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走向控辯式
⑴ 什麼是控辯式審判模式
我國來刑事審判模式正處於由職權自主義走向控
辯式的改革過程之中！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
再次修改，沿著控辯式庭審方式改革的方向取
得了新的進展。如完善了迴避制度，規定辯護
人有權申請迴避及復議；改革辯護制度，完善
了法律援助制度，擴大了法律援助辯護的適用
范圍，強化了辯護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申
請調取證據權及保守職業秘密權等執業權利；
修改證據制度，《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
定了「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
民檢察院承擔」的規則，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
規則，完善了證人保護制度，建立了證人作證
補償制度；完善審判程序，《刑事訴訟法》第
一百八十八條建立了強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此外，辯護人有權申請法庭通知有專門知識的
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辯
護人可以就定罪、量刑問題進行辯論，等等。
上述新規定都有助於控辯式庭審方式改革的
深化。
⑵ 誰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訴訟法原理論的資料!
我國1996年修改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一）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二）違反迴避制度的；（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四）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首次詳細規定程序性違法的法律後果，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程序規則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機制的初步確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為切入點，試圖分析我國刑事訴訟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義，以及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並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這個長期「被遺忘角落」的重視和思考。
二、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確立
（一）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含義
程序規則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規則是相對於實體規則而言的，兩者都屬於法律規則的范疇，因而都須符合法律規則的一般邏輯構成。從邏輯構成上講，每一個法律規則應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兩部分構成。[1] 行為模式是從大量實際行為中概括出來作為行為的理論抽象、基本框架或標准。行為模式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可以這樣行為；應當這樣行為；不應當這樣行為；這三種行為模式也就意味著有三種相應法律規則：授權性法律規則；命令性法律規則；禁止性法律規則。法律後果一般是指法律對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賦予某種結果。它大體上可分為兩類：（1）肯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承認這種行為合法、有效並加以保護以至獎勵。（2）否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不予承認、加以撤銷以至制裁。[2] 程序規則就是由程序性權利、義務（程序法上的行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後果構成的法律規則。具體到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而言，就是對公、檢、法三機關和訴訟參與人[3] 參加刑事訴訟時應當遵守之操作規程以及違反操作規程所承擔之法律後果作出規定的法律規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為例：「……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違反迴避制度的、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等，實質上是對上述行為的禁止性規定，即「不應當這樣行為」，結合刑事訴訟法的其它相關法條，共同構成了「不應當從事上述行為」的行為模式。而「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則是行為模式違反時所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後果。程序性行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後果兩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程序規則。[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種。所謂「裁判」，就是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的行為。「裁判」一詞有多種含義，最廣義的裁判是指全部訴訟程序，即在訴訟本身意義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訴訟法固有意義上的裁判是審判機關意思表示的訴訟行為。不過這種意義上的裁判，在狹義上僅是指，審判機關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對案件適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無罪的裁判）。廣義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訴訟行為中的法律行為（例如，申請迴避的裁判、關於調查證據的裁判等等）。在訴訟法上，裁判一詞一般是指廣義上的裁判。[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狹義上的裁判僅指法院的實體性裁判，而廣義的裁判，卻包含了實體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據程序規則，對訴訟行為適用程序性法律後果的法律行為。例如二審法院發現一審法院的審理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時，作出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確立的意義
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充分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實現了刑事訴訟由工具主義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的轉變，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義的轉變。中國長期以來的「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過程」、「重打擊，輕保護」、「重國家，輕個人」的法律傳統，是工具主義的集中體現。「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與程序規則本身之缺陷是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在工具主義的影響下，把程序規則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立法者不重視程序規則的設計，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法律後果的規定，存在致命的邏輯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規則這種缺陷的存在，必然導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後果，程序性裁判更是無從談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對「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和強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程序規則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才使得程序的獨立價值顯現出來。正如陳瑞華教授指出的：人們對某一刑事訴訟程序是否為「善」的評價，要看刑事訴訟程序是否具有獨立的內在優秀品質，而這一品質獨立於裁判結論的正確性而存在，完全體現在刑事訴訟程序本身的設計和運作過程之中。[6] 我國學者還指出：「獨立的程序價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其進步性、科學性、民主性，就是通過刑事訴訟的獨立價值得到了體現……特別是刑事訴訟法第191條關於『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規定，……充分的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所以，它標志著我國訴訟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權利和憲法性權利，是刑事訴訟法在人權保障領域的一個飛越。現代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由「打擊犯罪，發現實體真實」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實」和「人權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轉變，尤其是人權保障的目的，充分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的特徵，以及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刑事訴訟規則從「人權保障」的層面來說，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權利，並同時對國家追訴行為進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學者田口守一指出，「確定某種程序是否為『正當程序』（e process），必須視該程序重視『人權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權保障與正當程序相提並論。」[8] 當代各國刑事訴訟法大都規定了這種人權保障性程序規則，如無罪推定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有類似的規定，如「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等。單從字面上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人權保障」性條款並不算少，但是長期以來，這些條款大都沒有規定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缺少基本的規則要素，使得本來的程序規則 淪為「宣言」或「口號」，不能成為程序性裁判的基礎，因而實踐中收效甚微，刑訊逼供等現象「雖屢禁而不止」。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第191條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等行為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使相關的程序規則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機製得以確立，以訴訟程序來保障人權的目標在實踐中得以實現。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仍有許多程序性「規則」缺少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因而當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圍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進一步完善。
三、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通過第191條的規定，已經初步確立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個閃光點」，但是無論從第191條自身來看，還是從整體上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進行反思，我認為尚存在諸多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避重就輕，局限於法院系統內部的自我約束
縱觀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程序性法律後果」 ，尤其對於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缺少相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例如刑事訴訟法雖「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卻沒有規定程序性違法後果。不可否認我國刑法中已經有了相關罪名的規定，如刑訊逼供罪、妨害作證罪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等，但是這些「實體性法律後果」只針對違反訴訟程序規則的「人」，而不直接否定「違法行為」及「違法行為之果」，因而難免有隔靴騷癢，文不對題的感覺。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了學界的反思，如我國學者王敏遠指出：「刑訊逼供顯然是一種典型的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雖然法律規定了對刑訊逼供行為應予實體法意義上的懲罰，但即使行為人承擔了實體法上的法律責任，而程序法若無刑訊逼供所得的證據不得採信的法律後果，就會導致刑訊逼供的行為在實體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證據卻在程序意義上被認可。這種局面當然很荒唐，但若沒有程序法意義上的法律後果，卻會變成現實。」[9] 陳瑞華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盡管在一項司法解釋中也要求各級法院將刑訊逼供所提供的證據排除於定案根據之外，[10] 但這種司法解釋本身不具有較強的法律效力，也就難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級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並不多。」 [11]
