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273條
㈠ 新刑事訴訟法 273條
不追究刑事責任你還申訴什麼呢?如果你認為這個未成年人不是犯罪,你可以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
㈡ 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挪用救災款物歸個人使用,怎樣定罪或者挪用特定款物的主體都推定為刑法意義國家機
應為挪用特定物款罪。抄根據刑法第273條: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指違反特定款物專用的財經管理制度,挪用國家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行為。
㈢ 什麼是執行的變更及其程序
被執行主體的變更是指民事執行程序中,因法定事由的出現,執行根據的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給付義務轉由其他主體來承擔。被執行主體變更後,原被執行主體不復存在,執行根據的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給付義務由新的被執行主體承擔。《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規定》)就被執行主體的變更和追加作出了具體規定。其中,被執行主體的變更情況有:
(1)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組分立合並。《意見》第271條規定:「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分立,合並的,其權利義務由分立出來或合並後的法人或其他組織承受。」《規定》第79條規定:「被執行人按法定程序為兩個或多個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分立後存續的企業按照分立協議確定的比例承擔債務;不符合法定程序分立的,裁定由分立後存續的企業按照其從被執行企業分得的資產占原企業總資產比例對申請執行人承擔責任。
(2)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公民死亡,其遺產繼承人沒有放棄繼承的。《意見》第274條規定「作為被執行人公民死亡,其遺產繼承人沒有放棄繼承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變更繼承人為被執行人,由該繼承人在遺產范圍內償還被繼承人的債務。」
(3)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組織被撤銷的。《意見》第271條規定: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組織。「被撤銷的,如果依有關實體法的規定有權利義務承受人的,可以裁定該權利義務承受人為被執行人。」《規定》第81條規定:「被執行人被撤銷,注銷或歇業後,上級主管部門或主辦單位在所接受的財產范圍內承擔責任。」
(4)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組織名稱變更的。《意見》第273條規定:「在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名稱變更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變更後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被執行人。」
㈣ 被執行主體的變更和追加
在民事執行程序中,由於各方面的原因,作為執行根據的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需要被執行人以外的其他主體單獨或共同承擔。這就是所說的被執行主體的變更和追加。被執行主體的變更和被執行主體的追加雖然都發生在執行程序中,涉及到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義務的承擔。但二者是有區別的。被執行主體的變更指民事執行程序中,因法定事由的出現,執行根據的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給付義務轉由其他主體來承擔。被執行主體的追加是指民事執行程序中,由於被執行主體不能履行全部或部分債務,依法追加其他主體承擔部分或全部債務的行為。因此,被執行主體變更後,原被執行主體不復存在,執行根據的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給付義務由新的被執行主體承擔。而被執行主體追加後,原被執行主體仍存在,將和新的被執行主體共同承擔執行根據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給付義務。《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規定》就被執行主體的變更和追加作出了具體規定。其中,被執行主體的變更情況有:(1)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組分立合並。《意見》第271條規定:「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分立,合並的,其權利義務由分立出來或合並後的法人或其他組織承受。」《規定》第79條規定:「被執行人按法定程序為兩個或多個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分立後存續的企業按照分立協議確定的比例承擔債務;不符合法定程序分立的,裁定由分立後存續的企業按照其從被執行企業分得的資產占原企業總資產比例對申請執行人承擔責任。(2)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公民死亡,其遺產繼承人沒有放棄繼承的。