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的公正

『壹』 誰能以刑事訴訟法的角度論述下：遲到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 這句話

一、何謂「遲到的公正」
要回答遲到的公正是否為公正，首先應解決何謂「遲到的公正」，在「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與「遲到的公正也是公正」中，「遲到的公正」是否為同義詞？
《也》文作者將「公正」為分三種：一是「早到的公正」，即案件在法律規定的審理期限屆滿前得到公正的審結；二是「按時到的公正」，即案件在法律規定的審理期限屆滿之時得到公正的審結；三是「遲到的公正」，即案件經過法定的審理程序，沒有得到公正的結果，後經較長時間和較多的申請程序而得到公正的結果。此外，還有「未到的公正」，即案件自始至終沒有得到公正的審理結果。可見，《也》文作者純粹是以時間，具體來講是以得到「公正的審理結果」是否超過法律規定的審理期限作為界定「按時到的公正」與「遲到的公正」的標準的。
如果對「遲到的公正」中「公正」的含義筆者與《也》文作者沒有分歧，都是指審判機關經過對案件審理後最後作出的實體上的公正的裁判結果，筆者認為雖以是否超過法定審限作為判斷、確定是否為「遲到的公正」的標准不無道理，但不能將此簡單化、絕對化、極端化，認為凡是在法定審限內或者沒有超過法定審限得到的公正審判結果都是「按時的公正」甚至「早到的公正」，反之則為「遲到的公正」。
在筆者看來，遲到的公正與否不僅是個司法問題，而且也涉及立法問題。就立法而言，案件的審理期限是由立法者確定的，而立法者在確定審理期限的長短時，必然會考慮也應該考慮對案件審理期限一般規定多長比較合適，既能使審判機關有足夠的時間對案件進行審理並作出公正的實體裁判，又能在時間上滿足或適應追求公正裁判結果的當事人的心理預期。如果規定的審理期限過短，不足以讓審判人員對案件進行正常的審理並作出公正的裁判結果，不僅審判人員，而且當事人乃至社會公眾都會有意見。相反，如果規定得審理期限過長，超過了審判人員審理案件的正常需要，超過了當事人和社會公眾的預期或承受力，自然他們也會反對。試想，如果法律把一般民事案件的審理期限規定為三年或五年，難道人們仍會認為一個民事案件經過三年或五年審理後作出的公正的裁判結果是「按時到的公正」？因此，即使在立法上規定案件的審理期限，也有一個「度」的問題，在這個「度」以內，人們可能會認為是適當的，超過這個「度」，則可能認為是不適當的。並不是立法上無論怎樣規定審理期限，都是「按時的公正」而不存在「遲到的公正」問題。
至於在司法上，抽象地說案件沒有超過法定審理期限得到公正的裁判結果可以說不是「遲到的公正」。但問題是，司法活動從來都是針對一個一個具體的個案進行的活動，並不存在一個抽象的、一般的司法活動。這是司法與立法相區別的本質屬性之一。因此，在司法活動中，公正永遠都是具體的、特定的，不存在一個抽象的、一般的公正。判斷一個公正的實體裁判結果是「遲到的公正」還是「按時到的公正」，本身就是一個具體問題，應當具體案件具體分析，因案而異。不應當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適用於所有案件的評價所作出的公正的審判結果是「按時到的公正」還是「遲到的公正」在時間上的絕對的客觀標准。如果是這樣，那些經報端披露的歷時三年、五年甚至八年十年，經過三次五次甚至八次十次一審—二審—發回重審—二審—發回重審……再審的案件，只要結果是公正的，只要在每一審判程序上沒有超過法定審理期限，就都是「按時的公正」而不是「遲到的公正」。恐怕這是令人難以認同的。因此，判斷一個公正的裁判結果是否為「遲到的公正」不能簡單地、機械地、絕對化地以是否超過法定審理期限為標准。一個案情簡單，事實清楚，責任分明，法律依據明確的案件，完全可以在開庭後較短時間作出判決，卻人為地拖延了六個月才作出判決，甚至完全可以在一審程序就能作出的公正裁判，卻人為地造成經過二審程序才作出公正裁判，這些情形都不能說是「按時到的公正」，而是「遲到的公正」。
以上分析可見，筆者與《也》文作者對「遲到的公正」中「公正」的含義，理解和使用是一致的，都是指審判機關對案件審理後作出的實體上公正的裁判結果，所不同的是，對「遲到」的含義理解有異。但是這種分歧不是實質性的，根本的分歧在於「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還是「遲到的公正也是公正」。
二、何謂「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
何謂司法上的「公正」，理論界、司法界近年來有一個基本共識，即司法公正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實體公正指結果公正，即從實體上對案件所作的裁判結果是公正的。程序公正指過程公正，即對案件的審理過程，對訴訟當事人、其他參與人在審理過程中所提供的機會和處遇是公正的，而在「案件審理過程的公正」中當然包含了審判人員不應人為地為了保護某一方的利益或其他原因拖延訴訟，使當事人不能及時得到公正的實體裁判結果。

