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定原則案例

❶ 行政許可關於合法原則的案例分析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復作出行政許可制決定的行政機關或者其上級行政機關，根據利害關系人的請求或者依據職權，可以撤銷行政許可：
(一)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作出准予行政許可決定的；
(二)超越法定職權作出准予行政許可決定的；
(三)違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許可決定的；
(四)對不具備申請資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人准予行政許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銷行政許可的其他情形。
被許可人以欺騙、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行政許可的，應當予以撤銷。
依照前兩款的規定撤銷行政許可，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不予撤銷。
依照本條第一款的規定撤銷行政許可，被許可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賠償。依照本條第二款的規定撤銷行政許可的，被許可人基於行政許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護。

作出行政許可的機關被撤銷的，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或者其上級行政機可以撤銷該決定；沒有繼續行使其職權的行政機關的，撤銷該行政機關的行政機關可以撤銷該決定

❷ 請問哪裡有關於罪行法定原則的案例

許霆案件判決違反罪行法定、平等與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判詞矛盾

2008年3月31日廣州市中級法院對許霆一案判決，認為許霆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本應適用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但鑒於許霆惡意取款是在發現銀行自動櫃員機出現異常後的行為，採用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的手段，其行為與有預謀，或者採取破壞手段盜竊金融機構的犯罪有所不同。從犯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看，許霆犯罪主觀惡性不是很大。根據本案具體的犯罪事實，犯罪情節和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程度，對許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判處許霆有期徒刑5年，並處罰金2萬元。
該判決首先違反了刑法第四條「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 和第五條 「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規定的平等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既然認定許霆構成盜竊金融機構罪，那就要板板正正的，一是一的辦，依法應當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何必法外開恩撈取大赦的英名，正規的刑法原則不適用，偏偏深街陋巷的，怕是有難言之隱吧？古代就有「欲加之罪」，還要你感恩。
其次該判決最精彩的自相矛盾的判詞是「許霆惡意取款是在發現銀行自動櫃員機出現異常後的行為，採用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的手段」，該句判詞是否可以翻譯成：「一、在銀行自動櫃員機出現異常後的客觀條件下，許霆惡意取款，或者說，二者有前因後果的關系；二、許霆（合法公開的）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該句話描述的可是該案件的客觀方面即確定罪名的依據的事實啊。
第三，判詞認定「許霆（合法公開的）持卡非法竊取金融機構經營資金」，凸顯該判詞描述許霆並非採用秘密竊取的手段作案，盜竊罪的最典型的客觀特徵，是其行為的秘密性，櫃員機「神經了」向許霆獻媚，招手錢來，就像對一個5歲的嬰孩，許霆在大街上向其討要了170張面額1000元的金元券，怎麽能定性「盜竊」呢？

❸ 行政法基本原則 案例題

對王某的行政處罰是明顯的不適當。個人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行政處罰適用法回律、法規不當，根據《行答政處罰法》第十四條「 除本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以及第十三條的規定外，其他規范性文件不得設定行政處罰。」
（1）「責令停業整頓或者吊銷其營業執照」應該是由法律或者行政法規作出，而不是政府部門的規范性文件；
（2）「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可以在法律、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作出具體規定。」，個體飲食業監督管理辦法（試行）》規定是違反上位法設定的行政處罰
2、工商部門對「王某曾因傷害罪而被判刑3年，一年前剛出獄，因此要重罰，又處以王某1150元得罰款」是超越職權作出的行政行為，應負法律責任。
故，上述工商部門的行政處罰行為不適當，違法了《行政處罰法》的法定原則。

❹ 行政違法案例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94級學生。

委託代理人：馬懷德，北京市大通？？正達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託代理人：孫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

法定代表人：楊天鈞，校長。

委託代理人：張鋒，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委託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學校長辦公室主任。

原告田永認為自己符合大學畢業生的法定條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拒絕給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是違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原告訴稱：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參加學習和學校組織的一切活動，完成了學校制定的教學計劃，並且學習成績和畢業論文已經達到高等學校畢業生水平。然而在臨近畢業時，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備學籍為由，拒絕給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辦理畢業派遣手續。被告的這種作法違背了法律規定。請求判令被告：一、為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二、及時有效地為我辦理畢業派遣手續；三、賠償我經濟損失3000元；四、在校報上公開向我賠禮道歉，為我恢復名譽；五、承擔本案訴訟費。

