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的成熟狀態是什麼時候

Ⅰ 美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一)西方經濟法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
「經濟法」一詞最早見於法國空想主義者摩萊里的著作《自然法典》中,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出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盛行重商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張政府對本國經濟給予扶助,甚至不惜通過戰爭以打擊?排擠外國的同業競爭者?這一時期,經濟法缺乏產生的現實基礎?自18世紀到19世紀末,資本主義處於自由市場階段,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崇尚亞當·斯密古典市場經濟理論和理性主義國家職能說?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經濟領域國家充當「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統治成為國家的中心職能?國家雖然也要對一些社會經濟進行管理,但從屬於國家的政治統治[1]?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發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發展沒有為國家干預意義上的經濟法留下多少餘地?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經濟危機連續發生?特別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使不少國家遭到重創?各國政府為了解決危機帶來的問題,紛紛打破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絕對界限而全面介入經濟生活?這時期主流經濟學是國家干預主義說,代表人物為凱恩斯?他在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系統提出了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系列觀點和政策主張?可見,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後,「看不見的手」已不能完全適應市場需要,要解決市場中存在的問題,只能運用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由於政府介入經濟生活,打破了傳統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劃分界限,在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單純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決的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需要一個新的法律部門來調整,這就是經濟法?20世紀70年代後,國家干預主義遭到質疑,以供給學派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卷土重來時期,凱恩斯主義的統治地位被新經濟自由主義所取代?供給學派不反對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干預,但堅決反對國家過多和全面的干預?認為經濟生活應以市場直接的自我調節為主,國家間接的宏觀調節為輔?
(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產生發展概況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產生之前,調整經濟關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資本主義國家十分重視市場秩序規制立法,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國家都強調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與監督,著手制訂各種不同的計劃,試圖在「無形之手」和「國家之手」之間找到一個最佳點[2]?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市場競爭自由與政府調控權威相得益彰?德國經濟法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一戰前),這時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國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的第一部法律——《保護商標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斗爭法》?第二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頒布的經濟法有《一般授權法》?《關於限制契約的最高價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的魏瑪共和國為了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一方面廢除了戰時經濟統製法,另一方面又沿襲戰時經濟法的立法原則,先後頒布了《卡特爾規章法》?《煤炭經濟法》?《鉀鹽經濟法》?《防止濫用經濟權法令》等一系列經濟法,從而開創了把經濟法這個概念明確用於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德國分裂為東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國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下,走上了「第三條道路」,實行社會市場體制?戰後初期,根據佔領軍的指令,實行《反卡特爾法》?1966—1967年德國發生了經濟危機,為了保障經濟持續增長,頒布了《促進經濟穩定和增長法》,該法是實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藉助經濟法通過兩種方式介入市場,亦即經濟法通過兩種方法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其一,維持競爭秩序,發揮市場機能;其二,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及市場運行予以規制,發揮政府調控作用[4]?日本經濟法產生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20世紀初期,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壟斷資本主義逐漸形成和壯大?日本的卡特爾在明治中期已產生,最初,日本對卡特爾採取保護與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後頒布《出口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產組織法》,它們屬於規制未加入卡特爾的組織使之從屬於卡特爾的強制卡特爾法,1931年《重要產業統製法》和1932年《工業組合法》也是促進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戰後,日本統治者在恢復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非常重視運用經濟手段調整和管理經濟,制定了大量的經濟法?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財閥復活壟斷資本,日本政府於1947年頒布了《關於禁止私人壟斷和確保公正交易的法律》,還頒布了《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進入20年高速發展期,這時期的重要立法有《企業合理化促進法》?《中小企業基本法》?《農業基本法》?《消費者保護基本法》等?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圍繞擺脫危機?振興經濟?通過立法活動不斷完善原有的各種經濟法,這一時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機防止法》?《穩定國民生活緊急措施法》?《石油供應適度化法》?《關於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業破產互助法》?美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世紀末至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前),產業革命完成後,美國出現了對自由競爭產生極大妨礙的壟斷,引起了人們普遍憂慮和不滿?美國政府審時度勢,主動出面干預,頒布了一系列反壟斷和反限制競爭的法律?主要經濟立法有:1890年國會通過了《保護貿易和商業免受非法限制與壟斷之害法》,後又通過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二階段(自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羅斯福上任後,通過頒布經濟立法全面干預經濟生活?這期間,美國頒布了70多部經濟法令,如《緊急銀行條例》?《金融改革法案》?《產業復興法案》?《土壤保護法》?《新農業法》?《國家勞動關系法》?《恢復和救濟法》等[6]?第三階段%26lt;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26gt;,二戰後,美國運用凱恩斯主義理論,自覺用經濟立法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手段則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經常性和必然性手段?這時期的主要經濟立法有1981年《經濟復興稅法》?《經濟復興法》和1986年《稅法》等?
希望對樓主有所幫助...