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後，從第191條調整的范圍來看，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程序性審查，是法院系統內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約束。而事實上，相對於作為國家追訴機關的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來說，法院是一個「利益無涉」的裁判機關，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違反程序的沖動，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關庭審的程序規則。在實踐中，法官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要比上述公、檢機關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輕緩得多。因此，第191條的修改雖然邁出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卻沒有針對中國刑事訴訟中最關鍵、最嚴重的問題，頗有避重就輕之嫌。當前，由於上述大量程序「規則」缺失「程序性法律後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礎，法庭審判大都局限於實體裁判，背離了「裁判」的應有之義。「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的價值淹沒於「打擊犯罪，追求客觀真實」的「熱忱」之中，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已經成為困擾刑事司法的頑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 ;
「雙重危險」原則是英美法系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12] ，根據這一原則，被告人不得因同一個罪行而受到兩次起訴、審判和科刑。如《美國聯邦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受到生命和身體上的危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作出過一系列判例，對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的適用范圍作出了規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決無罪，檢察官無權對被告人提起上訴，即使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或者起訴狀存在有某種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決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訴，上級法院可對其進行第二次審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審判中得到維護，法官一般不得對被告人判處更重的刑罰。第三，如果一項起訴因證據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終裁決之前予以駁回（相當於宣告無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審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雙重危險」原則在適用范圍方面顯然要比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更寬泛，後者僅適用於已經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則不限於此。在聯邦法院，陪審團一旦宣誓成立，則第一次危險就已經構成，在地方法院，第一個證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險的成立，此時，檢察機關一旦撤訴，就不允許重新起訴，否則會使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當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於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雙重危險」原則，或「一事不再理」原則存在的正當性，主要在於它對訴訟當事人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 如果「隨意逆向運行的司法裁判程序還可能使當事人反復陷於訴訟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運長期處於不確定和待裁判的狀態。」「而這對於處於弱者地位的當事人而言，將是不具備起碼的公正性的」[15] ，貝卡里亞在論證刑罰的及時性時也指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說它比較公正是因為：它減輕了捉摸不定給犯人帶來的無益而殘酷的折磨。」 [16] 重復審理或程序逆行無疑會帶來上述不人道的後果。
通過上面的理論闡述之後，再來審視我國刑事訴訟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們會發現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受雙重危險」更是無從談起，有的只是約定俗成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我國二審法院貫徹的是「全面審查」原則，因而同時包括了實體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條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僅就現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而言，第191條對於一審法院的程序性違法，只規定了「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律後果。既沒有作是否有利於被告人的區分，也沒有發回重審次數的限制，更沒有針對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憲法權利而徑行作出有利於被告人之裁判的規定。首先，不可否認，在實踐中法院的程序違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因而發回重審通常都是基於有利於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論上並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在這種情形下，發回重審，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當性。其次，發回重審並沒有次數的限制，在我國沒有獨立的羈押制度的情況下，案件審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羈押期限，在無數次的發回重審而不裁定解除羈押的情況下，就會使被告人在無限延長的羈押中「遭受多重危險」，不具有起碼的公正性。最後，除了規定發回重審的法律後果外，沒有規定任何更為嚴厲或直接的法律後果，例如，在一審中嚴重程序違法，嚴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的，徑行駁回公訴，改判無罪等，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後果。筆者並不試圖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來否定我國的兩審終審制和發回重審制度，在我國現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質量的前提下，兩審終審是必要的。但對於程序性裁判發回重審問題，我認為應當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對之進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結果更為科學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審查的機制，拓寬程序性裁判的范圍。我國現階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據第191條的規定，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庭審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義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對控辯雙方訴訟行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圍理應拓寬到一審階段對控辯雙方，尤其是控訴機關訴訟行為的審查，審查偵查、起訴機關在偵查、起訴過程中，有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違法事實，應當啟用程序性裁判對之適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同樣的，在二審或再審階段，仍應繼續這種程序性審查。法院庭審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對偵查、起訴行為的「事後審查」。隨著人權保障意識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圍還應當拓寬到審前階段，即對偵查、審查起訴行為進行「事中」程序審查，因為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涉及到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私權利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中應當介入一個中立的第三者，對程序性問題，例如超期羈押問題、非法取證問題等作出裁判，一則是對國家公權力作出及時限制，防止權力的濫用，二則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時救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權利不受非法侵犯。這實際上是構建審前階段的司法審查制度，實現由行政追訴形態向訴訟形態的回歸。[19] 從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來看，對審前階段的程序性審查尚未納入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因而對於審前超期羈押等問題，沒有一個合法有力的救濟途徑，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2款（二）項明確規定「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不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內，但是除了該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確定之外，「非法取證」「超期羈押」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從應然角度，該司法解釋並不能否定這一理論設想的正當性。為了防止法官對實體問題產生預斷，應當組織專門法官或構建預審制度來從事這種審前程序審查。當然，這些制度的構建還有待於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入。
最後，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加大對程序性違法制裁的力度。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只有第191條的「發回重審」，而且過於簡單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違背「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之嫌。對於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發回重審」制度，應當站在人權保障的立場，依據「不受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進行限制和改造。首先，應當區分「發回重 審」是否有利於被告人，對於不利於被告人的「發回重審」應當嚴格限制；其次，應當對「發回重審」的次數作嚴格限制，避免訴訟進入無休無止的境地，而且為了防止羈押期限的不當延長，應當同時判令解除被告的羈押狀態；最後，應當區分程序違法的程度，對於輕微的程序違法，可以作出糾正程序錯誤的裁判，而不必「發回重審」，以免被告「遭受雙重危險」，對於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人權的情形，應當作出更為嚴厲的裁判，如徑行作出無罪判決，使違法者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以維護程序正義，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人權。
以上是對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論建構，而法律規則的建構還需要在理論建構的基礎上，結合立法技術使之更為具體化和操作化。限於篇幅和文章的主題，在此不再贅述。
「注釋」
[1]也有的學者認為法律規則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部分構成，本文所指的行為模式實質上是對假定和處理的合並。
[2]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頁。
[3]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將公、檢機關排除在「訴訟參與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觀念上就造成了控辯雙方訴訟地位的不平等，是「線性訴訟結構」的產物。在「線性結構」下，控辯式審判方式的引進將面臨極大的風險。有關刑事訴訟的「線性結構」和「三角結構」的詳細分析，參見，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頁。
[4]北京大學法學院陳瑞華教授認為，程序規則自身還應當區分「實體性程序規則」和「純粹程序性規則」，前者類似於本文所稱的程序規則，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的邏輯結構，而後者則是為了前者的落實所設計的操作化規程，應當包括對程序性裁判的舉證責任和舉證程度等問題。應當說陳教授的觀點對我國程序規則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純粹程序性規則」應當以「實體性程序規則」已經完備為前提，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前者尚存在嚴重的邏輯缺失——大多數程序規則只有行為模式而沒有法律後果。限於論述的重點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對「純粹程序性規則」不作論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劉迪、張凌、穆津等譯，卞建林審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頁。
