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原理與操作

① 合同法的內容簡介

合同法律是關於市場交易規則的法律，不僅與經營者的經營活動密切相關,也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密切相關，因而是"適用頻率最高"的法律之一。在法律院校、系的教學計劃中，計劃沒有不設合同法課程的。在非法律院校、系的教學計劃中，也經常設置合同法課程。合同法律是民事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將其作為獨立的課程來設置，說明了合同法律的重要性。
《合同法》是高職高專系列教材的一種。本書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為依據，系統、全面地介紹、闡釋了合同法基本原理、基本規則。該書的特色是：第一，緊密聯系中國實踐。該書每章都設置了因例，通過因例，使學生產生興趣、進入角色，並在教材中對因例作了簡要說明；每章之後，又以案例的方式提出思考題，使學生能夠對法律現象有直觀的了解、加深對法律規則的理解。第二 ，針對性強。該書充分考慮到了高職高專的特點和應當具有的知識結構，既闡述了法律的一般規定，也介紹了一般理論，注意了基本知識、基本觀點、基本技能的傳授和訓練，使讀 者對中國合同法能有正確的認識，為今後的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第三，文筆簡潔、流暢，篇幅適當。

② 合同的解釋及其方法

論合同的解釋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喬新生

關於合同的解釋，我國《合同法》第125條明確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這一規定實際上同時採用了意思解釋（文義解釋）、整體解釋、目的解釋、習慣解釋以及誠實信用解釋等多種解釋原則。它對於我國司法活動中判斷合同條款所蘊含的真實意思表示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由於法律條文將諸種解釋羅列規定，在遇到具體合同條款時，有可能會出現非常大的問題。因此，明確合同各解釋原則之間的關系，對正確適用法律，解決合同中的糾紛具有重大的意義。

合同的解釋原則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文本解釋和意思解釋。所謂文本解釋是按照合同條文的語言表達方式對合同進行的解釋。合同是由文字或語句表現出來的意思表示一致的行為。通過對語句或文字進行慣常的邏輯意義分析，解釋合同中的內容。例如，合同中出現「責任」一詞，依照通常的解釋，應為「負責」之意，而在合同中出現，能否解釋為法律上的責任，進而理解為違約責任？從文本解釋的原則上來分析，將合同中的「責任」解釋為違約責任是大有問題的。從合同的語句上來看，「雙方當事人都應當對合同承擔責任」是一個空泛的要求，它不具有任何意義。當事人不可據此要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它只是對合同的履行進行的一種通常情況下的期待和在此情形下的一種道義上的約束。不應當解釋為具有法律的約束力。很顯然，如果合同中去掉這一條款，對合同的效力並沒有任何影響。如果沒有法定違約責任的存在，法官據此判決一方當事人承擔違約責任在法理上實難說通。文本解釋的意義就在於緊扣文本字面意義，通過對合同文本中各個詞彙的逐字分析，了解合同中各方的權利與義務。這是一種機械的解釋原則，但它符合「外觀主義」的要求。所謂外觀主義就是在合同的各方當事人對合同的內容理解不一致時，以合同的表現形式為准，從而判斷合同的效力。當合同中的詞句出現多種含義時，文本解釋將遭遇重大挫折，因為它拘泥於合同的文本，無法跳出文本本身探究合同條款的真意。但是，這種解釋方法往往體現了形式上的正義，它能夠督促當事人簽訂合同時謹慎地評估關鍵詞句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合同的表達更為嚴謹。如，合同規定，「履行的期限方式為：第一次交付生產定金貨款總額的50％」。這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當事人約定的「生產定金」與「貨款總額」為何種關系？從語法結構上來分析，該條款中的生產定金與貨款總額應為同位關系，兩者在內容上並無不同。生產定金即為貨款總額的50％，而貨款總額的50％即為定金，盡管這樣的約定是違法的。

