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法歷史

❶ 中國最早的行政法典是什麼

《唐六典》全稱《大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質的法典。是我國現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版典。權 唐玄宗時官修，舊題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實為張說、張九齡等人編纂，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會典，所載官制源流自唐初至開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禮，原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後世設六部即本於此。

❷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制度的歷史發展比較

摘要：現行的行政訴訟收費收費制度基本上是民事訴訟收費制度的翻版，行、民不分。在談到設立行政訴訟收費制度的理由時，多都借鑒設立民事訴訟收費制度的理由。這些理由在理論上難以自圓其說，在實踐中也未能改變大量行政訴訟成本由國家承擔的事實。因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必須改革：1、建立行政訴訟成本國家承擔制度；2、建立國家訴訟成本追償制度；3、建立濫用訴權懲罰制度；4、涉外行政訴訟收費實行對等原則。

關鍵詞：行政訴訟費用 訴訟成本國家承擔 訴訟成本追償 對等原則

一、引言

1982年《民事訴訟法（試行）》出台，我國民告官的制度——行政訴訟得以確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3條第2款規定「法律規定由人民法院審理的行政案件，適用本法規定」這是行政訴訟最直接且又最早的法律淵源。與之相對應，根據《民事訴訟法（試行）》第80條、第178條、第190條、第200條之規定，行政訴訟收費制度也隨之建立。最高人民法院於1982年、1989年先後兩次頒布了《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①，使行政訴訟收費制度進一步具體化。

行政訴訟收費是指當事人進行行政訴訟活動，應當向人民法院交納和支付一定數額的費用。行政訴訟通行的說法是指行政相對人與行政主體②在行政法律關系領域發生糾紛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審查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並判斷相對人的主張是否妥當，作出裁判的一種活動。顯然行政訴訟的時間區域為：從當事人提起行政訴訟時起至行政裁判作出時止。行政訴訟收費即當事人在該時間區段應向人民法院所交納的訴訟費用。根據1989年《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第一章規定行政訴訟收費分為三類：1、行政訴訟案件受理費和其它訴訟費用；2、行政訴訟案件執行申請費和其它執行費用；3、非訴行政案件執行申請費和其它執行費用。顯然前述行政訴訟收費只包含《人民法院訴訟收收費辦法》中的第一類，而不包括後兩類收費。實際上，行政訴訟案件執行是指行政訴訟終結後，依國家強制力將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及其它法律文書，按其內容和要求加以實現的活動；非訴訟行政案件執行是依國家強制力將沒有經過行政訴訟程序，但已發生效力的行政法律文書的內容和要求加以實現的活動。可見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案件執行、非訴行政案件執行，是三個不同的，有著質的區別，又相聯系的概念。三個概念，涇渭分明，不容混淆。《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第一章將上述三種收費統一稱為行政訴訟收費的作法，很值得商榷，由於不是筆者今天所要討論的范圍，姑且不議。筆者所要討論的是設立上述三種收費制度的合理性與其改革方向的問題。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以《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為准，將上述三類收費統稱為行政訴訟收費(廣義)，而將第一類收費稱為行政訴訟收費(狹義)。如無特別說明本文中行政訴訟收費均指上述三種收費，即廣義上的行政訴訟收費

在討論行政訴訟收費時，我們不能考究設立訴訟收費的必要性。概觀設立行政訴訟收費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幾種：設立行政訴訟收費制度。⒈可以減少國家財政支出,減輕人民群眾負擔。⒉有利於增強公民、法人、其它組織的法制觀念,防止濫用訴權。⒊有利於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促進依法行政。⒋有利於體現當事人在在訴訟中法律地位的平等。⒌有利於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經濟利益。但筆者認為上述理由存在著邏輯上的缺陷，也嚴重不符合客觀實際。

此外，我國行政訴訟收費的標准，沒有考慮行政訴訟本身的特殊性，完全照搬民事訴訟的收費模式，將案件分為財產案件與非財產案件。非財產案件按件徵收，財產案件按財產的價值的一定比例徵收，數額越大，費用越高。從理論上講，司法實踐中將行政訴訟分為財產案件與非財產案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為所有的行政訴訟法律關系的客體均為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非象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的客件，可分為：財產類客與非財產類客體。因此現行的行政訴訟收費制度須改革。

二、對行政訴訟收費制度質疑

現行的行政訴訟收費制度的主要依據是《民事訴訟法(試行)》和依該法制定的《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及其補充規定。從《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規定來看，行政訴訟收費制度基本上是民事訴訟收費制度的翻版。由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不僅是量的不同，在質上也有明顯區別，故現行的行政訴訟收費制度有幾點值得商榷。

(一)對行政訴訟收費制度設立原因的質疑。

1、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並不一定會減少國家財政支出，減輕人民群眾負擔。

有人認為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是解決相對人與行政主體之間的行政爭議，這畢竟是一部份當事人自己的事情。把少數人花費的訴訟費用由國家包下來，增加了財政支出，從而間接加重了人民群眾負擔，顯然不合理。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則可以減少國家財政支出，減輕人民群眾負擔

但一個不可忽視的客觀事實是——當作為原告的行政相對人為行政主體或作出具體行政作為的行政主體敗訴或部分敗訴時，並不會減少國家財政支出，減輕人民群眾負擔。在我國人民法院，行政主體均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屬非營利性機構，其經費都來源於國家財政撥款，其財產所有權歸屬國家。此時無論是當事人勝訴還是敗訴，還是部分勝訴或部分敗訴，其所承擔的訴訟費用也必然由國家財政支付。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從表面上看，使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損失的訴訟成本似乎得到了彌補，但實際上由於人民法院與行政主體的經費都來自於國家財政撥付，故行政訴訟成本的最終承擔者仍為國家。行政主體向人民法院所交納的訴訟費用，在國家財政內部，只不過由一帳戶轉移到另一個帳戶上面。同時，這筆訴訟成本也間接轉嫁到廣大人民群眾身上。

2、以防止濫用訴權，作為實行行政訴訟收費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嫌。

一些學者認為設立行政訴訟收費制度有利於增強公民、法人、其它組織的法制觀念，防止其濫用訴權。《民事訴訟法（試行）》與《行政訴訟法》均規定訴訟費用由敗訴一方承擔，雙方都有責任的由雙方分擔。這一規定具有一定的懲罰性質，可以對濫用訴訟權的行政相對人在經濟上課以一定的約束，這是其一；其二，收取行政訴訟費用還可以促使當事人慎重對待自己的訴權，從而預防糾紛，減少纏訴，防止訴累。但筆者認為，以此作為設立行政訴訟收費制度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嫌。