被告辯稱：原告田永違反本校《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以下簡稱068號通知）中的規定，在補考過程中夾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被監考教師發現，本校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通知校內有關部門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給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經通過校內信箱送達到田永所在的學院。至此，田永的學籍已被取消。由於田永不配合辦理有關手續，校內的一些部門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職工不了解情況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學後仍能繼續留在學校學習的事實。但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默許田永繼續留在校內學習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證明田永的學籍已經恢復。沒有學籍就不具備高等院校大學生的畢業條件，本校不給田永頒發畢業證、學位證和不辦理畢業派遣手續，是正確的。法院應當依法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

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下屬的應用科學學院物理化學系，取得本科生學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參加電磁學課程補考過程中，隨身攜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中途去廁所時，紙條掉出，被監考教師發現。監考教師雖未發現田永有偷看紙條的行為，但還是按照考場紀律，當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試。北京科技大學於同年3月5日按照「068號通知」第三條第五項關於「夾帶者，包括寫在手上等作弊行為者」的規定，認定田永的行為是考試作弊，根據第一條「凡考試作弊者，一律按退學處理」的規定，決定對田永按退學處理，4月10日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直接向田永宣布處分決定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也未給田永辦理退學手續。田永繼續在該校以在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正常學習及學校組織的活動。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學生證丟失，未進行1995至1996學年第二學期的注冊。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其後，北京科技大學每學年均收取田永交納的教育費，並為田永進行注冊、發放大學生補助津貼，還安排田永參加了大學生畢業實習設計，並由論文指導教師領取了學校發放的畢業設計結業費。田永還以該校大學生的名義參加考試，先後取得了大學英語四級、計算機應用水平測試BASIC語言成績合格證書。田永在該校學習的4年中，成績全部合格，通過了畢業實習、設計及論文答辯，獲得優秀畢業論文及畢業總成績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學對以上事實沒有爭議。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部分教師曾經為原告田永的學籍一事向原國家教委申訴，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於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該校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一事處理過重，建議復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學復查後，仍然堅持原處理結論。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的有關部門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學籍為由，拒絕為其頒發畢業證，進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門呈報畢業派遣資格表。田永所在的應用學院及物理化學系認為，田永符合大學畢業和授予學士學位的條件，由於學院正在與學校交涉田永的學籍問題，故在向學校報送田永所在班級的授予學士學位表時，暫時未給田永簽字，准備等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再簽，學校也因此沒有將田永列入授予學士學位資格名單內交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證據有：1、原告田永於1996年2月29日寫下的書面檢查和兩位監考教師的書面證言，這些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考試中隨身攜帶了寫有與考試科目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沒有發現其偷看的事實；2、原國家教委《關於加強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校發（94）第068號《關於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原國家教委有關領導的講話，這三份材料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時可以參照的規章范疇；3、北京科技大學教務處關於田永等三人考試過程中作弊按退學處理的請示、期末考試工作簡報、學生學籍變動通知單，以上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於1996年4月10日作出過對田永按退學處理的決定，但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直接送達給田永，也不能證明該決定已經實際執行；4、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考試作弊一事復查結果的報告，這些書證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部分教師、原國家教委高校學生司對田永被處分一事的意見，以及北京科技大學在得知這兩方面意見後的態度；5、北京科技大學的《關於給予北京科技大學學生王斌勒令退學處分的決定》一份、《期末考試工作簡報》7份，以上書證與本案沒有必然聯系，不能成為本案的證據。此外，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期間，未經法院同意自行調取了唐有蘭等教師的證言、考試成績單、1998屆學生畢業資格和學士學位審批表、學生登記卡、學生檔案登記單、學校保衛處戶口辦公室書證、學籍變動通知單第四聯和第五聯、無機94班人數統計單等書證交給法院，這些證明由於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關於「在訴訟過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的規定，不能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根據。

