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法社會契約精神

⑴ 什麼叫羅馬法的理性精神

羅馬法，一般泛指羅馬奴隸制國家法律的總稱，存在於羅馬奴隸制國家的整個歷史時期。

理性主義指哲學中崇尚理性、強調理性作用的理論觀點或思潮，理性精神應包含四個層面的意思： 一是純粹理性，指人超出一已感官慾望和利害關系，不求功利、不計得失地探索各種抽象思辨的問題，是出於對知性的追求，對完美和絕對的追求，出於創造的沖動。 二是實踐理性，是人從功利的目的出發，處理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意在追求對人有利的結果。三是分析精神，是人自覺地區分主體與客體，並與之拉開距離，加以客觀觀照的過程。四是實證精神，指在認識、研究的過程中，重視經驗的觀察和第一手材料，重視理論的驗證與實踐，重視收集大量的材料，不迷信、不盲從。

羅馬法的理性精神可以從以下角度分析：

1、私法精神

羅馬法的第一個貢獻就是創造了公法和私法的劃分。公法一般調整的是國家利益的法律，而私法是調整個人利益的法。每個人的私權都是與生俱來的、平等的，並不需要法律賦予。公私法劃算的思想，在羅馬法時代就已經明確了。公園3世紀的羅馬法學家說：法的研究對象有兩個，公法和私法。之所以會有這樣先進思想的產生，與羅馬社會所經歷的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是分不開的。根據羅馬社會的特殊性，加上羅馬人政府的城邦不斷擴張，進一步促進了不同城邦間的商品交往，從而實現了羅馬城市中簡單商品經濟的發達。羅馬人對司法的貢獻就在於他們對私法權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論思維。

2、自然法精神

自然法就是關於大自然界的法律，也就是自然的客觀規律。自然法是與實在法相對的，它是一個虛幻的理論層面的法律精神。自然法所表達的是一種自然理性，市一中建立在無差別的基礎上。自然法預示的是正義、平等、公平、愛。 羅馬法中充滿了有關自然法的精神，它在古希臘的哲人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古希臘最早的哲學家即是自然哲學家，他們用自然來解釋世界，並主張人類用自然法則來生活。隨著羅馬城邦的發展，自然法思想也一同進步完善。

⑵ 羅馬法的基本內容和精神是什麼

它本應總是同它們相符合。許多規范和法律制度准確地符合其目的並同
它相溶合版。前一類權規范由於立法者未施加任何主動作用彼德羅·彭梵得（pietro
bonfante）在他的《羅馬法教科書》（istituzioni
di
dritto
romano）中說：
「自然法是指『不是為體現立法者意志而產生的法』，而市民法卻是『至少部分表現為立法者的任意創制的
法。中國今天許多的市場經濟法律雖然不能說完全類似彭
梵得所說的「立法者未施加任何主動作用」的法律規范，因而確
實像是自然的產物，並且被稱為自然法；而第二種規范則為市民法。前者同『正義』和『公正』永遠相符合
；後者則並非總是這樣。」
*1這段話對我們很有啟示；但是，也有許多規范和制度並不如此，或者是因為它們
已陳舊過時，因為它們只不過是這一目的的法律確認。』法是意識和社會需要的產物，或者是因為立法者所掌握的手段不完善

⑶ 古羅馬人的法治精神

古羅馬時代的「來法」，源最初是平民階層為了對抗貴族肆意侵害平民利益的行為而通過和平的政治斗爭手段來爭取到的一種均衡器。羅馬法的本質意義在於，它給社會中每個個人和各個階層，乃至利益團體都制定了一個相對而言照顧到各方利益的游戲規則。在「法」的約束下，大家遵守游戲規則，互相競爭。
古羅馬法治體現的是一種，平等、正義的自然法精神。

⑷ 什麼是羅馬法的基本精神

－、從意志本位到規律本位

自市場經濟理論提出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市場經濟的法律應當首先體現市場經濟的規律，而不只是體現立

