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裁判到立法
人大代表提交提案；立案小組起草；人大常委會審查；人大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並領布。
民法的基本原則效力貫穿民法始終，是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和司法裁判的基本准則。現行民法通則規定了四項基本原則：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在此基礎上，民法總則草案對基本原則作了豐富，規定了平等、自願、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還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自覺維護交易安全；應當保護環境、節約資源，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
法律分析：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定明確了民法典的立法依據。憲法是民法的立法根據，民法的規定必須體現憲法精神，落實憲法的要求，不得違背憲法。不僅民法的實體內容應當落實憲法的原則和要求，民法制定的立法程序也必須符合憲法關於立法制度和程序的規定。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民法保護單個主體的民事權利，調整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從而確立並維護整個社會的民事生活秩序。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條 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㈡ 司法獨立和審判獨立的區別在哪裡
一、概念和含義不同。審判獨立，是指行使審判權的法院和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地審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也就是說，法官應根據自己對案件事實的判斷和對法律的理解，獨立地作出裁判，不受任何限制、影響、誘導、壓力或威脅。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從憲法的高度規定了人民法院的地位和法院獨立審判的原則，明確了獨立審判是法官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
「司法獨立」是西方憲政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又稱「司法權獨立」，是指「司法權從立法權和行政權分離出來，在賦予獨立的國家機構場合，進行權力分立」。這個定義是有特定含義的。在1983年出版的日本《新法律學辭典》里，概括了西方法學界關於「司法獨立」的特定含義：（1）獨立行使司法權，只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2）司法權完全獨立，不受立法權、行政權的任何干預和束縛；（3）法律上司法不受其他國家機關（包括總統）和任何政黨的監督和管理；（4）司法權行使時，不受其他任何事物和形勢的牽制和影響；（5）在審判案件中審判權完全獨立，不受任何人指揮和命令的拘束；（6）保障法官獨立性，按照憲法法的規定，「所有的法官依據良心辦案」，為維護司法權的獨立，承認對法官特別強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這六個方面，完整涵蓋了西方國家「司法獨立」的要點。
二、性質和內容不同。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這同西方國家司法制度核心的「司法獨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內容。
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概念具有專屬性特徵。就是說，「司法獨立」只屬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體和政體。專屬性直接決定了對其解釋的排他性，就是除了西方國家固有的解釋，其他解釋都是不能成立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司法機關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向其報告工作。我國不存在司法獨立，我們的依法治國是在黨的領導下的依法治國。在我國，如果實行西方國家那樣的司法體制，就必然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
第一，如果實現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就要改變我國的國體和政體。
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和政體，是人類歷史上完全新型的。我國與西方國傢具有根本不同的政體和國體，其表現形式和實現方式也是不同的。我國的司法制度，必須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性質，「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必須體現在司法之中；必須體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這種能夠保障人民實際上而不是形式上當家作主的政體和制度，必須體現在司法之中。一些人把國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即「一府兩院」作為政體看待，是不正確的。「一府兩院」不是政體本身，而是在政體制度下的國家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體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符合中國實際，是新型的政體形式。世界上哪個國家沒有「一府兩院」呢，他們沒有的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如果搞西方的「司法獨立」，必然使司法體制獨立於我國的國體和政體的性質之外，獨立於人民管理司法的憲法要求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實現「司法獨立」，只有改變我國的國體和政體，從而改變整個上層建築才能做到。