第一，我國《憲法》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也是我國實行行政訴訟制度，制定《行政訴訟法》的憲法依據之一。可見公民提起行政訴訟是其實現基本權利的一種形式。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基本權利。第二，濫用訴權的標准不清，人民法院在判斷何為濫用訴權時主觀意向大，具有很強的伸縮性。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如果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無懈可擊，行政相對人也不會無事生非，將行政相對人對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或稍有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視為濫用訴權的話，恐有失《行政訴訟法》立法本意。事實上，是否實行行政訴訟法收費制度與濫用訴權是兩碼事。對某些有錢人來講，行政訴訟是否收費，其仍都可以濫用訴權。第三，提起行政訴訟本來就是公民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的體現。以收取訴訟費用作為行政訴訟的前提條件，很可能導致某些人因無法交納或暫時無法交納行政訴訟費用，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法院的保護，從而對作出侵犯其權益的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主體「敢怒不敢言」，有冤無處申的尷尬局面。那種認為老百姓是刁民的「防民」思想應當向「為民」觀念轉變

3、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與體現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法律地位平等沒有必然的聯系。

有人認為設立行政訴訟收費制度，收取訴訟費用，反映了當事人在行政訴訟中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因為在具體行政行為中，雙方當事人的實體地位是不同的。一方為擁有行政管理權的行政主體，另一方是被行政主體管理的相對人，雙方屬於行政隸屬關系。雙方的權利義務不對等，這樣雙方在實體法律關系中，是處於法律地位不平等的雙方當事人。因而在行政訴訟中實行平等的行政訴訟費用原則，顯得更為重要。這樣充分體現了我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保護公民法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的立法性質。

然而當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並不以是否向人民法院交納訴訟費為標准，而以雙方在行政訴訟中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是否平等為標准。行政訴訟收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彌補國家訴訟成本的損失。那種認為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能改變當事人在訴前不對等的法律地位，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點。筆者認為有失偏頗。以此作為設立行政訴訟收費制度的理由實在是牽強附會。

4、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並不一定會使行政主體依法行使職權促進依法行政。

收取行政訴訟費用能促使行政主體依法行使職權，促進依法行政，一個重要理由是：通過對行政主體課以經濟上的約束，以達到依法行政的目的。這實際上是混淆了一個概念，即行政主體財產所有權究竟歸國家還是歸該行政主體。如果說行政主體財產歸該行政主體所有的話，還有可能夠體現行政訴訟收費的懲罰性，促進行政機關行使職權。如行政主體財產屬國家的話，則受到損失的仍舊是國家，即所謂「崽用爺錢不心疼」，因而未必能促進行政主體依法行政職權，依法行政。

5、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有利於維護國家的主權與經濟利益，是對國家主權原則的一個誤解

在世界上，一些國家也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發展進程的加快，外國人和外國組織在我國進行行政訴訟的情況會越來越多。如我國不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則有損於國家主權與經濟利益。這體現了一個國家的主權尊嚴，因而一些人認為在我國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不僅需要，而且必要。

筆者認為國家主權是一個國家固有的權利，是國家最重要的屬性，表現為對國內最高權和對外獨立權。對外國的一些做法，應當批判地接受。因為是否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是一個國家份內的事情，是一個國家對內最高權的表現。不能說一個沒有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的國家就有損於國家主權。在涉外行政訴訟中我們可以根據對等原則來維護國家主權與經濟利益。

(二)對現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的法律依據和徵收標準的合理性質疑。

退一步講，既便上述理由成立，但現行的行政訴訟收費制度也值得商榷。

1、現行《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的法條依據失效，其合法性值得懷疑。

現行的《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是依據1982年的《民事訴訟法(試行)》而制定的。由於該法已經失效。故1989年《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的法條依據也隨之失效，從而使《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的根基得到了根本性動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該《辦法》的合法性很得推敲。在《行政訴訟法》實施11年和《民事訴訟法》實施10年的今年，《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仍濤聲依舊，不能不說是一種人為的遺憾。

2、現行《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所確的行政訴訟費用徵收標准不合理。

《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將行政訴訟收費與民事訴訟收費合二為一，在費用徵收上兩者可互相通用。行政訴訟收費和民事訴訟收費一樣將案件分為非財產案件與財產案件。非財產案件按件徵收；財產案件④，以其所涉金額與價款按比例徵收。非財產案件的行政訴訟費用按件徵收倒不難理解，但財產案件按比例徵收則有點過份附會於民事訴訟收費制度。第一，所有行政訴訟案件所爭議的標的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非財產問題。行政案件所涉財產的金額或價款只是具體行政行為所導致的後果，而不是行政訴訟案件所爭議問題的本身。因此不能將行政案件當財產案件看待；第二，行政主體有時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難以估價或者是金額與價額巨大的，如大片森林、國土、水體、灘塗、珍稀文物等。這些案件如以金額或價款的比例來計算徵收行政訴訟費用，其巨額費用無論是相對人還是行政主體都難以承受，特別是行政主體作為國家部門並不是經營性或營利性單位，其單位行政行為的財產也不歸其所有。該筆巨額費用的最終承擔者仍舊是國家財政，顯然這種行政訴訟收費不合理，仍只不過是巨額的行政訴訟費用在國家財政內部由一個帳戶轉移到另一個帳戶。訴訟成本仍間接地轉歸廣大人民群眾承擔。因而我國的行政訴訟收費制度帶有很大的民事訴訟收費性質。行政訴訟收費制度沒有體現，行政訴訟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等公權利的自身特點

三、改革行政訴訟收費制度初探。

由於我國現行的《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的法條依據已失效。訴訟收費行政、民事不分的辦法已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改革行政訴訟收費制度迫在眉睫。如何改革行政訴訟收費制度，筆者曾作如下探討。

(一)建立訴訟成本國家承擔制。

行政訴訟必竟不象民事訴訟那樣解決的是平等主體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之爭，它所要解決的是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行政法律關繫上的權利或義務如何落實的問題，因而在行政訴訟中必有一方是代表國家行使行政權的行政主體。換言之即國家為行政權利、義務的終極享有者或承擔者。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的目的起因是因為其認為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存在法律上的缺陷，是其作為國家的主人參政的一種形式，因而在行政訴訟中產生行政訴訟費用應當由國家承擔，實行行政訴訟成本國家承擔制度。其次，作為行政訴訟和行政訴訟案件或非訴行政案件的執行的客體所依據的法律源於行政法，而行政法屬公法領域，維護的是整個國家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等公權利，公法的混亂將會造成整個法律體系的混亂的。故行政法的公法性質也決定行政訴訟收費不宜象民事訴訟那樣，實行訴訟成本按過錯原則由當事人承擔。（建立行政公訴制度是實行訴訟成本國家承擔的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可以與相對人行政自訴方式一同構成我的行政訴訟提起方式）。第三，人民法院作審判機關對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監督，是其職責所在，即國家機關對國家機關監督，是國家機關內部的事務，訴訟成本理由國家財政支付。如由當事人承擔，則不盡合理。只有實行訴訟成本國家承擔才能扭轉這一不合理體制。

