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訴訟法

1. 沉默權的意義有哪些

沉默權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訊問或出庭受審時，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權利。在西方各國的刑事訴訟中，大都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權，並且被認為是受刑事追訴者用以自衛的最重要的一項訴訟權利。
積極意義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沉默權制度的積極意義，在於它徹底貫徹了「無罪推定」原則，鮮明地突出了控訴方的舉證責任，要求警察和檢察官必須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證據來證實犯罪，而被追訴者本人則無須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當然他更不必承擔協助警方和檢察官證明自己有罪的責任。

按照日本教授松尾浩也的解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主要有兩項權利：一項是辯護權（包括自行辯護和聘請律師幫助進行辯護），這可看做是「積極的防衛權」；另一項就是在接受官方訊問時享有沉默權，這屬於「消極的防衛權」。西方的一些學者認為，這兩項權利可以同時行使，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不講話，行使沉默權；他又可聘請律師為自己做無罪或罪輕的辯護，也就是同時以積極的態度和消極的態度行使防衛權。

在刑事訴訟中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勢必對警察的偵查破案和檢察官的指控犯罪造成巨大的障礙（以下我們還會詳細討論這個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對警察訊問提出了挑戰，從而為偵查權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它迫使警方去增加經費投入，改善裝備、設施，提高自身素質和增強取證能力。英美和歐洲大陸各國的訴訟實踐證明，警方為應對沉默權的實施，確實做了巨大的努力，並收到了明顯的成效。這是實行沉默權制度的最大好處。

另一方面，由於實行沉默權制度使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顯得微不足道，從而大大減弱了警方對口供的依賴心理，促使其改變原先寄希望於獲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進破案的偵查模式，並進一步導致警方為禁止刑訊逼供而採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極大地促進了警察隊伍的自身建設，它使刑事訴訟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這是沉默權帶來的又一大好處。