法者的意志。離開市場經濟的自身規律來人為地依照立法者的願望而制定出的法律，必然會不利於市場經濟

的發展。過去我們強調法是統治階級意志表現，在經濟領域中造成了違背經濟規律的惡果，足以引起教訓。

還市場經濟法律以其客觀自身規律的本性，這是市場經濟法律的第一要義。而把法律看作是客觀自身規律表

現的觀念，就體現了羅馬法中自然法的精神。

彼德羅·彭梵得（Pietro Bonfante）在他的《羅馬法教科書》（Istituzioni di Dritto Romano）中說：

「自然法是指『不是為體現立法者意志而產生的法』，而市民法卻是『至少部分表現為立法者的任意創制的

法。』法是意識和社會需要的產物，它本應總是同它們相符合。許多規范和法律制度准確地符合其目的並同

它相溶合，因為它們只不過是這一目的的法律確認；但是，也有許多規范和制度並不如此，或者是因為它們

已陳舊過時，或者是因為立法者所掌握的手段不完善。前一類規范由於立法者未施加任何主動作用，因而確

實像是自然的產物，並且被稱為自然法；而第二種規范則為市民法。前者同『正義』和『公正』永遠相符合

；後者則並非總是這樣。」 *1這段話對我們很有啟示。中國今天許多的市場經濟法律雖然不能說完全類似彭

梵得所說的「立法者未施加任何主動作用」的法律規范，但卻完全可以說是體現了以反映客觀規律為主。它

和另一類主要體現立法者意志的法律是有所不同的。

法應當體現主觀性，還是客觀性，還是主觀性和客觀性的結合？在市場經濟觀念提出之前，中國法學界大多

認為法的主觀性是絕對的，忽略了或者說不必論及它的客觀性。從英文來看Law，既包含法律，又包含自然規

律的意思；俄文中的закон也是同時包含法律和規律兩個意思；中文的「法律」與「規律」同時包含了

「律」這一漢字，這不能說僅僅是一種巧合。至少可以認為作為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是與客觀規律不能截然分

開，法律精神就其實質來看就是主觀性和客觀性的統一。但在不同領域中，它所體現的客觀性——社會經濟

規律性是有所不同的。

過去人們常常認為，自然法在羅馬法中只指人和動物之間共同性質的一些法則，即「萬物本性」。例如在所

有權關系中的先佔原則，在男女關系中的自然婚姻等，但是，實際上「有很多貿易性制度如讓渡、買賣等等

也被羅馬人稱為自然法制度，而它們依然是人類所獨有的。」*2 199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就

是一部極具海商慣例共性的法律。羅馬皇帝曾有句名言：「朕誠為陸上之主，但海法乃海上之王。」可見，

皇帝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制定一部統率臣民的法律，但他卻不能任意制定一部海商法。海商法體現的是各國

人民海商貿易慣例及客觀法精神，不是哪位皇帝制定出來的。

自然法和萬民法有許多相同之處，甚至不少羅馬法學家視萬民法與自然法為同一概念。萬民法和自然法必然

要包括世界各民族法律中共同的東西。古羅馬流行的觀念是：他們的法律制度由兩種元素組成，一半受其特

有的法律支配，一半受人類共同的法律支配。這對我們今天也有很大啟示。市場經濟的法律是超越一個國家

界限的，市場已經不是一個民族所能局限的，如公司法、證券法、票據法、期貨交易法等。這些法律所體現

的自然法精神就是各國這類法律之間的共同規律性。我們必須研究市場經濟規律規范中哪些是各國法律共同

性的東西，哪些是中國所特有的東西。我們也必須肯定，市場經濟法律規范的主導方面應是共同性的東西，

亦即客觀規律性東西。

體現規律性的法律規范是具有長期、穩定性的，而單純體現立法者意志的法律規范則往往是極易變動的，通

常是隨著立法者的改變或立法者意志的改變而改變。羅馬法中的自然法既然是自然（社會）現象的法律表現

，所以它應是不可輕易變動的。當然，從市場交換和交易的法律來看，不可能有萬古不變的規則，那種「絕

對性」是從自然法的精神來分析，並不代表客觀現實。但我們過去法律規范變化過於頻繁的現象不能不引起

注意。試問，市場交易中買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及買賣關系的一些基本規范從羅馬法到今天的兩千多年中

