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會學課程論文3000字
①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法律的完善日益體現人性化和道德性。下文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於2017年法律本科 畢業 論文 範文 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篇1
論法學 教育 的困境與改革
一、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現狀
中國法學教育源遠流長，據歷史記載，中國最早的法學教育起源於春秋。近代意義上的法學教育始於清末，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所法學教育專門機構——直隸法政學堂。從1952年開始“司法改革”運動，各大學原先設置的法律系撤銷或合並，這一過程被稱“院系調整”。從“院系調整”之後，“政法教育”代替了傳統意義上的法學教育，大學法學系的任務是培養從事政法理論工作的人。
大幅度裁汰法律教育機構與大量吸收未受法律教育的人進入司法系統，造成了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分離的體制化。這種體制化一方面導致了法學教育主要局限於高等院校內部法學學科體系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另一方面致使法律職業未能走上職業化的發展軌道，存在泛政治化、行政化和大眾化的傾向，至今還深深影響著我國的法學教育改革和發展。
改革開放後，法學教育開始復甦，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定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極大地促進了法學教育的發展。短短的30年，法學教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1977年恢復招生時，全國只有3所法學院系，100多個大學法學本科生，2008年有651所，在校法學專業學生76萬人，其中碩士生8萬人，博士生1萬人，形成了以普通高等法學教育為主體的、成人高等法學教育和中等法律職業教育為補充的法律教育體制，建立了包括法學學士、碩士、博士和法律碩士在內的較為完善的學位制度。但是，應當看到在我國法學教育繁榮發展的同時，其背後隱藏的深層次問題。
二、中國法學教育的困境
(一)從社會層面上看法學教育問題
我國的法學教育發展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情況，法律職業與法學教育分離是20世紀50年代法律革命的產物。時至今日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體制，中國的法學教育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1.法學人才培養的多元化和層次化，造成了國家教育管理的混亂和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
當年大量農民、工人和轉業軍人經過簡單的培訓進入司法機關，對他們的大規模在職教育催生了法學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多元化和層次化，這一法學教育體制一直延續至今。目前，我國的法學教育從教育層次上有中專、大專、本科、雙學位、研究生教育;從教育 渠道 上有正規普通高校法學教育，有法律函授、廣播電大、夜大等非正規法學教育;從法學教育的招生類別來看，我國法學本科教育有公費生、自費生和委託培養生，法學研究生教育也分計劃內招生和計劃外招生等。這些導致法學教育培養目標和人才標准口徑不一，同時沖擊了正規法學教育，影響了教育質量。
2.盲目擴大招生規模造成教學質量的下降，增加了法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壓力。
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各類教育機構不顧自身的辦學條件，在師資、圖書資料等教育設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招生，導致法學人才培養質量難以保證，現在的法學專業畢業生普遍存在法學基礎不牢、實踐能力差、法律思維能力低等問題。這樣的畢業生無法處理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日益復雜、新型的社會關系，不能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
3.司法考試制度給我國法學教育帶來了機遇與挑戰，處理不好會影響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
在我國，不僅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資格之間是分離的，就是法律職業各個行業本身也是相互獨立的，我國最早有律師資格考試作為律師的准入條件。法院和檢察院從20個世紀80年代末起也開始在系統內部進行相應的初任法官和初任檢察官資格考試。但是難度要小於律師資格考試，很大一部分轉業幹部或復轉軍人並不需要參加此類考試便可以直接當上相應級別的法官或檢察官。鑒於此，從2002年開始，國家推行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作為取得法律執業資格的條件，這就為我國法律職業精英化、同質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現行司法考試制度並不完善，其中主要體現在沒有將法學專業作為唯一的報名專業資格，這與西 方法 治發達國家的法律職業准入做法不同，與其他行業(如醫學)通行做法也不一致，使得我國法律職業精英化、同質化面臨挑戰和不確定性。
(二)從法學教育制度本身看我國法學教育的不足
法學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人才，涉及法學教育培養目標和如何培養兩個基本問題，即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和培養模式。法治發達的西方國家將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定位為培養“精英型”法律人才，綜合理論素質、實際職業技能以及職業道德水平都達到了一定高度。而從我國法學教育的發展來看，原有的人才培養目標和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法治社會對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學教育出現了許多問題。
1.教學內容上，我國的課程設置不合理。開設的課程主要是以部門法學科的劃分或國家頒布的主要法律為主，重在講授原理和條文，忽視對原理、條文背後所蘊涵的價值取向、社會觀念的講解;培養和訓練學生實際操作能力的課程很少;忽視對學生法律職業道德的教育等。
2.教育方式上，重理論，輕實踐。教師在課堂上過多地講授理論知識，課堂討論、案例分析教學、啟發式教育等 教學方法 運用過少。這種教學方式很難調動起學生學習積極性，不利於學生法律思維的訓練和培養。同時，很多學校的教學資源嚴重不足，沒有先進的技術設備，多媒體、模擬法庭、實習場所等硬體設施都不到位，嚴重影響教學效果。
3.師資水平上，我國的教師來源單一。大多數教師都是法學院高學歷的應屆畢業生，他們沒有任何法律職業實務 經驗 ，這樣的教師教學只能是理論的思辨，無法培養學生的法律職業技能。同時，學校重科研、輕教學的情況嚴重，許多教師為了評職稱，關注學術研究，忽視教學工作，這也不利於高素質法學人才的培養。
三、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
面對如此眾多的問題，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應該向什麼方向發展，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律人才，怎樣解決中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分離的問題，怎樣培養出適合社會需要的法律人才等現實問題擺在我們的眼前。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確法學教育培養模式
法學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必須定位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上，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民主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國際經濟、政治、 文化 交往日趨頻繁，各種復雜、新型的社會關系不斷出現，社會對法學人才的法律認知、法律職業的 思維方式 和處理法律事務的綜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識教育的培養模式已不適應社會對人才的需要，因此必須更新教育理念，以培養應用型、復合型的法律人才為目標。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使學生掌握深厚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廣泛的科學人文知識;具備嚴密的法律 邏輯思維 能力和突出的語言表達能力;同時注重對學生職業道德的教育、職業技能訓練以及創新能力的培養。
(二)規范辦學層次，優化教育結構，改善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分離的狀況
1.取消法學專科教育和非正規法學教育。
我國目前法學人才培養分為三類：專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從各國法學教育來看，法學專業的最低層次是法學本科，這是法學專業的學科性質決定的。我國法學專科教育起點過低，容易造成法學人才素質低下，因此應當取消法學專科教育，建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為主的法學教育層次體系，本科階段以培養從事司法實務的實踐型人才為主，研究生階段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為主。
2.規范非普通高校的法學教育，優化法學教育結構。
應當明確規定普通高等學校是法學學歷教育的唯一合法主體，禁止司法系統和行政系統興辦的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行政學院、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公安院校、司法學校、培訓中心以及各種廣播電視大學、夜大等各種非普通高校開辦法學學歷教育，將這些學校的法律教育定位為法律職業培訓教育或者法學繼續教育。
3.完善司法考試制度，改善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分離的狀況。
施行司法考試制度有利於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立，對我國的法學教育發展大有裨益，能夠提升法學教育的學歷層次;促使學校改進教學，提高教學質量。要真正實現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的同一性必須完善司法考試制度，確定法學本科是報考司法考試的唯一準入資格。
(三)改革人才培養方式，提高法學教育的教學質量
1.完善法學教育內容，培養應用型、復合型人才。
除了法學專業的專業主幹課程和基本課程外，應該開設交叉學科，如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開拓學生的視野;為適應中國和世界接軌的要求，應努力培養熟悉WTO規則、國際條約和其主要成員國相關法律的法學人才。我國法學教育最大的問題是與法律職業相分離，法學人才實踐能力差，因此要增加法律技能課，包括司法文書寫作、法律文件起草的寫作技巧、實用偵破技術、司法口才技能(如詢問技術、辯護的技術等)。
2.轉變教學方式，重點培養法科學生的司法實踐技能。
首先，淡化理論的講授，採用實踐性教學方法，如案例教學法、診所法律教學法、模擬法庭教學法、法庭旁聽等，讓學生身臨其境地學習、體會法律職業者的工作，學會用法律職業者的法學思維去思考和解決問題。其次，加大對法學教育的基礎性投入，引進先進的科技設備和技術手段，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和互聯網開展教學，實現教學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成果共享;建立法學教育實習基地，強化與法律職業團體的聯系，讓學生參與到法律實踐中去。
3.加強師資隊伍建設，落實法學教育培養目標。
法學教師是培養法學人才的關鍵，教師的素質直接影響到法學人才的培養。現階段，我國的高校法學教師法律職業水平不高，因此，大學法學教師，特別是講授實務性非常強的課程的教師要定期參與相關法律實務部門的工作或參與辦理案件。同時高校也可以多渠道選任教師，聘請法律實際工作部門的優秀人才來校兼職客座教授，彌補高校教師實踐能力的不足。高素質師資隊伍的構建還有賴於提高教師的待遇，鼓勵教師探索教學改革和實踐，而不是僅僅將科研成果作為評價教師水平的決定性指標。
我國現代法學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歷史進程上看，還屬於剛剛起步的探索階段，存在問題在所難免。雖然法學教育的改革千頭萬緒、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們立足國情，對未來法學教育的發展有科學的判斷和穩步推進改革的具體方案，實現法學教育現代化將指日可待。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篇2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
摘要：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的實質是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之間的範式對話，環境法與民法二者之間在內容上存在著很大的沖突，其原因在於民法所採取的是個人主義範式理論，而環境法所採取的是整體主義範式理論，因此二者之間自然就會存在著差異性。由於當前環境問題的突出，致使法學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此實現法學與民法學的對話尤為重要，與此同時環境法學與民法學自身的範式危機也是構成當前實現二者對話必要性的深層因素。基於此，本文首先闡述了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產生的動因，然後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研究了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目的與功能，再次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內容與現狀進行了探討，最後為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與重構提出對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則”為整合與重構二者之路。
關鍵詞：環境法學;民法學;範式整合;個人主義範式;整體主義範式