「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這句名言正是建立在對司法公正的上述認識基礎上的。其中「遲到的公正」中的「公正」僅指實體上公正的裁判結果，而「不是公正」中的「公正」則指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司法公正。由於不同語境下「公正」的內涵和外延不同，才形成了「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這一論斷，其基本含義在筆者看來有如下諸點：

其一，「遲到的公正」那怕是對案件實體上作出了正確的裁判，也是不應該的。因為「遲到」意味著沒有按時到、正常到，由此使得等待中的當事人付出了更多的本不需要付出的時間、精力和資源。

其二，「遲到的公正」還意味著它是人為造成的，或者由於辦案人員工作不負責任，或者由於辦案人員出於袒護某一方當事人的需要。在司法實踐中，有的審判人員出於某種原因想幫助一方當事人，但在實體上幫不了，就沒法從程序上幫，故意拖延訴訟，有意造成「遲到的公正」，筆者從事10年專職律師，此種情況並不鮮見。

其三，「遲到的公正」雖然可以使獲得勝訴一方的當事人得到了一個公正的法律評價，但這種遲到的評價不僅已經延長當事人名譽上不應有的損害，還可能造成利益上不應有的損失，例如使他失去了一次就業機會或商業機會。

其四，「遲到的公正」可能造成勝訴一方的當事人只是得到一紙「法律白條」，卻得不到判決確定給他的經濟利益。司法實踐中，經常有一些當事人歷經長時間的等待，最後終於得到了勝訴判決卻無法執行，或者對方當事人去向不明，或者對方當事人的財產全部蒸發，或者對方當事人滿臉無賴：「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

其五，「遲到的公正」可能給當事人造成永遠無法挽回的後果。筆者作為辯護人曾辦理一起故意殺人案。被告人被關押長達三年半之久，最後一審法院判決其無罪才獲釋。但無論怎樣也無法挽回他已遭受的牢獄之災。

正是由於上述種種，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早就提出了「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的論斷。也正是我國現實生活中包括司法實踐中還存在上述種種，人們對於「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這句來自外國的名言產生了共鳴，形成了共識。

遺憾的是，《也》文的作者針鋒相對地提出了「遲到的公正也是公正」的命題，並說「公正不會因為時間的先後而有質的變化」，「無論是因為什麼原因導致公正的遲到，但是公正最終的到來，則是全社會和法院及法官所共同期待的。」顯然，作者所說的「也是公正」中的「公正」與「遲到的公正」中的「公正」是同義語，都是指實體上公正的裁判結果，即使如此，也不能說「公正不會因為時間的先後而有質的變化」，更不能說「遲到的公正也是社會和法院及法官期待的最終目的」。筆者做了10年律師，深知無論是全社會還是訴訟當事人，人們所期待的公正是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在內的司法公正；人們所期盼的公正是「早到的公正」、「按時到的公正」而決不是「遲到的公正」。如果說也有人「歷盡艱辛，可以不惜犧牲一切代價，承受一切物質上、精神上、甚至是肉體上的損失和痛苦，官司從基層一直打到中央」，那不是因為他們願意「期待遲到的公正」，而是因為得不到「早到的公正」、「按時到的公正」之後做出的不得已的選擇。

讓我們正確地理解「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這句名言，並且為獲得「早到的」、「按時到的」包含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在內的司法公正而共同努力。
本人認為公正不能遲到。
1、首先，公正具有時效性，遲到的公正就不是真正的公正。
2、事實具有唯一性，因此結果也應該具有唯一正確性。
3、如果都是修修補補，那還要效率干嗎？
4、航班延誤現在要賠錢，盡管幾個航空公司使勁賴皮，但是還是要賠。這本身就是對時間的尊重。
5、英國大文豪蕭伯納說諾貝爾文學獎是遲到的救生筏。難道遲到的公正就是？
6、遲到的公正作為一種法律的瑕疵，法院應該買單。否則每年大年初一送全國的法官一張昨天（大年三十）的春節聯歡會門票，以表示公正。

『貳』 刑事訴訟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關系

刑事訴訟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關系如下：
1.司法公正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回正。實體公正是結果的公正，程答序公正是過程的公正。
2.關於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關系有以下幾種觀點：
（1）實體優先論。（2）並重論。（3）程序優先論。
3.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終極目的都在於公正解決糾紛。程序公正具有保障實體公正實現的作用。由於程序公正具有不同於實體公正的評判標准，程序公正相對於實體公正又具有獨立性。
4.由於發現事實和適用法律的不確定性，實體公正具有不確定性，而程序公正的特點有助於為這種不確定性提供正當性的基礎。
5.在追求實體正義的過程中應將程序正義放在優先地位。

『叄』 在刑事訴訟中如何貫徹司法權的獨立與公正的原則!