[6]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頁。
[7]樊崇義：「論刑事訴訟法律觀的轉變」，載《政法論壇》2001年第2期，第51頁。
[8]同注5，第12頁。
[9]王敏遠：《刑事司法理論與實踐檢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的規定。——筆者注。
[11]陳瑞華：《看得見的正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頁。
[12]「雙重危險」原則與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被認為是對「一事不再理」這一古老原則的不同詮釋。「既判力」理論是從維護司法權威的角度來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司法的權威在於裁判不能被頻繁推翻。但是這一論證存在一個無法克服的悖論，即司法的權威同樣不能建立在謬誤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於糾正謬誤的需要，司法要通過穩定性來體現它的權威，就必須同時認同自身的謬誤。而「雙重危險」則是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應當避免使一個人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我們認為將作為技術規則的刑事訴訟法注入權利的因素，從而使之成為動態憲法，成為人權保障法，這是當代刑事訴訟法發展的方向，而「雙重危險」原則所體現的人文關懷，恰恰代表了這一方向。
⑶ 控辯式法庭論辯中幾種常見的辯護方法及公訴答辯策略
法庭論辯是公訴人和辯護人雙方由審判長主持，在法庭上就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實、證據，認定罪名、罪責輕重、適用法律以及從重、從輕、減輕等情節進行指控與辯護、論證與反駁，其目的和意義在於為法庭正確適用法律定罪量刑提供依據。由此可以看出，公訴人與辯護人在辯論中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對立是雙方所處的角度不同，模糊的事實可以越辯越清，錯誤的觀點也可以越辯越明；統一，則雙方最終的目的一致，都是為了正確適用法律，給法庭准確對被告人定罪量刑提供事實及法律依據。 公訴人要順利地完成出庭支持公訴的職能，取得較好的辯論效果，必須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做好庭前准備，合理確定答辯范圍 （一）做好庭前准備，預測辯論焦點。 出庭公訴能否取得成功，首要的是要吃透案情，做好出庭前的准備工作，庭審答辯既不能漫無邊際，又不能過於狹窄，而是要針對案件的具體情況，突出重點，全面准備。一是要進一步熟悉案情，做到全案心中有數；二是要認真准備公訴詞，全面、充分地論證犯罪；三是要根據案件事實和證據，找出薄弱環節，預測辯論焦點，對辯護人在辯論中可能提出的問題，擬寫答辯提綱；四是對證據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必要的補充，完善；五是對案件中涉及的所有法律要預先熟悉，在犯罪構成理論上，要胸有成竹；六是在庭上要及時應變，根據法庭調查的情況和被告人、辯護人在法庭質證中表現出的辯護意向，及時修改、調整庭前准備的答辯內容，做好辯論的心理准備 （二）公訴人庭審答辯的范圍。 法庭辯論中，被告人及辯護人的辯護發言，有些是長篇大論，涉及問題很多但論點不突出；有些雖用語不多，但論點卻不少，所提的問題有些和案件的事實、證據聯系很緊密，涉及定罪量刑等問題；有些則糾纏於枝節，甚至是一些與案件無關的問題；有些問題側重於論理方面，有些問題又側重於具體情節等。案件不同，辯護人不同，所提問題也不相同。公訴人對辯護人辯護中所提的問題不可能有論必答，而應緊緊圍繞涉及定罪量刑的問題，進行答辯。司法實踐中，對以下八個問題，公訴人一般應予以答辯，即：1、有關否定起訴書指控罪行或承認事實但認為不構成犯罪的問題要進行答辯；2、對起訴書定性提異議的要進行答辯；3、對提出否定被告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的問題要進行答辯；4、對否定被告人從重處罰情節的問題要進行答辯；5、以鄉俗民情、社會不良環境、被告人一貫表現作為法定從輕條件提出的要進行答辯；6、對避重就輕，推卸罪責或嫁禍於人的觀點和問題，要進行答辯；7、對歪曲法律、編造事實的觀點和論調，要進行答辯；8、對牽強附會，隨意曲解並擴大解釋法律范圍的要進行答辯。 對以下五個問題，公訴人可以不予答辯：一是對辯護方提出的正確意見，公訴人可以實事求是地表示同意，或以默認表示認同；二是公訴人已經充分闡明了的觀點，不作重復答辯；三是對一些不影響定罪量刑的枝節問題，公訴人一般不予答辯；四是對辯護人提出的與本案無關的問題，可不予答辯；五是對同案犯之間互相推諉爭辯，不影響定罪量刑的問題， 二、法庭論辯中辯護人一般採取的辯護方式及應對策略。 法庭調查中通過控、辯、審三方互動，尤其是控辯雙方對案件的事實和證據各自表明了自已的觀點，公訴人在質證中從辯護人對證據的認識上已經可以判斷出辯護人辯論的方式和觀點。根據筆者多年的出庭經驗，總結出辯護人在法庭上一般常用的幾種辯護方法。 （一）、開門見山，正面辯護法。即辯護人在法庭上從正面直接了當地提出辯護意見。採取這種辯護方式，大多數是一些定性准確、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案件。這類案件通常有四種：第一種是可能判處重刑的重大惡性案件；第二種是作案時被當場抓獲的案件；第三種是被告人主動投案自首的案件；第四種是被告人被抓獲後供認不諱，且口供穩定，認罪服法的案件。對於這類案件，辯護人往往在肯定起訴書所認定的犯罪性質和事實的同時，對被告人某些法定或酌定的從輕情節提出辯護意見，這種辯護意圖清楚，觀點明確，公訴人容易進行答辯。 （二）、旁敲側擊、迂迴辯護法。採取這種形式辯護的，一般是案件直接證據不足，犯罪所造成的損害後果無明確的計算方式和標准，既遂與未遂，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難以區分，此罪與彼罪界線不明確等案件。旁敲側擊、迂迴辯護的方法，聽起來觀點不明顯、重點不突出，讓人難以把握。公訴人遇到這種情況時，要有冷靜的頭腦，敏捷的思維和臨場不亂的經驗以及捕捉主要矛盾的能力，否則，會顧此失彼，陷於被動。辯論中主要採取以下方法進行應對：一是抓主要矛盾，放開次要問題，對辯護人提出的案件定罪量刑有關的問題，如犯罪的主體、主要犯罪事實的認定，證據的可靠程度，法律條款的適用等，必須集中精力思考答辯。對與案件關系不大的問題，如被告人年幼無知、受社會不良風氣影響，社會經驗不足，一貫表現良好等，可放下不答。二是避虛求實，對某些使用不當的詞句及法學理論和實踐中尚未定論的問題不答，而對案件的主要情節提出不同意見進行答辯。三是透過現象抓本質，舍表求里。有時辯護人提出很多問題，但實質問題只有一、二個，因而透過表面現象，抓住問題的實質進行答辯。 （三）、抓住矛盾，突然發難法。這種辯護方法通常適用於證據上存在漏洞的案件，辯護人抓住證據上存在的問題，如書證未作鑒定，凶器與傷口未作驗證、鑒定結論指向不明確等。對這些證據中存在的問題，辯護人在庭上突然提出重新鑒定或驗證，或者對證據證明的問題予以否定，提出問題或提供的辯護證據具有突發性，應變的難度很大。公訴人要應對這種辯護方法，必須做到：1、審查案件時要認真、細致，對書證、物證，必須通過鑒定、驗證或辯認屬實，做到證據間不留漏洞。2、庭前充分准備，吃透案情，對庭上可能出現的問題要有預測，做到提出問題，有據而答，3、當庭要思維敏捷，反應迅速，不可迴避提出的問題，也不允許長時間思考，造成冷場，而應迅速反應，作出有理有據的答辯。4、知識面要寬廣，要從多角度對同一個問題進行分析，答辯語氣要堅定有力，以挫敗對方突然發難的銳氣。 （四）、利用矛盾，混淆視線法。這種辯護方法多用於多人多起的團伙犯罪案，因為團伙案件的被告人較多，他們之間主從關系不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不同，分贓多少、罪責大小不同，認罪態度好壞各異，容易出現認定處理不均衡或其他矛盾。辯護人往往抓住這些矛盾，一是在地位和作用方面，為被告人辯護以達到從輕或減輕處罰的目的；二是罪與非罪上，與一些未作刑事追究，只進行治安處罰的同案參與人進行比較，以達到為被告人開脫罪責的目的。應對此種辯護，公訴人一是庭前的准備工作要比單一犯罪案件更加細致、周密。首先要分清主從，查清事實，定準性質；其次要排除證據間的難點和疑點，做到沉著應對，臨陣不亂；再次，在審查案件時要全面、客觀，該追訴的要追訴，力爭不留漏洞。 （五）、激烈對抗，否定辯護法。這種辯護方法多用於案件的定性存在爭議，罪與非罪模糊不清，事實證據又有利於辯護人一方的案件。辯護人從一開始就以無罪辯護論立論，在質證時極力否定每一份證據，辯論中先聲奪人，與公訴人激烈對抗。此類案件對公訴人出庭難度很大，具有相當的挑戰性。必須認真分析研究案情，對證據進行綜合分析，在辯論中尋找辯護觀點中的矛盾和疏漏，從事實、證據上反駁辯護論點，進而從犯罪構成理論上論證犯罪的構成。 三、公訴人庭審答辯中常用的幾種方法。 公訴人在法庭上對被告人及其所實施的犯罪是揭露與被揭露的關系，但對辯護人，則是對立統一，既有激烈的辯論，又有相互說服認同的關系，因此，在辯駁其錯誤觀點時，除了顯示真理，澄清事實真象，還要有理有據地說服對方認同自已的觀點。在使用語言上，要平和規范，不能揭人之短，尖刻挖苦，冷潮熱諷。 （一）、突出重點，綜合答辯。即細心聽取辯護發言，將辯護人提出的所有辯護觀點進行綜合歸納，概括出幾個主要的辯護觀點，然後根據掌握的事實和證據，結合法學理論，對被告人不正確的觀點逐一進行論證、駁斥。 （二）、避實就虛、靈活答辯。即在答辯中對辯護人突然提出的難點問題先不作正面答辯，而是從其與事實、證據、法律明顯不符的辯論點開始反駁，變被動為主動，並在答辯中靈活地捕捉對答辯有利的材料，及時調整，主動出擊，將辯論的焦點引向自已控制的范圍。 （三）、利用矛盾，各個擊破。即對於多被告人的共同犯罪，多個辯護人出庭各自為其委託辯護的被告人進行辯護，公訴人利用各個被告人之間的辯護矛盾、辯護人與與被告人辯論觀點之間的矛盾、多個辯護人之間以及他們與代理人之間的矛盾，以矛攻矛，各個擊破。 （四）、層層剝筍，直取要害。即公訴人先分別用大量的事實、證據駁倒支持辯護總論點的各個分論點，使辯護人的中心論點失去支持，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然後公訴人再用邏輯三段論的演繹方法，得出總論點不能成立的結論，從而從根本上駁斥辯護人的錯誤觀點。 （五）、承上啟下，相互照應。即公訴人闡述答辯觀點時，要緊密結合起訴書、公訴詞，上輪答辯為下輪更有力的答辯做鋪墊，下輪答辯時要與上輪答辯的觀點緊密結合，遙相呼應，不留漏洞，使全部辯論觀點連成一體，形成協調統一的論證體系。使被告人找不到矛盾點，無法攻破其中任何一個觀點，從而另尋辯點，分散辯護人的注意力。 （六）、巧借東風，借言答辯。即辯護人提出辯護意見後，公訴人先不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是借用他人之言反駁辯護觀點。借言答辯通常在兩種情況下採用：一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各被告人之間為推卸自己的罪責而證明其他被告人的行為、供述之間相互牽連，相互印證，形成矛盾，公訴人可借被告人之言進行以其之矛攻彼之盾的答辯。二是當庭訊問被告人及同案參與人，引用其口供筆錄，反駁辯護理由。 （七）、開門見山、直言答辯。即辯護人提出的辯護觀點明顯錯誤，公訴人有足夠的事實和證據證明犯罪，在此情況下公訴人就應依據事實和法律直言答辯，反駁其錯誤觀點。公訴人答辯時要理直氣狀，正氣凜然，闡述論點要簡潔明確，一針見血，不能含糊其辭，拖泥帶水。 （八）、合理採納，婉言答辯。如前所述，控辯雙方在法庭辯論中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對辯護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合理辯護意見，公訴人應當予以採納，不能對辯護人提出的一切問題都持爭辯態度，給人以強詞奪理或無理爭三分的不良影響，損害檢察機關公平、正義的良好形象。對辯護人提出的辯護理由雖有一定的道理，但按照法律規定仍不能作為從輕、減輕理由的。公訴人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味否定或反駁，而是應承認並說明辯護觀點有一定道理的一面，然後再從法律中找出依據，闡明不能從輕、減輕處罰的理由，這樣，既婉轉地駁斥了辯護人不正確的觀點，又使旁聽群眾和被告人受到了法制教育，合議庭採納公訴人的觀點也就成為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理所當然會支持公訴觀點。 （九）、揚長避短，迂迴答辯。公訴實踐中，一些較高層次的辯護人往往利用自已理論上的專長和庭前准備的知識要點，在辯論中故意設置辯論陷井，讓公訴人落入其圈套，以控制辯論走向。如邏輯陷井，專門技術知識陷井，民法、經濟法、商法等公訴人不常接觸的法學理論陷井等。公訴人如對辯護人有意引向的知識熟知並精通，應直迎而上，用更深的理論和嚴密的邏輯論辯填平陷井。如果對邏輯知識缺乏熟練地應用，對一些專門性的技術知識知之不深，則應揚長避短，避開正面，迂迴到本案的事實、證據和犯罪構成理論上進行答辯。 （十）、把握時機，全面論證。這是「後發制人」的答辯，用得好，能起到鳴金收兵的作用。即公訴人根據辯論進展情況，判斷辯護方准備或臨場發揮的辯護材料已用完，除了重復再無新的辯護意見，在辯論快要結束前，公訴人按預定計劃，對辯論的關鍵問題作系統地答辯，使之一錘定音，塵埃落定。運用這種方法關鍵是預先安排好使用答辯材料的計劃，把握好進行全面論證的時機，避免羅嗦、重復，使整個答辯過程層層遞進，最後達到高潮。 以上是筆者在長期的出庭實踐中總結歸納的十種答辯方法。除此外，還有許多好的方法，有些是採取以靜制動的策略，有些則積極主動尋找戰機。此外， 公訴人在法庭辯論中還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要從總體上注意掌握揭露與說服的關系，二是在辯論技巧上要注意掌握攻與守的關系，三是在答辯內容上要處理好簡與繁的關系，四是在營造辯論氣氛上，要注意對抗與合作的關系，五是在運用答辯語言上，要注意嚴謹與生動的關系，六是在答辯效果上，要注意打擊與保護的關系。這樣，才能觀點明確，重點突出，取得預期的答辯效果。 作者簡介：張偉軍，現任甘肅省張掖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公訴處處長。2005年其與中國檢察官學院教授朱麗欣合著《公訴案件證據審查判斷與出庭實務》一書，由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2008年其所著《公訴人法庭辯論實務與技巧》一書，再次由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
⑷ 2012年刑事訴訟法最新修改中職權主義向控辯式的改革體現什麼規律
一、控辯平衡主義與新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一）控辯平衡主義的內涵
刑事訴訟中的控辯平衡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公訴方與辯護方在訴訟地位上的平等，具有對等的權利義務。在刑事司法中，一般分為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兩種訴訟模式。職權主義表現為糾問式司法，即在刑事司法過程中，裁法官及法院占據主要地位，此種模式多為大陸法系國家所採用。當事人主義表現為控辯式司法，法官處於消極的裁判地位，在司法過程中由控辯雙方進行相互攻守，最終由法官根據控辯雙方的證據情況及辯論情況最終裁定被告人所應當承當的刑事責任。廣義上的控辯平衡應當指在上述兩種不同的刑事訴訟模式中，控方與辯方達到平衡狀態，狹義上的控辯平衡僅指在當事人主義的刑事司法中，控辯雙方達到平衡狀態。控辯平衡在刑事司法中的實現，需要控辯雙方在刑事司法中切實發揮作用，並推動整個刑事訴訟過程的發展，因此，在當事人主義下討論控辯平衡才有研究的價值。
兩種不同的訴訟模式體現了兩種不同的刑事司法理念：國家本位和個人本位。從對於加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保護來說，當事人主義將代表國家的公訴方與辯護方置於平等地位，更加有利於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
（二）新刑訴法的人權保障要求與控辯平衡