(二)建立行政訴訟成本追償制度。

行政訴訟成本追償是指在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或非訴行政案件執行過程中，所發生的訴訟成本損失，國家有權向有關責任人員要求予以賠償。它包括國家對原告、被告、第三人的行政訴訟成本的追償。從當事人是否為行政主體為標准。行政訴訟成本追償可分為對非行政主體的訴訟成本追償，和對行政主體訴訟成本的追償。在對非行政主體行政訴訟成本追償中，訴訟成本由非行政主體承擔，在對行政主體的訴訟成本追償中，則將責任落實到有關直接責任人承擔。這樣才能夠真正減少國家財政開支，減輕廣大人民群眾的負擔

(三)建立濫用訴權懲罰制度。

提起行政訴訟是公民、法人、其它組織的一項基本權利，但權利不能濫用。為此在行政訴訟中有必要建立濫用訴權懲罰制度。在建立濫用訴權懲罰制度上，可以參考以下因素：一是對濫用訴權的界定。界定時應當考慮到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缺陷，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的目的是否出於維權的正當需要。行政案件本身導致金額、價款的有無大小不能作為判定濫用訴權的標准。濫用權訴的具體表現形式應當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不宜給予人民法院較大的主觀隨意性。二是對濫用訴權者給以一定的制裁。追究其相應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造成國家財產損失巨大的，可以追究刑事責任。

(四)對於涉外行政訴訟，實行對等原則。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發展進程和我國加入WTO的步伐加快，外國人和外國組織在我國進行行政訴訟的情況會越來越多，是否實行行政訴訟收費制度各國做法不一。對此類行政訴訟，如機械地堅持訴訟成本國家承擔，則可能有損我國主權與經濟利益。因而從主權平等的原則出發，在實行行政訴訟成本國家承擔的同時引入對等原則，這樣既維護了國家主權，又避免了國家經濟利益的損失。在實行對等原則中應當考慮以下兩個因素：一是訴訟成本的核定；二是該外國對中國公民、法人、其它組織實行行政訴訟權利的限製程度。

註：

①1982年的《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為試行辦法；

②含法律法規授權組織，下同。

③此處指的是一般情況，因為人民法院訴訟費的免除是有限的，且程序繁索；

④嚴格地講為行為後果涉及財產權的行政案件。

參考資料：

1、《行政訴訟法學》，應松年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修訂版。

2、《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姜明安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第一版

3、《行政訴訟法釋論》，黃傑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4、《行政訴訟法講座》，黃傑主編，中國人公安大學出版社1989年6第一版。

5、《行政法學》，羅豪才主編，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6、《民事訴訟法學》，柴發邦編，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7、《國際法》，端木正主編，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8、《憲法學》，魏定仁主編，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9、《法學基礎理論》，沈宗靈主編，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10、《依法治國與法律體系建構學術研討會綜術》——《法學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五期。

11、《民事訴訟法(試行)》。

12、《行政訴訟法》。

13、《民事訴訟法》。

14、《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及其補充規定。

❸ 法律的四種歷史類型行政法的總稱法律運行的過程主要包括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是

1、法律的四種歷史類型：
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按照法的階級本質和經濟基礎而將法劃分為不同社會形態的法。以奴隸制社會的法、封建制社會的法、資本主義社會的法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法，這四種社會形態為標準的劃分，通稱為法的歷史類型。
2、行政法的總稱：
行政法，是指行政主體在行使行政職權和接受行政法制監督過程中而與行政相對人、行政法制監督主體之間發生的各種關系，以及行政主體內部發生的各種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3、法律運行的過程主要包括：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實施；法律的遵守；法律監督。
4、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
（1）人民主權原則.主權是指國家的最高權力。人民主權是指國家中絕大多數擁有國家的最高權力。在法國啟蒙思想盧梭看來，主權是公意的具體表現，人民的公意表現為最高權力；人民是國家最高權力的來源，國家是自由的人民根據契約協議的產物，而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因此，國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治理者只是受人民委託，因而主權只能屬於人民;
（2）基本人權原則.人權是指作為一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利。盡管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社會中的人，因而當人權與某一個體的人相結合時，不能不打上這個人所處客觀社會歷史條件的烙印，從而使人權在階級社會中，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但就人權最原創的意義而言，它在本質上屬於應有權利、道德權利;
（3）法治原則.法治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它是指統治階級按民主原則把國家事務法律化、制度化，並嚴格依法進行管理的一種方式，是17、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重要的民主原則。如洛克認為，政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法律來進行統治，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潘恩也說，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其核心思想在於依法治理國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對任何組織和個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權;
（4）權力制約原則.權力制約原則是指國家權力的各部分之間相互監督、彼此牽制，以保障公民權利的原則。它既包括公民權利對國家權力的制約，也包括國家權力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權力制約之所以是憲法的基本原則，主要取決於憲法的邏輯起點和憲法的基本內容。盡管導致近代憲法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經濟的普遍化發展，但從政治的局面而言，則是國家權力所有者的轉換。

❹ 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是什麼

最早出現於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後來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類法典。

❺ 我國行政法一般淵源包括

1.憲法
2.法律（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一般法律）效力僅次於憲法。
3.行政法規和規章：行政法規由國務院制定，而規章的制定主體是國務院部委和一定層級的地方人民政府。
4.地方性法規和自治條例、單行條例：效力只限於相應的行政區域內
5.法律解釋
6.國際條約（很少，但是地位很高）