Ⅱ 急求 大學選修課 《宏觀經濟微觀企業與個人發展》的論文 要求2000字 謝謝各位了

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一樣，經濟法不是自古就有的「神話」，而是法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注1）作為法律家族的一個新成員，經濟法誕生於現代社會，其產生有著深刻的經濟、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發展的必然性，對此不少學者已做過各具特色的論證，本文不再贅述。（注2）而關於此一點我們的表述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從自由競爭時期進入壟斷階段，生產力不斷提高，令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深層矛盾進一步激化，使復雜多變的經濟生活產生了市場機制難以調和的矛盾，要求國家機器結合價值規律作出職能調整，對經濟生活進行直接干預、參與和協調。正是這種市場「無形之手」和國家「有形之手」的互動，推動了傳統法律體系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出現內部的分化和重組；同時法哲學和經濟學理論等相關思想文化的發展，也為經濟法律觀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准備，最終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導致經濟法作為一個嶄新部門法的產生。（注3）

（一）西方經濟法（資本主義經濟法）的發展歷程

學界一般認為，經濟法產生於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世界，正式肇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注4）當時美國和德國的經濟實力在資本主義工業國家中名列前茅，一貫奉行自由放任經濟的美國雖然屬於英美法系，沒有劃分部門法的傳統，卻在之前制定了反壟斷性質的《謝爾曼法》，並在德國經濟法產生的同期對此類法律進行增補，促使它們得以真正施行，開創了從總體上由國家對經濟進行消極干預的先河；（注5）而屬於大陸法系的德國，一開始走的則是經濟統製法的路子，且在相關的法律中正式使用了「經濟法」這個詞，並由以思維嚴謹著稱的德國法學家對這種國家積極干預經濟的形式進行研究，提出了經濟法的概念，創立了經濟法學。（注6）雖然初期的經濟立法在不同國家形態內容各異，因各國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的不同有著各自鮮明的特色，各國對經濟法的認知程度和范圍界定也有差別，但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共通的問題，亟需政府放棄「守夜人」的角色，通過更多強有力的手段（特別是社會化的法律調控手段）干預經濟活動，同時也引起了（大陸法系國家）職業法學家的關注和重視，則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了比較一致的現象。（注7）

經濟法真正轉入相對成熟期，成為現代法律體系的重要成員或者說是「後現代法」的起點，則應當是資本主義國家經過長期的市場經濟發展實踐，發現不但存在「市場失靈」，而且也存在「政府失靈」問題，遂開始放棄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理論的主流地位，有意識地以新經濟學理論為指導來協調市場自律和政府幹預的矛盾，並嘗試從法律上共同糾正來自市場和政府兩方面力量的缺陷。（注8）盡管西方國家在不同時期法律調整經濟的側重點都不盡相同，對經濟法本質的認識也並非完全一樣，但是經濟法社會本位法的屬性（或曰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卻在現代社會政府幹預經濟生活和法律社會化運動的歷程中開始明晰起來，（注9）昭示了一種立足於現代社會之上的、與傳統截然不同的「時代精神」。（注10）

（二）東方經濟法（社會主義經濟法）的發展歷程

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道路可謂一波三折，經歷了辛亥革命所引發的第一次法律革命，新中國成立所形成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和與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注11）在當代中國社會產生並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法，遂成為由「發展現代市場經濟」和「建設現代民主政治」匯合而成的改革與發展的時代主旋律的積極回響。（注12）