前言：當前，環境法與民法之間的互動性成為了法學研究界所關注的一大焦點，民法學關注此問題的原因在於當前“綠色”民法典的呼聲日益高漲，而環境法關注這一問題的原因在於當前很多關於環境法的基本問題都與此研究相關，而關於存在爭議性強的問題通過法學的分析，也會歸結到這一互動研究上。盡管當前關於此議題的探究已經上升到理論層次，但是還是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層意義，從而為二者之間的對話構建出一個系統的框架，並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在范圍上分界線的確定奠定基礎。
一、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產生的動因
(一)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
當前，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相關學術界一直為探索解決途徑而努力，加上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面對日益復雜的環境問題，促使跨學術研究更加的活躍。因此，基於社會這股強大的政治氛圍與理論氛圍，環境法與民法之間對話得以實現。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瀾
隨著民法典立法進程的推進，民法學界為了進一步捋清環境問題對民法學的影響，因而需要與環境法學之間建立對話，以順應對民法典立法這一項重任所帶來的挑戰。在民法的立法中，關於物權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資源方面的立法問題，關於侵權行為的相關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環境侵權救濟的問題，因此，民法必然會尋求與環境法實現對話的途徑。
(三)環境法學探索者的推波助瀾
針對當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決途徑成為環境法學者當前所面臨的一大挑戰，而民法中的相關內容正符合了環境法學者的需求，因而構建二者之間的對話，也成為了環境法學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環境法以解決環境問題為先導，因而突破傳統的束縛，實現跨專業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諸多部門法於一身的法學理論“儲備庫”，順利成章的成為環境法學者尋求溝通的對象。
二、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一)環境法與民法對話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屬中國的法律系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共存於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內，是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中國法律體系的構成，其立法的本質屬性、目的以及意義等在大體上所呈現出的共性特徵，因此，環境法學與民法學之間是以共性為基礎的，因此，實現民法學與環境法學的對話，只是基於學科設置不同而進行的分領域研究。
2.二者的歷史淵源
二者的歷史淵源表現在環境問題最開始的解決途徑：在我國尚未出台環境法時，關於環境的相關法律問題都是通過民法來解決的。因此，從根本上講，環境法學與民法學有著內在的關系，從某種層面上講，環境法學是民法學的繼承者與進化者。而這種關聯性就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實現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學與環境法學之間也存在著沖突，其區別與獨特屬性使其構成了不同的法律學科，這在當前的法學研究學科的劃分中也已經給予判定。因此，在環境法學與民法學探討共同理論問題時，需要給予明確的界分。
3.二者之間的沖突的實質是選擇
針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之間的沖突問題，其根源並不屬於正確與否的判定，而僅僅是在二者中的選擇問題。構建二者之間的對話的根本在於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決當前社會環境問題所帶來的困難與挑戰，從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環境問題。因此，在解決問題時所面對的是民法與環境法，解決時所面臨的是選擇誰的問題，是到底以何種法律手段來確定解決問題方案的抉擇。
(二)環境法與民法對話的必要性
二者實現對話的必要性總體來講是為了更好的應對當前“挑戰與危機”，其挑戰是來自當前社會環境問題的嚴峻形勢，而其危機則是來自於民法學危機與環境法學危機。對於其所應對的挑戰是實現二者對話的根本動因，而關於二者所存在的危機的本質為理論研究範式危機。
1.理論範式概念
所謂的範式指的是：由從事某一特定學科研的學者們在這一領域內所達成的共識以及基本觀點，是一個學科的共同體在研究准則、概念體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約定[1]。當前，在國內學術界對於範式的應用非常廣泛，因而其內涵已經遠遠的超出最初庫恩所賦予的定義，具體來講，當前範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個學術共同體時，學者們所構建的共有知識假設、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價值標准，還包括了人們理解世界的知識體系。
2.環境法學範式危機
理論範式概念的誕生來衡量我國法學理論學科，能夠充分的反映出當前其尚未建立屬於自身的理論研究範式，這就證明了環境法學範式危機的存在。之所以說當前中國環境法學尚未構建自身的理論研究模式，可從以下實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調整論”在環境法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對整個中國的法學界的影響也非常大。此理論的提出就充分的證明了中國環境法學尚未形成理論範式體系。但是，並不能因為中國環境法學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論範式，就片面的認為中國的環境法學就是弱勢學科，事實上，範式危機存在於當前中國各法律學科中。 3.民法學範式危機
中國的民法是繼承於大陸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陸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個人主觀觀念為基礎建立的，在20世紀的私法公法化的呼聲中，此觀念的危機凸顯，因而，民法由此開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過程中又不斷的承受著來自各新法律部門的挑戰，進而危機四伏。中國民法在繼承大陸民法制度的同時，也相應的繼承成了大陸民法的理論體系，而這種民法法律體系的繼承，使其陷入被動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論範式來恆定我國的民法學，在當今的改革階段，顯然其所承擔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遠。但是，不能因為當前我國的民法體系的不規范，就認為其要將其作為全部任務與使命，全身心的致力於此，這並不屬於我國民法學的主要任務。因此，作為我國法律全局性的範式危機，只能說明我國的法律還過於“年輕”，只要一定的時間其必將能夠茁壯成長。
4.範式的整合
實踐作為理論存在的根本，是理論得以存在與發展的根本動力因素。因此，不管對範式危機承認與否，都應該使理論還原於實踐，通過實踐來驗證，並通過實踐來使其“羽翼豐滿”，只有直接的應對社會真實問題的挑戰，才能促使理論體系的日趨成熟。環境問題當前就是社會中的一大問題與挑戰，正是因為環境問題的存在才成就了環境法學的誕生，而同樣是因為環境問題的日趨加劇，致使法學“綠化革命”的出現，這就充分的顯現出傳統的範式理論無法滿足當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論範式正在發展過程中。因此，構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是理論打破重重危機並構建全新範式理論的最好方式。實現二者之間的對話，能夠使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各自的觀念、立場等問題進行明確的界定，從而實現二者理論重構的目標，也就是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與重構。
三、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與功能
(一)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在於：使二者能夠明確界定自身的觀念、價值等，從而實現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各自的理論範式的整合與重構。
(二)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功能
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功能為：拓展雙方的視野、轉換雙方當前的傳統思維模式、更新雙方的方法、實現各自價值的重構。在二者對話的過程中，各自將原有秉持己見的思想意識進行轉變，從而更新自身甚是問題的立場與角度，協調二者之間的對話，進而以對話互動的形式來促進各自的發展與完善。也就是在對話中，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實現了換位思考，通過轉變自身原有思維來實現對原有未知問題的發現與解決，從而也就形成了環境問題上的理論範式重構。此外，在實現對話的過程中，能夠有效的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各自觀念、立場以及價值等的重新認識與界定，從而在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過程中，也就實現了對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
四、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內容與現狀
(一)環境法學――以民法力量實現對環境問題的解決
環境法的形成與發展的理論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環境法學中，其所用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法律依據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對環境法的重要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當環境法面臨著某些環境難題時，以環境法的思維方式很難尋找到解決的途徑，而轉換到民法上，很多時候會“另有一番天地”，這就是民法學對環境學的影響。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在於政府強調自身的主導作用，因此，促使環境法也具備了相應的行政法特點，因此，其在表現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規定或者強制性的規范為主，從而使自身局限於其中，因此，“行政主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立法模式成為當前中國乃至全世界環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聲。而其中關於引進市場機制的觀念，就是在環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將民法的思維理念引入，以藉助民法學的個人主義理論來實現環境法學理論範式的重構。
(二)民法學――環境問題給民法以及民法學理論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環境問題給民法學所帶來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其理論上的個人主義，而在民法典制制定過程中，“綠色民法典”的呼聲致使此挑戰也成為了民法發展的機遇。因此，當前加強二者之間的對話，能夠推進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學理論構建的進程。當前，民法學理論已經踏上了重構之路，只是尚需時間來實現深入研究與匯總。比如民法中關於物權法與合同法的理論：當前，在民法中關於物權法領域，如何實現物權法理論的生態化，成為了當前民法學者所關注的焦點。由於物權的社會化，致使將公法的支配與公法的義務融於物權概念中，從而展現了當前物權對社會群體利益的充分重視。因而，如果以此為思維意識出發點，就有學者提出了將環境保護融於物權理論中，從而構建生態物權;也有學者在研究農林牧副漁權的基礎上，提出准物權理論的構建思想。在合同法領域中，同樣存在著將合同法生態化的思想理論，即所謂的“環境合同”。
五、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範式整合的途徑――公序良俗原則
“公序良俗原則”在當前民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於修正並限制“私法自治原則”。當前關於公共安全秩序原則，相關學者對其進行了 總結 ，大致分為十種，其中關於“危害國家工序的行為”的原則需要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概念解釋。事實上，這一原則的實質便是個人主義理論範式接受整體主義範式觀念修正的鏈接，因此，環境法與民法的關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則中得以體現。為了更好的適應當前的發展形勢，民法學理論也自覺的承擔起社會化、生態化的重任，結合自身理論框架的實際，最大程度的來實現對社會化與生態化的理論實踐。
而當社會化與生態化在民法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必然會出現民法無法再調整現象，因此，這也是環境法學產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於以上原因，環境法等法學理論從誕生起便以社會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強調對社會的公益性。基於此，民法與此類“社會法”之間不但在理論上、還在實際規范性上存在許多必然的關聯性，而且其在調整的過程中在內容上也呈現出一定的承接關系，也正是基於這一意義，民法學者梅格庫斯提出了經濟法、勞動法與傳統的商法等是一樣的，都是“特別司法”。先忽視此種斷論的正確與否，其觀點已經表明了所謂的“社會法”―環境法，在內容的調整上與民法存在著必然的聯系與承接關系。事實上，將“公序良俗原則”作為民法與“社會法”的內容調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將其視為當前法律體系的一種新的思路。
六、總結
綜上所述，本文基於民法學與環境法學的整合進行了研究研究探討，從而為二者之間的對話構建出一個系統的框架，並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在范圍上分界線的確定奠定基礎。通過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產生動因、可行性與必要性、目的與功能、內容與現狀的探討，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則”為整合與重構。
參考文獻：
[1]陳新夏.康德的目的論與“人類中心主義”問題[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01)：52-56.
