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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合同法重述違法公序良俗

發布時間: 2022-03-21 01:26:16

『壹』 違反公序良俗的合同有效嗎

民法通則》第三條規定「一切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58條也規定違反法律或公共利益的民事行為無效,《合同法》第七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可知合同內容違反公序良俗的應為無效。

『貳』 違背公序良俗,就等同於違法嗎

不一定。一般來說,公序良俗類似於大眾心裡的道德標准,不一定和法律相同,也沒有法律效力

『叄』 職工違反公序良俗,單位可解除勞動合同嗎

一般職工僅僅是違反公序良俗,如果不構成嚴重違紀,單位是不能以此為由解除勞動合同的。否則涉嫌違法解除勞動合同,需要支付經濟經濟賠償。

『肆』 關於合同法公序良俗原則的案例及詳細分析

案例:現年60歲的蔣倫芳與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某廠職工黃永彬於1963年5月經戀愛登記結婚。二人收養一子(黃勇,現年31歲,已成家另過)以養兒防老。1990年7月,蔣倫芳因繼承父母遺產取得原瀘州市市中區順城街67號房屋所有權。1995年,因城市建設,該房屋被拆遷,由拆遷單位將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77.2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還房安置給了蔣倫芳。1996年,黃永彬與比他小近30歲的張學英相識後,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開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黃永彬與蔣倫芳將蔣倫芳繼承所得的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房產,以8萬元的價格出售給陳蓉。黃永彬、蔣倫芳夫婦將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養子黃勇在外購買商品房。黃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療。黃永彬於2001年4月18日立下書面遺囑,將其所得住房補貼金、公積金、撫恤金和賣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住房所獲款的一半4萬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機一部,將總額6萬元的財產贈與張學英所有。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對該遺囑出具了(2000)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黃永彬因病去世。黃永彬的遺體火化前,張公開當著原配蔣倫芳的面宣布了黃永彬留下的遺囑。張學英以蔣倫芳侵害其財產權為由訴訟至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

審判

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遺贈人黃永彬患肝癌病晚期立下書面遺囑,將其財產贈與原告張學英,並經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公證,該遺囑形式上是遺贈人黃永彬的真實意思表示,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以下違法之處:1、撫恤金不是個人財產,它是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死者單位對死者直系親戚的撫慰金,不屬遺贈財產的范圍;2、遺贈人黃永彬的住房補助金、公積金是黃永彬與蔣倫芳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應為夫妻共同財產,遺囑人生前在法律的允許范圍內,只能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處分其個人財產。遺囑人黃永彬在立遺囑時未經共有人蔣倫芳同意,單獨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3、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住房一套,應為夫妻共同財產。蔣倫芳將該房以8萬元的價格賣給陳蓉,該8萬元售房款還應扣除房屋交易時蔣倫芳承擔的稅費,實際售房款不足8萬元。此外,在2001年春節,黃永彬、蔣倫芳夫婦將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養子黃勇在外購買商品房。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在未查明事實的情況下,便對其遺囑進行了公證顯屬不當,違背了《四川省公證條例》第22條:「公證機構對不真實、合法的行為、事實和文書,應作出拒絕公證的決定」的規定。

《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行為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違反者其行為無效。本案中黃永彬與被告蔣倫芳系結婚多年的夫妻,應相互扶助、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遺贈人從1996年認識原告張學英後,長期與其非法同居,是一種違法行為。遺贈人黃永彬基於與原告張學英有非法同居關系而立下的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講,本案被告蔣倫芳在遺贈人黃永彬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間,一直對其護理照顧,履行了夫妻扶助的義務,遺贈人黃永彬卻無視法律規定,違反社會公德,漠視結發夫妻的忠實與扶助,將財產贈與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張學英,實際上損害了被告蔣倫芳合法的財產繼承權,破壞了社會風氣。

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違反了法律的原則和精神,損害了社會公德,破壞了社會公共秩序,應屬無效行為,據此,納溪區法院依照《民法通則》第7條的規定,駁回原告張學英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後,張於2001年11月向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實後,以與一審法院同樣的理由,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分析