2. 沉默權的學術辨析

沉默權是英美法系對抗式訴訟的產物，它是個人本位主義的西方歷史文化價值觀在刑事訴訟中的體現。
按照西方個人權利本位主義的歷史文化傳統價值觀，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國家追訴機關（警察、檢察官）的訊問時享有拒不回答提問和保持沉默的權利，是為了構造原、被告平等的訴訟結構，體現了「保護弱者」的原則。在這種訴訟結構下，作為偵控機關的警方和檢察機關（控方），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方）是平等對立的雙方，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維護，就如同市場上做生意的買、賣雙方，一方要賣個好價錢，另一方則想討個最低價。警察和檢察官以國家和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和集體利益等名義來追究犯罪，力求能夠收集到充分、完整的證據，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繩之以法；而被追訴者則要盡量開脫罪責，逃避懲罰。這兩者都被認為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在這種對抗式訴訟模式下，沉默權便以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權力的對立物出現，成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抗國家追訴行為的擋箭牌。
沉默權的理論依據，是「反對自我歸罪」的原則，它植根於這樣一種觀念：個人尊嚴是—項與人性共存的自然權利，是個人作為人而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權利。按照這種理念，刑事訴訟是被追訴的個人同作為控訴方的國家之間的抗爭，由於國家機關擁有強大的權力，當事人顯然處於弱勢，因而根據西方所謂的「民主憲政」精神，必須約束政府的權力，保障個人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說，沉默權是維持政府與個人之間利益平衡的客觀需要。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沉默權制度的積極意義，在於它徹底貫徹了「無罪推定」原則，鮮明地突出了控訴方的舉證責任，要求警察和檢察官必須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證據來證實犯罪，而被追訴者本人則無須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當然他更不必承擔協助警方和檢察官證明自己有罪的責任。
按照日本教授松尾浩也的解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主要有兩項權利：一項是辯護權（包括自行辯護和聘請律師幫助進行辯護），這可看做是「積極的防衛權」；另一項就是在接受官方訊問時享有沉默權，這屬於「消極的防衛權」。西方的一些學者認為，這兩項權利可以同時行使，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不講話，行使沉默權；他又可聘請律師為自己做無罪或罪輕的辯護，也就是同時以積極的態度和消極的態度行使防衛權。
在刑事訴訟中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勢必對警察的偵查破案和檢察官的指控犯罪造成巨大的障礙（以下我們還會詳細討論這個問題），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對警察訊問提出了挑戰，從而為偵查權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它迫使警方去增加經費投入，改善裝備、設施，提高自身素質和增強取證能力。英美和歐洲大陸各國的訴訟實踐證明，警方為應對沉默權的實施，確實做了巨大的努力，並收到了明顯的成效。這是實行沉默權制度的最大好處。
另一方面，由於實行沉默權制度使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顯得微不足道，從而大大減弱了警方對口供的依賴心理，促使其改變原先寄希望於獲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進破案的偵查模式，並進一步導致警方為禁止刑訊逼供而採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極大地促進了警察隊伍的自身建設，它使刑事訴訟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這是沉默權帶來的又一大好處。 沉默權是對抗式訴訟結構的產物，其最初的適用范圍，主要是審判階段，即允許被告人在接受審判時保持沉默，故曰「審判沉默權」。當沉默權被引進庭審前的偵查階段後，其實際的功效就演變為犯罪嫌疑人對抗警察訊問的護身符。
按照英美法律的規定，為了偵破刑事罪案，警察有權傳喚任何人，並對其進行訊問，要求他們協助調查並提供證據。但是，根據「不得被強迫自我歸罪」的原則，當證人涉及可能使本人自陷其罪的問題時，他有權拒絕回答。因此，一旦被訊問人主張沉默權，警察就不得再對其進行訊問。
由此可見，沉默權是作為與警察的訊問權相抗衡的一項權利而存在的。