第二，如果實行西方國家「獨立行使司法權，只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就要否定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
有些人提出，黨管司法「是造成司法腐敗和冤假錯案的根源」，應當實行「黨法分開」。為此，有人要求「取消政法委員會」。我們知道，各級政法委員會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組織保障，對於貫徹黨的政法工作的方針政策、協調公檢法部門職能、統一指揮政法戰線的工作步伐、團結廣大法律工作者和保衛國家安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取消政法委員會，實際上就是完全取消共產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有人主張的西方「司法獨立」中關於「不受其他國家機關（包括總統）和任何政黨的監督和管理」，正是針對共產黨的領導的。
有些人為了實現「司法中立」，主張廢除審判人員和檢察人員由黨組織提名考核、同級黨組織或上級黨組織批准、人大任命的原則。同時，他們反對法官的黨派性，主張法官不能是共產黨黨員，「司法改革」就是要「黨員退黨」。這實際上就是否定「黨管幹部」的基本原則，也是否定黨的領導的重要方面。
第三，如果實現西方國家「司法權完全獨立，不受立法權和行政權的任何干預和束縛」，就要把我國的司法權與立法權和行政權完全分割、對立起來，並使司法優位於立法和行政。
司法從來都是與立法和行政緊密相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揭示過司法與立法的關系，司法是司所立之法，離開立法，何談司法？資本主義立法的階級偏私，決定了司法的階級偏私。因此，在剝削和壓迫制度下，司法的公平正義是不存在的。那種強調「立法機關對審判的監督通過立法來監督」的觀點，是不符合我國憲法規定的。我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本身依據憲法規定的許可權，有權對司法、審判直接進行監督，司法權不能獨立於立法權而孤立存在。在我國，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法規，是法的形式之一，具有法律性質和效力。行政法規是各級法院司法審判的重要依據，可見司法權也不能獨立於行政權而孤立存在。
從法律角度說，我國法院的司法解釋不得與憲法和法律相抵觸，也不得與行政法規相抵觸。顯然，司法解釋不能優位於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從國家機構角度說，立法機關優位於司法機關，全國人大優位於最高法院。這是不能更改的。西方國家的「司法優位」，集中表現為「司法權優越」，就是承認法院具有法律審查權，這種審查權，是所謂「防止議會通過立法解釋改變憲法規定的含義」，以「對抗立法權的專斷」。在美國，「最高法院在美國人生活中處於核心地位」，西方國家法院院長可以當代總統、代議長。這種情況不符合我國憲法精神，不能容許在新中國出現。
第四，如果實現西方國家「保障法官獨立性，按照憲法法的規定，『所有的法官依據良心辦案』，為維護司法權的獨立，承認對法官特別強的地位保障和身份保障」，就要把「法官身份」突出到不適當的地位。
西方國家的社會性質和法院的暴力職能，要求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西方法學認為，「法官是法律帝國的王侯」、「法官不服從任何權威」，法官的職權高於一切，「拒絕政治、道德滲入」。為保障法官的特殊身份，就要維護其職位特殊性：（1）實行職位終身制或任職年限不受公務員那樣的限制；（2）享有特殊待遇，實行高薪制；（3）要求法官非政治化、非政黨化，對政治取中立立場；（4）法官具有「造法」職能；（5）有職務豁免權，非經本人同意，不得解職、審級等調動，無法定事由和彈劾程序，不被逮捕或起訴。這樣的特殊身份和職業特權，使法官優位於政府官員，凌駕於人民大眾之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階級的對立和利害的分化，造就了資本的良心就是法官的良心。「司法獨立」本身意味著法官不可能按良心辦案，可他們卻欺騙說，只有「司法獨立」才能保證法官按良心辦案。
㈢ 堅持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依法賦予什麼
前言:司法責任制,即在賦予法官審理裁判案件主導權和決定權的同時,強調辦案法官對裁判結果予以負責。司法責任制固然強調對法官錯判的責任追究,但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錯案追扮山擾責,其核心在於通過追究法官的行為責任,取代錯案的結果責任追究。在其實施過程中,離不開司法的中立屬性及獨立性。01 司法責任制的基本原則
司法責任制度,早在1995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中,便有相應的描述。作為一項主要目的在於保證司法獨立性和公正性的制度,它在制定之時秉承著四個原則:
01
權責一致原則
「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換句話來說,其實就是權利與責任進行了捆綁,缺乏問責機制,導致的必將是權力的無限放大,我們雖然強調法官在審理案件時的獨立性,但是更應該強調其應當在自己職責和許可權范圍內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
02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
無行為無過錯,無過錯無責任。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同樣也在對法官監督上有著一樣重要的意義。當我們追究法官的審判責任時,更應堅持主客觀相統一,以法官的主觀過錯和客觀行為作為責任評價的基礎,而不能以裁判結果錯誤作為追究責任的唯一根據。