❻ 為什麼我國行政法壟斷是無效的

一 我國行政法淵源的主流觀點：
形成過程、社會原因及最近修正
二 反思法律淵源的性質
（一）作為依據的法律淵源？
（二）作為論據的法律淵源
三 行政法淵源重述
（一）成文法源
（二）不成文法源
四 各種法律淵源間的「優先性規則」
我國行政法淵源理論在20年間幾經變遷。目前對行政法淵源的理解，大體定位在法律、法規、規章和法律解釋等制定法層面上。這一主流觀點體現了我國學者在特定情境中，面對國家治理難題，構建行政法治的一種努力。鑒於主流觀點所面臨的困境，一些學者試圖對它加以修正，但法律淵源作為法律存在形式和執法依據這一基本命題還沒有根本動搖。
本文將反思我國行政法淵源的性質，並把法律淵源理解為一種法律論據，即闡述一種法律制度或者爭辯一條法律規范時，可以使用的形式多樣、具有說服力的論據。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並闡述法律淵源應當包括一般法律原則、民間習慣、行政慣例和司法判例、法律學說、比較法等非制定法因素；在權威機關制定和認可的淵源中，本文還討論了憲法、國際條約的司法適用效力，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行政規定）。最後，本文探討如何整合各種法律淵源，以及各種法律淵源之間是否存在、在什麼意義上存在優先關系。
一 我國行政法淵源的主流觀點
主流的法學理論認為，法律淵源是一國法律的存在方式，或者說表現方式。我國法律存在於（表現為）特定級別的國家機關依照特定程序制定和頒布的規范性文件。具體地說，我國的法律淵源包括：憲法，法律，法規（包括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自治法規），規章（包括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法律解釋等。[1]
（一）行政法淵源主流觀點的形成
當我們回溯20年來中國法學中各種法律淵源理論，我們發現，當前流行的法律淵源理論是一系列法律實踐和理論變遷的產物。它有著兩個明顯不同的理論淵源。在正式法律文本中，法最初被看作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此後立法權不斷分化，及於法規、規章和法律解釋。在法學理論中，法一開始就被定義為各級國家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隨後，范圍不斷收縮，止於法規、規章和司法解釋。兩個源流基本殊途同歸，匯流成今天流行的法概念。
先說法律文本意義上法律淵源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並制定憲法後，依照新的國家學說和政制理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最高權威，一切權力由它而生，法律自它而出。這種理念在「54憲法」中得到鮮明的體現。它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不單國務院和地方沒有被賦予立法權，連全國人大常委會都沒有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法律），可謂「法不二出」。但「54憲法」剛出，立法權旋即發生了分化，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分別被授予制定法律和就法律具體應用進行解釋的權力；70年代末以後，國務院、省級地方人大、省級地方政府、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國務院部委、省會城市和一些較大市的人大和政府相繼取得了規則制定的權力。這些被授權制定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和法律解釋文件，人們都從觀念上承認它們屬於法的范疇。經過這些連續的授權，法律淵源在80年代中期基本成型，在2000年的《立法法》最後鞏固。從此，憲法、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地方性法規、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構成了法律文本意義上的法。
在法學理論中，法律淵源則呈現從彌散到集中的相反趨勢。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雖然開始強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法學理論對法並沒有更多的形式上的要求：只要是國家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無論哪個機關制定，也無論以什麼方式制定，都是法。[2]在行政法著作出現前，權威的法學辭書在介紹行政法時，用的是與法理學相同的口氣。[3]萌發於80年代初期的中國行政法學，在行政法的概念上基本照搬了法理學的定義。第一本全國行政法學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在論述行政法的淵源時稱，「行政法是由各種含有行政法規范性質和內容的法律文件和法規所組成的」。[4]直到80年代中後期，行政法的概念和法源被重新討論。多數作者把行政法淵源限定在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以及行政規章范圍，反對把行政規章「排除在行政法之外」，也反對把行政法的范圍擴大到鄉或者縣一級人民政府的規范性文件。從一些專著、論文和教科書中，我們不難看到這場重述行政法淵源的努力。[5]1989年出版的第二本全國行政法統編教材《行政法學》，可以視為這種重述在行政法學獲得正統性。[6]此後，這種觀點在行政法學界一統天下。
（二）主流觀點的社會背景
在前面關於行政法淵源的變遷中，不管各種觀點變化有多大，在這一點上卻是完全地一致：法律都是國家機關「制定」出來的白紙黑字的文本。我們不承認自然法，基本上也排除習慣、判例、學說等不成文法律淵源。不但如此，按照主流的法律淵源理論，法的制定機關限於特定的高層機關，法的生產是高層級機關壟斷的事業。除了制定機關級別的要求外，主流理論對行政法淵源還有一個形式要求：我們承認國務院及其部委、省級政府和較大市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是法，但同時把他們以「通知」等形式下發的規范性文件排除在法的家族之外。
上述觀點可能令一些人感到費解：為什麼法律必須是制定的？為什麼我國行政法不包括法律原則、判例等其它淵源？為什麼只有特定機關、以特定形式制定的規范性文件才演算法？兩個同樣大小的城市，為什麼一個有權立法，另一個卻不行？
要回答上述問題，不僅要注意我國的成文法傳統和現行憲政體制，更要追問它背後的社會原因。本文認為，我國行政法淵源的主流觀點，體現了中國當代行政法學者面對國家治理難題，建構行政法治的初步努力，具有歷史的合理性。