[2]葉俊榮.環境問題的制度因應―環境法律與政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
[3]曾世雄.民法總則之現在與未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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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法律方面論文
你好，法律方面的論文大部分是按照這個思路去寫的：
1.選題，你在生活中發現存內在容哪些法律問題，你對這個法律問題有看法。比如：論保險代位求償行使中的若干法律問題。
2.選好你要寫的論題後，就開始查找有關論題方面的資料，比如現行規定，學者們對這方面的定義，主流的觀點，這方面的案例等。
3.大概熟悉在你論題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對問題的認識後，就可以開始著手正文了。
4.各個學校都有對論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嚴格按照學校要求的格式來完成論文。多和同學交流，不懂就問老師。
5.跟你說說正文怎麼寫。
本科論文可以分成三部分進行，
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關概念特徵，立法現狀等；
第二部分，重點是第二部分，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問題，然後針對問題給出解決的辦法。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參考文獻列出，再致謝就可以了。
謝謝，請採納！
④ 法學畢業論文
法學畢業論文
大學生活又即將即將結束，大家都知道畢業前要通過最後的畢業論文，畢業論文是一種有準備、有計劃、比較正規的、比較重要的檢驗大學學習成果的形式，畢業論文應該怎麼寫才好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法學畢業論文，歡迎大家分享。
法學畢業論文 篇1
摘要： 在當代中國，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經濟實力逐漸增強的今天，，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搶劫罪問題仍然還很突出。其造成的社會危害是人所共知的，因而加強對搶劫罪的犯罪構成和對搶劫罪的定罪問題進行討論是法學界關注的重要課題。本文運用法理學、法律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綜合分析了當代中國搶劫罪的各種狀態、特點，及罪與非罪的對策。第一章從搶劫罪的概念入手，闡述了構成搶劫罪幾個要件。第二章討論了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准。第三章從暴力下限入手，分析了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第四、五、六、七章從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不動產及財產性利益、對象以侵犯甲的人身權為手段，當場獲取乙的財物等幾個方面是否構成搶劫罪入手，研究了常見的幾種難把握的搶劫罪。結論提出了在實踐中對搶劫罪定罪量刑應注意的問題。
關鍵詞： 搶劫罪社會危害性罪與非罪對策
目錄
中文摘要……………………………………………………………………………(1)
目錄…………………………………………………………………………………(2)
前言…………………………………………………………………………………(3)
一、搶劫罪的概念…………………………………………………………………(3)
二、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准……………………………………(3)
三、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4)
四、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是否構成搶劫罪…………………………(5)
五、不動產及財產性利益能否成為搶劫罪對象…………………………………(7)
六、以侵犯甲的人身權為手段，當場獲取乙的財物是否構成搶劫罪…………(9)
結論…………………………………………………………………………………(9)
參考文獻……………………………………………………………………………(10)
致謝…………………………………………………………………………………(10)
前言
搶劫罪是一種嚴重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犯罪，歷來為我國刑法重點打擊。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見到這類案件的發生，且案情非常復雜。《刑法》第263條對此作了一個較具體的規定。但由於立法對文字簡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條不可能明確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實際情形。對於搶劫罪的許多方面，歷來多有討論，首先，在罪與非罪方面，因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採取偵察措施、提請逮捕、起訴等問題，因而是個首要問題。本文試選擇幾個對定罪有著重要影響且有爭議的問題加以討論，以期對實際工作有所裨益。
一、搶劫罪的概念
搶劫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和公民的人身權利。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在實施搶劫行為時，不僅造成公私財產的損失，而且可能造成人身傷亡，這既是搶劫罪區別於其他財產犯罪的重要標志，又使搶劫罪成為侵犯財產罪中的最嚴重犯罪。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和他人的人身。
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對財物的所有人、持有人或者保管人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劫取財物的行為。暴力，是指對被害人的身體實行打擊或強制，使被害人不能或不敢反抗的行為。如毆打、捆綁、傷害、禁閉等。暴力行為只要足以抑制對方的反抗即可，不要求事實上抑制了對方的反抗，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質。脅迫，是指以當場立即使用暴力相威脅，對被害人實行精神強制，使其不敢反抗的行為。脅迫既可以是用語言脅迫，也可以通過動作、手勢進行。其特點是如不交付財物或者進行反抗，便立即實現脅迫的內容。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脅迫之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喪失反抗能力的強制方法。如用葯物麻醉、用酒灌醉、使人中毒等。
本罪犯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主觀方面是故意，並具有非法佔有公私財物的目的[1]。搶劫的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已的搶劫行為會發生侵犯他人人身與財產的危害結果，並且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其中，行為人對他人造成財產上的損害只能是希望心理，但對他人造成人身上的侵害則可能是放任。由於造成他人人身傷亡不是搶劫成立所必需的要件，所以從整體上來說，搶劫罪的故意是一種直接故意，即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二、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准
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徵。一種行為之所以成為犯罪且受到刑罰的懲罰，其根本原因是這一種行為嚴重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犯罪構成是社會危害性的外在法律體現。一般地，行為如果符合犯罪構成，那麼這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就達到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這一行為就構成犯罪。但實際情形並不總是這樣簡單。犯罪構成要件只不過是從繁雜的實際犯罪情形中概括、歸納出來的，是決定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主要方面，並非全部。許多不為犯罪構成所包括的方面，諸如犯罪的動機、情勢的需求(如國家根據社會治安形式的變化在不同時候採取從重或從輕的刑事政策)、實際情形的變化(如投機倒把行為在計劃經濟年代與市場經濟年代罪與非罪的變化)等等方面都會影響行為在特定條件下的社會危害性。有許多行為，從犯罪構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備的，但一旦綜合考慮行為的方方面面，其社會危害性就減低而不夠刑罰標准。正是考慮到這一情形的實際存在，為了盡可能准確到做到罪刑相適應，保證刑罰預防目的的實現，《刑法》在總則第十三條賦與執法者自由酌量的權力：「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實際工作中，我們往往只顧及行為是否具備搶劫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而不綜合考慮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現許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為搶劫罪是一種嚴重侵犯人身權、財產權的犯罪，因此《刑法》沒有象盜竊罪一樣對財物數額作出要求，而且年滿14周歲以上的公民都可成為犯罪主體。司法實踐中，對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剛滿14周歲的在校生，以輕微的暴力行為如打幾個耳光，踹幾腳，向同學索要幾元錢的行為，一律以搶劫罪刑拘、逮捕、起訴。從犯罪構成角度看，這樣的行為無疑是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對於社會危害性來講，犯罪構成是一個極抽象的概念。實際上在執法過程中，不但要分析這些特殊情況是否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還應根據一般的社會常識及公眾心理，分析這樣一些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是否達到或接近搶劫罪的社會危害性。搶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類似本文列舉的這樣的行為都以搶劫罪定罪判刑，筆者以為，無論是從對青少年犯罪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這個刑事政策角度，還是從刑罰追求罪刑相適應，以期達到預防目的這個角度講，都是不妥的。而且，雖然在刑法裡面，沒有對搶劫罪的財物數額作出一個下限規定，但刑法總則第九條關於罪與非罪的規定，無疑對刑法分則是有指導意義和法律束縛力的。當然，對於某些所搶財物數額雖小但手段較嚴重的行為，則是依法應予嚴懲的。搶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權和財產權。只有對這兩種權利的侵害程度的綜合，才能說明某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
三、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
「暴力行為」是搶劫罪最常用的手段行為方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健康權直至生命權的施加於人身的強力打擊和強制行為，還包括捆綁、強力禁閉、扭抱、毆打、傷害直至殺害等程度不同的侵犯人身的表現形式。搶劫罪的暴力行為必須是當場實施的，而且是被作為當場強行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手段行為加以實施的。這種暴力行為指向的對象，一般是財物所有人或者保管人本人，因為在多數情況下，只有向這些人施加暴力，才可能進而非法佔有財物;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暴力也可能施加於在場的與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有某種親密關系的人。與「財物數額不是搶劫罪成立的必備要件」這一共識相反，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對於暴力行為的上下限問題，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實施搶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殺人，本文認為，如果行為人把故意殺人作為當場劫取財物的一種手段行為，則以搶劫罪而非故意殺人罪定罪判刑。對為了事後獲得被害人的財產，先將被害人殺死的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而不是搶劫罪[1]。但對於暴力程度的下限問題，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很難把握。前蘇聯、日本、北朝鮮等國都明確規定暴力行為的程度必須達到「危及被害人生命與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2]。目前我國對此法還無明文規定，筆者認為，不應規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一是搶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兩種權利的被侵害程度對於說明某一搶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義。認為財物數額可以沒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這是沒有道理的。
二是以暴力劫財的本質特徵是：以暴力為手段行為，意圖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從而達到當場劫財的目的。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意圖以此暴力行為達到當場取財的目的，而且客觀上實施了暴力劫財行為，就符合搶劫的本質特徵，而不問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而且每個被害人的身體狀況都是不同的。有些時候，較重的暴力行為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時候較輕的暴力卻能夠做到。如果認為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謂的下限，那麼，前者不成立搶劫罪而後者成立，這顯然是不附合邏輯的。
三是輕微的暴力劫財與脅迫劫財的社會危害性相當。脅迫的暴力內容，不管有多嚴重，它畢竟只是一種現實可能性，末造成實然的人身傷害結果。輕微暴力雖然程度輕微，但畢竟已造成實然的傷害結果。從這點上講，哪怕最輕微的暴力行為都要比脅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前者定性為搶劫，而後者不定為搶劫，沒有道理。
四是從實際操作情況看，如果承認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則因為"輕微暴力"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執法者理解不一，而導致執法混亂。
當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沒有下限」的時候，跟理解「財物數額沒有下限」一樣，除了考察這兩者本身，還應綜合這兩者來判斷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
四、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是否構成搶劫罪
對於脅迫的習慣理解，如暴力一樣都是一種主動的作為。但不作為同樣可以成立脅迫。實際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過不作為的脅迫當場取財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種情況：
⑤ 淺談勞動與社會保障法期末論文
目前，隨著我國的經濟和社會快速的發展，勞動與社會保障工作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勞動與社會保障法論文，供大家參考。
勞動與社會保障法論文篇一：《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問題研究》
摘要：如何引導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在大學階段做出適合自己興趣、性格、能力的職業生涯規劃，是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科建設的重點。通過分析對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管理存在的課程設計不合理，缺少科學的職業生涯規劃，職業生涯心理輔導健康 教育 不完善等問題，提出了完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具體對策。
