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撰式立法

㈠ 為什麼民法典歷經五次才最終編纂成功

編纂民法典工程浩大，應穩妥推進。將散於各部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中的民事法律規范進行全面編訂纂修，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一方面要將不適應、不適宜的規定予以剔除，另一方面又要將新產生的、新出現且已成熟的民事法律規范加以吸收、固化，最終形成一部完整的有中國特色的、調整民事法律關系的集大成法典。

根據編纂民法典「兩步走」的思路，民法總則已經出台，接下來就是編纂民法典各分編。本次會議審議的有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和侵權責任編等6編，共73章1034條。編纂好各分編是對民眾切身利益的法制保障。

民法典各分編草案的編纂有很多亮點，比如物權編強化了業主對建築物共有部分共同管理的權利，住宅建設用地使用許可權屆滿自動續期；合同編里增加了住房繼承人優先承租權的制度，加大了保護弱勢當事人的制度；在婚姻家庭編增加了一個月離婚冷靜期等。

(1)編撰式立法擴展閱讀

5年磨一劍，宣告中國邁入「民法典時代」。這是新中國歷史上首個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承載著幾代立法者、法律工作者乃至億萬人民的夢想。開啟中國民事法律新時代。民法是民事領域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

編纂民法典，是一個國家法律傳統和法治信仰的生動寫照，映射出一個民族的不懈奮進。偉大的時代，催生偉大的法典。編纂一部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體例科學、結構嚴謹、規范合理、內容完整並協調一致的民法典，離不開堅強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的思想指引。

「自始至終，民法典編纂工作都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負責人說，根據編纂民法典的指導思想，立法機關確立了「編纂式立法」這一重要理念。

1、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對現行的民事法律規范進行編訂纂修。

2、不是簡單的「麻袋裝土豆」，而要對已經不適應現實情況的規定進行修改完善，針對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有針對性的新規定。