《意見》第274條規定「作為被執行人公民死亡,其遺產繼承人沒有放棄繼承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變更繼承人為被執行人,由該繼承人在遺產范圍內償還被繼承人的債務。」(3)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組織被撤銷的。《意見》第271條規定: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組織。「被撤銷的,如果依有關實體法的規定有權利義務承受人的,可以裁定該權利義務承受人為被執行人。」《規定》第81條規定:「被執行人被撤銷,注銷或歇業後,上級主管部門或主辦單位在所接受的財產范圍內承擔責任。」(4)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組織名稱變更的。《意見》第273條規定:「在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名稱變更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變更後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為被執行人。」被執行主體的追加情況有:(1)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個人合夥、組織或合夥聯營型企業無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規定》第77條規定:「被執行人為個人合夥組織或合夥聯營型企業無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追加該合夥組織的合夥人或參加聯營企業的法人為被執行人。」(2)執行中被執行人為無法人資格的私營獨資企業,無能力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規定》第76條規定:「被執行人為無法人資格的私營獨資企業,無能力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執行該獨資或分支機構企業業主的其他財產。」(3)執行中作為被執行人的其他組織不能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意見》第272條規定:「其他組織在執行中不能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對該其他組織依法承擔義務的法人或公民的個人財產。」《規定》第78條規定:「被執行人為企業法人的分支機構不能清償債務時,可以裁定企業法人為被執行人的企業法人直接經營管理的財產仍不能清償債務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執行該企業法人其他分支機構的財產。(4)執行中被執行人無財產清償債務,而開辦單位開辦時投入的注冊資金不實或抽逃資金的。《規定》第80條規定:「被執行人無財產清償債務,如果其開辦單位對其開辦時投入的注冊資金不實或抽逃注冊資金,可以裁定變更或追加其開辦單位為被執行人,在注冊資金不實或抽逃注冊資金,可以裁定變更或追加其開辦單位為被執行人,在注冊資金不實或抽逃注冊資金的范圍內,對申請執行人承擔責任。
㈤ 行為地法適用范圍
第一節 侵權行為及其法律沖突
一、各國關於侵權行為的規定
大路法系國家通常以立法的形式對侵權行為下定義,但各國對侵權行為所下定義不同。英美法系國家在學理上把違反法律規定的義務致使他人損害的行為均認定為侵權。
對侵權行為的責任基礎,一般採用過錯原則,推定過錯原則和特殊案件採用無過錯原則。
二、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競合情況下的法律選擇
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競合是指某一違法行為具有侵權行為與違約行為兩種性質。
我國法律允許當事人在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競合時,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訴因提起訴訟。
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競合情況下的法律選擇。
第二節 侵權行為之債的法律適用
一、傳統侵權行為的法律適用原則
(一)侵權行為地法
1.世界大多數國家以致害行為地為侵權行為地。
2.美國以損害結果發生地為侵權行為地。
3.致害行為地、損害結果發生地都作為侵權行為地。
(二)法院地法
英國採用這一規則,1987年瑞士《國際私法》也採用了這一規則。
(三)重疊適用行為地法和法院地法。
1.以侵權行為地法為主
2.以法院地法為主
二、當代侵權行為法律適用原則
(一)侵權行為自體法
侵權行為自體法的產生、內容及其自身的不確定性。
(二)有限意思自治原則
(三)當事人的共同屬人法
二、我國涉外侵權領域的立法現狀
《民法通則》第146條規定: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當事人雙方國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國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適用當事人本國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不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發生的行為是侵權行為的,不作為侵權行為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對這條規定有一個解釋: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損害結果發生地,如果兩者不一致,由人民法院選擇適用。
第三節 幾種特殊侵權行為的法律適用
一、海上侵權行為之債的法律適用
(一)發生在公海上的侵權行為
(二)發生在領海內的侵權行為
(三)我國法律對涉外海上侵權的法律規定