又有哪些根本突破呢？我們過去曾經突破了，不是又要改過來嗎？所以，今天要制訂一部統一的、包括各種

具體合同規范的合同法，也必須體現這種長期穩定的規律性東西。法的權威性來自它的穩定性。

只有反映客觀規律性的東西才是正確的。羅馬法著名學者保羅給自然法下的定義是「永遠是公正和善良的東

西」*3， 就是這個意思。市場經濟法律中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法律准則絕不可能是正確，絕不能代表正義，

因此，在實施過程中必然要碰壁。市場經濟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新的觀念：法律應當是公平正義的體現，

而不僅僅是統治者手中的工具和武器。

二、從國家到社會

長期以來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政府和絕對計劃經濟機制下形成了一種國家至上、國家中心、國家意志決

定一切、國家統籌一切的國家本位觀念。這樣就把社會看作是國家附屬物，社會缺乏自身的獨立性，社會生

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有國家的干預。強大的、無孔不久的國家干預就是長期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的寫照。只

承認公法的存在和不承認私法存在的理論基礎就是國家本位觀念。

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源自羅馬法。嚴格說來，羅馬公法中「公」是「一個介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概念」。*4 那

時候的公法范圍也只是「見之於宗教事務、宗教機構和國家管理機構之中」。*5 所以，羅馬法只是提出了公

法和私法的劃分，但對於公法、私法存在的客觀基礎還缺乏深入的分析，因為那時國家和社會的分離還不深

刻、不明顯。羅馬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市民社會卻還未能充分發展。Civitas一詞在中文是多義的，它同時

含有國家、城邦、民族、社會的意思。在當時的社會發展階段，還難以有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嚴格劃分。

但是，有的學者在分析羅馬社會時曾說過：羅馬屬於市民社會，而古日耳曼則未經歷市民社會。可以這樣理

解：古日耳曼當時作為蠻族部落經濟，不是靠交換，而是靠戰爭，直接藉助國家機器。而羅馬社會則充分借

助於商品交換這種手段，不是直接藉助於國家機器。從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說，羅馬社會是最早形成的市民社

會，而後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則是發達的市民社會。在今天的中國，當市場經濟已經作為肯定的經濟模式和目

標提出來之後，一些法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就嚴肅認真地開始中國市民社會的研究。

法學界提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劃分的目的是要論證私法存在的基礎是市民社會，而不是私有制；公法存在

的基礎是政治國家，而不是公有制。長期以來許多法學家都認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國家，沒有「公法」

和「私法」之分。甚至有些學者主張，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國家，一切法律都屬於「公法」范圍。應該說，

公法和私法是相對應而存在的。「私法」既然已經消滅了，哪裡還有什麼單獨存在的「公法」呢？作為社會

主義國家否定公法、私法劃分的重要根據是法學界普遍引用的列寧關於不承認任何「私法」的論述。經過仔

細分析研究，列寧原話中即指可以承認私營經濟，但不承認有任何私營經濟關系可以不受國家法律的干預。

顯然這里談的不是公法和私法的劃分問題。所以1987年新出版的《列寧全集》中文譯本已將原來的「私法」

一詞改為「私的」二字。

不可否認，在今天再討論公法和私法的劃分，不僅為時過晚，似乎它的局限性也更明顯了。但在今天的中國

重談這一主題仍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這不僅因為四十年來我們一切以國家為本位的公法精神滲透了整個法

學領域，而且也因為中國四千年來有明文記載的歷史中始終是以刑法為本，根本不存在什麼私法精神。我們

要發揚私法精神就是要補足歷史所缺的這一頁。羅馬法精神就是私法精神，羅馬法精神在中國的復興也可以

說是恢復和發揚人類社會不可缺少的私法精神。

中國正在積極創立現代企業制度，而作為現代企業基本形式的公司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自治企業」。不賦

予企業真正獨立法人地位，不擺脫政府部門的行政干預和控制，不改變從屬於上級行政主管部門的地位，就

沒有現代企業可言！市場經濟必須以權利自主、企業自治、契約自由為它的三塊法律基石。
公權主要體現在權力，而私權主要體現為權利。我們要論證公法的基礎是政治國家，也就是說公權的來源是