㈡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禮與法的融合及進一步發展

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社會大動盪時期，政權由士族集團控制，在立法上標榜儒家思想，維護士族集團的等級特權，儒家禮教與封建法律進一步融合。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統治者都曾進行過大規模法典的編纂，但在很大程度上僅僅作為正統的標志。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在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律學進一步發展。
一、立法指導思想
（一）厲行「法治」、「一賞」、「一刑」
我國古代「刑罰世輕世重」的傳統法制思想在三國時期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三國乘漢末之弊，戰亂不止，統治者亟需以刑法安定社會秩序，樹立自己的權威。因此，三國統治者在肯定禮治對法制具有指導作用的同時，格外強調法律在治理亂世，撥亂反正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曹操認為，治理太平盛世，統治者應致力於禮樂教化，以淳樸風俗；而治理亂世，統治者應首先樹立法律的權威，以安定社會。這就是：「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拔亂之政，以刑為先」。曹操不但積極提倡，而且認真身體力行，其「割發代首」實踐了其人人守法、違法必罰的主張。蜀國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行者諸葛亮，也認為治理國家應當禮法並用、德威並用，主張審時立法、厲行法治。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並且一再規勸蜀後主不別親疏、不分貴賤，依法獎勵和處罰。統治者的這些行為都明確地體現了法家的「一刑」、「一賞」的主張。東吳君主孫權也是一個重刑主義者。漢代早已廢除的族誅之刑在東吳屢見不鮮。孫權為重刑辯護說：「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三國時期的統治者大都建立了完備的法律制度，主張執法從嚴，依法行賞罰，使老百姓相信令必行，禁必止。
（二）立法和司法應「理直」、文約例直、寬嚴適中、輕重得當、罪刑相符
建立晉朝的司馬氏集團，系東漢末年發展起來的世家大族，他們以精通儒學而在社會中佔有特殊地位。掌握最高政治權力後，司馬氏集團格外注意以法律反映、確立和保護士族的特殊利益。因此，「貴賤有等，長幼有序」的儒家禮治思想成為晉代法制的指導思想。漢代所開啟的禮律融合的事業在晉朝有了長足的發展。
晉代統治者認為「禮治」是法制的靈魂。張斐認為法制必須「理直刑正」。所謂「理直」，即法律必須明確體現儒家的綱常明教，以儒家所提倡的精神和原則立法和司法。張斐在總結晉律體例時，認為晉律體現了「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的原則。所謂「王政布於上」，即君主有最高的立法權，在立法上應處居高臨下之勢；「諸侯奉於下」，即諸侯貴族必須遵守君主之法而統治百姓；「禮樂撫其中」，即所有的立法和執法都必須體現禮樂的精神，以禮為指導原則。晉代統治者認為立法與執法社會效果的優劣，完全系於「禮」。禮是律產生與執行的依據。統治者認為，斷獄不能呆板地遵用教條，而應該用禮的原則去裁判是與非，罪與非罪。所謂「刑正」，即立法和適用法律應該做到寬嚴適中、輕重得當、罪刑相符，應當明確界定和規定各種犯罪的概念。其時，得到官方承認的律學家杜預認為，立法時應當做到「文約例直、聽省禁簡」，即法律條文簡約、法例明白易懂，這樣老百姓就知道怎樣守法而不觸犯刑律。
晉代統治者在立法實踐中「納禮入律」，使禮律合一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晉朝統治者將維護士族禮儀的禮大量入於律中，使禮直接成為法律條款，「禮律合一」不再是一種主張而是一種現實。西晉制定的《泰始律》，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三）積極變法、重視法制、引禮入刑
南朝統治者的法制指導思想多因襲魏晉時期的主張，因而沒有什麼建樹。北朝統治者系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對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充滿了興趣。他們非常喜歡漢文化，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樹。同時他們本身開放和豁達的民族文化特點，也為漢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所以，南北朝時期「中原律學，衰於南而盛於北」。
北朝統治者建立政權後，積極進行變法，虛心採用和學習漢民族創立的先進的封建經濟體制、政治法律制度和以儒家禮制為主體的漢族傳統文化，非常重視禮對其政權法制建設的指導作用，注重禮與刑的統一。北魏孝文帝提出恤刑、慎刑等法制主張並積極實踐。如其時，統治者認為在執行刑罰時，犯人裸體受刑，有傷風化，違背禮儀，因而下令更改此制。另外根據禮治「惡惡止其身」的原則，統治者修改了一人犯罪，滿門抄斬的「門房之誅」。只要不是謀反罪，由一人承當。北齊統治者設置「重罪十條」對違背禮制的行為進行重罰。
