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法的立法理念
⑴ 什麼是社會立法
（一）社會保障法制制度的構建應與基本國情相適應
目前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經濟實力不強,這就決定了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應結合我國國情,一方面,在社會保障立項上應分重點、多層次,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並制定相比的必要的法律,依法保障實施;另一方面,要將社會保障定位在保障人們的最低生產生活要求,重點加強就業促進的保障項目,充分調動人們的就業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從而更好地為社會保障服務。
（二）由地方立法向中央立法發展，並確定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許可權
目前，中國社會保障立法大量表現為地方立法。當進入社會保障總體設計與整體推進階段，就必須高度重視並有計劃的頒布全國性的社會保障法律和法規，這是在全國范圍內使社會保障法制走向統一的基本保障。
（三）樹立正確的社會保障立法價值理念
有學者將20世紀初的歐洲社會保障制度原則概括為四個方面：強制性和自願性相結合原則；僱主責任原則；共同責任原則；權利與義務相結合。如德國社會保障的基本價值：公平與效率兼顧，自我負責和團結互助結合。因此，我國在完善社會保障法制時，要根據實際情況樹立正確的社會保障立法理念。
（四）選擇合適的立法模式
就國外社會保障立法模式看，主要有三種：一是美式立法，即制定一部綜合性的社會保障法作為調整社會保障關系的基本法。二是德式立法，即制定多部平行的社會保障法律共同構成社會保障法系統；三是混合立法，就是在頒布有關社會保障的專門法律的同時，將另一些社會保障法的規范納入其他法律部門，從而形成一種混合性的社會保障立法模式。王樅為認為，我國的社會保障立法應採取以社會保障基本法為龍頭，單行法律法規為主導，相關法律為補充的立法模式。首先應抓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障法》，這是因為這是整個社會保障法體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也是目前最急需制定的一部法律。在此基礎上，由國務院分別制定《社會救助條例》、《社會福利條例》、《社會優撫條例》等單行條例，待條件成熟時將其上升為人大的立法，最後再編撰為綜合性的法典。
（五）完善社會保障法的監管機制
我們要明確劃分各執法部門的職責范圍，提高執法人員的素質，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程序，從嚴執法，公正執法，建議充分調動廣大市民，實施信息公開化，加強監督和監管，從而達到完善社會保障法的監管機制。
⑵ 簡述社會保障立法原則
社會保障法的基本原則
1.人權保障原則。人權保障是社會保障法的立法之本。當今世界各國的憲法普遍確認了公民的生存權，規定了國家保障公民生存權的義務，因而保障基本的人權就成為社會保障法的立法依據。我國於2004年修正憲法時，首次將「國家尊重和保證人權」寫入了憲法，表明中國政府對社會公民所固有的權利——人權的重視。生存權與發展權是最基本的人權，生存權是維護人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權利，包括生命權、健康權、物質享受權等內容。作為一名社會人，生存權是其生存的基本條件，國家應通過相關社會保障立法解決公民的溫飽問題和物質需求，一方面保證公民個體能夠正常的參與社會生活，另一方面，維護社會安全與穩定。發展權是指個人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能力獲得的權利，包括學習權、就業權、社會交往權等內容。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人的價值的提升，社會保障法也越來越關注人的發展權問題，表現為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就業服務計劃、公共文化事業的投入等方面。人權保障原則是社會保障法的最基本原則。
2.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原則。任何法律都應是一種普遍的規范，社會保障立法應考慮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與需求，即普遍性原則。普遍性指全體社會成員平等的享有社會保障權，而不問其性別、種族、年齡、職業地位和信仰等。我國憲法第45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在保證所有公民平等享有社會保障權利的同時，也要考慮到社會成員之間的階層差別與個體差異，從而需要差別對待，即針對不同類型的社會成員制定內容有別的社會保障法律，即特殊性原則。比如，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現有構架是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和優撫安置四大組成部分，我國社會保障在不同領域，將會針對不同的社會對象、層次和結構，制定出相應的應對策略。比如，大體上，在社會救助層面，主要對象為貧困者;在社會保險層面，主要對象為工資勞動者;在社會福利層面，主要面對全體公民;在社會優撫層面，主要面對的是軍人和軍烈屬。另外，由於地區發展水平的不平衡，社會保障也不可能實行「一刀切」。所以，應在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下，因地制宜，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