政治國家的權力，我們要論證私法的基礎是市民社會，無非要說明私權的基礎是平等市民。從這個意義上可

以絕對地說，私法是建構在權利本位基礎上的。要承認私法的存在必須承認私法領域中權利是核心，權利是

目的，權利是動力。義務只能具有依從地位。任何私法中義務的履行都是為了實現其權利。而權利總是與其

主體一人（自然人、法人）分不開的。沒有無主體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主體。權利本位也就是人本位，

主體本位。在人法、物法、債法的分類中絕不應忽視人法的基礎地位。在市場經濟中主體形態的多樣化更使

我們認識到：不賦予市場經濟主體以應有的資格和地位，其它法律的作用就會黯然失色。

公法和私法的溶合全面地講應該包含兩個內容：一方面，國家干預的面越來越廣，絕對不受國家干預的私法

領域已經不存在了。經濟法、社會法的出現恰恰是這種溶合的典型表現，從這一意義上說是私法公法化了。

另一方面，私法精神不斷地向公法滲透。私法的自由、平等、人權的精神越來越多地體現在公法領域中。從

這一意義上又可以說是公法私法化了。我們不能只強調前者而忽視後者。所以，羅馬私法精神的復興也包括

它在公法領域所體現的精神。

三、從身份到契約

梅因在他的名著《古代法》中所說的「從身份到契約」是對從古代法到現代法發展過程的高度抽象概括。其

實，更准確些說，羅馬法自身發展的歷史也是一部「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史。梅因在這部著作中還寫道：

「羅馬自然法和市民法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它對『個人』的重視，它對人類文明所作最大貢獻就在於把個人從

古代社會的權威中解放出來。」 *6羅馬法的發展歷中就是不斷地以個人本位代替古代家族本位的歷史，擺脫

家族權威的束縛而樹立個人權利、走向權利平等的歷史。羅馬社會是一個奴隸社會，本來是權利最不平等，

但卻產生了最能體現權利平等精神的私法來，其原因在於它的雙重性：契約法是自由民之間的平等交易，而

以家父權為核心的家族法則充滿了不平等。體現自然法精神的萬民法則不受家父權這種家族制度的約束，羅

馬法中市民法與萬民法溶合的過程，也就是市民法的家庭本位讓位於個人本位的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

以說，羅馬法自身就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

如果說羅馬自然法對人類文明所作最大貢獻就在於「把個人從古代社會的權威中解放出來」的話，那麼我們

今天也可以說，羅馬法精神恢復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把人（包括個人、法人）從身份地位的不平等中解放出

來。這依然是「從身份到契約」的重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者和企業的先天地位是不平等的，不同所

有制的企業有著不同的法律調整，享有不同的權利和義務，承受著不同的政策待遇和社會負擔，這無異於新

的「身份」和「等級」。市場經濟立法應當體現「身份」平等的精神，「身份平等」就是真正的契約精神。

眾所周知，羅馬法對公法和私法規范的性質有著名的論述：「公法的規范不得由個人之間協議而變更」，而

私法的原則是「協議就是法律」（即私法規范可以由私人的協議變更）。提倡私法精神就是要在中國調整市

場經濟的法律中，特別是在契約法律中規定一定數量的任意性規范。在計劃經濟機制下，契約的訂立以及其

內容均屬於公法和強制性規范范圍。如果契約法規定的越詳盡並且都屬於強制性規范，那麼就無異於國家在

替當事人訂立合同，其效果恰恰是走向反面。因此，我們正在制訂的統一合同法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要恢復

任意性規范的一定地位。1992年通過的《海商法》第6章「船舶租用合同」的「一般規定」中明確指出「本章

關於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間權利、義務的規定，僅在船舶租用合同沒有約定或者沒有不同約定時適用。」這是

中國契約法中首次以鮮明的任意性規范形式表示出來的條款，因此具有重要意義。

羅馬法有關嚴格訴訟和善意訴訟的區別正是在契約法和任意性規范基礎上產生的。相當多的契約，尤其是諾

成契約屬於善意訴訟。在發生這些契約糾紛時，不僅憑契約條款，而且還要按善意（誠實）的原則進行給付

，因此，審判員可以不拘泥於契約條款的文字，他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而有些契約屬於嚴正訴訟，在