二、法律形式和立法概況
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概況上承秦漢，下啟隋唐。基本的法律形式仍然是作為成文法典的律，但同時也創立了一些新的法律形式，如格、式等，令的含義也逐漸發生了改變。為隋唐時期封建法制的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律的演變與發展
作為法律的基本表現形式，律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體例不斷完善，內容逐漸豐富和充實，概念和術語逐漸科學。三國初期，大都沿用漢律。公元229年，曹魏政權制定了《新律》。267年，西晉制定和頒布了《泰始律》。南朝也進行了許多立法活動，如南朝梁制定了《梁律》，陳朝制定了《陳律》。但其立法成就並沒有超過晉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晉律的完全繼承。北朝在律方面的立法成就比較多。北魏制定了《北魏律》，北齊制定了《北齊律》、北周制定了《大律》等。其中以《北齊律》最為著名，立法成就最高。現以曹魏、西晉、北齊和北魏的律典為例介紹律的發展成就。
1.《新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魏明帝即位後，令陳群、劉劭等在吸收漢代法制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制定《新律》，共18篇。《新律》早已失傳。根據現有史料記載可以看出其內容較為豐富，體例較為科學，結構更加嚴密。與漢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首先，正式將律作為定型化的法典，一經制定即不再有單行法規編入。這開啟了後代法典的基本形式。其次，增加了篇目，由漢律九篇增加為18篇，彌補了以往法典「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的缺陷。再次，規范了律典的編纂體例。將《九章律》中的《具律》改為《刑名》，列於律首，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使法典的體例更加合理和科學。再次，改革了刑罰，使刑罰制度進一步規范化和文明化。魏律取消了漢律中的宮刑，減輕了對某些罪的處罰，將刑制定為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贖刑、罰金和雜抵等七種，為奴隸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的過渡創造了條件，推進了刑法文明的發展。第四，《新律》將刑名與刑期聯系在一起，使法律更加直觀。此外，「八議」入律，使禮律進一步融合，開辟了禮律融合的新途徑。
2.《泰始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泰始律》是司馬昭命賈充、羊祜、杜預等十四人參考漢魏之律典而制定的，共20篇，620條。泰始三年（268年）完成，次年頒布實施。 與漢、魏律相比，《晉律》在許多方面具有較大的發展和自己的特色。
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規范、准確。由於律學的發達，晉代統治者對法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們首次區分了律與令的性質，將律確定為定罪量刑的法典，將令確定為規定國家各項制度的法典。《泰始律》頒布後，張斐和杜預為之作注，經朝廷批准，頒行天下，與《泰始律》一樣具有法律效力，稱為《張杜律》。張斐不僅對法律的字義進行了詳細的解釋，而且對晉律中一些相似而又容易混淆的罪名作了區分。
其次，體例設置更加合理。《泰始律》將《新律》的《刑名》篇分為《刑名》與《法例》兩篇，置於律首，完善了我國古代刑法總則，有利於人們正確理解法律的含義和律典中的其他各篇。
再次，禮律進一步融合。納禮入律，禮律並重。如為了維護士族的利益，晉代統治者將禮入於律中，設立了「雜抵罪」，確立了 「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則，強調父在子不得分家異財，允許被殺者之功親為之復仇；晉代甚至直接把儒家禮教的精神和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第四，在省減的條文中，主要減少的是重罪的條文。如縮小了婦女緣坐的范圍，廢除了「捕亡沒為官奴婢之制」等規定。
3. 《北魏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北魏為鮮卑拓拔貴族所建立的王朝，是北朝的第一個王朝。統治者進入中原之前，既無文字，也無法律。進入中原之後，積極變法改革，學習漢民族法制建設經驗。北魏孝文帝親自主持修律，在參酌漢、曹魏、晉和南朝律令的基礎上於太和十九年（495年）撰成《北魏律》20篇。北魏律綜合吸收各地的儒學文化和西晉以來律學的重要成就，在禮律融合方面頗有創新，具有較高的立法成就。如，北魏法律創制了存留養親之法，即對於犯有死罪之人，如果家中父母、祖父母年老而又沒有成人的孫子，旁邊也沒有近親屬來撫養老人，法律規定罪犯可以減輕處罰，留在家中撫養老人。存留養親之法一直適用至清末。
