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法192

1. 英法美德日任意一國的民事訴訟主要特點 三千字左右，要有資料的出處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與美國文化

美國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特徵有四：（1）民事陪審制；（2）當事人主導的審前調查；（3）審判和聽審過程中的消極的法官；（4）在專門事項方面獲取和使用專家意見的獨特方法。我認為，一定的民事訴訟程序生成於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以下主要就基本特徵的前三個方面進行介紹。
1．民事陪審制。
民事陪審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可以說是古代使用陪審制的典範。[1]近代陪審制起源於9世紀早期的法蘭克王國，最早體現於政治制度方面，國王把這種方法作為其了解統治情況的基本渠道，後來才具有司法的性質。但是作為一種成型的司法制度，起源於英國，並在亨利二世（1154——1189）時期普遍應用土地訴訟中。民事陪審制在英國近代的命運並不太好，除欺詐案等少數案件以外，一般的民事案件禁止使用陪審團。[2]牆里開花牆外香，在英國確立的陪審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成為其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徵。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廣泛的保留、使用著陪審制，這一點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像的，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在美國是公民享有的一項神聖的權利。它作為1792年批準的權利法案第7修正案被寫進了聯邦憲法，1938年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進一步作了具體明晰的規定，它提醒生活在美國的所有人們「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正如憲法第7修正案宣稱的一樣，也如美國的其他標志和象徵一樣，它必須作為雙方當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並受到廣泛的尊重與保護。」另外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也廣泛地適用各州的民事訴訟程序，作為各州民事訴訟制度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各州甚至以憲法規定了公民的這一權利，在州的范圍內實現了要求陪審團審判權利的憲法化。例如1777年的紐約州憲法認為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將永遠保留，神聖不可侵犯。
相反，陪審制卻與大陸法系國家的訴訟制度、文化觀念格格不入。當然在大陸法系國家並不是沒有萌發過使用或移植陪審制的沖動，而且這種沖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諸實踐。法國大革命以後，普遍採用了陪審制；德國1848年革命爆發以後，德意志各個公國幾乎全部採用了陪審制。但是大陸法系國家採用的陪審制幾乎是曇花一現，不久就夭折了。德國1877年的《法院組織法》明確限制了陪審制使用的范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院組織法》進一步明確了參審制，徹底否認了陪審制的使用。在大陸法系的人們和學者看來，真正令人吃驚的是一群門外漢組成陪審團，並作為一種臨時裁判者裁決案件，其作出的決定脫離了正規訴訟機制的監督，這種決定的科學性和客觀、公正性值得懷疑。[3]
可以看出美國人對民事陪審制的喜好，深深地根植於核心價值觀，根植於其平等、自由、放任的文化觀。陪審制體現了美國文化中的平等精神。一方面所有的公民都有可能成為陪審員，陪審員名單不的由官方確定，而是從選民資格名單中臨時確定。另一方面所有陪審員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享有平等的表決權，這種權力不因為其社會地位、教育程度、民族、種族而受到影響。同時陪審制給予法律的門外漢較大的認定事實的權力，這一權力甚至高於法官。當然法官有權對陪審團進行監督和指導，法官有可能推翻陪審團的裁判，法官也可以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已達到明顯清楚（prima facie cases）或者使當事人的主張明顯不能成立，而拒絕將案件提交陪審團審判；也可以案件屬於法律問題為理由，直接作出裁判。但是法官的權力受到限制，法官不適當地影響、干預和誘導陪審團，是上訴審法院廢棄原判決的重要理由。
民事陪審團同樣是民主的，是民主參與政治的具體化，它允許普通的公民個人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直接進行管理。例如陪審團可以在具體的案件中決定，企業是否按照合理、安全的方式生產產品，並要在案件中確立一些在其他國家可能為成文法規定的安全標准、責任承擔方式、歸責原則等。陪審員不僅解決具體的糾紛，還為國家立法，為社會立法，承擔著廣泛的立法職能。陪審員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一般的公民對充當陪審員有較大的熱情和積極性。美國法學會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說，「象以前一樣，12個陪審員照例表現出日漸高漲的熱情，甚至歡呼著去強制美國的一些基礎機構，如政府、商務團體、私人團體等改變他們以往的運作方式。」[4]盡管陪審團是作為國家司法權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它表現出某些反對國家權力的特點。具體表現在：其一陪審員與法官在民事訴訟中各有不同的許可權，法官不能不當干預陪審團的工作，陪審團享有較大的獨立性。其二陪審團行使權力的方式與一般國家權力機關不同，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忽視法律，並在超越法律的情況下作出裁判。同時陪審團裁判案件不需要具體的論證，陪審團的判決歷來被當作上帝的聲音。
陪審制與美國人的個人主義觀念的聯系不是特別明顯，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反個人主義的。因為陪審團需要集體作出決定，陪審團的組成人數有12人或6人之分，陪審員作出裁決依靠的是團結一致，只要有一個人不合作，就有可能使整個審判歸於無效。法院也必須解散陪審團，並組成新的陪審團重新審判。盡管美國許多州正在探索以陪審團的多數通過代替陪審團的一致通過，但目前陪審團一致通過仍然是其作出有效裁決的普遍適用的條件。同時盡管美國人一般願意充當陪審員，有參加司法程序的熱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充當陪審員不是作為權利規定的，相反它被規定為公民的不可推卸的義務。因此，其從根本上具有非自願的特點和反個人主義的傾向。但是潛在於陪審制之中的個人主義在和當事人主義結合的情況下就會表現出來。由於公民個人擁有的自由、財富掌握在自己手中，陪審團被視作這些權利的包神，而他們採用的保護方法與法官、政府官員的方法迥然不同。