03
行為責任模式原則
一般來說,追究法官的責任主要採取兩種模式,一種是結果責任模式,另一種是行為責任模式。結果責任模式強調裁判結果錯誤的重要性,行為責任模式則主要強調的是法官在審判活動過程中是否存在違法的行為。追究法官辦案責任,前提必須是法官有違反法律法規等不符合其角色義務的審判行為,可以是故意違反實體法或者程序法的作為,也可以是應當履行審判職責而嚴重不負責任的不作為。
04
廳旦責任與保障並重原則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1》)明確規定,法官依法履行審判職責受法律保護。法官有權對案件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獨立發表意見。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法官依法履職行為不受追究。司法責任制的具體內容中,不僅明確了相應的追責措施,同時也保證了法官的獨立裁量權,雙管齊下避免了法官從什麼都敢判的極端走向什麼都不敢判的另一個極端。
02 司法責任制的基本類型
司法責任主要可以認為是兩種責任的構成,
一種是辦案責任,即因法官行使審判權而產生的,與法官審判活動密切相關的責任;另一種是其他責任,是法官因違反職業倫理和道德規范所產生的責任,既可以發生在法官辦案之中,也可以發生在辦案過程之外。具體包括:
(一)
根據處理依據的不同,可以劃分為紀律責任和法律責任。紀律責任主要依據的是《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處分條例》等規定,法律責任主要依據的是刑法、法官法和國家賠償法對於法官違法行為的處罰唯高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進一步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2》指出,法官違反審判職責行為涉嫌犯罪的,應當移交紀檢監察機關、檢察機關依法處理。法官違反審判職責以外的其他違紀違法行為,由有關部門調查,依照法律及有關規定處理。
(二)
根據主觀過錯不同,可以劃分為故意責任和過失責任。故意,是指明知自己行為違法但是仍有意為之,《意見1》中明確規定有如下幾個故意責任行為:
(1)審理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2)違反規定私自辦案或者製造虛假案件的;
(3)塗改、隱匿、偽造、偷換和故意損毀證據材料的,或者因重大過失丟失、損毀證據材料並造成嚴重後果的;
(4)向合議庭、審判委員會匯報案情時隱瞞主要證據、重要情節和故意提供虛假材料的,或者因重大過失遺漏主要證據、重要情節導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
(5)製作訴訟文書時,故意違背合議庭評議結果、審判委員會決定的,或者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文書主文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
(6)違反法律規定,對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罪犯裁定減刑、假釋的,或者因重大過失對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罪犯裁定減刑、假釋並造成嚴重後果的;
(7)其他故意違背法定程序、證據規則和法律明確規定違法審判的,或者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結果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
過失,是指是指法官應當預見自己不行使或者怠於行使職責的行為會造成錯案及嚴重後果,但由於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可以避免以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例如:因重大過失丟失、損毀證據材料並造成嚴重後果的;因重大過失遺漏主要證據、重要情節導致裁判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因重大過失導致裁判文書主文錯誤並造成嚴重後果的;因重大過失對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罪犯裁定減刑、假釋並造成嚴重後果的等等。
(三)
根據責任主體內容的不同,可以劃分為違法審判責任和監督管理責任。在司法責任制的內容中,法官承擔的審判責任就是指違法審判責任;而監督管理責任,在《意見2》中做了明確規定:
(1)配置審判資源,包括專業化合議庭、審判團隊組建模式及其職責分工;
(2)部署綜合工作,包括審判工作的安排部署、審判或者調研任務的分配、調整;
(3)審批程序性事項,包括法律授權的程序性事項審批、依照規定調整分案、變更審判組織成員的審批等;
(4)監管審判質效,包括根據職責許可權,對審判流程進行檢查監督,對案件整體質效的檢查、分析、評估,分析審判運行態勢,提示糾正不當行為,督促案件審理進度,統籌安排整改措施,對存在的案件質量問題集中研判等;
(5)監督「四類案件」,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第24條規定的「四類案件」進行個案監督;
(6)進行業務指導,通過審理案件、參加專業法官會議或者審判委員會等方式加強業務指導;
(7)作出綜合評價,在法官考評委員會依託信息化平台對法官審判績效進行客觀評價基礎上,對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員績效作出綜合評價;
(8)檢查監督紀律作風,通過接待群眾來訪、處理舉報投訴、日常監督管理,發現案件審理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措施等。
03 司法責任制的「豁免"