雖然我國傳統上被認為是成文法國家，但如果仔細觀察，非成文因素在我國古代法律實踐中曾廣泛存在[7]，現代法學理論在討論法律淵源時，對非成文因素也都予以肯定[8].主流法律理論排斥不成文法，與其說是由於法學傳統斷裂而導致的遺忘，或者出於防止行政專制、保護公民自由的考慮[9]，不如說是出於特定時期國家治理需要的一種選擇。50年代以來，乃至80年代以來中國法治的成長時期，正是社會變革時期。制定法和各種政策性文件因其能最明快地體現政府的意志，最迅速地統一各方認識，成為政府推行變革的有效工具。而各種不成文淵源，要麼還沒有生成，要麼對秩序統一有害無益。以習慣為例，社會變革意味著舊的習慣可能恰恰是變革對象，新的習慣又難以生成。再說司法先例，當前社會面對的諸多矛盾使得高層機關也常常不得不出於各種現實考慮而無法遵循法律。我們也許能夠容忍對法律條文的一時違背，但不能容忍因遵循先例而一錯到底。說到法理，當初我們的法學本身還比較幼稚，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知識傳統和相對獨立的規范體系。更重要的是，把法理引入法律淵源，意味著法律學者在正式立法程序之外直接分享了法律的制定權，意味著一般民眾也可以對法律問題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爭辯。在法律共同體還沒有成長，法律議論的理性空間還沒有形成的情況下，承認非成文因素，法律問題就可能異說紛呈，產生「無窮之辭」[10].只有斷然擯棄可能產生各種異說的法理、原則、道德，把各方思路統一到制定法條文中，才能避免紛爭。
在排除不成文法源後，從理論上把法的制定者限於高層級機關，表明了對法的合法性問題的關注，對「法出多門」的憂慮和抗拒。在中國這樣的大國里，完全依靠中央立法來提供規則顯然應付不了各地非常迥異的情況；但由於司法審查制度和其他法律監督制度在相當長時間內沒有建立或者有效運作，對統合層次繁復、形式多樣的法律規范還缺乏有效機制。「一放就亂，一統就死」，是考慮如何分配立法權時反復出現的一個雙重難題。面對行政部門本位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我們不能允許立法權過度分化，不得不通過法律淵源的層級限制來防止低層級機關濫用權力。[11]立法權適度分化又相對集中，止於國務院部委和較大城市的政府，是中央與地方博弈的暫時均衡，反映了在現有憲政結構下中央控制地方的限度。
至於把國務院「通知」等規范性文件被排除在法的家族之外，既不是因為它們天然「不姓法」[12]，也不是因為它們不直接設定權利義務關系，因而無關緊要。真正原因恐怕是兩者在制定程序和形式上的區別，以及對這種區別意義的認識。雖然暫時還承認命令、決定、指示的實際約束力，但無法消除對領導個人意志和紅頭文件不確定性、易變性的憂慮。對法律淵源范圍的限定，反映了學者們對依靠明確、穩定的規則治理的企求，應當「以法治理」，即通過特定程序和特定形式的文件來治理，而不是用「紅頭文件」所體現的政策來治理。[13]
（三）對主流觀點的若干修正
在我國行政法淵源主流觀點確立後不久，大約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行政法學界即開始對其提出輕微的質疑，或局部的修正。
首先，法律、法規和規章以外數量龐大的其他規范性文件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不管是否承認它們是法的淵源，這些規范性文件的實際效力被認為應當予以尊重。一些學者認為，它們在行政審判中也具有「參照」適用的地位，或者換一個說法――「參考」。[14]
其次，憲法的作用開始被重新審視。雖然教科書中大都把憲法列為行政法淵源的一種，但長期以來，援引憲法判案卻是法律實踐當中的禁忌。但近年，「憲法司法化」，更准確地說是「憲法的司法適用」，呼聲日高。最高法院在「齊玉苓案件」中，明確表達了這種意圖。[15]
第三，行政法一般原則等不成文淵源被廣泛討論。開始，一些學者小心翼翼地提出，要考慮和重視非成文淵源，或者提醒人們不要忽視對它的研究。[16]之後，在一部分學者中逐漸形成共識，行政法的淵源不應限於制定法，還要包括非成文因素。羅豪才教授提出，行政法「不僅包括一系列行政法規范，而且理應包括一些重要的行政法原則，它們同樣具有法的效力」。[17]大量的論文在比較法研究的基礎上，闡述了行政法諸原則，並強調其在實踐中的應用。[18]司法判例和行政慣例、習慣對法院審判的效力也被不斷地提出。[19]關保英教授以發展市場經濟為背景，主張承認行政法的非正式淵源。[20]孫笑俠教授在一本著作中把政策、法理和判例列為我國行政法的非正式淵源。[21]姜明安教授也指出，「在實際的司法和行政執法中，法理和判例也有著重要的作用」；甚至，權威法學家的著作也具有「准法源」的作用。[22]朱新力教授主編的一本教材批評大陸學者概括法源類型時「遺忘」了非制定法。該書列舉了習慣、判例和法的一般原則等幾種外國法中認可的不成文法源，呼籲我國權力機關對這些非正式淵源予以「明確承認」，使之具有司法的統一適用性。[23]雖然上述觀點迄今仍是一種比較前衛的觀點，還沒有進入法學院學生的必讀教材，但主流理論開始面臨動搖，新的共識正在形成。
二 作為論據的法律淵源
對主流理論的前述改良，在思想淵源上主要來自西方國家（尤其是大陸法國家）已經定型的法律理論。如果我國也確立這樣的理論，我們與西方國家教科書上的說法就非常接近了。但這種形式上的接軌並不意味著法律淵源理論的成熟和思考的終結，反而包藏著一個更大的理論危機。一旦我們為把上述成文和非成文因素都添加到法律淵源家族中，我們原先對法律淵源性質的理解，即把法律淵源定義為「法律的存在方式」，並奉為「有約束力的法律依據」，是否還能成立？如果不能成立，我們又當如何去理解法律淵源本身的性質？
（一）法律淵源作為「依據」的缺陷
迄今為止，不管對我國行政法淵源的類型看法多麼不同，對於法律淵源性質的理解仍然沒有擺脫主流法理學的觀點：法律淵源是法律規范的存在方式，或者說是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
這一論斷表明或暗示：
1、法律淵源和法律規范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就象通常所理解的語詞與其所指稱的對象一一對應一樣，每一條法律淵源都包含固定內容的法律規范（至少其核心的意義是確定的）。如果說法律條文的含義還有不清楚的地方，那隻是一個解釋的問題。解釋法律的過程，就是正確地認識和闡述法律條文本來就有的含義，就好比從工具箱里找出預先擺放在那裡的合適工具。在這樣的意義上，法律淵源和法律規范沒有實質區別。
2、法律淵源的范圍由一個權威機構選定，因此是有限的、固定的幾種。最高法院專門規定法律文書的援引范圍，以及學者主張全國人大對不成文法源予以「明確承認」，都顯示這一觀念被廣泛接受。
3、法律淵源具有約束力，是法院和其它執法機關必須遵循的「依據」。反過來，只有具有這個特徵才能被承認為法律淵源。從規章和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是否法律的爭論，到主張或者反對我國建立判例制度，都能看到同樣立場。
這幾條相互聯系：既是權威機關選定，就不容不服從；既然具有約束力，就不能人人得而主張。上述論斷表達了一種自上而下進行國家治理的理想：權威機關提供法律，然後要求行政機關和法院必須服從法律，而且只能考慮法律。「有法必依，唯法是從」，就這個信條的簡單表達。
但這幾點都有相當問題的。
首先，當代法律解釋學指出，法律條文本身並不包含固定的含義。這種不確定首先來自語言本身含義的不確定。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通過對日常語言的精細分析指出，語言沒有本質，沒有統一性，它是在不同語境中針對不同對象、按照不同方式使用的；只有在多種多樣的實際用法中，才能把握語言的含義。[24]同樣道理，法律文本的含義不是不可以界定，但也只有在千變萬化的特定情境中才有可能得到界定。泛泛地敘述法律文本的含義（就象法律教科書一樣）不是沒有意義，但不能代替對錯綜復雜案件的具體思考。法律文本的不確定性，還因為法律解釋是帶有價值判斷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個事實層面的問題，而是一個正當性的問題。由於法律涉及利益，當事人爭奪法律文本的含義，就是為了爭奪切身利益。這里存在的問題不是語詞本身具有什麼含義，而是我們希望它具有什麼含義。也就是說，法律文本的「歧義」可能是當事人為尋找對自己有利的論據而人為製造出來的。[25]有時作者（立法者）的原意是清楚的，但拘泥原意可能導致不利的或不合理的結果，當事人甚至法官可能舍棄立法原意而代之以其它。