發生糾紛時，債務人必須嚴格按照契約的條款進行給付，審判員也只能嚴格按契約的約定文字進行判決，他

沒有「自由裁量權」。這個問題在中國市場經濟的今天也仍有現實意義。過去相當長時間內對於契約糾紛，

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大大，常常不顧協議約定由法官以公平合理為理由而加以改變。今天又有一些法官以嚴格

的執行契約條款為理由，對這些條款中不合理的部分也不敢加以改變。因此，如何把羅馬法中解決契約糾紛

的兩種不同原則在中國司法中加以體現，具有現實意義。

四、從經驗到理性

羅馬法是法典化的體系，為後世法典編纂的楷模，羅馬法的法典編纂及其理論體系是以高度的理性思維為其

基礎的。馬克思在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說；「羅馬人是獨立自主的私有財產的唯理論者。」「

其實是羅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財產的權利，抽象的權利，抽象人格權利。」「羅馬人主要興趣是發展和規定

那些作為私有財產的抽象關系的關系。」羅馬人對私法的貢獻就在於他們對私法權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論思想

。

無論古今中外，立法者都要有兩個立足點：一個是立足於社會實際，一個是立足於理性抽象。偏廢、忽略哪

一個方面都不行。每一個法律條文都是針對解決現實社會問題而寫的，因此它不能脫離實際；另一方面，每

一個法律條文又都是行為規范的高度的理性概括的結晶。

羅馬法精神中的理性主義首先表現為法典化。法典自身就是高度理性的體現。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都繼

承和發揚了這一精神。中國是屬於大陸法系國家，社會制度的不同雖然構成了法典化的形式和內容的一些獨

特之處，但不能否認中國自重視立法的作用以來，其軌跡是沿著法典化的道路前進的。立法是以經驗為先導

，還是以理性為先導，在中國並不是一個已經完全解決了的問題。「只有經驗充足之後才能立法」「立法不

能超前」，曾經是不少人振振有詞的立法指導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86年的《民法通則》只能按廠長

負責制寫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而無法寫入被後來公司法所證明甚為必要的法人機關；只能寫進籠統的抵押權

，而無法寫入被今天起草證明甚為必要的抵押權和質權的分離。其實，我們有理性主義作指導的話，完全可

以不必有稍後不久的立法便突破《民法通則》規定的不正常作法。

中國民法的法典化走過了崎嶇的道路，50年代和60年代兩次法典化立法嘗試都以無結果而告終。80年代初開

始的第三次起草工作也只能以一個「通則」的頒布而結束。是不是中國現今社會根本不存在制定一部完整法

典的可能性呢？當然不是。中國立法者高度重視立法的計劃性，制定了八屆人大5年（1993年~1998年）任期

內擬通過的152項法律名單。其中有一些是重要的民事單行立法，如物權法、合同法、擔保法、經紀人法、合

伙企業法等。可以說，立法計劃是立法理性主義的體現，但並不是主要的表現。更重要的是，立法內在體系

化的思考和設計。缺乏立法完整體系的基礎，仍然沒有擺脫立法中的「摸著石頭過河」或「成熟一個制定一

個」的舊思路。可見，從經驗走向理性，仍是擺在中國立法，尤其是民事立法面前的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羅馬法中的理性主義還表現為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概括，而沒有抽象概括就沒有理論。羅馬法中的債的制度

、物權制度、人格權制度就是這種高度抽象概括的表現。羅馬法所創造的一些制度歷經二千餘年依然顛撲不

破，只能說明它是建築在極為堅實的理論基石上的。中國現今立法的一個問題是：往往容易就一時一事而作

出規定，有時不到十年就失去了意義，這雖然和社會經濟的變化劇烈有關，但不能不認為也和立法缺乏深層

次的理論研有關。「重實踐、輕理論」是立法的一個深層病害。我們應該從羅馬法的理性精神及其成就中得

到一些啟示。

羅馬法中的理性主義還表現為重視法學家的作用。在羅馬法發展的歷史中，它的最輝煌的階段恰恰是著名法

學家輩出的階段，也是他們在法律舞台大顯身手的階段。羅馬法衰亡的過程也同時就是羅馬法學衰亡的過程

。在羅馬鼎盛時期，法學家就是皇帝立法文件的起草者，從奧古斯都大帝開始，賦予某些著名法學家以「法

律解答權」。曾經宣布五大法學家的解答和著作具有法律效力。五大法學家對同一問題意見不一致時，以多

數意見為准；如不同意見雙方人數相等，則以帕比尼安（Papinianus）的意見為准，如果帕比尼安未發表意

見時，則由法官自由裁量決定。帝國後期羅馬法學家的主要活動僅限於舉辦法學教育和整理編纂法典工作。

可以得出結論說，羅馬法中的理性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和取決於羅馬法學家的努力。