本案屬遺贈糾紛。遺贈是公民以遺囑的方式將個人合法財產的一部分或全部贈給國家、集體或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其他人。遺贈行為成立的前提是遺囑,而遺囑是立遺囑人生前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按照法律的方式處分自己的財產及其他財物。本案中遺贈人黃永彬立遺囑時雖具完全行為能力,遺囑也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但遺囑的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遺贈人黃永彬對售房款的處理違背客觀事實。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住房為夫妻共同財產。但該房以8萬元的價格出售,黃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該8萬元售房款還繳納了有關稅費,黃永彬與蔣倫芳共同將該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子黃勇,實際上已經沒有8萬元。遺贈人黃永彬在立遺囑時,仍以不存在的8萬元的一半進行遺贈,顯然違背了客觀事實。其次,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剝奪了蔣倫芳一發享有的合法財產繼承權。他們的婚姻關系受法律的保護。「夫妻有互相繼承遺產的權利。」夫妻間的繼承權,是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表現,但黃永彬將財產贈與其非法同居的上訴人張學英,實質上剝奪了其妻蔣倫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立書面遺囑,因其內容和目的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應屬無效遺囑。其遺贈行為自然無效。

我國《公證暫行條例》第2條規定,「公證是國家公證機關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證明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公證機關作為行使國家證明權的機關,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對所要證明的法律行為、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認真審查。遺囑行為屬民事法律行為,因此法律行為公證的條件就必須與《民法》上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遺囑公證細則》第17條也規定:對不符合規定條件的,應當拒絕公證。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訂立的將其死後遺產贈與上訴人張學英的遺囑雖然經過公證機關辦理了公證手續,但因該遺贈行為本身違反了法律,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屬無效民事行為。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所作出的(2001)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依法不能產生法律效力,法院不予採信。

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規中,《繼承法》、《婚姻法》為一般法律;《公證暫行條例》系國務院制定,為行政法規;《四川省公證條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為地方性法規;《公證程序規則》、《遺囑公證細則》。為部門規章。《民法通則》是民事基本法律,依《立法法》規定,上位法效力高於下位法效力,因此《民法通則》的效力等級在法律體系中僅次於《憲法》,故在審理民事案件中使用各法律、法規和規章時,應結合適用《民法通則》相關規定。遺贈行為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還必須符合《民法通則》對民事法律行為的一般規定。《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作為現代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充分體現了國家、民族、社會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當代社會中居於統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標准,是社會道德規范的法律化。「公序良俗」原則所包括的「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又可稱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兩者的概念基本一致。並非一切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都是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但違反已從道德要求上升為具體法律禁止性規定所體現的,維持現行社會秩序所必須的社會基本道德觀念的行為,則屬於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

本案中,黃永彬無視夫妻感情和道德規范,與上訴人張學英長期違法同居,其行為既違背了我國現行社會道德標准,又違反了《婚姻法》第3條「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法律規定。黃永彬基於其與張學英的非法同居關系而訂立遺囑以合法形式變相剝奪了被上訴人蔣倫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因此,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就沒有法律約束力。

『伍』 合同法問題

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

關鍵詞: 合同自由原則/確立/限制/重塑
內容提要: 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精神內核和實踐綱領。雖然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合同自由原則不斷受到限制,但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我國新合同法盡管對合同自由原則未加以明文規定,但從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和整體內容來看卻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而且,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現代合同自由原則。

一、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及其在兩大法系的確立

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是和私有制社會商品經濟的出現有其內在的必然聯系的,而這一原則在兩大法系主要國家的確立則是私有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反映。作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已孕育了契約自由的萌芽。在優士丁尼《民法大全》有關諾成契約(Contractus Consensu) 的規定中已基本上包含了現代契約自由的思想。[1]在諾成契約中,當時並不注重契約的形式,而只注重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因為它決定著契約的成立和生效。事實上,這一觀念「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極具生命力的契約法原理:契約的成立與否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契約之債的效力來源於當事人的合意。這一原理被後世概括為契約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契約自由。」[2]盡管如此,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羅馬法並沒有真正形成完備的契約自由原則。