4. 《北齊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北齊取代東魏後，便著手制定律令，由高頴等人編纂，經過十四年的努力，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終於製成《北齊律》，共12篇，949條。與晉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首先，精簡律文，將律典從《泰始律》的20篇減為12篇。其12篇的篇目是：名例、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其次，確立了「重罪十條」，這是後世「十惡」的前身。再次，確立了死、流、徒、杖、鞭五刑，為隋唐笞、杖、徒、流、死封建五刑體系奠定了基礎。總之，它是一部上承漢、魏律之精神，下開隋、唐律之先河的法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令的發展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形式方面變化最大的是「令」。這一時期「令」不再與皇帝的詔令發生直接關系，成為定型化的、與律對稱的國家法典。令逐漸演變為積極性的、正面性的法律規范，用於規定國家政治及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的制度。
曹魏時期已經開始制訂定型化的令。史籍記載，曹魏制定有《郡令》、《尚書官令》、《軍中令》、《郵驛》等法律，總篇目達到了一百八十多篇。
西晉立法的原則是將一些「太平當除」的臨時性法規，以及「施行制度、以此設教」的積極性、正面性的法規編入令典。268年，與《泰始律》同時頒布的還有《晉令》40卷，2306條，分為32篇。篇目為戶、學、貢士、官品、吏員、服制、祠、戶調、佃、復除、關市、捕亡、獄官、鞭杖、醫葯疾病、喪葬、雜、門下散騎中書、尚書、三台秘書、王公候、軍吏員、選將、選吏、選雜士、宮衛、贖、軍戰、軍水戰、軍法、雜法等。其體例顯然是按照官府行政事項以及職官機構兩個方面來編制的。
南朝時期的南梁也進行了大規模的令典的編撰。503年，與《梁律》同時公布的還有《梁令》，共有30卷，28篇。其篇目為戶、學、貢士贈官、官品、吏員、服制、祠、戶調、公田公用儀迎、醫葯疾病、復除、關市、劫賊水火、捕亡、獄官、鞭杖、喪葬、雜、宮衛、門下散騎中書、尚書、三台秘書、王公候、選吏、選將、選雜士、軍吏、軍賞等。南陳編有《陳令》，也是30卷。
自西晉以後，律令並列已成為習慣。北魏時期曾多次立法，律令常常沒有同時制定。因此，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大臣孫紹說，如果只有律而沒有令，大臣就不知道按照什麼來行事。可見令已經成為政府機構必備的制度性的法律規范。
北魏也制定有令典。據《太平御覽》記載，其令典有《太和職員令》21卷。北齊在564年制定了篇幅達40卷之多的令典，其編制方法與晉以來的慣例不同，完全按照朝廷的尚書24曹機構名稱來進行編制。篇目為：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駕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倉部、左戶、右戶等。北周也制定了自己的令典。
（三）科和格的變化
科是三國初期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是漢魏之際起支配作用的具有獨立地位的臨時性法規，後來發展成為三國的基本法典。它給予當時的政權建設以直接的重大的推動和促進，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魏、蜀、吳三國建立之初，都承襲漢制，沿用漢代法律。但漢律經過四百多年的實施，到漢魏之際，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三國各政權往往採用「科」的形式。曹操比較重視法制建設，在吸收借鑒漢律的基礎上，制定了「新科」和「甲子科」，使科成為曹魏政權初期的一種臨時的主要的法律形式。蜀國在劉備定都成都以後，也由諸葛亮、伊籍等人制定了《蜀科》。晉朝在立法時取消了「科」這種法律形式，但是南朝時期又恢復。南朝梁有《梁科》30卷，陳朝有《陳科》30卷。東魏政權編纂了《麟趾格》，頒行天下，首創了「格」，並作為其主要的法律形式。
（四）故事和式
故事，即司法判案的成例。作為一種法律形式，開始於東漢初期，但是其時還沒有編撰系統的法典。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故事開始成為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並且出現了成文法典。晉朝在頒布律、令的同時，還頒布了《故事》30卷，將律令以外的皇帝詔旨之類的法律文件匯編在一起，作為國家各級政府機關的規章和辦事細則。南朝將「故事」改為「科」。另一種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發展的法律形式是「式」。「式」是這一時期有關政府具體辦事細則的法律規范。據記載，晉代有「戶調之式」。西魏在大統十年（544）頒布了《大統式》5卷，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以「式」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典。所以，這一時期「式」的內容還不太確定。但是毫無疑問，「式」已經是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㈢ 誰制定羅馬民法大全幾世紀