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將最終和保障人權作為其基本任務之一，並貫徹在整個刑訴法修訂過程中。從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發展史來看，現行刑事訴訟加強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刑事訴訟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國家通過公權力的行使，按照法律的規定，對涉嫌犯罪的行為人進行定罪量刑。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爭，應當根據實際需要賦予司法機關應有的職權、手段，保證其能夠及時地發現犯罪事實和犯罪嫌疑人；同時帶有國家強制力的公權力的運行必然給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組織的權利帶來影響，為了保證人權，又必須對各項權力進行規制。在刑訴法的運行過程中，訴訟參與人不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還包括被害人、辯護人、證人等，公權力的運行同樣也可能造成對上述訴訟參與人權利的侵害。因此，刑事訴訟法人權保障的價值不能是僅指向犯罪嫌疑人，同時對其它訴訟參與人人權的保護，而此次新刑訴法的修改也正體現了這一點。
在本次刑事訴訟法在對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的地位進一步調整。如前文所述，只有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實現控辯雙方訴訟地位平等化對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權利有著積極意義。從此次刑訴法修訂中，體現控辯平衡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1）明確規定了司法機關應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2）加強了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進程的作用，提前了其介入階段（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詢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等規定）。（3）增加庭前程序。（4）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規定了簡易程序檢察機關應當派員出席法庭。
二、修改後簡易程序對實現控辯平衡的意義
本次刑訴法的修訂，對簡易程序的修改內容較多，修改的主要內容為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擴大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二是明確了簡易程序的限制適用情形；三是對簡易程序審判組織刑事的明確，四是規定了檢察機關必須派員出席法庭。
（一）簡易程序擴大化與控辯平衡
簡易程序本身的制度價值在於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訴訟效率。司法進程的縮短，有利於被告人盡早回歸社會角度。從簡易程序的制度設計來看，在被告人主動悔罪是適用簡易程序的前提。被告人認識到自身犯罪行為的有責性，是使得庭審得以降低控辯對抗程度的根本原因。對比修改前後的刑事訴訟簡易程序適用范圍，新刑訴法將「基層人民法院管轄案件」均規定為在符合條件下可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
有觀點認為，適用簡易程序的擴大化，可能會導致控辯關系的失衡。主要原因在於，簡易程序的適用要求被告人承認自己的犯罪行為，在庭審對抗中，被告人無法再以是否構成犯罪做出辯解。筆者認為，這並不能作為導致控辯關系失衡的理由。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規則規定如被告人如不認為自己構成犯罪，則應當終止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審理。相反，簡易程序適用的擴大化，將更加有利於控辯關系的平衡。簡易程序要求被告人承認罪行，並同意適用簡易程序，因此，簡易程序本身即保證了對被告人辯護權，給予了被告人是否行使對夠罪與否和罪輕罪重的辯護權。
（二）簡易程序公訴人出庭制度的控辯平衡意義
新刑訴法將原先關於簡易程序庭審的「人民檢察可以不派員出席法庭」變更為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員出席法庭。在新刑訴法出台前，多有學者意見批判簡易程序中，法官——公訴人——辯護人三角地位的失衡。在司法實踐中，如公訴人不出庭參與訴訟，對證據的質證，對罪行輕重的辯護，只有辯護人和被告人的意見，控辯平衡向辯護方傾斜。在司法實踐中，如被告人承認其罪行，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往往囿於輕刑輕重的辯護，而因檢察院未能派員出庭，往往對證據的調查過程中，法官不自覺的承擔了出示偵查機關所取得證據的角色。從表面上看，似乎是控辯雙方關系為傾向於辯護人與被告人一方，但從司法實踐上看，實際上對於辯護人的辯護范圍產生了不小的制約，並將辯護人與法官置於直接的沖突環境之中，反而更加不利益實現控辯關系的平衡。
新刑訴法要求檢察機關必須派員出庭參加庭審，其實為恢復了在庭審過程中的三角抗辯關系，恢復了法庭辯論的對抗性。從而將法官重新歸於居中裁判者的地位。檢察機關派員參與簡易程序庭審，對恢復控辯關系的平衡具有積極意義。
三、修改後簡易程序實現控辯平衡可能遇到的現實問題及解決路徑
（一）簡易程序啟動適用的問題
修改後簡易程序適用的最大特點在於將適用范圍擴大到所有基層檢察機關審理的案件。從司法效率上看，擴大適用簡易程序有利於司法效率的提高。但在司法實踐中，如果一味追求司法效率，可能導致漠視被告人、辯護人辯護權的現象出現。目前，我國基層法院所需辦理的刑事案件巨大，法官所面臨的辦案壓力較大。簡易程序適用的擴大化可能導致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通過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要求被告人和辯護人同意採用簡易程序審理。適用簡易程序的前提則是要求被告人承認所犯的罪行。此種情形下，作為簡易程序適用條件的「承認所犯罪行」異化為適用簡易程序的結果，被告人和辯護人的合法辯護權受到制約。這在新刑事訴訟法實施後，應當在司法實踐中加以注意並予以避免的。
（二）簡易程序檢察機關出庭的司法資源壓力
目前，全國檢察機關在司法資源上呈現出「人少案多」的矛盾，在一些經濟發達，案件數量多的地區，如北京、上海等地，基層檢察院司法資源不足和案件數量巨大呈現出突出的矛盾。新刑訴法實施後，要求每個案件（包括簡易程序）必須有檢察機關派員出庭，這一方面維護了庭審過程中的控辯平衡，但另一方面，對於檢察機關如何合理分配檢力資源提出了新的挑戰。另外，檢察機關在派員出席簡易程序庭審過程中，如何發揮好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功能，如何在簡易程序適用過程中，體現出控辯平衡，保護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是在新刑訴法實施後可能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
（三）對合理適用簡易程序和有效使用司法資源的建議
對於簡易程序的啟動，應當認真審查案件是否確實符合法律規定適用簡易程序的條件。檢察機關應當發揮法律監督職能，對在起訴時認為符合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應提出適用簡易。對法院認為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的，檢察機關應加強監督。此外，應當發揮好辯護人的監督作用，加強被告人與辯護律師的會見工作，使得辯護律師的意見能夠真實的反映被告人的權利訴求。
在檢察資源的合理利用上，2012年，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朝陽區檢察院等基層檢察員對於如何處理好簡易程序出庭要求已有了相關的實踐。公訴人值班制度等已在部分基層院開始正式運行。檢察機關統一安排固定的在法院值班檢察人員，參與當天審理的簡易程序刑事案件。這種方法有效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同時保障了在庭審過程中三角控辯關系的存在，有利於維護控辯平衡，保護被告人合法權利。但是，公訴人值班制度也存在劣勢：如何保障值班公訴人熟悉案情並切實發揮控訴職能，對庭審進行有效監督，是將來在司法實踐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⑸ 辯護制度的刑事訴訟法
目前《刑事訴訟法》對辯代理人的規定非常自信，非常注重人權。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託為辯護人：
(一)律師;
(二)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
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
第三十三條 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人。
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要求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及時轉達其要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託辯護人。
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託後，應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機關。
第三十四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三十五條 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
第三十六條 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第三十七條 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
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
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
辯護律師同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通信，適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規定。
第三十八條 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
第三十九條 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
第四十條 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
第四十一條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第四十二條 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
違反前款規定的，應當依法追究法律責任，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辯護人是律師的，應當及時通知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或者所屬的律師協會。
第四十三條 在審判過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絕辯護人繼續為他辯護，也可以另行委託辯護人辯護。
第四十四條 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委託訴訟代理人。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隨時委託訴訟代理人。
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親屬、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委託訴訟代理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訴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委託訴訟代理人。
第四十五條 委託訴訟代理人，參照本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執行。
第四十六條 辯護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託人的有關情況和信息，有權予以保密。但是，辯護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知悉委託人或者其他人，准備或者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應當及時告知司法機關。
第四十七條 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認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的，有權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或者控告。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或者控告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
⑹ 《析制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發展的因素》寫法建議
試論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內容提要]1996年我國新的刑事訴訟法頒布實施以後，對以前的刑事辯護制度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變，比如提前了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確定控辯雙方的平等地位、改變了法官的「先查後審」「先定後審」的不正確做法等。但是，通過幾年來的實踐，我們發現，除了這些已有的制度不能夠得到很好的執行外，還存在會見難、申請變更強制措施難、調查取證難閱卷難、採納律師的辯護意見難等不足，故為了建立、形成一個完整的刑事辯護體系，筆者認為還應當對上述的相關不足等作進一步完善，以與國際標准接軌。
刑事辯護制度，是現代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刑事辯護制度的不斷健全和完善，是刑事訴訟程序科學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標志。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訂以後我國刑事辯護制度達到了某種意義上的發展。但是，在實踐中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辯護制度又暴露出許多的不足等。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稱公約）明確規定了被追訴的人有權獲得辯護是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的《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准則》（以下稱准則）又進一步細化了上述權利。我國作為公約的簽署國和准則的簽字國，應當遵守公約的義務以及對准則的尊重，全面徹底的貫徹公約和准則的精神，找出目前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不足和差距並進行完善是當務之急。