而意思解釋則不同，它以合同當事人的內在意願為解釋的原則，如果說文本解釋是關注合同的「形」，那麼，意思解釋則是關注合同的「意」，它是一種文義解釋。法國民法典第1156條規定，解釋契約時，應當探究締約當事人的意思，而不拘泥於文字的字面意思。這種解釋方法符合民法上的「意思主義」要求，它關注的是合同條款所表達的當事人的內心想法。當內在意願與外部表示不一致時，以當事人的內在意願為准。但是，如果一項條款可能有兩種以上的意思時，該如何理解合同的條款？法國民法典規定，在此情況下，寧可以該條款可能產生某種效果的意思理解該條款，而不以該條款不能產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該條款。同樣是「雙方都應對合同的履行承擔責任」，依照意思主義或文義主義的解釋原則，這里應當理解成為法律上的「責任」，但由於它缺乏具體的規范要素，所以還不能被視為違約責任條款。

（二）整體解釋與分別解釋。整體解釋是將合同的各個部分看作是一個完整統一的整體，通過對整體中各個部分作用的分析，判斷條款中所包含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分別解釋則是將合同的各個條款分別進行分析，從而探究各條款所要表達的內在意思。例如，某旅遊景點在售票處貼出告示，規定「第一，小孩1。2米以下免票；第二，1。2米至1。3米半票；第三，成人可免費攜帶一兒童入內。」依分別解釋原則，旅遊風景管理處可以要求1。2米至1。3米的兒童購買門票。但是依照整體解釋的原則，有成人跟隨的1。2米至1。3米的兒童並沒有購買門票的義務。因為風景管理處的格式合同的意思應當為「成人攜帶的兒童」可免費進入，而「沒有成人跟隨的1。2米至1。3米的兒童」則必需購票進入。這樣規定令人費解。但由於它屬於格式合同的范疇，因而應當作出對旅遊者有利的解釋。

（三）目的解釋與情勢解釋。所謂目的解釋是針對當事人簽訂合同的目的對合同進行解釋。法國民法典第1158條規定，文字可能有兩種解釋時，應採取適合於契約目的的解釋。而情勢解釋則是根據合同履行的情勢對合同進行解釋。目的解釋側重於考察合同訂立時當事人的主觀狀態，它探究合同簽訂時當事人的目的取向。是一種靜態的思維。而情勢解釋則是根據合同履行中所發生的情勢對合同進行的解釋，它是以果求因，即以合同的履行結果來判斷合同的內容，推斷合同的原意。情勢解釋是一種動態的解釋。它立足於「現在」，對合同的內容進行分析判斷。合同的目的解釋旨在幫助當事人達至合同的目的，實現合同訂立人當初的意願。而情勢解釋則有利於合同的實現，是對合同原意的一種「良好」的推斷。目的解釋是各國普遍採用的一種方法，它更能體現合同的原始意義。

（四）誠實信用的解釋與習慣解釋。習慣解釋是根據交易當事人所採用的通常習慣對合同進行的解釋，它實際上是以普遍接受的客觀標准作為理解合同條款的依據。誠實信用實際上也已成為交易習慣的一部分，誠實信用解釋原則要求依照誠實信用的標准分析合同的條款。但由於「誠實信用原則的內容極為概括抽象，乃屬一白紙規定」[1]，所以，誠實信用的解釋實際上淪為了「白紙」解釋。

我國《合同法》將諸多合同的解釋原則融為一個條文，在表述上至為簡潔。同時將合同的解釋規范放在《合同法》的總則部分，也非常合理。但是，由於條文表述過於簡單，以致於各種合同解釋方法的要素缺乏，在何種條件下適用何種解釋方法語焉不詳。這種缺乏具體假定的規范在適用時往往會引起爭議。法國將不同的合同解釋規范通過不同的條文進行表述。各規范的作用表現得十分明顯。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合同的解釋方法不同，會產生不同的法律後果。由於我國《合同法》解釋原則彼此間缺乏層次性，這為採用不同的合同解釋方法可能導致的混亂埋下了伏筆。從司法實踐上來說，這種立法體例也為法官的裁量提供了一定的空間。但對交易當事人來說，則人為地增加了不確定性。