司法獨立與公正原則，即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司法體制和程序，切實保證專案件審理的客屬觀性和公正性。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這一原則的基本意義是，司法機關審理案件不受外界干擾，以保證案件審理的客觀性和公正性，做到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要堅持好這一原則，目前就需要解決以下主要兩個問題：一是要處理好加強黨的領導和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關系。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是配備幹部、教育和監督司法幹部嚴格依法辦事，
但不宜參與和干預具體案件的審理。二是地方保護主義很嚴重，是妨礙法院、檢察院獨立行使職權的重要原因，這些問題不解決，就會嚴重影響司法獨立、司法公正。

『肆』 如何正確處理刑事訴訟公正與效率的關系

目前在學界和實務界居於主流地位的觀點認為，刑事訴訟中的公正和效率，兩者的關系應是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關系，公正和效率作為刑事訴訟的兩個基本價值追求，是並重的，應當兼顧，或應當平衡。
這類哲理分析是有益的，可以使人們對公正與效率關系的認識避免僵化，而且，從哲理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主流觀點居於顛撲不破的正確地位，並因其極具思辨性而無可挑戰。然而，一方面，這種哲理分析缺乏對兩者關系的權重判斷，因而易於使人疑惑。例如，刑事訴訟中的公正和效率的權重如果是相同的，那麼，如何認識公正在刑事訴訟中的基礎地位？顯然，在肯定「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的時候，所肯定的只是「正義」才存在來臨早晚而使其具有不同含義的問題，而對「非正義」而言，來得早或晚，與其性質並無影響。就此而言，公正應是效率的基礎，兩者不應當、也不可能 「並重」。
另一方面，在面臨刑事訴訟中的公正和效率的關系如何統一的現實問題時，如何依據這種哲理上無比正確的認識予以解決，卻會有疑問。例如，如何應對擴大了適用范圍的刑事訴訟中簡易程序的規定？對面臨死刑的被刑事追訴之人，是否應當不惜使程序更加復雜，並提供更加充分而有效的權利保障？為避免死刑案件發生不可挽回的錯誤、預防不可饒恕的錯誤，是否應當設置更加嚴密的程序？諸如此類的問題，以及司法實踐中如何協調公正與效率的具體關系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僅停留在對公正和效率關系的哲理分析，應當將問題置於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的現實背景中予以進一步分析。

『伍』 刑事訴訟法論程序正義

【摘要】程序正義是人們追求的對象，什麼樣的程序是正義的？必須考慮設立程序的目的，設立程序的最終目的是程序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可以說程序是當事人權利的大憲章。當事人權利來源於何處？最終來源於設立程序的人的人性需求。因此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反之，就是不正義的，程序正義的標准就是程序的人性標准。
【關鍵詞】程序 正義 人性