一、刑事辯護制度概念的理論研究
（一）刑事辯護制度的概念
辯護制度是立法對貫徹落實辯護原則所採取的措施和方法的總稱[1].辯護制度起源於西方社會，它主要經歷過三個階段，即古羅馬的萌芽階段、中世紀的壓制階段和資產階級革命後的發展階段。在我國，辯護制度也經歷了三個階段，就是建國前階段、建國後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發展階段[2].在封建社會，我國就沒有辯護制度，在刑事訴訟中實行的糾問式的審判方式。到了清朝，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1901年清政府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中才規定律師參與訴訟的內容，賦予了當事人聘請律師辯護的權利。而關於律師的單行規定，則是從國民政府制定的《律師暫行章程》和《律師登陸暫行章程》中才開始出現。建國後，新中國的辯護制度不斷發展起來。1954年，在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中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在人民法院組織法中規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可以委託律師為他辯護。」這就從立法上肯定了辯護制度，律師制度也因此有了發展，後來由於歷史的原因被迫中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民主建設的推進，中國的刑事辯護制度得以恢復。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刑事辯護制度，後來又制定了大量的司法解釋、批復、通知等，對刑事辯護制度進一步作了明確。1996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修改，一直至今。
（二）刑事辯護的分類
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我國的刑事辯護分為三類，即自行辯護、委託辯護和指定辯護。其中委託辯護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者他們的近親屬，通過委託合同的形式，委託法律允許的人主要是律師為其辯護。這種辯護是刑事辯護制度中比較重要的制度內容。指定辯護是指遇到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時，法院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被告人指定律師為其進行辯護。
二、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現狀和存在的不足
1997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頒布，確實給人一種清風撲面的感覺，尤其充當刑事辯護主角的律師。然而經過一個階段的實踐，人們發現相關部門並沒有完全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去執行，而是各自站在部門利益的角度，相繼制定了超越法律之外的「解釋」來維護部門利益，使得《刑事訴訟法》無法得到全面的貫徹和落實，以至於形成目前的這種狀況。筆者試從律師的角度，將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現狀和存在的不足與缺陷歸納為「幾難」分說如下：
其一，會見難。修訂後的《刑事訴訟法》把辯護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由原來庭審前七日，提前到了偵查階段，即《刑事訴訟法》第96條所規定的「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受委託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兩院三部一委」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於1998年1月19日在《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進而明確了「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四十八小時內安排會見，對於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等重大復雜的兩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五日內安排會見。」在這一規定中，關於律師提前介入的會見使用的是「應當」一詞，要求相關部門在四十八小時和五日以內必須作出安排。可是在實踐中，相關部門並沒有完全照此執行，但均有一定的「理由」，其具體表現有：一是製造種種借口（或曰人員太忙沒時間，或曰承辦人已出差，或曰承辦人病假……），無限拖延，少則一周，多則十天，甚至到月余；二是會見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必須經過偵查機關同意。雖然兩院三部一委《規定》的第24條明確指出：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其聘請的律師不需要經過批准。」但在實踐中，由於把監視居住變成變相關押，把犯罪嫌疑人關押在一個固定的場所，律師的會見難上加難；三是律師單獨會見犯罪嫌疑人難。律師在偵查階段的單獨會見，立法作出了比較靈活的規定，即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但在實踐中，所有案件幾乎是全部派員在場，而禁止律師單獨會見。更有甚者，在審查起訴階段律師的會見，以及二審階段律師的會見，統統派員在場，一律禁止單獨會見。這一做法是同兩院三部一委的《規定》的規定是相悖的。《規定》第12條明確指出：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不派員在場；四是以本案涉及到國家秘密為由，不準律師會見。《刑事訴訟法》出於維護國家安全的考慮，對律師同犯罪嫌疑人的會見作出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兩院三部一委《規定》將「涉及國家秘密和案件」明確解釋為：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質涉及國家秘密和案件，同時還明確指出：對於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批准。但是，在實踐中許多辦案人員卻以「國家秘密」為借口，把「國家秘密」作出隨意性的解釋，將律師拒之門外，什麼刑事案件中的偵查行為都屬於國家秘密、追究刑事犯罪中的事項都叫國家秘密、經濟犯罪案件情況特殊、個別案件屬特案特辦，等等；五是對律師同犯罪嫌疑人的會見限定時間，限制次數，控制問話內容，禁止記錄等等，使會見流於形式，形同虛設；六是偵查人員未盡告知義務，使許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知道聘請律師，有的不為其提供方便，許多犯罪嫌疑人不會請律師，辯護律師不到位，談何會見！
⑺ 論述證據規則
證據規則是指在收集證據、採用證據、核實證據、運用證據時所必須遵循的准則。它不是一般的原則和制度，而是訴訟實踐中可以操作的尺度。長期以來，缺乏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證據規則，一直是我國刑事訴訟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國的證據規則，對於保障刑事訴訟法的有效運作，保證訴訟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證據規則的歷史發展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由於認識能力的局限，判斷證據主要使用神明裁判的方式。在這個階段，審判不需要盤問證人、逼取口供或者提取物證，惟一的判斷方法就是神的啟示，所以這時的證明是沒有任何規則可言的。
歐洲中世紀以後，法定證據制度代替了神示證據制度。法律明確規定了證據的判斷標准，法官只能根據這些規則來判定案件事實。沒有法律規定的證據，不能作出有罪宣告；如果具有一定的證據，不管審判者內心判斷如何，都必須作出有罪判決。因此，這一時期是完全依賴證據規則認定證據的。
十三世紀以後，英國建立了陪審制度，實行公開審理，並且由訴訟雙方互相對抗。為適應陪審審判的要求，保護被告人的利益，法律對證據的可采性開始重視，以防止無用或者不適當的證據出現在法庭上。這樣，對證據的可采性和判斷證據證明力的規定越來越具體，證據規則開始出現。
在英美法系，證據規則一般由三部分構成，即基礎性規則、證據排除規則及其例外。其中，基礎性規則以肯定的形式規定了何種證據具有證據資格，證據排除規則從否定的角度排除了具體材料的證據資格，證據排除規則的例外則從被排除的證據種類中又有選擇地賦予了部分材料的證據資格。因此，證據排除規則及其例外實質上是對基礎性規則的修正和補充。
在英美國家的證據法中，相關性規則被視為規范證據資格的「黃金規則」。根據相關性規則，除非法律另有規定，任何與待證事實具有相關性的材料都具有證據資格。為適應陪審團裁判制度，普通法傳統上又通過逐案經驗的日積月累進一步沉澱形成了一系列排除證據資格的具體規則。由於這些規則是在相關性基礎上排除了特定證據材料的證據資格，故此，可以被籠統地稱之為證據排除規則。
通過證據排除規則及其例外限定證明中可以運用的材料范圍，防止無關的、多餘的、容易被誇大的證據材料進入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訴訟證明中單個證據的可靠性，同時也有助於提高訴訟進程的秩序性和可預測性。但是，證據排除規則及其例外終究是以規則判斷取代了個人理性判斷，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規則判斷所必然產生的弊病。因此英美法系國家在證據可采性問題上，法官的作用和權力在不斷增強，證據的可采性開始越來越多地取決於法官的判斷和裁量而不是證據排除規則的預先規定。但這並不意味著證據規則的不重要。相反，證據規則仍然是規范證據資格的主要依據。因為，盡管法官有權排除依據證據規則具有證據資格的證據，他卻不能超越證據規則將排除掉的證據資料納入法庭調查程序。在此意義上，法官對證據可采性的判斷仍然是在證據規則約束下進行的，而且，在承認法官對證據價值進行評判的制度下，證據規則實際上是法律約束法官裁量權的最後防線。
在大陸法系國家，基於對法定證據制度中各種形式性規定的極端反感，對於案件事實的證明，立法一般不對各種證據材料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作為法庭證明的證據使用作具體的規定，而是授權法官根據具體的情況自行取捨。因此，在大陸法系國家，具體證據材料是否具有證據資格基本上是一個法官自由裁量的問題，殊少明確的證據規則可循。
從發展趨勢上看，兩大法系的發展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大陸法系國家，在強調法官裁量權的傳統上，開始通過立法確立了一定數量的規則，促進了證據資格的法定化。英美法系國家，則在證據規則的基礎上，賦予了法官廣泛的裁量權。由於二者的出發點不同，這種方向相反的發展卻縮小了兩大法系在證據資格問題上的差別，並逐漸形成了一些為多數國家所共認的證據規則。
國外立法中的主要證據規則
國外立法中的證據規則，從體例上來說，主要有英美法系的證據規則、自由心證的證據規則和有關國際公約中對證據規則的規定。這些規則中的基本內容都是在長期的訴訟中積累而成的，就其技術性而言，已經達到較高的程度，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並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予以借鑒。
（一）相關性規則
相關性是實質性和證明性的結合，也就是說，如果所提出的證據對案件中的某個實質性爭議問題具有證明性，那它就具有相關性。
在英美訴訟實踐中，對相關性的確認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例如，證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原則上被視為不具有相關性，但排除品格證據的要求也有一些例外，如對於證明被告作案目的和動機卻有證明作用的品格證據可能納入訴訟。
（二）傳聞證據規則
傳聞證據包括兩種證據資料：一是證人在審判日以外對案件事實所作的陳述；二是證人在審判日以他人感知的事實向法庭所作的轉述。傳聞證據規則即傳聞法則，是指原則上排斥傳聞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根據的證據規則。根據這一規則，如無法定理由，在庭審或庭審准備期日以外所作的陳述不得作為證據使用，記載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勘驗結果的筆錄、鑒定人製作的鑒定結論都不具有當然的證據能力。
之所以確立傳聞證據規則，主要是因為傳聞證據在訴訟中的使用剝奪了訴訟雙方對原始證人的詢問和反詢問的權利，違背了對抗制訴訟的基本精神。而且傳聞證據的使用也違反了刑事訴訟的直接審理原則，由於法官未能直接聽取原始證人的陳述，未能從陳述的環境和條件、陳述的內容和陳述時的態度、表情、姿勢等各方面情況對陳述的真實性進行審查，因而不利於法官獲得正確的心證。
當然傳聞證據規則也有例外。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如果絕對排除傳聞證據，實際上做不到。英美證據理論認為在具有「可信性的情況保障」和具有「必要性」的情況下，可以適用傳聞證據。一是具有「可信性的情況保障」，即傳聞證據從多種情況看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即使不經過當事人反詢問，也不至於損害當事人的利益。二是具有「必要性」，即存在無法對原始人證進行反詢問的客觀情形。因而不得不適用傳聞證據。如原始證人死亡、病重、旅居海外或去向不明等。
（三）違法證據排除規則
違法證據排除規則，主要是指在刑事訴訟中應當排除那些通過非法搜查和扣押獲取的物證的規則。對違法證據是否排除，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價值選擇。從保護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出發，那麼非法取得的證據材料應當排除。從追求案件的客觀真實並有效的實現國家的刑罰權出發，就要非法證據的效力。前者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中嚴守正當程序以保障基本人權的目的；後者體現了追求實體真實以懲罰犯罪的目的。美國是實行非法物證排除規則的主要國家，在美國，違法的、無根據的搜查和沒收所獲得的證據應當排除，通過違法證據所提供的線索進而發現、收集的其他證據也應當排除，這就是「毒樹之果」理論。但由於犯罪浪潮的沖擊，為增強有罪證據的力量，近年來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確認了規避排除規則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終或必然發現」的證據不適用排除規則；偵查人員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違法的，即出於「善意」也不適用排除規則。此外，最高法院還進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為必須與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一起衡量。也就是要對非法搜查所獲證據的取捨作利益權衡。
（四）自白任意性規則
自白任意性規則是指通過違法或不恰當的方式取得的並非出於陳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應當絕對排除。
自白任意性規則產生的根據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反對強迫性自我歸罪的價值觀念；二是鼓勵正當的警察行為；三是因為這一規則有利於在刑事訴訟中維持控辯雙方適當的平衡；四是防止判決受到不可靠的強迫性口供的影響。