查士丁尼；公元五世紀。

羅馬民法大全，是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編纂的一部匯編式法典，是羅馬法的集大成者，該法奠定了後世法學尤其是大陸法系民法典的基礎，是法學研究者研究民法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資料之一。

該法典由四部分組成，分別為法典，學說匯纂，法學階梯以及新律。最後完成於公元530年左右。法典內容為東羅馬帝國時期的皇帝敕令，以及權威的法學家對於法律的解釋，還有給法律學生當作法學的入門教材等。

在整個編纂工程完成之後，任何對於《民法大全》的評論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該法奠定了後世法學尤其是大陸法系民法典的基礎，是法學研究者研究民法學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資料之一。

查士丁尼學說匯編：

公元530年，查士丁尼再度任命特裡布尼厄斯為主席，11名博學、有名望的法學家和從別留托斯、君士坦丁法律學校選出的5名教授為委員，共同將歷代羅馬著名法學家的著作，整理並進行摘錄，共花費3年時間編成了《學說匯集》，又名《查士丁尼學說匯編》，於533年底頒布施行。

㈣ 《大明律》與明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一）《大明律》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個非常重視立法的君主，他總結前朝歷史經驗，本著「法貴簡當，使人易曉」的原則制定法令，早在吳元年冬十月平定武昌以後，即命人制定基本律令，這是明朝立法的開端。律文按唐律取捨編訂，依《元典章》體例按六部順序編定，為以後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礎。此後，經過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重新修訂，不斷損益，基本完成了《大明律》的體例。至洪武三十年，最後完成《大明律》的編撰工作，並頒行全國。

《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條，體系結構與唐律稍有不同，即將唐律的十二篇合為七篇，以名例律冠於篇首。具體篇目為：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五刑之外，流徒增加充軍，死刑增加凌遲。十惡、八議之外，又增加六種貪墨贓：監守盜、常人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坐贓。

從明律的篇章內容看，其脫胎於唐律，但又不同唐律，總結了唐宋以來特別是明初三十年間的封建統治與司法鎮壓經驗，增加和充實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內容，有人評價，《大明律》的精神嚴於宋，條文簡於唐。

（二）《明大誥》

明初，太祖在制訂大明律的同時，還於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間，采輯案例，連續編制了四編《大誥》。朱元璋編制大誥，主要是為了進行法制宣傳，用嚴懲官民犯罪的具體案例，樹立善惡、禍福的標准，使人「趨吉避凶」，以預防和減少犯罪，從而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