一、問題的提出
「程序正義」一詞通常有二方面的意義，其一，指按法定程序辦事過程所體現的正義。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或者是當事人的近親屬的，應當自行迴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權要求他們迴避。如果按本條做了，至少在審判偵查、起訴和審判的組成人員方面就是正義的，否則就是不正義的，因為「任何人都不應當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其二，指符合某種標準的程序所體現的正義。如上例，如果訴訟法沒有規定司法人員是本案的當事人時應當自行迴避，就不是正義的程序，因為它忽視了人的趨利性。符合什麼標準的程序是正義的？即程序正義的標準是什麼？
程序正義的標准依其內容可分為技術標准和價值標准，前者如立法的簡明扼要、邏輯的縝密、期限設計的恰當等，後者如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尊重當事人的人格、允許當事人申辯等。技術標准以立法經驗和客觀存在為依據，價值標准以程序立法的目的為依據。本文著重討論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
從邏輯推論，對程序正義的價值標準的研究，應該與程序立法的歷史同步，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程序正義價值標准研究起於何時。但是，自覺的系統的研究僅僅開始於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在我國則是上世紀末。1977年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米奇爾曼在《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的形式與協作目標》中，闡述了程序正義的價值標准：尊嚴價值、參與價值、威懾價值和實現價值。 1981年耶魯大學教授馬修發表《行政性正當法律程序：對尊嚴理論的探討》，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尊嚴價值理論。 陳瑞華評論說：「馬修尊嚴理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強調在法律程序的設計和運作中使那些利益受到影響的人獲得基本的公正對待，從而具有人的尊嚴。就是必須通過法律程序本身得到實現的目標，也是一項法律程序公正與否的尺度。」 與馬修同時代的康乃爾大學的薩默斯教授、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貝勒斯教授提出或深化了類似的觀點。陳瑞華認為，程序正義有六個要素：參與、中立、對等、司法理性、及時性和終結性。 以上中外學者對程序正義的研究有歷史性貢獻主要有：第一，確立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地位，提出了程序正義的命題，程序不再是實體法的附庸。第二，在肯定程序正義品性基礎上，意識到衡量程序正義的標准問題。第三，初步提出了衡量程序正義標准：尊嚴、平等、參與、隱私、可預測、透明、中立、理性、及時和終結等等，提出了設計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價值目標，深化了程序正義的理論基礎，特別是把程序正義標准與程序關系主體即人的尊嚴聯系起來，是其突出成就。但是，其不足仍然是明顯的：第一，尊嚴、中立等價值標准不足以概括程序的正義內涵，例如，程序設計是否應該考慮程序主體的生存、親情、自由和發展？第二，尊嚴、平等、參與、隱私等價值標准既是對立又是統一的，那麼統一於什麼？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把它們統一到程序正義的旗幟下。第三，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應該是對立統一的，不能為了強調程序正義而割裂程序和實體二者的聯系。本文從人性的角度，試圖系統論證程序正義的人性價值標准及其理論基礎。
二、人性的基本內涵
人性是什麼？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基本人性是人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需求傾向。
盧梭說：「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 生存是人類歷史的前提。在人的幼年，生存是一種本能，過了幼年階段，人的生存慾望就超越了本能，總是帶著一項或多項「任務」生活著。人因珍愛自己的生命而珍愛他人的生命，自己要生存，就必須讓別人能生存。人類一開始就是群體的生活方式，原始社會最嚴厲的處罰，就是把人趕出部落。今天的個人似乎越來越獨立了，其實不然，人們的相互聯系和依靠越來越重要了。
尊嚴就是把人當作人看待，是人的普遍的需要。尊嚴是人特有的生活方式，沒有尊嚴，特別是沒有內心的尊嚴，就不成為人。人的尊嚴，基於人的自然屬性，與一個人的權力、金錢、壽命、相貌等無關。尊嚴像空氣一樣，不引人注意，卻非常重要。
親情是人對其關系密切的人的眷戀和關愛，有父母子女親情、夫妻親情、朋友親情、種族親情等等。父母子女親情以血緣為基礎，是親情的核心，不可替代。夫妻親情俗稱愛情，以性為基礎，但不止於性，包含著互相尊重、互相依戀、彼此關懷的道德情感。
名譽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評價。周恩來曾稱名譽是人的第二生命，亞當·斯密稱人最大的不幸是名譽上不應有的損失。人們曾詢問托爾斯泰創作的動力，他出人意料地答道：對於榮譽的渴望。所以，德國倫理學家弗里德里希·包爾生說：「最高的名望和榮譽是大多數曾給歷史帶來轉折點的人們的最強有力的動機——在亞歷山大、凱撒、弗里德里希、拿破崙那裡就是這樣。而且，假如在人的記憶中沒有對榮譽、名望和不朽的憧憬，偉大的精神和藝術成就也就不可能獲得。」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個好名譽，因為名譽與自己的利益和價值有一致性。小孩從懂事開始，就希望被他人的稱贊，這種希望一直伴隨著其生命旅程。
自由也是基本的人性。人的自由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從其存在形式看有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帕特利克·亨利曾喊出：「不自由，勿寧死」，康德則認為自由是唯一原始的人性權利。盧梭說：「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去做人，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 中國古代缺少自由的精神，嚴復在翻譯約翰·密爾《論自由》的時候，怎麼也找不到「liberty」的恰當的對應詞，他非常焦慮，推開窗戶，低吟柳宗元的詩：「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他由此才得到靈感。
發展需求是人的特性。人的需要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永不滿足。在一種低層次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以後，僅僅會有一段短時間的「高峰體驗」，人還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人永遠在追求之中，追求的最後目標是人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希望能夠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生活，就成了人所特有的一種需要：自我發展的需要。
如果說人性的內容呈現無限多樣性，以上探討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自由、發展等是基本人性，那麼，人性還有更廣泛的內容，如認識、學習、創新、自覺、自控等等都是人性的表現，只不過與前列相比，具有繼發性特徵，後列是基本人性的拓展和深化。基本人性普遍地絕對地存在，不以財產多少、地位高低、宗教信仰、職業特性、文化程度、地理氣候、種族膚色為根據，只要是人就有人性。