違反自白任意性規則的情況，除刑訊逼供等極端方式外，還包括所謂「內在性逼迫環境」 以及「間接性強迫影響」等，前者如辱罵、恐嚇、長時間的審訊、未依法及時將嫌疑人交司法官員、未通知嫌疑人的合法權利或禁止其行使這些權利等等；後者如許諾不予起訴或放棄指控從而騙取被告供述等，這些做法由於違反了自白任意性規則，所獲口供原則上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五）反對誘導性詢問規則
反對誘導性詢問規則主要應用於法庭審理。所謂誘導性詢問，是指詢問者的詢問強烈地暗示證人按提問者的意思作出回答，如果詢問帶有誘導，這種詢問是無效的。
不過，這一規則在應用中有一些例外，如英美刑事庭審大致允許以下例外：1．在涉及與案件核心問題無直接關系的預備性或入門性事物時允許適用誘導性問題。例如：問：「你是在光宇公司工作，對嗎？」。2．當證人在接受直接詢問時作出與過去不一致的回答時，公訴人或律師可以根據證人過去的陳述提出誘導性問題，對證人進行質詢。3．在對理解能力有限的證人，如智力低下的人或孩子，進行直接詢問時也可以酌情使用誘導性問題。4．對於那些顯然可以啟發其記憶的證人可以適時提出誘導性詢問。這是指有些證人答案就在嘴邊卻想不起來，此時使用誘導性問題喚醒其記憶，在某些情況下（如徵得法官同意）是合適的。5．對鑒定人，即所謂專家證人，提出誘導性問題常常是允許的。6．對於對方或敵對的證人可以提出誘導性問題。因為在這種詢問之前證人已接受了非誘導性的主詢問，而且幾乎不存在這種證人接受誘導性問題中所包含的虛假暗示的危險。
（六）意見規則
意見規則就是要求證人作證只能陳述自己體驗的過去的事實，而不能將自己的判斷意見和推測作為證言的內容。因為認定事實、作出判斷是法官的職責，證人的責任在於提供材料，而不能代行法官的判定職能。
陳朴生在其所著《刑事證據法》舉兩例說明二意見規則適用的前提是區分事實和意見。一般說來，觀察體驗的情況為事實，推測、判斷的陳述為意見。但在某些情況下，二者關系密切，難以完全分開，因此，對於直接基於經驗事實的某些常識性判斷，不能作為意見證據加以排除。例如：1．相比較事物的同一性和相似性；2．某種狀態。如車輛的快慢，人的感情等心理狀態；3．年齡與容貌；4．氣候；5，物品的價值、數量、性質及色彩；6．精神正常與否；7．物的佔有和所有等。這些事實情況，實際上難以用非判斷方式來表達。
因此可能視為意見規則的現實性例外。
（七）最佳證據規則。
即認為原始文字材料（包括錄音、錄相、攝影材料等）作為證據其效力優於它的復製品，因而是最佳的。這一規則主要適用於書證。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和證據規則》對這一原則的規定大致可以概括為：
1、為證明文字、錄音或照相的內容，要求提供該文字、錄音或照相的原件，除非本規則或國會立法另有規定。原件包括該文字或錄音材料本身，或者由製作人或簽發人使其具有與原件同樣效力的副本、復本。照相的原件包括底片或任何由底片沖印的膠片。任何從電腦中列印或輸出的能准確翻印有關數據的可讀物，均為原件。
2、復製品可與原件在同等程度上採納，但對復製品是否忠實於原件產生疑問或以復製品替代原件採納將導致不公正的除外。復製品准確復制原件的副本。
3、在原件遺失或毀壞或無法獲得的情況下，不要求原件，關於該文書、錄音或照相內容的其他證據可以採納
三、我國確立證據規則的必要性
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的依據，證據問題是訴訟的核心問題，全部訴訟活動實際上都是圍繞證據的搜集和運用進行。在證據運用中，現代各國證據法雖然普遍認可自由心證制度，允許栽斷者根據理性和經驗對證據作出自由判斷，但由於訴訟證明過程存在利益價值的沖突，存在證據和事實認定上的矛盾，如果不確立一定的證據規則，將難以保證訴訟的效率和對案件客觀事實的正確認定。
我國過去的刑事審判是法官依職權推進的方式，很少有證據規則。由於沒有相應的證據規則，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於偵查階段所獲得的證據材料都可以在法庭上作為證據使用，法庭審理活動對審前活動不具有任何控制力，即使偵查機關的審前活動違法，法庭也無能為力。
第二，由於審前程序中形成的各種筆錄可以代替本人出庭作證，法庭對證據的調查核實具有極大的局限性。
第三，由於法庭調查的證據范圍極其廣泛，法官對此沒有必要的限制，漫無邊際的證據調查造成了訴訟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由於沒有證據排除規則，一些極易混淆視聽的證據也可能因其具備法定的表現形式而進入法庭調查程序，妨礙或誤導對案件事實的評價。
面對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以現行立法為基礎已經開始了創制證據規則的嘗試，並初步形成了一定數量的證據規則。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現有證據規則不僅在數量不能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而且證據規則的內容也過於粗糙，不具有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隨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我國刑事審判方式採用了「控辯式」的庭審方式，在控辯雙方直接向法庭舉證的情況下，庭審中的對抗性不斷增強、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也不斷強化，在這種情況下，確立和遵守必要的證據規則，對於指導當事人收集證據、保障庭審順利進行、提高訴訟效率；對於保證案件事實的真實回復，防止無約束的控辯；對於實現庭審的有序化，保證刑事訴訟的科學與有效的運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完善我國證據規則的原則和要求
建立、健全我國的刑事證據規則，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和要求。我國傳統上屬於大陸法系國家，案件的審理和裁判主要由職業法官負責，因此規范證據能力的證據規則數量不需要規定過多。對於實踐中急需規范的問題，如收集證據、排除證據、舉證和質證等問題，則應當規定完備的規則。同時，證據規則的建設還應當針對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並尊重我國的現實社會條件，注重證據規則的現實可行性。具體來說，完善我國刑事證據規則，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證據規則的建設，應當體現「控辯式」訴訟結構的要求。由於我國刑事訴訟向控辯式轉化，國外的上述經過長期的理論探索和經驗確證所認可的證據規則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義上可以被我們借鑒。其中一些內容，實際上在我們過去的訴訟實踐中已經確認或在我們的證據法理論上已經認可，如證據應當有相關性、口供應當補強、對通過嚴重違法所獲取的人證（被告口供、被害人陳述以及證人證言等）存疑甚至不用等。只不過由於訴訟制度的變革，我們需要將一些法律規范和一些實際做法上升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法律規則，同時應當適應制度的變化改變證據法上的某些操作方式並確立某些新的規則。
第二，證據規則的建設，應當符合我國的司法實踐。我國目前雖然採用了抗辯式的訴訟結構，但在訴訟過程中，法官仍保留了較大程度的職權運用。同時，在我國由於證人保護、證人作證補助等問題還沒有有效地解決，所以在證據規則的設計上，應當充分考慮這些因素。否則，再完善的規則也難以充分執行。
第三，證據規則的建設，應當配備相應的刑事訴訟程序。證據規則只能藉助排除的方式對證據的運用產生作用，一個有生命力的證據規則必須有輔助的程序制度作為保障。
⑻ 國外的證據規則對我國司法工作有何借鑒意義
參考下面一篇文章，希望對你的問題有所幫助
證據規則是指在收集證據、採用證據、核實證據、運用證據時所必須遵循的准則。它不是一般的原則和制度，而是訴訟實踐中可以操作的尺度。長期以來，缺乏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證據規則，一直是我國刑事訴訟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國的證據規則，對於保障刑事訴訟法的有效運作，保證訴訟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證據規則的歷史發展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由於認識能力的局限，判斷證據主要使用神明裁判的方式。在這個階段，審判不需要盤問證人、逼取口供或者提取物證，惟一的判斷方法就是神的啟示，所以這時的證明是沒有任何規則可言的。
歐洲中世紀以後，法定證據制度代替了神示證據制度。法律明確規定了證據的判斷標准，法官只能根據這些規則來判定案件事實。沒有法律規定的證據，不能作出有罪宣告；如果具有一定的證據，不管審判者內心判斷如何，都必須作出有罪判決。因此，這一時期是完全依賴證據規則認定證據的。
十三世紀以後，英國建立了陪審制度，實行公開審理，並且由訴訟雙方互相對抗。為適應陪審審判的要求，保護被告人的利益，法律對證據的可采性開始重視，以防止無用或者不適當的證據出現在法庭上。這樣，對證據的可采性和判斷證據證明力的規定越來越具體，證據規則開始出現。
在英美法系，證據規則一般由三部分構成，即基礎性規則、證據排除規則及其例外。其中，基礎性規則以肯定的形式規定了何種證據具有證據資格，證據排除規則從否定的角度排除了具體材料的證據資格，證據排除規則的例外則從被排除的證據種類中又有選擇地賦予了部分材料的證據資格。因此，證據排除規則及其例外實質上是對基礎性規則的修正和補充。
在英美國家的證據法中，相關性規則被視為規范證據資格的「黃金規則」。根據相關性規則，除非法律另有規定，任何與待證事實具有相關性的材料都具有證據資格。為適應陪審團裁判制度，普通法傳統上又通過逐案經驗的日積月累進一步沉澱形成了一系列排除證據資格的具體規則。由於這些規則是在相關性基礎上排除了特定證據材料的證據資格，故此，可以被籠統地稱之為證據排除規則。
通過證據排除規則及其例外限定證明中可以運用的材料范圍，防止無關的、多餘的、容易被誇大的證據材料進入法庭，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訴訟證明中單個證據的可靠性，同時也有助於提高訴訟進程的秩序性和可預測性。但是，證據排除規則及其例外終究是以規則判斷取代了個人理性判斷，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規則判斷所必然產生的弊病。因此英美法系國家在證據可采性問題上，法官的作用和權力在不斷增強，證據的可采性開始越來越多地取決於法官的判斷和裁量而不是證據排除規則的預先規定。但這並不意味著證據規則的不重要。相反，證據規則仍然是規范證據資格的主要依據。因為，盡管法官有權排除依據證據規則具有證據資格的證據，他卻不能超越證據規則將排除掉的證據資料納入法庭調查程序。在此意義上，法官對證據可采性的判斷仍然是在證據規則約束下進行的，而且，在承認法官對證據價值進行評判的制度下，證據規則實際上是法律約束法官裁量權的最後防線。
在大陸法系國家，基於對法定證據制度中各種形式性規定的極端反感，對於案件事實的證明，立法一般不對各種證據材料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作為法庭證明的證據使用作具體的規定，而是授權法官根據具體的情況自行取捨。因此，在大陸法系國家，具體證據材料是否具有證據資格基本上是一個法官自由裁量的問題，殊少明確的證據規則可循。
從發展趨勢上看，兩大法系的發展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大陸法系國家，在強調法官裁量權的傳統上，開始通過立法確立了一定數量的規則，促進了證據資格的法定化。英美法系國家，則在證據規則的基礎上，賦予了法官廣泛的裁量權。由於二者的出發點不同，這種方向相反的發展卻縮小了兩大法系在證據資格問題上的差別，並逐漸形成了一些為多數國家所共認的證據規則。
國外立法中的主要證據規則
國外立法中的證據規則，從體例上來說，主要有英美法系的證據規則、自由心證的證據規則和有關國際公約中對證據規則的規定。這些規則中的基本內容都是在長期的訴訟中積累而成的，就其技術性而言，已經達到較高的程度，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並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予以借鑒。
（一）相關性規則
相關性是實質性和證明性的結合，也就是說，如果所提出的證據對案件中的某個實質性爭議問題具有證明性，那它就具有相關性。
在英美訴訟實踐中，對相關性的確認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例如，證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原則上被視為不具有相關性，但排除品格證據的要求也有一些例外，如對於證明被告作案目的和動機卻有證明作用的品格證據可能納入訴訟。
（二）傳聞證據規則
傳聞證據包括兩種證據資料：一是證人在審判日以外對案件事實所作的陳述；二是證人在審判日以他人感知的事實向法庭所作的轉述。傳聞證據規則即傳聞法則，是指原則上排斥傳聞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的根據的證據規則。根據這一規則，如無法定理由，在庭審或庭審准備期日以外所作的陳述不得作為證據使用，記載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勘驗結果的筆錄、鑒定人製作的鑒定結論都不具有當然的證據能力。
之所以確立傳聞證據規則，主要是因為傳聞證據在訴訟中的使用剝奪了訴訟雙方對原始證人的詢問和反詢問的權利，違背了對抗制訴訟的基本精神。而且傳聞證據的使用也違反了刑事訴訟的直接審理原則，由於法官未能直接聽取原始證人的陳述，未能從陳述的環境和條件、陳述的內容和陳述時的態度、表情、姿勢等各方面情況對陳述的真實性進行審查，因而不利於法官獲得正確的心證。
當然傳聞證據規則也有例外。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如果絕對排除傳聞證據，實際上做不到。英美證據理論認為在具有「可信性的情況保障」和具有「必要性」的情況下，可以適用傳聞證據。一是具有「可信性的情況保障」，即傳聞證據從多種情況看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即使不經過當事人反詢問，也不至於損害當事人的利益。二是具有「必要性」，即存在無法對原始人證進行反詢問的客觀情形。因而不得不適用傳聞證據。如原始證人死亡、病重、旅居海外或去向不明等。
（三）違法證據排除規則
違法證據排除規則，主要是指在刑事訴訟中應當排除那些通過非法搜查和扣押獲取的物證的規則。對違法證據是否排除，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價值選擇。從保護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出發，那麼非法取得的證據材料應當排除。從追求案件的客觀真實並有效的實現國家的刑罰權出發，就要非法證據的效力。前者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中嚴守正當程序以保障基本人權的目的；後者體現了追求實體真實以懲罰犯罪的目的。美國是實行非法物證排除規則的主要國家，在美國，違法的、無根據的搜查和沒收所獲得的證據應當排除，通過違法證據所提供的線索進而發現、收集的其他證據也應當排除，這就是「毒樹之果」理論。但由於犯罪浪潮的沖擊，為增強有罪證據的力量，近年來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確認了規避排除規則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終或必然發現」的證據不適用排除規則；偵查人員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違法的，即出於「善意」也不適用排除規則。此外，最高法院還進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為必須與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一起衡量。也就是要對非法搜查所獲證據的取捨作利益權衡。
（四）自白任意性規則
自白任意性規則是指通過違法或不恰當的方式取得的並非出於陳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應當絕對排除。
自白任意性規則產生的根據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反對強迫性自我歸罪的價值觀念；二是鼓勵正當的警察行為；三是因為這一規則有利於在刑事訴訟中維持控辯雙方適當的平衡；四是防止判決受到不可靠的強迫性口供的影響。