依筆者看來，合同的各類解釋原則適用的假定是不同的，合同的解釋原則之間也應當有一定的層次。具體地說：第一，整體解釋的原則旨在確定合同的性質，進行法律行為的識別，對個別的合同條款進行整合。第二，意思解釋原則旨在確定個別條款的效力。第三，目的解釋旨在實現合同的目的，通過對合同目的追尋確定合同的本來意義。第四，習慣解釋是藉助外在的標准，理清合同條款的本質。第五，誠實信用的解釋原則則是以合同的基本原則對合同的條款進行解釋。在這些解釋原則中，有主觀原則，如意思解釋原則，目的解釋原則等。大陸法國家在解釋合同時，一般堅持以主觀解釋原則為主。例如《德國民法典》第157條規定，對合同的解釋，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並考慮交易上的習慣。而英美法國家在合同解釋時，主張以客觀主義為基礎，例如《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0條的解釋是：法律所要求的不是相互之間的同意，而是這種同意的外部表示。

我國合同法的解釋應當堅持上述假定，便於不同的合同解釋規范准確地適用。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各種解釋原則之間的層次性。我們認為，誠實信用原則是一個抽象的解釋原則，交易習慣是解釋的主要標准，在合同的內部，應當以整體解釋為基礎，「將合同的全部條款相互解釋，以確定每一條款從整個行為所獲得的意義」[2]。同時兼顧合同的目的與合同簽訂時當事人的內在意願。簡言之，在合同解釋時，堅持客觀標准與主觀標准相結合的辦法，以客觀標准為主，兼顧主觀標准。
注釋：
[1] 梁彗星：《誠實信用原則與漏洞補充》，《法學研究》1994年第2期
[2] 《法國民法典》第1161條
[3]參見崔建遠《合同法》教學參考書，法律出版社，第86頁。該書作者認為大陸法與英美法關於合同解釋的原則均為以客觀標准為主，以主觀標准為輔。

人民網 2001年11月30日

③ 論述合同履行的原則

試論合同履行的原則
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的當事人按照合同完成約定的義務，如交付貨物、提供服務、支付報酬或價款、完成工作、保守秘密等。在社會生活中，人們之所以要磋商和訂立合同，以自己的某種具有價值的東西去與別人交換，無非是期望能獲得更大的價值，創造更多的財富。而這一價值能否實現，完全有賴於雙方訂立的合同能否真正得以履行。如果僅僅是訂立了合同而沒有實際履行合同，那麼不但為爭取簽約的所有努力都會付之東流，而且還可能招致經濟上和信譽上的嚴重損失。因此，履行合同是實現合同目的最重要和最關鍵的環節，直接關繫到合同當事人的利益，因此也使履行問題成為合同法實踐中最容易出現爭議的問題。

盡管合同的履行問題非常重要，但《合同法》不是操作手冊。因而《合同法》本身並不能提供現成的方案給當事人，指導其履行合同義務。事實上，現實生活千變萬化，合同更是差萬別的，法律即無法包羅萬象地對紛繁復雜的問題作出規定，也不能越俎代庖地替合同的當事人對履行問題作出規定，否則就違背了合同自由的根本原則，這也必將使《合同法》無法實現自身的功能。因此《合同法》規定了合同履行基本原則，以指導當事人具體地去實現合同，處理現實的履行過程中發生的各種情形。合同履行原則作為合同當事人在履行合同債務時所應遵循的基本准則。首先，合同履行原則具有抽象性。合同履行原則並未明確規定當事人之間的具體權利義務關系。反映的是法律對合同履行的基本要求及價值評判，它的精神、宗旨是由合同履行的具體條文來實現的。其次，合同履行原則具有指導性。是指導當事人正常完成合同義務的基本法律准則。再次，合同履行原則是對當事人完成合同義務普遍適用的准則。合同履行原則不是僅適用於某一類合同履行的准則，而應是對各類合同履行普遍適用的准則，是各類合同履行都具有的共性要求或反映。