3.權利與義務相對等原則。權利與義務是法律關系的一個重要構成要素，沒有法律權利和義務，也就不存在法律關系。權利與義務相對等是指公民在享受權利的同時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只要履行了義務就應當享受相應的權利。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任何公民在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因此，社會保障立法也必須遵循這種基本原則。社會保障是由國家、單位和個人共同承擔與實現的。因此，每個勞動者都應該在履行規定義務的前提下，去享受社會保障待遇的權利。比如勞動者必須履行勞動的義務，並按社會保險法規定的標准繳納保險費用，才能在退休時享受領取養老保險金的權利。
社會保障法中的權利與義務的對等關系是針對社會保障制度整體而言的，並不能理解為每個社會成員所享受的權利與承擔的義務在數額上嚴格相一致。這也是社會保障制度的互濟性質所決定的。另外，對於一些不具備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維護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利是國家的責任，並不需要他們履行特別的義務。
4.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原則。法律制度作為一種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社會保障制度其實是政府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協調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實現社會保障的二次分配，解決特定社會問題和實施相關社會政策，進而達到穩定社會秩序目標的宏觀調控措施。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或者說經濟發展水平是社會保障的物質基礎，所以，在社會保障的立法實踐上，應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家在制定社會保障法律法規時，必須充分考慮當時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既要考慮保障國民的生活，又要顧及增強國民投身工作、參與經濟發展的積極性，結合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
5.集中立法原則。在社會保障出現的初期，社會保障的立法是零散的，但是這樣的分散立法不利於社會保障的正常運行，社會保障立法應遵循集中立法的原則。綜觀當代世界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立法體系，有兩種典型立法模式:一是「美國式」，即制定一部綜合性《社會保障法》，作為調整社會保障關系的基本法;二是「德國式」即制定多部平行的社會保障法律共同構成社會保障法系統，如「社會保險法」、「社會福利法」等。
6.國際協調發展原則。社會保障立法在與本國本地區經濟社會水平相適應的同時，也要考慮與國際接軌，遵循國際協調發展的原則。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保障立法應考慮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建立協調機制，創造處理繳費和支付待遇的國際平台，為全球勞動力流動創造條件。
⑶ 什麼是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是依據一定的法律和規定，為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權利而提供的救助和補貼。從廣義上來說，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保障等。以養老保險、待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等為主體的社會保險制度，是構成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社會救濟是指國家對城鄉困難戶的生活救濟。城市的困難戶，是指無經濟來源的鰥寡孤獨和勞動能力差、收入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的居民。農村的貧困戶，是指因缺少勞動力、資金、技術或因長期生病、天災人禍不能維持家庭基本生活的農戶，以及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無依無靠、無經濟來源的老人、殘疾人、孤兒等。此外，還包括對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的災民的救濟。社會福利，是指國家為安置聾啞盲殘人員和孤寡老人而興辦的各種社會事業、企業，各種社會福利基金，以及各種文化、教育、體育設施。職工福利通常也屬於社會福利范圍。優撫安置是國家和社會按照規定，對法定的優撫對象，如現役軍人及其家屬、退休和退伍軍人及烈屬等，為保證其一定生活水平而提供的資助和服務，是一種帶有褒揚、優待和撫恤性質的特殊制度。