通說認為,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的完備形式定位於18 —19 世紀,因為此時合同自由原則開始具備了其所需要的理論基礎。[3]一方面,從理性哲學的層面來分析,合同自由首先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宣言》所推崇的人權觀念之上。一切人生而平等,人們對財產、自由和生存有著不可否認的自然權利,社會應最大限度地承認個人的權利,應當承認人所具有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因此合同自由只不過是上述思想的一種特殊表現。為強調個人天賦權利與公共權力的抗衡,資產階級法學家特別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區別,私法主體平等,權利義務設定自由而不受公法的干涉等。正是在這一資本主義制度下,合同自由才能實現,也才能作為一項基本的原則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身份性的法律本身就與契約平等的觀念水火不融,所以在古代羅馬時代,契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羅馬法的一種理想而存在,因為要在皇帝和臣民、貴族與平民的等級社會中,真正實現合同自由,羅馬帝國就不會有斯巴達克斯的起義,羅馬法也就不會出現歷史的斷層,故封建專制制度不可能將合同自由作為普遍的法律原則。另一方面,從其經濟基礎的角度來探究,合同自由直接反映了自由經濟的要求。如果說,理性哲學的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導的話,那麼自由經濟的理論則為合同自由原則的產生提供了最合適的土壤、最充分的條件。自由經濟的基本理念,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交換相互的財產或服務。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即允許人們依照自己的意願訂立合同。在他們看來,以這種理念建立__起來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最為公平,於社會亦最為有利。同時,根據自由經濟理論,每個人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的競爭,既可以使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又可以促進社會的繁榮。即是說,在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也在不自覺地為社會服務。因此,自由經濟理論為合同自由原則提供了經濟理論的根據。

公允地說,上述理論對合同自由原則的形成的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合同自由原則在近代合同法中成為一項基本原則,則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產物。自原始積累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勞動力成為自由交換的商品,各種產品無限制地進入市場進行流通,財富的證券化擴大了交易的范圍,國際貿易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建立也拓寬了契約自由的范圍。凡此種種,都為契約自由觀念提供了生長的土壤。[4]為此,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主要國家都相繼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通說認為,合同自由最早作為一項基本原則確立於19 世紀初的法國民法典。但法國合同法問題研究專家尹田先生認為,在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的闡釋從來都是僅僅存在於法學理論之中,法國民法典對之並未予以明文規定,只是暗示性地規定了這一原則。如該民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即是說,在不涉及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前提下,當事人有權自願簽訂合同。該法典第1134 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於締約當事人雙方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將當事人的特別約定置於與來源於公共權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賦予當事人的意志以強制力,顯而易見,該法典已確認了合同自由原則。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當時的法國,合同自由原則確是民法規范具體適用於法國商品經濟社會的准確表現,作為對合同關系有關法律准則的一種高度概括,合同自由原則包含了一種最為普遍適用的理論,是對各種具體的合同法律現象和問題所作的最科學的解釋,對於法國的司法實踐產生過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在德國,1900 年德國民法典的實施標志著以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為中心的抽象的合同理論的最終完成。這一理論以意志自由為基礎,通過人類理性達到法的歷史與現實的融合,從而使私法自治的邏輯成為契約法的基本邏輯。德國民法典雖沒有像法國民法典那樣「暗示性」地規定合同自由原則,但卻處處體現出合同自由的底蘊。其總則編和債權編中的規定,大多數都是任意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這一事實又促使這種自由得到了強化。德國大多數學者都比較一致地認為,合同法一個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合同自由原則。「契約自由在整個私法領域具有重要的核心作用。」[5]魏瑪憲法第152條第1 款也特別規定:「在經濟關系方面,依法實行契約自由原則。」在沒有法典化傳統的英美法系,雖然沒有像大陸法系國家一樣以法典明示、暗示契約自由,但自由權利為天賦人權,這不僅是政治權利,而且也表現為私法上的權利。尤其是19 世紀當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和亨利·梅因的「從身份到契約」的法史觀奇妙地結合起來,加之受大陸法系概念法學的影響,從而營造出了英美法繫上的自由主義契約論。在這個契約論中,「任何人都有權和任何人締結他們所想要的契約,他們也有權選擇訂立合乎他們自身利益的任何條款。」[6]到了19 世紀晚期,法學家認為,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自然權利,契約自由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主要工具,是永恆和絕對的,甚至於契約自由已被明確地包括在憲法保護的自由之中。美國最高法院在奧爾蓋耶訴路易斯安那州案中,首次宣布:契約自由是一種基本的憲法權利,憲法第14 條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締結所有能夠成為適當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約的權利。為此表達的契約自由原則支配了全部法律。因此,契約自由作為法律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宿,是19 世紀美國法的主要特徵。[7]合同自由原則在兩大法系各主要國家的相繼確立,標志著合同自由原則已成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