其次，在司法和行政活動中，作出法律決定的實際考慮也不象主流觀點所要求的那樣，局限於指定的幾種法律淵源。這一點不但被西方的法律現實主義和法律解釋學所揭示，也被中國當代的司法活動所印證。西方法律現實主義揭示了司法活動中法官實際思維的復雜性，當代的法律解釋學則論證和闡明法律解釋方法的多樣性。[26]雖然法律解釋學並不著眼於法律淵源，但法律解釋的多樣性已經暗示了法律淵源的復雜多樣。如果不拘泥於理論，而注意一下我國當前的法律現實，我們將同樣看到多種多樣的材料和理由被當事人用以爭辯自己的主張。其它規范性文件雖不認為是法律，但大量地被當成一種行為規范，甚至在司法中廣為「參照」。甚至不成文法的因素，例如法律原則、司法判例、學說、外國法等等，都被拿到法庭上使用。前述一些學者考慮到制定法的不足，把習慣、學說、原則等列為「非正式淵源」，作為正式淵源的可能的補充。[何海波2] 非正式淵源區別於立法機關制定的具有約束力的「正式淵源」，並維護了法律淵源有限的觀點。可是，一旦承認「非正式淵源」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成為作出法律決定的理由，那麼，它與「正式淵源」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區別。
第三，即使某個法律文本的含義可以被確定，它的有效性也不是絕對的。在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效力上，主流觀點就遇到了首尾不能相顧的難題。規章作為行政法淵源基本上沒有爭議[27]，但我國《行政訴訟法》含蓄地承認法院對規章效力的保留態度。這對法律淵源理論產生了沖擊：有一種法不是法院必須遵循的，或者說有一種不是法的規定卻是法院必須考慮的。如果說一個措辭含混的「參照」暫時解決了規章地位給法律淵源理論帶來的尷尬，那麼把這一點推演開，「參照」就不僅僅是行政規章。《行政訴訟法》把法律、法規列為法律審理案件必須遵循的「依據」，按通常見解，就是它怎麼規定法院就怎麼判決，不能違背。但依照《憲法》、《立法法》等確立的我國法律監督體制，法院對於法律、法規也不是必然無條件地適用。雖然通常認為法院無權徑自決定不適用或者宣告其無效，但如果法院認為其違法，可以提請法定監督機關予以撤銷或改變。這種程序設置賦予法院對法律、法規含蓄的保留。法律、法規實際上是否也只是一種「參照」？至於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主流觀點認為根本算不得法律，然而它仍對法院具有一定的約束。如果我們承認規章以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不應被視若無物，完全不加考慮，那麼它們是否也獲得「參照」的地位？最後，也更為復雜的是，假如我們把法律原則、習慣、判例、學說等非成文因素也引進到法律淵源中來，我們更無法把它當作必須遵循的規定來對待。主流觀點從法律效力角度理解和限定法律淵源，本身不能自圓其說。
（二）作為論據的法律淵源
把法律淵源看成對行政執法和法院判決有約束力的「法律依據」，導致理論與事實的脫節。那些被奉為法律淵源的制定法條文，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約束力；而那些沒有被承認為法律淵源的材料，對行政執法和司法活動有著實際的影響力。在許多情況下，後者比依循有約束力但沒有說服力的法律更有實效，甚至取代有約束力的法律而成為判案根據。主流的法律淵源理論不能解釋這些現象，反而令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尷尬。為此，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法律淵源，為它確立一個統一的邏輯基礎。
美國法學家格雷（John C. Grey）提出，區別使用「法律」和「法律淵源」這一組概念。格雷認為，制定法和判例白紙黑字的東西，以及道德、政策、法律原則、習慣、法律專家的意見，都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的淵源。法律適用者結合這些淵源和案件事實得出的適用於具體案件的規則，才是真正的法律。[28]格雷對法律淵源和規范的區分是一個重要觀點，也是本文探討法律淵源的邏輯起點。我國的法學教科書一般也提到法律與法律淵源的區分，並往往用專門章節闡述我國的法律淵源。但是，法律和法律淵源的區分在不斷的轉述過程中變得模糊，乃至被忽略。在主流的行政法學中，那些本來被作為法律淵源的法律、法規文本似乎成了法律本身。「法律」這個術語，既指法律淵源（法律文本），也指法律規范。[29]
在格雷區別法律與法律淵源後，英國法學家哈特（H. L. A. Hart）提出，哪些屬於法律淵源，可以根據一套「承認規則」，即指明哪些形式具有「法的資格」的權威性標准，來加以確認。[30]承認規則很少明文制定出來，而是「通過法院或者其他官員、私人或者私人顧問確認的方式顯示出來」。哈特的理論，從邏輯上區分了法律規則的不同層次，為理解法律淵源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視角。但它仍具有某些缺陷。首先，哈特把法律規則視為由某個「承認規則」所確立或者引入的，他暗示了一種本體意義上的法律規則固定地存在於某種形式的法律淵源中，只是需要予以「引入」而已。其次，盡管哈特強調在現代社會里確認法的標準的多樣性，但在他的敘述中，法的淵源仍是有限的。比較典型的是，他幾乎沒有提到法律原則這一重要的法律淵源。正是基於「承認規則」的復雜性，德沃金批評道，在美國和英國這樣有著復雜法律制度的國家中，不存在哈特所說的辨識哪些是法律規則、哪些不是法律規則的基本檢驗標准。[31]
如果想讓法律淵源理論能夠更好地解釋現實，必須改弦易轍，放棄法律淵源效力上的決定性和種類上的固定性，採取一種更開放、更靈活的態度。本文將基於區分法律規范和法律淵源的立場，把法律淵源理解為敘述法律或者爭辯法律時所使用的論據。
當我們敘述某個法律是什麼，或爭辯某個事件應當適用的法律是什麼時，我們必須使用某些論據來論證；就如當我們爭辯某個案件事實時，必須使用一定證據來證明。當一位法學家向人們介紹某個國家特定領域的法律制度（例如行政許可制度、高等教育制度）時，他是從一個觀察者的視角，把法律作為一種有關行為規范的確定的知識加以敘述。它可能援引制定法條文，也可能根據某些司法判例、行政習慣，作為敘述的根據。在法庭上，當事人爭辯案件應當適用的法律時，他是從一個參與者的視角，把法律作為一個有待確定的、可爭辯的命題。例如，當一個學生認為校方對他的開除處分沒有事先聽取他的意見，因而違背正當的法律程序，構成違法，他實際上爭辯的是：存在這樣一條法律規范，它要求校方在作出開除處分決定之前，應當聽取學生的申辯。在行政訴訟中，行政機關要證明其實施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原告常常要駁斥其合法性，法院在作出判決時同樣要向當事人、上級法院乃至社會公眾證明其裁判依據的合法性。他們可能援引制定法條文，也可能根據上級法院的某個先例，某本權威教科書，某個被廣泛認可的法律原則，甚至外國法的經驗。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論據是有說服力的。這些有說服力的論據就是本文所說的法律淵源。
一旦接受這種立場，可用來論證的法律淵源就不再局限於立法機關事先提供的法律條文，而容納了法律原則、學說、先例等等廣泛的因素；它們的效力也不再是絕對的，而是取決於具體情境的對話和論證。採取這一態度，先前遇到的種種矛盾正好得到理論上的統一，困擾我們的很多問題也可以消散。

