其運用則已經發生了變化」，在他看來，「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s）、「衡平」（Equity）、和「立法」（Legislation）起到了「法律」（Law）和社會協調媒介的作用。「能滿足並不十分缺乏的改進的願望，而同時又可以不觸犯當時始終存在的、對於變更的迷信般的嫌惡。在社會進步到了一定階段時，它們是克服法律嚴格性最有價值的權益辦法。」甚至「英國的『判例法』（Case—law）和羅馬的『法律解答』（Responsa Prudentium）都是以擬制為其基礎的。」通過以上梅因等人的理解可以得知，以往所謂的「擬制」或者「法律擬制」不論是一種司法程序中的擴張還是與「立法」、「衡平」相平行的存在，均更多的是被運用到司法的過程當中，是一種司法過程中的創造，而在這一理解層面上，往往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它們（擬制）有它們的時代，但是它們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我們現在已不值得要去用法律擬制這樣一種粗糙的方式以求達到一個公認為有益的目的」

不過在現代意義上，我們並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使用「法律擬制」這個詞。法律擬制在最原初的內涵上便是一種明知但同時又被認可的「以假為真」，概括而言，法律擬制在本質上是指「通過虛構事實以達到某種法律目的的司法措施或決斷性證明方法」因為該種論斷至今為止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所以在更為確切的理解上，我們不可否認隨著時代的發展，「法律擬制」的涉獵范圍已經超越了司法、程序的領域，進入了更為實體的范疇，比如對於權力能力、責任能力、行為能力的擬制，對於主體身份的擬制，對於刑法中罪數、罪行、罪名的擬制……。可以說，法律中充斥著「擬制」這種「以假為真」現象的存在。根據布萊克法律詞典所做的定義，擬制或者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是指「一種假設（assumption），通過改變一項法律規則的運用，對不真實的甚至可能不真實的情況，法律上假定為真實的，即為了間接實現某種其他的目標而轉移一項法律規則或者制度的原初目的」，也就是將某種虛構的事物在法律層面上看作真實的，因此是不可反駁和置疑的一項法律規則。學說理論上也通常認為，法律上的擬制主要是：「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法律擬制的目標通常在於：將針對一構成要件（T1）所做的規定，適用於另一構成要件（T2）……因為法律並不在於陳述事實，其毋寧包含適用規定，因此，立法者並非主張，T2事實上與T1相同，或事實上為T1的一種事例，毋寧乃是規定，對於T2應賦予與T1相同的法律效果。」因此，法律的擬制便是將某些事實（T2）歸結於原本應該屬於另一部分差異事實（T1）所適用的大前提中，最終賦予T2與T1以相同的法律效果。簡而言之，法律擬制便是「基於一定的法律措施，將性質相異者看做同一事物並賦予其相同的法律效果」⑷且不允許反駁的法律方式。
法律擬制在形式上的表象便是「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而這種表象從根本上說是基於「法律乃是一種規范」的原因。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並不一致，前者具有明顯的規范性質，而「作為規范性的事實，法效果藉助法條的效力可發生於任何事例，至於藉此想追求的實際結果則取決於諸多因素」，所以對於擬制性規范，我們「不能探討這種語句的真假，只能研究其是否有效，是否為現行有效之法秩序的構成部分」。而當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在法律規范有效性這一前提下發生偏移時，擬制性規范則必然廣泛存在於包括刑法在內的所有部門法的規范當中，在法條的用語上，包括刑法在內的諸多部門法對於法律擬制的表達用語多為「視為……」、「看作……」、「依照……」、「以……論」等，法律中永遠充斥著基於一定目的的「以假為真」，即便如此，「法律擬制」問題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尤其是在刑法學的理論內部，「刑法中的擬制」這一概念在刑法理論中沒有出現過，甚至也無法稱得上是一個既定的專業術語，所出現過的只是與「刑法的提示性規定」相對應的「刑法的擬制性規定」。一般而言，「刑法的擬制性規定」主要是指刑法分則中對於某些罪行「有意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而在分則之外是否存在擬制則少有人研究。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將「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作為衡量「擬制」與否的形式標准時，刑法中的擬制並不僅僅局限於「刑法中的擬制性規定」當中，對於分則中某種罪行的擬制固然是一種刑法中的擬制，但沒有理由將總則中的「以假為真」的規定排除於刑法中的擬制范疇之外，甚至在刑法的基本原則、基本精神的內部，我們也可以找出擬制的存在。更進一步而言，作為一種「以假為真」的法學方法，刑法中的擬制本身便是貫穿於刑法實務與理論中的一種法現象，刑法中的擬制便是一種刑事立法、司法上的「以假為真」。在刑法學的理論中，因為承認了「刑法的擬制性規定」的存在，認為擬制是一種「非有意欺騙性的虛假陳述」（false statements not intended to deceive），即在明知構成要件T2與構成要件T1不相同的前提下，賦予T2以T1的法律效果，而非T2本身所能產生的法律效果，進而認為「以T2為T1」並非不可，所以我們不能認為「刑法中的擬制」僅僅存在於「刑法的擬制性規定」當中，僅僅是一種分則罪行的擬制，而應當把眼光放諸於擬制所代表的內涵本身，再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刑法中所存在的擬制現象。
現在對於擬制概念的界定已與古羅馬法中的概念不同，但我也很難接受梅因等人對於法律擬制所作的理解，在我看來，梅因對於擬制的理解過於原始。尤其當我們提到立法擬制時，擬制便不是與立法平行的概念，而是一個偏正的短語，這與梅因等人的理解完全不同。但不論事實上的變更如何，法律擬制均有這樣一個不變的核心內涵，即不可反駁的假設（irrefutable presumptions）或不可反駁的虛構（irrefutable fictions），並且因為這種不可反駁性而忽視兩者形式上的差異。所以，「法律擬制」應該被認為便是法定的擬制（gesetaliche Fiktion），即是指以期待取得預期的法律後果，法律有意識地將兩個不同的事實構成等同。而所謂「刑法中的擬制」，則可以被認為是在現行有效的法秩序框架下，刑法中所出現的「有意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的現象，或者主要是一種法學方法論意義上的概念，也可以簡單地認為是在刑法中所運用的以有意識地將兩個事實構成不同的對象等同視之且不允許反駁的法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