2．當事人主導的證據收集和審前發現程序。
除民事陪審制之外，美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平等主義和反政府的放任主義也在民事訴訟程序的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當事人主導的審前發現程序和證據收集程序，即反映了美國文化的上述特點。在美國民事訴訟程序規則賦予當事人及其律師在法庭外自主收集證據的權利，而且這種權利的行使一般情況下不需要法院的幫助，在特定的情況下，如果對方當事人不予積極的配合或者拒絕，當事人可以尋求法院的幫助和支持。當事人可以使用多種方法從他方當事人及其證人或專家證人處獲取證據，這些方法主要有：（1）口頭錄取證言；（2）書面錄取證言；（3）向對方當事人提出質問書；（4）要求提供書證和物證；（5）身體和精神檢查；（6）要求對方當事人自認。[5]發現程序在美國民事訴訟中的地位極其重要，可以說沒有發現程序即沒有現代美國的民事訴訟，美國的民事訴訟的現代化與發現程序的引入和完善密不可分。「如果沒有發現程序和質詢程序美國人就不能審理案件，發現程序是他的沐浴，質詢程序是其早餐。」[6]法官一般不會介入發現程序，只有基於當事人的要求，法院才有可能介入該程序。但自從70年代以來，發現程序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對發現程序的批評也日漸尖銳。[7]主要的批評在於法院對發現程序的監督過於軟弱，對當事人及其律師從他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缺少必要的限制。這種狀況既造成了訴訟遲延，同時也導致當事人訴訟負擔的增加。鑒於這些批評，自8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經過多次修改，逐漸開始對當事人發現證據的次數進行限制，增加了法官對發現程序的監督與管理。各州也在同時修改其程序規則，力求實現發現程序的公正與效率的協調。
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中不存在和美國一樣的發現程序，大陸法系國家民事訴訟的立法和理論中也存在審前准備這樣的概念，但是這一概念與美國的pretrial相比，無論在意義上還是在內容方面都有本質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表現於兩點：其一，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審前程序不是由當事人及其律師主持，而是由法官主持。「同時與英美法系的准備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自行運作不一樣，德國和日本的法官自始至終主持、控制准備程序的進行。」[8]其二大陸法系國家民事審前程序與審判程序之間的界限不明顯。在德國和日本都可以開庭的方式收集證據和整理爭點，德國民事訴訟法上稱為「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而日本的「准備性口頭辯論」[9]與德國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相對應。雖然民事訴訟法把審前開庭的期日稱為早期期日，把最終法庭審理的時間稱為主要期日，但兩者之間的區別不明顯，兩種開庭的任務和方式也很難看出有實質性的差別。
美國審前程序與大陸法系國家審前程序存在差別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大陸法系國家不存在和英美法系國家一樣的集中審理制度。誠然，證據提供組織上的不同可以追溯到普通法中的陪審團的歷史角色。當普通的民眾放下自己的工作，走進法院審理案件，並作出最終的裁判時，集中的、一次性的審理是必須的。而以審判工作為己任的職業法官，就沒有集中審理的緊迫感和心理壓力，他在其任何一個工作時間階段都可以審理案件。當事人提供證據也沒有階段上的限定性和時間上的緊迫性，受突襲的一方可以在以後的程序中提出證據予以反駁。當事人不僅在一審階段可以提出新證據，而且在二審階段也可以提出新證據。[10]因此大陸法系國家的程序框架中就很少有準備程序的空間和地位，而審前發現程序對美國的民事訴訟來說是必須的。
但是觀念上的不同比以上列舉的原因更加根本。大陸法系的學者對發現程序深惡痛絕，不僅因為他們認為發現程序可有可無，而且他們認為僅僅由於當事人涉入訴訟，就許可對方私自向其收集證據、調查事實是不妥當的。[11]在大陸法系國家強制當事人或者證人提供證據被看作是國家和政府的職能，不能由私人當事人分割或獨享。發現程序之所以被反對，就是因為它允許當事人行使本屬於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力，分割了司法權。按照大陸法系的普遍觀點，詢問證人應當在法院而不是在律師的辦公室內進行。「美國律師試圖將宣誓作證傳播到大陸法系國家的努力，將在這些國家裡被視為對國家司法特權的侵犯，因此宣誓作證在許多歐洲國家是被禁止的。」[12]
另外值得注意，美國的發現程序也不同於其他以集中審理為主要特徵的普通法系國家。象陪審制一樣，美國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最早也產生於英國。[13]強制發現證據的權利是由英國高等法院確立的。[14]但是該制度在美國被改革成為獨特的實踐形式，它包含一系列當事人獲取證據的方法。這種狀況在英國或其他地方是無法找到的，結果，甚至對於普通法系其他國家的律師來講，美國的發現程序實踐也走得有些過頭。美國與英國審前准備程序的主要區別在於開示的范圍不同。在英國，審前證據開示程序的范圍，被嚴格限制在與對方當事人提出或者主張的事實相關的事實方面；同時一般情況下也不允許當事人強制地從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處獲取證據。「如果在這些相關的事實之外，當事人還有其他的事實或證據能夠證明其請求或者主張，則當事人就無權要求開示這些相關的事實，或者以這些事實為基礎證明其案件事實。」[15]近年來英國的民事訴訟程序改革進一步限制了文件發現程序，而且美國式的宣誓作證在英國也行不通的。在英國只有在法庭作出命令的情況下，才可以在法庭之外錄取口頭證言，而且這種方法也被限制在證人確實不能到庭的案件中。[16]
美國的審前准備程序充分體現了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首先它是平等的。在發現程序中，法律給予了雙方當事人均等的、從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處發現證據的機會。即使是案件中的弱勢一方也有機會從對方獲取證據。例如在產品質量侵權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費者就可以通過發現程序得到生產者不恰當地降低生產成本的證據，從而有利其合法權益的保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審前程序所反映的平等是美國式的平等，它給當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而不是相等的結果。這種狀況會在造成當事人之間的實質上的平等，並損害司法正義。當事人推動發現程序，採用發現方法，同樣意味著當事人訴訟成本的增加。特別地由於開示證據的工作非常具體和專業，必須由當事人的律師完成，當事人自己無法完成如此龐大、復雜的工作。《緊急費用法》要求律師預先墊付訴訟費用，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發現程序的消極方面。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當事人，其發現手段極其有限，他們不得不忍受對方當事人不斷實施的證據發現所帶來的訴訟負擔。這種現象在由職業法官主持證據調查的國家是不太可能遇到的。
其次當事人主導的發現程序也表現了美國文化中的民主觀念和放任主義思想。對於美國人而言，程序制度允許當事人或者其律師在法庭之外實施實質性的訴訟權力，而不是相反由法官實施這一權力並無不當。發現程序與個人主義之間的關系則相對復雜。一方面發現程序反映了競爭性的個人主義，它允許律師發明和實施其認為的最好發現的計劃，以調查收集證據，並實施特定的、具體的訴訟，除了受到程序規則的寬泛的限制以外，他們很少受到限制。但從被發現的當事人或證人的角度來看，對方當事人的這種窺探式的侵入，恰恰是對他們自我領域的侵犯。要求人身損害賠償的原告必須接受被告選定的醫生的醫學檢查，否則原告就必須面臨訴訟被駁回的風險。而且當事人必須為自己對立的對方當事人准備案件以對抗自己的觀念，也與對抗制有一定的不協調，因為對抗制以另外的方式闡釋：「每個人都是為自己存在的」。[17]發現程序強調一方當事人享有發現證據的權力同時，並不鼓勵其反對對方當事人，更不鼓勵其侵犯對方的合法權益。因為在任何一個案件的發現程序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都有可能處在發現和被發現的位置，雙方的地位是可以互換的。從這樣角度出發，發現程序既有利於雙方當事人的行動，也限制其行動。在這一深層意義上發現程序規則與美國的個人主義是一致的。