原告田永提交的證據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為田永補辦的學生證（學號為9411026），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不僅從1996年9月為田永補辦了學生證，並且還逐學期為田永進行了學籍注冊，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學本科學生學籍的事實；2、獻血證、重修證、准考證、收據及收費票據、英語四級證書、計算機BASIC語言證書、田永同班同學的兩份證言、實習單位書證、結業費發放書證，以上證據能夠證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學的管理下，以該校大學生的資格學習、考試和生活的相關事實；3、學生成績單，能夠證明田永在該校四年的學習成績；4、加蓋北京科技大學主管部門印章的北京地區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推薦表，能夠證明北京科技大學已經承認田永具備應屆畢業生的資格；5、北京科技大學應用科學學院的證明，證實田永已經通過了全部考試及論文答辯，其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已具備了畢業生的資格，待田永的學籍問題解決後就為其在授予學位表上簽字的事實。

在庭審中，法庭對雙方當事人提交的上述證據均進行了質證。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認為：

在我國目前情況下，某些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雖然不具有行政機關的資格，但是法律賦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職權。這些單位、團體與管理相對人之間不存在平等的民事關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關系。他們之間因管理行為而發生的爭議，不是民事訴訟，而是行政訴訟。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機關，但是為了維護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監督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依法行使國家賦予的行政管理職權，將其列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適用行政訴訟法來解決它們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爭議，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經國家批准設立或者認可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按照國家規定，頒發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八條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是從事高等教育事業的法人，原告田永訴請其頒發畢業證、學位證，正是由於其代表國家行使對受教育者頒發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行政權力時引起的行政爭議，可以適用行政訴訟法予以解決。

原告田永沒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學頒發的畢業證、學位證，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學認為田永已被按退學處理，沒有了學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行使的權利中，第（四）項明文規定：「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由此可見學籍管理也是學校依法對受教育者實施的一項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審查田永是否具有學籍，是本案的關鍵。

原告田永經考試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學錄取後，即享有該校的學籍，取得了在該校學習的資格，同時也應當接受該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對受教育者實施管理中，雖然有相應的教育自主權，但不得違背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田永在補考時雖然攜帶寫有與考試有關內容的紙條，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其偷看過紙條，其行為尚未達到考試作弊的程度，應屬於違反考場紀律。北京科技大學可以根據本校的規定對田永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進行處理，但是這種處理應當符合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於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國家教育委員會1990年1月20日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二條規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試作弊者，該課程成績以零分計，不準正常補考，如確實有悔改表現的，經教務部門批准，在畢業前可給一次補考機會。考試作弊的，應予以紀律處分。」第二十九條規定應予退學的十種情形中，沒有不遵守考場紀律或者考試作弊應予退學的規定。北京科技大學的「068號通知」，不僅擴大了認定「考試作弊」的范圍，而且對「考試作弊」的處理方法明顯重於《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十二條的規定，也與第二十九條規定的退學條件相抵觸，應屬無效。另一方面，按退學處理，涉及到被處理者的受教育權利，從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的原則出發，作出處理決定的單位應當將該處理決定直接向被處理者本人宣布、送達，允許被處理者本人提出申辯意見。北京科技大學沒有照此原則辦理，忽視當事人的申辯權利，這樣的行政管理行為不具有合法性。北京科技大學實際上從未給田永辦理過注銷學籍，遷移戶籍、檔案等手續。特別是田永丟失學生證以後，該校又在1996年9月為其補辦了學生證並注冊，這一事實應視為該校自動撤銷了原對田永作出的按退學處理的決定。此後發生的田永在該校修滿四年學業，還參加了該校安排的考核、實習、畢業設計，其論文答辯也獲得通過等事實，均證明按退學處理的決定在法律上從未發生過應有的效力，田永仍具有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籍。北京科技大學辯稱，田永能夠繼續在校學習，是校內某些部門及部分教師的行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鑒於這些部門及部分教師的行為，都是北京科技大學的職務行為，北京科技大學應當對該職務行為產生的後果承擔法律責任。

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原告田永既然具有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籍，在田永接受正規教育、學習結束並達到一定學歷水平和要求時，北京科技大學作為國家批准設立的高等學校，應當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五項及《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三十五條的規定，給田永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明，以承認其具有的相當學歷。