社會主義中國是東方經濟法的代表國家，中國經濟法的概念發端於黨和政府的理論家胡喬木同志根據其1978年7 月在國務院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整理成的長篇論文《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注13）其後一系列政府文件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的要求制定經濟法律法規的言論中頻繁使用的「經濟法」字眼，使得相關的立法實踐和理論研究開始啟動。由於當時中國剛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經歷了之前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正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未來發展方向還不大明朗，學術研究中姓「社」還是姓「資」的敏感問題也令學者們不敢放開手腳，所以在蓬勃發展的各種經濟法理論中，比較有影響力的學說多半跟政治、經濟制度基本相同的前蘇聯經濟法學說「原樣照搬，如出一轍」。（注14）當然，這也算是一種學術上「省時省力」的權宜之計。

隨著1986年我國《民法通則》的頒布及權力機關一紙《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的出現，（注15）日益壯大的民商法獲得了其應有的地位，而經濟法的地位雖然也得到了正式承認，但其界限卻被人為劃定了大致的圈子，使得經濟法基礎理論的各種學說觀點發生改變。學者們因之在一件事情上基本達成了共識：經濟法只調整一定范圍內的經濟關系，與民商法的調整范圍是有區別的。到了90年代初，隨著東歐劇變和前蘇聯解體，以及我國決定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很多經濟法的理論結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和調節機制再次隨勢而動，出現明顯的調整。但經濟法理論界對內於一些基本問題分歧仍然比較嚴重，對外則與行政法的研究領域發生了較大的摩擦。（注16）

在實踐中，我國到目前為止雖然在經濟法主體、市場規制、宏觀調控方面頒布了大量的經濟立法，初步形成了一個經濟法律群落，卻仍然缺乏統一的理論指導，立法層級不高並且體系不完善，而且直到現在還沒有出台單獨的《反壟斷法》、《國有資產法》，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隨著1999年《合同法》的頒布施行，以及原來的《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同時廢止，宣告了合同制度對經濟法體系的排斥，也發出了一個初步的信號：經濟法的理論和實踐出現了脫節的跡象。（注17）而在法院進行機構改革的過程中，更是把原來的經濟審判庭撤銷改為民事審判庭，表明了司法機關在審判實踐中的一種極端不合理的狹隘的「小民事」傾向，（注18）一切似乎都在朝著不利於經濟法的方向行進，令經濟法的理論和實踐發展暫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頓境地。

我們必須承認，自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後，與在中國相對平穩發展的民商法理論和實踐相比，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可以用「峰迴路轉」這個詞來形容。這也從某種角度上說明了其本身的不成熟和不穩定以及發展的迅速性和曲折性。這些年形形色色經濟法理論的層出不窮和大多數理論的「短命」狀態，已經說明學者們在中國研究經濟法現象這個新生事物是多麼復雜和不易的事情。

但是，作為經濟法理論的研究者，我們要對未來充滿信心，因為「對於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與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的過程。」（注19）我們不奢望這篇文章可以建立起一種研究經濟法的新體例，但卻希望能夠藉以拋磚引玉，將經濟法的理論研究從陳舊的傳統思維和浮躁的學術風氣中喚醒，則幸莫大焉。

一、經濟法的缺位問題

這里所說的經濟法缺位，主要指自經濟法於現代社會產生後在各個方面上地位（位置）的缺失，使得經濟法應該具有的價值和功能在經濟生活中無法得到充分實現，有些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有些則在我國表現得更加突出。由此在社會主義中國造成的某些問題已經引起了經濟法學者的注意，（注20）但大多數問題我們還重視不夠或者沒有進行系統研究，這與經濟法作為獨立部門法的地位是不相符的。以下將主要從經濟法的歷史發展、社會本源、理論研究、法律實踐和價值體系五個方面來論述經濟法的缺位問題，但在展開論述之前，我們先來探討一個重要的關於如何認識經濟法本質的小問題：

（一）寫在缺位之前 - 一個邏輯前提的「缺位」

從馬克思主義法哲學的角度看，經濟法橫空出世的實質是經濟發展和法律發展互動的產物，即「經濟發展最終決定著法律發展，法律發展又對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反作用，經濟與法律是互動發展的辯證統一體」。（注21）進一步從經濟與法律互動的角度看：經濟法的產生、興盛和發展，就是要回應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抑制現實經濟生活中愈演愈烈的經濟個體權利自由有害擴張和政府權力意志無限膨脹，平衡和協調國民經濟的運行。經濟法的功能就是法律對經濟關系能動性反作用的突出表現，是經濟與法律和諧統一的需要，這可以成為我們理解時下頗有人氣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市民社會－政治國家」）認知模式和「政府幹預－干預政府」調整模式局限性的一種重要途徑。