關鍵詞：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職業生涯規劃
職業生涯規劃是指個人發展與組織發展相結合，對決定以個人職業生涯的主客觀因素進行分析、 總結 和測定，確定一個人的事業奮斗目標，並選擇實現這一事業目標的職業，並編制相應的工作、教育和培訓的行動計劃，並對每一步驟的時間、順序和方向做出合理的安排。每個人的職業生涯是有限的，如果不做一個切實可行的規劃，勢必影響個人事業的成功。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正處在職業生涯規劃的探索階段，這一階段的 職業規劃 既要有較高的奮斗目標，又要制定相應的行動計劃。隨著高校的擴招， 畢業 生的就業問題日益嚴峻,許多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由於缺乏對專業和自我的合理認識與定位，職業決策和選擇能力不足，難以找到理想工作。因此，應利用各種途徑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進行全程化的職業生涯規劃和指導。
一、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存在的問題
(一)課程設計不合理、內容簡單
目前，大部分高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開設了職業生涯規劃課程，但課程的設計並不十分合理。很多學校只是硬性執行國家的政策精神，開設職業生涯規劃課程，在教師的配備、課程的設計方面沒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教師的本身素質不高。學校過於重視專業培養目標，授課地點僅限於課堂之內，採用教與學、講與聽的形式，內容也只停留在政策宣傳、形式分析、技巧傳授上，理論性強，而忽略了職業生涯顯著角色假定性訓練，以及對職業、社會的適應性訓練，實踐性較差，專業性特色不突出，引不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就得不到大學生的認同，學生的職業自我概念意識淡薄，職業技能較弱，沒有達到應有的教學效果。
(二)職業生涯規劃輔導體系不完整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輔導，是依靠幾個教師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建立一整套輔導體系。目前,我國的各高校還沒有按照國家的有關規定，按比例投入資金和人力來發展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的職業教育。人員配備極其缺乏，僅有幾個專業的職業生涯規劃老師，很難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為每一個學生開展有針對性的職業輔導，並且專職的專業授課教師也很少，都是由輔導員以及一些其他專業教師兼任,自身的理論性差，對學生的專業情況並不十分了解。
(三)缺少科學的職業生涯規劃，求職存在盲目性
了解自己和自己的特長，是將要選擇的職業是一個人的職業規劃的基礎。很多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畢業生是憑自己的主觀判斷和通過別人的評價來了解自己和自己將選擇的職業的，這就最終導致了求職的盲目性。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職業測評與職業規劃是近幾年才在國內出現的測量個人職業興趣、性格與職業發展潛力的科學 方法 。對於大多數高等院校而言，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教師大多是兼職的，而且主要的工作目標是盡可能地為畢業生提供一個工作崗位，大多數指導教師不具備職業指導師的資格，也不知道該如何幫助畢業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其次，目前國外的一些測評軟體中的常模並不完全適合我國的大學生，而國內的測評軟體的常模做的還不很全面，所以，應該針對不同地區、針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開發更加細致和有針對性的測評軟體。
(四)職業生涯心理輔導健康教育不完善
在就業壓力逐年增加的社會背景下，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學生的心理壓力不斷增加，很多學生面對就業壓力出現了心理焦慮的情況，因此不能客觀地認識自己,發現自身的潛在能力和專業優勢，更不能設計好適合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目前，各高校的心理咨詢服務機構配備的教師較少，並且專業性也不強，還僅僅停留在解決上門咨詢的學生層面，面對的學生面很窄,並且比較被動,更沒有專門針對大學生生涯心理的專業輔導。在當今這種就業壓力下,關注學生的心理變化,加強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心理健康及學生生涯心理健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二、完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對策
(一)加強學生職業生涯教育理念建設
要樹立注重學生全面發展,開發學生潛能,以學生的可持續發展為第一要務的教育理念。大學生職業生涯是以引導學生獲得全面發展、取得職業生涯及人生的成功為目標的科學的教育活動,其教育的開展必須以科學的、先進的理念為指導。開展職業生涯規劃教育的最終目標在於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引導職業生涯走向成功。其直接目的在於充分挖掘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的職業生涯發展潛力,充分發揮、調動學生自身的潛能和素質中的有利因素,促成自我的最大化、全面發展。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職業生涯教育應立足於學生自我、職業機會與職業世界的全面分析,幫助學生認識自我的潛力,並開發自我的潛力。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是一項個性化、系統化、長期化的教育活動,貫穿於學生學習、生活的全過程。特別要求學生充分發揮自我的主體作用,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促使學生發自內心的接受,自覺、自願、自主的參與。同時，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是一項連續、系統的活動,僅依靠學校教育,或是 家庭教育 、社會力量都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其實施過程中,應樹立系統觀,以學校為核心,整合學校、家庭與社會的力量,群策群力、齊抓共管,才能保證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有效地開展。
(二)加強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建設
課程建設是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基礎。由於職業生涯規劃理論是新近引入的理論，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對這一理論比較陌生。只有加強職業生涯規劃理論方面的課程建設才能做好其他的相關工作，它是普及職業生涯規劃知識和理論的必由之路。職業生涯規劃課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要從大一做起,分年級從不同側重點實施，讓職業生涯規劃意識深入大一學生，促使他們有意識地去做好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促使學生在新的高度結合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事業，清楚將來在就業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問題以及用人單位需要的人才素質、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同時，結合課堂教學，充分利用好學校各方面的資源，如教學環節中的實習、寒暑假的 社會實踐 、參觀學習等，將教學、講座、活動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立體的職業網路;邀請有豐富 經驗 的企業家和專家學者與大學生共同交往，讓學生深入社會，體驗社會中各種各樣的職業，達到對外部環境更為全面、客觀的認知。
(三)加強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咨詢建設
職業生涯規劃具有個性化的特點，它會因為每一個個體的具體情況和所能依賴的條件不同而有所不同。課程建設只能起到普及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知識理論的作用，具體到個人的人生定位和職業道路的選擇，更需要有個性化的咨詢指導。因此，加強職業生涯規劃咨詢建設成為必然。同時，由於大學生缺乏社會經驗，對未來職業世界只有籠統的、模糊的感性認識，對職業生涯規劃的理解難免有不足之處，只有加強面向個體、個性化的咨詢輔導才能滿足學生的需要。職業輔導咨詢可以視學校的具體情況設在就業指導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和學院，由經驗豐富的專業咨詢人員從事這項工作。除了個別咨詢外，也可以針對一些普遍的、共性的問題進行團體咨詢。
(四)加強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測評建設
“知己”是指對自我的認知，“知己”是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的前提，只有建立一個切合實際的自我觀念才能做好自己的人生定位，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然而，自我認知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個體在成長過程當中對自我的能力、興趣、個性等方面都會有一些感性上、經驗上的自我體察，但是，這種自我的認知很多時候是帶有主觀性的。因此，它還必須藉助心理測量學科的研究成果，通過科學的手段測評自我的能力、興趣和個性，以建立一個更為科學、客觀的自我觀念。測評建設主要是教師對學生進行生涯診斷(包括自我評估和環境評估)，設定職業生涯的目標，選擇職業生涯路線，實施、評估和反饋五方面。既給予測評對象科學、客觀、公正的測評和解釋，又給予測評對象完整、科學的自我認知，幫助學生澄清疑惑,並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和外部環境協助其明確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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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社會保障法論文篇二：《法學院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特色培養》摘要：從打造法學特色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理論依據出發，以西北政法大學為例，提出了法學院校應依靠自身力量創建體現法學特色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辦學理念和專業建設思路，並對專業課程結構進行了設計。
關鍵詞：勞動與社會保障;培養目標;課程設計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以下簡稱“勞保專業”)是教育部1998年在新修訂的《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專業目錄》中新增設的專業。該專業設立時間雖晚，但發展速度很快，到目前為止，全國開設勞保專業的高校已達110多所。其中，30多所高校具有碩士點，近10所高校具有博士點，初步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學科體系和人才培養梯隊。
西北政法大學是一所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建、由陝西省人民政府主管的高等法學院校。是全國法律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西北地區法學研究的中心。學校於2000年9月申辦勞保專業並於同年10月獲教育部批准，2001年9月正式招生，是法學院校設立勞保專業的典型代表。與其他院校相比，法學院校的師資背景、科研背景、專業設置並不具備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優勢，但在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方面具有雄厚的實力。法學院校的勞保專業能否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能否真正地滿足於市場需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已的辦學特色。
一、打造法學特色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理論依據
本文認為，法學院校的勞保專業應該定位於法學特色，這既是基於學校的學科優勢和辦學經驗而設定的專業特色，又是基於社會保障事業蓬勃發展及其所導致的社會保障法律人才供不應求而設定的專業特色。
(一)打造法學特色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是中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的需要
從中國社會保障立法的發展過程來看，我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還相當落後，存在明顯的不足：首先，社會保障立法工作落後，尤其是基本立法不足，缺乏系統性，沒有形成應有的法律體系;其次，社會保障立法層次較低，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頒發大量的通知、規定、復函等，實行調控和管理;再次，社會保障立法各地不統一、不協調，弱化了法律的穩定性與權威性。同時，傳統的社會保障法律機制在立法原則、內容構造、保障范圍等方面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與市場經濟對社會保障要求的適應性有一定差距。因此，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今後我國社會保障建設的主攻方向和發展趨勢[1]。打造法學特色的勞保專業，培養專業能力突出的法律人才，是保證中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的根本條件。
(二)打造法學特色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順利運行的保證
社會保障制度的順利運行不僅需要大批高素質的立法人才，而且也需要大批高素質的司法人才。古人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即法律制定得再好，如果沒有嚴格公正的執法，制度依然無法正常運行。我國傳統觀念認為，只有社會保障立法過程才需要法律工作者，而忽視了司法過程中法律工作者的重要性。正是因為司法參與社會保障的不足與缺位，才造成了制度運行的不公和失范[2]。因此，國家必須加大社會保障法律人才的培養力度，確保制度實施中對大量司法人才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加強對社會保障基層工作者的法律指導，及時解決法律條文於實施中的難題;才能幫助 文化 程度參差不平的廣大社會保障受益人解讀法律條文，維護其合法權益的同時，消除其對制度的不信任。
(三)打造法學特色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是法學院校學科優勢和教學經驗的體現
法學院校有著不同與其他院校的整體環境和整體優勢。教師的專業背景、科研背景，學校的專業設置、學術氛圍均以法學為主，法學是該類院校的強勢專業，在此環境與背景下的勞保專業理應依託學校的整體優勢，充分利用學校的優勢資源，突出專業的法學特色。另外，法學院校還有著豐富的法學教育經驗與方法，從而保證了社會保障法律人才的培養質量。
二、法學院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人才培養目標
設定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既要以社會需求和就業為導向，又要注意挖掘專業自身的優勢。根據上文分析，我們認為，法學院校勞保專業的總體培養目標應該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德、智、體全面發展，基礎扎實、知識面寬，具備法學、管理學、經濟學等相關專業知識，通曉中外勞動與社會保障理論和務實，掌握現代管理技術與方法，具有較強的社會適應能力和創新意識，能夠在各級政府部門、政策研究部門、大中型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社區服務部門，以及勞動仲裁機構、司法部門、律師事務所等，從事勞動與社會保障實務操作和法律實際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注意以下方面的問題：