我國《海商法》第273條規定:船舶碰撞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船舶在公海上發生碰撞的損害賠償,適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同一國籍的船舶,不論碰撞發生在何地,碰撞船舶之間的損害賠償適用船旗國法律。
二、空中侵權行為之債的法律適用
1.發生在航空器內的侵權行為,適用航空器登記地法律。
2.航空器碰撞或航空器與其他物體碰撞發生的侵權行為,適用被碰撞一方或受害一方航空器登記地法律,如被碰撞一方也有過失,可適用法院地法律。航空器國籍相同,可適用其本國法律。
3.航空器事故使旅客受到傷亡或物品受到毀損,適用航空器登記地或法院地法法律。
4.調整空中侵權行為的國際公約有:
(1)《關於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則的公約》,簡稱1929年華沙公約。
(2)《修改1929年10月12日在華沙簽訂的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則的公約的議定書》,簡稱1955年海牙議定書。
(3)《統一非締約承運人所辦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以補充華沙公約的公約》,簡稱1961年瓜達拉哈拉公約。
三、涉外產品責任的法律適用
涉外產品責任是指有缺陷的產品或者沒有正確說明用途或使用方法,給消費者或使用者造成人身或財產的損害時,產品的製造者、生產者和銷售者要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
產品責任的法律適用,各國法律規定的差異較大。
美國。傳統的規則是適用保證作出地法、侵權行為地法。現代規則主張依重力中心說、最重要聯系說、政府利益說、較好法律說、最利於原告說來確定準據法。
英國。採用雙重可訴原則確定準據法。雙重可訴原則是指產品責任在法院地、侵權行為地均認為是侵權時,才將產品責任作侵權行為處理。
法國。主張產品責任適用損害發生地法律。
瑞士。產品責任適用侵權行為人營業地法律,如無營業地是適用慣常居所地法律、獲得產品所在地國家的法律。
澳大利亞。主張產品生產地、貨物銷售地、產品造成損害地的法律均可考慮適用。
1973年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制定的《產品責任法律適用公約》。
1. 公約的適用范圍。
2. 產品責任案件的法律適用
(1) 規定了5個連接點,即損害發生地、受害人慣常居所地、賠償人主要營業所所在地、受害人購買產品地、當事人選擇的連接點。
(2) 規定了一個法律要成為准據法至少需要兩個連接點作為條件。
(3) 規定了四個法律適用順序:
四、公路交通事故的法律適用
公路交通事故是指涉及一輛或數輛機動或非機動車輛與公路上的交通有關的事故。
(一)1971年5月海牙國際岔法會議制定了《公路交通事故法律適用公約》,對公路交通事故的法律適用作了規定。
(二)我國關於交通事故法律適用的規定
我國《合同法》第302條規定:「承運人應當對運輸過程中旅客的傷亡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傷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運人證明傷亡是旅客故意、重大過失造成的除外。前款規定適用於按照規定免票、持優待票或者經承運人許可搭乘的無票乘客。」該條規定在實體上確立了賠償的依據,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無法可依的狀況,但對於法律選擇我國目前尚沒有明確的規定。
五、油污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
1969年國際海事組織在布魯塞爾訂立了《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該公約業已生效,我國於1984年4月正式加入。該公約主要是一個統一實體法公約,包括下述基本內容:
1.公約的適用范圍
2.油污損害賠償范圍
3.責任構成和免責事項.
4.責任限額
5.賠償基金的設置和分配
6.船舶所有人的求償權
7.管轄權和締約國的判決的承認與執行
我國已於1990年1月9日決定加入《1969年國際干預公海油污事故公約》和《1973年干預公海非油類物質污染議定書》。此外,我國《海商法》第265條還規定了油污損害的訴訟時效,即:「有關船舶發生油污損害的請求權,時效期間為三年,自損害發生之日起計算;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時效期間不得超過從造成損害的事故發生之.
㈥ 證人的作證豁免權包括哪些主要內容
證人作證問題,是當前理論界與實務界中的重大問題。長期以來,人們在抱怨證人作證難的同時,卻忽視了對證人合法權益的保障;人們在一味追求證人出庭作證率的過程中,同時又淡漠了與此相關聯社會關系的保護。因此,關注和重視證人權益,加強與此相關聯社會關系的保護,實現利益價值選擇的均衡,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其中,證人作證豁免權問題,就是一個具有重大的研究價值與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證人作證豁免權的界定
「豁免」(Immunityty)一詞,通常具有「免除」、「免去」的意思;相應地,「證人作證豁免權」(Immunityty of witness)的內涵,要比通常所說的「證人特權」(Pivilege of witness)或證人的「證言拒絕權」等含義豐富得多,它是特指對於負有作證義務的證人,在特殊情形時,法律免除其作證義務的權利。其核心內容在於:「一個證人可依法對已掌握的有關涉及案情的事實不予陳述,拒絕法庭對其進行的調查詢問以及提供有關的證據材料」。{1}(P113)
可見,在此定義中,證人享有「作證豁免權」的前提,在於他/她[1]首先應是個「證人」,也就是應當具備證人的資格,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一個人連「證人」都不是,又何以談「作證豁免權」呢?
