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事訴訟法原件

㈠ 台灣的民事訴訟法是移植了日本的，還是德國的

1906年奏進的這部《刑事民事訴訟法》，是清末「改變舊律、修訂新法入手第一著」該草案以德國民事訴訟法為藍本，共分四編，800條。這部草案雖然由於清朝的覆亡而未及正式頒行，但卻為民國政府有條件的加以援用，並為以後歷屆政府編纂更加完善的民事訴訟法典奠定了基礎。

因此，舊中國（台灣）民事訴訟法是以德國法為藍本、並間接參考了日本明治維新後仿效德國法基礎上制定的日本法。

http://www.yout.cn/Lunwen/Lvsee_6314773/

參考資料：中國近代民事訴訟法探源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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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參考資料：《論清末德國法對中國近代法制形成的影響》
http://www.5dww.net/read-htm-tid-62264-fpage-5.html

自1840年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國家之後，清政府面對列強屢戰屢敗。當時許多有識之士強烈要求變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國強兵，抵禦外侵。本文就當時清政府變法過程中以德國法為範本來改變傳統中國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國引進德國法的直接途徑和間接途徑，德國法對中國近代法制的積極影響作了客觀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國近代法制是以德國法為藍本、並間接參考了日本明治維新後仿效德國法基礎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國法對中國近代法制由落後殘酷的封建法變為相對先進文明的資本主義法具有積極影響。

㈡ 民事訴訟法里關於證據，視聽資料需要保留原件嗎 原件是什麼，錄音的器材嗎

視聽資料可以在法庭上作為證據使用，但一般要求出示原件，且是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製件也可以在法庭上作為證據使用。
關於視聽資料作為證據使用的特殊規定出現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
第二十二條：調查人員調查收集計算機數據或者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的，應當要求被調查人提供有關資料的原始載體。提供原始載體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供復製件。提供復製件的，調查人員應當在調查筆錄中說明其來源和製作經過。
第五十六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的「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是指有下列情形：
（一）年邁體弱或者行動不便無法出庭的；
（二）特殊崗位確實無法離開的；
（三）路途特別遙遠，交通不便難以出庭的；
（四）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無法出庭的；
（五）其他無法出庭的特殊情況。
前款情形，經人民法院許可，證人可以提交書面證言或者視聽資料或者通過雙向視聽傳輸技術手段作證。
第四十九條：對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進行質證時，當事人有權要求出示證據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況之一的除外：
（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確有困難並經人民法院准許出示復製件或者復製品的；
（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證據證明復製件、復製品與原件或原物一致的。
第六十九條：下列證據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其年齡和智力狀況不相當的證言；
（二）與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言；
（三）存有疑點的視聽資料；
（四）無法與原件、原物核對的復印件、復製品；
（五）無正當理由未出庭作證的證人證言。
第七十條：一方當事人提出的下列證據，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但沒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其證明力：
（一）書證原件或者與書證原件核對無誤的復印件、照片、副本、節錄本；
（二）物證原物或者與物證原物核對無誤的復製件、照片、錄像資料等；
（三）有其他證據佐證並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者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製件；
（四）一方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製作的對物證或者現場的勘驗筆錄。

㈢ 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關於民訴法的區別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一般性差異可以說是歷史過程的差異，而某些差異在孕育各自法系的母體中就已經存在，因此追溯兩大法系的源頭，在源流中比較分析兩大法系的差異，找到彼此不同的「遺傳基因」，有助於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認識和把握兩大法系民事訴訟體制、民事訴訟理論的本質和內核。

眾所周知，大陸法系的源頭是古代羅馬法，而英美法系則起源於日耳曼法。因此，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中也分別存在著羅馬法和日耳曼法的「基因」。不僅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基本構架可以從羅馬法中尋找到雛形。而且，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的大多數基本概念也都能從羅馬法中尋到自己的根。例如，訴權、訴訟標的、證明責任、既判力、訴訟當事人、反訴等等。在大陸法系各國，對從事法學研究的學者來講，言必稱「羅馬」就是十分自然的事。同樣，英美法系民事訴訟基本模式、民事訴訟操作原則以及民事訴訟的觀念都表現出日爾曼的血統。

公元前五世紀，羅馬法最初的法律形態——十二銅表法誕生。以後，羅馬法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而不斷得到發展。到公元五世紀，羅馬法經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安之手，形成了集羅馬法之大成的羅馬法大會（corpus iuris civils）。盡管以後因羅馬帝國的消亡， 羅馬法大全也隨之暫時消失，但羅馬法大全畢竟是人類法文化的精靈，因而不會真正消失。到十二世紀，經過注釋法學派的注釋而得到復活。前後注釋法學派對羅馬法的注釋使羅馬法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並具有其具體適用性。另一方面，在義大利，當時宗教十分興盛，教會勢力發展迅速。隨之，為了規制教徒的教會法也應運而生。教會在有了獨自的立法權以後，便將原來的羅馬法作為教會法的主體，並通過在實際中加以運用，使之更加合理化。最終形成獨自的法律體系即羅馬加倫法（Romanisch —Kanonisches—Eecht）。由於教會勢力的不斷擴張，在宗教領域里實施的羅馬法便也擴張到世俗裁判領域。在德國十二世紀以前， 由於存在著各個部落，而各部落都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圈和勢力范圍。所以，存在著各自不同的法律規范。但隨著經濟圈的不斷擴大，商業貿易的范圍也超出了各自部落的領域。這就要求有一部超越部落界限的統一的法律規范，即適用於所有日爾曼人的法律。這使羅馬法的再生有了經濟基礎。加之當時德國皇帝接受了神聖羅馬皇帝的稱號，自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使羅馬法的推行就有了精神基礎。

十四、十五世紀期間，德國已經完成對羅馬的繼承。這個時期，德國所繼承的羅馬法不再是羅馬法大全，還包括在教會法的影響下，通過後期注釋法學派的注釋而具有適用性的羅馬法。1495年德意志帝國設立最高法院，並規定了最高法院的訴訟規則，該規則基本反映了羅馬法中的訴訟原則。這些訴訟規則最終形成了德意志帝國普通法組成部分的民事訴訟法，也稱為普通法民事訴訟法。不過，德國此時的普通法民事訴訟規范只是基本反映了羅馬法的訴訟規則，還不能說是已經全面羅馬法化，其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日爾曼法的要素。盡管後來德國普通法民事訴訟法隨德意志帝國三十年戰爭而走上衰退的道路，但該民事訴訟法對以後德國近代民事訴訟法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十九世紀前半期，德國處於地方分權時期，除了當時的普通法民事訴訟法外，各州還分別制定了各自的訴訟法典。但分久必合，十九世紀中期德國再一次走向統一。法律的制定自然也要適應這種政治上的要求。1862年德國集中了當時法學界的所有精英人物，花了15年的時間，制定了在世界民事訴訟法發展史上也可以稱為里程碑的近代民事訴訟法典——德國民事訴訟法。現在被視為歷史的舊德國民事訴訟法與19年後誕生的德國民法典一起共同使羅馬法精神得到了發揚光大。

在法國聖路易統治時代（1226—1270），羅馬法也進入了法國，並對法國近代和現代民事訴訟體制的育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法國對羅馬法的吸收主要是通過加倫訴訟法來實現的。而加倫訴訟法自身也吸收了羅馬法中與當時社會相適應的那一部分訴訟規范。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講，加倫訴訟法可以說是經過加工的羅馬訴訟法。當時，由於聖路易國王反感教會行使裁判權，因而不希望在國王所管轄的裁判所中採用教會的訴訟程序。國王便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訴訟程序。但這種訴訟程序因過於繁瑣而被社會所排斥。在這種狀況下，研究羅馬法的法學家們提出廢除特別訴訟法，直接導人加倫訴訟法。的確，在法國以後民事訴訟法的發展過程中，羅馬法中的訴訟原則和訴訟理論被部分地保留下來。例如，羅馬法中的請求權、訴訟的分類、本權訴訟和佔有訴訟的區別、恢復原狀之訴等等。