3．法官的角色。
與大陸法系法官在訴訟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不同，美國的法官在整個訴訟過程中一直保持消極的角色，1999年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實施之前，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的消極性都非常明顯。[18]在美國的審判中，律師決定向法庭主張那些事實，提交什麼證據，也是由律師對當事人和證人進行詢問，並以此主導訴訟的進行[19]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調查，這一點可以從作為大陸法系國家典型代表的德國民事訴訟制度中反映出來。在德國法官負有查明爭點的義務，這一義務使得法官深深地介入到訴訟的進行之中。在法庭按照對合適的、可適用的法律的理解推進訴訟的過程中，它不斷地檢查案件，提出問題確定當事人存在爭議和不存在爭議的領域，法官同時要對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證據的提供以及需要由證據證明的事項的意義等進行釋明。……法庭通過建議當事人鞏固自己的主張、觀點，通過建議當事人變更和擴大其主張以及其證據提供，通過建議當事人採取其他的方法，引導當事人。法庭並有可能在訴訟中建議當事人採取某些具體的訴訟方法。[20]法庭根據當事人的要求決定是否傳喚特定的證人，並命令證人出席法庭或者命令當事人提交書證。[21]
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審判程序的一個顯著的差異是詢問證人的方法不同，在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中一律由或者主要是由法官詢問證人。即使許可律師提出問題，甚至在義大利由法官對證人的詢問首先由律師草擬，但由律師採取的強有力的交叉詢問是不存在的。[22]而且在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法院可以在當事人不提出請求的情況下，依職權主動地傳喚證人。因此，在美國民事訴訟中，律師所扮演的詢問和交叉詢問證人的重要角色，在大陸法系國家完全轉移到了法官的身上。
當然近年來美國民事訴訟規則的變化，力圖提升法院與當事人關系中的法官的角色。「管理型法官」的整個概念集中在法官享有的權力或者說負有的責任，這些權力表現為法官有權將案件排除於訴訟程序之外，有權在可能的情況下促進案件的解決，最保守地看來，他必須承擔加速審判流程的義務。正是基於這種變化，許多人認為兩大法系呈現出趨同的趨勢。[23]但是關鍵的區別仍然存在，在美國的民事訴訟中依然由律師，而不是由法官負責證據的收集和提供，也是由律師負責選定證人和負責對證人進行交叉詢問。雖然美國法官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帶有儀式化或者象徵意義的崇高地位，但是在具體的訴訟過程中他們的權力並不太大。同時在美國本身就比較軟弱的裁判者的權力，還要有法官和陪審團共同分享，法官也在與陪審團分享權力的過程中接受陪審團的制約。
我們所探討的法官地位的消極性，主要是限定於法院與當事人的關系、法院的審判權與當事人訴權的關系范圍。超出這一范圍，本文所得出的結論就喪失了其基礎。例如在法官與制定法的關系方面，結論就恰恰相反。美國的法官享有廣泛的權力，法官可以通過對具體案件的審理創製法律。普通法是由法官創造起來的，……立法機關僅起一種輔助的作用。在美國，法官還有權決定立法是否違憲，是否有效，並享有廣泛的解釋法律的權力。而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官「酷似一種專門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以外，他出席法庭僅是為了解決各種爭訟事實，從現存的法律規定中尋覓顯而易見的法律後果。他的作用僅僅在於找到這個正確的法律條款，把條款與事實聯系起來，並對從法律條款與事實結合中會自動產生的解決辦法賦予法律意義。」[24]