中國立法中理性主義的增強也是和法學家更多地參與立法活動分不開的。有些法律是委託法學家起草的，其

他則是反復聽取法學家的意見。當然，法學家也有他們的局限性。像羅馬法那樣甚至可以把著名法學家的著

作視為法律依據，在今天的法制社會中是不可仿效的，但在中國的政治和立法活動中，法學家的地位仍是一

個需待解決的問題。沒有法學家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就不能真正實現立法從經驗到理性的迅速轉換過程。

⑸ 什麼是羅馬法精神

羅馬法，是羅馬共和國及羅馬帝國所制定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包括皇帝的命令，元老院的告示，成文法和一些習慣法在內。羅馬法的歷史開始於東羅馬帝國時期，於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時期達到鼎盛。 體系特點 羅馬法是現今許多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所謂的「民法」就起源於羅馬法。在歐洲的大陸法系國家以及南美洲的許多國家都因為法國民法典而與羅馬法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適用普通法系統的國家和地區，羅馬法的影響比較小。 羅馬法的起源是著名的十二銅表法（公元前449年）。在此之後，羅馬法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經過幾個世紀，其形成了今天許多國家的法律的基石。 例如，羅馬法提出了契約和侵權行為的不同之處。而在此之前（如古代希臘法），契約的不履行被簡單地視為一種侵權。另外，羅馬法也提出了佔有（一種事實狀態：某人擁有某種物體）與所有權（一種權利：某人可以對物體做任何行為）的區別。還有，現代的契約概念就來源於羅馬法中的合意規定。 羅馬法分為本國國民所適用的「市民法」以及使用與外國人的「萬民法」，後者就是現在的國際私法的起源。 羅馬法反映出當時羅馬帝國的現實。羅馬執政官保證了法律能夠適應一個迅速膨脹的帝國不斷變化的需求。但是，這種變化仍然是在傳統的價值體系下完成的。執政官並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過新的解釋或者修訂來解決新的問題。這種對傳統的依賴以及對變動的懷疑態度正是羅馬人的思維特點。 羅馬法的發展被分成三個歷史時期：羅馬王國，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第一個時期即法律訴訟（legis actiones）時期包括王國及共和國的初期。公元前3世紀羅馬法進入程式訴訟（formulas）時期。從元首制羅馬帝國早期開始，羅馬法進入了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法律認知（cognition）時期。