當然，法國對羅馬法的繼承遠遠不如德國，因為法國不象德國那樣處於各部落割據的狀態。雖然法國也並非高度統一，但法國王權的確立使法國的法律相對比較統一。因此，對羅馬法繼承的願望就不象德國那樣強烈。在訴訟制度方面，法國把羅馬訴訟中的一部分引進了法國，並與法國原有的習慣法混合在一起，構成了獨有的訴訟法體系。當時，法國的訴訟法學者更多地是把羅馬法當做純學術上的研究對象，而不是考慮是否全面地繼承羅馬法，正是因為法國沒有全面繼承羅馬法，所以，法國法在大陸法系的地位也就不如德國法。法國法在世界范圍的影響也不如德國法那樣大。法國法盡管屬於羅馬法系，但不是羅馬法系的代表和主流。在法國訴訟法中還遺留有部分日爾曼法的因素。 除了德國、法國，羅馬法也為義大利、奧地利等國所繼承，其民事訴訟體制具有羅馬法「血統」。

盡管二十世紀初原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改變了原法律體系的性質，但原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和某些形式特徵並沒有改變，就民事訴訟體制的外貌特徵和基本結構而言，依然還保留著羅馬法的形態。十分巧合的是所有二十世紀初期和中期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都處於大陸法系的法律文化圈子內，也都沒有因為其社會性質的變異而改變其內存的羅馬法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社會主義法系如果按照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類方法和根據，則可以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納入大陸法系之中。

在法律的表現形式和結構上，與大陸法系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雖然與日爾曼沒有地理上的聯系，但卻與古代日爾曼法有著血緣關系——英美法系直接發端於日爾曼法。由於日爾曼法在其歷史在發展中背離了本土政治、經濟的需要，而喪失了在德國的進一步發展、生存的內在條件，只能作為分解了的片斷而存在於歐洲大陸各國的法律之中，民事訴訟領域也不例外。

歷史的發展常常富有戲劇性。日爾曼法盡管沒有在本土上繼續生存和延伸，但卻在異國他鄉生根和發展。民族的遷移將帶來文化的異動。隨著日爾曼各部落跨過英吉利海峽，入侵英倫三島的同時，也把日爾曼法帶到了英國。1051年羅曼王朝的建立使日爾曼法的進一步發展具有了政治基礎。因羅曼民族也屬於日爾曼民族的一個分支，當時國王威廉為了長期統治的需要，一方面，表示遵守原來的習慣法。另一方面，為了加強和維護中央集權，便設置了與地方領主的法院相對抗的最高司法機關和地方巡迴法院。從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統治者把符合自己利益的習慣法的一部分與日爾曼法予以結合，形成了統一的英國判例法——普通法（common law）。不用說普通法的主要成分是日爾曼法。[5]以後由於英國對美國的殖民統治，使英國法在美國植根，並在美國得到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與大陸法系區別對應的另一大法系——英美法系。

在民事訴訟方面，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表現出諸多不同。在民事訴訟程序所依據的規范的表現形式、民事訴訟程序的構造、民事訴訟的目的、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許可權、民事訴訟標的、證據制度、當事人制度、判決制度和執行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著比較大的差異。大致分析一下這諸多方面的差異，可以發現其中有的差異屬於「先天性」的，有的差異則是後天所致。這里所說的「先天性」的差異是指差異系由於法系最初形成時所導致的差異。也可以說這些先天性差異是因為某種「遺傳基因」所致。導致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基本差異的「遺傳基因」到底是什麼呢？長期從事羅馬法和日爾曼法比較研究的學者指出，這種「遺傳基因」是因為在羅馬法中存在著請求權制度，而在日爾曼法中卻沒有這種制度。羅馬法中的請求權制度是整個羅馬訴訟的基石，也正是在此基礎上構築了羅馬訴訟體系。

古代羅馬法在那時盡管還沒有進化到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分離的程度。程序法也沒有從實體法中分化出來。因此，當時羅馬法的請求權也沒有形成象現在這樣的實體請求權與訴權分離的權利形態。但在審理民事案件時，如果當事人具有法所規定的請求權，就可以實現權利的訴訟救濟。相反，沒有法律所規定的請求權，其權利就得不到救濟。將法律規定的請求權作為訴訟程序基礎的作法，在羅馬法初期的法律訴訟程序（legisaktionenverfahren）中就被嚴格地加以遵守。在該訴訟中，原告必須首先向法律事務官要求得到審理救濟的許可，其理由是自己具有向被告提出主張所根據的請求權。法律事務官對原告提出的主張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進行審查。對主張合法性的審查就是判斷該主張是否具有法律規定的請求權。法律事務官審查後，認為不符合這兩方面要件的告之不予審理，訴訟便到此為止。如果原告的起訴符合這兩方面要件，則訴訟移到下一階段，即審判官審理階段。由當事人選擇的審判官在這一階段主要審查當事人的主張是否符合請求權成立的要件事實。請求權成立的要件事實存在時，原告勝訴。反之，原告敗訴。這就使羅馬訴訟形成了從規范出發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

羅馬訴訟從法律程序發展到非常訴訟程序，請求權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且更加復雜化。羅馬法大全中的潘太克頓（pandektaen）就是其集大成者。但潘太克頓只是對具體的案件規范的描述，對一般的人來講難以理解。經過後期注釋法學派的抽象加工——將事實與規范分離，使實體法與程序法的分離和實體請求權與程序請求權——訴權的分離具有了基本的根據。

與此不同，日爾曼法卻沒有這種請求權制度，也就不存在從規范出發的基本理念。日爾曼是由從祖先傳下來的各種習慣規范為主體的，沒有將權利救濟的基礎——請求權事先規定在法律之中，而是從紛爭事實出發去發現公平解決紛爭的規范，從而形成了日爾曼法從事實出發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英國法和美國法中的判例主義、陪審制等等都是從這一理念中生成的。在民事訴訟領域，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訴訟目的、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證明法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既判力等等方面差異都與上述兩大法系不同的原點和理念相關。

二、兩大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作用的比較分析

筆者在《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兩種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比較研究》一文中，曾經從民事訴訟基本模式即法院與當事人的相互關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與原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民事訴訟之間所存在的模式差異，並按照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理論將其概括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差異。也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筆者把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在基本模式上都納入了當事人主義的范圍，同時說明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兩大法系的法官在民事訴訟的作用有著更多的共同點。但這是相對於原蘇聯的民事訴訟基本模式而言的，其實大陸法系民事訴訟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之間，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只是相對於原蘇聯為代表的民事訴訟體制來講，可以認為是一種非本質的差異。

當事人主義（Adversary System）的基本含義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指民事訴訟程序的啟動、繼續和發展依賴於當事人，法官不能主動依職權推動民事訴訟程序的進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據的證據資料只能依賴於當事人，作為法院判斷對象的主張只能來源於當事人，法官不能在當事人指明的證據范圍以外依職權主動收集證據。應當注意的是，所謂當事人主義，其含義是相對的，因為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主動性或被動性和法官的積極性或消極性都是相對的。從各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來看，既沒有完全由法官或法院來推動的民事訴訟，也不存在絕對由當事人來控制的民事訴訟，任何民事訴訟體制都是當事人和法官或法院兩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這兩方面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其作用力大小強弱有所不同而已。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都是相對於對方而存在的概念，是對某種民事訴訟體制或具體的訴訟制度的抽象概括。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主義最集中地體現在其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辯論主義上，盡管辯論主義只是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法學者對特定民事訴訟制度的理論概括，但它的確高度的概括了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的本質。依照辯論主義的原則，其一，直接決定法律效果發生或消滅的必要事實必須在當事人的辯論中出現，法官不能以當事人沒有主張的事實作為裁判的事實根據。其二，法官應當將當事人雙方之間沒有爭議的事實作為判決的事實根據。其三，法官對證據事實的調查只限於當事人雙方在辯論中所提出的事實。對於當事人沒有在辯論中所主張的事實，即使法官通過職權調查得到心證，該事實依然不能作為裁判的基礎。

盡管英國人、美國人沒有象法國人、德國人那樣，把民事訴訟中的原則、制度、作法充分地理論化，概括為某種主義，但體現當事人主義實質的辯論主義的基本內容在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運行中同樣得到貫徹實行。不過，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相比，英美法系民訴訟體制的當事人主義更為明顯和徹底。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主義除了集中體現在證據收集和提出的程序和制度以外，與大陸法系相異的審判方式也突出地反映了英美式的當事人主義。