二、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及其在現代合同法上的地位

按照傳統合同法學理論,合同自由原則一方面意味著當事人享有絕對的意思自由,另一方面還意味著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具有不受其他法律法規限制的效力,合同自由原則主張完全的、絕對的自由。其實,強調合同自由原則. 並非法律的一切規則都可以被當事人所排斥。合同自由原則在法律上也從未被絕對化,即使在1804 年,當對意思表示的哲理上的論證被適用於法國民法典時,也不能不受到諸多限制。如前已述,該法典第6 條規定:「禁止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自由不可能毫無限制。任何人在獲得某種利益的同時,都有可能被強制接受某種義務。法律的目的不僅在於保障個人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保障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此外,合同自由原則還必然意味著確認符合法定條件的合意勢必產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這就是合同自由的本質之所在。

著名法學家梁慧星先生將近代民法向現代民法轉變的理念歸結為形式正義向實質正義的轉變、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的轉變。這種轉變在合同法上反映得尤為典型。進入20 世紀以來,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迫使20 世紀的立法者、學者、教授、法官等正視當事人之間經濟地位不平等的現實,拋棄形式正義觀念而__追求實質正義、兼顧個人本位實現社會本位。而對實質正義、社會本位的追求,必然要求對合同自由從立法和司法上進行必要的規制。在法國,「強制性」合同的大量出現,形式主義的悄然「復興」,附合合同理論的深刻影響,以及保護消費者利益立法運動的蓬勃發展,表明在法國現代社會中,合同自由已不再被刻板遵守,合同自由原則受到了嚴格限制。[8]在德國,合同自由原則從民法典頒布時起就受到了適當的限制:不得違背法律、不得違反善良風俗及不得違反誠信原則等。[9]在英國,該原則同樣也受到默示條款(如1979 年的貨物買賣法、1982 年和1994 年的貨物及服務提供法均規定一些合同必須包含某些默示條款,以便維護社會公正,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不公正條件(如1977 年的不公正合同條款法和1994 年的消費者合同不公正條款規則規定如果協議中存在不公正條款或免責條款,法律可以限制這些條款的效力) ,以及合同形式要求等限制。[10]在美國,眾所周知,合同法重述和美國統一商法典都是合同自由的產物,但二者都對合同自由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限制。如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 條規定:在一方當事人依賴對方當事人允諾的情況下,即使不存在合同,合同責任仍可以產生。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 —302 條規定,可以拒絕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1]