程序實踐非常明顯地體現了文化的特徵，並無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我們正在進行民事訴訟制度改革，實踐部門正在進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探索，理論界則正在對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完善搖旗吶喊。民事訴訟法的修改也好，民事審判方式的探索也罷，都不可否認我們的民事訴訟制度正在面臨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和重大抉擇。這一現代化的過程，與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的現代化相適應。因此可以說現代化是社會系統工程的現代化，不可能舍棄法律制度的現代化。
我們民事訴訟制度和司法制度現代化面臨的首要的問題是目標定位問題。各國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在其歷史、文化基礎上的現代化，不可能有完全割斷自身歷史的現代化。因此現代化只能是各個國家自身的現代化，現代化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稱為是西方化。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和民事訴訟制度的現代化也必須以各國自身的文化為基礎，唯有此才是我們改革的定位、坐標和參照。

參考文獻：
[1] 具體可參見李昌道，董茂雲：「陪審制度比較研究」，載《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57頁。
[2] 在我國有學者分析認為英國陪審制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原來資產階級為爭取同盟軍而提出的思想和口號，以沒有現實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基礎；（2）案件增多，訴訟爆炸，而由陪審團審理案件，不能提高訴訟效率，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訴訟遲延的原因；（3）隨著科技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型案件，這些案件的審理需要案件的裁判者具有相應的專門知識。參見李昌道等：「陪審制度比較研究」，第61頁。當然這種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無法說明陪審制在美國為什麼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3]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19--220(1986).
[4] Curriden,「12名陪審員的權力」，載《美國法學會雜志》，2000年，8月，第36頁。
[5] 參見湯維建：《美國民事司法制度與民事訴訟程序》，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441頁。
[6] John Lew, The Daily Deal, May 15,2001,p5.
[7] 「更少的發現——改革的共識」，載《訴訟評論》，第15卷，1996年，第267——268頁。
[8] 王亞新著：《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86頁。
[9] 除准備性的口頭辯論之外，日本民事訴訟法還規定了另外兩種審前准備方法。其一是辯論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不宜公開審理的案件和當事人雙方希望直接面談的案件；其二是書面准備程序主要適用於當事人無法直接見面或者不能親自出席法庭的案件。參見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訴訟法講義》，陳剛等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頁。
[10] 與英美法系不同，大陸法系國家第二審上訴一般都是事實審，上訴法院的法官，可以對原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進行審查。當然這種審查方法因各個國家制度不同，而有一定的差異。有的採用復審制，有的採用續審制，有的採用事後審查制度。而英美法系國家對於適用陪審制的案件，二審上訴一般不能就事實問題再行審查，二審法院只能就法律的適用、證據規則和程序規則的適用進行審查。具體可參見常怡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陳朴生：「比較刑事證據法序說」，載刁榮華主編：《比較刑事訴訟法各論》，台北，台北漢林出版社，1984年版。
[11] Rudlf B. Schlesinger, Hans W. Baade, Peter E. Herzog, and Edward M. Wise, Comparative Law,69-75(6th ed.1998)
[12]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67(1986).
[13]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3-94(1987); Robert Wyness Millar, Civil Procere of the Trial Court in Historical Perspectve,201-228.(1952).
[14]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21.(1986).
[15][美]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9(1987).
[16] 具體可參見《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34條（8）款，（1）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簽發命令，要求在審理程序前對證人進行詢問。（2）給予本條之規定，根據法院的上述命令，提供證據的人即為「宣誓證人」，所調取的證據為「筆錄證言」。《英國民事訴訟規則》，徐昕譯，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172頁。
[17]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691，695(1987).
[18]美國修改後的聯邦民事訴訟規則，於1999年4月實施，根據1999年的民事訴訟規則白皮書，消極的法官以成為歷史，相反確立了積極的法官。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訴訟的早期階段負責訴訟，並以一種我們在這種司法體制下以前沒有見到過的方式管理訴訟。
[19] Otto G.Obermaier, 「律師的書架」，載《紐約法律雜志》，1992年，12月1日，第2頁。
[20] 按照Kaplan和Clermont的觀點，德國和歐洲臨國的程序法根植於給予法官強有力的權力將有助於發現事實的思想，法官有權或者說有義務詢問、告知、鼓勵和勸告當事人、當事人的律師以及證人，以獲取事實真相。, Kaplan&Clermont,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1984).p1472.
[21] 同上注，第1232——1233頁。
[2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戰後受美國法的影響，採取了交叉詢問的方法。具體的順序是先由申請證據的當事人進行主詢問，再由對方當事人進行反詢問。不過在日本的民事訴訟中，審判長在當事人之間的交叉詢問完畢以後，還可以進行補充性的詢問，並在其認為必要時隨時親自進行詢問或者在主詢問的過程中，准許對方當事人進行詢問。參見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日本民事訴訟法》，白綠鉉譯，法律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9頁。
[23] [美]Adrian A.S. Zuckerman,「危機的司法：比較法視角下民事訴訟程序制度改革」，載Adrian A.S. Zuckerman主編：《危機中的民事司法》，1999年版，第47頁。
[24] 約翰 梅利曼著：《大陸法系》，顧培東譯，西南政法大學印行，1983年，第39頁。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百五十八條， 都是什麼釋義是什麼