(一)構建多層次發展平台，滿足專業學習的同時，提升學生的職業選擇能力
首先，應與法學專業接軌。社會保障關系盡管應由獨立的法律部門來調整和規范，但它與勞動法、行政法、經濟法等又密不可分。為了使學生在通曉中外社會保障法的基礎上，熟練解決社會保障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的協調問題，在開設勞動與社會保障法課程的同時，應加強其他法律課程的學習。一方面體現法學院校的優勢資源，突出專業的法學特色。另一方面滿足學生專業學習的需要，提升其職業選擇能力。
其次，應與經濟學專業接軌。社會保障是通過經濟手段來達到特定社會目標和政治目標的制度安排，其本身亦可視為一種經濟活動。這種內在的關聯決定了經濟學科對社會保障專業的重要性。
再次，應與公共管理專業接軌。社會保障分配的資源往往來自於政府公共財政，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保障作為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具有充足的理由。
(二)建立校內外實訓、實習基地，重視專業業務實踐，提高學生職業上手能力
勞保專業屬於應用層次的社會科學。實踐教學在整個教學活動中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為了指導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綜合素質，一是要加強校內的實訓環節，通過建立設備齊全、規范的社會保障服務模擬大廳和勞動爭議、 保險 模擬法庭，讓學生親自參與處理，掌握基本的社會保險操作技能和庭審程序;二是要與用人單位合作辦學，建立相對穩定的校外實踐基地。將學生分批分次安排到勞動與社會保障相關崗位頂崗值班，提升其職業上手能力。
(三)適應市場需求，適時調整專業方向，培養真正符合市場需求的專門人才
人才培養必須與市場需求相一致。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需求既是專業發展的動力，也是專業生存的條件。沒有市場的專業，是社會資源的浪費[3]。因此，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培養方向既要源自於市場需求，又要在動態考慮學生就業去向和市場求人意向的基礎上及時進行調整。
三、法學院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課程結構與體系
(一)課程設置原則
1.實基礎。以“必須、夠用”為原則，構建學院公共基礎課平台和學科基礎課平台。避免“厚基礎”造成的“窄口徑”和“寬口徑”帶來的“薄基礎”。
2.強專業。以崗位群需要為導向，強化專業基礎課程與專業方向課程學習的同時，突出專業法學特色。避免“同質化”培養造成的惡性競爭。
3.重應用。以職業能力為本位，重視學生實踐動手能力和業務操作技能的培養，使其能敏銳地發現既有問題和潛在問題，並熟練地運用所學專業知識和技能解決實際問題。
(二)課程結構體系
按照上述原則，法學院校勞保專業的課程體系應分成理論課程組群和實踐課程組群。
1.理論課程組群。由基礎課、專業課、特色課和選修課組成：1)基礎課。包括公共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公共基礎課是為保證學生的身心素質和思想素質的培養，引導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而設置的。除開設以“兩課”為代表的相關公共課程外，還應增設“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導論課程”，幫助學生認識、了解所學專業，盡快適應大學的 學習方法 和專業課學習的特點;專業基礎課是根據專業課對相關學科的要求，作為專業課的先修課程而設置的。目前，我校在開設管理學原理、行政學原理、西方經濟學等專業基礎課程的同時，還開設了法學原理課程，使學生能初步掌握法學的一般理論和基礎性知識，了解現代法學研究的發展動向與思潮，為特色專業的學習打下了良好基礎。2)專業課。是根據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必需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要求而設置的。包括勞動經濟學、勞動關系學、社會保障理論、社會保障基金管理、社會保障國際比較、社會保險、社會福利與救濟等課程。3)特色課。是各院校根據自己的專業特色定位而選擇開設的。法學院校的勞保專業定位於法學特色。鑒此，必修環節里除開設勞動與社會保障法課程外，還應增設與其密切相關的經濟法、行政法、刑法等課程。一方面突出專業特色的同時，能夠使學生熟練解決社會保障法與其他相關法律部門的協調問題;另一方面，避免法律職業與法律教育相脫節;第三，保證特色專業的培養質量，避免選修課堂上的“選而不修”、“掛名選修”現象。4)選修課。是為拓寬學生的知識面，發揮學生的個性潛能而設置的。為了克服盲目設課，浪費資源，學無所用等現象，我校結合市場及用人單位的反饋信息，將本專業選修課程分成素質提升和專業延伸兩大板塊，開設了秘書學(公文寫作)、電子政務、社會調查與統計、保險學、風險管理、社區管理、比較勞動法學、合同法、民事訴訟法學等課程，較好地滿足了學生的個性化需要和社會的多元化需求。
2.實踐課程組群。法學院校勞保專業的實踐課程應由課程實驗、模擬實訓、基地實踐三大環節構成，各環節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緊密相連、相輔相成。1)課程實驗。以專業基礎課、方向課和特色課為對象，採用案例分析、專題討論和實地考察等方式，激發學生的專業學習興趣，培養其發現、分析、解決問題的初級能力。2)模擬實訓。一是通過校內社會保障服務模擬大廳，舉辦各項社會保險業務的模擬實訓，讓學生在模擬環境中體驗並掌握社會保障具體管理流程;二是利用校內優勢資源，定期舉辦勞動爭議、保險模擬法庭，使學生能夠將學到的專業知識靈活、准確地運用到法庭庭審的現場模擬中，實現法律專業與法律教育的統一。3)基地實踐。將學生分批、分次安排到預先建立好的校外實習基地頂剛上班。通過職位實踐，一方面，使學校教育與社會應用緊密銜接，增強專業建設的動力和生機;另一方面，提高學生綜合運用專業知識獨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縮短其進入社會後的適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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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
大學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的生力軍,必備的法律素養是其立足社會的核心條件。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法律方面論文，供大家參考。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一：車貸險三類糾紛的法律分析
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是指借款人向貸款人申請汽車消費貸款後，由借款人作為投保人，根據合同約定，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保險人對於合同約定的因借款人不履行貸款合同給貸款人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賠償保險金責任的商業保險行為。該業務自1997年開辦，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蓬勃發展，並帶動了機動車輛保險市場的繁榮。但是，由於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的保險期限較長，不僅客觀上風險要在經營中逐步釋放，而且隨著保險事故的不斷發生和理賠調查的日趨深入，該業務在管理上遺留的問題和導致的糾紛也越來越多。筆者將理論研究和業務實踐相結合，就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業務中可能涉及的三類糾紛進行法律分析。
一、購車人發生欠款後、保險人賠付銀行損失之前，銀行或者保險人以銀行名義起訴購車人、擔保人的案件
當購車人發生欠款並構成保險事故後，銀行有權選擇依據貸款合同向購車人、擔保人主張權利，也有權依據保險合同向保險人索賠。這種情況下，除非保險條款或合作協議中明確約定了保險人享有先訴抗辯權，否則保險人沒有權利要求銀行先起訴購車人、擔保人。同時，在沒有賦予保險人先訴抗辯權的情況下，為防止銀行在購車人發生欠款後濫用訴權，即便銀行自願選擇起訴購車人、擔保人，在未經與保險人協商一致時，該訴訟費一般是不屬於保險賠償范圍的。
因此，銀行和保險人在發生保險事故後，首先應關注共同利益、從實際出發，對於購車人惡意欠款或無力還款、確已無法通過催收或協議處分抵押物等方式收回欠款，並且購車人或擔保人具有可執行財產能夠採取財產保全措施的，應盡快協商一致，由保險人承擔訴訟等經費並以銀行名義起訴購車人、擔保人，以及盡早採取財產保全措施。
二、銀行起訴保險人的案件
銀行起訴保險人的案件是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糾紛中最為常見的，爭議焦點主要是保險人是否應承擔法律責任，實踐中爭議較大、較難處理的主要有以下二種類型：
(一)涉嫌詐騙的案件
涉嫌貸款詐騙的，一般是借款人、汽車經銷商單獨或串通，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取提供虛假材料以虛構汽車買賣關系、同一車輛向多家銀行貸款、非法提取貸款現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套取銀行貸款。此類案件中，有的是購車人偽造、變造或收購、借用他人身份證購車，有的是提供虛假財產狀況證明、虛增車價，有的則是虛擬購車主體、擔保人或抵押財產等情況。因此，判斷保險人是否應承擔保險責任，應根據實際，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保險利益問題。《保險法》第12條規定了“財產保險的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因此，對於涉嫌詐騙的業務，如果貸款人並未實施購車行為，保險人可根據新《保險法》第四十八條“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不得向保險人請求賠償保險金”的規定而拒絕賠償。
2.銀行審貸和投保人如實告知的義務。針對涉嫌詐騙的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業務，保險人通常基於《貸款通則》、《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的規定和保險條款的約定，以銀行疏於履行審貸義務、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作為不承擔責任的抗辯理由。筆者認為，盡管《貸款通則》和《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銀行的審貸義務是獨立的，並且銀行有審慎地進行資信調查的義務，條款中也通常約定了保險人在因被保險人過錯導致貸款合同無效或被撤銷時、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時，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在實務中，仍然應該根據銀行疏於審貸和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具體情形區別判斷其法律後果。
如前所述，涉嫌詐騙的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的具體情形千差萬別，但無論是空車套貸、虛增價款或者其他情形，其基本特徵均是申請貸款的材料中存在虛假信息。既然存在虛假信息，則必然說明銀行在審貸過程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疏忽、投保人在投保過程中隱瞞了真實情況。
針對保險人關於銀行審貸疏忽的抗辯，保險人不承擔責任的條件應以銀行的過錯為限，不宜包括輕微的疏忽、更不應以虛假信息推定銀行存在過錯。特別是購車人收購、借用他人身份證件的情形，筆者認為應構成表見代理，貸款合同成立，保險人不能以銀行未盡到資信調查義務或當事人之間沒有一致意思表示為由而不承擔保險責任。
針對保險人關於投保人未如實告知的抗辯，筆者認為盡管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對“最大誠信”的要求更高，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仍然應以“有限告知”為原則，同時應逐步確立書面詢問的有限告知方式。在有限告知的前提下，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保險人有權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拒絕承擔賠償責任。此外，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中，由於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是分離的，被保險人是進行保險索賠的權利人，因此，投保人告知義務的履行以及對投保人有關情況的調查直接關繫到被保險人權益的風險。
根據《保險法》規定，對投保人的選擇和有關情況的調查是保險人的法定義務，其該義務的履行也關繫到保險合同的履行，因此有人提出要通過雙方協議將保險人的審查義務和銀行的信貸資產審查結合在一起，或者以銀行的資信審查代替保險人的承保審查。筆者認為，銀行的資信調查和保險人的承保審查義務的法律依據不同，前者是依據《商業銀行法》、《貸款通則》等，後者是依據《保險法》，其側重的專業重點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為一談或相互替代，相反，應分別予以強化。
(二)由於銀行未履行作為被保險人的催收、危險程度增加的通知義務、未代投保人連續投保車輛險等而引發保險責任爭議的案件
1.根據《貸款通則》第32條規定，“貸款人在短期貸款到期1個星期之前、中長期貸款到期1個月之前，應當向借款人發送還本付息通知單”，貸款人對逾期的貸款要及時發出催收通知單，做好逾期貸款本息的催收工作。保險條款通常約定被保險人有做好欠款的催收工作和催收記錄的義務。
2.根據《保險法》關於保險標的危險程度增加時應及時通知保險人的規定，保險條款通常也在被保險人義務中約定被保險人發現投保人有潛在的不還款風險或任何可能導致保險合同風險增加的情況，應通知保險人並協助減少或消除風險。
3.為避免投保人因貸款所購車輛自身發生事故損失而產生的不還款風險，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一般要求投保人一並投保貸款所購車輛的損失險、盜搶險等車輛保險，且保險條款通常約定投保人未按時續保上述車輛保險的，被保險人應代投保人投保。銀行違反上述保險法規定或保險合同約定的被保險人義務，保險人有權按照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主張不承擔賠償責任或減小賠償責任。
三、保險人賠付銀行損失後，向購車人、擔保人進行追償的案件
保險人在履行了保險賠償責任之後，有權向購車人、擔保人進行追償，但筆者認為該追償不等同於保險代位求償。保險代位求償權，是“基於保險利益原則，為防止被保險人獲得雙重利益而公認的一種債權轉移制度”，通常認為保險代位求償權的實質是民法清償代位制度在保險法領域的具體運用;該制度設立的目的是既不能讓被保險人因投保而取得額外的利益，也不能讓有過錯的第三者逃避其在法律上的賠償責任。
新《保險法》第60條規定，“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人自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范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由此可見，保險代位求償權是代位被保險人向第三人行使權利;因此有觀點認為，由於保證保險合同中投保人即是債務人，其是否還款、是否按約定履行義務直接決定了保險事故是否發生，與第三人沒有直接關系，因此一般不存在第三人過錯致使保險事故發生的情況，當然也不存在保險代位求償權。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就是沒有區分保險事故發生的具體情形，將保險人的追償權等同於代位求償權的錯誤認識。
(一)投保人因主觀意願而發生惡意違約
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承保的風險具有信用性，與投保人對債務履行的主觀願望具有一定的聯系。對於保險人而言，其在依賴投保人的誠信態度的基礎上為其信用承保，無法通過一般的詢問和告知來了解投保人的主觀世界，況且投保人的主觀意願隨時可能發生變化。因此，一旦因投保人主觀惡意造成保險事故發生，即出現了保險人承保的不確定性危險的必然發生，保險人得為該射幸率的發生而給付保險金，並將因為缺乏第三方責任因素而不享有代位求償權。但是，保險人不享有對第三方的代位求償權，並不等於其不能向投保人(債務人)或擔保人追償;保險人在向被保險人履行了保險賠償責任之後，被保險人對投保人不再享有賠償金額范圍內的債權，該債權及相應的擔保權一並轉移至保險人，實務中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也會就權益轉讓問題簽署權益轉讓書。
(二)因受第三方侵害影響履約能力而發生善意違約