在明確司法責任的同時,立法者也考慮到了司法實踐過程中的一些「豁免原因」。一些案件之所以判決失當或者出現適用法律上的錯誤,並不僅僅因為法官自身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一、二審法官對於法律理解的不同或者出現新的決定證據。換言之,並不能因為審判監督程序中出現所謂的「錯案」,就將原審法官一竿子打死,《意見1》中同樣規定了八項豁免條款,用以界定在何種情況下,法官不需要為判決失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1)對法律、法規、規章、司法解釋具體條文的理解和認識不一致,在專業認知范圍內能夠予以合理說明的;
(2)對案件基本事實的判斷存在爭議或者疑問,根據證據規則能夠予以合理說明的;
(3)當事人放棄或者部分放棄權利主張的;
(4)因當事人過錯或者客觀原因致使案件事實認定發生變化的;
(5)因出現新證據而改變裁判的;
(6)法律修訂或者政策調整的;
(7)裁判所依據的其他法律文書被撤銷或者變更的;
(8)其他依法履行審判職責不應當承擔責任的情形。
根據法官裁判之後導致的結果可能存在三類責任,分別是錯案責任、違法審判責任和審判瑕疵責任。三者之間存在聯系,但又有重大區別。根據關於建立法官、檢察官懲戒制度的意見(試行)的規定,所謂的錯案指的就是案件結果的錯誤,但並不是所有錯案都應當追責。錯案責任與違法審判責任有交叉,有錯案但是法官沒有違法審判行為,沒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就不應被追究責任。但是如果是因為法官存在違法的審判行為導致的錯案產生,那麼其與錯案結果便產生了一定的因果關系,那麼就應當認定為違法審判責任,依照《意見1》《意見2》《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對於涉案法官進行處罰。
同時,在審判活動中,仍舊存在審判瑕疵責任,即法官在文書製作、訴訟程序、事實認定、法律引用、司法行為等方面存在一般差錯(這種差錯不影響裁判結果正確性,也未達到啟動審判監督程序的條件)。這方面差錯並不會構成違法這樣一個量級,但是也有可能影響案件的正常審理。如果一味的就這種瑕疵問題對於法官進行處罰的話,未免對於法官來講太過嚴苛,故《意見2》中明確規定,重點從案件評查中發現違法審判線索,並依照有關程序進行調查。嚴格區分審判質量瑕疵責任與違法審判責任,確保法官依法裁判不受追究、違法裁判必問責任。同時《意見2》也規定,對審判輔助人員的績效考核,應當以崗位職責和承擔工作為基本依據,注重與所在團隊績效相結合,聽取法官和所在團隊的意見。績效考核獎金的發放,不與法官職務等級以及審判輔助人員職務掛鉤,主要依據責任輕重、辦案質量、辦案數量和辦案難度等因素,向一線辦案人員傾斜。故,可以看出,目前對於審判瑕疵責任,《意見2》認為將該種責任加入考核評優機制中,而不將其作為一種違法事由對法官進行處罰。
04 司法責任制中責任人員
既然產生了責任,那麼勢必就需要承擔責任的人,在司法實踐中,由於法院審判組織的形式多樣性,進而造成了對於承擔責任情況的復雜性:
01
獨任制
《意見1》對於獨任制審判庭如何承擔責任進行了明確規定:由獨任法官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承擔全部責任。在獨任制審判庭中,行使裁判權的個體就是獨任法官,院庭長不再審批個案,按照誰辦案誰負責的法律精神,自然應當對案件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承擔全部責任。
02
合議制
《意見1》中明確規定,合議庭審理的案件,合議庭成員對案件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共同承擔責任。進行違法審判責任追究時,根據合議庭成員是否存在違法審判行為、情節、合議庭成員發表意見的情況和過錯程度合理確定各自責任。這一制度恰恰基於合議制中每一個合議庭成員平權的基本原則,若過於機械規定承擔責任比例時,可能會導致合議庭成員反倒不敢表達自身意見,這也是在審判工作中不願意見到的場面。
03
審判委員會
《意見1》中規定,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時,合議庭對其匯報的事實負責,審判委員會委員對其本人發表的意見及最終表決負責。案件經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構成違法審判責任追究情形時,根據審判委員會委員是否故意曲解法律發表意見的情況,合理確定委員責任。審判委員會改變合議庭意見導致裁判錯誤的,由持多數意見的委員共同承擔責任,合議庭不承擔責任。審判委員會維持合議庭意見導致裁判錯誤的,由合議庭和持多數意見的委員共同承擔責任。合議庭匯報案件時,故意隱瞞主要證據或者重要情節,或者故意提供虛假情況,導致審判委員會作出錯誤決定的,由合議庭成員承擔責任,審判委員會委員根據具體情況承擔部分責任或者不承擔責任。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導致審判委員會決定錯誤的,主持人應當承擔主要責任。
04
審判輔助人員
對於審判輔助人員來講,由於我國目前並沒有獨立於法官的書記官制度和「限權法官」,所以書記員等一系列相應的法庭工作人員目前也是作為一個審判輔助人員的角色,據此《意見1》中規定,審判輔助人員根據職責許可權和分工承擔與其職責相對應的責任。法官負有審核把關職責的,法官也應當承擔相應責任。
05
領導干預
《意見1》中規定,法官受領導幹部干預導致裁判錯誤的,且法官不記錄或者不如實記錄,應當排除干預而沒有排除的,承擔違法審判責任。
05 司法責任制的具體追責流程和方式
《意見1》中明確規定了司法責任追責機制的步驟,步驟如下:
1、需要追究違法審判責任的,一般由院長、審判監督部門或者審判管理部門提出初步意見,由院長委託審判監督部門審查或者提請審判委員會進行討論,經審查初步認定有關人員具有本意見所列違法審判責任追究情形的,人民法院監察部門應當啟動違法審判責任追究程序
2、人民法院監察部門應當對法官是否存在違法審判行為進行調查,並採取必要、合理的保護措施。在調查過程中,當事法官享有知情、辯解和舉證的權利,監察部門應當對當事法官的意見、辯解和舉證如實記錄,並在調查報告中對是否採納作出說明。
3、人民法院監察部門經調查後,認為應當追究法官違法審判責任的,應當報請院長決定,並報送省(區、市)法官懲戒委員會審議;高級人民法院監察部門應當派員向法官懲戒委員會通報當事法官的違法審判事實及擬處理建議、依據,並就其違法審判行為和主觀過錯進行舉證。當事法官有權進行陳述、舉證、辯解、申請復議和申訴;法官懲戒委員會根據查明的事實和法律規定作出無責、免責或者給予懲戒處分的建議。
4、最後,對應當追究違法審判責任的相關責任人,根據其應負責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等有關規定處理:
(1)應當給予停職、延期晉升、退出法官員額或者免職、責令辭職、辭退等處理的,由組織人事部門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和程序依法辦理;
(2)應當給予紀律處分的,由紀檢監察部門依照有關規定和程序依法辦理;
(3)涉嫌犯罪的,由紀檢監察部門將違法線索移送有關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免除法官職務,必須按法定程序由人民代表大會罷免或者提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
同時《意見2》中明確規定,
嚴格落實違法審判責任追究制度。各級人民法院對法官涉嫌違反審判職責行為要認真調查,法官懲戒委員會根據調查情況審查認定法官是否違反審判職責、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並提出審查意見,相關法院根據法官懲戒委員會的意見作出懲戒決定。法官違反審判職責行為涉嫌犯罪的,應當移交紀檢監察機關、檢察機關依法處理。法官違反審判職責以外的其他違紀違法行為,由有關部門調查,依照法律及有關規定處理;完善司法廉政風險防控體系。各級人民法院應當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自覺接受紀律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不斷提高公正裁判水平。各級人民法院內部應當充分發揮司法巡查、審務督察、廉政監察員等功能作用,組織人事、紀檢監察、審判管理部門與審判業務部門應當加強協調配合,形成內部監督合力。全面梳理辦案流程、審限管理等關鍵節點,分析研判每個節點可能存在的辦案風險,加強審判執行活動風險監控智能預警,促進司法廉政風險早發現、早預警、早處置;完善法官員額退出機制。各高級人民法院應當針對審判績效不達標、辭職、辭退、被開除、違紀違法、任職迴避、調出、轉任、退休、個人申請退出等不同情形,規范員額退出程序,明確退出員額但仍在法院工作人員的職級、待遇等問題。各級人民法院應當保障法官對退出決定進行陳述、舉證、申辯、申請復議的權利。員額法官因工作需要調整到法院非員額崗位,五年內重新回到基層或者中級人民法院審判業務崗位的,經所在法院黨組審議後,層報高級人民法院批准入額;五年內重新回到高級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審判業務崗位的,分別經本院黨組決定入額。
結語
兩個《意見》雖然時間不同,但是都是在對我們已有的司法責任制的完善,「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這是這個制度設立的初心,也是目的所在。而完善的司法責任制,才正是法官們獨立判案、判案公正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㈣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轉變過程
看這篇論文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在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里，以其獨樹一幟的鮮明特色與世界其他法系相區別。中國古代創立的法官責任制度、御史監察制度、迴避制度、死刑復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是古代司法中比較好的制度，不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而且有的制度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縱觀四千年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可以總結出以下一些基本特點。
（一）高度集權，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
這是中國司法制度甚至時中國傳統法制的最本質特徵。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實行的是專制主義的統治，法律出自皇權，並且用以維護皇權統治。中國傳統的司法制度從萌芽、發展、成熟到瓦解，歷時幾千年，皇權至上的思想原則對其影響是最為明顯的。
歷代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以其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來實行個人獨裁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高的審判官。從秦建立起封建專制的國家起，歷朝歷代，皇權至上既是國家政權的基本組織原則，也是從上到下，各階層人普遍接受認同和信奉的觀念。儒家學說以「三綱五常」作為最根本的倫常原則，其中「君為臣綱」是核心，無論在社會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君權始終處於不可代替的中心位置。在立法方面，封建君主「口含天憲」，以自己的意志來立法，歷代法律最終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司法審判領域，封建帝王掌握著臣民的命運，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從秦至清，皇帝一直是國家司法機關的最高審級，掌握了一切大案要案的終審權。
從司法機關的設置上來看，中國古代司法機關經歷了由簡到繁，由粗到細，最終走向集權的歷史演變過程。在司法制度上，我國古代司法機關從商周開始直到明清，逐步由單一制的司寇或廷尉變成三法司，三法司是分工配合、相互制約的機制，運行良好，但從宋至明清，三法司的權力逐步集中到刑部，最終被皇帝所控制；在審判上，司法機關成了御用工具，所有的重案、疑難案件都要由皇帝親自裁決，只有皇帝行使的才是最終的審判權，皇帝還可以通過直訴、錄囚等方式直接了解和干預司法工作。此外，其他案件的審理也要定期向皇帝匯報。皇帝處理案件，既可以遵守現行法律，也可以權宜行事，置法律於不顧。由於皇帝掌握最終的司法審判權，這樣一個案件直到皇帝的審判才算終審，因此沒有例如現代的「兩審終審」制度，案件逐級審轉復核，沒有終審限制。秦以前，一般案件均可由郡縣司法審判機構自行處理結案，到兩漢實行疑獄上報制度，在後來逐步演變為逐級審轉復核制度，至明清完全成熟。案件由縣級開始立案審理，但審結