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經專過閱卷和調查，詢問當事人屬，在事實核對清楚後，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也可以徑行判決、裁定。
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可以在本院進行，也可以到案件發生地或者原審人民法院所在地進行。
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訴案件的處理，一律使用裁定。
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審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是終審的判決、裁定。
釋義
二審法院審理上訴案件必須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不可以採用獨任制。
二審法院審理案件原則上應該開庭，但是例外情況下也可以徑行判決或裁定。

3. 誰有最高法2000年《關於企業歇業、撤銷或被吊銷營業執照後的訴訟問題》的原文

關於企業歇業、撤銷或被吊銷營業執照後的訴訟問題

曹士兵 整理

目前，在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已經歇業、撤銷或被吊銷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的企業，因經濟糾紛被起訴到人民法院。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如何確定當事人？針對此問題，2000年1月26日經濟庭庭務會對此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形成以下意見：
一、企業歇業後的訴訟問題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企業法人領取《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後滿六個月尚未開展經營活動或者停止經營活動滿一年，視同歇業。」企業歇業後，登記主管機關應當收繳《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及其副本、收繳公章，並將注銷登記情況告知其開戶銀行。企業如因歇業被注銷，負有清理責任的主體應當組織清算組對企業的債權債務進行清理，資不抵債的，還應當向人民法院申請破產。如企業實際處於歇業狀態，但登記主管機關並未收繳其營業執照，沒有注銷該企業，企業的法人資格在名義上繼續存續，該企業應當對其所欠債務負責。此時，企業法人是訴訟主體，可以起訴應訴。實踐中，經常遇到的情況是，企業實際已經歇業了很長時間，有的已被登記機關注銷，有的未被注銷，企業長期處於無人管理的狀態，經營人員、管理人員、職工早已解散，債權債務無人清理。這種狀態下，債權人如果起訴企業的開辦者、企業的股東，是否應予准許？庭務會討論認為，按照我國民法通則第40條的規定，法人終止應當依法進行清理，停止清理范圍外的活動。按照法人理論，在清算范圍內法人資格視為存續，性質屬於清演算法人。清演算法人負責清理企業的債權債務，並起訴應訴。企業歇業無疑是法人終止的一種情形，企業歇業後應當依法進行清算應無疑義。因此，負有清算企業之責的主體（以下稱清算主體）如果不盡清算之責，債權人可以起訴該清算主體，人民法院也可以判令清算主體履行清算義務。至於是否可以起訴企業的開辦者、股東，則取決於企業的開辦者、股東是否為清算主體。這個問題在下面還要集中談到。
綜上所述，企業歇業後的訴訟問題可以總結如下：
1、企業歇業後，如企業成立清算組負責清理債權債務的，清算組為訴訟主體，可以起訴應訴。債權人起訴歇業企業應以清算組為被告。