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原告田永是大學本科生，在其畢業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四條的規定，可以授予學士學位。被告北京科技大學作為國家授權的學士學位授予機構，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五條規定的程序，組織有關人員對田永的畢業成績、畢業鑒定等材料進行審核，以決定是否授予其學士學位。

關於高等院校畢業生派遣問題。《畢業生就業派遣報到證》，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主管畢業生調配的部門按照教育行政部門下達的就業計劃簽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根據《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暫行規定》第九條的規定，應當履行將畢業生的有關資料上報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以供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審查和頒發畢業派遣證。原告田永取得大學畢業資格後，被告北京科技大學理應履行上述職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的行政賠償范圍，只包括違法行政行為對受害人人身權或者財產權造成的實際侵害。目前，國家對大學生畢業分配實行雙向選擇的就業政策，並非學生畢業後就能找到工作，獲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證書的行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與同學同期就業的機會，並未對田永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造成實際損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學未按時頒發畢業證書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損害為由提出的賠償經濟損失主張，不能成立。

原告田永在考試中有違反考場紀律的行為，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據此事實對田永作出的按退學處理的決定雖然不能成立，但是並未對田永的名譽權造成損害。因此，田永起訴請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學在校報上向其賠禮道歉，為其恢復名譽，不予支持。

綜上，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於1999年2月14日判決：

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原告田永頒發大學本科畢業證書；

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學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60日內召集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原告田永的學士學位資格進行審核；

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學於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履行向當地教育行政部門上報原告田永畢業派遣的有關手續的職責；

四、駁回原告田永的其它訴訟請求。

第一審宣判後，北京科技大學提出上訴。理由是：1、田永已被取消學籍，原判認定我校改變了對田永的處理決定，恢復了其學籍，是認定事實錯誤；2、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規、校紀及依據該校規、校紀對所屬學生作出處理，屬於辦學自主權范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預；3、我校向一審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提取的證據，不屬於違法取證，法院應予採信。請求二審撤銷原判，駁回田永的訴訟請求。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應當維持。上訴人北京科技大學認為被上訴人田永已不具有該校學籍，與事實不符，不予採納。學校依照國家的授權，有權制定校規、校紀，並有權對在校學生進行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但是制定的校規、校紀和據此進行的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必須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必須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按退學處理，有違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是無效的。北京科技大學在訴訟中提交的從教學檔案中調取的證據，雖然不屬於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的被告不得在訴訟過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的情況，但是由於無法證明這些證據是在作出按退學處理的決定時形成的，故法院不予認定。據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於1999年4月26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❺ 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案例題

行政合理性原則和行政合法性的原則
李某系從事飲食業的個體工商戶，出售自製的蛋糕，李某蛋糕未經有關部門進行檢驗。這一行為被某工商所查獲。根據《個體飲食業監督管理辦法（試行）》的規定，對此類違法行為，應予以警告、沒收違禁區食品和違法所得，並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1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可責令停業整頓或者吊銷其營業執照。在工商所查獲前李某出售蛋糕共獲利590元。根據上述有關規定，工商所沒收了李某尚未出售的蛋糕，沒收其違法所得590元，並且工商所認為李某曾因傷害罪而被判刑3年，一年前剛出獄，因此要重罰，又處以李某1500元的罰款。
[問題]
工商所對李某的違法行為進行的行政處罰是否合法適當？是否符合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正確答案]
工商所的行政處罰行為是合法的，但不合理，違背了行政合理性的原則。主要表現在對李某的罰款行為上。本案中，根據法定的罰款幅度的規定，工商所對李某處以1500元的罰款屬於法定的幅度內，其行為沒有超越法律，不與法律相抵觸，是合法的。但工商所在法定幅度內的自由裁量權行使的不恰當，對李某進行1500元的罰款，除以其違法事實情節等為依據外，於一種不正當的考慮而作出的行政處罰行為，違背了行政合理性原則的要求，屬不合理的行為。
[考點集成]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貫穿於行政法之中，是指導行政法的立法和實施的根本原理和基本准則。行政合法性原則與行政合理性原則是行政法的兩大基本原則。合法性原則是指行政權力的設定，行使必須依據法律，符合法律，不能與法律相抵觸。具體內容包括：行政職權基於法律的授予而存在，行政職權依法律行使，行政授權、行政委託有法律依據，符合法律要旨。合理性原則是指行政決定的內容要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即合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合理性原則的具體要求是行政行為的動因應符合行政目的；行政行為應建立在正當考慮的基礎上；行政行為的內容應合乎理性。