筆者認為，這些認知和調整模式都是建立在傳統的「市場（社會）－政府（國家）」二元理論框架下的，其基本特點是將政府和市場作為對等的非此即彼的兩個主體、兩方面的力量、兩種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當市場出現缺陷時，需要政府權力適當介入和干預；而當政府對市場的調節失靈時，又需要對其行為加以限阻和規制。政府對市場的正確干預需要法律的確認和引導；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又需要法律的禁止和糾正。唯因市場不能形成自己的獨立意志，只是一種經濟規律的體現，而致政府身兼「規律認識主體」和「意志執行主體」雙重角色，由此簡單邏輯可以或明或暗地推導出經濟法的本質就是「規范政府幹預之法」而不可能是其它。（注22）時下流行的國家（政府）xx論、經濟行政法論皆與該理論邏輯相聯系，只是在這個邏輯構造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不同的國外經濟學理論預設模式而已，敘述的角度和側重點自然就有較大差異了。（注23）

當然，此種理論分析框架本身並無大錯，它是經由總結西方各國經濟學和經濟法發展歷史得來的經驗產物，（注24）有其特殊的存在合理性（尤其是方便於對歷史上和當代的西方經濟法作定性定量分析）甚至具有局部真理性。但要在21世紀的社會主義中國繼續套用這個「萬能公式」研究經濟法，我們恐怕就該費一番思量了。

該理論框架或者說邏輯構造強調了一個重要前提：市場（社會）與政府（國家）必須永遠處於一種制衡狀態，它們是兩種獨立對抗之「力」；卻忽略了另一個重要前提：市場（社會）與政府（國家）良性互動的現實性及相互協調的可能性，因此這個理論框架是有潛在邏輯缺陷的，而它偏偏又是在總結西方經濟和經濟法的發展歷史基礎上得來的。進一步說，所保留的市場和政府「對抗制衡」前提是與西方講求分權與制衡的憲政制度及文化傳統相聯系的，所以該邏輯前提無形中在西方倍受重視，也符合西方的思維習慣；而所忽略的市場和政府「互動協調」前提，則由於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質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局限，西方學者相對認識不足，直至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沉痾積重難返，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全世界的提出才得以好轉。再從世界兩大法系來看：大陸法系「公私分野」的傳統，突出了大陸法系經濟法律調整框架的這個邏輯前提缺陷，雖然「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進程淡化了「公」、「私」的界限；英美法系「民行不分」的做法，使得經濟法律調整框架中的這個邏輯前提缺陷轉為隱性，卻也同時緩和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性。這或許可以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大陸法系國家富有經濟法的理論卻致經濟法實踐不彰，而英美法系國家盛行經濟法的實踐卻不給經濟法正名的「難解之謎」。（注25）

我們認為，市場和政府「互動協調」這個邏輯前提的「缺位」，恰恰正是歷史上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法制度構造缺位的集中表現，也可以成為我們理解為什麼在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不存在真正經濟法的一條重要門徑。經濟法的五大缺位問題，從根源上講都是從這個邏輯前提「缺位」而來。

（二）經濟法的歷史發展缺位

隨著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開始，生產方式的改進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商品經濟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同時也導致了生產社會化與以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為基石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並拓展到經濟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開始導致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時期，壟斷加劇，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廣大民眾的經濟環境和生活狀況惡化，階級矛盾進一步升級。

一方面，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通過法律對社會經濟進行調控和規范，在一定限度內改良經濟基礎，以期緩和經濟和社會矛盾，穩定政治統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集中表現就是國家主動通過法律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由於大陸法系嚴格「公私」分野的傳統，無法通過原有法律自身的修正突破私權至上的傳統民商法難以維護正常競爭秩序和對經濟宏觀調控不力的局限，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主義經濟法便作為一個新的法律部門產生了。（注26）資本主義經濟法在二戰後逐漸走向理性和成熟，擺脫了為應付戰爭需要和經濟危機的「隨機、被動的實用主義性質」（注27），把立法的重點放在了宏觀調控、社會福利和促進科技進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後，西方國家為了渡過難關，對市場和國家的關系認識更加趨於合理化，對運用法律等手段綜合調控經濟運行的技術和經驗也更加豐富，完全值得我們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加以大膽吸收和借鑒。