我國原有的社會保險體系是在傳統計劃體制和低收入水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主要特點是：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窄，保險費用來源單一，個人保險意識淡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管理和立法工作滯後；社會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社會保障基金的營運辦法落後，難以解決保險基金的保值和增值等。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社會風險日益增大，社會保障問題日益突出。另外，據估計，我國現有60歲以上老齡人口約1億人，預計到本世紀末達到1.3億人， 超過總人口的1/10以上，將進入「老年型」人口國家。人口老齡化將成為影響社會經濟安定的重大問題。因此，逐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相適應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險體系，對於深化改革，保持社會穩定，發展市場經濟具有重大意義。
⑷ 什麼是社會保障立法
社會保障立法是指國家立法機關和國家行政機關按照立法程序而制定、修改和廢止關於實施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的活動。
社會保障立法的原則
社會保障法的原則主要體現在立法的過程中，即立法原則，這是調整社會保障法律關系所應遵循的基本准則，它全面反映社會保障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客觀要求，對社會保障法如何調整社會保障法律關系進行整體的指導和規范。
一、全面性原則
法的最大特點就是其權威性，短期內不會隨意更改。一個國家制定社會保障法規，目的是化解勞資矛盾，處理好各方面利益關系，從而有利於社會和諧，促進社會穩定。因此，制定社會保障法時要盡可能全面，避免掛一漏萬。
二、普遍性原則
普遍性的基本含義是一切社會成員均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即任何一個公民在年老、疾病、失業或無法維持最低生活等生活困難發生時，有請求國家給予社會保障的權利。從世界范圍來看，最早提出普遍性原則的是「現代社會保障之父」貝弗里奇，他在《社會保險及相關服務》里首次建議「全面和普遍的原則」，把全體國民均作為社會保障覆蓋的對象②，即要讓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
三、公平性原則
社會保障法的公平優先原則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保障范圍的公平性，社會保障法通常不會對保障對象的性別、職業、民族、地位等方面的身份有所限制，全民保障實現的是全體國民社會保障權益的公平性，選擇保障實現的亦是覆蓋范圍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在社會保障權益方面的公平性。二是保障待遇的公平性，即社會保障一般只為國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超過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通常不能通過社會保障途徑獲得解決。三是保障過程的公平性。社會保障為社會成員解除了許多後顧之憂，維護著社會保障參與社會的起點與過程的公平，通過資金的籌集與保障待遇的給付，又縮小著社會成員發展結果的不公平等。
四、效率性原則
效率性原則是指在組織經營活動過程中投入資源與產出成果成正比。通俗地說，就是做某項工作時，必須首先確定付出和收獲成正比。這一原則要求，在社會保障立法中要防止出現社會保障對經濟發展的負效應。這是因為，高福利制度體現了形式上的「公平」，卻犧牲了經濟效率。高福利制度導致社會保險和津貼標准提高，增加了企業產品成本，進而影響了國家對外競爭能力，同時也影響了企業的再投資，導致資金外移等一些不利的後果。
五、可操作原則
一部好的法律的重要特點就是其可操作性，制定的社會保障法規要避免僅是些原則性話語，如果不能解決實際具體問題，倒不如不制定出台或暫緩制定出台。例如，在我國，制定社會保障法要明確提出解決諸如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歷史債務、基金保值增值難、統籌層次低、基金監管難、社會保險覆蓋面應有多大等問題的具體建議。要把我國在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實踐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經驗，加以吸收上升到法律層面，如「收支兩條線管理」方法，建立「政府領導，稅務徵收，財政管理，社保支付，審計監督」的各職能部門分工協作機制。
六、可持續原則
一個國家制定社會保障法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一個部門的法律，而應是有利於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的，因此要加強統籌協調和政策銜接，推進各類社會保障制度整合，共同發揮作用。在人口老齡化加速、城市(鎮)進程加快、就業形式多樣化、經濟全球化加深的大環境下，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要應對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養老、醫療基金支出快速增長的壓力，還要面對大量農民變市民，以及被征地農民、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城鎮社會保障的問題。同時，也要考慮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與國際接軌的問題。
社會保障立法的意義
一、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法律體系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
二、完善的社會保障立法體系是維護公民人權和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根本保證；