英美法系民事訴訟的結構與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有很大的不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可以大致分為事實審理前的程序和事實審理程序。事實審理前的程序即「證據開示程序」（Discovery）雖然也是訴訟程序，但卻不是審理程序。這種程序的目的是「發現」案件事實，法官或法院並不認定事實，只是按照法律的規定控制這種程序的運作。例如，哪些事實是可以被要求在程序中提出的，而哪些事實可以不提出。即所謂「非證據開示特權」。在證據開示程序中，完全是由當事人雙方通過各種方法發現和明確與案件有關的事實，對第三人（例如，證人）的詢問也都是由雙方相互進行的，程序主導者是當事人而不是法官。與此不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不存在這種單純為了發現案件事實而設置的非審理程序。在訴訟程序開始後，法官從始至終都要參與案件事實的發現和認定，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更強調法官對訴訟的指揮和控制。例如根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139條的規定， 裁判長應當命令當事人對全案重要的事實作充分且適當的陳述。有關事實的陳述不充分時，法官應當命令當事人作補充陳述，聲明其證據。裁判長為了達到此目的，在必要的限度內，與當事人就事實及爭執的關系進行討論，並且向當事人發問。即所謂釋明制度。「釋明」既是法官的一項職權，又是法官的一項義務。同樣，法國民事訴訟法也規定了釋明制度。該法第8 條規定，法官可以要求當事人對事實提供解決爭訟所必要的說明。該法第13條規定，如果法官認為對解決紛爭是必要的話，法官可以要求當事人提供其對法律根據的說明。所以，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與英美法系是有所不同的。

大陸法系民事訴訟與英美法系民事訴訟的這種差異的形成，與法國、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各國的文化觀念、文化傳統和民族性密切關系。歐洲大陸國家一般地來講都具有較強的國家主義和集團主義的觀念，這種觀念也必然會滲透到民事紛爭解決領域，使其民事訴訟體制相對於英美民事訴訟而言，具有較強的國家干預和強調社會利益的特點。法國和德國民事訴訟體制的特色最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

正如本文前面所言，就某特定的民事訴訟體制，其法官或法院在該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可以將其籠統地概括為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這兩種基本取向對立的民事訴訟基本模式。這種概括和認識是從宏觀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的。除此之外，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概念還被用於對民事訴訟具體的微觀分析。在微觀分析中，只是把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視為反映兩種不同傾向的標簽。在某具體訴訟制度中，當事人的主導性明顯一些，則打上當事人主義的印記，反之，則貼上職權主義的標簽以說明該具體訴訟制度的特點。德國和法國民事訴訟的具體制度中就有不少被貼上職權主義的標簽。但如果把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作為某種基本模式的總體概括的話，毫無疑問，德國和法國仍然是當事人主義，只是其程度不如英國和美國而已。從當事人主義的基本含義去認識各國的民事訴訟體制，雖然可以把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民事訴訟體制都納入當事人主義這一基本模式之中，但從宏觀上觀察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主義傾向明顯不如英美法系。如果把絕對的當事人主義和絕對的職權主義視為這兩種傾向的兩個極端的話，英國、美國相比較而言可以定位在絕對當事人主義的「坐標」點上，法國、德國、奧地利、義大利、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的民事訴訟體制大體上可以歸入「亞當事人主義」，因為這些國家的民事訴訟體制所表現出來的當事人主義的傾向比英美法系國家要弱一些。日本民事訴訟體制以德、法國民事訴訟體制為藍本，自然也可以定位於「亞當事人主義」。但日本在二戰以後，受美國法律制度和法文化的影響，日本開始吸收美國法律制度中的某些具體的制度。在民事訴訟中也是如此。比較突出的變化之一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中具有當事人主義特點的「交叉尋問制」。日本民事訴訟對美國民事訴訟某些具體制度的導入，就使日本民事訴訟體制的當事人主義色彩比其他大陸法國家更為濃厚。我國民事訴訟體制盡管與原蘇聯民事訴訟體制基本上屬於職權主義類型，但近幾年的變化卻表明我國民事訴訟的發展具有弱化法院職權，強化當事人作用的趨勢。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就是例證。所以，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與原蘇聯同樣定位於絕對職權主義就是不妥當的，大體上可以成為「亞職權主義」。

如上說述，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因受當事人主義原則的支配，法官在民事訴訟中的作用相對於原蘇聯和原東歐國家來講是比較弱的。不過，近二、三十年來，法官在民事訴訟中作用均有所加強。民事紛爭的現代化和大型化是這種變化的客觀原因。兩大法系都面臨民事訴訟嚴重遲延以及在現代性民事訴訟中如何公正解決民事紛爭這兩大問題。 加強法官在訴訟中指揮作用被認為是促進訴訟迅速進行的良策。德國77年出台的《訴訟簡化法》和日本的民事訴訟的改革，都力圖命名法官在訴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美國也是這樣。在集團訴訟中，法院的權利就比在一般的民事訴訟中要大的多。法院有決定該訴訟是否構成集團訴訟；法院對集團訴訟代表的更換、集團成員的退出有審查權；法院有權根據集團訴訟的進展，發出各種命令，以保證最合理的進行訴訟等等。

在現代型訴訟中，被害人往往處於不利的地位，特別是在證據領域。在許多情況下，被害人由於證據不足，事實難以認定，使訴訟常常以被害人敗訴而告終。現代型訴訟的這種不合理現象給法官們提出了這樣的課題：如何作一個積極的法官，使現代型訴訟有利於被害人。這一要求使法官在證據領域里，擴大其成為必然。例如，在證據收集、證據判斷、舉證責任的分配、事實認定等等方面，法官的積極性都得到相當的表現。

總而言之，從總的趨勢看，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訴訟體制中的職權主義因素有所增加，特別是在現代型訴訟中這種趨勢更加明顯。但並不意味著這兩大法系民事體制就脫離了當事人主義的模式，而脫變為職權主義，職權主義的增加只是對當事人主義的稍稍修正而已。更不能誤解為，既然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訴訟體制在強化法官的職權，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也應該加強和維持現存的職權主義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相反，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應進一步弱化職權主義因素，以實現我國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轉換。]當然，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國的民事訴訟體制不可能完全轉換為英美法系那樣的絕對當事人主義的基本模式，而應當由目前的亞職權主義向亞當事人主義轉換。

㈣ 證據原件與復印件

舉證期限向法院提交證據也應當提供原件。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8條規定：「書證應當提交原件。物證應當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交復製品、照片、副本、節錄本。」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第78條規定：「證據材料為復製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線索，沒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證，對方當事人又不予承認的，在訴訟中不得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10條規定：「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證據，應當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證據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供經人民法院核對無異的復製件或者復製品。」據此，在原件證據材料丟失的情況下，在向法庭提供復印件的同時，還應當提供與提供人無利害關系知情人、見證人等有關證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十九條規定，對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進行質證時，當事人有權要求出示證據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況之一的除外：（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確有困難並經人民法院准許出示復製件或者復製品的；（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證據證明復製件、復製品與原件或原物一致的。

㈤ 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的規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

1.證據包括：當事人的陳述、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勘驗筆錄。

2.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及時提供證據。

3.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主張和案件審理情況，確定當事人應當提供的證據及其期限。當事人在該期限內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延長期限，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適當延長。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採納該證據，或者採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

4.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並由當事人互相質證。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開開庭時出示。

5.書證應當提交原件。物證應當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交復製品、照片、副本、節錄本。提交外文書證，必須附有中文譯本。

6.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

不能正確表達意思的人，不能作證。

7.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在訴訟過程中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動採取保全措施。

因情況緊急，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利害關系人可以在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前向證據所在地、被申請人住所地或者對案件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5)德國民事訴訟法原件擴展閱讀

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

1.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

2.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

3.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

4.其他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

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1.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

2.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

3.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清點並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的；