違反自白任意性規則的情況，除刑訊逼供等極端方式外，還包括所謂「內在性逼迫環境」 以及「間接性強迫影響」等，前者如辱罵、恐嚇、長時間的審訊、未依法及時將嫌疑人交司法官員、未通知嫌疑人的合法權利或禁止其行使這些權利等等；後者如許諾不予起訴或放棄指控從而騙取被告供述等，這些做法由於違反了自白任意性規則，所獲口供原則上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五）反對誘導性詢問規則
反對誘導性詢問規則主要應用於法庭審理。所謂誘導性詢問，是指詢問者的詢問強烈地暗示證人按提問者的意思作出回答，如果詢問帶有誘導，這種詢問是無效的。
不過，這一規則在應用中有一些例外，如英美刑事庭審大致允許以下例外：1．在涉及與案件核心問題無直接關系的預備性或入門性事物時允許適用誘導性問題。例如：問：「你是在光宇公司工作，對嗎？」。2．當證人在接受直接詢問時作出與過去不一致的回答時，公訴人或律師可以根據證人過去的陳述提出誘導性問題，對證人進行質詢。3．在對理解能力有限的證人，如智力低下的人或孩子，進行直接詢問時也可以酌情使用誘導性問題。4．對於那些顯然可以啟發其記憶的證人可以適時提出誘導性詢問。這是指有些證人答案就在嘴邊卻想不起來，此時使用誘導性問題喚醒其記憶，在某些情況下（如徵得法官同意）是合適的。5．對鑒定人，即所謂專家證人，提出誘導性問題常常是允許的。6．對於對方或敵對的證人可以提出誘導性問題。因為在這種詢問之前證人已接受了非誘導性的主詢問，而且幾乎不存在這種證人接受誘導性問題中所包含的虛假暗示的危險。
（六）意見規則
意見規則就是要求證人作證只能陳述自己體驗的過去的事實，而不能將自己的判斷意見和推測作為證言的內容。因為認定事實、作出判斷是法官的職責，證人的責任在於提供材料，而不能代行法官的判定職能。
陳朴生在其所著《刑事證據法》舉兩例說明二意見規則適用的前提是區分事實和意見。一般說來，觀察體驗的情況為事實，推測、判斷的陳述為意見。但在某些情況下，二者關系密切，難以完全分開，因此，對於直接基於經驗事實的某些常識性判斷，不能作為意見證據加以排除。例如：1．相比較事物的同一性和相似性；2．某種狀態。如車輛的快慢，人的感情等心理狀態；3．年齡與容貌；4．氣候；5，物品的價值、數量、性質及色彩；6．精神正常與否；7．物的佔有和所有等。這些事實情況，實際上難以用非判斷方式來表達。
因此可能視為意見規則的現實性例外。
（七）最佳證據規則。
即認為原始文字材料（包括錄音、錄相、攝影材料等）作為證據其效力優於它的復製品，因而是最佳的。這一規則主要適用於書證。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和證據規則》對這一原則的規定大致可以概括為：
1、為證明文字、錄音或照相的內容，要求提供該文字、錄音或照相的原件，除非本規則或國會立法另有規定。原件包括該文字或錄音材料本身，或者由製作人或簽發人使其具有與原件同樣效力的副本、復本。照相的原件包括底片或任何由底片沖印的膠片。任何從電腦中列印或輸出的能准確翻印有關數據的可讀物，均為原件。
2、復製品可與原件在同等程度上採納，但對復製品是否忠實於原件產生疑問或以復製品替代原件採納將導致不公正的除外。復製品准確復制原件的副本。
3、在原件遺失或毀壞或無法獲得的情況下，不要求原件，關於該文書、錄音或照相內容的其他證據可以採納
三、我國確立證據規則的必要性
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的依據，證據問題是訴訟的核心問題，全部訴訟活動實際上都是圍繞證據的搜集和運用進行。在證據運用中，現代各國證據法雖然普遍認可自由心證制度，允許栽斷者根據理性和經驗對證據作出自由判斷，但由於訴訟證明過程存在利益價值的沖突，存在證據和事實認定上的矛盾，如果不確立一定的證據規則，將難以保證訴訟的效率和對案件客觀事實的正確認定。
我國過去的刑事審判是法官依職權推進的方式，很少有證據規則。由於沒有相應的證據規則，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於偵查階段所獲得的證據材料都可以在法庭上作為證據使用，法庭審理活動對審前活動不具有任何控制力，即使偵查機關的審前活動違法，法庭也無能為力。
第二，由於審前程序中形成的各種筆錄可以代替本人出庭作證，法庭對證據的調查核實具有極大的局限性。
第三，由於法庭調查的證據范圍極其廣泛，法官對此沒有必要的限制，漫無邊際的證據調查造成了訴訟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由於沒有證據排除規則，一些極易混淆視聽的證據也可能因其具備法定的表現形式而進入法庭調查程序，妨礙或誤導對案件事實的評價。
面對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以現行立法為基礎已經開始了創制證據規則的嘗試，並初步形成了一定數量的證據規則。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現有證據規則不僅在數量不能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而且證據規則的內容也過於粗糙，不具有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隨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我國刑事審判方式採用了「控辯式」的庭審方式，在控辯雙方直接向法庭舉證的情況下，庭審中的對抗性不斷增強、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也不斷強化，在這種情況下，確立和遵守必要的證據規則，對於指導當事人收集證據、保障庭審順利進行、提高訴訟效率；對於保證案件事實的真實回復，防止無約束的控辯；對於實現庭審的有序化，保證刑事訴訟的科學與有效的運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完善我國證據規則的原則和要求
建立、健全我國的刑事證據規則，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和要求。我國傳統上屬於大陸法系國家，案件的審理和裁判主要由職業法官負責，因此規范證據能力的證據規則數量不需要規定過多。對於實踐中急需規范的問題，如收集證據、排除證據、舉證和質證等問題，則應當規定完備的規則。同時，證據規則的建設還應當針對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並尊重我國的現實社會條件，注重證據規則的現實可行性。具體來說，完善我國刑事證據規則，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證據規則的建設，應當體現「控辯式」訴訟結構的要求。由於我國刑事訴訟向控辯式轉化，國外的上述經過長期的理論探索和經驗確證所認可的證據規則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義上可以被我們借鑒。其中一些內容，實際上在我們過去的訴訟實踐中已經確認或在我們的證據法理論上已經認可，如證據應當有相關性、口供應當補強、對通過嚴重違法所獲取的人證（被告口供、被害人陳述以及證人證言等）存疑甚至不用等。只不過由於訴訟制度的變革，我們需要將一些法律規范和一些實際做法上升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法律規則，同時應當適應制度的變化改變證據法上的某些操作方式並確立某些新的規則。
第二，證據規則的建設，應當符合我國的司法實踐。我國目前雖然採用了抗辯式的訴訟結構，但在訴訟過程中，法官仍保留了較大程度的職權運用。同時，在我國由於證人保護、證人作證補助等問題還沒有有效地解決，所以在證據規則的設計上，應當充分考慮這些因素。否則，再完善的規則也難以充分執行。
第三，證據規則的建設，應當配備相應的刑事訴訟程序。證據規則只能藉助排除的方式對證據的運用產生作用，一個有生命力的證據規則必須有輔助的程序制度作為保障。
⑼ 庭審方式除了控辯式還有什麼方式
1、庭審就是開庭審理：是指人民法院於確定的日期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照法定的程序和形式，在法庭上對案件進行實體審理的訴訟活動。
2、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有多種審理方式，除了控辯式庭審之外，還有書面式審理和問詢式審理，這兩種審理方式多用於二審案件。
⑽ 刑事案件辯方如何對控方證據質證
轉載他人論文一篇，供參考。
關於刑事庭審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於1998年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8條又進一步規定：「證據必須經過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從廣義上說，質證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由法律允許的質證主體對包括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在內的各種證據採取詢問、辯認、質疑、說明、解釋、咨詢、辯駁等形式，從而對法官的內心確信形式特定證明力的一種訴訟活動。狹義的質證，主要指在庭審過程中由訴訟當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證據進行的對質、核實等活動。質證的本質特徵在於「質」，即對證據的質疑和質問，而且這種「疑」和「問」都帶有當面對抗的性質。雖然在質證的過程中可能要對證據進行辨認、說明和解釋，但是這些行為並不代表質證的本質特徵。由此可見，質證雖帶有審查證據的性質，但並非所有對證據的審查都屬於質證。對本方證據的審查不屬於質證的范疇，從中立角度對證據進行的質疑和質問才是質證，才體現了質證的本質特徵。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證據必須在法庭上公開出示並經公開質證才能予以採納，這表明我國已在刑事訴訟立法上確定了質證是刑事庭審的必經程序。但從當前我國的刑事訴訟實踐來看，公訴人提出的證據一般較少受到激烈的盤詢和質疑，而法庭上公訴人對辯護方所舉證據卻鮮有高質量的質詢，質證程序並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目前我國法學界對刑事質證的概念尚未達到一致的盾法，可謂眾說紛紜。較早的法學詞典對質證的定義是：「指出問題，要求證人作進一步的陳述，以解除疑異，並確認證明作用的訴訟活動，是審查和核實證人證言的一種方式」，或是「在刑事審判的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辯護人在法庭上對與證人證言有關的疑難問題，以提問的方式進行核實查證的訴訟活動。
對制裁證要領的爭議主要是關於質證對象范圍方面的分歧，即在質證程序中「被質疑證據」的范圍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三類觀點：第一類認為質證對象僅限於證人證言；第二類認為質證對象為所有證據；第三類認為質證對象是與實物證據相對立的言詞證據。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趨向於贊同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的觀點。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等一類言詞證據的盤詢質疑僅僅是質證制度中較特殊的一部分內容。筆者認為質證對象應為一切證據。
據此筆者認為刑事庭審質證的概念是：指刑事庭審過程中，在法官的指揮下，控辯各方對當庭舉出的所有證據相互進行質疑和辯駁，以此為法官的認證提供依據的訴訟活動。
二 刑事庭審質證的法律關系
法律制度一經確立後，即在相關領域形成了特定的法律關系。質證制度一經確立後，就在控辯雙方及相關的證人、鑒定人等接受質詢的人之間形成了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對該種程序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妨稱為質證法律關系。由於法律關系是法律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化，因此通過對質證法律關系的剖析，能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了解這一制度的本質。
對於一切法律關系而言，其都不外乎由主體、客體和內容三要件構成，質證法律關系也不能例外。因此，對質證法律關系的認識也就是對其所含的諸構成要件的認識。
（一）、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
在刑事質證活動中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是刑事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其范圍包括：1、檢察官（當事人）。在英、美法系檢察官也是當事人，本文只就大陸法系做一探討。檢察書在提起刑事訴訟後即代表國家對犯罪行使訴訟權，對被告人是否有罪有指證的責任。因此，檢察官必須通過對各類證據進行質證，合理排除被告人無罪的所有疑點。當事人是指與案件的審理結果有利害關系的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當事人包括被告人、被害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和被告。由於當事人與訴訟的結果有最終的利害關系，因此，當事人對訴訟證據應有質證的權利。2、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有根據事實和法律，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都應當減輕、免除處罰的責任，因此通過質證排除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是辯護人維護被告人權利的重要手段。訴訟代理人受當事人委託參加訴訟，在受託范圍內為維護委託人的利益，也應有質證的權利。此外，由於質證是一項對法律專業和訴訟技能互相配合的訴訟活動，因此，作為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實際上在質證活動中要發揮比當事人更大的作用。3、接受質證的人。在以人證作為證據方法的場合，提供證詞的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鑒定結論、勘驗筆錄作為證據的，鑒定人、勘驗人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物作為證據方法的，負責收集物證的偵查人員以及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等與證物有關的人均有可能是接受質證的人，如以書證、視聽資料作為證據的，收集證據的偵查人員、以及該書證、視聽資料本身的製作者及其它等與證據相關的人員是接受質證的人。
對於未成年人能否成為質證的主體，法律上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由於未成年人能夠在其認識范圍內作證，因此，在其作證的范圍內應當有接受質詢的義務。如果未成年人作為被告人，由於法律同樣賦予其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因此，其應有對證人及相關人員就證據問題進行質詢的權利。
對於上述人員作為質證法律關系的主體在理論上應不會有太大的爭議，爭議主要體現在審判人員能否作為質證的主體。因此，要從質證的本質和審判人員的職責進行分析。質證在本質上運用質詢、辯論等對抗的方式來揭示證據證明力的活動，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說服審判人員採納某一證據作為判決的依據。而審判人員的職責是對於質證的結果進行「認證」。而審判人員的職責是對於質證的結果進行「認證」。在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會就證據的某些問題進行發問，但是這只能是「認證」權的延伸，其范圍只限在控辯雙方在質證的范圍內，未能表述清楚，或者審判人員未能聽清的內容。也就是說審判人員不是質證的主體，但是其對質證活動應有監督權和指揮權，以確保庭審活動有秩序、高效率地進行。
（二）、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