三、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實證分析
以刑事訴訟法中的逮捕為例。為什麼設立逮捕制度？按刑事訴訟法第60條第1款規定，設立逮捕制度的目的是防止社會危害性發生。社會危害性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對偵查活動的干擾，繼續犯罪或可能給被害人、證人帶來的威脅。犯罪嫌疑人逃跑和妨礙取證，是為了規避法律制裁。犯罪嫌疑人為什麼要規避法律制裁？就是避免自己的名譽和自由等權利受到貶損和限制。詹姆斯·威爾遜和理查德·赫恩斯在《犯罪與人性》中說，「犯罪的所得包括物質利益、性滿足、復仇和同夥的承認等；犯罪後果包括良心的責備、被害者的報復、朋友和同事的非難和可能的懲罰」。 這里「犯罪的所得」即作案人所趨的主要之「利」，「犯罪後果」即作案人所避的主要之「害」。 因此逃避法律制裁幾乎是人的本能，而逮捕制度正是基於人的本能也就是人性的傾向而設立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能為了自己的生存、尊嚴、親情、名譽和發展，會逃避法律制裁，逮捕制度的作用就在於抑制被強制人規避法律制裁的意識和行為。
為了防止人性的惡而設立逮捕制度的，這是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但是同時也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因為可能會出現權利之惡。並且工作人員最終也是普通人，也具有一般的人性特徵，「有權力的人行使權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如果權力沒有界限，就會導致權力腐敗。為了防止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恣意枉為，保護被強制人的正當權利，刑事訴訟法就逮捕制度還設立了更多的程序要求，如果說第61條是針對被強制人的話，那麼第59、60、66、67、68、69、70、71、72、73、74、75、76、77條都是針對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條款。
因此，可以說，逮捕制度對於犯罪嫌疑人、對司法人員來說，都是基於基本的人性，具體指人的生存需求、尊嚴需求、親情需求、自由需求和發展需求。
四、程序正義人性標準的理論分析
（一）程序法的主體是人
提出這個問題似乎有點幼稚，因為從法理學來說，這是一個常識，但現實生活表明，這個常識常常被誤解了。我們眼中往往只有國家、政黨、社會、階級、集體和抽象的人，而忘記了活生生的人。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不僅包括國家、政府、政黨、經濟組織，也包括自然人，自然人是最普遍的主體。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並不是唯一的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一切社會主體都是程序法律關系主體，但階級不是法治的主體。
然而，為什麼我們看不見人？一是傳統法律文化的負面作用，二是現行法律的國家本位主義取向。三是法治至上、法律至上在當今社會出現了某些異化。法眼無人，法律的統治蛻化成法律的奴役，在法律活動中，僅僅看到法律規範本身，把它看成孤立的、靜止的規則，而看不到其與法律目的、價值、法整體之間的聯系，看不到法之為人而立的初衷，把人看作客體，將立法、執法、司法活動變成毫無人性的機械運動。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人們往往將人法分割，只慮事、不思人，使法律規范遠離人性，更不能隨時代之進步而在法律中給人更多的關懷和尊重。
（二）程序法律是人制訂的
立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神，不是國家，也不是統治階級。誰在立法？神的啟示這個最古老觀點已經不值一駁。法律是不是國家制訂的？從表面看，任何法律都是國家制訂的，由特定的具體的國家機關承擔立法的任務，如我國人大行使立法權。但是，應該看到，立法機關是由人組成的，如果沒有人，立法機關還有什麼？法律是不是由統治階級制訂的，肯定是的，但階級是由人組成的。基於同樣的思路，執法的主體最終是人，不是行政機關；司法和訴訟的最終主體是人，不是司法機關；守法的主體最終也是人。
人的本質決定了法的本質，人的命運也決定著法的命運。但長期以來，我國法學界盛行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反映統治階級意志的，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就此概念而言，如果剔除那些限定詞，則法的本質亦基本清楚，即，「法是……行為規范的總和」。法的本質反而模糊不清了。如果強調法的根本屬性是統治階級的意志，不同的社會階級和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的法律，彼此何以有繼承和借鑒的可能?其繼承和借鑒的東西是什麼?很難自圓其說。
（三）程序法的內容是人的權利和義務
「社會法律生活表明,權利和權力才是法律世界最重要、最常見、最基本的法現象,法學應當以權利和權力為最基本研究對象和分析起點,從而形成新的范疇結構和新的法現象解釋體系。」 如果我們承認程序法律關系的主體是人，那麼程序法律的內容就是人的權利和義務。以刑事訴訟為例，有三類「人」，一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是受害人，一是司法機關，這三類主體最終都是自然人。刑事訴訟法的內容就是這三類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的總和。不管是司法機關，還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最終都是自然人，因此訴訟權利義務都歸根到底是人的權利義務。司法人員代表司法機關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似乎與司法人員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無關，實則不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檢察官職業道德規范》、《人民檢察院訴訟規則》、《人民檢察院錯案責任追究條例（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7、399、400、401、402條等具體規定了檢察官的權利和義務。整個訴訟程序的法理結構就是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的制約司法工作人員的權利，「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就體現在對裁判者權力的制約以及對被裁判者程序性權利的保障上。」
（四）人性需要是程序權利義務的內存依據
基本人性凝結成人的基本權利。生存需要產生生存權，人的生命不可剝奪，困境中的生命應該得到拯救。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權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義務。尊嚴需要形成人格權，人在任何情況下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權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義務。親情需要產生親權。親情是精神的歸宿，親緣是親情的載體。親緣關系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穩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和精神性，特別是其中的血緣關系，是一種與生俱來、不能選擇、不能替代、不能否認、飽含溫情、維系家庭、穩定社會、繁衍人口、普遍存在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擁有，每個人都需要。每個人都有保護親緣的義務，每個人都有享受親緣的權利。名譽需要產生名譽權，人有捍衛名譽的權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譽的義務。自由需要產生自由權，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發展需要產生發展權，自己要發展，他人也要發展；窮人要發展，富人也要發展；「好人」要發展，罪犯也要發展。
