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國中
❶ 如何看待法治國家中的公民守法
當法律被執法者將一部分抓在手上做皮鞭，一部分踩在腳底下做鞋墊的時候，國家的奴隸制度也就昭然若揭了。尤其在中國那片土地上，信訪專用章的刻制一夜間普及到了最基本的街道辦，可是國家賠償證據收訖專用章卻在法律實施後長達三年仍杳無音訊，可見，在中國那片土地上究竟是誰在信訪不信法，這樣的問題已經很顯然易見了，這樣的國家他的公民還能認真守法嗎？如果再守法，那不是對這個國家的"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最大的諷刺嗎？
❷ 法治國家是法治中國的全部內容對嗎
這種說法是不完整的來 。
法治源中國，是新時期集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為一體的法治建設新目標；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新路徑；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新方針；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新方法。
「法治中國」是自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中國版」「綜合版」和「升級版」。說它是「中國版」，是因為「法治中國」是世界的法治共性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它只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適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說它是「綜合版」，是因為它並不限指「法治國家」，它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綜合體；正因為它既是「中國版」，又是「綜合版」，特別是中國新時期法治建設的新目標，因而是「升級版」。
❸ 法治強國的內容
法治強國的中國道路
劉小妹 莫紀宏
2015年10月26日08:06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法治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法治建設。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了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標志著我國法治建設進入全面推進的新階段。全面依法治國作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作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保證，必須立足我國基本國情，借鑒人類法治文明成果，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指導，在法治實踐中不斷完善和推進，形成法治建設的中國特色，走上法治強國的中國道路。
回應法治建設的中國問題
我國發展越來越融入世界。如何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決定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方向。法治的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是不同的，認識法治建設的中國問題並將其闡釋清楚，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基本前提和必然要求。為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和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從基本國情出發，抓住樹立法律權威、堅持黨的領導、加強制度建設等法治發展的關鍵問題，深刻闡述了黨與法、權與法、改革與法治的辯證統一關系，著力構建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戰略目標，各種國家治理手段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協調配合機制。
關於黨與法的關系，確立依法治國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原則，即堅持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黨必須依憲執政、依法執政，黨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黨既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又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可見，黨與法的關系不是誰大誰小的問題，而是如何協調一致、相得益彰的問題。
關於權與法的關系，強調必須維護法治的權威，即權力必須在憲法法律之下運行，包括：必須依法設定權力，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必須依法規范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必須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關於改革與法治的關系，明確「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指導思想，強調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在改革發展的時代語境下，在追求富強、實現全面小康的戰略目標下，改革與法治作為強國路上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不是簡單的誰先誰後的關系，而是協同推進的關系，是「破」與「立」的動態平衡和辯證統一。一方面，重大改革要於法有據；另一方面，不能因為現行法律規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需要指出的是，在法治建設的目標和要求之下，先行先試的改革舉措要按法律程序進行依法授權，並及時總結改革經驗，條件成熟的及時上升為法律。因此，完善依法授權機制也是法治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平衡改革與法治關系的一個重要手段。
構建法治建設的動態平衡體系
不同於西方文明強調主客體二元化的界分體系，中華文明以「合」為目標，注重在相互關聯要素之間形成協調推進的合力。我國法治建設也特別注重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各要素之間，在法治建設的各領域、各環節、各層次之間，統籌協調、聯動協作。比如，在法治建設與外部要素的關繫上，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各項舉措必須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在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中，在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的基本要求中，依次展開和貫徹落實。在法治建設系統內部，形成包括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推動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系統發展，促進國家法治與地方法治上下貫通。
❹ 論述依法治國中《憲法》的作用。
依法治國理論與實踐
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依法辦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國（法治）；另一種是專橫非法、為所欲為的方法，即以人治國（人治）。要法治還是人治，這是任何政治體制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歷史證明，依法治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社會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體現。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法治國家最初是相對於「警察國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義之法來治理國政與管理社會從而使權力和權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國家類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是指依靠正義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從而使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和諧配置的國家類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治與人治的比較
法治與人治的差異是巨大的：依法治國強調法律的規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國提倡聖君賢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國強調法的一般性規則對每一個人的平等適用，以人治國主張國家政策因人而異；依法治國推崇法律的權威，以人治國推崇個人權威。
法治與人治相比較，居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1. 多數人的意見不會是最好的，但絕不是最壞的；聖人的意見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壞的。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講，「法治優於一人之治，因為在作出決策時，群眾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較好的裁斷」。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無法去除，並進而影響到國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實現；法治考慮的是法的規定而非個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決。「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
3. 依法治國，必然對公權力有完善的監督體系，能有效防止個人專斷和腐敗。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
4.依法治國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民主經濟、自由經濟，要求主體平等、產權明晰、交換自由、私權神聖，只有依法治國才能符合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5.依法治國是社會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國，個人凌駕於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國要建設民主政治，就必然實行依法治國。
法律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法律卻是萬萬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會穩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國才能使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穩步向前發展，「法者，國之權衡」。