一、全面履行原則

《合同法》第60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一規定，確立了全面履行原則。全面履行原則，又稱適當履行原則或正確履行原則。它要求當事人按合同約定的標的及其質量、數量，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履行地點、適當的履行方式、全面完成合同義務的履行原則。依法成立的合同，在訂立合同的當事人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因此，合同當事人受合同的約束，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應是自明之理。法律諺語中有「契約必須遵守」的說法，而我國早先頒布的《民法通則》第88條第1款也規定，合同的當事人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全部履行自己的義務。盡管《民法通則》和《合同法》中相對應的規定在用詞上有「全部」和「全面」的差別，但實際上表達了相同的意思。可以認為，新《合同法》在合同履行的問題上確認全面履行原則是對合同法基本原理的強調和重申。在合同履行的問題上，我國曾經奉行過實際履行原則，是否全面履行原則就是實際履行原則呢？答案是否定的。全面履行原則和實際履行原則盡管有相同之處，但兩者不是從同一個角度來認識履行的。按照實際履行原則，合同一經有效成立，合同當事人就必須按照合同的標的履行，不允許以支付違約金或損害賠償金代替實際履行。計劃經濟是決定實際履行原則的原因和主要理由，一旦脫離了計劃經濟，實際履行就失去了其作為原則的意義，而只是作為在特定情形下對違約的一種補救方法。全面履行原則在要求合同當事人按合同標的履行合同義務這一點上和實際履行原則的要求相同，但其並不禁止合同當事人變更和解除合同，也允許通過承擔違約責任來代替實際履行，因為這也是合同自由的一部分，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應該注意的是，全面履行原則盡管要求合同當事人嚴格履行合同義務，但這只是一個總體性的要求，我們要避免以單一、片面的觀點來理解全面履行原則，而這也正是我國《合同法》在合同的履行中規定另一個重要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的理由。

二、誠實信用原則

《合同法》第60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此規定可以理解為在合同履行問題上將誠實信用作為基本原則的確認。從字面上看，誠實信用原則就是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講究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誠實商人」的形象參加經濟活動。從內容上看，誠實信用原則並沒有確定的內涵，因而有無限的適用范圍。即它實際上是一個抽象的法律概念，內容極富於彈性和不確定，有待於就特定案件予以具體化，並隨著社會的變遷而不斷修正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標准。從功能上看，誠實信用原則兼有法律調節和道德調節的雙重功能，在當事人就合同發生爭執時，賦予法官較大的公平裁量權，如同給予了法官一張空白委任書，可以由法官根據合同履行過程中出現的具體情況，作出不同的解釋，直接調整合同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有人認為誠實信用原則體現的是人們可以期待的交易的基礎；也有人認為誠實信用原則是兼顧當事人雙方的利益，求得利益的調和；另有觀點認為誠實信用原則旨在謀求利益的公平，而公平就是市場交易中的道德。究其實質，法律不過是借用了「誠實信用」這個帶有強烈道德色彩的詞來尋求利益的均衡，促進交易，實現交易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功能，是一種高超的法律技術。

誠實信用原則最初在《德國民法典》就被作為履行合同的基本原則加以規定。隨著社會的發展、市場經濟實踐的豐富及理論研究的深化，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只有遵守誠實信用才是維護當事人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才是交易成功的最好保障。因此，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范圍逐步擴大，不僅適用於合同的履行，而且擴及合同的訂立、解釋及所有與合同有關的權利的行使及義務的履行，成為整個合同法甚至民法的基本原則。因此，誠實信用原則被奉為合同法以至民法的最高指導原則，被稱之為「帝王原則」或「帝王條款」。正因如此，《民法通則》第4條就規定了誠實信用原則，指導一切權利的行使和所有義務的履行，而《合同法》第6條又再次將其作為基本原則加以規定。

根據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當事人在履行合同時至少應做到以下幾點：1.債務人不得履行自己已知有害於債權人的合同，於此種情形，債權人可以請求撤銷合同；2.在以給付特定物為義務的合同中，債務人於交付物之前，應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妥善保存該物；3.在發生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預定條件履行時，債務人應及時通知債權人，以便雙方協商處理合同債務；4.在合同就某一有關事項未規定明確時，債務人應依公平原則並考慮事實狀況合理履行。

《合同法》第60條第2款對誠實信用原則作了具體化規定，即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和保護等義務。在傳統民法上，這些基於誠實信用原則而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義務被稱為附隨義務。此類義務並非自始確定，而是隨著合同的發展，於具體情形下要求當事一方有所為或有所不為，以維護相對人的利益，於任何合同都可發生，而不受合同類型的限制。