但是，資本主義國家自經濟法產生之初就側重於把經濟法當作一種執行經濟政策的工具，（注28）由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局限性，因此從理論上缺乏對經濟的法律調整本質的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也決定了資本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天平始終是向私有制傾斜的，（注29）不論法的社會化浪潮如何來勢兇猛，也不論混合經濟如何興盛發展，這些表面現象背後的語言是：一旦國家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需要調整經濟政策，以代表社會全體成員面目出現的公權力觸角就會迅速轉向，堅決讓位於私權領域甚至幫助個別私權的擴張，與此種並非完全理性的經濟政策聯系緊密的經濟法自然要受到沖擊。（注30）例如日本是公認的經濟法比較發達的國家，其經濟法師承於有著濃厚學術傳統的德國而又根據本國經濟的特色有所創新，對於二戰後日本經濟奇跡的創造居功至偉，但處於核心地位的競爭政策法的發展意向卻是不穩定的，經歷了支持壟斷到反對壟斷數次反復，最終才在廣大民眾的強烈聲討下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對其本國經濟法理念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注31）而許多西方國家在「滯脹」後根據不斷興起又迅速衰落的各種新經濟學說，經濟政策的重心已經圍繞著市場和政府做了多次調整，並且步伐不甚統一，這種面對時好時壞的經濟狀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和「各人自掃門前雪」的作風，在客觀上也加劇了經濟法統一理念形成的難度，使得經濟法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缺乏協調度和穩定性，很難同傳統法律有一個清晰的界限。（注32）

經濟法這種定位飄忽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國家本身難以完全解決的，經濟法雖然為社會本位法，卻在私人所有權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受到「私權警戒線」的困擾和局限，難以真正客觀穩定地居於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這一基本點。（注33）或者說，雖然資本主義經濟法仍然在發展，其中的非經濟因素也在逐步減少，但它的「社會本位」中所摻入的異質並不能徹底清除，令其在法律體系中應有的地位未能完全顯現出來。

另一方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改良主義思潮」，在資本主義統治基礎比較薄弱的國家，無產階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為指導，通過暴力革命推翻了原來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注34）但是在初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經濟高速增長後，這種「以單一公有制和權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經濟體制為本質特徵的」（注35）經濟基礎開始顯露出「後勁不足」的毛病，成了相對低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也是前蘇聯各界領導人不停地搞經濟體制改革以求振興國民經濟的根本原因（包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處於不斷的改革和嘗試中）。前蘇聯雖然曾於70年代擬定過《蘇聯經濟法典》要點草案，但是由於國家根本不承認任何「私」的東西，（注36）理論界出現的也不過是對經濟關系幾乎無處不包無所不容的「大民法」和「大經濟法」之爭，連社會主義民法都成了公法，反而沒有了經濟法的合適位置。只有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惟一一部經濟法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經濟法典》，調整國民經濟領導和社會經濟組織活動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可以說是前蘇聯拉普捷夫縱橫統一的經濟法觀點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實踐。（注37）

「有一種觀點只承認西方國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干預而產生了經濟法，而社會主義國家是在沒有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因為創設經濟制度而產生了經濟法。其實不然，創設經濟制度的不一定是經濟法（往往是憲法），社會主義國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更多地採用行政命令和政策規范經濟活動，即使有個別經濟法律規范，也只是經濟法的萌芽，尚不能是真正意義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注38）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進一步說，由於沒有客觀地分析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僵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系，過分強調國家對經濟的直接管理職能，政府運用行政手段深入到經濟的微觀領域甚至企業內部，成了企業的「管家婆」，同時對市場調節機制的性質認識不清，排斥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作用，反而造成效率低下，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注39）而隨後國家進行的改革又沒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市場調節機制與國家調節相配合，呈現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極端狀況，最終導致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發展不甚成功。隨著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各國的經濟改革也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徹底轉向，並讓社會和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僅從非嚴格意義上看，雖然原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兩國官方認可了經濟法，（注40）但總體來看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法是缺位的，性質更類似於經濟行政法，因為它所體現的這種國家對社會經濟的全面組織管理絕非通常意義所講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國家干預，經濟法沒有真正獨立的空間。（注41）