同時,這個證人還必需是「負有作證義務的」,這是否意味著還存在「不負有作證義務的」證人?筆者認為,是存在的。哪些人?就是被免除作證義務的人——這難免有循環論證之嫌。但不能作如此字面的理解,因為如果肯定了「不負作證義務」的證人的存在,實際上就是肯定了知道案情的「證人」可與其「作證義務」相分離的觀點。
而按照傳統理論,證人的適格性與可強迫性是相一致的,或者至少是「相聯系」的。{2}(P189)凡是證人,都有義務作證,這是我們的一貫立場,比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就明確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但是真如此嗎?筆者不以為然。因為證人的適格性(Competence)的關鍵,主要是解決證人能力或者證人資格的問題,也就是哪些人有權作證。一般認為,自然人只要具備四個條件,就有資格作證:(1)有感受和記憶能力;(2)能正確表達;(3)親自耳聞目睹了案件事實;(4)理解宣誓作證的義務。而證人的可強迫性(Commpellability),是指對於適格的證人可以強迫其出庭作證,對於拒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將給予一定的懲戒。在證人的適格性與可強迫性的關繫上,一般學者認為,「證人的適格性是可強迫性的前提,不具有適格性的人,就不具有可強迫性;具有可強迫性者,必須是適格的證人。」這實際上是同義反復,而對問題的另一方面——「具有適格性的人,未必可以強迫作證」,卻避而未談。筆者認為這是不全面的,事實上,證人的適格性與可強迫性是可以分離的,「證人作證豁免權」就是這種分離的體現。
另外,關於「證人作證豁免權」的性質,有學者認為,它是一種「公法上的抗辯權」,並闡述道:「將證言拒絕權的性質界定為公法上的權利,其實就是將證言拒絕限定為法定權利,只要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出現,才有可能行使該權利。這樣規定的目的,一可以排除證人等基於民事實體法上意思自治等原則將私法權利擴大為公法權利,二可以明確該權利的重要性質,禁止證人濫用該權利。」{3}(P997)筆者認為,這種將「證人作證豁免權」的性質界定為「公法上抗辯權」的作法,有失偏頗。毫無疑問,證人作證涉及到公共利益,它具有公法上的屬性,但同時它有時又會體現出私法上的特點,這在民事案件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在一貨物買賣的合同糾紛中,某享有作證豁免權的證人,就可以通過與一方當事人的討價還價來決定是否放棄作證豁免權。因此,「證人作證豁免權」的任意處置性,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了這種權利的私權性質。所以,「證人作證豁免權」——恰當的說,兼具公權與私權的特性。
二、證人作證豁免權的體現
證人作證豁免權的內容,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公務特權
證人有權就有關公務秘密的問題拒絕回答。例如,英國法律規定,本國國王(或元首)、外國國王(或元首)、駐外大使、高級專員和外交官,不能被迫作證;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72條、第273條和第274條對此也予以有條件的承認,該法規定「以官吏或曾為官吏的人為證人而就其職務上的秘密進行詢問時,法院應得到該監督官廳的許可」,以內閣總理大臣、其他國務大臣、眾議院、參議院議員或曾任其職務的人為證人,而就其職務上的秘密進行詢問時,法院應得到內閣或眾、參議院的許可。而在德國,以法官、公務員或其他從事公務的人為證人時,詢問關於職務上應守秘密的事項,以及許可其作證的問題,適用公務員法中的特別規定。我國台灣地區對此也有類似的規定。
在美國,聯邦政府根據透漏的證據會給美國國防或美國國際關系造成損害危險的恰當可能性,有權拒絕提供證據或者阻止任何人提供證據。在合眾國訴雷諾茲(1953年)一案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三個非軍方觀察員在一架軍用飛機墜毀事故中遇難,他們的妻子對聯邦政府提起訴訟,試圖獲取空軍正式的事故報告(其中一些數據與空軍正在試驗的電子裝備有關)。最後,最高法院未予支持,最高法院說:軍事和國家機密特免權已「在證據法中得到充分的確立」,這項特免權的存在「從未受到懷疑」。{4}(P298)
可見,對從事公務的人員在職業活動中獲取的秘密予以特殊保護,免除其就此作證的義務,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
(二)拒絕自陷於罪的特權
如果證人提供證言,有可能使自己或自己的親屬受牽連以至受刑事追究或被判有罪時,就可以免除該證人提供證言的義務。這一原則是被告人所享有的「拒絕自證其罪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的延伸,它最早起源於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後在世界各國中得到普遍確立。