三、情勢變更原則

情勢變更原則，是指合同成立後至履行完畢前，合同存在的基礎和環境，因不可歸屬於當事人的原因發生變更，若繼續履行合同將顯示公平，故允許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

情勢變更原則最早見於13世紀注釋法學派著作《優帝法學階梯註解》中的「情勢不變條款」。該條款假定每個合同在成立時均以當時作為合同基礎的客觀情況的繼續存在作為默示條款，一旦這種客觀情況不復存在，允許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並免除責任。其後隨經濟的發展和法學流派的更替，幾經起伏，直至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受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各國社會動盪，物價飛漲，幣值下跌，維持原有合同內容或效力勢所不能，於是繼德國法院援引《德國民法》第157條及第242條規定，賦予情勢變更原則以新的內容，使其產生增減給付、終止合同等效力之後，大陸法系各國如法國、日本、義大利等各國紛紛以不同方式在立法及司法上確認了這項原則。情勢變更原則發展至今，已成為大陸法系合同法上重要原則之一。英美法系，沒有情勢變更原則這一法律術語，但有與之類似功能的「合同落空」原則，其實質是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運用，目的在於消除合同因其基礎發生變化而產生的不公平後果。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情勢變更多為計劃變動所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決。因此，情勢變更問題遂以各種形式出現，因情勢變更而發生的糾紛也逐年增多，但《合同法》沒有對情勢變更原則作出明文規定，這是由於《合同法》考慮到該原則在認定和適用上的復雜性，特別是考慮到正常的商業風險與情勢變更難以劃分以及我國經濟形勢可能變動較大等原因，而最終在立法上採取了謹慎態度，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不承認情勢變更原則。既然《合同法》已經肯定了誠實信用原則，而情勢變更原則又屬於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運用，所以應認為情勢變更原則可以通過誠實信用原則加以適用。另一方面，法律沒有加以規范並不意味著現實中不存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已有關於情勢變更原則的判例。因此，可以認為，情勢變更原則是合同履行問題上的一個補充原則，在特定的情況下仍具有指導意義，用以解決因情勢變更而產生的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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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簡述合同的相對性原理及例外情形的基本法律關系

一、合同的相對性，指合同僅在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拘束力，合同的效力僅及於合同當事人。包括主體的相對性、內容的相對性與責任的相對性，內容有：①合同債權人只能請求合同債務人履行合同義務（或者承擔違約責任），不能請求合同以外的第三人履行合同義務（或者承擔違約責任）；②合同當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無權請求合同債務人履行合同義務（或者承擔違約責任）；③合同債務人因第三人違約的，仍應對合同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債務人與第三人的關系另行解決。
合同相對性原理的學理基礎：①自我決定，自我拘束。合同債務人僅對自己願意受到拘束的對方當事人承擔違約責任。②維持合同當事人請求權與抗辯權之間的平衡。
二、合同相對性原則的例外
1．合同保全。《合同法》第73條規定的代位權、第74條規定的撤銷權，突破了合同的相對性，合同債權人在法定條件成就時，得對合同關系以外的第三人主張權利。
2．買賣不破租賃。根據《合同法》第229條與《城鎮房屋租賃合同解釋》第20條，租賃期間，租賃物的所有權（因買賣、贈與、繼承、企業合並）發生變動的，原租賃合同對新的所有權人繼續有效，即新的所有權人應法定承受原租賃合同。
3．（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分包人的連帶責任。《合同法》第272條第二款規定：「總承包人或者勘察、設計、施工承包人經發包人同意，可以將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與總承包人或者勘察、設計、施工承包人向發包人承擔連帶責任」。《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解釋》第25條規定：「因建設工程質量發生爭議的，發包人可以以總承包人、分包人和實際施工人為共同被告提起訴訟。」
4．非法轉包、違法分包情形下，發包人對實際施工人的責任。《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解釋》第26條規定：「實際施工人以轉包人、違法分包人為被告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實際施工人以發包人為被告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轉包人或者違法分包人為本案當事人。發包人只在欠付工程價款范圍內對實際施工人承擔責任」。
5．單式聯運合同。《合同法》第313條規定：「兩個以上承運人以同一運輸方式聯運的，與托運人訂立合同的承運人應當對全程運輸承擔責任。損失發生在某一運輸區段的，與托運人訂立合同的承運人和該區段的承運人承擔連帶責任。」。須注意：多式聯運合同中，實際承運人與多式聯運經營人不承擔連帶責任，沒有突破合同相對性的問題（《合同法》第321條）。