如前所述，沉默權的積極意義在於它可以制約政府濫用權力，減弱警方對口供的依賴程度，有利於保護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害。但是，沉默權又給警察偵破案件設置了巨大的障礙，使某些老奸巨猾的職業罪犯輕易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一旦將其推向了極端，必定對社會治安產生不利的影響。 米蘭達案 作為美國明示沉默權發端的米蘭達一案，就頗為滑稽。該案的大致情況是：1963年3月3日，一位18歲的姑娘被人綁架並遭到強暴，案發後她立即報案，並指認出犯罪嫌疑人為米蘭達。警察當即傳訊米蘭達，他承認了被指控的罪行並寫了供述書。法院依其供詞認定他犯劫持罪，判監禁30年；犯強奸罪，判監禁20年。米蘭達對判決不服提起上訴，理由是他的供詞是在壓力下編造的，警察並沒有告知他的供述將會成為對他不利判決的依據，並剝奪了他被審問時律師在場的權利。聯邦最高法院裁決警察的做法違反了憲法，因此米蘭達的供詞無效。由此確立了著名的「米蘭達規則」，要求警察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必須事先告知他有保持沉默不作回答的權利。
從另一起案例中，我們又會看到「米蘭達規則」是如何被適用的：1986年11月24日，一個叫帕米拉的10歲小女孩隨父母 去依阿華州的德茂恩市看摔跤比賽。在比賽進行中，帕米拉一人去廁所後再沒有回來。警察接到報案後，調查發現一個叫威廉姆斯的人可能是劫持者，有人曾見他在體育館外將一捆東西裝進一輛汽車。12月26日，德茂恩市警察接到鄰近達芬堡市警察局的電話，說威廉姆斯已向他們自首。德茂思市便派了兩名警察開車前去把他押解回來。在返回途中，一名警察對威廉姆斯說：「我希望你看看天氣，正在下雨，氣象預報說將要下大雪。我想你是惟一知道小帕米拉埋在什麼地方的人，如果雪一蓋，你自己也可能找不著了。我們何不去把她找到，她的父母也好在聖誕節前用基督教的喪禮把他埋了。」聽了警察的這一番話，威廉姆斯果然帶著警察來到他殺死並埋葬小帕米拉的地點，並在那裡挖出了孩子的屍體。法庭根據上述情況，判決威廉姆斯有罪。
按說本案的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法院認定被告人有罪盡在情理之中。但是，威廉姆斯不服判決提起上訴，其理由是：警察在押解途中所說的一番話，實際上就是審訊，而事先並未向他告知「米蘭達規則」。因此，審訊是非法的，因而判決結果必須推翻。聯邦最高法院同意被告人這一觀點，裁定推翻了原先的判決。
由於「米蘭達規則」把沉默權推向了極端，司法實踐中往往片面強調「正當程序」而不考慮案件的真實情況。許多已偵破的罪案，卻很難對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致使沉默權變成了庇護犯罪的避風港。沉默權完全忽略了對被害人的保護，使被害人遭受的損失和創傷難以得到補償。 口供作用 在人類數千年的法制文明進程中，對於口供在訴訟中作用的認識，經歷了大起大落的幾次變化。
在中世紀的歐洲各國，曾經把口供奉為「證據之王」、「證據皇後」；中國封建時代，則實行「斷罪必取輸服供詞」、「無供不錄案」的制度。總之，認為口供是認定犯罪時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證據，不管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只要取得了當事人的口供。就可據以定案，形成了「惟口供」的極端。
英國在17世紀確立了沉默權制度，其初衷在於減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讓控訴方承擔證明犯罪的舉證責任，由此而引起子整個訴訟制度的重大變革。但是，自從1966年美國確立了「米蘭達規則」後，又把沉默權推向了極端。按照這樣的程序設計，似乎不論在任何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無需講任何話，全靠警察去尋找客觀證據就可以證實犯罪。可惜，這種美好的願望終究未能全部實現。司法實踐表明：有許多案件，如果涉案的當事人在面對警察的訊問時一概保持沉默，則案情事實便根本不可能查清。
不錯，隨著現代科技日新月異地進步和大量高科技手段被運用於刑事偵查，警察機構的裝備日益改善，取證能力大大增強，對於某些常見的犯罪，如兇殺、強奸、搶劫、盜竊等罪案，由於有犯罪現場和大量的痕跡、物證，警察可以通過現場勘查和搜查、檢查，提取在現場上遺留的血跡、指紋、精斑、毛發、彈痕及有關的贓證，並根據被害人和證人的指認等各種客觀證據去揭露犯罪和證實犯罪，即使作案者閉口不講任何情況，也足以認定犯罪事實，並據此將犯罪人繩之以法。但是，隨著警察機構裝備的改善和取證能力的增強，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不斷的變著花樣，他們在與警察的周旋中不斷地總結經驗，反偵查能力也在逐漸增強，他們也更善於利用法律的漏洞來對抗偵訊。明示沉默權的實施進一步限制了警察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權，更使刑事罪案的偵破增大了難度。
尤其是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上形成了又一波巨大的犯罪潮流，恐怖組織犯罪、黑社會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迅猛發展並蔓延至全球，更給警方對付犯罪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下列各類案件，如果涉案的當事人在被警察拘捕後全部保持沉默，則案件很難偵破，更無法將犯罪者繩之以法：
【行賄、受賄案件】此類案件只是在雙方當事人之間極端秘密地進行的，收受錢款時只有二人在場，所謂「一對一」，可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果在案發後，行賄人和受賄人全都主張沉默權，一概閉口不講話，則根本不可能定案。
【僱傭殺人案】通常由主謀人（黑道中的行話稱「大老闆」）通過中間人僱傭兇手去殺害某人。案發後，直接行凶的兇手較容易抓獲，中間人也容易牽出來，但涉及到「大老闆」時，又成了類似於行賄案件中的「一對一」狀況。如果當事人保持沉默，則很難認定。
【毒品犯罪】買賣雙方自願交易，在隱蔽場所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沒有通常意義上的「犯罪現場」，也沒有「被害人」，又是另一種「一對一」。如果不是當場查獲，事後發覺時，如果當事人保持沉默，也難以認定。
【流竄犯罪】有些負案在逃的重罪案犯，流竄全國各地，被拘捕後不講真實姓名，使偵查、起訴、審判都遇到困難。