2、企業歇業後，被登記主管部門注銷登記，但無清償組織負責清理債權債務的，負有清算之責的主體為訴訟主體。債權人起訴歇業企業應以清算主體為被告。

3、企業歇業後未注銷登記，也無清算組織負責清理債權債務的，企業和清算主體為共同訴訟主體。債權人起訴歇業企業可以企業和清算主體為共同被告。
二、企業撤銷後的訴訟問題
撤銷企業是企業主管部門決定企業主動退出市場的行為。企業因撤銷而注銷其法人營業執照的，屬於法人終止，應當辦理注銷登記，並對其債權債務進行清理。如企業成立有清算組清理企業的債權債務，清算組當然是訴訟主體，可以起訴應訴。如沒有清算組負責清理債權債務的，清算主體為訴訟主體。在這一訴訟問題上應當與企業歇業是一致的。
討論中認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51條規定：「企業法人未經清算即被撤銷，有清算組織的，以該清算組織為當事人，沒有清算組織的，以作出撤銷決定的機構為當事人。」由於可以作出撤銷企業決定的機構必然是企業的上級，該機構也必然對企業的債權債務負有清算之責，因此，以清算主體為訴訟主體與《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51條以作出撤銷決定的機構為當事人的規定是一致的。
三、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後的訴訟問題
登記主管機關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的行為屬於對企業的行政處罰行為，企業因法人營業執照被吊銷而終止，屬於被動退出市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第33條的規定：「企業法人被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登記主管機關應當收繳其公章，並將注銷登記情況告知其開戶銀行，其債權債務由主管部門或者清算組織負責清理。」因此，被吊銷營業執照的企業有清算組負責清理債權債務的，清算組為訴訟主體，可以起訴應訴，沒有清算組的，清算主體（如主管部門）為
訴訟主體。
四、清算主體
如上所述，企業因歇業、撤銷、被吊銷營業執照而終止後沒有清理債權債務的，應以清算主體為訴訟主體，清算主體可以起訴應訴。因此，對不同性質的企業確定其清算主體成為訴訟的關鍵。依照世界各國通例，股東以及董事會負有在企業終止後清算企業債權債務的責任，是企業基本的清算主體（如《德國民法典》第48條、《日本民法典》經74條、《俄羅斯民法典》第61條等）。按照我國公司法第191條和第192條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企業的清算主體也是企業股東或有股東性質的開辦者、上級主管部門。針對我國企業不同的性質，對清算主體歸納如下：

1、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投資主體是國家，國家是國有企業的唯一股東，其上級主管部門代表國家管理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終止後，其上級主管部門為清算主體。
2、集體企業。集體企業的投資主體是集體組織，集體組織是集體企業的股東，我國通常稱之為開辦者。集體企業終止後，其開辦者為清算主體。

3、聯營企業。聯營企業是不同投資主體共同投資成立的，聯營各方是企業股東。聯營企業終止後，聯營各投資主體為清算主體。與此相關，合資企業、參股企業等由多個股東，多個發起人成立的企業，各發起人都是企業終止後的清算主體。只有一個投資主體的企業，其投資主體為唯一清算主體。如子公司的清算主體是其母公司。

4、有限責任公司。按照我國公司法第191條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清算組由股東組成，股東是清算主體。按照公司法該條的規定，可以理解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全體股東都有在公司終止後清理公司債權債務的責任，全體股東都是清算主體，均可以起訴應訴。

5、股東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第191條的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組由股東大會選定股東人選組成。因此，根據該條的規定，只有股東大會選定的股東才是清算主體，並不是全體股東都有清理公司債權債務的義務。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清算主體不會超出股東的范圍。基於此，如果股東大會不選定股東人選，清算主體不能確定，再加上起訴股份有限公司的全全股東在實踐中也行不通，因此訴訟問題是個難題。針對這個問題，庭務會討論中認為，如果股東大會不選定股東人選，可以根據公司法關於股東大會由董事長召集、清算組由股東大會選定股東組成的規定，確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會為清算主體。董事會由公司的主體股東組成，是公司的常設權力機構，國外的立法例（如《德國民法典》第48條、《日本民法典》第74條）中也多規定董事會是清算主體，負有公司終止後清算公司債權債務的責任。因此，在股東大會不選定股東人選組成清算組的情況下，董事會應當是清算主體，可以起訴應訴。另外根據公司法第191條的規定，在「逾期下成立清算組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有權根據債權人的申請指定清算組進行清算，因此指定清算組是人民法院的一項職權。人民法院如指定公司董事會進行清算，應當符合公司法的規定。
以上討訟的只是針對訴訟主體，即當事人怎麼列的問題，至於人民法院如何裁判，清算主體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將在以後討訟中集中涉及、解決。

4. 我需要國際私法法條

國際私法重點法條

一、外國法的查明

《民通意見》第193條對於應當適用的外國法律，可通版過下權列途徑查明：

（1）由當事人提供

（2）由與我國訂立司法協助協定的締約對方的中央機關提供

（3）由我國駐該國使領館提供

（4）由該國駐我國使館提供

（5）由中外法律專家提供

通過以上途徑仍不能查明的，

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二、公共秩序保留

《民法通則》第150條依照本章規定適用外國法律或者國際慣例的，不得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

三、法律規避

《民通意見》第194條當事人規避我國強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規范的行為，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

四、自然人國籍和住所

國籍：《民通意見》第182條有雙重或多重國籍的外國人，以其有住所或者與其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為其本國法。