二、中國實施依法治國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依法治國雖然有其特定的含義和要求，但不同的國家受不同的國情與歷史傳統的制約，其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不可能完全一樣。針對中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行政權歷來為中國政治的中心等特點，筆者認為，中國在實施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的進程中，應遵循以下原則：
1. 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施依法治國的原則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核心。《憲法》序言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因此，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依法治國也就成為空談。
2. 社會主義法制統一原則
《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保障，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保障，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統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實現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權嚴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權的范圍內，才能使人權被推崇、被保護。
三、我國依法治國的進步表現
自從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偉大戰略目標後，我國在建設法治國方面取得了極為顯著的進步。
1. 依法治國入憲
1999年憲法修正案第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依法治國寫入憲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國家也不多。這充分說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決心與信心，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重大成就。
2 .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規則，採用注射方式執行死刑，嚴禁刑訊逼供，拆遷中保障民眾利益，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公開舉行聽證等，無不體現我國在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
1997年3月14日修訂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類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我國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三大基本原則的確立，使我國刑事法律在注重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和受害人權益的同時，也注意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體現了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162條第3款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從而確立了「疑罪從無」、「無罪推定」規則，反映了我國司法機關司法理念的進步，體現了1993年3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保護人權的司法思想。
無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終確定有罪之前，應被假定為無罪。無罪推定的價值選擇不是為了發現犯罪事實，而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免受無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訴訟中把被告人視為訴訟主體，並在訴訟中享有相應的訴訟權利。「『無罪推定』被視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權的邏輯起點。」
「疑罪從無」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如果檢察機關向法庭提交的證據不夠充分確鑿、不足以形成對指控犯罪的確證，不能確定被告人有罪與否，從而推定被告人無罪，對被告人作出無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謂「疑罪」,是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不足。「『疑罪從無』的核心實則是『疑證從無』，有了『疑證』才會有『疑罪』。因此，對於刑事證據來說，『疑證』就一定要『從無』，這樣才能避免錯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疑罪從無」是從無罪推定原則派生出來的一項規則，也是證據採信規則的重要法則。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開處理大會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頭套，讓人看不到他們的面孔。據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長李運憲解釋：所用頭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專門訂制的棉質頭套，在透氣性和舒適性方面都非常講究。為犯罪嫌疑人戴上頭套，是一種人性化執法的表現，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措施。
拆遷關系著千家萬戶，在拆遷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時有發生，為此，中國建設部2003年12月3日發布了《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條規定：「拆遷估價應當堅持獨立、客觀、公正、合法的原則。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拆遷估價活動和估價結果。」2005年8月1日，為了動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蠻拆遷損害民眾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司法解釋，規定被拆遷者不服拆遷裁決可提起行政訴訟。
聽證一詞始於普通法系，原為西方國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證結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價格審議制度，開創我國聽證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通過，標志著聽證制度在我國的確立（《行政處罰法》第五章第三節專門規定了聽證程序）。從此，「聽證」一詞在我國由一個學術名詞成為了法治實踐。1998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價格法，把聽證程序引入我國行政決策領域。發展到今天，對於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情，相關行政機關都會舉行聽證會，以廣大民眾的意見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煙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眾主張有條件地開禁，為此，北京市於2005年8月14日舉行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草案)立法聽證會，並將聽證報告向社會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國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發展，如輿論監督作用的發揮、官員問責制度的確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等。
輿論監督作用發揮的程度，可以從一個側面衡量依法治國的進程。當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在民主化進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多災難性突發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敗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賴於新聞媒體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義感的記者。
官員問責制度是一個國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從2004年4月起，「引咎辭職」、「官員問責」已成為中國社會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彙。僅2004年一年，從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員丟官於「官員問責」，其中既有地方領導幹部和部門負責人，如吉林市長剛占標、北京密雲縣長張文、浙江海寧市長張仁貴、江蘇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詳，又有大型國企負責人，如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川化集團總裁謝木喜、成都公交集團董事長李祥生。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認為，官員問責制度，從邏輯關繫上說，包含了三個概念：權利；責任；問責。而權利，是指「老百姓擁有的問責政府的權利」。官員問責制度表明一個官員不僅僅要對上級負責，更要對公眾負責。公眾越能更多地影響官員的去留，民主之風越盛，依法治國越有成效。
與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討論，剛解放時就已出現，如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進入21世紀，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全國人大繼承1954年的憲法全民大討論的光榮傳統，對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萬戶切身利益的法律，將草稿公之於眾，廣泛聽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見，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討論，今年的物權法大討論。全民參與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權對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見，充分反映了我國在依法治國進程中取得的成就。
綜上所述，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會的必然選擇。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全國人民的共識，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
望採納！！！
❺ 憲法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作用
憲法是一切法律的根源，任何法律都不得和憲法抵觸。所以一部好的憲法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基礎
❻ 中國現在是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
依法懲治不能凌架於法律之上的弱勢群體.