4.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

5.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

6.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

㈥ 德日的民事訴訟模式

一、民事訴訟模式的界定我國學者關於訴訟模式的界定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本質屬性說。這種觀點認為模式能夠反映某一事物本質屬性的抽象化樣式，是指某一系統的結構狀態或過程狀態經過簡化、抽象所形成的樣式，它是對某類事物或行為特徵的概括或抽象。二是訴訟地位及法律關系說，並將模式與形式、結構、構造視為具有相同的含義。認為模式是對一定事物的內部各個要素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描述。筆者以為，民事訴訟模式是對特定或某一類民事訴訟體制基本特徵的揭示。也即法院與當事人在訴訟中的相互關系。，或者說是法院與當事人之間訴訟許可權的配置關系模式。訴訟模式的基本構成要素包括：（1）主體要素，即當事人與法院。（2）訴訟許可權的配置。民事訴訟模式實質上表達的是法院與當事人之間訴訟許可權的配置關系，不同的配置關系構成不同的訴訟模式。
二、民事訴訟模式研究的理論價值
民事訴訟模式是對特定的民事訴訟制度本質的外在反映，運用民事訴訟模式來分析民事訴訟的基本理論問題，有助於我們把握民事訴訟的本質內容。具體來講，研究民事訴訟模式具有以下重要理論價值：
第一，根據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理論，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的訴訟關系是基本的關系，訴訟始終圍繞著這一關系而展開。所以，以當事人與法院及其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民事訴訟模式，可以把握民事訴訟的基本走向。。尤其是，民事訴訟模式是以當事人與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配置為研究基點，而這一許可權配置決定了某一特定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屬性，使我們能夠認清不同國家民事訴訟制度的本質特徵。此外，通過不同國家民事訴訟模式的分析，可以找出相同點與差異點，分析利弊，以不斷完善中國的民事訴訟制度。
第二，研究民事訴訟模式，可以促進民事訴訟程序的優化。程序不僅僅是作出某決定或得出某一結論所經歷的過程或手續，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各主體對形成決定或結論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即他們相互之間的地位、關系。主體的這種程序中的地位、關系，不但是程序許可權劃分，更重要的是這種角色定位明確了各個主體對形成最終結果所能起到的作用，並各自在其許可權范圍內對程序結果分擔責任。由於訴訟模式是以當事人與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配置為研究內容，所以，對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能夠促進當事人和法院在訴訟中各自角色的合理定位，並形成合理的歸責機制，以達到民事訴訟程序的優化結構。
第三、對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有助於民事訴訟其他具體制度研究的深化。由於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內容帶有根本性，對民事訴訟體制的構件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民事訴訟模式應當屬於民事訴訟法學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范圍，它對其他具體制度的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功能。在一些民事訴訟的具體制度好理論中，例如訴訟標的理論、證據理論等，都涉及到當事人與法院的許可權配置，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對深化這些具體制度的研究具有基礎的理論價值。
三、民事訴訟兩大模式——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
（一）民事訴訟中兩大模式的含義
從宏觀的角度看，民事訴訟理論界對民事訴訟模式的分類，基本上認同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的二分法，但對那些國家的民事訴訟制度屬於當事人主義，哪些國家的屬於職權主義，則存在分歧，張衛平還進一步將當事人主義劃分為英美型當事人主義與大陸型當事人主義。對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和大陸型訴訟模式的劃分，主要是依據法院與當事人之間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而確定的。
1、當事人主義
所謂當事人主義，英語的表述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民事糾紛的解決中，訴訟請求的確定、訴訟資料的提出和證據的收集和證明主要由當事人負責。該原則要求當事人（1）提起訴訟；（2）確定爭點；（3）提出證據給法院等。在當事人主義下，當事人甚至對法律的適用都有選擇的權利，而且，由於證據及訴訟資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當事人負責，所以也可以說發現真實的主要責任也在當事人，而在當事人主義支配下的傳統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處於順應性的地位，尊重當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預。
1、職權主義的含義
職權主義（德語為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訴訟程序中擁有主導權。該原則可分為職權進行主義（amtsbetrieb）和職權探知主義（undersuchungsgrundsatz）兩個方面的內容。與當事人主義相對，職權主義是指在民事訴訟中，程序的進行以及訴訟資料、證據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為之。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民事訴訟模式屬於職權主義。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前，歐美各國的民事訴訟普遍貫徹實施的就是職權主義，資產階級革命後一度改行當事人主義。在19世紀的產業革命浪潮中，以至整個20世紀，各國在修改民事訴訟法時又加強了職權主義的色彩。
（二）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成因
1、當事人主義的成因
在民事訴訟法典中首先確立當事人主義的當屬1806制定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1877年德國民事訴訟法典和1891年日本民事訴訟法典等都確立了當事人主義。 作為開山鼻祖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在制定時，當時的訴訟理念認為，民事訴訟是涉及私人利益的糾紛，故運作訴訟和訴訟程序進行的主導權應該由當事人擁有，法院及法官在訴訟中只是嚴格的中立者，只能就事實問題作出法律上的判斷。這種被稱為自由主義訴訟觀的思想，在法國民事訴訟法典制定後，與自然法思想、社會契約說以及經濟自由放任思想匯合，在排除國家對市民社會干預的運動過程中形成了糾紛解決的當事人主義優越的浪潮。此外,還有學者論述道：當事人主義的成因還有更深的層次,這就是私權自治原則和市場經濟的影響.從私法自治原則的角度來說，私法自治與法國民訴法典中所表現出來的自由主義訴訟觀是相互關聯的。由於民事糾紛起因於民事權利義務的爭執,便要求貫徹調整私法的原則,國家的干預必然回破壞當事人之間建立在私法基礎上的平等關系，不利於糾紛的解決。而從市場經濟的關系來說，由於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定位為只是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並不直接干預社會生活，因此，反映在民事訴訟中，代表國家的法院只能是居中裁判。
2、職權主義的成因
職權主義民事訴訟法典的典型代表是1895年制定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後來，一些原先採當事人主義的國家如法國等也轉而採取職權主義。德國1976年民事訴訟簡化法也有此傾向。更令人深思的是，1991年美國司法制度改革法和1995-1996年英國沃爾夫勛爵組成的司法改革小組擬訂的方案（Access to justice）也對英美法官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超然地位進行了反省，強調了法官對程序的干預。
為什麼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期，職權主義在民事訴訟中得以盛行呢？究其根源主要有二：一是當事人主義支配下的訴訟程序，由於當事人肆意操作訴訟程序，造成了審判遲延、程序復雜以及費用增加等令人不快的後果；二是作為當事人主義基礎的自由主義思想，隨著19世紀末產業革命的興起，城市化和大規模化的糾紛解決，以至不能再任由當事人主宰訴訟程序來完成，為了迅速且經濟地解決民事糾紛，各國才開始強化了民事訴訟中的法院職權。不過，盡管在18-20世紀，各國民事訴訟出現了當事人主義向職權主義的過度，但並不意味著各國的歷史背景是相同的。由於文化歷史背景以及當時各國政治、經濟狀況的不同，都會導致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在各自民事訴訟制度中的表現形式和內涵的差異。
四、民事訴訟模式的發展趨勢
以上只是從理想類型的角度對民事訴訟模式所作的劃分，實際上，世界上並不存在絕對的某種訴訟模式，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事訴訟制度中，兩種模式總是交錯的。當事人主義模式以自由主義理念為基礎，以當事人意思自治和處分權為訴訟模式的構造原則，並伴隨著絕對化的傾向。與此相對，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存在著對當事人基本權利的漠視，與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不相協調。程序主體地位的確立與訴訟民主與現代化，以及個人利益的要求與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間存在沖突。因此，進入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各國民事司法改革方興未艾，除了具體制度、具體程序的改革以外，各國也不失時機地調整當事人與法院在訴訟中的許可權分配，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當事人與法院在訴訟中的各自作用，實現訴訟公正。
在英美法系的民事司法改革中，主要是強化法官在訴訟中的職權作用，法官不但在訴訟程序的推進方面擁有一定的許可權，甚至在某些實體問題上法院也享有決定性的許可權。這在立法中已經有所體現。在審前准備程序中這一點體現得較為充分：法官積極地介入審判程序，促進訴訟的進程，包括設定證據開示的最後期限、確定審判日期以及促成當事人和解等方面，法官已更多地轉向案件的管理。
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模式雖然同屬於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但是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卻存在差別。在大陸法系國家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中，法官原本對訴訟程序的進行就享有較大的權力（職權進行主義），特別是在案件的審理中，法官主導庭審程序、主動詢問證人，同時法律海規定了法官的釋明義務。所以在以德國、日本等國家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在保證法官的程序管理權的同時，也在不斷擴大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控制。
在民事訴訟構造中，過分強調當事人的作用會導致訴訟的遲延，增加訴訟成本，從而帶來訴訟實質上的不公正；而過分強調法官的職權作用，雖然能夠克服以上不足，但又會產生法官中立性問題。所以，兩大發系在保證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基本構造的基礎上，不斷調整著法官與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許可權分配，因而出現既重視當事人基本訴訟權利的保障，又強調法官對訴訟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權力，從而形成了當事人與法官相協同的新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特別是在當事人主義固有的當事人主導的理念基礎上，導入了法官對訴訟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權思想，是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但是，西方各國民事訴訟改革並沒有根本改變其訴訟模式的基本內容，而僅僅是在一定的范圍內調整當事人與法院的許可權配置，以使其更符合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的要求，並沒有改變其訴訟模式的本質內容。