❻ 一個行政法案例分析，求高手

你好。第一個問題我不會，不過第二個問題我倒是可以幫你解答一下。
李某回可以獲得賠償，因答為李某一開始向建設局申請建房許可的時候，建設局是准許了他的申請。後面水利局檢查的時候又說是違規建築。李某作為公民，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決定是信賴的。相信你也應該知道，行政法的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信賴保護原則。是指行政機關的規定或決定一旦作出，就不能輕易更改。如確因法律變動，情勢變更，公共利益等原因而必須改變的，除了要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並遵循法定程序之外，還應當給予權益受損的人一定補償。
在這里水利局作出這個決定顯然並沒有如上所述的客觀原因，而且李某也沒有過錯。所以水利局如果要要拆除李某的房屋，行政機關必須為他的反悔行為「買單」，李某可申請國家補償。
才疏學淺，本人的理解。望有幫助。

❼ 舉例說明行政法的各項基本原則

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行政法的精髓，貫穿於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政司法和行政法制監督之中，是指導行政法的制定、修改、廢除並指導行政法實施前基本准則。
對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國內外行政法學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不同的概括和歸納。根據我國的行政法發展狀況，我們認為應當特別強調以下兩項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1.依法行政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即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使行政權。該原則具體又可分為4項子原則：(1)法律優先原則。指法律位階高於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命令，一切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命令皆不得與法律相抵觸。(2)法律保留原則。指立法法第8條所規定的事項只能由法律規定。又分為絕對保留和相對保留。前者如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必須由法律規定，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做出規定：後者如立法法第8條規定的其他事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授權國務院先制定行政法規。(3)職權法定原則。指行政機關的任何職權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否則不得行使。(4)責任政府原則。指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員違法行政必須承擔法律責任：既包括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被撤銷、變更的責任和行政賠償責任等，也包括國家公務員因違法失職而應承擔的行政處分責任和引咎辭職責任等。
2.合理行政原則
合理行政原則，即行政機關做出的行政行為內容要客觀、適度、符合理性。合理行政原則產生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存在與擴大。自由裁量權指行政機關的自行決定權，即對具體行政行為的方式、范圍、種類、幅度等的選擇權。盡管從機關性質上來說，行政機關應當是執行法律的機關，其行為皆應依法實施：但由於行政事務的復雜性，立法機關不可能通過嚴密的法律規范完全約束行政行為，故不得不在事實上和法律上承認行政機關的一定程度的行為選擇權，即自由裁量權。誠然，為了執行公務的需要，行政裁量權必須存在：但與此同時，由於行政裁量權較少受到法律的約束，因而常常產生濫用的事實或出現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後果。無論行政裁量權的濫用或行政裁量顯失公正，都是對行政法治的破壞。因此，我們既應當承認自由裁量權的作用，又應當加強對自由裁量權的控制。
合理行政原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它從實質方面對自由裁量行為提出了要求，即要求其內容合理。合理行政原則的出現可謂是行政法原則的一個重大發展。
合理行政原則作為一項普遍適用的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其具體要求是：(1)行政行為的動因應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為應建立在正當考慮的基礎之上；(3)行政行為的內容應客觀、適度、合乎情理。這三點具體要求反映著合理行政原則的內涵。
我國行政法的合法性原則與合理性原則是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兩大基本原則，掌握它們之間的關系，對於全面理解和貫徹我國行政法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從它們在我國行政法律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來看，二者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1）二者並存於行政法之中，缺一不可。行政合法性與行政合理性是現代法制社會對行政主體制定、 實施行政法律規范提出的基本要求。
（2）二者互為前提，互為補充，共同為完善行政法制發揮作用。從行政的使命和目的看，任何行政法律規范的制定和實施，都應當以符合客觀規律，符合正義、公平的理性原則，符合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