適度減少對國家機關或機關個人合理捐贈財物者的刑罰.
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空話為基本依據,以國家暴力機構日益下降的執法素質為主要准繩,實行以法治國.
❼ 什麼是法治國家
法治國家是與專制國家相對立的,法治國家是依法治國而形成的理想狀態。
長期以來，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群眾不懈探索。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和目標，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對推進依法治國作出重要部署。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也是總結歷史沉痛教訓後的明智決策；是新時期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保證，因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應有之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可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而是具有豐富的實質內容，其基本要求主要表現在法律完備而良好、法律權威、法律有效實施等方面。
❽ 中國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進程有哪些舉措
法治中國建設是當前及未來的重要課題。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學術論著，都對這個主題進行了反反復復的論述。從相互聯系的認識論出發，筆者認為，要理性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還需要認真地處理多個方面的關系。通過比較與提煉，可以發現，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的關系以及傳統資源與外來資源的關系，是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點考慮的基本關系。處理好這五大關系有助於法治中國建設更加順利地展開，亦有助於對法治中國建設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體的認知。
一、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
這並不是一個虛假的關系，而是一個真實的關系。應當看到，法治中國建設既是法治建設，但同時也是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那麼，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是什麼？站在法學、法律、法治的專業立場上，容易過分凸顯法治的價值與意義。法治建設當然極其重要，中國憲法規定了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建設可以說是法學理論的生命線，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從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法治建設就只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維度。那麼，應該怎麼看待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呢？
國家建設需要從各個方面展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一個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首先要有強大的軍事。在中國古代，在「華夏—蠻夷」的格局中，軍事是否強大雖然也很重要，但並不是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譬如，趙宋王朝的軍事就比較弱，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樣很發達，社會生活也比較繁榮，《清明上河圖》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繁榮的寫照。傳統中國王朝的滅亡大多不是由於外國軍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現代的國際格局中，軍事實力對於國家建設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實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真實地位。一個國家所擁有話語權的多少、在全球資源分配中能夠占據的份額，從根本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因此，國家建設首先是軍事建設。軍事建設當然需要法律與法治，因為軍事建設也需要規則，需要在規則之下有序展開。但是，軍事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是：法治建設應當服務於軍事建設。無論是軍事領域的法治建設，還是軍事法律對於軍事行為的治理，都應當服務於強軍這一目標。傳統中國盛行的「兵刑同義」，關於「兵刑同義」，《國語·魯語·上》的說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在當代中國當然不足為訓，但軍事法治建設以強軍作為目標卻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國家建設的第二個支撐點是經濟建設。即使是軍事建設，也離不開經濟實力的支撐。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就難以為繼。因此，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國家建設的另一個核心內容。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強大的經濟既包括生產、也包括交易。至於經濟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多年來，法學理論界已有很多的論證，主導性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1］。盡管這樣的說法不夠細致，但法治說到底是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在經濟與法治之間，經濟建設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務於經濟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規則並讓規則得到有效的執行，讓生產和交易持續地、有序地展開。
對於軍事與經濟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有所認知。法家學派對「耕戰」的獎勵，就是對於軍事與經濟的獎勵。法家學派重視法律的價值，強調「以法治國」［2］，法家「法治」的具體指向就是「耕戰」，就是要為國家的軍事與經濟服務。當然，那個時代的軍事與經濟都相對簡單，無論是軍事能力的提升，還是經濟實力的增長，主要都依賴於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這樣，通過「法治」獎勵「耕戰」的秦國依然在列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強國。