㈦ 證據裁判原則在民事訴訟中有哪些例外情形

你好，
證據裁判原則的適用例外
證據裁判原則的適用例外有「相對免證的事實」或「毋庸證明的事實」。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其訴訟法典(或證據法典)及實體法中，對免證事實做出明確規定。比如，《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201條規定了「關於裁判事實的認知」(即司法認知)，第301條和第302條規定了民事訴訟中的推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288條規定了「自認」，第291條規定了「於法院已經顯著的事實」，第292條規定了「法律上的推定」;法國《民法典》第1349條至第1353條規定了「推定」，第1354條至第1356條規定了「當事人自認」等。
再如，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278條規定「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的事實」為司法認知的事實，第279條至第280條規定了「自認」，第281條和第282條分別規定了「法律推定」和「事實推定」;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民事訴訟法》第434條規定：「一、明顯事實無須陳述及證明;眾所周知之事實視為明顯事實。二、法院履行其職務時知悉之事實無須陳述;法院採納該等事實時，應將該等事實之文件附入卷宗。」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7條)、《公證法》(第36條)和司法解釋《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5條)、《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8條、第9條、第13條、第74條、第76條)、《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65條、第68條、第70條)等規定，眾所周知的事實、公證的事實、預決的事實、推定的事實、當事人訴訟上自認的事實等，無需當事人舉證證明。
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1998年)第334條規定：在法庭審理中，下列事實不必提出證據進行證明：①為一般人共同知曉的常識性事實;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並且未依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的事實;③法律、法規的內容以及適用等屬於審判人員履行職務所應當知曉的事實;④在法庭審理中不存在異議的程序事實;⑤法律規定的推定事實。
我國有學者將以上事實納入司法認知的事實。筆者認為，司法認知的事實主要包括眾所周知的事實、法院依職務所知悉的事實和公證的事實。因為採用這些事實均具有司法認知的特徵，均須遵循相同的程序規則。司法認知、事實預決、推定、訴訟上自認均具有各自的規范內容、法律特徵，必須遵循各自的程序規則，所以不能將預決(事實)、推定(事實)、訴訟上自認(事實)納入司法認知(事實)的范疇，而應當分別規定和討論。
既然免證事實是證據裁判原則和證明責任或者證明對象的例外情形，同時為防止法官濫用職權採用「免證事實」而違背證據裁判原則，就得採取法律明定原則。筆者認為，我國由司法解釋規定免證事實有輕率之虞，特別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就此所作出的解釋的效力是否或者能否及於審判值得疑問。再者，我國相關法律或司法解釋並未具體規定司法認知、事實預決、推定、訴訟上自認的程序規則，為立法上的大漏洞。
上述「相對免證的事實」或「毋庸證明的事實」，其真實性已被確定或當事人間沒有合理爭議，其主張者無需運用證據證明，法院直接採用為裁判的根據。不過，訴訟中沒有絕對的免證事實，若當事人(特別是不利一方當事人)提出充足反證、發現新的事實或者撤銷自認等，所謂的免證事實則成為證明對象。
證據裁判原則的適用例外還有經驗法則、地方習慣、交易習慣、行業慣例、國際慣例等，通常不構成證明對象，法院直接予以採用。不過，對某個經驗法則、地方習慣或行業慣例等，本案法官不了解或者當事人有爭議的，則需進行調查。調查方式通常採用自由證明，調查方法包括民意測驗、查閱資料、咨詢專家等。
法官採用免證事實、經驗法則、地方習慣或行業慣例等之前，應當保障當事人的程序參與權，特別是要保障不利一方當事人的異議權或反證權。否則，將構成上訴或再審的理由。

㈧ 英法美德日任意一國的民事訴訟主要特點 三千字左右，要有資料的出處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與美國文化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特徵有四：（1）民事陪審制；（2）當事人主導的審前調查；（3）審判和聽審過程中的消極的法官；（4）在專門事項方面獲取和使用專家意見的獨特方法。我認為，一定的民事訴訟程序生成於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以下主要就基本特徵的前三個方面進行介紹。
1．民事陪審制。
民事陪審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可以說是古代使用陪審制的典範。[1]近代陪審制起源於9世紀早期的法蘭克王國，最早體現於政治制度方面，國王把這種方法作為其了解統治情況的基本渠道，後來才具有司法的性質。但是作為一種成型的司法制度，起源於英國，並在亨利二世（1154——1189）時期普遍應用土地訴訟中。民事陪審制在英國近代的命運並不太好，除欺詐案等少數案件以外，一般的民事案件禁止使用陪審團。[2]牆里開花牆外香，在英國確立的陪審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成為其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徵。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廣泛的保留、使用著陪審制，這一點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像的，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在美國是公民享有的一項神聖的權利。它作為1792年批準的權利法案第7修正案被寫進了聯邦憲法，1938年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進一步作了具體明晰的規定，它提醒生活在美國的所有人們「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正如憲法第7修正案宣稱的一樣，也如美國的其他標志和象徵一樣，它必須作為雙方當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並受到廣泛的尊重與保護。」另外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也廣泛地適用各州的民事訴訟程序，作為各州民事訴訟制度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各州甚至以憲法規定了公民的這一權利，在州的范圍內實現了要求陪審團審判權利的憲法化。例如1777年的紐約州憲法認為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將永遠保留，神聖不可侵犯。
相反，陪審制卻與大陸法系國家的訴訟制度、文化觀念格格不入。當然在大陸法系國家並不是沒有萌發過使用或移植陪審制的沖動，而且這種沖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諸實踐。法國大革命以後，普遍採用了陪審制；德國1848年革命爆發以後，德意志各個公國幾乎全部採用了陪審制。但是大陸法系國家採用的陪審制幾乎是曇花一現，不久就夭折了。德國1877年的《法院組織法》明確限制了陪審制使用的范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院組織法》進一步明確了參審制，徹底否認了陪審制的使用。在大陸法系的人們和學者看來，真正令人吃驚的是一群門外漢組成陪審團，並作為一種臨時裁判者裁決案件，其作出的決定脫離了正規訴訟機制的監督，這種決定的科學性和客觀、公正性值得懷疑。[3]
可以看出美國人對民事陪審制的喜好，深深地根植於核心價值觀，根植於其平等、自由、放任的文化觀。陪審制體現了美國文化中的平等精神。一方面所有的公民都有可能成為陪審員，陪審員名單不的由官方確定，而是從選民資格名單中臨時確定。另一方面所有陪審員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享有平等的表決權，這種權力不因為其社會地位、教育程度、民族、種族而受到影響。同時陪審制給予法律的門外漢較大的認定事實的權力，這一權力甚至高於法官。當然法官有權對陪審團進行監督和指導，法官有可能推翻陪審團的裁判，法官也可以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已達到明顯清楚（prima facie cases）或者使當事人的主張明顯不能成立，而拒絕將案件提交陪審團審判；也可以案件屬於法律問題為理由，直接作出裁判。但是法官的權力受到限制，法官不適當地影響、干預和誘導陪審團，是上訴審法院廢棄原判決的重要理由。
民事陪審團同樣是民主的，是民主參與政治的具體化，它允許普通的公民個人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直接進行管理。例如陪審團可以在具體的案件中決定，企業是否按照合理、安全的方式生產產品，並要在案件中確立一些在其他國家可能為成文法規定的安全標准、責任承擔方式、歸責原則等。陪審員不僅解決具體的糾紛，還為國家立法，為社會立法，承擔著廣泛的立法職能。陪審員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一般的公民對充當陪審員有較大的熱情和積極性。美國法學會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說，「象以前一樣，12個陪審員照例表現出日漸高漲的熱情，甚至歡呼著去強制美國的一些基礎機構，如政府、商務團體、私人團體等改變他們以往的運作方式。」[4]盡管陪審團是作為國家司法權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表現出某些反對國家權力的特點。具體表現在：其一陪審員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各有不同的許可權，法官不能不當干預陪審團的工作，陪審團享有較大的獨立性。其二陪審團行使權力的方式與一般國家權力機關不同，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忽視法律，並在超越法律的情況下作出裁判。同時陪審團裁判案件不需要具體的論證，陪審團的判決歷來被當作上帝的聲音。
陪審制與美國人的個人主義觀念的聯系不是特別明顯，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反個人主義的。因為陪審團需要集體作出決定，陪審團的組成人數有12人或6人之分，陪審員作出裁決依靠的是團結一致，只要有一個人不合作，就有可能使整個審判歸於無效。法院也必須解散陪審團，並組成新的陪審團重新審判。盡管美國許多州正在探索以陪審團的多數通過代替陪審團的一致通過，但目前陪審團一致通過仍然是其作出有效裁決的普遍適用的條件。同時盡管美國人一般願意充當陪審員，有參加司法程序的熱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充當陪審員不是作為權利規定的，相反它被規定為公民的不可推卸的義務。因此，其從根本上具有非自願的特點和反個人主義的傾向。但是潛在於陪審制之中的個人主義在和當事人主義結合的情況下就會表現出來。由於公民個人擁有的自由、財富掌握在自己手中，陪審團被視作這些權利的包神，而他們採用的保護方法與法官、政府官員的方法迥然不同。