英國法學教授、牛津大學聖約翰協會會員P·S·阿蒂亞在其《合同法概論》一書中指出:「自由放任主義學說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已經黯然失色了,這標志著人們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認為是一種消極的,其主要作用僅是執行當事人經選擇而達成的協議的一種工具。現在的趨勢是把合同看作達到公平的一種積極的工具。」[12]接著,他又深邃地分析道:「今天,人們一般認為:對契約自由的干預常常是無可非議的,即使從純粹的經濟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預並非是要破壞這種自由市場,而是要支持這種自由市場。當然,對契約自由的合法干涉,並不總是用來調整強者與弱者之間的平衡。例如,為各種經濟目的,如控制通貨膨脹而制定的立法現在並不罕見,這些立法對限制契約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3]有學者驚呼,對合同自由限制意味著合同自由的衰落。其實,對合同自由必要的限制並不是合同自由原則的衰落,而是對合同自由原則真實內涵的恢復和匡正。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在現代社會中,對合同自由的絕對放任,就會使合同自由背離其內核———實質正義,甚至對實質正義造成侵害;而對合同自由的過度干預,就有可能縮小私法自治的空間,侵害私人權利。因此,科學的態度是,一方面我們應承認私法自治和合同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權利濫用造成事實上的不公正。因此,對合同自由進行限制從根本上說只是為了彌補合同自由的不足,發揮合同自由之法律真義,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是合同最根本、最富有活力的因素。進一步說來,意思自治不再像當初一樣,表現為當事人所當然享有的一種自願、獨立地創設權利和權力,而只是表現為一種由法律賦予的權力。法律在保障社會利益和公正的前提之下,確定了當事人行使這一權力的范圍和形式。當事人可以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以「自治的方式,掌握和運用自己的各種權利。」[14]更何況,20 世紀70 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使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重又陷入危機,新的經濟自由主義開始復興,合同自由原則再次得到了重視。正如經濟領域內各國逐漸奉行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以國家干預為輔的政策一樣,各國又逐漸採用以合同自由為原則以法律限制為輔助的主張。眾所周知,由世界主要的法律及社會經濟制度之代表者組成的專家小組起草制定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1. 1 條就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權自由訂立合同並確定合同的內容」,該通則第3. 2 條又規定:「合同僅由雙方的協議訂立、修改或終止,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要求。」代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權威學者經過充分的斟酌權衡之後所達成的共識的《歐洲合同法原則》第1 :102 條關於合同自由中也規定:(一) 當事人可以自由締結合同並決定其內容,但要符合誠實信用和公平交易,以及由本原則確立的強制性規則。(二) 當事人可以排除本原則的適用或者背離或變更其效力,除非本原則另有規定。合同法的立法實踐表明合同自由原則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對合同自由原則作出必要的適當的限制,並沒有動搖合同自由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

三、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規制的新思考

我國合同立法是否明確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出於對經濟實行過多的干預和指令性計劃管理,從而在合同法律制度中,很長一段時間強調以計劃為基本原則,合同自由原則甚至被看作資產階級民法理論而橫加批判。改革開放後出台的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訂立經濟合同,應當遵循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的原則。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客觀地說,這一規定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自願」,這是歷史性的進步,但由於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該法不僅沒有明文規定合同自由原則,即使對自願原則也沒有明文表述,甚至還將遵守國家政策和計劃的要求作為經濟合同的一項基本原則,特別強調合同的__訂立、履行、變更、解除等許多方面都必須遵守國家計劃和國家政策,並鄭重確認凡違反國家計劃的合同為無效合同。1993 年修改經濟合同法時,盡管摒棄了一些計劃經濟的成份,但對該條文規定保留不動未加修改。倒是1986 年頒布的《民法通則》把自願原則明確規定為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法第4 條規定:「民法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訂立合同是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也應遵循這一原則。

在一定意義上,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靈魂,離開了合同自由,合同法也就難以成其為「合同法」。然而長期以來,由於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合同自由原則在我國一直沒有得到正確的認識和對待。在新合同法的起草過程中,法學界對合同法明確合同自由原則普遍持贊同態度,但未獲有關方面認可,以至於1999 年頒布的《合同法》很明顯是以《民法通則》的規定為基礎,直接從原《經濟合同法》第5 條規定的內容中引申出了合同自願原則。新《合同法》第4 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由此,有學者認為:新合同法規定了契約自由的原則,並使其貫徹於整個法律,規定了較多的任意性規范。[15] 「自願原則(通說為合同自由原則) 是合同本質的體現」。[16] 「統一合同法拋棄了反映計劃經濟體制本質特徵的經濟合同概念,明文規定以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立法目的,規定反映市場經濟本質特徵的合同自由原則、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不規定合同管理、合同管理機關和合同管理機關對合同的監督,不規定行政制裁措施,符合了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17]也有的學者持相反觀點,認為,新合同法未能規定自由原則,而是照搬《民法通則》,將合同自由表述為「自願」,而且還將其適用范圍限定於合同訂立。似乎除合同訂立需要「自願」或「自由」外,合同的變更或解除就不需要「自願」或「自由」。[18]

認真研讀新合同法,我們以為,應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開放地而不是封閉地對新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則進行思考。