【集團犯罪】數人共同作案，警察抓住其中若幹人，另一些人在逃。如果被捕者都保持沉默，則逃犯的去向難以知曉，很可能繼續危害社會，且對被捕者也難以結案。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爆炸案，警察抓住了准備施爆的嫌疑人，但不知炸彈放置於何處，假如疑犯保持沉默，則隨時有可能爆炸，危及眾多人的生命安全；再如綁架案或拐賣人口案，警察捕獲了犯罪嫌疑人，但卻未發現被害人，如果不能立即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疑犯在被訊問時不開口說話，則被害人面臨生命危險。
諸如此類的罪案，如果賦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權利，讓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拒絕回答警察的提問，那就無異於捆綁住了警察的手腳，其結果只能是庇護罪犯甚至是慫恿犯罪。事實上，在某些共同犯罪或牽連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對於揭露案件的起因、背景、實施過程及同案犯之間的關系，往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時可能是最關鍵的證據。如果已經歸案的犯罪嫌疑人都保持沉默，案件的本來面目便無法查清，或者導致同案犯潛逃，使案件久偵難破，有的甚至會使本來可以制止的危害結果終於發生，造成大批無辜群眾的死傷。這些都是司法實踐中非常現實的問題。可見，實行明示沉默權制度，不僅有礙於偵查，而且是對被害人與公眾的安全完全不負責任，顯然是一種使權利失衡的有害的做法。
當今世界上暴力犯罪、有組織犯罪、黑社會犯罪、毒品犯罪、官員腐敗的貪污賄賂犯罪等日益猖獗，我們在重視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同時，更必須考慮如何加強對犯罪的控制能力。在刑事訴訟中，必須給偵查機關一些必要的權力與手段，使之能夠有效追究犯罪。
實行對嫌疑人訊問進行錄音、錄像制度。 毋庸諱言，對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過去在執行中確實出現過種種偏差，主要表現為：
一是對如實坦白了罪行甚至有立功表現的罪犯，該從寬的沒有從寬，反而加重了刑罰，致使許多犯罪分子不再相信黨和國家的政策，逼使其走向了頑抗到底的絕路。這對我們極其不利。
二是對坦白者一律免除刑罰，搞成了寬大無邊，造成對嚴重犯罪的打擊不力。
三是把正當的辯解一律當成「抗拒」，不問青紅皂白一概加重處罰。至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盛行所謂「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把是否「低頭認罪」作為決定懲罰的主要依據，那更是把本末倒置了。上述偏差是確實存在的，有的造成了嚴重的惡果。但問題並不是政策本身出了毛病，而是由於對這一政策理解錯誤，在貫徹執行中走了樣。
因此，當今社會不應該拋棄這一政策，而應當總結經驗教訓，重新對它作出正確的解釋，明確具體適用的條件，進一步引導大家去嚴肅認真地貫徹這一政策。即使在「嚴打」期間，對於如實供述了自己罪行的，該從寬的還應適當從寬；對於有立功表現的，還可以將功折罪，減輕甚至免除其刑罰；對於在犯罪後毀滅證據、互相串供、製造偽證甚至嫁禍於他人的，必須從嚴懲處。
正確實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可以給業已走上了犯罪道路的人留下一條悔罪自新之路，也有利於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尤其是對黑社會性質有組織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以及貪污賄賂等犯罪，更能發揮其攻心奪氣、搗毀其團伙的功效。 其實，即使在西方各國，盡管沒有像中國這樣明確地概括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但在各國的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中，大都體現了類似的精神。例如：各國刑法大都規定了對自首者可以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對拒捕或襲擊警察的加重處罰；有的國家在允許被告人保持沉默的同時，又規定對作虛偽陳述或嫁禍於人的，要再加一個偽證罪或蔑視法庭罪的新罪，以加重對其懲罰。凡此種種，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與中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卻可謂「異曲」而「同工」。
英國自從1994年對沉默權實行變革以後，規定警察在訊問犯罪嫌疑人之前，先告知其有沉默權，隨後又加上一段很長的「但書」，實際上也就是對被訊問人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讓他好好地掂量掂量，考慮是否要與警方對抗。其實際的效果，也近似於中國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美國在進入法庭審判階段，允許控辯雙方的律師就案件的事實、證據和如何定罪量刑在庭前交換意見，俗稱「辯訴交易」，實際上也就是採用鼓勵被告人認罪的方式來換取較輕的處罰。對於某些同案犯的罪行還可以進行豁免，以換取他對首犯、主犯的罪行作證。反過來說，假如被告方堅持作無罪的抗辯，那麼，經過法庭審判並定罪後，面臨的將是比庭前認罪較重的處罰，這不也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嗎?
綜上所述，對於過去幾十年行之有效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理應繼續堅持，切忌輕言廢棄不用。