我國歷經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後，黨和國家痛定思痛，決定將工作重心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逐步將原來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變革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隨著對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入，最終於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改革目標，提出了完善市場經濟法制環境的要求。（注42）而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又明確提出：「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後，正式開始了與世矚目而又任重道遠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建設。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接下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就是如何理解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的改革要「注重製度建設和體制創新」，進而確立經濟法在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位置。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還是原來社會主義國家所遺留「經濟法」思維的一種延續？或者乾脆為這種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結合另闢蹊徑？經過我們剛才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實前兩種經濟法模式都存在缺位問題，這是造成我國經濟法缺位的歷史根源。（注43）由於真正的經濟法在我國的產生和發展時間不長，我們要明確它的定位和發展方向，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種「騎虎難下」的困境。相比較而言，資本主義經濟法的功能在80年代後更具有完整性，從經驗和技術上值得我們借鑒，但又不能盲目迷信、排斥創新，忽視我國市場經濟不同於西方的制度傳統和發展過程，以及政府在其中無以替代的導向作用。（注44）以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性質的市場經濟以及分別在各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法將長期存在，互相取長補短，從形式上存在一種趨同的方向。（注45）但完整意義上的更能發揮其應有功能的經濟法，應當出現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中國，這絕對不是口號，而是一種必勝的信念和理性的預期。

（三）經濟法的社會本源缺位

學者們一般認為，經濟法為社會本位法，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己任，（注46）對此少有異議。但一個新的問題也產生了，那就是任何利益都應該有明確的承載主體，社會（公共）利益來自於全體社會成員，那麼其承載主體或者說代表主體是誰呢？（注47）隨著國家和社會向現代化的演進，人們已經逐步認識到在實現個體利益的過程中應當注意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的實現也應當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得益彰。但由於個體利益的偏狹性和經濟個體的逐利性，它們不可能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真正維護者，（注48）於是國家藉著其超越社會的形象代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干預人們的生活。可惜國家畢竟是一個抽象的主體，它也應當具體化為一些現實的政府部門或行政人員，這就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集團利益、政黨利益對政府機構的滲透與干擾及我國的地方利益、部門利益獨霸一隅提供了條件，反而令國家能夠切實公正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立場值得懷疑。（注49）事實上國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必不可少，要不然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的經典論述。（注50）但政府畢竟不是萬能的，也有幹得不太出色的地方，甚至在某些方面政府可能表現得完全不能讓人滿意，同時還需要法律限定其職權的過度擴張。（注51）所以僅憑政府這柄「雙刃劍」的一己之力，其代表社會（公共）利益行使各種管理職能的效率和可信度必將大打折扣。（注52）

我們先把目光投向西方社會，西方在「社會國家化」和「國家社會化」的相向運動中，沖破了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藩籬，雖然產生了一個既不是純粹私人的也不是真正公共的領域，（注53）但在社會層面上並未出現權力真空或者權利真空。其主要原因是在西方還有一個與政府和市場這兩種力量相平衡的「包括各種社會團體、民間非營利組織、宗教團體等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民間組織」之第三部門存在。這些組織具有組織性、志願性、非營利性、民間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點，（注54）它們是協調個人利益和個人利益、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社會中堅力量。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政府組織在從事經濟社會發展事業中異軍突起，發揮了政府和市場難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填補了社會經濟發展領域上的一些空白，諸如環境保護，消除貧困和落後地區的教育等。雖然很多工作政府也在做，但事實證明，非政府組織往往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注55）

而且「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日益證明，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政府與市場之外的領域越來越凸顯，它是與社會的多元化相伴而生的並生發出政府與市場都無法有效解決的新需求。這一空白點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去填補。」（注56）特別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為市場經濟體制後，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正處於轉變和調試之中，新興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尚待進一步確認和伸張，政府和市場兩方面的力量都存在「缺位」和「越位」並存的現象，發展新興社會力量以填補需求空缺，抑制各方「非法越界」的問題便顯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20年中，國家通過縮小控制范圍、改革控制方式、規范控制手段，逐步擴大了社會的自由活動的空間，促成了國家與社會間的結構分化，尤其是以產權的多元化和經濟運作市場化為基本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則直接促進了一個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形成。它表現在社會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提供發展和機會的源泉，個人對國家的依附性明顯降低，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逐步形成；民營企業以及較為獨立的企業家階層、個體戶階層以及知識階層，都有明顯的發展；民間社會組織化程度增強，工會、商會、保護消費者協會等一些中間組織已開始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注57）