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80條規定:「關於可以使證人或下列的人遭致刑事上的追訴或處罰的證言,證人可以拒絕,關於可以使這些人蒙受恥辱的證言亦同:一:證人的配偶、四親等內的血親或三親等內的姻親或與證人曾有此等親屬關系的;二、證人的監護人或受證人監護的;三、證人作為主人而侍奉的人。」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84條規定,當對某些問題的回答,將會對證人或證人的有關親屬引起不名譽或使其因犯罪或違警行為而有受追訴的危險時,該證人有權拒絕作證。我國台灣「民事訴訟法」第307條第3款也聲明,因證人作證,足以致證人或與證人有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系的人,或有監護關系的人將受到刑事追訴或蒙受恥辱的,有權拒絕作證。
證人所享有的拒絕自陷於罪的特權不僅適用於民事、刑事審判程序、大陪審團調查程序(美國),而且適用行政的、立法機關的聽證、調查程序。{5}(P341)這種特權的特點表現為:(1)在適用主體上,較為寬泛,既適用於證人,又適用證人的親屬[2];(2)在適用事由上,既包括有可能遭致刑事追訴或處罰的事項,也包括名譽上受損(Disrepution)的情形,還有財產上權益受損害的情況。可見,證人享有拒絕自陷於罪的特權,對證人權益保障的力度是很大的。
(三)「親親相為隱」的特權
這是指夫妻之間或者特定親等的親屬之間,不得就從對方獲知的信息作證或作不利於對方陳述。如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83條第1款規定,凡證人遇以下婚姻關系或親屬關系的,有權拒絕作證:1.系當事人一方的未婚配偶;2.系當事人一方的配偶,包括婚姻關系已不存在的;3.系現在或者過去是當事人一方的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或三親等以內的旁系血親,或二親等以內的旁系姻親。而菲律賓新證據規則第130條第25條「父母子女的特權」中規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強迫作證反對其父母及其他直系尊親屬、子女及其他直系卑親屬。而當在一有數位被告的訴訟程序中,證人雖只與該數位證人中之一人有親屬關系,仍有拒絕證言的權利。我國台灣地區對有關身份關系的規定更為寬泛。{6}(P220)證人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1.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2.與被告或自訴人訂有婚約者;3.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法定代理人或現由或曾由被告或自訴人為其法定代理人者。香港《訴訟證據條例》的規定,拒絕作證權主要體現在夫妻之間,任何訴訟事件,都不得強使夫或妻泄露婚姻期間所收其配偶之通訊。而在美國,婚姻特權包括拒絕提出不利對方的證據權和夫妻間的談話守秘權,但能夠證明夫妻間交談內容的其他人,可以在法庭中予以披露。可見,賦予夫妻和親屬之間的作證豁免權,是世界各國證據立法的普遍趨勢。這對於維持人們正常的倫理道德觀,不無益處。
(四)職務上的特權
這是指證人由於職務上或業務上的保密義務而享有的作證豁免權,它是基於保護特定職務上的社會關系而產生的。至今,在美國享有作證豁免權的職務關系有:律師與其當事人、醫生和病人、心理治療人員與病人、神職人員與懺悔者、甚至新聞記者、告發人都享有特權(不得暴露提供情報人身份的特權)。而加拿大證據法第41條和42條,也分別規定了對因職業關系所獲得的應當受到保密的事項以及律師與委託人之間的保密事項,證人享有拒絕作證權。
在日本,醫師、牙科醫師、助產士、護士、律師、代辦人、公證人、宗教在職人或擔任過這些職務的人,對由於受業務上的委託而得知的有關他人秘密的事實,有權拒絕提供證言。原聯邦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對職務上特權規定的范圍更寬、更具體,除上述情形外,還包括法定代理人、專利代理人、宣過誓的會計員和查帳員、稅收顧問和指定的稅收代理人、葯劑師等,因其身份被告知或得知的秘密事項,可以拒絕作為證言提供。
正是基於對特定領域社會關系的保護,像律師、醫生、神職人員等藉助其特殊身份而獲知的事項,在法庭作證時應當予以豁免,否則,不利於這些行業的發展和職業群體信賴感的形成。
(五)非法手段獲取證據的排除