⑹ 《羅馬法》的立法精神是什麼

羅馬法立法精神是自然法精神、契約精神和理性精神。

⑺ 古羅馬法的思想

德國著名的法學家耶林說：「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亡，宗教隨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羅馬帝國不僅在當時成就了並遠播了古代社會最發達、最完備的法律體系——羅馬法，而且，整個中世紀西歐法學智識的發端與發展就是一部羅馬法的詮釋與發展史。在古代羅馬遺留給後世的諸多遺產中，羅馬法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其影響逾千年而不衰。
以歷史的長時段鍛造羅馬法。正如羅馬城不是一天造起來的一樣，羅馬法也不是一夜之間驟成的。從公元前４５１年至前４５０年間的羅馬的第一部成文法《十二表法》的問世，到公元５３０年至５３３年完成的《國法大全》中的《優士丁尼法典》、《學說匯纂》和《法學階梯》為止，羅馬法歷經了一千餘年的發展。它從最初一種狹小和簡陋的農村共同體的法，發展成一種強大的城邦國家的法，進而發展成一種帝國的法。羅馬法的發展與完善，有賴於多項因素，撇開政治的、經濟的這些宏大的背景性的動因不論，僅就法本身來看，在一千餘年的時間跨度中，羅馬法從粗陋質朴走向精細縝密，有賴於法學家窮經皓首地著書立說，親力親為地解答、撰約、協助訴訟，條分縷析地對每一項法律規則的討論與爭鳴；有賴於裁判官通過擬制訴訟和擴用訴訟的方式，在司法實踐中擬制某種法定要素，或參照已有的法定訴訟形式，對社會中新衍生出的而立法又來不及規定專門的司法救濟手段的情況和關系，以具體、靈活、變通的做法提供司法保護，以至於裁判官法成為市民法的活的聲音；還有賴於普通社會民眾的參與與推進。可以說，羅馬法諸項法律規則的形成，發端於當事人對糾紛的提起，確定於裁判官的裁決與處理，抽象化、理論化於法學家的著述。由羅馬法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法律規則、法律制度、法律理念乃至法學傳統的形成，必須假以時日，不可能百十年間一蹴而就。在一千多年的時光流轉中，那些對日常生活的持之以恆的關注，那些對因社會變遷而引發的新問題、新挑戰的不斷的回應，那些對司法實踐的一再的審慎的反思，最終沉澱為了一種規則體系、一種邏輯體系和一種意義體系。不誇張地說，羅馬法系積千年人類生活經驗和理性智慧鍛造而成的。
以追求藝術的精細與完美之心雕琢羅馬法。古代羅馬法並不單純是法條文本、皇帝敕令或法學家的解答與著述的集合物，超乎文本和法典之上的是法的精神與法的理念，從中我們可以明白無誤地發現，羅馬人不是僅僅把法律作為經時務世的技術工具，而是將法律作為體現了一定價值觀念的藝術來對待的。公元１世紀初期的法學家Ｐ?Ｊ?塞爾蘇斯定義道：「法（ｉｕｓ）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優士丁尼的《學說匯纂》中注稱：善良指合乎道德，公正即合乎正義。由此又引申出，「法」當是符合正義的。烏爾比安指出：法律是關於神和人的學問——是關於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學；法的箴言不是別的，就是誠實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這些是古代社會對法和法學最精練的概括與說明。由此，有學者斷言：「羅馬法是歐洲文化史上最偉大的精神力量之一」（薩拜因）。
羅馬法的實踐性和藝術性相結合的一面，體現在流傳甚廣的諸多法律格言中。這些法律格言涉及各個方面。在法的一般理論方面的格言有：法不是針對個別人的，而是為所有人普遍創設的；法律應當能被所有人理解；通曉法律不在於了解它的文字表述，而在於掌握它的精神和實質；違反法律原則的規定不應得到因循；習慣是法律的最好解釋者；法則產生於事實；對法的不知是不可原諒的；任何人不得通過損害他人的方式為自己獲利；行使自己的權利以不損害他人權利為限等。在刑法方面的格言有：刑罰應當成為對人的改造；法律考慮激憤者，激憤者卻不考慮法律（指刑法一般對在激憤狀態中實施犯罪行為的人減輕處罰）；疑罪從無；任何人均無義務指控自己有罪等。在私法方面的格言有：公法不得被私人簡約變通；契約起源於意願，隨後變為必須遵守的義務；和解協議相當於已決案；不得要求任何人履行不可能的給付；不得推定任何人遺棄自己的財產物；不情願者之間締結不了婚姻等。在程序方面的格言有：訴訟只不過是通過審判獲取應得之物的權利；沒有原告就沒有法官；法官不得自動審判；審判員不得審理與己有關的案件；法官只知法，事實須證明；舉證的義務由主張者而不是否認者承擔；一目瞭然之事無須證明；單一證據不能證明，與其他證據相結合可以證明；判決應當與請求相對應；一事不再理等。我們還很難發現其他哪個民族有如此豐富的法律格言。而且，這些格言不是類似於我國古代宋、明、清時期的律學讀本或訟師秘本中的僅僅是方便記誦的法律歌謠，而是對法律規則高度濃縮化後的藝術錘煉的結晶。今天，透過這些格言，我們仍能夠領略到規則背後的信念。今天，也仍有法學家堅持這樣的見解：「在任何時代中，法的確定性都是通過如下方面得到保證：一是法律藝術，它居於統治地位；二是法學，它的任務局限於形成法的技術因素……；三是立法，它相對於法學只能居於次位，其任務是構成法的政治因素。以信仰鞏固和弘揚羅馬法。在古代羅馬，指稱「法」的有兩個詞：ｉｕｓ和Ｌｅｘ。ｉｕｓ指自然形成的法與習俗，它本身即含有潛在的完善性，是所有人定法Ｌｅｘ的正當性源泉。而ｌｅｘ則專指由世俗權力機構制定、認可的人定法或曰制定法。Ｌｅｘ的含義比ｉｕｓ要狹窄，Ｌｅｘ的中心意義是命令。西塞羅把Ｌｅｘ稱為「有關命令和禁止的正確理性」。五大法學家之一的莫德斯丁則說，法律（Ｌｅｘ）的效力在於命令、禁止、允許和懲罰。制定法（Ｌｅｘ）要盡可能地遵循、符合自然的固有的法與習俗（ｉｕｓ）。羅馬法的這一觀念我們簡言之謂「自然法觀念」。
自然法觀念為羅馬法的被信仰奠定了道德基礎。對於這一觀念，西塞羅有過美妙的闡述：
「真正的法律是與自然相一致的正確理性；它適用於所有人且不變而永恆，……對於真正的法律，其神聖性不可能被貶低，其合法性不可能被扭曲，其效力不可能被廢止；我們不能通過元老院抑或公民大會的命令來驅逐它，我們無須訴諸任何人來確定和解釋它；若是真正的法，……它是唯一而一同的法，永恆而不可改變，約束所有時代的所有民族；……對永恆的法的違反即是對人自己以及人的本性的違背，因此，誰若違背之，哪怕他逃避了對他的行為作出的其他相應懲罰，也將受到最嚴厲的處罰。」
在此基礎上，西塞羅陳述了法律至上原則：
「環顧我們國家中的其他部分，你會發現一切都依照規則和法律的規定而運轉。」
「在一個以法律為根基的國度，棄法律於不顧的行徑將會是更大的恥辱。因為法律是維系個人在共同體中的利益的紐帶，是我們得享自由的基礎，是正義的源頭……沒有法律的國家猶如缺失頭腦的人體……執政官司掌法律之執行，法官照看法律之解釋。總而言之，我們遵守法律，是因為法律賦予我們自由。」
如果說西塞羅的觀念多少還帶有某種永恆的神聖的色彩的話，那麼羅馬法中實踐性的自然法及信仰法律的例子亦俯拾可得：例如《十二表法》自從頒行後，千年間幾乎未經任何改動，也從未被宣布廢止過，它一直居於准神聖的地位；又如，羅馬最早的一些法學家，把解釋法律當作對社會公共生活的貢獻，他們公開和無償地提供法律咨詢，同時在此過程中完善自己，努力追求法律智慧與道德正義感相統一的高尚的倫理形象。直至烏爾比安時代，法學家仍把法律職業看作是獻身於人類的善好生活的神職人員的工作。
法律被信仰，在古代羅馬不僅是一種觀念，也是一種實踐。