3. 日本有哪些好看的偶像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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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司法如何精密

前一段時間，日本著名刑事訴訟法學者松尾浩也教授在為其專著《日本刑事訴訟法》舉行的中文版首發式上，向我們介紹了最近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發展與走向。其間，一個中國學界已十分熟悉但又研究不多的學術名詞———精密司法突然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精密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精確細密。詞典為其搭配的片語是：精密儀器、精密的觀察是科學研究的基礎。在科學研究中及日常使用中，精密一詞更多的被用在了自然科學領域。特別是工程機械類中，對精密一詞的使用更為頻繁。小到手錶，大到導彈。幾年前的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和十幾年前的海灣戰爭中，「精密制導」、對敵目標的「精密打擊」的導彈給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現今精密又和司法結合在了一起，「精密司法」又是什麼意思呢？
精密司法，在刑事訴訟法學界是一個用來形容日本刑事司法程序的專有名詞。它意指一種嚴密而精確的司法程序。這種程序最明顯的標志在於其非常之高的有罪判決率。在精密司法的控制下，日本的檢察官將案件起訴到法院以後，獲得有罪判決的比例可以達到99%。而這僅為精密司法的一個外在的表現，如此之高的有罪判決率還是要以檢察機關對案件的嚴格審查、控制為前提。以此對被告人的權利提供最大程度的保護。因此，在我看來，精密司法這一概念下所蘊藏著更為重要的內容，還是整個司法結構設計的精密化、司法程序運行過程的精密化。以此來保證司法程序的合法性、司法結果的正確性乃至司法本身的正當性及正義性。
1997年我國《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一次較大的修改，將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的條文從164條增加到了225條，且不說法律條文規定是否准確和確定，從法條數量的增加上，應當說是一個進步。畢竟如果沒有足夠的法條作為支撐，司法結構設計及司法運行程序的精密是無從談起的。但實際上區區225個條文還並不能滿足刑事司法精密化的要求。日本的《刑事訴訟法》共506個條文；我國所師從的大陸法系國家，德國刑訴法有477條，法國更是有803條。兩相比較，可以看出，相較與那些法治較為發達的國家，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是顯得有些「單薄」了。難以想像，立法技術明顯高於我國的法治發達國家仍需要四五百個條文來規定的《刑事訴訟法》，在我國僅需225個條文就可以涵蓋方方面面。素有「小憲法」之稱的《刑事訴訟法》若如此的簡單、粗略，也就難怪我國的刑事司法程序總是存在大量的問題，在保障人權、實現程序正義等方面難以發揮其應有功效了。
近年來，刑事司法實踐中層出不窮的問題使得我國的立法者、司法實踐部門以及學者們已經逐漸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問題的存在及需要解決已不存在疑問。需要關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的解決這一問題。曾經有學者認為，我國的司法解釋可以很好地解決法律規定不夠「精密」的問題，以至於一時間司法解釋大行其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部門紛紛就本部門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作出司法解釋。相關的司法解釋達到一千五百多條，使得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反而湮沒其中，司法解釋成為了刑事司法程序中「隱性的法律」。然而，以司法解釋為解決我國刑事司法欠缺精密性的良葯雖然有一定的功效，但更多的是因其先天不足而給我國刑事司法帶來的「副作用」。首先是其以司法權凌駕於立法權之上；甚至以行政權凌駕於司法權、立法權之上。現行法律被虛置，司法解釋擁有最高話語權。這無疑將使人們對司法解釋本身的「合法性」產生懷疑。其次，司法解釋由不同的主體分別作出，必將導致令出多門，出現適用混亂也就不可避免，出現沖突時如何解決又成為一個新的問題。同時，由於司法解釋作出時，各部門之間不可能進行最全面的溝通，仍然無法解決司法程序出現漏洞的問題。
因此，在我看來，要使我國的司法程序更為精密化、科學化，重新修改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應當是一個更加可行的方案。《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被列入人大的「十五」立法規劃也正印證了這一想法。應該如何修改現行《刑事訴訟法》又成了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在我看來，此次的《刑事訴訟法》再修改除了在訴訟模式、證據立法、對法學研究成果及國際條約的吸收、司法解釋的整理方面有所作為之外，法律條文在數目上的突破也應當是我們關注的焦點。如上文所述，一部法律是否精密，與其法條的數量是有一定關系的。法條當然不是韓信點兵，但由於文字的多義性，使得法條必須達到一個適當的數量。在我看來，將來的《刑事訴訟法》應當需要有四百到六百條文，才有可能准確地表達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才有可能使整部法律可以基本上涵蓋所有一般性的法律問題。以確保不會出現法律一頒布就需要大量的司法解釋「保駕護航」才能得以運行的尷尬局面；也才能保證刑事司法實踐中有一個更有操作性、實用性的法律規范；確保司法運行自身的統一性；確保刑事訴訟法理論中的那些保障人權、實現程序正義等價值能有一個堅實的成文法律的支撐。如此，才能保證我國的刑事司法能夠朝著精密的方向進一步發展，使得我們的刑事司法的構建更加科學、合理。