❼ 新行政法的形成與發展論述題怎麼答

一、行政法產生的基礎
（一）行政法產生的理論基礎
行政法產生的理論基礎是自然權利、三權分立以及法治理論。
1.在法國大革命前，啟蒙思想家盧梭提出了「自然權利」的主張，認為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並認為這種權利是「天賦」的，不可讓與。這一思想在資產階級大革命後為法律所肯定。行政法的出現正是為了保障公民的自然權利。當然，現代行政法更注重拓展公民的權利，促進公民個體及社會的發展。對行政法的產生具有更直接影響的是「三權分立」理論。該學說創始人孟德斯鳩認為一切國家都存在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種權力，主張將這三種權力分別由不同的機關行使，以確保自由的存在。三權分立強調權力的制衡，這里必然引申出對行政權的規范和控制。
（二）行政法產生的社會基礎
行政法的產生固然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但直接導致行政法產生的原因卻根植於現代國家的憲政體制。現代西方國家的政權都建立在「三權分立」的基礎之上，它孕育著行政法產生的最基本的條件，即行政相對獨立，沒有行政的相對獨立，也就沒有行政法。
二、外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一）法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現代意義的行政法最早產生於西方國家，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法國大革命後確立起來的。1789年的大革命****了封建****制度，資產階級按照「三權分立」的理論重新設計了法國的政體。法國的三權分立，不僅是為了限制王權，同時也是為了限制司法權。1790年的《法院組織法》明確將司法職能和行政職能分開，並排除普通法院對行政糾紛的管轄權。1799年，法國拿破崙一世建立了國家參事院和省參事院。國家參事院一方面受理行政糾紛，提供解決糾紛的意見，另一方面為政府提供法律咨詢。自此，法國逐步形成獨立的行政審判制度。為行政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英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英國行政法的萌芽可追溯至資產階級政權建立初期，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普通法制度就已包含了現代行政法的精神，即對行政的控制。但在英國，行政法真正受到重視是在19世紀後期。這一時期，由於科技、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兩個顯著變化：（1）委任立法。為應付工業經濟發展所引起的社會問題，需要制定大量法律。議會由於時間、技術等方面的原因，不能滿足這一需要，不得不授權行政機關制定具體的規則，以補充地方立法之不足。（2）行政裁判所的迅速發展。行政裁判所的職能是行使部分司法權，受理行政機關和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公民之間的爭端。由於上述變化，英國的司法審判制度得到充實和加強，行政法得到進一步發展。
（三）美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美國是嚴格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分權與制衡為立國之本，立法、司法對行政的控制與其國家的歷史一樣悠久。但由於美國承襲了英國的普通法制度，公法與私法不分，行政法的出現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直至洲際貿易委員會的成立，人們常將此作為美國行政法產生的標志。由於嚴格的三權分立原則不能適應現代經濟管理的需要，新型的行政機構——獨立管制機構應運而生。美國行政法的發展承襲了英國傳統，但更側重於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強調行政程序的控權作用。1946年，美國制定了《聯邦行政程序法》之後又制定了許多程序法規，如《陽光下的政府法》等。此外，在行政組織方面，美國建立了許多獨立管制機構，集行政、立法、司法於一體美國學者視獨立管制機構的建立為美國行政法的開端。在解決民事和行政爭端方面，美國還建立了行政法官制度，並逐步使之完善。
三、中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一）中華民國行政法的歷史簡況
在中國，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直到民國時期才開始萌芽。孫中山領導資產階級革命，****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主張實行資產階級民主與法治。1911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並第一次提到行政訴訟：「法院依法律審判民事訴訟，但關於行政訴訟，其他他別訴訟，另以法律定之。」民國3年（1914年）5月18日，北洋軍閥政府公布了《行政訴訟條例》，同年7月15日公布了《行政訴訟法》，並在同年3月公布了《平政院編制令》，規定了行政審判組織。至此，在形式上初步建立起行政訴訟制度。北洋政府依照日本的體制設有行政法院，成為「平政院」。
******政府成立後，「平政院」改名為「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分立，處理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有三個程序，必須經過向行政機關的訴願，再訴願後，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此外，******統治時期還頒布了一些規范行政組織、行政活動的法律，如省政府組織法等。[1]
從總體上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連年內外戰爭不斷，蔣介石******政府又長期實行獨裁統治，不講法治，因此，無論是行政訴訟，還是對行政組織行政活動的規范的作用都是徒有虛名。行政法治只不過是開明人士的良好心願，客觀上並不具備行政法生存和發展的條件，維護公民權利更談不上。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新中國的行政法萌芽於20世紀50年代，但真正受到重視並形成體系、走向成熟則是在80年代以後。
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行政法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監察法》、《立法法》等相繼制定實施，《行政許可法》、《行政程序法》等一批重要的法律正在制定過程中，行政法制度已在逐步地建立和健全，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
經濟體制的改革意味著國家與公民關系的變化，意味著公民從客體到主體地位的轉變，意味著對政府權力重新界定和規制的必要，這一切都深深地影響著我國行政法的發展歷程，可以預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健全，民主政治以及依法治國的推進，我國的行政法將逐步成熟與完善。