依照人性構建的程序權利義務，應該能夠成為程序關系主體的自覺意志和行為，為什麼還需要法律去規定，特別是還需要刑法的強制保障？有二類原因。第一，人能夠按照人性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但資本、市場等物質力量的異化及階級斗爭、民族斗爭的激化，扭曲了人性，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法治的人性色彩淡化了甚至被抹殺了。在某些時候，大眾之惡也可能傷害人性。第二，人性有其惡的一面。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柏拉圖說：「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會像最野蠻的野獸那樣壞。」「不能過分相信統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輕英明的統治者，權力也能把他變成暴君。」柏拉圖用吉格斯指環透徹地說明了這一點。 孟德斯鳩、 麥迪遜、 傑弗遜 都論證過權力擁有者「潛惡」的存在，因此對權力所有者與權力的謹慎與防範成為一種現實的必要。人性自身的缺陷的存在決定了這種「謹慎」與「防範」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須靠客觀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制度與法律。
既然人性惡有其固有的屬性，那麼又為什麼能克服？也有二大力量，其一，人性善的本質力量。人們追求健康的體魄、社會的尊重、真摯的親情、行為的自由和發展的機會，都是一種與社會進步一致的力量，是一種「善」的力量。其二，社會力量。在社會力量面前，個人有力量總是微弱的，人不得不正視社會力量，服從社會支配。
人按人性行為，法治以人性惡為邏輯起點，以人性善為實施動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法的產生，是人性導致人類行為有善有惡的必然結果，有善有惡是法存在的人性基礎。人的惡性與人的惡行，才使法有了抑制的對象，才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人的善性與人的善行，使法的產生成為了必要和可能，甚至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人性中善的表現。程序法的作用就是揚善抑惡。如果真正做到了揚善抑惡，程序正義也就實現了。
（五）人性是衡量程序正義的根本價值標准
傳統的立法價值原則，通說認為主要有四項，《立法法》總則中明確規定為憲法原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 嚴格地說，前兩項原則僅僅是技術原則，後兩項既是技術原則，更是價值原則。
但是，筆者認為，民主原則和科學原則不能准確地概括立法的價值。蘇格拉底是民主的犧牲品， 蘇格拉底的悲劇會重演嗎？可能，希特勒和「文革」就是證明；將來還會重演嗎？可能，因為民主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缺陷。其一，真理在剛「出土」的時候，只有少數關注它的人它的人才能看到，真理開始只在少數人手裡，但認可真理的權力掌握在人民大眾手裡，此時，真理可能被否定。其二，民主的實質是多數原則，不是全民原則，可能出現多數人之惡。其三，民主畢竟是手段和工具，它不是與人與生俱來的，不能說明人的價值。因此民主作為立法的原則值得反思。
科學原則是不是立法的基本原則？科學立法，內在包含了人性立法的因素，是在對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肯定的立法。但是，科學是歷史階段的科學，因為我們掌握的是相對真理，被標簽為科學的東西不一定是科學技術或者不完全科學。退一步說，盡管是按科學規律立法，但是科學與人性的異化也是客觀存在的。馬克思說：「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這就是說盡管科學無所不能，可以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但不一定會給人類帶來幸福與美。愛因斯坦曾告誡那些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對人類有益，那麼你們只了解應用科學本身還是不夠的。關心人本身必須始終成為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目標，要關心如何組織人的勞動和商品分配，從而以這樣的方式保證我們科學思維的結果可以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詛咒的禍害。當你們沉思你們的圖表和方程式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鑒於以上分析，真正能體現立法的價值目標的是人性原則。因為人性是確定的、具體的、全面的和概括的。「理性宣布：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無益的，最終也是有害的。」「一切違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運，就同一座直接橫斷河流的堤壩一樣，或者被立即沖垮和淹沒，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渦所侵蝕，並逐漸地潰滅。」 「法律程序的設計者、指揮者時刻不能忘記面對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體。」 威廉·布倫南法官曾說過:「我一直認為法院的一個最重要的作用是捍衛每個人秉於人的自我價值而懷有的正當期望。」
符合人性的程序是正義的程序，違背人性的程序是非正義的程序。應該肯定，我國的程序設計基本是正義的，但是也有缺陷，如刑事訴訟法第48條。妻子知道丈夫確實犯了罪，那她作證還是不作證？作證時說真話還是說假話？法律的價值之一是維護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如團結、安全、秩序、親情、友愛等。多元價值主體之間肯定會有沖突，那麼就必然產生價值平衡的法律需求，不能為了社會安全犧牲親情，也不能為了親情犧牲社會安全，因為兩者都是社會存在的條件，特別是社會主體發展的必需條件。在一個夫妻無愛、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環境里，人性將被扭曲，活力將被扼殺。法律應該實現，但強迫親屬作證的法律一般不能實現，不能法律實現的法律不如不制訂。法律是解決矛盾的而不是製造矛盾的，第48條就是製造矛盾。朱蘇力教授曾說：「國家法律有國家強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到有效的貫徹。其實，真正得到有效貫徹執行的法律，是那些與通行習慣和慣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規定。」 這里的通行習慣和慣例，我想應該是關注人性的。「法律不強人所難」，是一條古老的立法格言，法律肯定的應該是社會肯定的，法律否定的，應該是社會否定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羅爾斯說：「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為應該是人們合理地被期望能夠去做或能夠避免的行為，……它不能提出一種不可能做到的義務。」 為什麼？因為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反映和固定，法律與社會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法學家的作用在於研究和確定社會到底是什麼，用什麼法律式表達。因此，馬克思說：「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 法學家並不製造法律，而是發現法律。法學家發現的法律應該是一般人都希望的並且能夠做到的。親屬作證義務的履行，是一般人都不希望的，甚至是反對的，是強人所難。