即是質證這一訴訟活動的訴訟標的。對於刑事訴訟的全過程而言，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是本案的訴訟標的。但對於質證這一特定的訴訟活動而言，其訴訟標的就是特定的，即某項證據資料在訴訟中的證明力。通常情況下，凡是規定能夠作為證據資料的，都必須經過質證才能確定其證明力大小，並作為裁判的依據。對此也存在例外的情況，例如：某些常識、顯而易見的事實、可以根據已知的事實簡單推理得出結論等，無須經過質證就可以被裁判所採納。此外，根據我國證據學來說，證據必須同時具備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三性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因此，證據資料的證明力大小應由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所決定。因此，質證法律關系的客體也就是證實證據資料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
（三）、刑事庭審質證法律關系的內容
是控辯雙方和接受質詢的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這種權利義務關系是相對應的關系，一方主體在行使質證權利的同時也就是另一方主體履行受質問義務的過程。在控辯雙方和證人之間是質詢和受質詢的關系。通常情況下，受質詢的人有回答控辯雙方提問的義務，對涉及個人隱私的問題有權拒絕回答，其次，對控辯雙方而言，同時有向對方進行質證的權利和回答對方質詢的義務。
三 刑事庭審質證的基礎規則
借鑒國外的有關立法規定，結合我國刑事司法的實際情況，筆者以為在我國的刑事庭審質證程序中應確立以下的基本規則。
（一）、充分質證規則
這是最重要的基本規則之一，也是實現控辯各方質證權利的根本保障。主要內容是：一是指所有證據材料都必須經過在庭審中控方（包括公訴人、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等）、辯方（包括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辯認、質疑、說明、解釋方能作為定案根據；二是指每個證據都應該給予控辯雙方對其進行充分的辯論、駁斥的機會。
（二）、嚴格程序規則
這是保證質證活動順利進行的基本規則。其內容包括：庭審質證程序必須實行「誰舉證、誰主詢、誰答疑」原則，質證主體每一項質證行為都應當遵循法官的指揮，詢問必須經法官同意後才可進行，必須嚴格按照規定的詢問順序進行質疑等。如果一方違反規則，擅自詢問，或打斷對方的正常詢問，法官應予以制止，以維護法庭程序和質證的順利進行
（三）、證據中心規則
這是保證質證效率和效果的基本規則，主要指質證必須圍繞當庭當示的某些特定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等問題進行質證，在質證環節中不允許隨意地進行其它事實問題或法律適用等的辯論，質證必須對事不對人，嚴禁一切借質證之名進行人身攻擊、惡意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隱私權的行為。
（四）、質證自願規則
一般來說，控辯各方是否質證以及對哪些證據進行質證被認為是質證主體的權利。主持和指揮質證程序的法官不適合去干涉控辯各方行使這種權利的自由，以保障刑事質證依照控辯各方的意願有序進行。當然，必須同時在立法上明確不質證和不能充分質證的後果，以促進質證主體積極有效進行使質證權。為防止故意的訴訟拖延，法官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對控辯雙方的證據進行詢問，但必須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而且必須嚴格限制。
（五）、禁止性規則
針對質證程序的特點，設計一些較具體的禁止性規則對於確保質證活動的順利進行和高效地實現質證目的非常必要。這類規則主要應包括禁止誘導性詢問、禁止質證已方證人和限制重復詢問規則等。
四 刑事庭審質證的模式
一般認為，刑事質證程序的模式從屬於刑事訴訟程序的模式，當前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程序的模式主要有三種：法官主質型、控辯方主質型和兼容型質證模式。
（一）、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
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主要在大陸法系國家適有。是在批判地繼承和改造糾問式訴訟形式的基礎上，並吸收英國的辯論式訴訟形式形成的混合式訴訟形式，其主要特點是注重發揮法官在質證中的作用，而不強調當事人在質證中的積極作用。這種模式下，法官擁有很大的職權，可以主動詢問被告人、公訴人。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各種證據。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在整個庭審過程中均以法官為中心，在法官的控制下開展詢問、調查，辦案的效率自然也就比較高，但是這一模式的弊端主要是庭審法官越俎代皰，削弱了公訴人的控訴職能，並且受到檢察機關的起訴材料的影響，難以客觀公正的聽取辯護意見，從而導致控、辯失衡，這對於查明案件真相、作出公正的判決是極為不利的。
（二）、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
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主要在英美漢系國家適用。在繼承和改造控告式訴訟的基礎上，形成了辯論式訴訟模式，其主要特點是：注重被告人、辯護人和公訴人、訴訟代理人在訴訟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強調控、辯雙方的力量平衡，賦予雙方當事人以平等的訴訟地位各自提出證據以支持自己的主張，法官只負責主持法庭辯論，處於消極仲裁者的地位，一般不主動直接調查收集證據，這種模式的優點是防止法官先主為主，在對案件進行審理之前作出預斷，這種模式強調遵守法定程序和注重被告人合漢權利的保護，因而更符合設立質證程序的本意，其缺點是：1、懲罰犯罪方面的力度不夠，並且難以把遵守法定程序和尋求客觀真實有效地結合起來。2、這種質證模式容易導致訴訟過分拖延，乃至降低訴訟效率。
（三）、兼容型質證模式
兼容型質證模式主要在二戰後的義大利、日本等國家被使用。是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和控辯方主質型質模式的有機融合，這種質證模式彌補了法官主質型質證模式存在過分強調法官的能動性，忽略和限制被告人及辯護人在庭審質證中的積極主動性，不利於辯護職能的發揮，不利於法官從正反兩個方面兼聽而明的缺點。同時也彌補了控辯方主質型質證模式存在的案件的審理過分依賴於控辯雙方的調查和辯論。因而，案件處理結果很可能會依賴於控辯雙方的經驗和辯論技巧，尋求客觀真實變成空談和這種質證模式容易導致訴訟拖延缺點，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點：控辯雙方在法官的指揮下進行質證，法官在庭審質證的過程中也並不是消極被動的。在公訴人、訴訟代理人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進行詢問以後，法官就案件的相關部分，可以在控辯雙方詢問結束以後作補充性詢問。兼容型質證模式的優點是吸取了前兩種質證模式的長處，兼顧了公平和效率，具有可借鑒性。
五 刑事庭審質證制度在我國的實施情況
（一）、漠視辯方權力導致控辯雙方在庭審質證中的地位不平等
據材料在偵查階段就已經開始形成，並固定成形，但這些證據作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根本不可能見到，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使律師能夠提前介入，幫助犯罪嫌疑人，但由於質證前司法機關對有些證據的採集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其本身的真假，作為辯方難以予以證實，即使是質證，也很難達到量明案件真相的目的。我國《刑事訴法》第93條規定：「犯罪嫌人對於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就強調了犯罪嫌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權，應當配合偵查機關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由於這種情況是在極為秘密的方式中進行的，外界根本無法知曉。實踐中，偵查機關採用刑訊副供的這種對他們來說奉為「捷徑」的方式獲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被告人在庭審質證時說這是刑訊逼供形成的，又怎麼去證實呢？這樣一來，質證的意義又有何在呢？相反，由於犯罪嫌疑人人身被限制，找尋證據的可能性很少，即使是其辯護人（在偵查階段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還沒有給律師一個明確的稱呼），由於法律沒有賦予其足夠的權力，獲取證據的渠道少之又少。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看到，律師在偵察階段是不享有調查取證權，雖然在審查起訴階段，法律賦予了律師這種權力，但這是有條件限制的。《刑事訴訟法》第37條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它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並且經被告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方的這種帶條件的權力同控辯方依靠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表現出來的結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單從證據材料數量的掌握上，辯方就已經處於絕對的劣勢，質證時極容易形成一邊倒的局面，這樣就會使質證這一庭審程序中極為重要的環節，往往流於形式，根本不利於查明案件真相，打擊犯罪，保障無辜的人不受追究。
（二）、證據展示制度對刑事庭審質證的影響
跟據我國司法實踐，刑事案件中，證據展示的范圍、方式、時間對於刑事庭審質證的作用的發揮具有直接的影響。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辯護律師只能『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而對於案件事實部分的證據仍在禁看之列，這對於辯方對案件事實和證據的了解和做抗辯准備不會起到有益作用，因此也顯得沒有多大的意義。而根據《刑事訴訟》第36條的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制的犯罪事實材料………」但此處規定的「犯罪事實材料」只能是《刑事訴訟法》第三者150條規定的「證據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復印件及照片。」控方在審查起訴時只向法院移交這部公材料，所以辯護律師通過法院所獲無幾，根本無法對控方證據材料作全面了解，從而影響辯方的辯護權的充公實現，最終導致質證失去了實際意義。
（三）、法官在刑事庭審質證活動中的作用
司法實踐中法官在法庭上對證據直接進行查問的仍然過多，去庭調查往往是以法官的職權詢問為主。法官甚至在庭前的調查和閱卷中就形成了對實體問題的預斷，從而使控辯雙方的質證實際上成了印證其預斷的表演。而且，法官在這種預斷形成的「內心確信」的驅使下，往往會對控辯雙方之間的質證活動持漠視態度，甚至對質證橫加干涉。
法官在庭審質證程序中的定位應主要是質證程序的指揮者和秩序維持者，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成為直接的質證主體。而為限製法官司的恣意，例外情況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具體來說，法官在質證中的作用應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法官擁有對質證的引導權。在當事人雙方或一方陷入案件枝節問題或偏離案件事實時，由法官加以引導，使詢問緊緊圍繞對裁決有決定和影響作用的事實和情節進行。其次，法官司應該保障控辯雙方具有均等的質疑、詢問機會。再次，庭審質證禁止性規則中規定的禁止權應當由法官來行使。
我國的訴訟制度還存在另一個突出的問題，即案件的最終處理要經過不出庭的庭長、審委會成員、院長決定。由於出庭的法官未必對案件的處理有最終決定權，這就直接影響到控辯雙方對質證的積極性。
（四）、證人出庭率低，導致質證的質量度不高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庭審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確立了「控辯式」庭審方式，要求證人原則上應當出庭，接受以交叉詢問方式進行的質證，必要時還要接受法官的詢問。從而使法庭能夠直接審查證人的作證資格，感知能力、記憶能力、表達能力，合理判斷主客觀因素對證人作證的影響，辯別證方的真偽。但是從我國的司法實踐來看，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庭做證的簡直是少的可憐。這種情況的出現導致法庭審理事實上深化了法官對控方卷宗筆錄的書面或口頭審查：由於證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均不出庭作證，法官對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的調查，僅局限於摘錄和宣讀控方卷所記載的筆尋。這種庭審方式使得質證變成了「紙上談兵」而流於形式。導致證人不出庭用出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而：1、法律規定不明，且相互矛盾，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對於條款中的「作證」是出庭作證還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員提供證人證言，沒有明確的規定。同時《刑事訴訟法》157條又規定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對未到庭的證人證言，應當當庭宣讀，然後審判人員應當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就算完事了。以上可以看出證人履行作證義務既可以出庭作證，當庭向法庭口頭陳述自己的所知道的案情，也可以不出庭作證，由司法人員其證言制定成筆錄在法庭上宣讀一下就可以了，在這種有選擇的情況下，容易造成成證人不出庭作證的現象。2、證人的義務與現任脫節，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作證是公民的義務，但是對於證人拒絕作證，卻沒有規定負什麼法律責任，受什麼懲罰，也沒有規定，對證人拒絕作證可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因此，證人不出庭作證時沒有任何後顧之憂。3、由於沒有具體的保護措施，沒有專職人員以及行之有效的保護機制，對證人的保護只停留在事後保護、人身保護、宣言式保護范圍內，忽視了對證人事前預防及財產方面的保護，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給社會大眾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時，個人最好的對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4、目前部分法官受自身素質影響，沒有充分認識到證人出庭的重要性，所以他們在執行證人出庭作證時採取消極應付的方法，認為證人證言已經在卷宗中出現，出不出庭都不礙大局，這樣一來質證也往往只是走過場，走形式。
此外，關於鑒定人、勘驗人、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質證的比例就更低了。
在此，筆者認為盡管嚴格要求每個案件都傳喚所有相關人員出庭接受質證是沒有必要的，但對一些重大、疑難案件，仍然有必要強調相關人員都要出庭接受質證，以保證判決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