⑤ 去哪裡能更詳細的了解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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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如何理解合同與合同法

合同是當事人或當事雙方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廣義合同指所有法律部門中確定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狹義合同指一切民事合同。還有最狹義合同僅指民事合同中的債權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85條：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2條：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
合同(Contract)，又稱為契約、協議，是平等的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合同作為一種民事法律行為，是當事人協商一致的產物，是兩個以上的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協議。只有當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合法，合同才具有法律約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從成立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約束力。
合同法律是關於市場交易規則的法律，不僅與經營者的經營活動密切相關,也與人民群眾的生活密切相關，因而是"適用頻率最高"的法律之一。在法律院校、系的教學計劃中，計劃沒有不設合同法課程的。在非法律院校、系的教學計劃中，也經常設置合同法課程。合同法律是民事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將其作為獨立的課程來設置，說明了合同法律的重要性。
《合同法》是高職高專系列教材的一種。本書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為依據，系統、全面地介紹、闡釋了合同法基本原理、基本規則。該書的特色是：第一，緊密聯系中國實踐。該書每章都設置了因例，通過因例，使學生產生興趣、進入角色，並在教材中對因例作了簡要說明；每章之後，又以案例的方式提出思考題，使學生能夠對法律現象有直觀的了解、加深對法律規則的理解。第二，針對性強。該書充分考慮到了高職高專的特點和應當具有的知識結構，既闡述了法律的一般規定，也介紹了一般理論，注意了基本知識、基本觀點、基本技能的傳授和訓練，使讀者對中國合同法能有正確的認識，為今後的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第三，文筆簡潔、流暢，篇幅適當。

⑦ 運用合同法原理加以評析

失主登出廣告屬於要約行為，拾物者看到廣告向失主返還手機的行為，已構成合同法上的承諾，所以當拾物者向失主交還手機時失主與拾物者之間的合同已成立，失主應該向拾物者交付酬金。

⑧ 用合同法原理分析

《合同法》第四十條 格式條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條和第五十三條規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二十四條 經營者不得以格式合同 通知 聲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或者減輕，免除其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

⑨ 怎樣學習合同法

「掌握合同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基本原則、合同法調整對象、合同的訂立、效力、專履行、變更屬、轉讓、解除以及違反合同責任等基本知識。了解合同法的課程體系以及體系中的學習重點，注重法學相關課程的學習，民法的基本知識與基本概念是學好合同法的前提基礎，需要著重掌握。根據合同法考試命題方向，運用不同的學習方法。」

⑩ 中國合同法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託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於其許可權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准用於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准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許可權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並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並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託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託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託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託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託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託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於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於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後果直接歸屬於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僱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繫上考慮，合同法在委託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於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並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並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採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後，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於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並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後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託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託人訂立合同的意願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託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託人和第三人。
最後，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後果直接約束委託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託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第二、不知道受託人是受何人所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託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託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託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託人是誰。〔41〕最後，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麼，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託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麼，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託人是受誰人之託，但是知道受託人是受人之託——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麼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後，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後，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託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於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託人的介入權。
受託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委託人因此可以介入受託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不能向委託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託人的原因，則委託人可以直接向受託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託人向委託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託人向委託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託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託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託人無法向委託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託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託人的問題。這是受託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託人不願意披露第三人或委託人，則只能由受託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後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託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託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託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託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託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託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託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託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託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託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託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裡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後，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託人行使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託人主張其對受託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託人同謀惡意侵害委託人的利益，在委託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於委託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託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託人因委託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託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託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託人或者委託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後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託人主張權利後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託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於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於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託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託人的抗辯以及受託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託人已經與受託人了結了債務，則委託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於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並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後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於代理制度的討論並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僱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僱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於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許可權范圍。於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僱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後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於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僱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採用過失標准。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並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於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後，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於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託人接受了委託人的履行後，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於債權債務的處理出於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並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於，本人基於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並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於，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並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於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後，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並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於本人在接到通知後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