但是，我們並不能就此樂觀地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第三部門，經濟法等以社會為本位的法的制定和實施就此具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注58）因為「與西方第三部門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相比，中國第三部門生存發展空間具有很大的不同。」（注59）

首先，從中國的傳統觀念來看，占統治地位的是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觀，缺乏西方社會自基督教興起以來所具有的教會集團生活特質和公益思想。家族本位和倫理本位都與血緣關系密切，造就了中國人重人情，講關系的「熟人社會」傳統，一切養老恤幼等公共福利主要來自於家族內部，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很少。而本來具有較強公益性質，可以影響人們思想觀念的宗教則一直處於政權的重壓之下難以翻身，也沒有西方宗教曾經有過的與王權平起平坐的輝煌經歷，無法促成人們公益思想的形成。至於曾存在於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民間團體同樣活動范圍狹小、比較封閉，公益性不足，而且由於當權者視它們為異己力量，經常將這些團體置於非法狀態，它們也難以蓬勃發展。

Ⅲ 為什麼國際經濟法繁多復雜

國際經濟法是法學專業14門核心課程之一。國際經濟法主要研究跨國經濟活動中的法律問題。它是法律體系中的後起之秀，目前呈現出百花齊放、眾說紛紜的研究狀態。國際經濟法的研究興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迄今不到一百年的歷史，我們國家對國際經濟法的研究歷史更短，是從改革開放開始。年輕就意味著不成熟，國際經濟法的許多基本性問題尚在探索之中，新的理論層出不窮。特別是由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等領域利益取向不同，就同一問題所持的觀點往往大相徑庭。因此在學習過程中我們既要掌握學界的通說、現行的法律，也要研究前瞻性理論和立法動態。
國際經濟法內容繁多，體系龐雜。國際經濟法除總論部分外，還包含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金融法、國際稅法、國際經濟爭端解決法等分支，涵蓋國際經濟條約、各國涉外經濟法、涉外民商事法，內容繁多瑣碎，而且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多元化和復雜化，國際經濟法還將發展出更多的分支，體系將更加龐雜。
國際經濟法的很多制度源於實踐，服務於實踐。如國際貿易術語、信用證、共同海損、用盡當地救濟等國際經貿慣例都是經過反復的實踐、在歷史的積淀下形成的，這些習慣性做法背後可能沒有高深的理論支撐，有些甚至用傳統的法律理論無法解釋。因此我們在國際經濟法的學習過程中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不僅要掌握各種制度規則的內容，更要學會將所學的法學知識、理論運用於實踐。
在教學過程中，除導論部分外，我們將重點介紹五種常見的國際經濟活動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國際稅收、國際經濟爭端解決中的法律問題。
如何學好國際經濟法？前面我們介紹過，國際經濟法是實踐性很強的課程，而同學們在日常的生活中接觸不到國際貿易、投資、金融等經濟活動，對國際經濟活動缺乏感性認識，這是我們學習過程中將面臨最大的障礙，對此我們要想辦法拉近和該課程的距離，課外多閱讀和國際經濟相關的資料，了解國際經濟中的新聞事件和熱點問題。在教學方面每一章節講授知識點之前我們將藉助案例或社會熱點問題導入，通過對具體案例的探討和分析，幫助大家對抽象的規則建立一個更感性更深刻的理解。學習這門課程需要同學們有一定的民法、經濟法、國際私法的專業基礎，學習過程中要注重國際經濟法與民法、商法、經濟法、國際公法等部門法的關聯性，注重國際經濟法與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等經濟學的關聯性，學會融會貫通，形成體系性知識結構。在學習國際公約或國際經貿慣例時聯系我國國內合同法、海商法、保險法等國內法，進行比較研究。