『陸』 刑事訴訟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包括哪些方面的內容

實體公正雖然不如程序公正容易把握，但也絕不是毫無蹤跡可尋。在我看來，它至少包括如下兩方面的內容：

一是標准公正。即：評價事物的標准要公正。正是李鐵成以行賄者的年齡、工齡、學歷、經歷、職務等作為推薦、考核領導幹部的標准，才導致無論程序如何公正，也無法帶來結果的公正。馬克思曾指出：「如果認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況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簡直是愚蠢而不切實際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麼大公無私的判決還能有什麼意義呢？法官只能夠一絲不苟地表達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夠無條件地執行它。在這種情形下，公正是判決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內容。內容早被法律所規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頁）。」推薦、考核幹部的標準是由私慾泛濫的李鐵成制定的，決定了這個標准本身就是不公正的，接下來的推薦、考核程序愈是完美，就愈遠離正義，就愈不公正。怎樣做到標准公正？這就涉及到制定標準的民主化、客觀化、科學化等問題。

二是結果公正。西方人由於篤信基督教「原罪」說教，因此對在人世間覓求公正結果缺乏信心。而中國人篤信「性本善」，堅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不辭千辛萬苦，也要在人世間「討個說法」，中國人的確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缺點，但西方人也的確染有重程序、輕實體的劣習。美國的辛普森涉嫌殺人案，經過庭審，一般人都認為被害者是辛普森殺的，而且後來的民事案件也判決辛普森賠償被害者家屬一大筆錢，但刑事判決卻判他無罪釋放，理由是警察在沒有搜捕證的情況下搜查了辛普森的住宅。然而，辛普森家中地上的血跡和一隻帶血的手套和被害人的血跡一致，手套和殺人現場的一隻手套是一雙。僅因警察取證手段有不合法就抹去辛普森的刑事責任，美國人可以接受，中國人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因為那種程序貌似公正，實際上是程序的異化。