《民通意見》第183條當事人有幾個住所的，以與產生糾紛的民事關系有最密切聯系的住所為住所。

《民通意見》第183條當事人的住所不明或者不能確定的，以其經常居住地為住所。

五、法人國籍、住所和營業所《民通意見》第184條外國法人以其注冊登記地國家的法律為其本國法。

5. 民事訴訟法解釋439條

法釋〔2015〕5號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專的解釋》已於2014年12月18日由最屬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36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15年2月4日起施行。

第四百三十九條 人民法院作出終結督促程序或者駁回異議裁定前，債務人請求撤回異議的，應當裁定準許。
債務人對撤回異議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6. 民訴意見的二審程序

176、雙方當事人和第三人都提出上訴的，均為上訴人。
177、必要共同訴訟人中的一人或者部分人提出上訴的，按下列情況處理：
（1）該上訴是對與對方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分擔有意見，不涉及其他共同訴訟人利益的，對方當事人為被上訴人，未上訴的同一方當事人依原審訴訟地位列明；
（2）該上訴僅對共同訴訟人之間權利義務分擔有意見，不涉及對方當事人利益的，未上訴的同一方當事人為被上訴人，對方當事人依原審訴訟地位列明；
（3）該上訴對雙方當事人之間以及共同訴訟人之間權利義務承擔有意見的，未提出上訴的其他當事人均為被上訴人。
178、一審宣判時或判決書、裁定書送達時，當事人口頭表示上訴的，人民法院應告知其必須在法定上訴期間內提出上訴狀。未在法定上訴期間內遞交上訴狀的，視為未提出上訴。
179、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當事人提起上訴。
180、第二審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的規定，對上訴人上訴請求的有關事實和適用法律進行審查時，如果發現在上訴請求以外原判確有錯誤的，也應予以糾正。
181、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有下列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之一，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應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定，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1）審理本案的審判人員、書記員應當迴避未迴避的；
（2）未經開庭審理而作出判決的；
（3）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當事人未經傳票傳喚而缺席判決的；
（4）其他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
182、對當事人在一審中已經提出的訴訟請求，原審人民法院未作審理、判決的，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發回重審。
183、必須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在一審中未參加訴訟，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予以調解，調解不成的，發回重審。發回重審的裁定書不列應當追加的當事人。
184、在第二審程序中，原審原告增加獨立的訴訟請求或原審被告提出反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就新增加的訴訟請求或反訴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
185、一審判決不準離婚的案件，上訴後，第二審人民法院認為應當判決離婚的，可以根據當事人自願的原則，與子女撫養、財產問題一並調解，調解不成的，發回重審。
186、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審程序審理的案件，認為依法不應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審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銷原判，駁回起訴。
187、第二審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審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錯誤的，應在撤銷原裁定的同時，指令第一審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審人民法院作出的駁回起訴裁定有錯誤的，應在撤銷原裁定的同時，指令第一審人民法院進行審理。
188、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下列上訴案件，可以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的規定逕行判決、裁定：
（1）一審就不予受理、駁回起訴和管轄權異議作出裁定的案件；
（2）當事人提出的上訴請求明顯不能成立的案件；
（3）原審裁判認定事實清楚，但適用法律錯誤的案件；
（4）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需要發回重審的案件。
189、在第二審程序中，作為當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分立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將分立後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列為共同訴訟人；合並的，將合並後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列為當事人。不必將案件發還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190、在第二審程序中，當事人申請撤回上訴，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一審判決確有錯誤，或者雙方當事人串通損害國家和集體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權益的，不應准許。
191、當事人在二審中達成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對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進行審查並製作調解書送達當事人；因和解而申請撤訴，經審查符合撤訴條件的，人民法院應予准許。
192、第二審人民法院宣告判決可以自行宣判，也可以委託原審人民法院或者當事人所在地人民法院代行宣判。

7. 關於支付令相關法律

支付令的法律規定主要在《民事訴訟法》的第十七章《督促程序》中，從第二百一十四條到第二百一十七條共四條，具體如下：
1.第二百一十四條 債權人請求債務人給付金錢、有價證券，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向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
（一）債權人與債務人沒有其他債務糾紛的；
（二）支付令能夠送達債務人的。
申請書應當寫明請求給付金錢或者有價證券的數量和所根據的事實、證據。
2.第二百一十五條 債權人提出申請後，人民法院應當在五日內通知債權人是否受理。
3.第二百一十六條 人民法院受理申請後，經審查債權人提供的事實、證據，對債權債務關系明確、合法的，應當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內向債務人發出支付令；申請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駁回。
債務人應當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內清償債務，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異議。
債務人在前款規定的期間不提出異議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
4.第二百一十七條 人民法院收到債務人提出的書面異議後，經審查，異議成立的，應當裁定終結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
支付令失效的，轉入訴訟程序，但申請支付令的一方當事人不同意提起訴訟的除外。

除了《民事訴訟法》外，《勞動合同法》為了更好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利益，解決勞動者被拖欠工資問題，也作了支付令的規定，該法第三十條第二款規定，「用人單位拖欠或者未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勞動者可以依法向當地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人民法院應當依法發出支付令」。