2．當事人主導的證據收集和審前發現程序。
除民事陪審制之外，美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平等主義和反政府的放任主義也在民事訴訟程序的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當事人主導的審前發現程序和證據收集程序，即反映了美國文化的上述特點。在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規則賦予當事人及其律師在法庭外自主收集證據的權利，而且這種權利的行使一般情況下不需要法院的幫助，在特定的情況下，如果對方當事人不予積極的配合或者拒絕，當事人可以尋求法院的幫助和支持。當事人可以使用多種方法從他方當事人及其證人或專家證人處獲取證據，這些方法主要有：（1）口頭錄取證言；（2）書面錄取證言；（3）向對方當事人提出質問書；（4）要求提供書證和物證；（5）身體和精神檢查；（6）要求對方當事人自認。[5]發現程序在美國民事訴訟中的地位極其重要，可以說沒有發現程序即沒有現代美國的民事訴訟，美國的民事訴訟的現代化與發現程序的引入和完善密不可分。「如果沒有發現程序和質詢程序美國人就不能審理案件，發現程序是他的沐浴，質詢程序是其早餐。」[6]法官一般不會介入發現程序，只有基於當事人的要求，法院才有可能介入該程序。但自從70年代以來，發現程序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對發現程序的批評也日漸尖銳。[7]主要的批評在於法院對發現程序的監督過於軟弱，對當事人及其律師從他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缺少必要的限制。這種狀況既造成了訴訟遲延，同時也導致當事人訴訟負擔的增加。鑒於這些批評，自8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經過多次修改，逐漸開始對當事人發現證據的次數進行限制，增加了法官對發現程序的監督與管理。各州也在同時修改其程序規則，力求實現發現程序的公正與效率的協調。
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中不存在和美國一樣的發現程序，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的立法和理論中也存在審前准備這樣的概念，但是這一概念與美國的pretrial相比，無論在意義上還是在內容方面都有本質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於兩點：其一，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審前程序不是由當事人及其律師主持，而是由法官主持。「同時與英美法系的准備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自行運作不一樣，德國和日本的法官自始至終主持、控制准備程序的進行。」[8]其二大陸法系國家民事審前程序與審判程序之間的界限不明顯。在德國和日本都可以開庭的方式收集證據和整理爭點，德國民事訴訟法上稱為「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而日本的「准備性口頭辯論」[9]與德國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相對應。雖然民事訴訟法把審前開庭的期日稱為早期期日，把最終法庭審理的時間稱為主要期日，但兩者之間的區別不明顯，兩種開庭的任務和方式也很難看出有實質性的差別。
美國審前程序與大陸法系國家審前程序存在差別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大陸法系國家不存在和英美法系國家一樣的集中審理制度。誠然，證據提供組織上的不同可以追溯到普通法中的陪審團的歷史角色。當普通的民眾放下自己的工作，走進法院審理案件，並作出最終的裁判時，集中的、一次性的審理是必須的。而以審判工作為己任的職業法官，就沒有集中審理的緊迫感和心理壓力，他在其任何一個工作時間階段都可以審理案件。當事人提供證據也沒有階段上的限定性和時間上的緊迫性，受突襲的一方可以在以後的程序中提出證據予以反駁。當事人不僅在一審階段可以提出新證據，而且在二審階段也可以提出新證據。[10]因此大陸法系國家的程序框架中就很少有準備程序的空間和地位，而審前發現程序對美國的民事訴訟來說是必須的。
但是觀念上的不同比以上列舉的原因更加根本。大陸法系的學者對發現程序深惡痛絕，不僅因為他們認為發現程序可有可無，而且他們認為僅僅由於當事人涉入訴訟，就許可對方私自向其收集證據、調查事實是不妥當的。[11]在大陸法系國家強制當事人或者證人提供證據被看作是國家和政府的職能，不能由私人當事人分割或獨享。發現程序之所以被反對，就是因為它允許當事人行使本屬於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力，分割了司法權。按照大陸法系的普遍觀點，詢問證人應當在法院而不是在律師的辦公室內進行。「美國律師試圖將宣誓作證傳播到大陸法系國家的努力，將在這些國家裡被視為對國家司法特權的侵犯，因此宣誓作證在許多歐洲國家是被禁止的。」[12]
另外值得注意，美國的發現程序也不同於其他以集中審理為主要特徵的普通法系國家。象陪審制一樣，美國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最早也產生於英國。[13]強制發現證據的權利是由英國高等法院確立的。[14]但是該制度在美國被改革成為獨特的實踐形式，它包含一系列當事人獲取證據的方法。這種狀況在英國或其他地方是無法找到的，結果，甚至對於普通法系其他國家的律師來講，美國的發現程序實踐也走得有些過頭。美國與英國審前准備程序的主要區別在於開示的范圍不同。在英國，審前證據開示程序的范圍，被嚴格限制在與對方當事人提出或者主張的事實相關的事實方面；同時一般情況下也不允許當事人強制地從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如果在這些相關的事實之外，當事人還有其他的事實或證據能夠證明其請求或者主張，則當事人就無權要求開示這些相關的事實，或者以這些事實為基礎證明其案件事實。」[15]近年來英國的民事訴訟程序改革進一步限制了文件發現程序，而且美國式的宣誓作證在英國也行不通的。在英國只有在法庭作出命令的情況下，才可以在法庭之外錄取口頭證言，而且這種方法也被限制在證人確實不能到庭的案件中。[16]
美國的審前准備程序充分體現了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首先它是平等的。在發現程序中，法律給予了雙方當事人均等的、從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處發現證據的機會。即使是案件中的弱勢一方也有機會從對方獲取證據。例如在產品質量侵權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費者就可以通過發現程序得到生產者不恰當地降低生產成本的證據，從而有利其合法權益的保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審前程序所反映的平等是美國式的平等，它給當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而不是相等的結果。這種狀況會在造成當事人之間的實質上的平等，並損害司法正義。當事人推動發現程序，採用發現方法，同樣意味著當事人訴訟成本的增加。特別地由於開示證據的工作非常具體和專業，必須由當事人的律師完成，當事人自己無法完成如此龐大、復雜的工作。《緊急費用法》要求律師預先墊付訴訟費用，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發現程序的消極方面。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當事人，其發現手段極其有限，他們不得不忍受對方當事人不斷實施的證據發現所帶來的訴訟負擔。這種現象在由職業法官主持證據調查的國家是不太可能遇到的。
其次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也表現了美國文化中的民主觀念和放任主義思想。對於美國人而言，程序制度允許當事人或者其律師在法庭之外實施實質性的訴訟權力，而不是相反由法官實施這一權力並無不當。發現程序與個人主義之間的關系則相對復雜。一方面發現程序反映了競爭性的個人主義，它允許律師發明和實施其認為的最好發現的計劃，以調查收集證據，並實施特定的、具體的訴訟，除了受到程序規則的寬泛的限制以外，他們很少受到限制。但從被發現的當事人或證人的角度來看，對方當事人的這種窺探式的侵入，恰恰是對他們自我領域的侵犯。要求人身損害賠償的原告必須接受被告選定的醫生的醫學檢查，否則原告就必須面臨訴訟被駁回的風險。而且當事人必須為自己對立的對方當事人准備案件以對抗自己的觀念，也與對抗制有一定的不協調，因為對抗制以另外的方式闡釋：「每個人都是為自己存在的」。[17]發現程序強調一方當事人享有發現證據的權力同時，並不鼓勵其反對對方當事人，更不鼓勵其侵犯對方的合法權益。因為在任何一個案件的發現程序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都有可能處在發現和被發現的位置，雙方的地位是可以互換的。從這樣角度出發，發現程序既有利於雙方當事人的行動，也限制其行動。在這一深層意義上發現程序規則與美國的個人主義是一致的。