投保人因第三方的侵權或合同違約行為而遭受侵害，降低或損害了投保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的能力，造成保險事故發生，一般稱為善意違約。這種情況下，由於投保人最終可以從第三方獲得損失的救濟，而保險代位權的本質是“一個為了防止被保險人獲得超過全額補償，有利於承保人或保險人的原則”(語出1883年Castellainv.Preston案中的布萊特法官)，故筆者認為此時保險人既可以向投保人(債務人)、擔保人追償，也可以行使代位求償權向有責任的第三人追償。
(三)因客觀情況發生變化而發生違約
除了主觀因素以外，某些客觀上的事件，例如地震、台風、洪水、海嘯等以及戰爭、武裝沖突等不能預見、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以及非因當事人故意或過失而偶然發生的意外事件，也可能導致投保人(債務人)不履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清償責任。對於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導致的保險事故，保險合同從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利益的角度出發，立足於減輕並合理分配風險，一般約定為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且不向投保人追償。同時，此類情形下因無特定第三方的過錯，亦不存在保險人代位求償權。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二：法律文化理論研究
一、法律文化的內涵
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隨著我國文化理論的發展，“法律文化”從西方引入我國，開始引起我國法理學、比較法學和法律史學領域學者的關注，“頗有言必稱法律文化之勢”。但由於學界對法律文化的內涵缺乏明確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使得法律文化現在仍未形成系統的理論，更遑論一門獨立的學科。“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勞倫斯•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文中提出的，指的是“與法律體系密切關聯的價值與態度,這種價值與態度決定法律體系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而法念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文中最先英國法學家科特雷爾則認為“法律文化”僅適用於觀察法律與文化一體化的初民社會和小型社區以及特定職業人群的法律觀念，與“法律意識形態”等同。也有學者把法律文化視為法律傳統或作為一種法律解釋方法。概括而言，法律文化是指植根於一個民族或國家長期共同生活的歷史文化過程中公認的、穩定的法律價值、觀念以及學說的統稱，是人們進行法律活動的行為模式和指導規范。
二、當前我國法律文化研究現狀與問題
首先，我國法律文化側重與其他法學學科結合來研究某一問題，而缺少對宏觀理論的研究。從我國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我國當前研究法律文化，主要集中在：(1)與法制史結合來研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包括禮法、無訟、自然法、律等，這部分研究占絕大部分;(2)與比較法結合來研究法律文化;(3)進行地方性研究，來研究少數民族如藏族、彝族、瑤族等的法律文化。而對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論基礎、體系的研究卻明顯不足。其次，法律文化沒有釐清與一些學科尤其是法學學科的關系，從而影響了自身學科的發展。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學科交叉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重要。這種跨學科的發展前提是相應學科之間的合作關系，而非簡單的包含關系。而且我國法律文化的跨學科研究僅著眼於法社會學和法制史，對於其他學科不夠重視。而當前世界中關於法與數據、數字時代、工程學、戲劇、數學、人工智慧的研究已經變成一種新的發展趨勢。最後，對我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路徑這一理論基礎問題，我國學者存在認識偏差。不少學者認為打破法律文化區分的制度性法律文化與觀念性法律文化這種二元結構並進行整合，使觀念性法律文化向制度性轉變，是我國法律現代化的路徑。然而，深入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觀念背後體系的是一種法律的一元觀，即“趨向於附和占據支配地位的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觀點”，是“現代科學主義驅動下型構而成的以立法統合整個法律定義”，是“唯法律的”、“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型的”。但就轉型期的我國現代化進程而言，我們更多的恰恰是對“現代性”的反思，更關注的是“後現代的”“地方性知識”這樣多元格局的存在。我們的出發點不再是看“沖突”，而是看“存在”，不再是進行統一的“整合”，而是研究各自獨立的前提下互動的融合來起作用，來滿足轉型的中國社會現實需要。
三、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法律多元主義
馬克•維恩•霍克在第23屆世界法哲學大會的基調報告中曾討論了歐洲統合過程中法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於“在不同地域文化傳統相互影響愈益強烈的過程中，強勢的文化傳統往往處於支配地位，並且時常會驅逐、消磨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處於相對弱勢的文化傳統中的某些要素”，因此努力保護本地區部分的傳統和經濟，“提升後發國家的法律地位”，建立國家法和國家內部多元的、部分社會的法規范、以及歐盟法的三元法律構造這一多元體制至關重要。事實上，這種法律文化的多元化正如我們前文所述，是現代社會下，法律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這種法律文化多元主義正是我國研究法律文化的理論基礎。提倡法律文化多元主義的學者中，最有影響的一位是日本的千葉正士。其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對於作為國家法的正式法與非正式法之間具有復雜的交互關系，應當將包涵多元價值、理念的法前提予以概念化，並運用構成多元法體制的各種概念進行分析。千葉正士針對亞洲不同地域多元法體制下的國家法和移植法、固有法，進行法人類學、法社會學、以及法哲學上的分析論證，提出了法文化上的獨創概念——“法文化的操作性定義”。其多元法體制的法文化理論內核可以概況為是三種二元區分下二項對立，具體是指“正式法•非正式法”，“移植法•固有法”，“法規則•法前提”這三方面的二項對立。
⑦ 大學生法律意識論文3000字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中國正在逐步融入法治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都無法擺脫法律的約束而生存。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必須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這意味著，在高度規則化社會中，法律手段將被廣泛應用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不論是日常生活的點滴行為，還是宏圖偉業的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
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法律知識或法律技能。因此，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現代市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所謂法律素養，簡而言之，就是認識和運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質。一個人的法律素養如何，是通過其掌握、運用法律知識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識表現出來的。
法律知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制定法中關於規則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條文體系；二是法律學問中關於原理的知識，即所謂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論。一般意義上的學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條文，同時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適用的法律原理。
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人們的法律觀點和法律情感的總和，其內容包括對法的本質、作用的看法，對現行法律的要求和態度，對法律的評價和解釋，對自己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對某種行為是否合法的評價，關於法律現象的知識以及法制觀念等。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夠驅動公民積極守法。公民只有具備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守法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公民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內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還能使公民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權利和自由，積極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糾紛和爭議，自覺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和利益，主動抵制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行為。法律意識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觀念、法律理論、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構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層次，也是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所謂法律信仰，就是人們對法律的無限信服與崇拜，並以之為行為的最高准則。這種信仰能夠促使公民在法律框架下理性守法，從而實現法治目標。
⑧ 關於民法論文3000字
從民法的基本原則來認識公法與私法的劃分 關鍵詞] 公法;私法;法律規范體系 [摘要] 很長一段時間來,我國法學界不承認在我國法律規范體系中有公法和私法的劃分,過多 強調民事關系的國家意志性,忽視對公民和法人意志的尊重。近年來,隨著我國法制的不斷健全完善,我 們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觀點,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本文主要從民法的平等、自願、公平等基本原則的角 度來討論公法與私法的劃分。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與經濟高度一體化格局開始分解,民事方面和商事方面的立法 逐漸增多,我國法學理論中的否認公法與私法劃分已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我國的 法學家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和修正原有的觀點,接受公法與私法相對獨立的事實以及私法優先的觀點。 一般認為,公法主要調整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權利稱為公權。公法通常包括憲法、 行政法、訴訟法、刑法、稅收法和軍事法等。私法主要調整公民個人之間的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權利稱為 私權。私法通常特指民法。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立法中明文規定「公法」或「私法」概念。最早提出公法與 私法的劃分是古羅馬的法學家馬爾比安。他認為,有關羅馬國家的法為公法;有關羅馬人的法為私法[1]。 而最初的劃分意義只在於使研習法律的人們便於認識法律、了解法律規范體系,後來法學家們認識到, 更重要的是這種劃分有利於研究法律的價值導向。由於《羅馬法》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商品經濟的法律 ——《拿破崙法典》的基礎,因而,它的很多原理又為後世的許多民法系國家所普遍效法。 為什麼從羅馬法學家開始,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學家們都十分推崇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筆 者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一方面是為了防止體現每一個法律部門的固有本質或它的相對獨立性「異化」;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體現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公權關系的法律對體現公民與公民之間的私權關系的法 律侵擾,以便建立起涇渭分明的部門法體系。那麼,為什麼公有制國家建立後,要極力摒棄公法與私法的 劃分呢?究其原因,正像列寧所說是為了擴大國家干預私權關系的范圍,包括國家擁有廢除私人合同的 權力,以便形成蘇維埃國家賴以存在的公有制基礎。從客觀上看,列寧不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與布爾 什維克黨消滅私有制,實行土地、銀行、礦產、運輸等企業逐漸國有化的綱領和實踐是一致的。因為不這 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難以在沒有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萌芽的空地上建立起來。而我國法學理論在相當 長時期內也否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這與兩個原因不可分:其一,馬列主義經典之理論對我國約束太深; 其二,列寧的這一理論恰恰符合我國長期以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需要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全面 干預的法律要求。其實,恩格斯早就有公法與私法的觀點,在論述法律產生時就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 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 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 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2]這一體現歷史和邏輯統一 的論述,不僅充分說明了在法律的進程中私法先於公法,更蘊含著一個深刻的觀點,即公法、公共權力是 為私法而設立的。而我們過去卻恰恰忽略了這一論述對法律分類的意義。 在現代法律體系中,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現代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在現代國家 一切法律規范,無不屬於公法或私法的一方,而且因其所屬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效果。如何確立公法和私 法的劃分標准,大致有三種學說,其一為利益說,即以規定國家利益者為公法,以規定私人利益者為私 法;其二為意思說,即規定國家與公民之間的權力服從關系的意思為公法,規定有關公民相互間平等關 系的意思為私法(這也是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和性質為區分標準的法律關系說);其三為主體說,即公法主 體至少有一方為國家或國家授予公權者,私法主體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種學說為法學家們普遍認 同。要正確認識公法和私法的劃分,筆者認為還得從民法的有關基本原則上加以考證。 一、民事主體地位平等原則。平等是一個具有多種不同含義的概念。