❽ 我國最早的行政法典是什麼

中國古代最早一部完整的行政法典
唐六典

❾ 中外行政法歷史發展的比較

本人認為，為了更好地比較中外行政法的歷史發展，應該首先了解各自的發展歷史，這是前提所在，然後再分別對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的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進行比較。
一、新中國建立以前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現代意義的行政法在中國產生於民國初期。1914年5月18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條例》，同年7月15日公布的《行政訴訟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行政訴訟法。1914年3月21日公布的《平政院編制令》，平政院具有行政法院的性質，行政審判權不屬於普通法院，而屬於平政院。1932年11月27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了《行政訴訟法》，1945年4月16日又頒布了《行政法院組織法》，這兩個法律規定，行政法院與普通法院分立，專門處理行政訴訟案件。它規定行政訴訟有三個步驟，當事人必須先向行政機關提出訴願和再訴願，不服的才能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二、新中國行政法的產生與發展
新中國行政法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行政法的初創階段（1949－1956年）。這是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初創階段，沒有制定系統的行政法體系，甚至對行政法的認識也是有限的。
2、行政法的倒退與破壞階段（1957－1977年）。這一時期由於反右運動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行政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被破壞殆盡。
3、行政法的恢復階段（1978－1988年）。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82憲法開始，行政法進入了恢復階段。許多領域的行政法律規范相繼制定，初步結束了無法可依的局面。1982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審理行政案件，這一規定標志著中國行政訴訟制度誕生的。
4、行政法的發展階段（1989年－）。1989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具有重大意義，確立了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制約機制，給公民的合法權利以切實的保障，促進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水平。近年來，行政機關和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極大的提高，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機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正朝著「法治國」的目標艱難而穩步地前進著。
三、外國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現在人們使用行政法這一概念是指現代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資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產物，是在資產階級民主與法制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大陸法系的行政法產生較早，體系完善、理論發達。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有兩個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都存在兩種法律規則，即公法和私法。法國行政法和德國行政法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但是由於大陸法系各國的歷史不同，在行政法的產生和發展上也存在差異。
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歷史發展
其特點主要是各國都沒有獨立的行政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在審理各種案件（包括行政案件）時，適用同一體系的法律規則。
1、英國行政法
在英國沒有明確的法律部門的劃分，所以早期的英國沒有明確的行政法概念。作為現代意義的行政法是17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它是資產階級革命和改革的產物。
2、美國行政法
美國行政法受英國行政法的影響產生較晚，美國行政法的產生是同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相聯系的，1887年成立的州際貿易委員會被認為是美國行政法的開始。從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行政法迅速發展，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美國行政法上劃時代的法律，該法以美國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為基礎，建立起准司法的行政程序。
四、歷史發展比較
外國行政法主要分為兩大法系行政法，即為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和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1、中國行政法與大陸法系國家行政法
雖然中國屬於大陸法系國家，但中國行政法相對大陸法系其他國家的，特別是法國、德國的而言，起步較晚。從產生開始，中國的行政法就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德國行政法的影響。
2、中國行政法與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
與英美法系國家相比，中國行政法研究則起步較早，重視程度也較高。中國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產生於民國初期，而英美法系國家直到19世紀後半葉，其
學者們才開始注意行政法的功能並逐步建立了理論體系。在英國，作為一門科學，行政法研究真正受到重視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事情；美國行政法的發展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
從當代行政法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外行政法日趨融合。兩大法系互采之長，英美法系的行政法范圍向廣義演進，既包括程序法，又包括實體法，既包括內部行政法，又包括外部行政法。過去上訴法院把行政案件看作私法案件，由民事庭審理，現在，上訴法院專設了行政庭，審理行政案件。大陸法系行政法已經突破公法的范圍，在一些行政領域適用私法，在法德等國，行政私法已成為流行詞，公私法的界限日漸模糊。
參考文獻：
1、《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應松年，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
2、《新編行政法學》，譚宗澤，重慶出版社，2001年。

❿ 法國行政法產生的歷史條件

對於法國行政法學的認識，首先必須提及其「行政法母國」的顯赫地位。作為一種客觀現象，行政法首現見於法國；而作為專門研究這一客觀現象的法學學科，行政法學也被公認為肇端於法國。因此，要了解現代行政法各項制度的生成和原則的發展，要理解現代行政法學的基本精神和原理，就必須對法國行政法特別是法國行政法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及有基本的掌握。

一、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與發展

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以現代行政法的出現為前提。現代行政法是相對於古代行政法而言的，它是真正意義上的行政法，只有在依法行政的法治國條件下才能產生。[1]「法治國」要求公民有權讓國家和政府遵守法律，而所遵守的法律又是由公民或者其代表制定。由此可知，現代行政法只能產生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因為那時才有真正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法治國觀念的存在。所以說，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不會早於19世紀的中後期。

應注意的是，法國行政法學並非與法國行政法處於一一對應的關系，而是具有滯後性。行政法學作為一門系統的獨立學科，而不僅僅是行政法律和法規的分類、整理和解釋，在法國的發生是相當晚的。[2]與法國其他法學學科，諸如民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等相比，行政法學算是「朝陽學科」。盡管法國最早的行政法學著作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然而法國行政法學的研究在19世紀的後期才開始展開。[3]關於法國行政法學誕生的時間與原因，我國著名行政法學家王名揚先生認為有如下幾點[4]：

一是行政法須誕生於法治國條件下才稱其為現代行政法，因而只有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才能產生行政法及行政法學，這一點與民法、刑法的產生時間和條件有大大的不同。[5]

二是法國行政法學的產生與法國的行政法院的建制密不可分，因而行政法院的建立與成熟也制約著法國行政法學的發展。法國最高行政法院自從1799年成立以來，逐步改進直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才完全定型，成為現代的行政法院，作出有影響的判決。法國早期的經典行政法學理論的提出都是與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密不可分的。

法國行政法已有大約150年的歷史，但法國行政法學的飛躍發展則是近20內實現的。在此之前，法國行政法學則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期。[6]根據法國著名行政法學家莫里斯·奧利弗的研究，法國行政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潛在的創造期」（1800～1818）、「明顯的形成發展期」（1818～1860）、「組織化的時代」（1860～20世紀20年代）三個階段：[7]

（一）「潛在的創造期」（1800年～1818年）

該時期，法國行政法院的審判職能還不健全，處理行政案件的判例尚未公開，有關行政法研究的系統著作也沒有面世。隨著法國行政法院各種活動的展開，學者們已經注意到它在法國政治和法律生活的重要意義，從此就開始對未公開的判例進行闡釋。1814年出版的馬卡雷爾（Macarel）的《行政判例要論》（E『lemens de jurisprudence administrative）是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二）「明顯的形成發展期」 （1818年～1860年）

該時期在法國行政法學界出現了幾件較大的事件，這些事件有力的推動了法國行政法的發展，從而最終導致了法國行政法學的誕生。第一件大事是1818年至1860年法國行政法學界關於行政法院改革的論戰。由於自1799年法國行政法院建立以來，它的功能並不是十分完善。因而眾多學者都在討論行政法院的功能轉變問題，其中有「行政國家論」的觀點，也有「司法國家論」和「行政裁判國家論」的觀點。經過論戰，「行政裁判國家論」成為主流觀點。第二件大事是行政法講座在法國大學的開設。1819年3月24日根據國王的敕令，在巴黎大學法學院創設了「行政法講座」（une chaire de droit administratif），以此來適應有產階級與市民了解國家租稅、警察行政、土地徵用、公共工程建設事業等方面行政法知識的需要。自此至1837年12月12日，根據法王的敕令，法國全國各個大學的法學院中全部設立了「行政法講座」。第三件大事是「巴黎學派」和「普瓦捷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這兩個學派分別依託於巴黎大學法學院和普瓦捷大學法學院，故而得名。「巴黎學派」和「普瓦捷學派」的形成及其活動，積極地推動了法國行政法學的發展。第四件大事是論述行政法各論的作品大量出現。1840年以後，法國出現了以行政法院成員為核心的構築行政法學總論體系的活動，行政法院副院長、建設部部長和國會議員維因（Vivien）在1845年出版的《行政研究》（Etudes Administratives）一書中，首次將行政法分為總論（總則）和各論（分則）兩大部分，從而在法國（不言而喻，也是在世界上）最早開始對行政法總論的研究。第五件大事是行政法各論的論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