《明大誥》共四編，即《大誥一編》、《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共二百三十六條。從其內容上看，基本都是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犯罪的案例匯編，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懲治貪官污吏的。從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明大詔》的特點：一是法律以皇帝意志為轉移，法外用刑，輕罪重判。由於明朝君主專制制度的高度發展，皇帝的個人意志超出於法律之上。朱元璋統治時期，仕意更改法律，斷罪判刑完全以個人的好惡為轉移。四編大誥中所列舉的許多案例，用大明律來衡量，絕大部分都是屬於輕罪重判的，還有一些是無罪錯判、更有甚者，還有一些行為根本不構成犯罪，只是因為不合朱元璋的心意或被認為侵犯了他的權威，也被判以重刑。這說明《明大誥》的內容比明律更加嚴酷；二是《明大誥》重點打擊貪官豪強，其內容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懲治貪官污吏和豪強作惡的案例。如《大誥續編》共八十七條，屬於這兩類案件有七十條左右。朱元璋之所以打擊貪官與豪強，固有其改善吏治，緩和階級矛盾，減輕人民負擔的作用。但從根本上來看，還在於維護地主階級的長遠統治。

朱元璋對自己所編制的四編大誥非常重視，竟採用法律手段在民間強制推行。要求每戶一本，命令各級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要考試大誥內容，一時間天下講讀大誥成風。所以大浩的制定與宣傳，對於保證封建法律的實行，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朱元璋死後，四編大誥就逐漸被他的臣民所遺忘，這說明單靠政權強制力量而推行的「御制聖書」，終究要被人民所遺棄。

（三）明例

明朝的例是作為判案根據的判例或事例。明朝判決案件除以明律及大誥為根據外，仍然採用唐宋以來以例斷案的傳統。以例斷案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法外遺奸」，因而例的作用在於補律之不足，「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這是律與例的基本區別。

由於例是皇帝對某一具體案例如何判決的詔令，因而經年日久歷朝積累的例便不斷地增加，並且逐漸由具體案例演變成為通行的條例。至孝宗弘治十三年，僅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就有二百九十七條。萬曆年間編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為正文，例為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到了明代末年，例的數目幾乎與律相等，結果「人不依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偽之變，理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對於律，則「因循日久，視為具文」了」。

例的盛行，對於封建法律制度來說，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以例代律或以例破律的結果，使得奸吏因緣為市，任意出入人罪。這也是明朝冤獄泛濫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大明會典》

明代的主要立法，除了《大明律》與《明大誥》之外，還仿照《唐六典》的體例編制了《大明會典》。《大明會典》於明英宗正統年間開始修纂，至孝宗弘治十五年成書。《大明會典》的編纂完成，是明代行政立法的重要成果。

明洪武十三年廢除中書省以後，行政管理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了調整日益復雜化的行政關系，統治者注意用法律的形式確認新體制。明英宗以前，曾頒布過《功臣死罪減祿例》、《王府禁例六條》、《宗藩軍政條例》等行政性法規。《大明會典》仿效《唐六典》的體例，全書以六部官制為綱，按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各寺、府、監、司的次序，分述各行政機關的職權和事例，是規定國家機關活動規則的行政性法典。明代以《會典》為行政立法的總匯，輔以單行的例，形成了頗具規模的行政法律體系。

㈤ 編撰民法典是什麼的重大舉措

編纂民法典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

民法典編纂的歷史之維：

《民法典編纂的歷史之維》是2017年4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馬小紅、孫明春。

2015年3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編纂民法典。眾所周知，自清末變法以來，我國立埋顫法基本上採納了大陸法系的立法框架，大陸法系又稱民法法系，以民法典的編纂為重要標志。

民法典不僅是社會經濟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更是人民生活方式的總結和體現。因此，編撰《民法典》就成為圓褲所有法學人的共同使命。此次編撰民法典的基本原則，是堅持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決不照抄其他國家地區民法典，關於如何汲取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就成為法史學人必須面對和擔當的職責。

本書即是法史學人關於這一歷史使命所提交的答卷。全書分兩大篇，立足於法的歷史性、時代性以及傳統和創新的關系，「討論法史學科如何將歷史引入民法典，讓民法典得以紮根於中國固有之法律傳統」；全書以對話討論的形式行文，主要內容包括「民法典編撰應堅持的歷史規則」「民事習慣在民事立法中的地位與價值」等主題。