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
公正是一個讓人嚮往的東西，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學人們都從不同的角度下過定義並就如何實現正義提出過很多方案。這些方案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也就是樓主所說的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
為了方便理解，在下將公正進行一次簡單化的定義(並不完全科學)------正義是指權利/義務分配的公平。公正的核心在下以為在於分配上的公平，分配的標的是權利包括財產上的，權能上的，精神上的，身份上的等等。比如一次公正的審判，就是讓犯罪嫌疑人的罪能和受到的刑相平衡
實體上的公正是最讓人心馳神往的，他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讓每個人的權利\義務得到公正的分配，但是在現實的條件下，卻只能是理想------實質意義上的公正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是他的實現條件卻是絕對不可實現的，道理很簡單-------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樹葉，如果把兩片樹葉分配給兩個人，那麼自然就會一個人分得的樹葉比另一個人的要好(就算兩片樹葉之間的差異小到能夠忽略不計，但仍然會在兩人之間造成實質上的不公正)。更何況不同的人對自己所得或所受的是否正義公平有著不同的感受。
於是西方開始尋求程序上的正義，並以此來推動實體上的相對的正義------就是在分配權利和義務之前先制定一個人人必需遵守的分配規則，就算這一規則將導致實體上的厚此薄彼那也算是公正的。我們可以用我們經常玩的撲克牌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如果單純追求實體上的正義的話，那麼朴克牌就沒法玩了，因為實體上的正義要求把所有的牌(不管是大牌小牌)在玩家之間進行平等的分配，這樣將導致每個玩家都要拿一模一樣的牌，否則期間的不正義則是顯而易見的了------憑什麼他的牌要比我手裡的牌要好？於是為了讓游戲能玩下去，人們就要制定一個發牌的規則也就是程序------輪流摸牌，手上的牌是好是壞憑運氣。如果不做弊那到人們手上的牌不可能是一模一樣的，而且人們也沒理由因為自己手上的牌不好而去抱怨不公平。
為了說明程序正義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在下給列位看官進行一次實例演習：假設你有兩個孩子，而且他們兩經常為某些事情鬧矛盾。有一天，你給你兩個兒子買了一隻西瓜，這就涉及到如何平衡你那兩個孩子之間的利益問題了。你有兩種方案第一套方案就是去盡一切可能的去實現實體上的公正-------把這只西瓜在你的兩個孩子之間進行平均分配，於是你就拿一把尺子量了又量算了又算，終於你手起刀落把西瓜平均的分成了兩半。但是問題來了，你分的是否就一定平均呢？答案是不可能的，因為有一半西瓜一定會比另一半西瓜大，你用克去稱，可能會一樣的重，你用毫克作單位來稱的話，那麼他們之間的大小差異就顯而易見了。退一步說，就算你切的的的確確是一模一樣的大，但是你那兩個小傢伙可能會這山望著那山高，弟弟可能總覺得哥哥的西瓜比他的大(這是人的正常的心理因素使然)而哥哥亦會有同感，這樣他們還是覺得不公平，他們之間還會有矛盾，甚至會覺得你這個當父母的一碗水沒端平。所以你只能實行第二套方案-----去追求程序上的正義，你可以設定這樣的一程序：老大切西瓜，老二優先選西瓜。這樣的話，老大自己就會盡一切可能把西瓜平均分配，當然他切西瓜的技術一定不如您，因為他畢竟是小孩。老大把西瓜切完之後，老二就拿他以為是最大的那一半，那麼就算那兩半西瓜大小懸殊，老大也沒話可說。這樣矛盾解決了，他們之間也不會因為公正不公正問題而鬧了，您說是嗎？這個小例子我們也可以運用到社會生活中，比如嚴禁有人既切西瓜又選西瓜，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

『柒』 請結合刑事訴訟法的理論談談對公正司法，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堅持公平公正公開，杜絕暗箱操作，遏制腐敗

請結合刑事訴訟法的理論談談對公正司法，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堅持公平公正公開，杜絕暗箱操作，遏制腐敗？一定要完善好監督機制才行

『捌』 刑事訴訟法內容

第十五條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

（一）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

（三）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

（四）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來源泉州律師網頁鏈接

（六）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