(一) 合同自由與合同自願。一般說來,認為新合同法已明確規定了合同自由原則的,是將合同自願與合同自由劃等號的。從他們對合同自願的內涵的界定及本質的闡述上已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19]誠然,合同自願原則源於合同自由原則,在其內涵上有交叉的情形。但二者還是有明顯地區別的。一方面,二者在內容上不可相互混淆。通說,合同自由可以歸納為締約自由、相對人自由、內容自由、方式自由及變更、解除或終止自由等五個方面;而從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願原則的規定來看,主要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的自願,大體相當於當事人締約自由這一含義或再稍寬一些。另一方面,二者所體現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語,合同自願原則是有計劃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或殘留著計劃體制的思想影響和烙印,其目的和結果都是在承認市場機制必要性的同時,又對市場機制的適用范圍給予限制;而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和直接的法律反映,合同自由的原則和制度是保證市場運行的最基本條件。合同自由原則是市場經濟的法律原則,合同自願原則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法律原則,是折衷的、不徹底的合同自由,是合同自由原則在特定時期特定條件下的變態形式。[20]如前已述,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也只不過一、二十年時間。在整個社會中,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觀念尚未完全確立。合同自由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不是過度,而是猶顯不足。現實迫切需要用立法的手段來鞏固改革成果,來強化合同自由的市場經濟法律觀念。我們的現狀既不象1804 年制定法國民法典時的法國,個人主義、私法自治的思想風靡一時;也不像1896 年德國民法典頒布時市場經濟和合同自由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如果說在他們的法律中不明確規定「合同自由」,同樣意味著法律堅持了合同自由原則,那麼我們今天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在我國逐步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迫切需要旗幟鮮明地在合同法中確立合同自由原則。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新合同法未能將法學界這一共識加以採納,而代之以合同自願原則,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局限。如此說來,新合同法是否完全拋棄了合同自由原則呢?

(二) 合同自由原則仍然是新合同法的精神。從合同法的指導思想、起草過程和新合同法整體內容來看,始終貫徹了合同自由這一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其一、更新合同觀念,最大限度地擺脫了計劃原則的影響。新合同法結束了合同立法三足鼎立的局面,統一為民事合同,強調「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從而為合同自由原則在合同法中的貫徹確立了前提條件。新合同法還重申,合同當事人一方不得將自己意志強加於另一方,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當事人訂立合同。這也就充分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其二、健全了關於合同自由的一系列合同法律制度。第一、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國合同立法中較為系統地規范了要約和承諾制度。當事人訂立合同必須採取要約和承諾方式,要約是希望和他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一方面,這一締約制度中的「意思表示」本身已包含了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了私法自治、合__同自由原則;另一方面,要約和承諾所具有的嚴格的程序性,亦為合同自由原則在締約階段的實現提供了堅強有力的保障。第二、確立了合同當事人締約方式的自由。合同法第10 條的規定表明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是書面形式,也可以是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明確了當事人確定合同內容的自由。合同法第12 條拋棄了經濟合同法中關於合同內容的具有強制性的「主要條款」制度,合同的內容由當事人約定,法律列舉的條款是合同一般包括的條款,欠缺某一條款並不一定導致合同的當然無效。第四、規定了履行中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第60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並非按照法律的強制規定或計劃指令來履行。更為重要的是,新合同法在充分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和有益的判例學說之基礎上,於第64、65 條分別指出當事人還可以約定由債務人向第三人履行債務或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第五、肯定了當事人變更、轉讓、終止合同的自由。合同法第77 條明文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合同法第80 —90 條還規定當事人可以依法自由轉讓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合意不僅可以產生合同效力,也可以變更、轉讓合同效力,還可以協商一致解除合同效力。該法第93 條規定:「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第六、擴張了合同責任制度中的合同自由。如當事人一方違約後,另一方可以自由選擇違約責任承擔的方式;在解決合同爭議時也可以任意選擇協商、調解、仲裁或訴訟中的任何一種解決方式。尤其重要是,當事人還可以自由放棄自己的救濟權。此外,新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則還大量的體現在任意性規范的法律屬性中。新合同法從合同的成立、內容、效力到合同的履行、變更、轉讓、終止及合同責任等各個領域以及分則中買賣等各類合同,都廣泛規定了大量的「當事人另有約定除外」的條款和當事人有約定的「, 按照其約定」的條款,充分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優先的原則。