我們在此討論的是私法主體所 涉及的法律地位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3條規定:「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平等。」平 等原則是指民事主體享有獨立的法律人格,能夠獨立地表達自己的意志。作為民事主體當事人,是財產 在靜態中的所有者,在動態中的交換者,而不是國家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上級下級。即使是國家作為民事 主體,也必須受民事規范的約束,與其他民事主體保持平等地位。民事主體所享有的民事權利在受到侵 害時,平等地位受到法律保護。自然人生而平等;法人不論行業、性質、財產狀況,人格也一律平等(法人 的人格平等是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據)。從平等原則中就能讓我們領悟到,私法的法律關系是法律地位平 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它與公法的法律關系即國家憑藉公共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是截然不 同的。 不過,民事主體在人格上的平等,不等於在實際的民事法律關系中,每個當事人所享有的具體民事 權利和民事義務都是一樣的。在具體的民事法律關系中,各個當事人根據法律和自身的意志享有不同有 權利,承擔不同的義務,尤其是對法人而言,在權利的享有和義務的承擔上,還要受法人本身性質、法律 和行政命令以及法人的目的范圍等限制。 二、自願原則。《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它是指民事主體在從民事活動 時,應當充分表達自己的真實意志,根據自己的意願設立、變更和終止某種民事關系。該原則的確立就是 要賦予民事主體在法定范圍內享有廣泛的行為自由,實際上也是私法所奉行的意思自治原則的充分體 現。通過對傳統法學理論的學習和認識,可以概括出意思自治在三個層面上的內涵:第一,從法哲學和 法律社會學的角度看[3],意思自治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哲學思潮的直接產物,這大致可定義為,每個社 會成員依自己的理性判斷,管理自己的事務,自主地選擇,自主地參與。黑格爾曾在《權利哲學》里指出, 國家應當賦予其公民以擁有私人財產的權利的同時給予個人以自由締結契約的權利[4]。第二,從公法與 私法劃分角度來看,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其基本含義是私法主體有權自主實施私法行為,他人不得非 法干預;私法主體僅對基於自由表達的真實意思而實施的私法行為負責;在不違反強行法的前提下,私 法主體自願達到的協議優先於私法的適用,即私人間協議中變通私法。意思自治是羅馬法時期公法與私 法劃分理論的直接產物,它以承認民法是私法為理論前提,成為民法的精髓。隨著現代民法的發展,私法 自治分演為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三大民法基本原則。第三,從沖突法角度來看[5],意思自治 是指為當事人協商選擇處理糾紛所適用的准據法的權利。意思自治原則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商品經 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由於該原則恰恰符合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個人本位和自由主義 的思想,所以被《拿破崙法典》以來的近現代民法始終奉為一項神聖的法律准則。但隨著現代國家干預主 義的興起,哲學上個人主義和經濟上自由主義的衰落,也必然導致意思自治原則的削弱。從本世紀開始, 民法上的契約自由原則受到沖擊,民事主體之間的交易自由不得與公共利益、道德規范和占支配地位的 公共政策相矛盾、相抵觸,許多國家的法律對以損害或侵擾社會其他成員的方式使用私人財產的行為作 出較為嚴厲的處罰規定,按照被其他商人或整個社會認為是完全不公正的慣例而進行的商業活動則受 到法律的限制。這樣,就使得意思自治原則因注入新的內容而所改變。 三、公平、等價有償原則。法律的一個理念是追求正義的實現。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平等等價 值內涵,是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私法自然也將公平和正義作為其最終的理想。 《民法通則》第4條還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公平原則,公平原則是道德規范的法律化。該原則要求民 事主體應以公平的觀念從事民事活動,正當地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在民事活動中兼顧他人利益和社會 公共利益,同時,司法機關在處理民事糾紛時,應根據公平原則,使案件的處理既符合法律又公平合理。 公平正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但就從事民事活動的主體來說,公平正義理念的要求體現在:第 一,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必須為其每個成員的自由發展提供公平平等的機會,為其每個成員利益的獲取 和合理分配提供手段及程序規則,並且在利益分配和公平的實現出現不均衡時能夠予以有效補正及救 濟;第二,社會關系主體即社會成員的交易活動應當遵循普遍公認的行為准則,主體實現經濟目的的手 段應當是正當的、合理的,必須充分考慮社會利益並且自覺接受社會義務的約束。 根據《民法通則》第4條的規定,民事活動還應當遵循等價有償的原則。該原則在要求民事主體在從 事移轉財產等民事活動中要實行等價交換。任何一方不得無償佔有、剝奪他方的財產和侵害他方的權 益,如果構成對他方的損害,應負損害賠償的責任。筆者認為,該原則已涉及到交換對等之平等領域的有 關問題。例如在交換的交易中,人的正義感在某些情形下要求在允諾與對應允諾之間、在履行與對應履 行之間達到某種程度的平等。一般說來,合同當事人是通過行使其私人自治權來確定他們各自履行行為 的價值的,這與公法通過行使國家權力來確定公民行為價值是顯然不同的。 雖然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以其不同的性質、內容來進行的,但從以上所討論到的民法有關原則上考 證,法律確實有公與私之分。不能把公法領域的強制性原則適用於平等、自願、互利的私法領域,換言之, 要收縮行政權力在私人或民間領域不適當的延伸和干預。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下,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分 離,有利於明確私人的獨立地位,私人權利義務的協商性以及民事權利不可侵犯性,尊重公民和法人在 民事交往中的意志;也有利於樹立私法是公法及整個法治的法律基礎的觀念。 [參考文獻 ] [1] 潘念之.法學總論——國外法學知識譯外[M].北京:知識出版社,1982. [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8卷[C].第538-539頁. [3] 姚輝.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 [4] 〔德〕黑格爾.權利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5] 江平,張禮洪.市場與意思自治[J].載法學研究,1993,(6)
⑨ 社會學論文範例
社會學作為人文社科專業,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論教學、田野調查等領域,社會學專業實驗室建設成為深化社會學專業改革的必經途徑。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社會學論文範例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社會學論文範例篇1
淺析虐待老人問題的社會根源
“由於生理性衰老這一自然規律以及社會轉型過程中社會成員和群體在利益關系和分配關繫上的重新調整等原因”[1]，老年群體在整個社會結構體系中的社會經濟地位不斷下降，在物質資源佔有和政治權利保障等方面處於相對弱勢。這不僅限制了老年群體對於自身需求和願望的滿足，而且其利益訴求也容易受到忽視和侵害，甚至當利益受到侵害時，老年人往往出於畏懼、“家醜不可外揚”等心理，不能勇於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本文以中國現實社會情境為研究基點分析了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特質表現和治理困境，並且通過對相關理論研究進行梳理和反思，從“個體化”理論和風險社會視角深入挖掘這一問題的社會性根源，並以此為前提從減輕個體不安全感與促進社會整合角度規劃治理路徑，從而在社會生活中幫助遭受虐待行為的老年群體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一、失控：社會結構雙重變遷下虐待老人問題的獨特形態
發達國家虐待老人事件的產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齡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數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種必然現象。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除了人口結構老化這一普遍性原因外，該問題的“井噴”還與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一特殊歷史進程密切相關，這一點在中國體現得尤為明顯。與改革開放前的欠發達的社會相比，在社會轉型速度呈加速狀態的現代社會中，中國虐待老人問題無論是“在發生機制和問題性質，還是在數量規模、表現形式和社會影響力等方面呈現出新特點”[2]，致使該問題難以得到有效預防和控制，“失控”已經成為其特殊標識。基於我國當前“社會轉型化”和“人口老齡化”兩種同步性社會變遷的時代背景，筆者總結了我國虐待老人問題相比於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獨特形態。
(一)老年群體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現地域和城鄉的“階梯式”分布形態
由於生理機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經濟和照料服務上的較強依賴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對劣勢，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顯的普遍性。2010年，我國家庭內老年人虐待發生率為13.3%，呈現階段性增長的趨勢，遠高於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經演變為高危性的社會問題之一。而且，我國農村家庭內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顯著高於城市(農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發生率隨著社會經濟條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區為21.8%，高於全國其他地區，而京津滬地區最低，僅為5.4%。我國區域和城鄉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養等方面發展不均衡的現狀，是虐待老人問題呈現“東少西多、鄉增市減”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問題形成的根源難以確定，社會影響的“公共性”和“社會性”開始凸顯
在現代社會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勢(體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關系的緊張(代際沖突、子女拒絕承擔贍養義務)等因素的復合和集中加劇了虐待老人行為的發生風險。在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傳統風險要素可能會演化為新的風險或者相互交融，極大地增加了虐待行為發生的不確定性，相應的預防和治理措施也面臨更大挑戰。而從問題的預防和控制角度來看，傳統社會的法律和道德體系以“孝”為其精神內核，一旦違反孝道必然會受到古代法律的嚴厲制裁，從而有效預防和遏制該問題的產生和加劇。但隨著傳統社會控制手段在現代化進程的強烈沖擊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關系導致自我調節功能弱化，使得對於這類問題的控制力和約束力大為減弱，其影響也擴散至家庭邊界之外，成為影響社會秩序和社會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
二、虐待老人問題的治理困境：心理沖突與保護機制失效的交織
一方面，受虐老人對施虐者存在復雜心理。多數虐待老人事件發生於父母與子女之間。基於“血濃於水”的血緣關系，受虐老人出於保護子女的情感，往往將之歸於自己管教不嚴或教育不當，把責任歸於自身。並且受“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傳統的影響，有些老人往往擔心這類事件的傳播會損害家庭的聲譽，而不願主動向相關部門尋求幫助。此外，“養兒防老、老來從子”的依賴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嚴重依賴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賴於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們將無法繼續獲得照料，因而在尋求幫助前會感到擔憂，多數選擇忍氣吞聲，接受被虐待的現實。
另一方面，事前預防和事後處置的社會控制措施相對缺乏。道德與法律作為規范人類行為和調節社會關系的兩種手段，具備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國現有法律對有關虐待老人的規定，主要見於《憲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條文中，對虐待老人的概念闡釋和類型界定十分模糊，導致難以在法律上對這類行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門對涉老案件也不夠重視，執行乏力，未能使判決得到有效落實;有的基層幹部常常將虐待老人行為看作是“家內事”而聽之任之，責任意識嚴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為核心的傳統價值體系和道德系統日漸式微而新的道德規范尚未形成和完備之際，施虐者的行為缺乏心理約束，尊老敬老意識淡薄。而社會輿論作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難以對其施虐行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無法從源頭上遏制該問題的發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視角和策略規劃的重構與再造
對於現代虐待老人現象的形成原因，國內外學者分別從不同視角進行了理論分析。國外學者認為虐待老人與家庭暴力類似，強調施虐者和受虐者的個體因素。在美國學者對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較為流行的解釋有壓力論、暴力循環論、個人行為論和老人無能論[3]。而國內一些學者則更關注個人在家庭和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關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論”認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會環境和經濟情況的反映，老年人對照顧者的過於依賴的關系及社會孤立都會導致老年虐待風險的產生[4]。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可以發現：在對虐老問題的原因闡釋過程中，無論是主張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觀因素，還是強調個體與個體、社會的互動關系狀態，都反映出“單向化”的研究取向，即僅從“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會”等思維路徑探究問題。這種個體化思維和單向式視角很容易忽視對於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構成的虐待事實中主客體互動關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中出現了某種差異性分布，因此社會文化類型背景應作為分析該問題發生機制的一項關鍵因素。 這種由文化背景所決定的原因闡釋論在實踐中導致的後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現某種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國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權益主要是通過向其提供包括機構支持、社工服務在內的涉及廣泛的專業領域和不同的社會資源的綜合性社會支持來實現[3]。美國在解決公共性的社會問題上弱化了政府作為直接“干預者”的角色，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和專業機構的作用，依靠社會中介機制實現問題的自我解決。但是這種對策設計機制在我國缺乏社會資源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的支持，“強國家―弱社會”的權力格局導致社會資源分配處於不均衡狀態，長期“抑制了社會組織和自主性社區成長”[5]，因而依靠社會服務來解決虐待老人問題很難取得理想效果。更為嚴重的後果是可能導致“政府社區治理的行為失范嚴重，表現為越位、缺位和錯位”[6]等現象，難以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護，對於施虐者的法律懲處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難以落實，導致問題的進一步積聚和惡化。