Ⅳ 經濟法是否調整所有的經濟關系為什麼

經濟法調整的對象是受經濟法保護和確認的特定對象的經濟關系，不是所有經濟關系都受經濟法保護。

Ⅳ 簡答題 簡述經濟法的特徵及基本原則

經濟法的特徵
一、經濟法具有調整經濟關系的統一性。
二、經濟法在市場調節內中的穩定性。
三、容經濟法在組成和內容上的綜合性。
四、經濟法在功能上的限制和促進的一致性。
五、經濟法在作用上的針對性和效益性。
六、經濟法是獎勵和懲罰相結合的法律。
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一）資源優化配置原則；（二）國家適度干預原則；（三）社會本位原則；（四）經濟民主原則；（五）經濟公平原則；（六）經濟效益原則；（七）可持續發展原則

Ⅵ 我國經濟法基本原則應當有哪幾個

經濟法是國家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法屬於法的范疇，屬於國內法的體系，它主要調整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各類組織為基本主體所參加的經濟管理關系和一定范圍的經營協調關系，使社會的整體經濟能持續、穩定的發展，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
經濟法的特徵
（一）綜合性
經濟法的綜合性表明其不限於單一的范圍，主要表現在：
1．在調整手段上，經濟法將各種法律調整手段有機地結合起來對經濟關系進行綜合調整，這主要表現在經濟法往往運用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程序的、專業及技術的等手段作用於某一經濟領域，以達到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的目的。
2．在規范構成上，經濟法既包括若幹部門經濟法，又包括有法律、法令、條例、細則和辦法等許多規范形式的經濟法律規范；既包括實體法規范，又包括程序法規范；既包括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又包括指導性規范和誘導性規范等。
3．在調整范圍上，經濟法調整的內容既包括宏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調控關系，也包括微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作關系，具體包括工業、農業、商貿、財政、稅收、金融、統計、審計、會計、海關、物價、環保、土地等范疇。
（二）經濟性
經濟法直接作用於經濟領域，並具有經濟目的性，故經濟法的經濟性是不言而喻的。經濟法的經濟性的重要表現是經濟法往往把經濟制度、經濟活動的內容和要求直接規定為法律。此外，經濟法反映了經濟生活的基本經濟規律，並服務於經濟基礎，受經濟基礎的決定和制約。任何經濟法律規范都不是立法者主觀意志的隨意編造，而是取決於客觀經濟條件是否成熟和客觀經濟形勢是否需要。再之，經濟法調整的手段主要是經濟手段，即以經濟規律和經濟現實為依據而確立的具有經濟內容的手段，這與行政、刑事手段不同。
（三）行政主導性
經濟法是國家管理、干預、從事經濟活動，參與經濟關系的產物，因此，經濟法在調整經濟關系的過程中直接體現了國家的特殊意志。作為國家特殊意志在法律上的反映，經濟法更濃重地體現了法的強制性、授權性、指導性的色彩，並多以限制或禁止性規定來規范主體作為或不作為，以此來限制或者取締某種經濟活動和某種經濟關系的發生或者存在，還常以獎勵與懲罰並用的方法來促進主體的行為符合社會經濟利益的整體需要，藉以達到促進與支持某種經濟關系的建立和發展的目的，並為處理經濟糾紛提供相應的依據。這與民法規范不同。

Ⅶ 日本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在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經濟發展就有強烈的軍國主義色彩，為准備戰爭，不僅扶持了一批「政商」如三井、三菱、富士等財閥，且以立法設立了日本銀行、日本興業銀行等，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頒布了《有關戰時工業原料出口取締事宜》和《戰時海上保險法補償法》（1914年）、《染料醫葯製品獎勵法》（1915年）、《煉鋼行業獎勵法》（1917年）、《對外交易令》（1917年）、《軍需工業動員法》（1918年）等一系列管制經濟的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制定了以1938年《國家總動員法》為核心的戰時經濟法。如《米穀配給統治法》（1939年）、《糧食管理法》（1942年）等，可以說日本的經濟法從產生到二戰結束，都是綁在戰車上的經濟法。 日本為對付危機也在各領域分別制定了法律。如農業方面的《絲價穩定信貸損失補償法》（1929年）、《金錢債務臨時調解法》（1932年）、《農村負債清理組合法》（1933年）等；重化工業保護方面的《制鐵事業法》（1933年）；在壟斷促進方面的有《重要產業統治法》（1931年）、《工業組合法》（1932年）、《商業組合法》（1932年）等；另外在中小企業對策出口和匯兌的促進等方面都有具體的法律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