⑻ 契約精神是什麼

契約精神是西抄方文明社會襲的主流精神，「契約」一詞源於拉丁文，在拉丁文中的原義為交易，其本質是一種契約自由的理念。

所謂契約精神是指存在於商品經濟社會，而由此派生的契約關系與內在的原則，是一種自由、平等、守信、救濟的精神。契約精神不是單方面強加或脅迫的霸王條款，而是各方在自由平等基礎上的守信精神。

契約精神，無論是私法的契約精神在商品經濟中的交易精神，還是公法上的契約精神，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構建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轉都有著積極作用。

(8)古羅馬法社會契約精神擴展閱讀：

契約的作用

契約文獻可以算少數民族古籍的一種。中國一些少數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一些使用漢字，無論何種文字簽訂的契約，都反映了當時當地特定民族的政治、經濟、歷史狀況，有著重要的文獻學意義。

這些東西已越來越少，一方面由於歷史變遷，自然損毀，另外解放後，歷經土改、文革，這些契約大都作為封建遺物被付之一炬，所存日見稀少。就筆者所知，還有其他一些民族有零星分散的契約檔案存在，如維吾爾族、藏族等，都應盡快整理出版，作為重要資料保存，以利研究工作的開展。

⑼ 羅馬法為什麼重視契約關系

社會風氣問題。在一個大家都缺乏契約精神的國度里，怎麼重視契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