因此，當前解決虐待老人問題治理困境的關鍵，在於拓展理論和經驗研究的視野和深度，立足於“社會轉型”的歷史變遷背景和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從制度層次和文化領域挖掘其社會性根源，從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實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議。
四、個體化與風險社會的共生互構：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歷史變遷
(一)現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會學家鮑曼對“個體化社會”的理論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在關於“個體化”含義的理解上，他認為個體化社會的結構形態是“社會形塑了其成員的個體性，個體則在他們通過交往編織成的相互依存之網中，採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們的生活行動造就了社會”[7]。並指出個體化“所承載的是個體的解放，即從歸屬於自己、通過遺傳獲得、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等的確定性中解放出來。這種變化被正確地看作現代的境況中最明顯和最有潛在優勢的特徵”[8]。但同時也意味著個體與傳統知識結構、固有信仰和社會規范“脫鉤”，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價是安全感開始喪失。風險社會在社會轉型期“碎片化”社會結構中其威脅也呈幾何級增長，解放了的個體的御險能力也迅速降低，並且“社會變遷中集體規范的缺乏勢必在價值觀和心理層面影響到個體安全”[9]，原本為個體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為依賴的社會保障機制(如單位制)的瓦解使現代人的社會心理出現劇變，“心靈安全”的喪失成為現代社會影響個體心智結構的突出問題。
(二)個體化社會的本土化表達：自我主義與制度變革
由於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經濟模式”，使處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的中國社會具有典型的傳統性與現代性交織融合的時代特徵，中國社會“個體化”的發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某種異變，在社會結構急劇變遷的時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義傳統、轉型期的制度環境”[10]等本土傳統和現實狀況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的“個體”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這種以“己”為中心所構築的關系網路是依據個體來確定生活邊界並作為風險屏障，顯然不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公共精神，並且與西方“團體格局”中具有明確權利義務關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鮮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前的“總體性社會”在劇烈的制度變革推動下將大量組織化的個體推向社會領域，被單位制和組織化生活所模塑的個體精神世界受到強烈沖擊。不僅個體與社會聯系紐帶出現斷裂，而且在既無傳統儒家孝道倫理又無集體主義約束的情況下，衍生出大量“個人只強調自己的權利，無視對公眾或他人的義務與責任”的“無公德個人”[11]，建構具有現代意義的市民社會的任務任重而道遠。
可見，中國個體化社會的到來在使個體充分解放的同時，道德性缺失也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不斷膨脹的自我主義導致封閉穩定的家庭結構逐漸喪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機制的缺失，使家庭關系在持續緊張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會轉型期虐待老人問題的時代治理導向
消除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往往要通過在“自己的自我規范和社會責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進而建構起“本體性安全”，即“大多數人對其自我認同之連續性以及對他們行動的社會與物質環境之恆常性所具有的信心，這是一種對人與物的可靠性感受。”[13]這意味著必須通過培育公民“責任倫理”來加強社會團結，重構和諧穩定的家庭關系，消除個體化所帶來的負向效應，最終塑造具有強烈公共道德的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從而破解個體與家庭張力的時代難題。
(一)依靠制度建設完善老年群體的法律保障系統
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對於現代國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為目標的政府在職能應用上應淡化行政色彩，推動“管理”向“治理”升級，強化在基層社會問題領域的服務性功能。具體而言，要以制度為先，進一步細化和明確《老年人權益保障》在禁止和預防各種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規定和懲罰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堅實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嚴格執法是治理該問題的關鍵環節。政府應協同立法、司法等部門，加大執法力度，優化執法效率，提高執法水平，著眼於實際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靈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應用性和嵌入性，切實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二)努力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和服務性社會組織建設
“社區”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溝通渠道的橋梁，能夠依靠其地緣性優勢吸收政府的相關資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並及時將問題反饋給上級部門，從而使問題得到有效處理和解決。社區在“社會治理”的政治語境中的協同治理的主體性地位必須得到法律形式的認定和自治權力的讓與，政府與社區對於“權力蛋糕”應進行合理分配，對基層社會事務的處置許可權也應進行制度化界定。同時，必須充分發揮社區建設的自主性，針對社區居民的實際需求引導服務型社會組織深入到社區內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區內部設置公益性或營利性的醫療機構和法律求助咨詢中心，為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相對處於弱勢的老年群體搭建問題反映平台，及時、有效地介入到問題家庭的矛盾之中，減輕事件發現不及時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提高反應效率和解決效果。
(三)推動具有中國意蘊的時代性家庭倫理的建構和發揚
我們必須著眼於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內核與傳統文化中的倫理精髓進行“流程再造”，重點挖掘和創造體現時代精神和傳統美德的行為規范，提升家庭生活對於每一個原子化個體的吸附力，從而彌合個體與家庭、社會之間的“斷裂”狀態。通過對傳統倫理的“揚棄”並與現代價值觀念加以融合，對於中國“家文化”的復歸和弘揚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利於喚起公眾對於老年群體社會地位和價值的認同和尊重，從而為防止虐待老人行為的發生奠定心理基礎，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問題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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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對法的認識學術論文
法律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必然產物，它以正義的存在為基礎，以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其實施。我整理了對法的認識學術論文，歡迎閱讀!
對法的認識學術論文篇一
淺談對法律和法學的認識
摘 要：法律是受國家保障的、調整人類共同生活的和通過解決人類矛盾的普遍規范的概括。法學是以解釋性的闡述和批判為目的，通過解釋和辯論對法律就行的研究。從它們的概念可知，法律與法學不能劃等號，它們之間有很大不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應該將法律和法學的概念區別開來，以便我們更好的研究法律、應用法律和適用法律。
關鍵詞：法律;法學;區別聯系
法律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必然產物，它以正義的存在為基礎，以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其實施。法律亦是一種社會規范，即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范，它要求我們每個人都遵守，一旦違反法律，就會得到相應的懲罰。由於法律觀念的淡薄，很多人不能正確認識法律、意識不到法律的作用，認為法律只與司法工作人員、律師、犯罪行為人、受害人等從事法律工作的人以及觸犯法律和因別人觸犯法律而遭受損害的人有關，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需要法律。其實，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法律具有普遍性，它遍布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我們去超市買瓶水這樣一個簡單的行為也是一種法律行為。離開法律，整個社會將無法運行。
法律不同於道德，也不同於風俗。它不靠個人良心來保證其實施，也不因社會的關注而改變其性質，它是由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的。社會之大，人們的行為也是千奇百怪，不是每一種行為都受法律的約束的，它們需要受道德或是風俗的規范，而有一些行為，僅靠道德或風俗又是不能制止的，我們必須依靠法律來強制實施。因此，我認為法律、道德與社會風俗共同制約著人們的行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逐漸發展起來的。當一定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道德風俗，這些行為已不能被人們所容忍，人們需要一些特殊的規范來滿足他們的需求和願望，於是就產生了法律。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我認為法律起源於社會風俗和道德規范，它的制定不得違背道德和社會風俗，然而，它又是較社會風俗和道德規范更深層次的社會規范。它是在不違背道德和社會風俗的前提下，由統治階級制定的，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體現統治階級意志同時又制約統治階級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法律是順應人們的需求和願望產生的，它不能讓人民失望，這就決定了法律必須具有正當性。法哲學的題目是“正當法”、“正義”，這也體現了法律的正當性，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應當思考“什麼是正當法”以及“如何認識和實現正當法”。法律和正義緊密相連，法律應當達到保護正義之目的，不能保護正義的法律不能使人們信服，最終會被人們推翻。除了正義，公共利益也是法的一個目的。針對對法的公共利益的思考，曾經有學者提出了“惡法非法”和“惡法亦法”的命題。有人認為：“即便惡法也還總有某種價值——對法保持懷疑的價值。”的確，人們不能因為法是惡法就不去遵守它，既然它能夠被作為法律制定出來，總有它存在的價值，至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是有價值的。如果制定出一部法律，人們因為認為它是惡法就不去遵守它，那麼法律的強制性還能得以保障嗎?這樣，法律還有什麼威懾力可言呢?另外，如果法律經常變動，也會減弱法的威懾性，因為經常變動的法會給人一種不確定的感覺，覺得遵不遵守它都無所謂了，所以，法律應具有穩定性的特點。在惡法還不宜變動之前，為了保持法的穩定性，我們也因該遵守惡法，當然，如果惡法具備被廢除的條件那就另當別論了。
由於，法律是順應人們的需求和願望產生的，因此有人認為凡是對人民有利的就是法。我認為這種觀點是極其錯誤的，是否對人們有利的標準是很難判斷的。如果法的制定者打著對人民有利的旗幟，制定一些有利於自己的法，而這些法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可能並沒有利，這樣，在法的制定過程中，我們就沒有做到法治，我們又將如何在法的實施過程中做到法治呢?總的來說，我認為法律被制定出來就應該有它存在的道理，應該具備可實行性，所以我們應該遵守法律、正確認識法律。另外，法律是以限制人的自由來保障自由的，它應該具有強制性、穩定性、正義性和普遍約束力，這樣它才能夠保障社會秩序的有效進行。
法律是每個人理所當然應當遵守的，在現實生活中，法律的規模和復雜性在不斷的增長，對於法律的研究和解釋需要法律的專門人員。為了研究法律，法學家就作為專業人士出現在社會中，並構建了自己的職業團體。但僅僅有專業知識並不意味著科學性，為了體現科學，法學就應運而生了。我國學者綜合了多種學說的共同點，將法學定義為：“法學是專門以法律現象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知識和學科的總稱。”法學的研究對象是法律，法學的方法是闡釋和論證。法學研究的法律不僅是一個國家現存的法，也研究過去的、失效的法，法律史是法學的基礎學科。
法學具有科學性、意識形態性、實用性和理論性，它自身有一套獨立的概念范疇和理論原則，它是一定時代社會法律生活在理論上的反應，它同法律實踐有著密切的聯系，為法律的發展提供了理論知識。法學還通過關注法律的社會現象來對這一現象作出價值評判，揭示法律主體與法律客體之間的關系、法律實踐所帶來的後果，為我們判斷法律的好壞提供了客觀標准。
法學是文化學科，它對於法律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法學通過解釋和論證各個時期和不同國家的法律，加深了我們對於法律的理解，它不僅解釋了法律現存的現象和意義，還能夠運用它對法律現象的研究來預測法律未來的發展方向。一些法學家還在研究法律的過程中，對比各種法律的有點和缺點，為將來法律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建議，為法律的進一步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另外，法學體系還給學校提供了法學教育，為培育出法律專業人才做了不少貢獻，它所培育出來的法律工作者能夠將專業文獻同司法具體實踐相結合，不僅能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法律問題，而且有助於以後法學的發展和法律的完善。
總之，法律和法學既相區別又有聯系。法學來源於法律實踐，又指導著法律實踐。但它並不完全受法律實踐的約束，處處表現出對法律實踐的超越。它不僅揭示了法的現象，也指導著法的規律，不僅反映了現實的法，還預見法的將來。
參考文獻
[1]羅傑·科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2]羅大華.法制心理學詞典[Z].北京：群眾出版社，1989.
[3范進學.法的觀念與現代化[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
作者簡介
史素紅(1991-)，女，河北省石家莊市，學歷本科在讀，專業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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