㈥ 元朝法治概論——元朝立法與民族分治

元朝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特定階段。作為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中央集權國家，元朝統治者接受了漢儒的建議，明確提出了附漢法、參照唐宋制度的法律指導思想。但國家分裂的實施，使元朝法律成為中國古代法律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中華法系進一步多元化。元朝統治時期，在立法上繼承了漢族的嚴格法律，在執法上實行民族分治，從而在法律內容和司法制度上滲透了蒙古族的傳統文化精神。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後，逐漸改變了一些統治方法。他在逐漸拋棄蒙古習慣法和金科玉律的同時，吸收了漢族的法律文化，注意學習漢族的統治經驗。一方面重用儒生，推崇儒道。一方面參考唐宋的制度，這些做法也對後來的帝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朝的立法始於元世祖，先後頒布的主要法典有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經世大典和元典章。是元代第一部成文法典。元初沒有本朝的法典，而是以金朝的至元新格作為判案依據。1271年，泰和律義被禁止，元朝政府開始制定本朝的新法典。泰和律義就是這期間編的。1911年，元世祖著有游何澄容祖一書，其書號為至元新格，是一部關於公規、治民、防賊、理財的匯編。這本書編好後，忽必烈向全國發行。其內容包括公規、治民、防盜、理財等十個方面。它是對當時已經頒布的法律條款的總結。是元朝的官方法典，由繼承其父元仁宗中國的儒家治國政策，加強了中央集權和官僚政治。至元新格是在以前一些代碼的基礎上編制的。例如，元世祖編制的大元通制和元仁宗編制的大元通制是至元新格的參照對象。共2539篇，分為三類一階。三大原則是聖旨制度、規章制度，另一個是分類。大綱底部有很多細節，與唐宋時期的基本相似，具體內容也繼承了唐宋時期的法律思想。是具有法典特徵的法律集成，是元代法典定型的標志。其中，破例相當於唐宋律令，規矩相當於令、規、式，聖旨制度相當於編修。，又稱風憲宏綱。330年，由奎章閣書院編撰，趙世炎任校長，於吉任副校長，次月完成。全書共880卷，目錄12卷，官書附1卷，匯編總論1卷。的風格參考了唐宋的要求，有所創新。在每一條、每一項的正文之前，都是為了說明其內容的梗概，或變化的原因，或成立的目的而寫的，以方便讀者理解。這種編纂方法也優於唐宋。大多是以中、朝等國的公文為藍本，但把蒙古語的直譯改成了漢語和文言，並從公文中刪除了眾多的官話。大元通制，全稱大元通制，由元朝地方官署編撰，匯集了從元世祖到元仁宗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等各方面的詔令和規定。全書分為10大類：聖旨、聖政、朝綱、太綱、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它總共有60卷
此外，還有詔令、法令和省台文件中使用的特殊文體，是口語很難翻譯成蒙古語的。語法特點和漢語有很大不同，有很多很難翻譯成蒙古語的怪詞。有時這些不同的風格混合在同一個文檔中。元代的俗字很多，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社會上試圖簡化漢字的自發傾向。元朝的立法形式有一個弊端，就是隨著歲月的增加，月份的積累，頒布的條條框框越來越多，必然造成五花八門的重復，不同罪同罰的局面，使得各級官員自私自利，相互競爭。對此，元朝統治者採取了兩種措施：一是對歷年頒布的一些法規進行整理、考慮和確定，形成新的法律文本，作為通例出版。比如贓物犯罪條例十二章和搶劫罪總則等。這種立法採取統一法規的形式，單行法的系統實施，證明了元朝的立法確實在逐步由時制立法、臨時立法向法典化轉變。二是召集元老大臣，從整體上在某種程度上統一或協調國家的制度和法律。這方面最顯著的成就是大元通制和經世大典。在罪名分類上，特別強調強奸幼女罪，加重處罰。在量刑原則上，主張從輕處罰，特別是對與婚姻家庭有關的犯罪。埋銀是元朝法律規定的制度，既懲罰罪犯，又補償受害者的財產。燒銀主要適用於殺人或傷人致死罪。各種殺人案，罪犯家屬都要收50兩銀子埋了交給受害者家庭。燒銀有一定的傷害性質。在民政方面，元朝廢除了土地限制制度。契約關系基本繼承了宋代的規定。很多法律都設置了賠償的內容，這是元朝法律在這方面的發展。元代的婚書、職業媒妁、女婿、繼婚等實體制度獨具特色，對後世的社會習俗產生了諸多影響。在民事立法中，有關於法定結婚證和繼承婚姻的規定。合法的結婚證是書面訂婚，意思是雙方同意建立婚姻關系。按照元代的說法，結婚證是婚姻成立的法律要件。結婚證上寫明要結婚的財產數額，如果是多餘的，還必須寫明退休或退職的年限。主持人、親戚和媒人必須在結婚書上簽字才能結婚。設置婚姻契約的目的是為了消除婚姻糾紛乃至訴訟。傳宗接代是未婚男子娶家中寡婦的一種婚姻方式。這是蒙古族的古老習俗，元朝在法律上承認。這種婚姻一般發生在兄弟之間，遠親一般不允許收養。在經濟立法方面，元朝美國的經濟立法包括壟斷法、海外貿易法、稅收制度等。此外，元代還有以德選士的制度。元代科舉制度中，命題主要由程朱理學皇朝經世大典和經世大典注釋。這種考試制度結束了以詩文選士的歷史，開創了以朱成理學為綱領的經世選士制度。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元朝的司法機構，中央政府有大量的衙門、刑部和宣政院；地方按省、道、府、州、縣分為五級。按照元朝的法律，地方各級政府機構在處理一切公務時，都要與主官和本官進行集體協商，這就是所謂的輪署制。只有道路和治理
法醫學方面，在宋代法醫學成就的基礎上，元代法醫學又有所發展。其主要成就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元典章的頒布實施，簡化了屍體檢驗的繁瑣文書。有70多個檢測點。方位、名稱、順序與南宋末年著名法醫書大元聖政國朝典四章相似。是正式立案偵查的程序之一，其方法大致完備。這也是元朝裁判制度的特點之一。第二個是新集至治條例的出版，這是一部舉世聞名的元朝巡視記錄。它的主要成就將在醫學著作下被介紹。第三，開出了唐六典。元典章，又稱結案，頒布於1297年。全文共分24個字，每個字代表一個部分，共118條。有53具屍體，有傷，有病，有法醫相關的東西。是政府規定的民事、刑事案件報告結論的通用公式，用於招聘儒官，以達到文案的統一。年的屍體相當於屍檢，受傷部分和患病部分相當於活檢，實物相當於物證檢驗。由此，元典章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現代法醫學的三大組成部分，即屍體、活體和物證，這是對世界法醫學的又一重大貢獻。元世祖忽必烈，蒙古人。他是蒙古族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元朝的創始人，謚號聖德的皇帝，蒙古人尊稱薛。他在位期間，建立行省制度，加強中央集權，逐步恢復和發展了社會經濟。何榮祖，字復道。袁廣平，河北永年人。元代的政治家和法學家。元世祖奉命編大元通制，包括公規、治民、理財、防賊。承宗，並奉命令至正條格。署名學士袁冠學院。負責研究經學、文學、古籍、書畫歷史，向皇帝咨詢，研究帝王治道考古，向皇帝和貴族子弟講述經學歷史的機構。排名第二。因建於大都，即今北京興廟西的張奎亭，故名。是一種主要收集國家制度、歷史地理、風俗民情的史書對某個朝代的感情。由於會議內容涉及法規制度，其保存的原始史料豐富，可以彌補二十四史記載和表格的不足。想要創造修復，始於唐朝。漢簡四書土地限制制度頒布後，漢文帝廢除了普遍的批地制度，這是秦漢土地私有化的重要標志。與此同時，制定了土地限制令，以限制私人土地的規模。一些學者提出，限制目標是那些由國家授予土地的人，大多數是軍事人員。由此可見，漢代的土地是國有土地和私有土地並存的。【閱讀鏈接】元初名臣廉希賢，是一位剛正不阿的人物。忽必烈命廉希憲為北京巡撫，兼遼東巡撫。為了安撫當地民眾，他特別下令，凡是殺俘虜的，一律以殺平民論處；如果囚犯因病被遺棄，允許人們收養他，但原主人在他病癒後不能要求收養。因為他的嚴格執法，當地很快就充滿了活力。廉希賢李_死後，元朝封廉希賢為魏王，並封崔德公、衡，謚號。這個謚號是對部長的最高評價歷史上很少有人獲得過這個謚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