今日的世界體系已經不同於兩千年前的列國體系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國家建設除了軍事與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實力跟科技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在當代，軍事實力主要依靠科技實力來支撐、來體現。有沒有戰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對於軍事實力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同樣，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科技建設問題。科學技術為什麼是第一生產力？原因就在於：經濟的競爭已經轉化為科技的競爭，無論是生產還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最近幾百年來，為什麼西方領先於中國，就是因為西方率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在現代科技方面已經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因此，國家建設的第三個核心任務就是科技建設。就科技與法治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樣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軍事、經濟、科技看作國家建設的物質層面，那麼，國家建設還有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即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領域，或者說是精神文明領域。從歷史經驗來看，秦王朝的短暫潰敗就體現在文化建設的落後上。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建設不能不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當今世界，一流的國家無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是文化強國的集中體現。而且文化建設還是塑造優秀國民的根本渠道，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國家，國家建設依賴於國民，國民的塑造則取決於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計，樹人為本。從文化教育與法律、法治的關系來看，同樣是法律、法治服務於文化教育。
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之外，國家建設當然還包括其他方面的內容，但是，這四個方面是國家建設的核心。法治與國家的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建設的關系主要是，前者服務於後者，前者是後者的手段、工具。這就是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關系。那麼，相對於國家建設來說，法治建設有沒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呢？當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財富、精神財富，成為文化、精神的一個因子，但是歸根結底，法治建設是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這是主線，是無法扭轉的。
二、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
2014年春天，有一個從挪威奧斯陸大學歸國的法學同行問我：你承認自由、民主、人權的普適性嗎？我說我當然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抽象地說，它們都是好東西。這些東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誼等好東西一樣，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麼呢？讓小孩子在街頭便溺是自由嗎？把私家車停在城市道路的兩側是自由嗎？在小區廣場上放著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權嗎？對今日泰國的民主又該如何評估呢？問題就在這里。抽象地說，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積極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實處，問題就出來了。「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句話是18世紀法國政治家羅蘭夫人於1793年臨刑之前留下的名言。這句充滿悖論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與自由的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法治也是這樣。有沒有普適性的法治？當然是有的。法律規則的治理就是一種普適性的法治。有法律，並按照法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適形態。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作為法治之依據的法律應當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穩定的。這些要求都具有普適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存在普適法治，應當確認、接受這樣的普適法治。
但是，我們用這種普適法治提供的標准來衡量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會很麻煩。譬如，已經被廢棄的勞動教養條例，按照這部出自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來進行勞動教養，從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這部行政法規也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在50多年的時間里也是穩定的。按照普適法治的要求，勞動教養條例及其實踐沒有任何問題。然而，時至今日，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普遍都認為這部行政法規不能繼續適用，應當予以終止。再放眼看看當代中國成千上萬部法律、法規、規章，哪一部法律、法規、規章與普適法治的要求構成了明顯的沖突呢？幾乎沒有。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處於這些法律、法規、規章的治理之下。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法治水平並不高、甚至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普適的法治標准跟自由、人權一樣，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一個「大詞」。這個「大詞」是有意義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們對法治的認知僅僅止步於這樣一個「大詞」，其實是無濟於事的。誰都知道法治很好，應當實行法治，但怎麼實行呢？這就是具體的法治。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建設，法治中國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的研究。
所謂具體法治及其建設就是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來推動法治建設。一切應從時間、地點、條件出發來討論法治，語境化地討論具體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體制的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廢存、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去留等，就屬於具體法治問題。公眾普遍關心的房價太高、就醫太難之類的問題，如果從法律、法治的角度來觀察，就是現實性極強的具體法治問題。從實踐的層面來看，法治建設只能針對具體問題，建設具體法治不是去建設一個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設一個普適的法治。
從理論上看，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就相當於自然法與實在法的關系，甚至是傳統中國所謂的天理與王法的關系。應當追求普適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適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只能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大致的方向。普適法治就像一面旗幟一樣，必須把它懸掛在那裡，但革命的成功不能僅僅依靠那一面旗幟。作為一個「大詞」的普適法治也是這樣。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總體方向，但同時也要清楚：實踐中的法治只能是具體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決具體問題為追求的具體法治，只能是把事情辦好、辦妥、辦成的具體法治。這樣的具體法治才是法治研究應當聚焦的對象。