三、社會保障問題的國際性，要求加快社會保障立法，促進國際交流。
社會保障立法發展的歷程
一、社會保障法緣起及歷史條件
社會保障法作為一種實體法，一般認為緣起於英國中世紀的濟貧法。從1531年開始一直到16世紀結束，英王頒布了一系列法令，規定國家對亟待救濟的老弱貧民應予以救濟。到1601年，伊麗莎白女王下令將以前各項濟貧法令編撰補充成為法典頒布，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英國《濟貧法》(Poor law)或稱為《伊麗莎白濟貧法》。但是真正現代意義的社會保障法的出現則是源自19世紀末德國所頒布的一系列社會保險法律。從1871年到1889年，德國相繼頒布了《陸海軍人養老金及遺屬救濟法》、《勞工疾病保險法》、《工傷社會保險法》、《老年及殘疾社會保險法》等法律，確立了國家在保障國民生存權益方面的責任，促使社會共同責任機制的形成並得到確立；並且以維護人的尊嚴為前提，在保障項目上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基本生活需求的重點，其立法內容主要集中在社會保險領域，重在解除勞動者的後顧之憂，從而使社會成員的生存保障上升為合法權益。因此，社會保險立法的出現，才真正意味著現代社會保障立法的產生。
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法之所以在19世紀末才得以產生，是由於當時的歷史社會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
第一，工業革命的完成。雖然英國的工業革命在18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但是法、德、美等國直到19世紀中葉才真正相繼完成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完成促成了機器化大規模生產的出現，社會財富得以大量增加，但同時也帶來了諸多的社會問題。一方面，在經濟競爭機制中，越來越多的個體生產者失去生產資料，農民則失去土地，淪為僱傭勞動者；另一方面，在機器生產的環境下，勞動強度增加，工傷事故不斷，失業威脅增多，疾病治療和老年生計等問題使僱傭勞動者憂心忡忡。這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危及各國政權的穩固，迫使統治者必須採取相應的對策與措施，社會保障法的誕生就是這些措施的主要載體。
第二，自由資本主義逐漸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壟斷資本主義的產生，導致了社會兩極分化的加劇，寡頭統治與赤貧階級同在，產生於19世紀上半葉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愈演愈烈，從直接破壞機器到進行集體政治行動，這些斗爭迫使資產階級思考對策。因此，社會保障法的出現也可以說是直接源於無產者的斗爭。1881年11月17日，德皇威廉一世發表《黃金詔書》宣稱：「社會弊病的醫治，一定不能僅僅靠對社會民主黨進行過火行為的鎮壓，同時要積極促進工人階級的福利。」並說：「一個期待養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統治的……社會保險是一種消滅革命的投資」。
第三，在歷史法學派及其後續潘德克頓法學派的影響下，德國出現了法典化傾向。歷史法學派出現於18世紀末19世紀初，當時德國尚四分五裂，落後於其他先行工業化國家，因而該學派是作為「反現代化」的面目出現的，主張法是一個國家民族精神的體現，民族習慣法高於制定法，因而不主張法典化，但該學派的細致的法學研究卻為後來的法典化打下了深厚的學術根基，培養了大批卓越的法學家。到19世紀下半葉，德國出現了統一趨勢，為完成民族國家的建構，歷史法學派中出現了潘德克頓法學派，主張統一立法，注重對概念的分析和法律結構體系的構造，形成法典。因而，社會保險法在德國首先出現，是有其深厚的法學資源作為背景的，與當時德國法學的領先地位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第四，生存權思想和社會改良思潮的興起。生存權思想可以追溯至17、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諸如霍布斯、洛克、盧梭等的天賦人權思想。生存權作為一種權利形態由德國法哲學家費希特(1762—1814)提出，他認為，人能夠活，生存才有保障，這是國民應有的權利，不能生存時，他對國家有提出要求生活保障的生存權。而生存權作為法律權利，最早由奧地利空想社會主義法學家門格爾(1841—1906)在其1886年出版的《全部勞動史論》一書中提出，他認為勞動權、勞動受益權、生存權是造成新一代人權群——經濟基本權的基礎。社會財富的分配應確立一個使所有人都獲得與其生存條件相適應的基本份額的客觀標准，社會成員根據這一客觀標准具有向國家提出比其他具有超越生存慾望的人優先的、為維持自己生存而必須獲得的物和勞動的要求的權利。同時，德國19世紀70年代還開始興起名為「講壇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思潮。桑巴特、布倫坦諾等一批知名教授在講壇上極力鼓吹改良，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組織，可以在不觸動資本家利益的前提下逐步實行社會主義。這些教授於1872年創立了「德國社會政策學會」，明確主張勞資協調，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實施社會政策，保護勞動者正當權益，舉辦社會保險，縮短勞動日，改良勞動條件。他們支持當時的德國首相俾斯麥推行社會政策，直接促成了1883年幾個社會保險法律的制定和實施。
二、社會保障立法發展歷程
社會保障立法發展歷程根據立法理念的轉變和各國社會保障立法的具體實踐，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濟貧法階段