3．法官的角色。
與大陸法系法官在訴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不同，美國的法官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一直保持消極的角色，1999年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實施之前，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的消極性都非常明顯。[18]在美國的審判中，律師決定向法庭主張那些事實，提交什麼證據，也是由律師對當事人和證人進行詢問，並以此主導訴訟的進行[19]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調查，這一點可以從作為大陸法系國家典型代表的德國民事訴訟制度中反映出來。在德國法官負有查明爭點的義務，這一義務使得法官深深地介入到訴訟的進行之中。在法庭按照對合適的、可適用的法律的理解推進訴訟的過程中，它不斷地檢查案件，提出問題確定當事人存在爭議和不存在爭議的領域，法官同時要對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證據的提供以及需要由證據證明的事項的意義等進行釋明。……法庭通過建議當事人鞏固自己的主張、觀點，通過建議當事人變更和擴大其主張以及其證據提供，通過建議當事人採取其他的方法，引導當事人。法庭並有可能在訴訟中建議當事人採取某些具體的訴訟方法。[20]法庭根據當事人的要求決定是否傳喚特定的證人，並命令證人出席法庭或者命令當事人提交書證。[21]
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審判程序的一個顯著的差異是詢問證人的方法不同，在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中一律由或者主要是由法官詢問證人。即使許可律師提出問題，甚至在義大利由法官對證人的詢問首先由律師草擬，但由律師採取的強有力的交叉詢問是不存在的。[22]而且在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法院可以在當事人不提出請求的情況下，依職權主動地傳喚證人。因此，在美國民事訴訟中，律師所扮演的詢問和交叉詢問證人的重要角色，在大陸法系國家完全轉移到了法官的身上。
當然近年來美國民事訴訟規則的變化，力圖提升法院與當事人關系中的法官的角色。「管理型法官」的整個概念集中在法官享有的權力或者說負有的責任，這些權力表現為法官有權將案件排除於訴訟程序之外，有權在可能的情況下促進案件的解決，最保守地看來，他必須承擔加速審判流程的義務。正是基於這種變化，許多人認為兩大法系呈現出趨同的趨勢。[23]但是關鍵的區別仍然存在，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依然由律師，而不是由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也是由律師負責選定證人和負責對證人進行交叉詢問。雖然美國法官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帶有儀式化或者象徵意義的崇高地位，但是在具體的訴訟過程中他們的權力並不太大。同時在美國本身就比較軟弱的裁判者的權力，還要有法官和陪審團共同分享，法官也在與陪審團分享權力的過程中接受陪審團的制約。
我們所探討的法官地位的消極性，主要是限定於法院與當事人的關系、法院的審判權與當事人訴權的關系范圍。超出這一范圍，本文所得出的結論就喪失了其基礎。例如在法官與制定法的關系方面，結論就恰恰相反。美國的法官享有廣泛的權力，法官可以通過對具體案件的審理創製法律。普通法是由法官創造起來的，……立法機關僅起一種輔助的作用。在美國，法官還有權決定立法是否違憲，是否有效，並享有廣泛的解釋法律的權力。而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官「酷似一種專門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以外，他出席法庭僅是為了解決各種爭訟事實，從現存的法律規定中尋覓顯而易見的法律後果。他的作用僅僅在於找到這個正確的法律條款，把條款與事實聯系起來，並對從法律條款與事實結合中會自動產生的解決辦法賦予法律意義。」[24]

程序實踐非常明顯地體現了文化的特徵，並無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我們正在進行民事訴訟制度改革，實踐部門正在進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探索，理論界則正在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完善搖旗吶喊。民事訴訟法的修改也好，民事審判方式的探索也罷，都不可否認我們的民事訴訟制度正在面臨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和重大抉擇。這一現代化的過程，與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的現代化相適應。因此可以說現代化是社會系統工程的現代化，不可能舍棄法律制度的現代化。
我們民事訴訟制度和司法制度現代化面臨的首要的問題是目標定位問題。各國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在其歷史、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化，不可能有完全割斷自身歷史的現代化。因此現代化只能是各個國家自身的現代化，現代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稱為是西方化。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和民事訴訟制度的現代化也必須以各國自身的文化為基礎，唯有此才是我們改革的定位、坐標和參照。

參考文獻：
[1] 具體可參見李昌道，董茂雲：「陪審制度比較研究」，載《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57頁。
[2] 在我國有學者分析認為英國陪審制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原來資產階級為爭取同盟軍而提出的思想和口號，以沒有現實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基礎；（2）案件增多，訴訟爆炸，而由陪審團審理案件，不能提高訴訟效率，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訴訟遲延的原因；（3）隨著科技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型案件，這些案件的審理需要案件的裁判者具有相應的專門知識。參見李昌道等：「陪審制度比較研究」，第61頁。當然這種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無法說明陪審制在美國為什麼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3]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19--220(1986).
[4] Curriden,「12名陪審員的權力」，載《美國法學會雜志》，2000年，8月，第36頁。
[5] 參見湯維建：《美國民事司法制度與民事訴訟程序》，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441頁。
[6] John Lew, The Daily Deal, May 15,2001,p5.
[7] 「更少的發現——改革的共識」，載《訴訟評論》，第15卷，1996年，第267——268頁。
[8] 王亞新著：《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86頁。
[9] 除准備性的口頭辯論之外，日本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另外兩種審前准備方法。其一是辯論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不宜公開審理的案件和當事人雙方希望直接面談的案件；其二是書面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當事人無法直接見面或者不能親自出席法庭的案件。參見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訴訟法講義》，陳剛等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頁。
[10] 與英美法系不同，大陸法系國家第二審上訴一般都是事實審，上訴法院的法官，可以對原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進行審查。當然這種審查方法因各個國家制度不同，而有一定的差異。有的採用復審制，有的採用續審制，有的採用事後審查制度。而英美法系國家對於適用陪審制的案件，二審上訴一般不能就事實問題再行審查，二審法院只能就法律的適用、證據規則和程序規則的適用進行審查。具體可參見常怡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陳朴生：「比較刑事證據法序說」，載刁榮華主編：《比較刑事訴訟法各論》，台北，台北漢林出版社，1984年版。
[11] Rudlf B. Schlesinger, Hans W. Baade, Peter E. Herzog, and Edward M. Wise, Comparative Law,69-75(6th ed.1998)
[12]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67(1986).
[13]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3-94(1987); Robert Wyness Millar, Civil Procere of the Trial Court in Historical Perspectve,201-228.(1952).
[14]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21.(1986).
[15][美]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9(1987).
[16] 具體可參見《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34條（8）款，（1）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簽發命令，要求在審理程序前對證人進行詢問。（2）給予本條之規定，根據法院的上述命令，提供證據的人即為「宣誓證人」，所調取的證據為「筆錄證言」。《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徐昕譯，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172頁。
[17]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691，695(1987).
[18]美國修改後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於1999年4月實施，根據1999年的民事訴訟規則白皮書，消極的法官以成為歷史，相反確立了積極的法官。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訴訟的早期階段負責訴訟，並以一種我們在這種司法體制下以前沒有見到過的方式管理訴訟。
[19] Otto G.Obermaier, 「律師的書架」，載《紐約法律雜志》，1992年，12月1日，第2頁。
[20] 按照Kaplan和Clermont的觀點，德國和歐洲臨國的程序法根植於給予法官強有力的權力將有助於發現事實的思想，法官有權或者說有義務詢問、告知、鼓勵和勸告當事人、當事人的律師以及證人，以獲取事實真相。, Kaplan&Clermont,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1984).p1472.
[21] 同上注，第1232——1233頁。
[2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戰後受美國法的影響，採取了交叉詢問的方法。具體的順序是先由申請證據的當事人進行主詢問，再由對方當事人進行反詢問。不過在日本的民事訴訟中，審判長在當事人之間的交叉詢問完畢以後，還可以進行補充性的詢問，並在其認為必要時隨時親自進行詢問或者在主詢問的過程中，准許對方當事人進行詢問。參見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日本民事訴訟法》，白綠鉉譯，法律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9頁。
[23] [美]Adrian A.S. Zuckerman,「危機的司法：比較法視角下民事訴訟程序制度改革」，載Adrian A.S. Zuckerman主編：《危機中的民事司法》，1999年版，第47頁。
[24] 約翰 梅利曼著：《大陸法系》，顧培東譯，西南政法大學印行，1983年，第39頁。