8. 依照《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以下哪些期間為不變期間

你好

最典型的就是除斥期間。

常用的幾種除斥期間

6個月《合同法》第193條繼承版人、法定代理人對贈權與的法定撤銷權 、工程款優先受償權[2]

1年《合同法》第55條；《民通意見》第73條第1款；《合同法》第192條；《合同法》第75條；《婚姻法》第11條對可撤銷合同的撤銷權、變更權；對可變更、可撤銷民事行為的變更權、撤銷權；贈與人的法定撤銷權；保全撤銷權；受脅迫一方的婚姻撤銷權

5年《合同法》第104條領取提存物的權利

5年《合同法》第75條保全撤銷權

此外就是最長訴訟時效二十年，也是不變的。

9. 關於《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的理解

新《民事訴訟法》第170條釋義
第一百七十條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經過審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
（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
（三）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
（四）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條文主旨
本條是關於對上訴案件進行判決、裁定的規定。
立法背景
本次修訂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本條作了修改。本次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本條作了以下幾個方面的修改：
一是修改前的條文僅對原判決的分別處理作了明確規定，對原裁定如何處理未做明確規定，僅規定了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訴案件的處理，一律使用裁定。實踐中，法院對原裁定的處理都是參考對原判決分別處理的條文進行處理。在理發過程中，有意見認為，應在民事訴訟法中明確第二審人民法院對裁決分別處理的情況，使人民法院在處理原判決、裁定時都能有法可依。因此，本次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增加了對原裁定如何處理的修改。
二是對第一款第二、三項作了修改。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的，依法改判；認定事實錯誤或者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對事實錯誤區分情況，如果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如果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人民法院過多地將案件發回一審人民法院重審，既增加當事人的訴訟成本，又影響審判效率。本次修改以減少第二審人民法院將案件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為原則。在第二審人民法院能查清事實改判的情況下，由第二審人民法院直接查清事實後改判；在基本事實不清，第二審人民法院查清事實有困難，發回一審人民法院查清更有利於的情況下，才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三是對第一款第四項作了修改。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僅規定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規定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一方面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進行了限定，必須是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況，第二審人民法院才可以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另一方面刪除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較為彈性的裁量空間。
四是增加第二款的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僅規定了三種處理原則，即維持原判、改判以及發回重審，沒有規定發回重審的次數。由於法律對於發回重審的次數沒有規定，導致有的地方一個案件多次發回重審，既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負擔，又影響了審判效率和司法公正的實現。為了能在法定的時間內結案，解決案件久拖不決的問題，提高訴訟效率，保障當事人權益，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過程中，對發回重審的條件和次數作了限制。即第二審人民法院對於不服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又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
條文解讀
根據本條的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於上訴案件，應當根據不同的情形，做不同的處理：
一、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裁定。駁回上訴，以原判決、裁定的正確合法為根據，原判決、裁定正確合法，上訴理由不成立，以判決、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審判決、裁定的法律效力。對判決的上訴，原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判決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決；對裁定上訴的，原裁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裁定方式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二、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的，以判決、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出現在以下幾種情況下，一是認定事實錯誤，二是適用法律錯誤，三是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都存在錯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直接以判決、裁定方式對原判決、裁定進行改判、撤銷或者變更。對判決的上訴，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判決方式直接改判。對裁定的上訴，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以裁定方式撤銷或者變更。
三、查清事實後改判。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首先，本項應與本款第二項結合起來理解，在一般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直接查清事實後改判，只有在基本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第二審人民法院才可以考慮在查清事實後改判和發回重審之間選擇。基本事實是指案件的關鍵事實，可能影響案件最終判決的事實。其次，在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為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第二審人民法院如果能夠直接查清事實後改判的，應當首先考慮查清事實後改判。在由原審人民法院審理更方便於查清基本事實的情況下，才考慮將案件發回原審法院重審。
四、發回重審。為提高訴訟效率，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2002年德國聯邦司法部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了改革，改革的內容之一是限制發回重審，規定發回重審應由當事人申請。改革前，二審法院對一審判決一是依法改判，二是發回重審，比如二審發現一審應調取的證據沒調取，通常會發回重審。德國立法者認為發回重審應是例外，因為發回重審會導致時間和經濟成本增加。改革後規定，發回重審以當事人申請為條件，當事人沒有申請發回重審的，應由二審直接改判。本次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也對發回重審的條件和次數作了限制。根據本條第一款第三項、第四項的規定，對於原判決認定基本事實不清的，可以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也可以查清事實後改判。對於原判決遺漏當事人或者違法缺席判決等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此外，本條第二款規定，原審人民法院對發回重審的案件作出判決後，當事人提起上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再次發回重審。重新審理不是對原判決的簡單更正，二是要嚴格按照一審程序重新審一遍，並且要另行組成合議庭審理。這樣規定的目的就是要人民法院嚴肅認真對待，保證合法，正確的審判。發回重審的，由於原審人民法院仍按一審程序進行審理，因此所作判決、裁定仍是第一審的判決、裁定，當事人對重審案件的判決、裁定，可以上訴，對此類案件，第二審人民法院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發回重審。
相關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1條、第183條、第189條、第192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38條、第39條。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