它以1601年英國頒布的《濟貧法》(稱舊濟貧法)為起始標志，直到19世紀80年代社會保險法律產生為止。如前所述，英國早在16世紀上半葉就進行了濟貧立法，1601年的《濟貧法》是將已有的濟貧法令編撰成法典，後於1834年英國上下兩院又通過了《濟貧法修正案》(即新濟貧法)。受英國的影響，荷蘭於1854年頒布了《濟貧法》。瑞典於1871年頒布了《濟貧法》，還有一些國家也制定了自己的濟貧法律制度。在這一階段，立法理念在於救濟與矯治貧民，立法的內容局限於救濟事務，通過的立法雖然被冠以《濟貧法》名稱，但提供救濟者仍然處於恩賜者地位，接受救濟者卻必須以犧牲尊嚴並接受奴役為代價。因此，這一階段的立法基本上是一種對舊式慈善事業的規定，從而根本不能與現代社會保障立法相提並論。
(二)現代社會保障立法產生階段
它以19世紀80年代德國頒布世界上第一批社會保險法律為起始標志，直到20世紀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為止。進入18世紀中葉以後，一些國家工業化進程加快，工人的個人生存風險加大，由社會來承擔風險的思想逐漸被接受，德國率先在19世紀80年代進行了一系列社會保險立法。隨後，德國的社會保險立法成為他國紛紛效仿的榜樣，其影響逐漸波及整個歐洲、北美、拉美及大洋洲等地區。在歐洲大陸，波蘭、挪威、義大利等先後建立了各自的社會保險法律體系，英國於1908、1911年先後建立了老年社會保險與疾病社會保險制度。美國則於1935年頒布了綜合性的社會保障法，這是世界上首部規范多項社會保障事務的法規，具有綜合性特點，在社會保障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大洋洲國家和拉美國家在20世紀初期也紛紛進入社會保障立法的第一個高峰期，如澳大利亞、紐西蘭及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國家，在這一時期就紛紛通過立法建立了老年、工傷、疾病等社會保險制度。智利還於1924年率先頒布了除工傷以外幾乎包括了所有社會保險項目的綜合性社會保險法，這部立法較美國的綜合性立法還要早11年。與上述情況相反，亞洲、非洲地區的國家在社會保障立法方面卻要滯後很多，這種現象與亞洲、非洲地區工業化進程的緩慢及市場體制發育不足有著密切的關系。
(三)現代社會保障立法成熟階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立法理念的變化，社會保障立法進入了定型和成熟階段。基本的標志有：一是立法的理念不再是單純的社會穩定觀念，而是引進了社會公平觀念與普遍性原則；二是從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70年代，不僅工業化國家進入了社會保障立法的又一個高峰期，亞洲、非洲地區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也紛紛制定社會保障法律，構建實施范圍有限的社會保障制度；三是立法的內容超越了社會保險而向其他社會保障領域擴展，除有關社會保險方面的立法繼續得到了重視外，社會福利、國民保健及其他社會保障領域的立法均得到了重視，從而促使社會保障法律體系成長為一個有著豐富內容的獨立法律部門，據此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亦能夠為社會成員的生存與發展提供全面的保障；四是一些國際組織開始出面推動全球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與發展；五是一些工業化國家根據發展的需要進一步修訂、充實了以往頒布的社會保險法律，使之走向定型，而一些發展中國家亦能在借鑒發達國家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制定較為成熟的社會保障法律，進而促使社會保障立法在多數國家進入成熟期。因此，這一階段的社會保障法制建設，是以整體形式(包括社會保險法、社會福利法、社會救助法等各種社會保障法律在許多國家得以制定)和獨立法律部門的面孑孔出現的，國民享受社會保障不僅成為一項基本的法定權益，而且擴大到享受現代文明進步的成果(即不再局限於基本生活保障)。
(四)現代社會保障立法的完善與發展階段
進人20世紀70年代以後，工業化國家在社會保障立法已經定型的基礎上，針對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問題，紛紛開始探索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途徑，以求進一步完善本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就必然需要對以往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進行必要的修訂和完善。發展中國家則一方面需要制定新的社會保障法律以便建立起更加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同樣需要根據社會經濟發展與國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的變化，進一步修訂、完善以往制定的社會保障法律。總而言之，這一階段還在繼續發展中，但已經體現出的特色卻會長期指導社會保障立法的發展。如在立法觀念上，追求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基調；在國家責任與個人責任的關繫上，主張個人及家庭盡到自我保障責任的思想在一些立法中得到體現，這可以視為社會保障立法在某種程度上的回歸，它是促使政府、社會、企業與個人合理分擔社會經濟發展構成壓力的重要條件。因此，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立法均進入了自我完善並與整個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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