㈨ 請問德國有專門制定民事強制執行法嗎

你好，我在德國是律師。德國沒有專門規定民事強制執行的單行法規，在民法領內域的強制執行程序容Vollstreckungsprozess規定在德國民事訴訟法里即ZPO （Zivilprozessrecht).

㈩ 德國法和法國法的異同！

法國法
（一）法國憲法 1．《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 法國革命開始後，國民會議便於1789年8月26日，經過激烈的爭論，通過了著名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簡稱《人權宣言》）。這一劃時代的歷史性文件，第一次明確而系統地提出的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的基本原則，是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綱領性文件。[1] 《人權宣言》提出的民主法制原則主要有： 1．宣布人權是「天賦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2．確立了「人民主權」、「權力分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原則。 3．提出了資產階級法制原則：法律是公共意志的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無罪推定及禁止非法控告；逮捕或拘留等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 《人權宣言》不僅奠定了法國憲政制度的基礎，而且是多部法國憲法的序言。 2．幾部有代表性的憲法。 1．1791年憲法。 法國於1791年9月通過了第一部憲法。這部憲法以《人權宣言》為序言，正文由前言和8篇組成。基本內容是： ①以孟德斯鳩的君主立憲和分權思想為指導，宣布法國為君主立憲國，實行三權分立。 ②確認資產階級的各項權利。 ③把公民劃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 ④繼續維護法國殖民統治。 這部憲法的制定和實施，結束了法國的封建統治，鞏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成果，標志著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正式確立。 2．1875年憲法。 該憲法是法國歷史上實施時間最長的一部憲法。這部憲法最終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制。1875年憲法由三個憲法性文件組成，即《參議院組織法》、《政權組織法》和《國家政權機關相互關系法》。其基本內容是： ①憲法規定，議會是立法機關，由上院（參議院）和下院（眾議院）組成。兩院都有立法權和行政監督權。 ②憲法規定，總統是國家元首，由參、眾兩院聯席會議選出，任期7年，連選連任。 ③憲法規定法國實行責任內閣制。內閣是國家的最高管理機關，它由議會多數黨組成，內閣成員名單由總理提出，以總統的名義任命。 ④憲法還肯定了拿破崙一世創立的參事院這一國家機構。它既是咨議機關，對立法和行政方面的事務進行咨詢，同時又是法國最高行政法院，是行政訴訟案件的終審法院。 3．戰後憲法。戰後法國先後制定了1946年第四共和國憲法和1958年第五共和國憲法。1958年憲法經過四次修改一直實施到現在，是法國現行憲法。 （二）法國民法典 1．《法國民法典》的特點。 從內容和形式相結合來考察，《法國民法典》具有以下特點： 1．它是一部典型的資產階級早期的民法典。在法典中，與自由競爭的經濟條件相適應，體現了「個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涉」這一立法精神。 2．法典貫徹了資產階級民法原則，具有鮮明的革命性和時代性。 3．法典保留了若干舊的殘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傳統法律制度。 4．法典在立法模式、結構和語言方面，也有特殊性。 2．《法國民法典》的主要原則。 這部法典雖然篇幅龐大，條文很多，但是作為基本原則，主要有四個： 1．全體公民民事權利平等的原則。 2．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權無限制和不可侵犯的原則。 3．契約自由的原則。 4．過失責任原則。 3．《法國民法典的影響》。 《法國民法典》是資本主義社會第一部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核心和基礎，對法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法產生深遠影響，而且隨著法國和在其影響下制定該國民法典的國家的擴張，法國民法典的影響又傳播到美洲、非洲和亞洲廣大地區。 （四）法國的司法制度

德國法
（一）德國民法典 1．德國民法典的制定 1．19世紀初期，歷史法學派反對匆忙制定《德國民法典》，其主要觀點為： ①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產物，每個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法律制度。法律應該被發現、而不是被制定出來了。 ②法典是分階段發展的，最初是自然法或習慣法階段，接著是學術法階段，第三階段才是法典編纂。德國仍處於第二階段，制定民法典為時尚早。 ③法典這種法律形式本身存在局限性，任何法典都不可能涵蓋全部社會生活和預知一切未來。無論編纂者如何努力，法典都會留有空白與遺漏。認為《法國民法典》沒有任何創新，只是已有法律的編纂。 （2）19世紀中期，後期，圍繞民法典的制定，歷史法學派內部又出現了日爾曼法學派和潘德克頓法學派的爭論，日爾曼法學派認為日爾曼習慣法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體現，潘德克頓法學派強調羅馬法是德國歷史上最重要法律淵源。後一學派按照羅馬法《學說匯纂》闡發的民法「五編制」體例，為德國民法典最終採用。 2．民法典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德國民法典》是19世紀末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時期制定的法典，也是德國資產階級和榮克貴族相妥協的產物，具有時代的特徵和特點： 1．法典適應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需要，在貫徹資產階級民法基本原則方面有所變化。 ①法典肯定了公民私有財產權不受限制的原則。 ②法典肯定了資本主義「契約自由」原則，並直接保護資產階級和容克貴族對僱傭勞動的剝削。 ③法典在民事責任方面，也確認了「過失責任」原則。 2．法典規定了法人制度。承認法人為民事權利主體，依法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這是資產階級民法史上第一部全面規定法人制度的民法典。 3．法典保留了濃厚的封建殘余。 ①以大量篇幅對容克貴族的土地所有權以及基於土地私有而產生的其他權利， ②在親屬法方面保留有中世紀家長制殘余。 4．法典在立法技術上，邏輯體系嚴密、概念科學、用語精確。 《德國民法典》是資產階級民法史上的一部重要法典，它的頒行對統一德國法製作用巨大，並成為德國民法發展的基礎。 3．《德國民法典》的世界影響。 1．德國民法典的編纂和施行，不僅在國內具有很大的意義，在國外也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受到各國法學界的重視，從而對許多國家的民法編纂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2．德國法是大陸法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20世紀大陸法系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相對於法國法而言，德國法也繼受了羅馬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較多固有的日爾曼法因素。它體系完整、用語精確，既體現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民法的基本原則，又反映了壟斷時代民法的某些特徵。 （三）德國的司法制度 1．法院組織。德意志帝國建立後，於1877年1月27日頒布《法院組織法》，確認了司法獨立原則。規定審判權由獨立的法院行使，審判只服從法律，法官實行終身制。設置了由區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帝國法院構成的普通法院體系，帝國法院為全國的最高司法審級。 2．民事訴訟制度與刑事訴訟制度。1877年2月1日頒行了《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分別規定了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的程序和原則。《民事訴訟法》共10編，1084條。主要規定了總則、第一審程序、上訴、再審程序、證據制度、強制執行和仲裁程序等。《刑事訴訟法》共7編，474條。主要規定了總則、第一審程序、上訴、對已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再審、特種形式的訴訟程序、刑罰的執行和訴訟費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