對於當下的法治研究來說，不必在普適法治的概念與理念上過多地糾纏。應當把研究的重心放置於具體的法治問題上，套用胡適所說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名言［3］，我們也可以說，少談些普適法治，多研究、解決些具體法治。在實踐中，嚴格地說只有具體的法治，而沒有普適的法治。
經典作家馬克思出身於法律專業，在他的眾多著述中討論了大量的法律、法治問題。但是，馬克思幾乎沒有專門論述過法治的概念，尤其沒有對普適的法治進行討論。馬克思對法治問題的論述都是具體的法治問題。譬如，關於書報檢查制度的討論、關於普魯士林木盜竊法的討論，還有恩格斯關於英國憲法的討論等等［4］。應當學習經典作家關於具體法治的研究路徑，更好地推進當代中國的具體法治建設。
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
在法治中國建設中，還存在著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二元劃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式法治以程序正義的名義得到了廣泛的學術認同。譬如，有學者認為，公正的程序是促進現代化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杠桿之一，法律程序的價值與特徵主要體現在：對恣意的限制、理性選擇的保證、「作繭自縛」的效應和反思性整合［5］。這種對法律程序的強調體現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實質。按照這樣的學術觀點，法治主要是一個程序性的問題。
在形式法治理論之外，還有實質法治理論。有學者研究後發現，形式法治理論存在著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較薄弱的觀點主要強調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對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主要強調形式合法性，強調法律規則應當是普遍的、面向未來的、明晰的、確定的；更加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強調民主與合法性，要求由合意來決定法律的內容等等。與形式法治理論相對應的實質法治理論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版本：比較薄弱的實質法治理論主要強調個人權利，特別是個人的財產權、隱私權、個人自治；相對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尊嚴或正義；更加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社會福利，包括實質平等、福利以及共同體的發展等等［6］。
如果這樣的二元劃分可以成立，那麼，該如何處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呢？筆者認為，法治建設的這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如果沒有形式法治，實質法治就沒有外衣，就處於裸露狀態；但如果沒有實質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卻沒有身軀。這就是說，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而言，形式法治是一個初級目標，較之於形式法治，實質法治才是高級目標。因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總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重實體，輕程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長期以來，我們都『重實體，輕程序』，而西方則有程序優先的傳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國漫長的封建法制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長期的農耕文化的影響。」［7］這樣的觀念盡管很流行，但卻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傳統中國的「程序法」已經很發達了。傳統中國的禮儀已經發展到堪稱煩瑣的程度，這些禮儀本質上就是程序法。喪禮、婚禮、祭祀之禮，以及其他種種禮儀，以現代的規則分類標准來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規范。當然，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尤其是刑事訴訟程序）在傳統中國確實不夠細密，但這種狀況與傳統中國對審判的固有觀念是聯系在一起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審判都是不得已的惡，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產物。換言之，訴訟最好不要發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濃墨重彩去渲染。因此，傳統中國由於固有的法律觀念，沒有發展出細密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成熟的程序法。從某個角度來看，傳統中國的程序法是相當成熟的。
遷延至當代，經過幾十年的法治建設，當代中國的程序性法律已經比較發達了。訴訟程序法自不必說，行政程序法、監督程序法已經到了疊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眾還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學者甚至認為，法治呈現出倒退的趨勢［9］。問題出在哪裡？就在於：僅僅強調形式法治，並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法治說到底還是要滿足社會公眾的實質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間，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質法治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高級目標。
實質法治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有學者認為，「法治的永恆主題」是自由權利［10］。對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權利雖然很重要，但法治與權利自由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統治。在法律規則的統治下，人類能夠收獲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與個體的自由權利雖有某些聯系，但絕不能完全等同；人們在法律規則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權利，但沒有法律人們同樣可以享有另一種自由權利。譬如，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既沒有統一的、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也沒有統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這種遠離「法律統治」的狀況恰恰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動的巨大空間。可見，在「有法律的自由」與「沒有法律的自由」之間，到底孰高孰低，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否則，一生尋求自由的莊子為什麼要強調「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莊子·胠篋》）？
❾ 中國是法治國家別的國家呢
中國是法復治國家，這制是體現在嘴上的，體現在口號中，實際怎樣你應該知道，把別的國家有很多，世界上有二百多個主權國家，大多是實行的是，資油泯住制度，所以這種制度也叫普世價值，也就是世界公認的優良制度，真心在幫你期待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