(三) 我國新合同法關於合同自由原則是規范化了的合同自由原則。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我國正處在「從身份到契約」的發展階段,但我們所享有的契約自由卻與梅因得出這個論斷時的契約自由有極大差別,是受到規制的契約自由。[21] 合同自由原則的確立,賦予了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充分自主和意志自由,極大地激發了合同關系當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民事主體個人能力之發揮拓展了廣闊的空間。但由於人性自身的脆弱和對私利的無限追求,特別是我國尚處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各種現代社會交易關系極其復雜,無論法律多麼周全、合同多麼嚴密,只要當事人心存惡意,總能找到規避的方法。嚴格意義上說,合同及其法律效力是當事人的合意與上升為法律的國家意志的有機統一,合同自由歷來就不是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正因為如此,新合同法通過借鑒參酌,對合同自由原則加以必要的限制,以實現實質正義、社會公平。該法第5 —7 條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並使之與合同自由原則並行不悖,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我國合同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從根本上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健康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陸』 公序良俗在合同法中的重要性和啟示 最好長一點 謝謝了 很急

公序良俗原則作為道德法律化的一項法律原則,其作用不僅僅在於指導當事人的行為,也是立專法和司法屬的一項重要原則。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 公序良俗原則有利於平衡雙方當事人及其與社會之間的益關系,最大限度地實現效率目的。公序良俗原則更好的適用,能更加有效的平衡社會利益關系,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平和效益。摘要:公序良俗原則是現代民法中的一項重要基本原則,在民事立法、守法、執法以及處理民事法律關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由於其內容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在實踐應用中對公序良俗原則的理解和認定產生嚴重分歧,為此,本文結合案例,闡述公序良俗的價值標准和認定對象,對統一公序良俗的認定標准以及公序良俗原則的正確應用提供理論參考.
肯定是老師布置的作業吧、、、網上抄的,你看著辦咯。。。

『柒』 合同中的條款和法律中的規定沖突,怎麼解決

1、合同的約定不來能違背法律法規禁自止性規定;
2、如果合同中有違法之處的,那麼違法部分的條款無效,其他條款仍然有效;
3、如果合同雙方有爭議,可訴諸人民法院解決。
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七條 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第五十六條 無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銷的合同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合同部分無效,不影響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捌』 合同法的原則有哪些,合同法的基本原則

其實,合同法作為民法的部門法,我們不需要具體去區別原則上版的差異,只需要明白合同權法是民法在合同中的具體體現就行。民法基本原則有平等原則,自願原則,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守法原則,公序良俗原則。而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有平等自願,誠實信用,公共利益和法律約束力。我們看到了他們共同的部分,即平等和誠實信用。這是主體上的共同導致的必然結果。在民事權利關系的應用中當然地包括了合同權利義務關系,有權利義務就要求雙方平等和以相互尊重為基本的誠實信用,這些都很好理解。民法的其他原則也必然地應用到合同法上,簽署合同要自願,強迫的可撤銷;合同要合法,違法的無效;合同不能顯失公平,條文上雙方權利義務都會有所交代,這個在合同草擬中表現尤為突出;公序良俗這個不用說都知道了,是道德的范疇。而合同法中的原則是民法原則普遍到具體的過程,這就很好理解了。總的來說,非要把民事基本原則與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作一區別,那問題的核心就是普遍與具體的區別。

『玖』 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中的重述(restatement)是什麼意思

象明月說來的那樣,美國的這種重述是不源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修訂是有立法權的立法機關對法律作出的有法律效力的修改和更新。這就是兩者的最主要區別。
重述一般會涵蓋一定時期內美國法律的一些重要理念,理論的產生和變化。很多對美國法律會產生重大影響的著名法學家的理論會被記錄在這種著作中,由於權威法學家的學說有時候會被作為法律的無約束力的淵源,如果被立法者所採納的話就會變成有約束力的淵源。所以這種專家意見很受重視,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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