後需要存檔並登記在「循環簿」上，等待上級機關檢查，對於重大案件則要直接上報，所以只有皇帝作為最高審判官，掌握最終司法審判權。因此中國古代司法的公正清廉與否並不決定於司法制度本身的優劣，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帝王的英明與昏聵，司法秩序往往因人為因素而破壞，最終導致司法黑暗，這是高度集權的必然結果。
（二）司法與行政混淆
司法行政合一，是中國傳統司法制度的又一顯著特徵。這一特徵表現為：在中央機構中，皇帝不僅常常以自己的意志斷案，破壞既定的「常法」，更是通過建立讓許多行政、軍事甚至內廷機構參與審判的體制，以制約審判機構可能出現的獨立傾向，並使之完全聽命於己。因此可以說，在集權制專制國家出現行政司法不分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我國歷代司法機關都是從屬於行政部門的一個分支機構，是朝廷的職能部門之一，而不具有獨立性。從地方到中央，司法都是從屬於行政的。在中央，秦漢的廷尉是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刑部在唐宋明清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六部之一，但這些司法機關都要絕對服從皇帝的命令，一般都要受制於丞相、內閣等中央行政中樞。而在地方上，司法更是處於行政的從屬地位，商周時，地方司法權由諸侯掌握，秦以後由郡守、縣令等各級地方行政機關掌握。雖然地方政府中也設有決曹（漢朝）、司法參事軍（唐朝）等專職的司法官吏，但在審級上，下級要服從上級所形成的行政隸屬關系，司法權始終沒有獨立。
如果說中國傳統社會的中央機構設置中，為適應社會管理的需要，存在著行政與司法的分工的話，在地方各級，皇權一統就直接表現為司法行政合一。地方長官就是同級司法審判官,司法斷案也就是地方長官的主要職責之一，不用在行政管理機構外另設司法機構去專門履行司法職能。如果協助斷案有了差錯，長官須自負其責。
應當說，這種地方官親任司法審判職責的現象或者說司法行政合一的現象是不無原因的。一方面，這是司法制度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階段。在古代，社會管理各領域分工不是很明顯時，兩者合一反而能提高管理效率，有效滿足社會需求。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傳統司法制度中司法行政合一的特別之處並非是這種合一的形式本身，而主要在於這種形式的長期延續。這就涉及到另一方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即上面所提到的專制皇權的影響。在中國古代，地方官吏只是皇帝在各地的代理人，或者說是以「君市爵祿，臣賣智力」為基礎的皇權在各地的管理者，因此，他的存在以及以何種方式存在都只是取決於專制皇權在地方的需求。而前文已經分析過，專制皇權的最本質特徵是對權力的壟斷性，他不願意也絕不可能許可地方各級出現行政司法相分離的二元結構，因為這實際上會妨礙自己意志的有效貫徹。於是，地方長官統領行政與司法就成了最順理成章的體制，而刑名錢谷也就成為地方長官最重要的管理職任。
行政與司法審判的混同，導致了一些不良後果。比如，以行政辦法處理司法事務。因為，既然處理司法事務只是各級官吏管理職能的一種，或者說與行政職能混同，那麼，二者之間就會常常混淆，不易也不必去區分，這就導致地方官員會傾向於以行政管理的辦法來處理司法事務。其不良後果就是導致職權主義、武斷主義、輕視司法程序等等。再就是降低了司法官的專業素質。地方長官兼理司法事務，地方長官的法律素養決定了其司法案件的質量。由於中國古代的地方官吏多採取薦舉與科舉選拔再經由皇帝任命的方式，而入選為官的重要標准多不包括法律素質，因此各級地方官法律素養普遍不高。中國在長達 2000 多年的以自
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專制統治時期，不可能存在法治的土壤，因而也不可能存在司法獨立的價值奢望，司法只是行政活動中的一環。
（三）民刑部分
中國古代雖然自周代就有了民事和刑事的簡單區分，卻始終未能形成現代司法制度意義上的民事、刑事的定義。所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中國古代歷朝歷代在立法上都沒有民法、刑法、訴訟法的區分，而是諸法合體，以刑為主，民刑摻和，實體法和程序法相混合。表現在司法制度上就形成了民刑不分、重刑輕民。
造成這種民刑不分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自然經濟始終占統治地位，商品經濟的發展相對薄弱。由於民事法律關系是商品經濟生活的一般要求在法律上的表現，所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狀況直接決定了民法的發展狀況。在中國古代，落後保守的自然經濟長期占據統治地位，束縛了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
其次，封建專制制度的嚴酷統治，始終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從秦朝到清代的兩千年間，專制制度不斷強化，排除了任何商業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立法的可能性。在專制制度下，維護皇權與鞏固國家是一致的，這是立法者的主要著眼點。至於私人之間的利益，則被視為「細故」，是無足輕重的。為了保護矗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專制體制，歷代的封建統治者都大力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明清以來，推行禁海政策，嚴重地摧殘了海外貿易和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商人也轉而經營土地作為其更可靠的財力來源。
第三，人身依附關系長期存在。不能廣泛提供法律上權利與義務關系的「私人的平等」，而「私人的平等」恰恰是發展民事法律的重要條件。