在現代法治國家,基於程序正義的要求,對非法取得的證據一般應予排除,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毒樹之果」理論。但它在適用主體上,一般適用於偵查人員或司法人員,而對不負特定職務的普通人來說,一般不適用。對於一些非法定主體,採取不正當手段取得的證據或由此而產生的「證人證言」,究竟其效力如何,各國法律語焉不詳,理論界也缺乏與此相關的探討。應當說,對於普通主體通過非法手段所獲得的證據,或採用非法或不當手段而獲取的信息,或第三人通過引誘等方式而從他人所獲知的情況,比如通過偷看乙的日記這種嚴重侵犯他人隱私權的方式而得知的秘密,筆者認為,都應作為「毒樹之果」予以排除,相關主體所作的陳述或提供的「證言」,裁判機關不宜採納。這是正當程序(Due process)原則的基本要求,也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延伸體現。那麼,這是不是排除了丙的作證資料了呢?筆者認為,不是的。只要經過乙的同意,他仍然可以作證[3],也就是說,丙仍有
㈦ 附條件不起訴的法律規定
根據刑訴法修正案第二百七十一條的規定,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適用應符合以下條件:
第一,主體條件,適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第二,罪名條件,必須是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規定侵犯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或者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輕微犯罪的犯罪,並且是依法可能被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單處罰金處罰的犯罪。
第三,主觀條件,是行為人有悔罪表現;
第四,程序條件,是人民檢察院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以前,應當聽取公安機關、被害人的意見。 刑訴法修正案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在附條件不起訴的考驗期內,由人民檢察院對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監督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監護人,應當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強管教,配合人民檢察院做好監督考察工作。
「附條件不起訴的考驗期為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從人民檢察院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之日起計算。 刑訴法修正案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遵守下列規定:
1、遵守法律法規,服從監督;
2、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
3、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准;
4、按照考察機關的要求接受矯治和教育。 新刑訴法第273條規定: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驗期內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撤銷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提起公訴:
1、實施新的犯罪或者發現決定附條件不起訴以前還有其他罪需要追訴的;
2、違反治安管理規定或者考察機關有關附條件不起訴的監督管理規定,情節嚴重的。
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驗期內沒有上述情形,考驗期滿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對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公安機關可以要求復議、提請復核;被害人可以申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人民檢察院決定附條件不起訴有異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起訴的決定。
㈧ 圍村林款是否屬刑法273條規定的特定款
根據《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源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四條規定 盜伐林木「數量較大」,以二至五立方米或者幼樹一百至二百株為起點;盜伐林木「數量巨大」,以二十至五十立方米或者幼樹一千至二千株為起點;盜伐林木「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