第四，家法、族規對族內民事法律關系起著實際的調節作用。這些所謂的家法、族規實質上都是家族內部的習慣法，對於家族內的財產、繼承、婚姻等民事法律關系起著實際的調整作用，與國法相通，是國法的補充。
因為民刑就無從區分，因此更無從談起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劃分，基本是一套刑事訴訟程序。我國古代很多婚姻財產問題都是靠刑事手段來解決的。如唐律規定，負債違契不償的，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悔婚的，都要處刑。因此，古代的戶婚案件有相當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中國古代訴訟法沒有專門的法典，但在唐律、明清律中都有訴訟方面的規定，如唐律中的斗訟，明清律中的訴訟、捕亡等等。中國古代司法制度是為了維護特權統治階級利益的，以刑代民也體現了其鎮壓民眾、鞏固統治的目的。
（四）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
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和家族統治，是中國古代國家賴以存在和鞏固的基礎。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
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到漢武帝時期，由於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孔孟之學為淵源的儒家學說躍居社會的統治地位，成了近兩千年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並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
從漢代開始，隨著儒家思想的確立和漢儒倡行說經解律，大開引禮入法的途徑，到唐代禮法結合達到了高峰。《唐律疏議》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廢，如「昏曉陽秋」往復無窮。禮刑結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禮所調整的宗法倫理方面的行為規范，構成了封建法律
的基本內容。第二，凡屬於調處一類的民事和輕微刑事案件，禮起著法的實際調整作用。第三，對於某些案件的判決，「於禮以為出入」，親疏、尊卑，同罪異罰。第四，區分血緣親疏的「五服」之制，成為斷罪量刑的重要依據。「五服」之制，始於漢代，到元明清時期，把喪服圖列於刑律之首，不僅對刑事裁判具有重要意義，對民事糾紛的解決也同樣至關重要。喪服圖列於刑律之首，是引禮入法的又一具體表現。
儒家思想對封建司法制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第一，以法律的形式確認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學說所宣揚的君權、父權、夫權的不可侵犯性，違者致以嚴刑；第二，貫穿「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刑作為維護統治的手段在中國由來已久，經過漢代儒學家的充分論證，德刑的作用、適用的范圍、相互的關系更為明確。漢代以後，統治者大都以「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為指導立法與司法的既定政策；第三，通過春秋決獄和以禮實際調整民事訴訟，使儒家經典法典化；第四，確認秋冬行刑，使儒家「則天行刑」的思想制度化。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因此，包括司法制度在內，「禮」也被與之相結合，「刑禮相須」、「出禮入刑」的精神貫穿其中。親屬之間以晚輩告長輩或妻妾告夫的，要處以重刑甚至是死刑，但反之則無罪或量刑很輕，這既體現了儒家重「禮」的思想，反映出我國古代婦女地位的卑微，同時更體現了我國司法制度和禮教有著無法分割的聯 系。
（五）刑訊逼供，罪從供定
刑訊逼供是中世紀中外各國在處理刑事訴訟案件中普遍採用的極其野蠻的制度，在中國更是歷代統治者實現其司法主張的審訊方式。
在中國古代一般是以口供來作為判案的依據的，沒有口供就不能定案，「罪從供定」指的是依據口供來最終判定是否有罪、有何罪。所以獲取口供便成為審理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環節，而由此衍生出來的各種刑訊所用器具則是花樣百出，舉不勝舉，當事人往往因為不堪忍受皮肉之苦，屈打成招而含冤受屈。
中國大約從西周開始，就實行了拷訊，以掠笞為主。在秦漢兩朝，刑訊雖然不見於法律，但據雲夢秦簡的記載表明，拷訊在秦朝已經成為法律制度，被普遍實行，實際上已經合法化。漢景帝時規定了刑具的規格。南北朝時開始把刑訊寫在法律上，例如，梁朝首創了測罰（斷絕飲食），陳朝則規定了立測（把人犯置於土圍子中，施以鞭撻等），北魏規定限打五十杖，北齊的刑訊花樣更多，更殘酷，為歷代所承襲和發展，拷問無節度，日益殘酷，無所不用其極。唐代時，刑訊得以制度化，《唐律》中對拷訊對象、條件、工具、受刑部位、程序和如何實施都做了具體規定。在合法拷訊之外，還有種種非法拷訊的手段。刑訊為歷朝歷代所沿襲與發展，逐漸合法化，成為判案中可以合理使用的一項審判制度，正因如此，刑訊逼供的手段才極盡殘忍。
古代的刑訊制度是和偏重口供、罪從供定的證據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古代訴訟雖然也收集使用物證人證，並比較重視勘驗現場，但更重視口供，以口供作為定案的主要根據。在通常情況下，沒有認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這種對口供的重視就必然導致了刑訊逼供。刑訊逼供是由於我國古代重口供輕證據的審判特點而產生的一個扭曲的審判制度，是統治階級為維護其統治而採取的極其殘酷的手段。
結 語
在幾千年的中國法制史進程中，司法制度也經歷了一個由簡而繁，由粗到細，由野蠻走向文明的歷史演變過程。在這一發展演變過程中，各代司法制度之間既有繼承延續的一面，又有變革創新的一面，這種繼承、變革與創新的關系反映了中國法制的文明進程。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的發展史告訴我們：司法制度是國家機器得以完善運行的重要保證，司法制度的建設也是關乎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古代的司法經驗和教訓，時刻提醒著我們加強司法制度建設的重要性。
㈤ 提出立法司法行政考試和監察五權分立思想的是
提出立法、司法、行政、考試和監察五權分立思想的是孫中山，他建立了五院分立制度。
孫中山參照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結合中國封建時代的考試制度和御史監察制度，在演說中提出革命成功後的中華民國憲法將實行行政、立法、裁判、考試、監察「五權分立」制度。
(5)由裁判到立法擴展閱讀：
五權分立的思想是為了防止個人獨裁，確保政府行使治權時的分權和制衡。在三權分立之中，考試權是附在行政上的，彈劾權是附在立法上的，孫中山在此基礎上借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考試、監察二權的科舉取士制度，將這二者獨立出來，賦予其與其他三權平等的地位。
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以及後來實行的五院制都是為了權力制衡，體現了共和理念，但是在後來的實際操作中，五院制政府成了國民黨內部各派系斗爭的場所，也成了蔣介石個人獨裁的犧牲品，五院制與孫中山的初衷背道而馳，相去甚遠。
㈥ 種子案回顧：原被告成觀眾，省人大稱法院違法，法官稱是依法裁判
河南洛陽種子案：法律交鋒與權力邊界
1998年以來，李慧娟法官因其對法規的獨特解讀，成為了《條例》與《種子法》沖突點上的關鍵人物。在2019年的婦女節訪談中，她因16年前的判決面臨審視。李慧娟明確指出，相關沖突條款無效，這一判決導致河南省人大要求糾正「違法裁判」，司法責任與立法審查的界限被拉近。
案件的核心圍繞一宗賠償爭議，被告因違約被原告索賠市場價，但被告主張政府指導價。李慧娟法官依據《種子法》判決，判定被告賠償近60萬，這一決定引發爭議升級。河南省人大常委會質疑洛陽中院對地方法規的審查許可權，要求當地人大糾正並對李慧娟法官的判決提出質疑。
後續，洛陽中院對部分法官職務作出調整，案件影響不斷擴大，法律適用與司法審查權的討論愈發激烈。此案不僅挑戰了法院的職責，還引發了對全國人大監督與法院獨立審判權的深入探究。律師請求全國人大審查條例，引發了法律適用的深層次爭論。
- 人大與法院：監督與獨立的微妙平衡
- 判審分離：種子案的司法改革試金石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於地方性法規的合法性審查權並非其法定職責。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是這一權力的行使者。2013年的主審法官責任制改革旨在增強法官獨立性，而2014年的行政訴訟法賦予法院審查規范性文件的新許可權。1998年河南沁陽法院的判例，正是法治國家建設中權力制衡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此案的每一步都揭示了司法實踐中的復雜性，它在法律適用、權力劃分以及司法獨立的討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期待著未來法律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清晰界定。
㈦ 為什麼說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這一說法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司法裁判的終局性
司法裁判具有終局性，意味著在訴訟程序中，司法機關作出的裁判是最終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決定。一旦司法機關作出裁判，其他任何機關、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再行處理，必須予以尊重和執行。這種終局性確保了司法裁判的權威性和穩定性，使得司法成為解決社會糾紛、維護公平正義的最終手段。
二、司法程序的公正性
司法程序的設計遵循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確保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享有平等的訴訟權利和地位。司法機關在裁判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法律程序，確保裁判結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這種程序公正性不僅保障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增強了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可接受性。
三、司法裁判的強制性
司法裁判具有國家強制力作為後盾，確保裁判結果的執行。一旦司法機關作出裁判，當事人必須履行裁判所確定的義務，否則將受到國家強制力的制裁。這種強制性使得司法裁判成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有力武器，能夠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護合法權益。
四、司法在法治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在法治體系中，司法是連接立法與執法的橋梁和紐帶。司法機關通過裁判活動，將立法所確立的法律規范轉化為具體的法律事實，並通過執行程序將裁判結果轉化為現實的社會秩序。同時，司法機關還通過司法審查等機制，對立法和執法活動進行監督，確保整個法治體系的協調統一和良性運行。因此，司法在法治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決定了其作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公正司法之所以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是因為其具備終局性、程序公正性、裁判強制性和在法治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等獨特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